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这边宋哲元一有动静，何应钦也即刻让人给老冯通气，表示如果他能撤销同盟军的话，下来后可以去做全国林垦督办，干点实业什么的。

　　老冯思前想后，答应了，同时他还提了若干条意见，其中就有让宋哲元回察省任主席一条，也算很够意思。

　　北平政整会正式成立后的那一天，重点讨论的议题就是这个：要不要同意冯玉祥的意见。

　　结果当然是同意。只要老冯能把同盟军撤掉，怎么着都行。

　　大家都松了口气，看起来事情算是摆平了。北平军分会和政整会令也发布命令，让宋哲元回张家口就任察省主席。

　　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宋哲元都认为事情已经摆平的时候，忽然风云突变。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20日，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等26名抗日同盟军将领发布通电，宣布同盟军不仅不会撤，还要帮中国人争口气，先收复它几个失地再说。

　　接着，老冯发出声明，表示自己决不离开张家口，就算不做高官也要抗日到底。

　　事情发生变化，当然是有些缘由的。

　　老冯的脾气，想要干起来的事从来没有半途收工的道理。

　　庞瘸子，一小辈耳，不管是五虎将，还是十三太保，老西北军的哪个排行榜都轮不上这小子，我会怕他？至于什么全国林垦督办，更是扯蛋的事，一个军人就是要带兵打仗，当那么些个文绉绉的官有什么意思，先前别说这个了，“内政部长”怎么样，汪精卫递过来的，看都没看就回掉了！

　　之前老冯意志不坚，其实是因为他跟同盟军中的另一个顶尖人物方振武闹了点意见。

　　同盟军成立后，冯玉祥是总司令，方振武却还是“抗日救国军”的总指挥，也就是说冯是老大，方是小弟，这让把全部家财都投进来的方振武多少有些不高兴。同时，“抗日救国军”剩下来的那个师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来到张家口后，由于粮饷都由冯玉祥直拨，他就觉得自己应该直属冯玉祥领导了，换句话说，他要跟方平起平坐，而后者，自然是方振武无法容忍的。

　　经过这个师长这么一挑拨，冯方的关系马上紧张起来。两人不仅互不见面，闹得最僵时，据说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指挥部都是整天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不是防鬼子，而是防冯玉祥！

　　不过，方振武一片苦心，抛弃个人的一切来做抗日这件事，自然还是懂得孰轻孰重的。最后，在众人的解劝之下，二人终于捐弃前嫌，谈到了一块。

　　方振武表示，自己愿听从“冯先生”的指挥，马上到前线去。

　　冯玉祥也下定决心，不再依守和宋哲元的前约。

　　见老爷子如此，宋哲元可真没法子了，何应钦派人来逼问，他就干脆托病到北平西山躲了起来。

　　别跟我再说察哈尔，我生病了，哪也不能去，这总可以了吧。你们自个玩去。

　　（558）

宝宝寒

　　对宋哲元来说，本来躲一躲是万般无奈情况下的权宜之计，没想到何应钦一时间还真拿他没了办法，这让他从中尝到了甜头，自此就变成了“三十六计躲为上”的行家里手，一遇到搞不定，或者没法搞的事，条件反射地马上想到了这一招。

　　同盟军将领发布通电的第二天，被冯玉祥分别任命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和总指挥的方振武、吉鸿昌就实践诺言，率部出征，挥剑直指察北（察哈尔北部）。

　　重光蔡后来承认，继侵占东三省后，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就有了进一步拓展“满蒙疆域”的计划，这个计划就叫做“对华北工作”。如果展开来，该计划又可以分为两小项，其中之一是在河北平津的“华北工作”，另一个即为“内蒙工作”。

　　自热河战役后，所谓的“内蒙工作”已经算是成功了一半——包括热河在内的东蒙被划入了“满洲国”领域。下面，他们就要打西蒙的主意了。

　　察哈尔作为西蒙最北的一个省，首当其冲进入日本人的视线。在长城抗战时，察北一带由孙殿英防守，不过很快就失陷了。随着《塘沽停战协定》的签定，关东军不得不暂时撤离察北，留在这里给他们看家护院的实际是满蒙伪军。

　　开始几个伪军驻防的小县城都不经打，同盟军又士气正盛，特别是外号人称“吉大胆”的吉鸿昌，每遇战斗激烈时，往往身先士卒，袒臂冲杀，所以这些县城很快就被收复了，直到兵临多伦城下，碰到了李守信。

　　这个李守信起了个汉名，但实际上是个汉化了的蒙古人。他原来驻守热河门户开鲁，是东北军崔兴武17旅下面的一个团长，属于汤玉麟的部队。

　　在热河之战还没打响之前，崔兴武和关东军就勾勾搭搭，不清不楚。等到听到关东军要打过来了，日本兵的影子还没看到一个，他就跟汤二虎一样，弄了300辆车，把他的家眷和金银财宝先给拖走要紧，全然顾不上什么抵抗不抵抗，开鲁也就这样顺顺当当地被日本人给“接收”了。

　　与姓崔的草包比起来，李守信是能打打仗的，著名的嘎达梅林起义就是被这小子给镇压掉的。他为人很有心计，知道拉拢人心。日本特务曾送给他1万多元“机密费”，他都主动掏出来买鞋子发给士兵，因此到后来，部队都听他的，实际上把崔兴武给架空掉了。崔兴武本身就是个守财奴，见此情景，也就索性扔下部队，带着他的万贯家财到“满洲国”做“顺民”去了。

　　李守信系胡子出身，平时信奉的教条就是有奶便是娘的那一种。他一边败退，一边观察着两边动静，做着首鼠两端的打算。等到长城抗战失败，签了《塘沽停战协定》，他看到日本人得势，马上沿着崔兴武给他打通的那条路，正式投向日本人，使自己成了名正言顺的伪军。

　　在吉鸿昌的同盟军没打过来之前，多伦有三股伪军，从东北过来的是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其它是新投敌的刘桂棠和李守信。

　　（559）

宝宝寒

　　多伦号称“塞外明珠”，既是内蒙的寺庙之都，又是商业之都。《乔家大院》、《走西口》里面的天下第一商帮——晋商当时就会聚此处，坐地行商，行一时之盛，那油水自然是多得不得了。三支伪军的头目偏巧都是做胡子出来的，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看到好食就抢，所以马上就翻脸打了起来。其中刘桂棠做胡子时就以杀人如麻著称，外号“刘黑七”，人马也最多，但论打仗，则远远不如李守信，指挥部队冲锋的时候，竟然还使用老掉牙的密集队形，于是第一个被李守信给赶跑了。

　　接下来的王永清更不是李守信的对手，很快被关东军调走。于是多伦便成了李守信一个人的天下。

　　抗日同盟军围攻多伦，李守信一开始也很是紧张。因为城里的伪军只有6千多，而吉鸿昌统率的先锋部队却超过了1万，吉本人又素有西北军悍将之名，想想城池怎么都不可能守得住。

　　但这家伙到底是个老兵油子，仔细一听，就听出来了，别看同盟军咋咋乎乎，气势很足，实际上攻城很费劲。

　　怎么呢？

　　都是轻武器啊，没有山野炮，连机关枪声音都不怎么能听见。这在平地上对垒还凑合，攻城，那就是开玩笑。

　　此前，关东军为了帮其守城，专门给李守信配备了十几挺轻重机枪和6万发子弹，尽管不多，但守城已经足够了。

　　加上那些天正逢草原雨季，城墙异常湿滑，给攻城增加了很大难度。吉鸿昌指挥敢死队几度冒死登城，均未成功。

　　更糟糕的是，这时候后勤眼看快跟不上了，部队军粮已有匮乏之虞，种种因素凑在一起，顿时使士气大为低落。

　　对抗日同盟军来说，本来成立时就是“黑户”，得不到政府名正言顺的支持，又不能很快取胜，压力自然就非常大了。

　　吉鸿昌虽勇，此时亦只能望城兴叹。

　　如果这时候城里负责防守的是纯关东军，还真拿他们没办法。

　　我的意思是，对付伪军是可以用一些独特法子的。

　　强攻不成，那就智取。

　　同盟军里有一个叫姚景川的人，他和李守信手下的一个团长有亲戚关系。在包围多伦之前，吉鸿昌就曾派他潜入城内，去做那个团长的策反工作，但是没有成功。李守信知道这件事，不过他选择了装聋作哑，并没有泄露一点风声给身边监视他的日本顾问。

　　有门。

　　在攻城未果后，姚景川再次出马，这次他直奔李守信而去。

　　实践证明，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说客，不仅需要巧舌如簧，还得有头脑。

　　姚景川很清楚，李守信守城已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要想策反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要的是城，不是你这个人。

　　（560）

宝宝寒

　　先恐吓。

　　姚景川说，苏联已经决定给抗日同盟军发一百万支枪，很快就可以运来——要吹牛不妨吹大点，一百万支枪，苏联的。这武装之后是什么力道，你自己想想吧。

　　李守信这时候虽然脸上还强装镇定，其实心里已经有些虚了。

　　说白了，干伪军这行的大多没什么信仰，都是混饭吃的，打仗谁肯拼死拼活呢，更不用说与一支“苏械部队”交锋了。

　　姚景川就是干这个的，对方装得再像一回事，那翻江倒海的心理活动他又岂能觉察不出。

　　拐弯抹角不需要了，来单刀直入法吧：把多伦借给我们！

　　如果前面不做铺垫，你一定会觉得这话实在不可思议，甚至“无理”之至。人家李守信守城守得笃笃定定，他凭什么要把城“借”给你？

　　很奇怪，李守信既未一脸困惑，也没有拍案而起，而是换了一副生意人的模样和口气：兄弟，请问你们准备借多长时间？

　　说来说去，还是那“苏联的一百万支枪”把这哥们给镇住了。

　　姚景川给李守信设计了两条“商借多伦”的可能性，或者说后路。

　　一条，“一百万支枪”武装到位，我们同盟军就是巨无霸，无敌手，那你还跟着日本人混干吗，直接投“冯先生”做民族英雄，又有面子，又有官做，岂不是好。

　　再一条，假设我们没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武器，那也说明我们没有能力守住这个城，而你既然能守，攻也应该不在话下呀。

　　姚景川还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表示可以由他来做这个保人，以后负责把多伦还给李守信。

　　李守信真信了。

　　当然，他不是相信什么“保人”。这姚景川何德何能，连老大“冯先生”的话都不一定能算数，他的话岂能轻信。到时候同盟军就是不把多伦还回来，你难道还能真的把这个“借”的秘密公开抖搂出来？要那样的话，城没讨到，日本人倒极有可能第一个找上门。

　　李守信虽叫“守信”，其实从不守信，要不然还会钻到伪军那个脏窝里面去。

　　他信的是他自己的判断。

　　这个就叫脚踏两边船。李守信认为，自己在多伦这里好歹也坚守了一些日子，在日本主子那里已经交待得过去了。听姚景川把同盟军吹得这么强，肯定也不是全无其事，后续的援军不知道有多厉害，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帮着日本人硬撑呢。不如两头讨好，卖个人情给冯玉祥，或许日后还能派大用场呢。

　　两人计议已定，立刻分头准备。

　　抗日同盟军依计敲响战鼓，在城外大造声势，给城内形成的印象就是：今天不把城池拿下来，老子饭都不吃了。

　　李守信则跑去跟他的日本顾问说，不得了，同盟军又上来了数不清的人马，要跟咱们玩命了。

　　他并没有说自己要撤，反而当着日本人的面大喊“铁血口号”，嚷嚷着要与多伦共存亡，大家活着干，死了算，完蛋就完蛋。

　　可怜日本顾问脸色刷地就白了。

　　归根结底，所谓武士道，很大程度上是做给别人看的，并不等于日本人就真的都不怕死。

　　（561）

宝宝寒

　　这顾问马上跑到自己的房间里，给热河承德的关东军指挥机关猛发电报，要求尽快派兵增援，否则的话，只能放弃多伦后撤了。

　　李守信已经把形势渲染得很吓人了，他则更进一步，通过“合理想像”，把同盟军如何人多势众，己方如何拼死厮杀的“壮烈场面”夸张了NN倍，添油加醋地尽情描绘了一番。

　　最后展现出来的，就变成了“十万敌军围多伦”。

　　接到电报的是关东军在华北的负责人松室孝良少将（陆大第32期），他此时已没有办法再向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元帅汇报了，因为后者突然得了重病，正躺在长春的病榻之上奄奄一息。

　　就在武藤下达命令，发动第二次滦东战役的那一天，他终于如愿拿到了元帅的桂冠。但这顶帽子并没有能在怀里晤多长时间，仅仅一个月后，这位“名将”就翘了辫子。

　　还是那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松室想来想去的结果是不能增援。

　　察北并非热河地界，《塘沽停战协定》刚刚签定，关东军如果这个时候就明火执仗地跑进去，无异于自打嘴巴。再说，就算派兵去解围，赶上这种雨季，行军困难，部队也无法按期到达。看电报上的情形，说不定关东军还没到达，多伦就已经不保了。

　　松室是一个典型的以华制华论者，知道李守信这支伪军部队有点战斗力，要是被同盟军灭掉的话，以后在察北就少了一只会咬人的狗，因此在派不了援兵的情况下，只得同意了日本顾问关于撤退的请求。

　　收到松室的复电，日本顾问十万火急地送去给李守信看。

　　李守信来得正好：那咱们还等什么，跑吧。

　　伪军于是撤出多伦城，一退300里，跑到内蒙赤峰的锥子山去了。

　　这么着，李守信就把多伦糊里糊涂地“借”给了抗日同盟军。当然，这种“借”属于三国刘备借荆州类型的，日后能不能“还”，不是靠“信用”，而是全凭双方实力说话了。

　　抗日同盟军成功收复多伦，这在当时轰动了全国，长城抗战失败后之沮丧人心顿时为之一振。冯玉祥和同盟军也都为此声誉鹊起，被国人视为民族英雄

　　曾经对老西北军表示过惋惜痛心之情的章太炎这次又点评了。他说，我们近代跟老外作战（当然包括日本），不是一个胜仗没打过（比如“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庙行大战），可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似乎永远也打不破的定律。

　　什么定律？

　　没法凭打仗从敌人手里面收复失地的定律！

　　章老不无辛辣地指出，现在这个定律被抗日同盟军给打破了。多伦，虽然那只不过是一个偏处一隅的小县，但被我们收复了，这是“九十余年所未有”的大事。

　　评点句句见血，掷地有声，实际上代表了塘沽停战后，国民对政府一种“怒其不争”的愤懑和不满。

　　打日本鬼子，我们还是看同盟军的吧。

　　大家都希望老冯和他的同盟军能再显一把身手，拿出当年老西北军的精神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把更多的多伦从日伪军手里夺过来。

　　（562）

宝宝寒

　　老冯自己也很激动，公开通电南京政府，要求取消《塘沽停战协定》，否则同盟军就要自己出兵收复东北四省（包括热河省）了。

　　话犹在耳，这时候同盟军内部却先出了问题。

　　自从收复多伦后，日本人大为恼火。日本华北驻屯军武官柴山兼四郎首先向冯玉祥发出抗议。

　　老冯自然是没理他。

　　柴山见没有效果，就直接去找他认为的“家长”——坐镇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说中国军队出兵多伦的举动，明显违反了塘沽协定中有关中日双方停战的精神。

　　可塘沽协定说的是中日两国，同盟军打的是满蒙伪军，跟小日本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柴山振振有词，打狗还要看主人，伪军就是我们家的狗，那是你们想打就打的吗。

　　何应钦分辩说，同盟军的成立并未得到过北平军分会和政整会的允许，因此他们在察北的军事行动，既非政府授意，我们也很难管得了。

　　柴山一听十分恼火，当即抛下一句硬邦邦的话，说如果你们真的管不了（抗日同盟军），我们关东军可以过来帮你们一道管。

　　这话让何应钦出了一身冷汗。

　　照柴山的意思，关东军没准还真要越过长城，以此为借口乘机侵入察省——人家武藤在签完协定后可是发过声明，说如果中国确实遵守这个协定，关东军马上撤回长城线，否则的话，那是要“断然膺惩”的。

　　柴山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早在塘沽协定未签署前，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就曾公开扬言，说为了保证“满洲国境”的安全，关东军有进占张家口的必要。

　　对于日本军人来说，有什么他们不能做，或者不敢做的吗？

　　此时，无论是为了“政令统一”，还是实施“中央防边计划”，蒋介石和何应钦都不能够容许抗日同盟军再继续存在下去。

　　所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何应钦在关东军面前虽然力不能逮，但要说到对付自己人，倒也还是有些经验的。

　　直接动用中央军来攻击“抗日部队”显然是不明智的，别的不说，光老百姓喷来的口水就够你受得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先觉得撑不下去。

　　抗日同盟军既称“同盟”， 实际上是一个很多军事政治派别的联合体。中间既有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留驻察哈尔的29军后备部队，又有被何应钦取消番号后无处可去的东北义勇军，甚至还有很多中共地下党员——有资料显示，这实际上是西北军历史上第二次与我党合作。

　　时间一长，内部的矛盾就藏不住了。

　　东北义勇军的这些头领大多是认“中央”为正宗的，投同盟军是因为“中央”不承认，东北又回不去，一时找不到栖身之所，所以他们并没有铁着心跟着老冯干到底的决心。

　　等到何应钦通过关系向他们频摇橄榄枝的时候，就由不得他们不动心了：在同盟军里面，能够称得上老冯“嫡系”的应该是西北军旧部，他们是“外来人口”，只能算是杂牌。

　　当然了，投靠“中央”也是去做杂牌，但同样是做杂牌，做“中央”的杂牌毕竟还名正言顺，比在同盟军里面吃了上顿没下顿要强多了。

　　于是很快，冯占海等义勇军头领就或明或暗地“归顺中央”了。在军事力量上，东北义勇军与西北军旧部实为支撑同盟军的两大板块。他们这一动摇，整个同盟军立呈分崩离析之势。

　　（563）

宝宝寒

　　此时庞炳勋和冯钦哉都同时接到了北平军分会的入察命令。不过这时候庞炳勋已被授命为“察哈尔省剿匪司令”，冯钦哉见已“物有所属”，“主察”看来是肯定没自己的份了，于是马上回绝了何应钦，理由也冠冕堂皇，谓之“三不能打”。

　　一不能“打”：人家是抗日的，我不能打。

　　二不能“打”：人家是老领导，我不能打。

　　三不能“打”——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凑中国人“三”这个吉祥数字，冯钦哉说是因为冯玉祥姓冯，他也姓冯，三百年前都是一家，哪有一家人打一家人的道理。

　　冯钦哉不愿去，庞炳勋却已经等不及了。这瘸子马上打点好行装，就要率部向张家口进发。

　　一直“躲”在北平的宋哲元知道不能再“躲”下去了。

　　“躲”，不是真的怕事，那是为了静观其变，当时局产生了明显变化时，那还是要出来的，要不然收谷子摘桃子的好事就要变成别人的了。

　　至于什么时候要躲，什么时候能出，全凭当事者掌握火候的功夫，或者说，就看你读三国悟三国到了何种地步。

　　宋哲元马上授意冯治安，由后者出面，对庞炳勋发出警告：察哈尔是我们29军的地方，没了察哈尔，我们就活不下去。你要是真的敢动察哈尔半点心思，我们就不客气了。

　　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君（庞炳勋）若打冯（冯玉祥），我必打君。

　　29军此时在实力上虽已大为损耗，但拿捏一个仅有几千人马的庞炳勋还不在话下，所以此言一出，瘸子立刻被吓了回去。

　　这边宋哲元又跑过来跟何应钦打招呼，请对方不要再派庞炳勋去察哈尔。

　　冯玉祥的事，我有办法搞定。

　　这已经是宋哲元第二次做这种“承诺”了，有没有用不知道，但何应钦心里不爽是肯定的。

　　我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你不晓得躲在什么地方，现在我都快搞定了，你倒又跑出来说“有办法”了，玩我是不是。

　　可是对于宋哲元的“请求”，他又不能不同意。原因其实跟庞炳勋的“顾虑”如出一辙，那就是怕拒绝之后真的把对方给惹恼了——29军这时候就驻在北平附近，一哗变起来那还了得。

　　反正对于他来说，庞炳勋也好，宋哲元也罢，谁进察哈尔都差不多，只要让冯玉祥离开，同盟军解散就一切OK。

　　得到何应钦准许后，宋哲元马上派人接洽冯玉祥，要他明察时局，停止军事行动。

　　内外交困之下，冯玉祥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拧到底，绝不妥协，甚至搞到和29军骨肉相残的地步，要么见好就收，保存实力，为今后抗日留一些种子，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也。

　　见惯历史风云变幻的老冯终于作出妥协，接受何应钦提出的方案，以自己下台，换取让宋哲元和29军回张家口。

　　但是老冯的一片苦心，方振武和吉鸿昌却不理解，也不同意，坚持既抗日又反蒋：鬼子来，打鬼子；老蒋来，打老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至此，只好各走各路了。

　　（564）

宝宝寒

　　当时老冯还存了个心眼，下台归下台，但是不离张家口，因为他知道，只要一离开察哈尔，则大事休矣。

　　然而冯玉祥的用心，老蒋和何应钦又岂能不知，他们交给宋哲元的首要条件，就是冯不下台便罢，要下就下彻底，绝对不允许再留在张家口。这样，在宋哲元到达张家口的第三天，老冯就不得不重新回到泰山脚下继续“读书”去了。

　　老冯虽走，剩下来的方振武和吉鸿昌却不肯屈服。方振武派人到张家口探宋哲元的口气，提出队伍可以交由29军改编，但条件是要让他留在部队里。

　　宋哲元就跟老蒋嫉老冯一样，如何能容得方振武这样定时炸弹一样的人物继续留在军中，所以断然拒绝。

　　方振武自忖无法与宋哲元29军相抗衡，只得率部向东前往长城的独石口。

　　吉鸿昌本来是想往宁夏去的，因此他的进军方向与方振武背道而驰。但是到宁夏去，必须要经过绥远，而绥远那里有一个很厉害的拦路虎，这就是傅作义。

　　双方一交手，吉鸿昌自然不是对手，只得折返回来，与方振武殊途同归，都来到了独石口。

　　这时候，方吉两个人出于对老蒋逼人太甚的愤恨，在决断上出现了一个失误，即把同盟军的进攻方向和重点开始转向蒋何，准备在把北平打下之后再进行抗日。

　　这个失误，实在是太致命了。

　　一直以来，何应钦不是没有军事解决同盟军的把握，之所以一直不敢动兵，是因为同盟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恐怕投鼠忌器，受到舆论指责。这下可好，你们不打鬼子打“中央”，算是坐实了“割据自雄”的罪名，对于何应钦来说，就再无任何心理障碍了。

　　集合到独山口的抗日同盟军势寡力弱，原先多少还有些人数上的优势，此时却连这个优势都没有了，全部老底子加一块，只有两个团不到一点的人马。为了增强力量，他们又昏招迭出，竟然和丢失热河的汤玉麟、从多伦跑出来的刘桂棠结成了一个小同盟。

　　得知这一消息，连跟方振武熟识的老朋友都大为担心，认为他不应该“逗留边境”，并且“与刘、汤为伍”，这样只会惹祸。

　　然而此时，方振武和吉鸿昌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南下固是险招，然而却也是他们的“唯一一条出路”。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10日，方振武、吉鸿昌联合刘桂棠和汤玉麟，在赤城整编队伍，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军”，宣布要一边抗日，一边讨“贼”——毫无疑问，这个“贼”非老蒋莫属。

　　随后，“讨贼军”即向密云、怀柔发起进攻，但里面独缺一个汤玉麟。

　　一点都不奇怪，这汤二虎是属老狐狸的，盟要结，仗是不肯轻易打的，要说忠义节操，他都不如那个当过伪军的老土匪兼“兵油子”刘黑七。

　　10天后，“讨贼军”攻占密云、怀柔。

　　这倒不是说“讨贼军”有多猛，关键是碍于《塘沽停战协定》，政府本来就没有什么军队部署在那两个地方。

　　中国人内斗，日本人从来都是拍手称快的。他们公开宣布，密云、怀柔是塘沽协定中的“非武装区”，“讨贼军”不得停留，并派飞机进行轰炸。

　　这样，“讨贼军”只能继续南下，向北平迫近。

　　（565）

宝宝寒

　　但是到北平近郊就不一样了，何应钦要出狠手了。

　　其实也不需要他下多重的手。强弱分明，派一个商震就足够应付。

　　至10月16日，“讨贼军”败相已现，只剩下四五百能战之士。方振武和吉鸿昌决定派代表到北平与何应钦接洽，余部由商震负责改编。这个时候，汤玉麟、刘桂堂赶紧又跑出来发声明，坚决跟“讨贼军”划清界限，并且声称从来没有与方振武联合这码子事——廉耻这两个字，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识。

　　失败者从来都只有任人宰割的份。老蒋放了吉鸿昌，却不想放过方振武，要求何应钦务必把这个有名的捣乱分子给扣留下来。幸好这时候“潜规则”又起了作用，商震不想得罪方振武包括后面的冯玉祥，私下把方给放跑了。

　　商震的这个举动并不难理解。民国嘛，今天你是造反派，明天就能成为座上宾，所以做事一定得小心，如果“执行公务”之余还给自己埋下一地雷，那就太不值得了。商震打日本人不行，官场经那是熟得不能再熟，如何能不解其中诀窍。

　　至此，抗日同盟军完全失败。时人称之为：抗日同盟一百天，轰轰烈烈化灰烟。惜哉。

　　这边何应钦处理“察冯事件”，那边负责主持北平政务的黄郛则要把停战协定落到实处。

　　关东军既不呆也不傻，在《塘沽停战协定》中，他们是留有很多陷阱的。

　　说好要把河北十九县还给中国，但并没有说什么时候还，这里面就有得没完没了地跟你兜圈子了。没错，关东军一大部分是撤到长城一线去了，可那是明的，暗里他们一方面采用耍赖的办法，留下一部分兵力在长城关口附近继续“屯守”，迟迟不予撤兵，另一方面，跟在察北一样，通过扶植伪军的办法，照样控制着“非武装区”。

　　这位说了，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到伪军那里去拿。伪军有什么了不起，又没什么战斗力，抗日同盟军都可以对付，派几个中央军的师过去还不是立马搞定的事。

　　且慢，停战协定上白纸黑字规定着，这些地方都是“非武装区”，可以任伪军土匪和他的华北驻屯军横行，就不准你派一个兵过去。

　　那我总得维持治安啊。不是说了吗，可以派警察。

　　如果怕警察打不过伪军，我们还可以加强其力量，或者用东北军在天津尝试过的那种方法，直接派一支野战部队上去，外面套个警察皮不就行了。

　　日本人早就防着你这一招了，协定上特别注明“警察机关不可用剌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你就是派警察上去，如果因为剿除伪军而“剌激”了他们的感情，照样可以说你违反了停战协定。

　　既拖着不肯给我们，又不让我们自己拿，这就是日人狡诈之所在。说穿了，这些规定虽然只有简单的那么几条，却都是标准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让你转几个圈，还是从起点回到起点，什么也得不到。

　　黄郛手上除了一个政整会委员长的虚衔外，空空如也，既无军权又无足够的政权，只有靠自己长袖善舞的本事了。

　　（566）

宝宝寒

　　对于他来说，对外交涉和对内整顿，都刻不容缓。可是眼前乱糟糟的一片，毫无头绪可言，该从何处入手呢？

　　铁路。

　　铁路者，现代政治经济之血脉也。控制住铁路，也就等于控制住了连接华北各地的枢纽。然后才能以铁路线为纲，逐步辐射周边地区。

　　华北铁路，首重者为北宁路（北平至辽宁）。但日本人交到黄郛手里的，只有北平到天津这一段，而且火车连正常通行都还没有保证，因为唯一的一个机车车辆厂在唐山，火车无法进行维护和修理。

　　要让火车开到唐山也可以，问题是那里是伪军的老巢，伪军会进行骚扰和破坏，甚至直接把火车给你抢了，而黄郛又不可能调一兵一卒去应对伪军。

　　怎么办呢？

　　黄郛想到是的借鬼吓鬼。

　　他告诉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现在夏天到了，有人得到海边去避暑。

　　谁呢？当然不是我等平民百姓，而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平津的外侨多得是，另外还有各国使馆的老爷们，他们都得到北戴河啊什么的去凉快凉快。

　　让他们去凉快好了，跟我们天津驻屯军搭什么界呢。

　　怎么不搭界？你们日本侨民也是外侨嘛。根据辛丑条约，大家坐火车去避暑是一项基本权利，是“不容间阻”的，同时各国都有护路，保卫外侨安全的义务。今年就轮到你们日本了（“是年恰为日本值年”），所以天津驻屯军必须出来，和中方一道维持交通。

　　都是根据国际公法，没一句忽悠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只有乖乖照做的份。等到火车试开往唐山，该地李际春伪军不仅不敢来滋事，还远远退开，至少离铁路线20里。因为他们看得真切，在一旁护路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碰都不敢碰一下的日本主子。

　　控制住铁路并保证其安全（“护路无阻”）后，黄郛又即刻派他手下最得力的殷同出马，前去长春，和关东军进行会谈。

　　殷同在历史上有非常神秘的一面，先前停战协定未签前，秘密赴长春打动关东军的就是此人。

　　在当时，若论与日人打交道的能力，他的确算是出类拔萃。据说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跟日本人聊天从不用翻译。然而若干年后，他也和华北的很多政客一样，成了伪政权的一员。命运之诡谲与弄人若此！

　　在这次会谈中，关东军嘴上答应，说等北宁线范围内的所有日军都陆续退到长城线后，就将关内完全交还中方。

　　但是直到北平至唐山段通车完全正常后，唐山以东至山海关那里，仍然驻扎着许多关东军。关东军的借口是，李际春伪军的编遣尚未完成，他们得帮着“维持地方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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