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日本人赖皮的功夫真是天下无双，等到伪军编遣完成，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他们又足足赖了一个多月，才把关内段全都交出来。

　　拿到整个铁道线路还不算完，经历过两次滦东战役后，铁道线和机车车辆都已残破不堪，且一度只能军用，客货运全停，使华北经济处于凋零状态。

　　黄郛仍旧起用殷同为铁路管理局局长，后者果然为干吏一员，没用多长时间，就使客货运全部恢复，生产的机车不光能保证自给，还能分拔全国其它干线使用。

　　停战后仅三个月，华北经济即大有起色。扣除支出，政整会得到收入900万元。同时，由关外撤退进来的失业人员，也得到大量安置。北戴河海滨一带本来因战乱搞得无人敢去，然到当年夏季，已是“北方中外人士聚集，屹然为战区中惟一乐土”。

　　除北宁铁路外，黄郛大力整顿的还有一个平绥铁路（北平至绥远）。如此，一南一北，一东一西，已至少在地域交通和经济上使华北初步恢复元气。

　　对于黄郛来说，接收和整顿铁路线只是第一步，如果不处置“非武装区”内的伪军，一切成果仍然有化为乌有的可能。

　　但是伪军，本身就是日本人利用停战协定留下的“以华制华”的棋子，岂是那么容易解决得了的。

　　凡属乱世，既出英雄，也必产妖孽。

　　《“高陶事件”始末》的作者陶恒生回忆，香港陷落前有那么几天，日军还未打进来，而英军已撤，结果在处于“力量真空”的情况下，就冒出来不少这类“人妖”，他们几乎是见人就杀，见物就抢，绝不比鬼子好到哪里去，使难民们提前就陷入了水深火热一般的生活。自然，此类货色在日军进占港岛后顺理成章地就成了伪军。

　　滦东伪军大头目李际春就是这样不折不扣的妖孽。不过他还不是临时冒出来的，已经属于跟在日本人屁股后面混饭吃的老油条了。

　　他原来是东北军的前身即奉军中的一个骑兵军官，后来奉军退往关外，他舍不得平津的花花世界，就索性离开部队，到天津投靠了日本人。还记得关东军出兵锦州前，土肥原策动的那个“天津事变”吗？里面带着一帮天津混混出来搞事，任便衣队队长的就是这小子。

　　在天津他没能翻出多大的浪头来，随后就受日人指使，到关外去招汉奸，弄了几千人马。热河战役打响前，他被编入关东军弘前师团，曾协助日军进攻过东北军防守的石门寨。

　　跟“皇军”一起作战，此辈当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日本参谋本部一度很看不上眼，再想到他们出工难出力，不仅无用，还要费钱，就让其在停战协定签定后，担任关东军在滦东地区的警备，不过在这之后就要撤入伪满，由关东军负责解除武装，以免在自家窝里生出什么事端。

　　对于参谋本部的想法，关东军却不敢苟同，在后者看来，李际春伪军的作用还远未到挤干榨完的时候。事实上，在关东军撤回长城线后，就在内部下达了秘密命令，强调“滦东治安维持”，必须由李际春及“倒戈的中国军队”担当，利用伪军继续维持占领的险恶用心，到此已暴露无遗。

　　（568）

宝宝寒

　　有了主子撑腰，李际春的胆子立刻壮了起来。乘着中国正规军队限于停战协定的规定，无法进入滦东，他就来了个猴子称大王，也在当地树了一杆旗。极具讽剌意义的是，旗号竟然也叫“抗日救国军”，李某自任“总司令”。

　　这一天，正是北平政整会正式成立并讨论处理“察冯事件”的那个日子。

　　老汉奸李际春一脸正气状地指着他的大旗：奶奶的，老子现在是抗日部队了，看谁敢打我。

　　关东军退走后，他便“接收”了地盘。他后来在被收编时，为了讨价还价，还说这是他的“抗日功绩”哩。

　　关东军所谓“倒戈的中国军队”当然不止李际春一个。

　　板垣在天津开他的“板坦工作室”时，不是也网罗过几个小喽罗，并搞过两次超级失败的“天津暴动”吗？

　　这时候他们也跳了出来。其中一个叫郝鹏的，跑到唐山，仿照李际春也树了杆旗，叫做“河北人民自卫联军”，一样当起了“总司令”。 这次弟，真应了“司令如牛毛，土匪遍天下”那句话。

　　其实原先被关东军特别看中的还有一位，这就是名声已经臭翻天的石友三。这厮被少帅掀翻后，就跟条野狗似的到处东奔西跑，谁给食就跟谁走。在热河战役发起前，日本济南特务机关机关长中野英光（陆大第32期）看上了他，掏出15万工作费，给置办了300支枪，让他潜入滦东“发展”。

　　石友三虽然寡颜鲜耻，但在汉奸这个行当里，比他更不要脸的多的是，而且他一板一眼，习惯的还是军人作风，讲究军事准备，没有李际春这些人动作快，一来二去，在日本人眼里，这位昔日的“老西北军勇将”就黯然失色，竟然还不如李际春值钱。

　　打抗日旗号固然有混淆视听的作用，不过听在关东军耳朵里总是不爽。于是，便把李际春、郝鹏、石友三等人捏合起来，搞了一个“华北民众自治联合军”，在唐山和秦皇岛各设两处机关，唐山这里由李际春、郝鹏当家，叫做“自治军”， 秦皇岛则由石友三把持，唤为“安国军”。两处人马总共达到万人，他们平时鱼肉乡里，所谓粮饷“就地自取”，而枪弹则由关东军暗中给予供给。

　　由于中国军队无法进入，这些汉奸“联合军”便占了便宜，最多时控制河北十九县中的十二个县，等于滦东大部分地区仍无法收复。

　　这一漏洞，中方并非没有看到。早在《塘沽停战协定》签定时，中方谈判代表熊斌就提出，关东军撤至长城一线后，如果在“撤兵地域”，发生“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即指伪军），怎么办。

　　冈村当时在协议中给出的答复是：等协定签完再说（“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

　　停战协定签完，冈村在看完中山、永津等人带来的“政治协定草案”后，当场把肠子都悔青了，叹息自己还是“心太软”，早知道有这东西，一刀下去，把华北这块肥肉当场切下来都有可能。

　　这时候他就想到了那个“再行处置”。以后不管熊斌怎么找他商量撤退伪军的事，他都一拖再拖，就是不肯解决问题。

　　（569）

宝宝寒

　　有了冈村在上面使眼色，下面这些大小汉奸伪军马上就心领神会。

　　停战协定签定后，何应钦也曾尝试清理滦东这些败类。他当时提出，可以将李际春收编为1个独立旅，应该说条件不错了。但李际春却趁机进行扩充，把几千人扩充到了一万人，而且还提出，即使收编后，他也不要到别的地儿去，就呆在唐山。

　　何应钦当然不能答应，结果他就以此为由，拒不接受收编。郝鹏、石友三们也有样学样，把滦东闹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

　　冈村一看乐了，说你看你看，就收编这点事，你们都做不好，滦东治安这么差，我们关东军怎么能撤呢，得一块维持治安啊。

　　很长一段时间，在唐山和秦皇岛一带，到处都是日伪军，中国政府根本无从插足。

　　何应钦忙了半天，仍然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份本来应该军分会搞定的事，移交给黄郛。

　　黄郛眼光何等老辣。他一眼就看穿跟伪军打交道没什么用，这帮人不过是些提线木偶而已，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釜底抽薪，直接和他们的幕后主子——关东军进行交涉。

　　在那次长春会谈时，他除派殷同作为政整会代表出马外，另外还请了军分会代表雷寿荣（此人全面抗战爆发时亦入汪伪政权），又邀上北平公使官的辅佐官永津，四人对四面，大家一起谈。其用意就在于催关东军在伪军问题上表个态。

　　停战协定上写得很清楚，“非武装区”只能有警察，不能有军队，但是现在里面有这么多“伪军队”，怎么说？是你来“剿”还是我来“剿”。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冈村再能赖皮，也不能不认帐了。

　　不过这家伙眼珠一转，很快又想到了一个新的花招：移花接木。

　　伪军是不能再明目张胆地存在下去了，那就让他们去当“警察”嘛，对，“武装警察”，或曰“特种警察”。

　　在冈村嘴里，这样做完全“合情合理”：李际春帮“皇军”做了这么多事，万一收编后移到别的地方去，你们打击报复他怎么办？为了使他不受到“过去之责任”的影响，所以还是留在当地为宜。

　　你们不是需要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察吗？这是个上好人选啊，如此你们省心，我们也放心。

　　当然，冈村也知道到这个时候只能丢卒保车，他说的“警察”，是从已有1万人的“自治军”中挑出3到4千的“优良分子”，而不是全部，且从军队到警察，其军事级别无疑也大大降低了。

　　如果从国防安全角度考虑，黄郛完全有理由对冈村的提议进行拒绝。谁不知道这些“警察”都是换了皮的伪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跳出来当鬼子的“第五纵队”了。

　　但问题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解决伪军方面除此之外已别无它法。伪军自己是根本就不愿意让你收编的，你自己的军队又不能进去灭掉他，关东军肯做此让步，至少在短时间内可以使这些“隐性伪军”乖乖地退到一边。

　　要知道，冈村当时说的可是“派遣幕僚从中斡旋”，那意思，不是被黄郛逼到一定地步，他还不愿出来说话呢。

　　让伪军大模大样地在那里跟你们中国人捣乱，岂不更好。

　　（570）

宝宝寒

　　冈村一松口，黄郛认为机不可失，赶紧派殷同、雷寿荣，一步不让地与日方接洽伪军编遣事宜。

　　这就是大连会谈。

　　对于这样摆明是要编排自己的会议，李际春自然是不愿参加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的“总司令”没得当了。但事已至此，可不是他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的事了，归根结底，一只狗再怎么能吠能叫，还能凶得过它的主子吗？

　　最后李际春乖乖到场，而且从始至终没有他主宰自个命运的份——决定他命运的是中日代表，是殷同和冈村。

　　大连会议协商结果，李际春的“自治军”留4千人编成保安警察队，隶属河北省政府，其余6千人解除武装后遣散。

　　李际春连个警察队长都没捞到，只是给了个面子，说队长人选可由他“推荐任用”。

　　这让李际春如何肯甘心。不管他愿不愿意，中方代表一个槌落下去，搞定。

　　李际春哑巴吃黄脸，想找日军哭诉。然而日本人对汉奸走狗一向都是持拿来就用，用完就扔的原则，所谓“皇军”欠李际春“人情”，不过是为了以退为进，保留部分伪军而生造出来的借口而已。

　　当然，李际春要去找中国人闹，他们也是支持的。甭管怎样，只要你自己有法子弄到好处，也行。

　　编遣的事木已成舟，无法更改，李际春就在编遣费上说事。本来大连会议确定的编遣费是30万，他就来个狮子大开口，涨到50万。

　　这笔编遣费可不是凭空说出来的，一共遣散你6千人，合每人50元，已经非常之高了，用黄郛的话来说，是“开中国遣散军队未有之先例”。

　　黄郛让雷寿荣告诉这姓李的，30万的数字已报南京政府，而且你还不要以为这30万来得容易，因为是开“先例”，都不好出帐，是硬借来的，增到50万，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可能。

　　经过交涉，结果又给李际春追加了一个“编遣处委员长”的虚职，拿钱把他个人塞到饱，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两个回合下来，黄郛已是精疲力竭。其间甘苦一言难尽。

　　可是等待他尝的苦，连一半都还不到呢，因为此时华北内部已经产生出新的裂痕。

　　当年何应钦和黄绍竑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一个交际花的客厅里？

　　派系复杂，人心各异，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天生的弊病此时暴露无遗，哪怕是在外寇环伺的情况下都不能稍有更张。

　　当初围绕一个小小的察哈尔，多少人争啊。孙殿英知道吧，这个盗墓贼也打过察哈尔的主意，长城抗战后自说自话，把下面的7个团一下子扩增到40多个，在29军未进入之前，就准备呼拉拉地往察哈尔开了。

　　据徐永昌回忆，争夺最激烈的时候，就连老阎本人一度也动过“野心”，想出兵“迫冯（冯玉祥）离察”，将察哈尔据为己有。

　　为此，何应钦伤透了脑筋，在和别人谈及这件事时曾几次忍不住要落泪，说处理这些事情真是难啊，打日本人一个比一个蔫，可是为了争抢一点小小的家产，却你争我夺，都不惜弄到头破血流的地步（“几欲泣下，以为中国无办法”）。

　　（571）

宝宝寒

　　团结是铁，团结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坚。为什么要把“团结”两个字抬到如此至高无上的地步？就因为从古到今，我们身上最缺这个，而这个偏偏又是最要命的。

　　如果不团结，会有什么后果呢？

　　历史上，匈奴曾一度是对我们汉民族威胁最大的一个北方部族，最凶猛的时候，打起汉族军队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把秦帝国和西楚霸王都先后给干灭的汉高祖刘邦，那算强了吧，带着几十万开国精锐之师，竟然被对方围在白登山七天七夜而不得出，后来还是靠陈平走了异族女人的后门，才侥幸捡回一条性命。

　　打不过，只好求和。

　　可是人家不答应，最后没有办法，狠狠心把公主也搭了进去，希望对方能看在彼此是亲家翁的份上，不要刀兵相见——此即“和亲”的由来。

　　然而到后来，匈奴不行了。原因之一就是闹了内讧，没怎么和汉军见招呢，他们自己人便四分五裂。

　　一堆人先降了汉，另一堆人自然独木难支，于是使出缓兵计，跟汉使说，要不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结成亲家，和和气气过日子得了。

　　做梦的你吧，汉廷儿女是你们配得上的吗？不准！

　　匈奴人怯了。那我降吧。

　　也不准！

　　现如今，你到哪里还能再找到匈奴的影子，它早就沦为了一个历史书上的纯粹名词。

　　风水轮流转，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心散乱却成了我们的痼疾。

　　打仗的时候还好一点，等到不打仗了，大家又各自拨拉起了算盘。

　　再说一件看上去芝麻绿豆点大的事情：北平公安局长的更换。

　　黄郛提了一个人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竟然遭到了在北平的东北将领的集体反对。

　　不是说黄郛提的这个人不合格，很够格——余晋龢，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还当过青岛市公安局局长。

　　那为什么反对呢？

　　不为别的，就因为原来的公安局长位置是东北军系统的人坐的。

　　我的位子动也动不得，绝不能给别的派系抢去，就这么简单。

　　好不容易摆平，把大家都劝到一张桌子前说话。他们倒是团结了一下，可马上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黄郛所代表的那个“中央”——南京政府。

　　事情是由下面的由头引起来的：

　　裁兵减饷。

　　30万部队打不了人家不足5万的部队（关东军），养这么多人干什么用呢，而且从当时华北实际的民力和财政状况来看，大战之后，也确实难以负担。

　　然而这个东西又是最触及神经的，因为没人愿意裁或者减。就连在长城抗战中表现不佳的东北军都持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打仗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凭什么这一刀要砍在自己身上。

　　推行“裁兵减饷”的结果，就是弄得众人都勃然大怒。

　　华北各省巨头，包括察省宋哲元（29军）、河北于学忠（东北军）、山东韩复矩（鲁军）、山西阎锡山（晋军），平时再英雄，都过不了这一关，对此无不牢骚满腹，一肚子不满。他们甚至向黄郛提出，要抛开中央闹革命，实行华北联省自保，并公推黄郛进行主持。

　　（572）

宝宝寒

　　黄郛只好给他们一个个分析形势，讲清道理：关东军就趴在旁边，这样做不正中他的下怀吗？人家还求之不得呢。

　　其实，这帮人也知道“联省自保”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要搞得这么激烈，无非还是怕“裁兵减饷”落到自己头上。

　　所以，吵归吵，闹归闹，该吃饭还吃饭，该睡觉还睡觉。

　　然而，关东军是不会让你们这么安稳的。这不，冈村宁次又来了。

　　按照日本人一向不占大便宜吃大亏，不占小便宜吃小亏的为人宗旨，冈村认为他又吃亏了。本来按照《塘沽停战协定》设定的陷阱，他以为黄郛是绕不过去的，河北十九县最后还得被关东军牢牢掌控。但事与愿违，几道关黄郛都闯过去了，华北政局也渐渐趋向平稳。这可不是关东军愿意的啊。

　　通过前面这几件事，冈村也看出来了，黄郛并不是协定签定前所认为的那种“容易搞定”的人。

　　他不是国民党却胜似国民党，说的话，做的事，全是向着“中央”的，根本看不出对关东军“友好”在什么地方。同时其人信念坚定，手段高明，在具体策略上都能做到有进有退，还特别善于从关键环节入手把握问题的要害。

　　碰到对手了。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找不到后悔药吃。停战协定签也签了，冈村只能重新找茬。

　　继长春、大连会谈后的第三次中日会谈开始了，这就是北平会谈。会议的名称，由日方定名，叫做停战协定之善后处理。

　　冈村在这次会议上咄咄逼人，完全是一副吃亏后一定要吃补点什么的架势。

　　黄郛要求日方交还长城各关口，完全撤退“非武装区”内的关东军，同时提出三项要求——

　　其一，不干政。要求关东军在其暂驻区（指长城一线）内不得干预当地行政。

　　其二，不进入。无华北当局同意，关东军不得再开入接收区域。

　　其三，不涉足。为完成察东及多伦的接收（当时多伦已被李守信伪军再次攻克），关东军应允许华北当局“自由剿匪”。

　　前两项要求，冈村为了表示“缓和”，都同意了。对于第三项，他则采取了拖的方法，说是要回长春请示关东军司令部后才能答复（其实根本就没打算实行）。

　　到这时候为止，冈村运用的都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办法。不太紧要或暂时不想染指的，他一笔带过，不肯答应的，含糊应付。

　　最关键的在后面。

　　对于交还长城关口这一项，冈村死活不答应。给出的理由就是，关内外交通堵塞，如果不优先解决恢复交通问题，就谈不上完全撤军和把关口归还中国。

　　从事后来看，冈村阴险就阴险在这里。所谓恢复交通一议，是他从中山、永津带来的那份“政治协定”上得到的启发。如果论专利权，还应该算在内田外相头上。由此开始，一个更大陷阱开始延伸出来。

　　（573）

宝宝寒

　　当时伪满正值成立“二周年”，可是在国际上还是跟个孤魂野鬼一样，压根就得不到承认。日本厚着脸皮自己认了一下亲，在这之后，就没人应声了。倒是美国发了个通告，号召世界各国都不要予以承认。接着，英国也发了一个毒誓，说是它这辈子也不会承认这个来历不明的所谓“国家”。

　　真气人啊。

　　说这话的当然是日本。

　　就在英国发毒誓后，好不容易有第二个国家承认了。这就是南美的萨尔瓦多。

　　我们现在的新闻上很少有提到这个国家的名字，那时候也一样。在国际上有多大份量，大家自己想去吧。

　　日本做着梦都在念叨：你们就承认一下吧。

　　冈村提出的恢复交通谈判，解决实际问题不过是个幌子，真实目的，就是企图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直接或至少是间接地对伪满予以承认。

　　黄郛感到谈了半天，只是争到几个表面的承诺，而没有把长城关口给要回来，愧对国人（“欲为国家多争尺寸之地而未能”）。

　　参与谈判的几个人到很晚都睡不着觉，感到在无任何实力支撑的情况下，这样的谈判实在是非人所堪，不由得黯然神伤（“彷徨午夜，相对凄其”）。

　　可以想见，置身于我们这样一个耻感极强，甚至有些过分敏感的民族，对谈判的人来说，其背后不但不会有支持，反而一定会有无穷无尽的压力和责难。

　　从达成塘沽停战，到中日会商通车通邮，无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极少有真正出于国家利益立场考虑问题的。

　　以地域而论，两广的胡陈（胡汉民、陈济棠）和李白（李宗仁、白崇禧）离得远，战火也影响不到他们，所以反对最烈，华北的各地方派系有切身利益，因此至少保持默认态度（当然公开立场仍是反对，不然怎么“爱国”）。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极奇特的“地方越远调子越高”的现象。

　　以性质而言，两广反蒋，胡汉民就揪住老蒋不放，老蒋赞成的，他就反对，反过来，老蒋反对的，他必赞成。平时自栩的老成谋国、公忠体国之类，都早就被这些“党国要人”、“革命元老”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黄郛深知这一点。他曾经评论过中日两个民族不同的特点，可谓一语中的——

　　日本气量很小，力气很大，而欲望无穷。我们的国人呢，眼光很短，调子很高，而基本上肩头都不负责任。

　　我不知道当年黄郛是抱着怎样一种沉痛和悲凉的心情说这一番话的。我只知道，我自己在刚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的确给我以很大的震撼。

　　哀吾民族之不幸，更悲吾民族之缺憾，百年以降，谁能拯之者。

　　（574）

宝宝寒

　　从长春会谈开始，三次会谈，黄郛都采取了绝对低调的做法，要求悄悄地谈，尽可能不要走漏一点风声，以免被舆论所牵制。会议过程、结果以及谈判代表采取的措施手段，也都一一详报政府决定。乃至于到最后，我们能见到的都是一个个会谈记录，没有对日方的书面答复，也没有换文。

　　饶是如此，舆论在探知后仍不肯放过，就觉得这几个人都偷偷摸摸地在做着“卖国勾当”。尤其第三次北平会谈，因为涉及到恢复交通，即通车通邮一节，更被指责为是变相地承认伪满。

　　伪满现在闹得那么欢腾，都是你们这些人给“卖”的！

　　黄郛十分无奈。因为他既无实力去“取消伪国（伪满洲国）之存在”，更不可能凭口舌“阻止伪国之进行”。

　　自然这些指责声中，少不了暗藏的政治角斗，而这就更让人无语了：国家正身处大难之中，犹能如此意气用事乎？

　　对黄郛这些人的“声讨”，就一直徘徊在两个极端：如果权利失去了，这叫“存心卖国”，如果争取到了点权利，又狐疑万分，认为谈判的人本应是万能的——你们为什么不把东四省全都给要回来呢？！

　　让人最感无助的，是孤独。由于黄郛身处敏感之境，有时令正忙于对红军进行围剿的老蒋都有意无意地保持和他的距离。这让黄郛很是伤心，感叹“中国政治场中，为公谊而尽指臂之助者，甚为罕有”。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黄郛第一次提出了辞职，向行政院长汪精卫。

　　真要辞职，汪精卫又不答应了。

　　什么官位都有人抢，惟独你那位子没人抢。你不担当，谁来担当？

　　于是回电要他继续顶下去，不管环境多恶劣，“亦所不避”。

　　黄郛向汪精卫请辞，而不是向他的义弟老蒋请辞，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后者此时已经忙得脚不着地，难以再顾及他了。

　　除了红军这个心腹之患，老蒋这回又多了个心事：福建事变（简称闽变）爆发了。

　　闽变的主角是驻守福建的19路军，指挥者是蒋光鼐和蔡廷锴，但实际的幕后策划却另有其人。

　　进入福建后，蒋光鼐任福建省主席，蔡廷锴除担任19路军总指挥外，另被升为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后者跟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一样，一手统管福建全省军政，与之相比，蒋光鼐的职务和地位反而降到了次席。

　　老蒋似乎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即将开始前，再次加封其为南路军前敌总指挥，如果你知道当时的北路军前敌总指挥是老蒋最看重的陈诚，你就会明白这个职务意味着什么了。

　　此时的蔡廷锴可谓恩宠集于一身，但他并不快乐。

　　老蒋扔出的馅饼“只是看上去很美”，其实毒在其中，细细分析，至少藏有两计。

　　（575）

宝宝寒

　　其一：反间计。

　　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19路军向有三位一体之称。其中，陈铭枢抓政治，蒋光鼐管运筹，蔡廷锴主督战。陈铭枢早就与老蒋翻了脸，由老蒋的人变成了坚决而彻底的反蒋派。他的态度变化直接影响到蒋蔡两位小弟，乃至19路军对老蒋的态度。

　　对后面这一情况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老蒋不可能毫无察觉和提防。不过知道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19路军是民间口耳相传的“抗日部队”、“民族英雄”，这个荣誉在当年相当于免死金牌，那是轻易打不得的。同时，这支部队又具有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在“一二八”会战前，就是第三次“围剿”中少数几个能与红军主力走上两三个回合的国民党军队。从这个角度上说，你想打也不一定就能打得了。

　　既打不得，又打不了。怎么办呢？

　　老蒋的办法是捧。

　　史上杀人的办法很多，刀子能杀人，捧亦能杀人，而且可以杀人于无形，都不带见血的。

　　“一二八”会战结束后，大家都归功于19路军，风头远远盖过一同参战的第5军。从事后来看，这种舆论导向实有老蒋有意为之的因素在里面。

　　第5军是老蒋的嫡系中央军，死的人，建的功，都不比19路军少，为什么老蒋要把大半功劳都分给“外人”呢？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老蒋的思想境界已经高到可以胳膊肘往外拐的地步了。这个就叫捧杀，让你们乐呵乐呵，然后为我所用。包括将蒋蔡封官加爵，授之以福建地方，都是希望给他们打一针兴奋剂，让19路军为其进攻红军卖点力气。

　　不过这招一上来就没怎么见效。“三位一体”的牢固度超过老蒋的想像。据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老兵回忆，到会战的后期，官兵中就已经响彻着反蒋口号了。驻守福建之后，全军上下对与红军对垒也并不积极。

　　正是由于看到“普遍的捧”未起到大的作用，老蒋就决定“重点的捧”，这个“重点”，指的就是蔡廷锴。

　　在十九路军中，虽然蒋光鼐一直是蔡廷锴的上司，老领导，然而论军中威望和指挥作战的能力，蔡要远胜于蒋。“一二八”淞沪会战，也是由蔡廷锴一手指挥的。

　　国民党军队中最讲资历，如果蒋光鼐这人气量小一点，就会认为这个小蔡是有意想抢表现：功劳是大家的，凭什么出风头的时候，你老挡在我前面，究竟是何居心？

　　历史上在这个方面倒霉，甚至掉脑壳的事可不老少，最可悲的是有的人临到闭眼都不知道自己栽在了哪个上面。

　　现在老蒋又让蔡廷锴更进一步，爬到了蒋光鼐头上。那蒋光鼐胸怀再宽广，可能也忍受不下去了。

　　好说话一点的，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甚至回家睡大觉，让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自个折腾去吧。阴险一点的，那就时时刻刻想着要耍点小动作，使个绊子，找个机会教训教训你了。

　　老蒋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这场自己一手导演出来的好戏，他认为蒋蔡二人必然会弄到无法收场的地步，到时候他就可以来收渔翁之利了。

　　可是他失望了。

　　（576）

宝宝寒

　　蒋蔡和好如初，并无半点罅隙。特别是蒋光鼐，不是胸怀宽广的问题，那是胸襟大如海，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不仅力劝蔡廷锴就职，转居自己的领导，而且继续和这位老伙伴相濡以沫，荣辱与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什么叫铁哥们，那是你这么点小伎俩能拆开的吗？

　　反间不成，另有一计，曰：借刀杀人。

　　此时广东的陈济棠被委任为南路军总司令，而蔡廷锴是南路军前敌总指挥，加上掌握福建军政大权，实际地位已与两广平起平坐。按照老蒋的意思，最好福建能够跟两广针尖对麦芒，你们打起来才好哩。到时我来拉个架，说句话什么的，你们全得听我的。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蔡廷锴能“知恩图报”，带着19路军给他做“剿共先锋”。

　　然而老蒋真是太小看蔡廷锴了。人家虽然年轻，却不等于没有心眼。

　　和两广特别是广东闹矛盾，无异于在自己后方放把火，愚蠢至极。蔡廷锴此前三度去广州，观察陈济棠和胡汉民的态度。发现他们就是想搞半独立，对“中央”既不敢完全扯破脸皮，内心里又不愿服从。至于19路军进入福建，他们也不反对。因为知道蔡廷锴暗地里也是反蒋的，如果老蒋对付广东，福建起码可做一面屏障。一句话，我不打你，你不打我，大家相安无事，则万事大吉矣。

　　广东的陈胡如此，广西的李白也一样。彼此猜度到对方心思后，三方便在广州偷偷地签了三省联防草约，一个合纵连横，共同提防老蒋的体系就这样形成了。

　　跟两广搞好关系相对容易，一提到红军头就大了。

　　19路军不是没有和红军交过手，蔡廷锴深知，红军之战略战术与能征惯战，远在己方之上。如果真的与红军为敌，那是自取灭亡。同时19路军官兵在参加过“一二八”会战后，普遍不肯再进行内战，更不愿与红军作战。可是另一方面，老蒋也不傻，给你们这么多好处，就是指望帮他打红军的。你们“抗旨不遵”，莫非想“造反”不成？那是非灭你不可的。

　　“剿”红军没前途，不“剿”老蒋又不答应，蔡廷锴便采取了内部巩固实力，外部消极应付的办法。

　　福建闽西曾是红军驻扎的地方，蔡廷锴和蒋光鼐合计，为什么农民都拥护红军呢，毫无疑问是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得到了农民拥护。于是他们也加以效仿，并且在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中找到了理论依据，进行土地重新分配。与红军政策不一样的是，他们只“分田地”，并不“打土豪”。但就算是这样，也得到了福建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欢迎和支持。与此同时，蔡廷锴还在19路军中对以黄埔毕业生为主的亲蒋分子进行了整肃和清理，制止了军中的分化倾向。

　　在与红军作战方面，蔡廷锴一开始的运气不错。由于此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红军主力由闽西转向江西作战，福建只有一些苏区的守备部队，也未再对19路军防区发动大的进攻。这时候蔡廷锴的日子算是比较好过，只要让前线对着红军放几记空枪，大家都唱唱戏，不用来真把式。老蒋问起来，也容易得很。在国民党军队里，对着上面说说慌，吹吹牛，也是常有的事。老蒋又不能亲自到福建来，没法知道真实战况，三下两下就能糊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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