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但是随着江西战场越打越激烈，这个法子开始慢慢行不通了。老蒋多精的人，他这回直接把你的兵抽过去，而且限定日期，不去不行。蔡廷锴实在顶不住，只好把区寿年师派过去。自然了，临走时还要千叮咛万嘱咐地交代一番：无法是做做样子就行，你千万别来真的啊。

　　战场毕竟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做做样子”的区寿年遇到了彭德怀，后者统率的红三军团战力何等强劲，区寿年马上就吃了败仗，退到后面来了。老蒋这时候多少看出19路军是有点出工不出力的意思，于是大为光火，不断对蔡廷锴施加压力。

　　老蒋骂骂也就罢了，反正既然不想赔本，就不能指望这老头子会对你有什么好脸色。问题是这时候红三军团继续东征，对19路军控制的闽西地盘构成了直接威胁。蔡廷锴手忙脚乱，几乎把19路军和原来福建的其它杂牌部队全部动员起来，才勉强遏制住红军东进之势。

　　蔡廷锴想想这样不行，最后得便宜的还是老蒋，便打算和红军联系，双方谋和。

　　通过一番暗中接触后，19路军终于和红军签订了临时性军事休战和划界协定。蔡廷锴原本想和红军谈判共同抗日反蒋，订立攻守同盟的大计，但当时毛泽东已经靠边站，苏区主政的实际是李德、博古这些对国情不甚了了，只知纸上谈兵的人，他们不相信19路军有此诚意，无形中就把这一极好的设想给放弃掉了。

　　对蔡廷锴、蒋光鼐来说，这一结果虽不是最好的，但可以接受。一段时间里，尽管江西那边打得热火朝天，福建边境却基本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人的出现，使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此人就是陈铭枢。自从与老蒋翻脸后，他到国外转悠了半年，又回来了，并且回来后念念不忘的就是两个字：反蒋，反蒋，还是反蒋。

　　让政敌出国“散心”，原本是老蒋经常使用的一个招数。但这招其实并不是很灵，对方“散”了半天“步”，往往都是越“散”心里越窝火。钱花完了，回国后照样跟他对着干。

　　第19路军是陈铭枢一手带出来的，虽然后来不在军中直接任职，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回国后即号召19路军进行倒蒋抗日，而且决心很大——

　　先联合两广。

　　广东不肯，就拉广西。

　　广西不上，单干也得干。

　　蔡廷锴当时就对此表示不赞成。倒不是不想反蒋，而是觉得时机未到，贸然行动的话，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果然，在联络两广后，那两边都觉得风险太大，迟迟不予表态。

　　看到两广的态度，蔡廷锴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像两广那样形成半独立状态，让老蒋想吃也下不了嘴。

　　蒋光鼐开始也是接受蔡廷锴意见的。不过他与陈铭枢之间的个人关系更为接近，三言两语，很快就被这位原来的老上级打动了，反过来劝蔡廷锴不应顾虑太多。

　　（578）

宝宝寒

　　这时候的蒋光鼐尽管名义上已经成为蔡廷锴的下属，但此下属非彼下属，说的话分量是不一样的。加之经过陈铭枢在军中一顿穿梭演说，大部分将领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再对此提议表示反对。实际上闽变到此已刹不住车，不是蔡廷锴一人能够左右的了。

　　闽变从提议到正式发动，时间非常仓促。蔡廷锴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即使起事，也应拖上两个月再动。

　　这个意见是很有些先见之明的。他摸透了老蒋的心思，后者只要手上有一点余力，是绝不会容许两广一直这样半独立下去的。到时这两个地方一与“中央”闹掰，你不拉他们，他们也会反过来拉你。这样，反蒋抗日的把握性更大。

　　同时，当时的19路军也不具备马上打大仗的准备，基本上要钱没钱，要士气没士气，要武器没武器，蔡廷锴认为这仗很难打赢。

　　可是陈铭枢的想法就不那么单纯了。因为在这之前，老蒋一再拉拢蔡廷锴，他见后者又一再犹豫，生怕对方动了心，一个不好真的被老蒋顺手拉过去，所以极力主张晚动手不如早动手，甚至说出了如果大家不同意尽快举事的话，就索性把他绑去南京请功这样的话。

　　此言一出，众人再无退路。蔡廷锴只有选择妥协，然而一出来就私下对身边的人说：19路军，成也陈铭枢，败也陈铭枢，都是他拉出来的部队，就算是败也只能随它去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22日，各方反蒋代表齐聚福州，当天就拉起大旗，成立革命政府，所有国民党员宣布脱党，把年号和党国旗也都改掉了。当然，他们能依赖的军事力量，仍然只有19路军。

　　陈铭枢决心这么大，是他认为老蒋起码有三难。

　　一难缺人助。这么多年来，老蒋一会儿搞你，一会儿搞他，变着法地“削藩”，整治自己的政敌，得罪的人数都数不过来。再加上强大的红军，人都不助他，安能再得天助？

　　二难缺兵丁。老蒋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都在江西进行第五次“围剿”，杂牌又不听他的，估计抽不出兵力来福建。

　　三难缺力量。退一步说，就算老蒋真能抽出人来和我们对打，那他也打不过19路军。我们19路军是淞沪战场上的抗日英雄，一个师能打对方两个师，加上旁边还有红军帮忙，焉有不胜之理。

　　听上去，似乎句句在理，无懈可击，但这一切的一切，都还只是理论上的可能，要变成现实，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而在这方面，福建政府几乎是一片空白。

　　在刚刚听到闽变消息的时候，老蒋受到的打击之大确实难以言喻。据说在那几天里，他经常一个人“终日彷徨，莫知所措”，嘴里翻来覆去嘀咕的就两个字：糟了！糟了！

　　老蒋半生戎马，遇到的大风大浪可谓数不胜数，但能把他弄到这种失常的地步，应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

　　他怕的，正是陈铭枢想到的。

　　（579）

宝宝寒

　　此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关键时期，经数月厮杀，红军终未能突破碉堡封锁线，不得不转入阵地防御。老蒋判断，19路军既然已和红军有协定，后者肯定会趁势进行大举反攻。到时候，如果南方的两广，北方的阎冯，旧仇新怨，大家都一窝蜂上来的话，其规模甚至超过当年的中原大战，纵使他老蒋生出三头六臂也难以招架。

　　不过最让他害怕的场景并没有发生。

　　没错，两广确实与老蒋不对头，但这种矛盾再深，在他们看来，还算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陈济棠打政治牌，靠胡汉民，胡汉民是党国元老，他还认为老蒋不是国民党的正宗，是“叛徒”呢。广东的李白也差不多，平时都以“中山信徒”自居。你现在连党国旗都不要了，那让这帮人以后还靠什么混？所以陈济棠不仅不愿意合作，反过来还撒毁了原先同福建的盟约，对边境进行封锁，乃至令蔡廷锴发出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慨。

　　其他人的情况都差不多。实际上，闽变从初起到结束，都未有一省通电支持，连一向对19路军呵护有加的华侨这次都少有人呼应声援。

　　红军方面，继忽视蔡廷锴主动要求联合反蒋抗日的要求后，本来还可以迎来打破“围剿”的第二次机会。

　　当时已经靠边站的毛泽东就提出了最让老蒋发怵的大反攻建议，他主张红军主力应抓住机会，向无堡垒阵地的浙江突进，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并借此对南京政府的核心要地形成威胁。

　　然而那个负责军事的李德实在有够烂。他在把握战机和运筹帷幄方面，跟我们主席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开始是不动（“江西红军亦无反攻迹象”），后来动了，却是把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在无重武器配合的条件下，继续去啃那些个乌龟壳一样的碉堡。

　　本来已几乎被逼得无路可走的老蒋绝处逢生，意识到形势并没有自己预想的那么严重，遂大松了口气，并下断语：敌人（指福建政府和19路军）孤立无援，闽变不足平矣。

　　陈铭枢的运气实在很差，他的所有算计由于缺乏事前认真的准备，使“谋定而后动”变成了“先动而后谋”，结果美好的设想跟现实一碰撞，全部倒了过来。

　　既然你们都不出手，老蒋就得以出手了。他从江西战场上一下子抽出10个师，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中央军精锐，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哪个都不是好惹的。最后老蒋为了毕其功于一役，甚至把在淞沪会战中跟19路军并肩打过仗，尚担负着警卫京师之责的两个近卫师都调了过来。

　　相比之下，19路军反而缺兵少将。他们到福建后，虽然主力已扩充为4个师，加上收编的其它地方杂牌，总兵力达到了7万多，但较为分散，加上广东的陈济棠翻了脸，已无后方之区分，只得四面设防，兵力看上去更为薄弱。

　　重压之下，其弊病也一一暴露出来。

　　（580）

宝宝寒

　　陈铭枢脱离19路军很长时间，他没有想到，这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部队在精神状态上已出现了不小的变化。官兵们在外面飘飘荡荡很多年，过惯了苦日子。自从有了福建这个地盘后，从中高级军官开始就有了居功自傲，只想成家立业，而不愿再吃苦受累的想法和风气。下级官兵则在上海参加过抗战之后，便对参加内战产生了厌倦情绪。打日本人没二话说，一提是打自己同胞，精神头就不是那么足了。

　　现在摆在面前的事实就是，哪怕是一对一地扳手腕，老蒋入闽部队都不比19路军弱。

　　看到老蒋真下了狠心，摆出了重兵压境的架势，揭竿造反的几个好汉不得不坐下来重新商讨对策。

　　毫无疑问，全面设防是行不通了，只能集中兵力于某一区域。

　　蔡廷锴认为应聚力于闽北。理由是这里过来的是一支杂牌部队，如能聚而歼之，可以振奋部队士气，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

　　与蔡廷锴主攻不同，蒋光鼐主守。

　　杂牌固然好打，但杂牌之后却都是正牌。如果过早地在与杂牌交锋中损耗实力，等到与张治中、卫立煌们交锋可怎么办呢？

　　所以他认为，应将主力摆到或西或东的位置。西即闽西，19路军在那里搞过分田分地，颇得民心，同时可以背靠苏区，作长久支持。否则的话，还可以进入闽东，从那里直击老蒋守备空虚的浙东。

　　浙江是老蒋故宅所在，又紧邻宁沪杭，这一击肯定会打得老蒋措手不及，搅乱其全盘作战计划。

　　从军事角度来看，应该说，两个人的意见都很有见的。蔡廷锴是学了红军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高招。蒋光鼐进兵浙东也同样颇有红军避实就虚，出其不意的特点，与毛泽东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惜的是，这时主宰福建政府的已不是会打仗的军事将领，而是陈铭枢等一班形而上的“长衫客”（即指政客）。

　　他们说，蔡廷锴的招数太冒险，蒋光鼐东进的想法也一样。至于那个退兵闽西的方案，又太消极了。这仗还没怎么开打，你们就退啊退的，还像不像一支革命队伍？

　　否定来否定去，觉得力保福州比较妥当。

　　刚刚建立的革命政府的“首府”嘛，怎么可以丢失呢，只要保住了这里，革命就有希望，未来才有光明。

　　怎么个有希望和光明，却没有人深入论述，都觉得这是根本不用辩驳的道理。

　　大家最后决定：弃闽北，守福州。

　　一个性命攸关的选择错了，就意味着败局已定。

　　在中央苏区，李德、博古也有一个“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理论，说起来同样头头是道，振振有辞，但结果又都是输得一样的惨。

　　战争归根结底是靠打出来的，而不是靠嘴讲出来的。

　　陈铭枢原来打仗其实并不差，在北伐时代，他和张发奎并列为“铁军”第四军的两只虎，而且指挥作战素来镇定自若，风头甚至盖过了张发奎。可是不知道是不是从政后这位老兄的脑子进了水，在指挥上简直判若两人，出的招没一个不烂的。

　　（581）

宝宝寒

　　很快，福州就失守了，19路军不得不且战且退。

　　本来福州政府还有最后一线得救的机会，但条件是中央红军主力能与19路军联合作战。

　　中共党史记载，当时周恩来曾向中共中央报告，要求派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侧击进入福建的国民党部队，如此既可消灭敌有生力量，又可援救福建政府。

　　红三军团有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指挥，能攻，红五军团号称“铁流后卫”，善守。这两支强力军团如能助19路军一臂之力，后来战局当大为不同。

　　无奈历史没有假设，当时的中共中央正是“左”得离谱的时候，周公这么好的计策当即被李德、博古否决。他们认为福建政府也是“反革命政府”，后者不过是想利用红军给他们反蒋而已，我们怎么能上当呢？都是“反动派”嘛，应该让他们自己去狗咬狗！

　　要说李德这位红老外不仅指挥打仗不咋的，政治看来也是不通的，他哪里知道中国唇亡齿寒的道理呢：老蒋这只“狗”迟早还是要回过头来咬你的。

　　果不其然，等福建政府被镇压，进入福建的国民党主力部队马上组成东路军，转而全力进攻中央苏区。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13日，福建政府瓦解，闽变基本宣告失败。此时距革命政府成立仅仅才两个月时间。包括陈铭枢、蒋光鼐在内的几乎所有原福建政府要员都逃往了香港，只有蔡廷锴始终不肯离开部队一步，坚持带着部队南撤，希翼能够虎口脱险。

　　危急时刻，19路军依旧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其后卫部队在掩护大队撤离的过程中，尤能进行反扑，而且“其势锐不可当”。让尾追于后的敌军都叹为观止。

　　这个“敌军”不是别人，正是长城抗战中同样以悍勇著称的刘戡！

　　除了刘戡，紧盯不放的还有一个宋希濂，那个“一二八”会战时把重迫击炮都慷慨地借给19路军的勇将。

　　这些猛人都聚着堆追着19路军打，连蔡廷锴的汽车都一度被伏兵击毁，情况十分危急，以致陷入了后有追兵，前有陷阱的困难境地——广东的陈济棠出于种种原因考虑，虽未直接出兵堵截，但暗中早就对19路军的人员和枪械垂涎三尺。他希望趁火打劫，予以收编，所以断然不会放19路军轻易进入粤境躲避的。

　　一支“长技”与老西北军十分相似的抗日英雄部队，难道真的就要这样在内战中“散亡”了吗？

　　蔡廷锴为了给19路军保留最后一点种子，不得不委曲求全，自己离开部队，同时派副参谋长范汉杰（黄埔第1期）去厦门找蒋鼎文商洽，说明在蒋蔡都已离队的情况下，能否对19路军进行和平改编。

　　出于反蒋和地方派系的原因，19路军的广东将领总体而言对黄埔系是非常排斥的，但范汉杰却是个例外，信任虽然谈不上，但始终没人能动得了他。

　　（582）

宝宝寒

　　很快，福州就失守了，19路军不得不且战且退。

　　本来福州政府还有最后一线得救的机会，但条件是中央红军主力能与19路军联合作战。

　　中共党史记载，当时周恩来曾向中共中央报告，要求派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侧击进入福建的国民党部队，如此既可消灭敌有生力量，又可援救福建政府。

　　红三军团有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指挥，能攻，红五军团号称“铁流后卫”，善守。这两支强力军团如能助19路军一臂之力，后来战局当大为不同。

　　无奈历史没有假设，当时的中共中央正是“左”得离谱的时候，周公这么好的计策当即被李德、博古否决。他们认为福建政府也是“反革命政府”，后者不过是想利用红军给他们反蒋而已，我们怎么能上当呢？都是“反动派”嘛，应该让他们自己去狗咬狗！

　　要说李德这位红老外不仅指挥打仗不咋的，政治看来也是不通的，他哪里知道中国唇亡齿寒的道理呢：老蒋这只“狗”迟早还是要回过头来咬你的。

　　果不其然，等福建政府被镇压，进入福建的国民党主力部队马上组成东路军，转而全力进攻中央苏区。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13日，福建政府瓦解，闽变基本宣告失败。此时距革命政府成立仅仅才两个月时间。包括陈铭枢、蒋光鼐在内的几乎所有原福建政府要员都逃往了香港，只有蔡廷锴始终不肯离开部队一步，坚持带着部队南撤，希翼能够虎口脱险。

　　危急时刻，19路军依旧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其后卫部队在掩护大队撤离的过程中，尤能进行反扑，而且“其势锐不可当”。让尾追于后的敌军都叹为观止。

　　这个“敌军”不是别人，正是长城抗战中同样以悍勇著称的刘戡！

　　除了刘戡，紧盯不放的还有一个宋希濂，那个“一二八”会战时把重迫击炮都慷慨地借给19路军的勇将。

　　这些猛人都聚着堆追着19路军打，连蔡廷锴的汽车都一度被伏兵击毁，情况十分危急，以致陷入了后有追兵，前有陷阱的困难境地——广东的陈济棠出于种种原因考虑，虽未直接出兵堵截，但暗中早就对19路军的人员和枪械垂涎三尺。他希望趁火打劫，予以收编，所以断然不会放19路军轻易进入粤境躲避的。

　　一支“长技”与老西北军十分相似的抗日英雄部队，难道真的就要这样在内战中“散亡”了吗？

　　蔡廷锴为了给19路军保留最后一点种子，不得不委曲求全，自己离开部队，同时派副参谋长范汉杰（黄埔第1期）去厦门找蒋鼎文商洽，说明在蒋蔡都已离队的情况下，能否对19路军进行和平改编。

　　出于反蒋和地方派系的原因，19路军的广东将领总体而言对黄埔系是非常排斥的，但范汉杰却是个例外，信任虽然谈不上，但始终没人能动得了他。

　　（582）

宝宝寒

　　到这里，我有理由认为，范汉杰可能也是《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范班长”原型之一。倒不是说他们两人都姓范，而是双方履历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范汉杰入黄埔军校时，已经靠近三十岁了，这在当年的黄埔生中属于为数不多的“大龄青年”。这还不算奇，奇就奇在范汉杰的身份非常特殊。

　　跨入黄埔军校大门时，范兄就有军衔，而且军衔不低——上校，也就是说是旅团级高干了！

　　然后他就跟“老范”一样，再从零起步，一点一滴地从班排长开始干。由于他的实战经验远超其他黄埔同学，所以升迁速度非常之快，仅用3年时间就以令人上眩的速度升为了师长。这个师长还不是一般的师长，是浙江警备师师长。在老蒋家乡当师长，那是开玩笑的吗。

　　你问“老范”怎么会跑到19路军里面来？你得知道原先19路军可是老蒋的非嫡系的嫡系，从陈铭枢、蒋光鼐，到蔡廷锴，都是跟过老蒋的，谁会想到有翻脸开打的一天呢。

　　范汉杰在19路军中之所以还能确保无事，除了因为他是广东籍，且在参加北伐时与一些广东将领有渊源外，主要还归功于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职业军人，基本不过问政治。饶是如此，“老范”在19路军中的日子也不好过，从蒋蔡开始，大家就都防他，怕他跟老蒋暗通款曲，等到闽变开始，却又身不由己地成了黄埔系中的“反叛将领”，真是两头受夹板气。

　　虽然身为19路军的副参谋长，范汉杰其实就是个摆设，什么也干不了。等到叫救命的时候，大家才想起了他。

　　因为蒋鼎文曾在黄埔军校做过学生队的区队长，与范汉杰有师生关系，所以让他去找蒋鼎文疏通还是蛮有些道理的。可惜老范运气不佳，等他到厦门的时候，福州已经失陷，蒋鼎文去了福州。他只好急急匆匆再往福州赶，不过等他到福州的时候，和平解决这件事已经由别人给摆平了。

　　在刘戡即将对19路军发起新的攻击之前，他忽然感到难以下手。

　　刘戡也在长城打过鬼子，所谓惺惺相惜，他在跟19路军交过手后，感到对方不愧是沪战英雄，果然是条好汉。由此，他也生出了疑惑：在日寇环伺之下，我们这两支部队有必要在内部拼到你死我活吗？

　　他给自己的上司卫立煌打了个电话，提出能否对19路军残部予以收编。

　　当时由于老蒋顾及老巢安危（得亏红军和19路军只是想到没有做到，未趁势抄他的后路），已将两个近卫师中的88师（孙元良师）调回南京，87师（王敬久师）则须留在福州担任警备。这2个强力师一不在，进攻部队力量马上就受到了削弱。卫立煌同时还考虑19路军已到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一定会抵死相拼，虽然灭掉对方问题不大，可是俗话说得好“困兽莫斗”，己方亦要受不小损失，所以他立即对刘戡的建议表示赞同。

　　建议不错，但是派谁去呢，弄不好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583）

宝宝寒

　　一个人自告奋勇，愿负其任。

　　此人是刘戡手下的一个参谋处长，叫符昭骞。

　　符昭骞是海南文昌人，跟宋氏一家是同乡。他毕业于陆大第九期，我们在前面说过，这个杨杰主持过的军校，出的能独当一面的军事干才实在不是很多，不过参谋倒是不少。符昭骞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在抗战中干的最多的职位也是参谋长。

　　海南那时属于广东，在籍贯上与19路军官兵较亲近一些。同时说客通常所需要的心明眼亮，反应快捷，符昭骞也具备。不说别的，在南天门作战时，刘戡因为丢掉阵地，急得要抹脖子自杀，就是这位仁兄给拦下并劝服的。在此之前，他也已经有过单枪匹马深入对方阵营劝降的经历和经验。

　　不过这次出马却一波三折，绝对算是他人生中最惊险的经历之一。

　　开始事情很顺利。符昭骞先找到了19路军中的一个同乡，又通过后者的关系，联系到了19路军的重要将领张炎。

　　此时蔡廷锴已离开军队，一时军中群龙无首，从张炎到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实际都不想再打下去了。在张炎的主持下，他们与符昭骞见面，表示能够认同团结抗战——要打就打日本人，打自己人确实是没什么意思。

　　事情看来要搞定了，没想到一个电话却使形势立刻急转直下。

　　这个电话是区寿年接的。回来后他怒容满面，等他把电话的内容一说，其他人也炸了窝。

　　蒋鼎文的部队竟然还在继续进攻19路军！

　　在场众人都把目光扫向了符昭骞，不是一般的扫，是机关枪的那种“扫”。

　　一边谈，还要一边打，这说客的身份可就比较值得怀疑了。何况符昭骞随身未带什么证明材料（毕竟是秘密的事，未成功前怕是连卫立煌本人也不敢留下任何文字给别人去抓自己的小辫子），而且改编谋和是大事，以符昭骞一个上校参谋处长的级别，也不由得让人开始怀疑他能否做得了主。

　　会不会是派来忽悠我们的呢，先涣散我们的斗志，然后再灭我们？

　　区寿年立即命人把符昭骞就地扣押，其实就是拿来做“人质”。说实话，要不是19路军已濒临绝境，当时砍他头都有可能，说客之风险即在此处，所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很多时候只是说说而已，何况这是两军，不是两国。

　　符昭骞倒抽一口冷气，什么都想到了，却没想到蒙在鼓里的蒋鼎文还在那边使力气。国民党军队里讲究职务和资历，卫立煌至多跟蒋鼎文平起平坐，他可没这个资格事先命令对方暂时停火。

　　倒霉的符昭骞没完成使命，却被对方关了起来，不过仍然允许他继续与卫立煌联系。现在最棘手的问题还在于改编的事情只经过卫立煌本人同意，别说蒋鼎文了，连老蒋都不清楚。不管是19路军高层还是外界，一旦知道这一真相，事情非得黄掉不可。

　　得想一个办法。

　　（584）

宝宝寒

　　大家都知道二战的时候，美军曾使用印第安方言作为密码，并专雇一批印第安人做为“风语者”。能听懂英语的日本人虽然不少，却没有人能听懂这种独特的土著方言，结果便抓了瞎。

　　符昭骞在和本部联系时，特意找了一个郑姓团副通话。论地位，郑团副本不可能与此类大事沾边，但妙就妙在他也是符昭骞的海南同乡。两人讲起海南话来，连旁边19路军的官兵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郑团副其实就是起了一个传声筒的作用。

　　符昭骞让他转告卫立煌，事情本来已快成功了，却被蒋鼎文突然插进来给搅黄了。唯今之计，只有直达天听，报告老蒋并通过后者进行协调了。

　　老蒋此时已亲临福建，听到汇报后第一时间就下达命令，准予改编，并让蒋鼎文停火。

　　枪声一停下来，符昭骞在19路军将领心目中的印象马上就不一样了。大家又把他请出来，并派出正式代表去卫立煌处进行谈判。

　　此次改编，19路军原领导层几乎全部被洗了盘。师旅团长多由老蒋信得过的闽粤籍黄埔系军官担任，到了最后，甚至营连长这样的基层将校亦被黄埔生一体撤换。实际上，本来意义的19路军至此完全消失，其基干部队“中央化”，反过来又回归到了老蒋的嫡系。

　　好不容易把闽变扑灭下去，老蒋的位子总算又可以坐稳了。不过他很快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难题，那就是华北通车通邮。

　　对于这件事，老蒋十分头大。

　　本来，关内外的通车通邮确有其实际需要，尤其是东北很多人家都是通过“闯关东”从河北山东移民过去的，关内家属甚多，在交通通信都完全堵塞的情况下，此举实有碍民生。可是一旦真的通车通邮，这里面传达出来的政治信号就太敏感了，而中国人对此一向又是非常看重和忌讳的。

　　在此之前，顾维钧已代表中国在国联大会上对东四省被强占一事作出正式表态，即“两个决不”：决不承认！决不同意！

　　国联对“两个决不”完全支持，也自始至终把伪满关在国联乃至国际大家庭之外，连对方发行的邮票都不予承认。

　　对此，日本恨得要命。反正也不入国联了，中国你也打不过我，那就给你们来招更绝的——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1日，索性依了溥仪，正式将伪满改为帝制，溥仪也在日本人剌刀下又一次走上了他的所谓“玉床”。

　　估计老蒋这时候也挺后悔的，要是早点把这个小皇帝哄好，也许他就不会被倭夷利用，以致误入歧途了。不过如今也只有面对现实：由政府发一公告，宣布要惩办“伪皇帝”，就算是在国人面前应付过去了。

　　公告发布刚过一个礼拜，该惩的人没惩到，关东军却已经在长城各口树立“满洲国界碑”了。

　　你不承认没关系，我自己承认，自己树“碑”，你能奈我何？

　　（585）

宝宝寒

　　这个时候，老蒋当然有一千个理由认为通车通邮这事最好拖着不办。

　　但那是因为老蒋身在南方，可以装作对华北的事充耳不闻的缘故。

　　在北平的黄郛却没有办法拖。

　　此时关东军的态度越来越趋于强硬，甚至摆出了随时还会再进兵华北的架势。

　　老蒋不吱声，关东军却已经在旁边磨刀了，这让黄郛十分为难，他亲自到南方去面见老蒋，请示究竟该怎么办。与此同时，他再次向老蒋请辞，表示华北对外交涉艰难，非议又颇多，自己难堪其任。

　　老蒋哪能让他下来啊。

　　兄弟，我知道你很辛苦，可是咱们不是说过了吗——“甘苦来时要共尝”。你不要怕外界议论，一定要坚持，要顶住。

　　至于与日本人打交道的那件事，不难办嘛，我们可以一起坐下来商量。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11日，老蒋把行政院长汪精卫也喊过来，和黄郛一起开会，最后还是决定把通车通邮这事，交给黄郛“酌情办理”，这就算给了他一把可以独断的尚方宝剑。

　　两天后，日方又来逼宫了，一天之内，北宁铁路各站的日本兵明显增多，华北形势也骤然紧张。不过他们这次没有把通车通邮一道提出来，而是要求先进行通车谈判。

　　黄郛用电报向老蒋请示。老蒋的答复是，就照上次说的办法，让他看情况“酌情办理”。

　　那这么大的事，要不要在中央政治会议上通一下呢。

　　老蒋挥挥手，这种大气候下，怎么可能在会议上通得过呢，与其提了也不能过，还不如不提呢。

　　“尚方宝剑”是干什么用的，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黄郛权衡了一下利弊，认为谈判既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太早了，恐怕日方趁机漫天要价。太迟了，日方又要来横的，而且有可能把更为复杂而棘手的通邮问题一道提出来。

　　那就再等一个月吧。

　　黄郛和老蒋都沉得住气，唯独汪精卫坐不住了。这哥们真的是在长城之战后被吓破了胆，简直畏日人如虎，惟恐因此开罪对方，一直发电报来催黄郛，尽速启动谈判，免得拖下去“愈久愈糟”。

　　一个月过去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5月14日，中、日、伪满三方在山海关正式举行通车谈判。

　　为什么要把伪满弄进来呢？

　　这是谈判关内外通车。它不进来，这事情没法谈啊。

　　经过谈判，最后确定由中日双方共组一个火车公司，资金各半，赔了赚了也各一半，总经理、副经理大家轮着派。每天由北平和奉天各对开一列车。

　　应该说，如果纯粹从经济角度看，中方并没吃亏。可问题是有政治影响啊。

　　消息一传到关内，大家马上不干了。各种唾沫星子如刀似剑一样地甩了过来。

　　这回先招架不住的不是黄郛，而是老蒋。

　　所谓不要怕外界议论云云，那都是拿来哄他的义兄的，内心里，他其实比谁都更在乎这种议论，因为这可关乎他的“领袖形象”和在政界的地位啊，而且这时恰好日本外务省发表的一份声明在国内外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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