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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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宋案迷踪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世家，最开始的时候家道还算殷实，但从其祖父辈开始因参与了反清事业，家族也由此开始衰落。宋教仁从小天资聪颖，1901年的时候考中秀才，1903年报考武昌文普通学堂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文普通学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的一所新式学堂，对当时的中外知识和新思想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在宋教仁入学的那一年，黄兴从日本回国宣传革命，宋教仁听了他的演说后十分佩服，从此便跟黄兴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1904年2月，黄兴和宋教仁等人成立了华兴会，由黄兴任会长，宋教仁和刘揆一任副会长。当年11月，华兴会准备在长沙举行反清起义，可惜未经发动便消息泄露，结果起义未遂失败。在这一年的年底，宋教仁在得知自己被学校开除后，随后流亡日本。1905年初，宋教仁与革命同志在东京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以宣传革命，宋教仁被推为经理人并承担了主要的写作任务，尽管这个杂志只出了两期便被日本方面强制停刊，但宋教仁激情四射的文章已经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在同盟会成立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被改名为《民报》（即同盟会的机关报），仍旧由宋教仁负责日常事务。宋教仁初到日本后，因为不懂日本话，因而他经常到书店购书自学，并报名学习日语、英语甚至到体育会练习兵式体操，为日后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在具有了一定的日文基础后，宋教仁参加了早稻田大学的考试，并成为留学生部的预科学生。在此期间，宋教仁翻译了一些宪政方面的书籍，包括《日本宪法》、《英国制度概要》、《美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德国管制》等，这些学术活动虽然谈不上研究精深，但基本奠定了他在宪政和法律认识方面的基础。

从宋教仁的日记来看，他在日本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惬意。譬如在1906年9月27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接到家中的书信，哥哥说家里生活很困难，衣物都拿出去典当得差不多了，家里刚长出青苗的田地也卖了，老母亲很想念他，希望他回家，并希望他能寄钱回家或者自己带回家，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宋教仁读完信后，愁苦不堪，一筹莫展，他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回家去看望母亲，又想从哪里想办法弄一笔钱寄回去，可他左想右想，最后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1907年，在日本试图谋划强占中国领土“间岛”（即延吉地区）时，宋教仁化名日本人打入日本秘密组织“长白山会”，并获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假证据。由此，他写出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并帮助清政府在维护“间岛”主权问题上取得成功。为了奖励宋教仁的爱国行动，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还亲自下令让驻日公使奖励宋教仁1000元钱。但是，宋教仁的行为也给他带来了被动，一是同盟会的同志怀疑他投靠清廷，二是日本政府将他看做清政府的奸细并对他进行监视，而此时的同盟会也屡起风波，宋教仁也被卷入冲突当中。

1911年1月，宋教仁返回上海，并应于右任的邀请担任了《民立报》的主笔，由此写下了大量的时政评论和革命宣传文章。在此期间，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试图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武昌起义前（9月25日），湖北革命党人居正、杨玉如还到上海与宋教仁等人协商发动起义之事，并希望同盟会派人前去领导，可惜宋教仁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没有采取行动。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长，协助孙中山制定法令。但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与孙中山主张的大总统制发生冲突（之后颁布《临时约法》却又改成责任内阁制，以限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好在后来南北议和成功，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又提名他做农林总长，但这个职位显然满足不了宋教仁的大志。在唐绍仪辞职后，宋教仁也辞去内阁职务，并返回湖南老家探望已经阔别了近十年的母亲。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获得国会选举的胜利后，宋教仁是极有希望出任新的内阁总理的，但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谁是杀害宋教仁的幕后元凶？

第一个怀疑对象当然非袁世凯莫属，因为他有太多理由要杀宋教仁。袁世凯曾经很欣赏宋教仁，并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队伍中，譬如宋教仁在准备回湖南老家省亲时，袁世凯曾赠予其一本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让宋教仁随意支用，可宋教仁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将支票基本原物退还。另外，袁世凯还为宋教仁订造西装，连尺码都量得非常准确，足见其用心良苦。

可惜的是，在袁世凯的亲善和拉拢下，宋教仁看起却来是如此的“不识抬举”，他在各地演说中，曾毫不忌讳的攻击袁世凯的政府并言动一时，由此引起袁世凯的恼怒与仇恨，似乎也在话中之意。如今，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也即将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袁世凯怎能不萌生杀意？

令人无语的是，宋教仁在临终之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北京，向袁世凯报告了被刺经过，他说：“窃思自己受任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临死之人，殷殷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闻者何尝不令人心酸？

《民国往事》：连载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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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后，也是十分的惊诧，他随即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要求迅速缉拿凶犯，按法严办，以维国纪。在宋教仁身亡的凶讯传来后，袁世凯发布命令，要求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称：“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至伟。适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擘画劳苦，方期大展宏猷，何遽闻惨变？民国新建，人才难得，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就当时而言，还不能认定袁大总统就是幕后凶手。道理很简单，如果在国会选举结束的敏感时期将宋教仁刺死，袁世凯的嫌疑无疑是最大的，按他通常的办事手段，断然不会出此下策。所以，当时的国民党人虽然心中怀疑，但至少在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

不管怎么说，斯人已去，太息长存。4月13日, 在宋教仁逝世后的第三周,国民党人在上海举行追悼大会,前来为宋教仁致哀者竟然达到2万余人。4月25日,谭人凤等人请求政府为宋教仁铸像并开设公园，以资纪念。1914年6月，公园建成，地址就在宋教仁遇难处不远（今闸北公园）。宋教仁遗体迁入墓地的当天,前来送葬者又达数万人，谭人凤、王惠宠、居正、章太炎等国民党要人及其社会名流也都纷纷赶来参加葬礼。

宋教仁墓的顶端塑有鹰斗蛇的青铜雕塑, 墓寝坐北朝南,近似正方形,四周砌有24根圆头方柱,连成石栏。墓前有一大碑，碑文“宋教仁先生之墓”数字,乃孙中山先生的墨迹。墓区正中，雕有宋教仁的全身西服坐像,像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背面刻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系于右任所书。

宋教仁的墓园原是乡间，经几十年的发展后，如今早已是栖身上海闹市，在今天的闸北公园，宋教仁墓依然矗立，周围也有很多人在此健身，锻炼身体，虽说热热闹闹，但宪政主义先行者宋教仁的事迹却早已少有人知。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宋教仁的雕像多少显得有点落寞和孤寂。

宋案发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上海地方立刻缉拿凶犯，公共租界当局、沪宁铁路局也都纷纷悬赏缉捕，空气为之一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沪上的那些巡警、包打听们纷纷出动，四处寻找破案信息。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地顺利，几乎要用难以置信来形容。

就在宋教仁被刺的第三天，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案，声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上海青帮大佬应夔丞（即应桂馨）家中，应桂馨当时拿出一张照片，说愿出酬金1000元将照片上的人刺死，当时王阿发没有答应。宋案发生后，王阿发见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给他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

　　在得到报案后，公共租界的巡捕随即在一妓院中将应桂馨抓获，并立即前往应家搜查。最有意思的是，巡捕们在搜查应家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人神色紧张，而此人正是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最令人不解的是，在巡捕将应桂馨抓获的时候，武士英也在妓院，并应一友人之托前往应家报信，结果被鬼使神差的一举抓获。

按常理，如果武士英是杀人凶手的话，在应桂馨被捕的时候应该立刻逃之夭夭，何以会在应家自投罗网？更令人不解的是，武士英被捕之后，很快便直言不讳的承认了刺杀宋教仁的行径，他供称自己真名为吴福铭，山西人，曾就读于贵州某学堂，后在云南军营中做过管带，现因军伍被裁，来沪一游，在茶馆饮茶的时候遇着一陈姓朋友，经他介绍认识了共进会的应会长（即应桂馨），应桂馨请武士英暗杀一人，说这人是无政府党，杀他就是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并答应事成之后酬劳一千大洋，于是武士英便答应前去。

行刺那天，陈姓朋友告诉武士英说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正好去收拾他。说完，陈便给了武士英一把五响手枪，又另招了两人前往火车站。等他们买了月台票进站后，正好碰到宋教仁进招待室，陈便把目标指给武士英看，让他随后动手。过了一会，宋教仁等从招待室出来，走至半途的时候，武士英便开枪打了一下，随后便逃走，回应家报功去了。应桂馨得知宋教仁确实被刺后，还称赞武士英能干，并承诺将来送他出洋游学。武士英则把手枪缴还，后来在应家搜到。

说到青帮大佬应桂馨，他原名应夔丞，也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应桂馨当时有两个头衔，一是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一是江苏驻沪巡查长。应桂馨年轻的时候曾在上海加入青帮，后来发展了一定的势力。陈其美在上海谋划革命的时候与应桂馨结识，陈本人还经常住在应桂馨提供的自家住宅，这里也成了当时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于右任等人也曾住过。在这个时期，陈其美与应桂馨相互加入了对方的组织，即陈其美参加了青帮，而应桂馨也加入了同盟会。

《民国往事》：连载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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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光复之战中，青帮成了革命党人的坚定盟友，他们自告奋勇地组织了敢死队，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等武装暴动中便有几千帮会成员参与战斗。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建立沪军都督府，当时也得到了青帮的鼎力支持。在革命的最初，青帮和革命党曾有过一段蜜月，譬如应桂馨被任命为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当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应桂馨又被陈其美派去直接负责接待和保卫孙中山。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便是由应桂馨组建卫队，随同前往南京。

本来应桂馨在革命成功后应该有个不错的政治前途，但此人身上江湖气、流氓气太重，他当上孙的卫队长后，在开始的时候对前来拜访孙中山的亲朋故友还比较客气，但后来人来得多了，应桂馨就看人下菜，有时还对客人恶语相向。孙中山见他不适合这种工作，由于将他改调临时政府庶务长，但应桂馨又在日常工作中有贪贿行为，因此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即将解散时将打发他回了上海。

1912年6月，在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支持下，应桂馨当上了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这是一个由上海青帮、洪门和公口联合建立的一个准政党组织，也是帮会组织公开化的产物。在武昌的革命党人试图发动南湖马队暴动推翻黎元洪时，应桂馨也代表共进会参与其中，后来因事败而被通缉，并仓皇逃回上海。

由于辛亥革命中有众多的帮会参与其中，这些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因而袁世凯上台后便采取措施解决帮会问题，以维持地方稳定。当北京政府得到应桂馨参与到武昌的暴动时，便派出内务府秘书洪述祖，希望取缔共进会，并妥善处理好帮会与地方治安的问题。

洪述祖这个人也不简单，他是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但此人有才无德，虽然科考不顺，但他后来通过捐纳的方式进入官场，并曾在刘铭传、俞廉三和张之洞等人手下做过幕僚。但是，洪述祖的为人贪欲甚旺且胆大妄为，每次都是在任用一段时间后被逐。武昌起义后南北双方议和，这给了洪述祖一个天赐良机，因为当时南北代表均在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风昌那里议事，而洪述祖与赵风昌不仅是老相识，而且还有亲戚关系。由此，洪述祖在南北议和中成为了袁世凯的眼线，并立下大功。

清廷倒台后，唐绍仪本打算让洪述祖出任国务院秘书，但考虑到他之前的种种劣迹，后将他改任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袁世凯及其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私人渊源并不深，因而当他傍到袁赵这样的新主子后是格外的卖力，争宠立功的心情非常迫切。

洪述祖在上海也曾是帮会中人，因此很快便与应桂馨一见如故，他在代表北京政府处理青洪帮共进会的问题上，最后采取了收买的方式，并帮助应桂馨解除对他的通缉令。应桂馨在革命后受到革命党人的冷遇，于是也很快见风使舵，投靠了袁世凯集团。与此同时，应桂馨也没有割断与陈其美等人关系，颇有点“双面间谍”的味道（毕竟当时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

对于应桂馨的投机行为，陈其美等人也早有察觉，特别在破获宋案时，国民党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揭发和抓获应桂馨、从应家搜到应桂馨与洪述祖及内务总长赵秉钧的大量密电函等，背后都有陈其美势力的影子。

在这些密电函中，主要是应桂馨与洪述祖之间的情报交换，而在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利在望的时候，两人的电报开始出现“激烈文章”的字样。对此，历史学家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应、洪二人打算对宋教仁行刺，二是认为应、洪二人谋划从日本购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劣史，以在报纸上对革命党人进行丑化。

进入3月份后，应、洪的电文中出现“毁宋”的字样，而这个“毁”也是同样有两种解释。更糟糕的是，内务总长赵秉钧也与应桂馨通过两封密电，虽然是例行公事，但在洪述祖与应桂馨的其他电文中透露出袁世凯和赵秉钧是知道“毁宋”一事的。

从电文分析来看，最开始“毁宋”的含义应当是通过媒体丑化孙宋等人，但由于应桂馨拿不出实质性证据（即所谓“劣史”），而洪述祖又提高了相当的价码，于是应桂馨决定铤而走险，“毁宋”变成了 “去宋”，也就是要除掉宋教仁以获取巨额报酬。就这点而言，这件事只有洪述祖和应桂馨知道，而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赵秉钧与袁世凯了解此事。

令人奇怪的是，武士英在一星期后的法庭上却对之前的供述全部推翻，声称自己此次杀宋教仁，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意思，并否认自己曾经见过应桂馨。不仅如此，武士英还声称自己是为北京政府除害，似乎是有意为应桂馨脱罪并将人们的视线转到北京政府。由于武士英前后的供词翻得太离谱，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有人在幕后串供、故意唆使了。

更奇怪的是，武士英在被捕后一直表现从容，丝毫没有畏惧的罪犯心理特征，他在出庭受审时还沾沾自喜地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因此案而坐公司车，也是一乐。”武士英前后反复的行为让人觉得百思不得其解，而且他的背景也一直没搞清楚：他的被捕很奇怪，他的供词很荒唐，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

《民国往事》：连载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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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英和应桂馨开始被分别关押在英法租界，后来均被引渡到中国法庭，但就在预审的前一天，身体强健的武士英却突然死亡，而整个事件一点线索都没有。由于没有记载有外来者接触犯人，因而武被看守者毒杀的嫌疑最大。更要命的是，武的被杀，凶手干得非常漂亮，竟然没留下任何痕迹，以至于当时都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证据（当然，证据也有可能被看守毁灭）。

目前史论认为袁世凯将武士英杀人灭口，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武士英的经历和背景与北京政府没有一点联系，说袁世凯杀人灭口非但在理由上根本站不住脚，而且从技术上来说也几乎没有可能。当时上海是国民党势力的大本营，当时的破案、审判等工作基本都在国民党控制下。武士英引渡到中国法庭后被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而该部队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老部队改编。如果说杀人灭口，最大的可能反是来自应桂馨的帮会系统或者陈其美的国民党内部势力。至少，武士英的口供不一和被突然灭口，在这个幕后黑手没有被彻底揭露出来之前（唆使武士英翻供并将之灭口的很可能是同一主使人），宋案永远只能是一个谜。

至于后来应桂馨的死，则基本是自寻死路的。应桂馨被捕后在二次革命期间趁乱逃跑，他在逃出后躲到了青岛的德国租界里。在袁世凯击败革命党人后，应桂馨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居然不甘寂寞的跳了出来，并在1913年底公开向北京政府发出请求“平反冤狱”的通电。应桂馨打着为刺客武士英平反的借口，说什么“宋教仁是主谋内乱之人却死有余荣；武士英为民除害反冤沉海底”，实际上是为自己鸣冤求功。

不仅如此，应桂馨在青岛找到洪述祖（宋案发生后洪述祖立刻逃到了青岛租界）强索报酬未果后，又从青岛跑到北京，并写信给袁世凯索取杀宋的报酬。这个应桂馨当时可谓是头脑发热，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一开口就是索要现金50万元，而且还要求授予他“勋二位”，两者缺一不可。

对付应桂馨这样的流氓，袁世凯还是很有一套的。反过来说，如果真是袁世凯指使了应桂馨刺杀宋教仁，那倒是有可能秘密给他一笔钱将之打发走，但要是刺杀宋教仁是洪述祖与应桂馨肆意妄为并让袁世凯背了黑锅的话，那袁世凯对应桂馨陡起杀心，那就实属正常了。

果然，某日晚上，四个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爬墙进了应桂馨的住所，所幸的是应本人不在。当应桂馨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吓得连行李也不敢去收拾，便仓皇逃往天津，但最终还是不免一死。就在火车开到廊坊附近的时候，应桂馨在车箱中被人乱刀砍死，死状极惨。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应桂馨的被杀，也算是为宋教仁报了仇。后来有证据证明，杀应的是北京执法处的郝占一和王双喜，而下命令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袁世凯。这就是一个流氓泼皮前后反复、言而无信的下场。

更让人头大的是，在应桂馨被杀死后仅一个多月，在宋案中被攻击得最厉害的另一个嫌疑犯赵秉钧也突然死亡，这就让宋案显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在宋案发生后，赵秉钧辞去了总理之职，并在风声过去后出任直隶都督。目前很多历史书都称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但这种总统毒杀前总理的重大事件，多少会显得有点离奇。

至少在相关记载中，没有找到赵秉钧被毒死的任何确凿证据。事实上，赵秉钧的死亡很有可能只是正常的病故，但由于死亡的时间与应桂馨的被杀过于巧合，这大概就是历史偶然性的魅力了。从历史记载来看，赵秉钧早年跟随左宗棠大军参加西征，曾经在星星峡戈壁滩遭遇大风雪，结果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由此筋骨折伤，一生多病而且不能近女色，惟与鸦片烟相依为命。

赵秉钧为官多年，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发迹，并专攻警政。袁出任直隶总督推行新政后，赵秉钧在天津筹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警务系统，开创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之先河。赵秉钧在清末一直跟随袁世凯，后来还出任过巡警部右侍郎，他常年负责警务、民政，并无什么特别的劣迹。最有意思的是，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赵秉钧和宋教仁的关系还算亲密，在宋教仁北京任职的时候，因为宋住在城外不便，因而经常留宿赵秉钧家。在宋教仁退回五十万支票给袁世凯时，也是委托赵秉钧办理并请求赵秉钧从支票中代为偿付五千债务。倘若两人关系不好，断不可能有此委托。

在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后，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他听后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不一会，总统府中电请总理，赵秉钧即仓皇离去。从当时人留下的现场记录来看，赵秉钧的严重失态似乎并非是故意表演，反倒是因不知情而手足无措，假如他事先得知刺宋计划，想必不至于如此。但是，赵秉钧是知道洪述祖“毁宋”活动的，这才会说“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这样一句话。看来，赵总理虽然在政治上也对宋教仁搞了些小动作，但对于宋教仁的被杀一事，应该是为管束下属不严而承担责任。

据记载，赵秉钧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在凌晨5点钟的时候，赵秉钧突然腹中剧痛，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等人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由此，认定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多少有点过于武断。

《民国往事》：连载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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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案中最为阴险狡诈的内务府秘书洪述祖，他倒是在宋教仁被刺死后以最快的速度逃到了青岛德租界内。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洪述祖在1917年春跑到上海，结果被得讯赶来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吕（当时年仅15岁）及宋之秘书刘白认出，结果洪先是被扭送到上海地方法院，后来又被解到北平法院，最终在民国8年被判绞刑，而这也是民国第一次使用绞刑。在行刑过程中，不知何故，洪述祖竟然头颈分离（也许是太胖或者是绞机是不合格产品），其状可怖。

洪述祖在狱中时自知难免一死，他曾自作一挽联为自己辩护，称：“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既然洪不服气，那就去阴曹地府见宋教仁、应桂馨辩驳一番罢。

至于另一个重大嫌疑人陈其美，更像是冤冤相报，自食其果。陈其美是浙江湖州人，数代耕读的小乡绅家庭出身，他们三兄弟陈其业、陈其美、陈其采都颇有名气。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有文才，中过秀才，后来又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出任驻沪新军统带，年方23岁。不久，陈其采又出任湖南武备学堂监督，官运亨通。

弟弟的成功经历给了陈其美很大刺激和启发，他当时在一个典当铺里做学徒， 26岁了学徒还没毕业，想不到弟弟不过在日本留学几年，便已经前途似锦，于是陈其美也要求弟弟给予资助并于1906年赴日，进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

陈其美到日本的时候，当时东京已有几千名中国留学生，革命思潮广为传播，由此他也很快加入同盟会，并结识了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与这些老资格的同盟会领导人相比，陈其美参加革命的时间要晚很多，资历也比较浅，但由于陈其美年龄较大，而且精明强干，社会经验丰富，由此也很快跻身领导人之中。

陈其美虽然在革命中表现卓越，但其个人名声却甚为不佳，譬如个人生活腐化、流氓习气，等等。陈在任上海都督时，由于频繁出入下流场所，舆论经常攻击他为“杨梅都督”。据说，有一次陶成章从南洋募款回来，陈其美向陶成章要钱作为革命经费，陶不仅不给，还对陈其美说：“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用。”由此，陈其美也就与陶元章结下仇。

陈其美这个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帮的双重身分，其为人一向胆大妄为，而且心狠手辣，民国多起著名的政治暗杀，便都有他的身影。比如光复会陶成章被刺一案，便是陈其美一手策划，其因为个人利益关系而在革命同党身上下如此黑手，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更讽刺的是，在陶案后，大家都发表通电抓凶手，陈其美也说要抓凶手，可凶手原不是别人，正是陈其美指使手下蒋介石干的。

在宋案两个月后，陈其美又策划了一场对洪帮大盐枭徐宝山（当时也参与了革命）的暗杀时，当时使用的手段是特制了一个古董花瓶定时炸弹，然后由冒充的古董商送到徐家，将徐宝山炸死。值得注意的是，宋案中的报案人也是个自称卖画的古董商人。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与上海守备使北军将领郑汝成，也都是被陈其美所策划暗杀，他还派人暗杀过与他争上海都督的光复军领袖李燮和，虽然这次未得手，但也将李燮和从上海吓跑。陈其美的作风一向独断专行，1911年12月12日，他在不经任何法律手续下的情况下，将镇江军政府总参谋、攻克南京有功的江浙联军参谋长陶骏葆枪毙，并打算刺杀镇江军政府都督、北伐军临淮总司令林述庆（林述庆后来在1912年也是死得莫名其妙）。

在宋案中，陈其美的影子似乎无处不在，但目前又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检察厅的很多原始档案都被陈其美的士兵有意捣毁，真相更是难以查明。也许的冥冥中只有天意，擅长暗杀的陈其美最后也在1916年被人暗杀，这次的主使人人却也是同时参加革命的帮会人物张宗昌，而且是同门。

最不可思议的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书，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甚至是历史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袁世凯是宋教仁被刺杀的幕后元凶，随后他又杀了武士英、杀了应桂馨、杀了赵秉钧，还在临死前的那个月派人刺杀了陈其美。倘若洪述祖早一点被抓被杀，估计也得算在袁世凯的头上。

黄兴曾在宋案后激愤的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但正如《论语》中说，“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饿皆归焉”，认定袁世凯是杀人元凶，只因为袁世凯是个称帝复辟的坏人，所以历史便可以不顾证据的鉴别与细节的推敲，只管将屎盆子一股脑儿的扣在袁世凯的头上，这又是何等荒唐可笑与不负责任。在宋教仁遇刺案上，历史又何尝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曾对刺宋案做过评语，他说：“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

于右任是宋教仁的好友，他给雕像撰写的铭文惨烈沉痛，但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众多史书，众说纷纭，至少到现在为止，不得不遗憾地说，宋教仁被刺杀一案仍旧是一个谜，于右任先生在铭文中“勒之空山、期之良史”的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

《民国往事》：连载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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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李烈钧湖口举义

在上海方面组织特别法庭对宋教仁刺杀案进行审理的时候，却又遇到相当的困难。首先是凶手武士英已经无缘无故的暴卒；二是要犯洪述祖已经逃到青岛的德国租界，无从捉拿；三是涉案的国务总理赵秉钧称病躲进医院，对于上海方面要他出庭的要求，赵秉钧只管拿出医生的诊断报告，虽然发出过几次电报为自己辩驳，但就是拒不到庭（毕竟是民国第二号人物）。

在国民党内部，当时也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大体来说，党内的激进派主张武力解决，而原来的稳健派则主张法律解决，特别是那些新当选的国会议员，更是如此。在宋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日本，他在得知消息后立刻于3月25日返回国内，随即在上海的黄兴寓所召开会议，以讨论下一步的对策。

孙中山在得知案件过程后极为悲愤，他在会上极力主张起兵讨袁，几乎把去年与袁世凯相谈甚欢的事情忘了个一干二净（判若两人的孙先生当时似乎也不甚成熟）。但是，参与会议的国民党高干们，大多不赞成孙中山要动武的意见。特别是二号领袖黄兴，他认为目前案件的审理对国民党一方有利，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不到最后一步不应该轻谈战事。

孙中山听后极为生气，他在心眼底已经认定袁世凯毫无救药，必然要搞专制复辟；与其等他露出狐狸尾巴，倒不如现在就动手。孙中山声称，只要现在给我两师的兵力，我就亲自率领向袁世凯问罪。但问题是，当时国民党连两个师的军队也没有。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当时有两个师的兵力，恐怕也像黄兴说的那样，敌不过袁世凯那些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孙中山没有和他们交过手，黄兴可是知道他们厉害的。

事实上，当时宋案尚未完全厘清，即使国民党人有一千个理由怀疑袁世凯，但也不宜直接认定袁世凯就是幕后元凶，兴兵讨袁未免有“地方反抗中央”之嫌。因此，当孙中山要求对袁世凯动武的电报发出去后，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都立刻回电表示绝无实力独立。

孙中山当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去日本争取援助，但他大概忘记了，在南北会谈前，他也曾在欧美、日本各国转了一圈，结果没有讨得一文钱，两手空空而回。那些列强虽然戴着文明帽，但都是些唯利是图的势利眼，在袁世凯没有当上总统的时候尚且不肯押宝到孙中山身上，如今袁世凯已经当上了大总统，他们怎么会再去支持孙中山呢？好在这个计划没有实施，不然日本要是乘虚而入（租借满洲），那孙先生就得背下千古骂名了。

国民党当时举棋不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国会要在4月8日开幕，这时候宣布讨伐袁世凯未免有点不合时宜，而大多数当选的国民党议员更是幻想着以国会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这些人和宋教仁一样，都还沉浸在议会政治的迷梦之中。

第一届国会的开幕式也确实热热闹闹，激动人心。在开幕的前一天晚上，临近众议院的各街道上早已是布置得张灯结彩，流光璀璨，一片喜庆色彩。第二日，那些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们都穿着崭新的大礼服，喜不自禁的陆续走进众议院会场。或许是“宋案”的关系，袁世凯当天并未出席，只是派出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及内阁总理、各部总长前来致贺，加上前来观礼的内外来宾，场面倒也算隆重。

等到上午十一点，各方人员均已到齐，国会筹备委员顾鳌宣布开幕典礼开始，先放了108响礼炮，接着才由各方代表发言。随后，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也拿着袁世凯的贺词念道：“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4000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4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说完，梁士诒高举双手喊口号：“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梁士诒一举手，台下的议员们也都纷纷响应，口号声震耳欲聋，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袁世凯之所以不来参加国会开幕式，大概就是怕见这个场面、怕被感动罢。

国会开幕后，第一件事情便是要选举正副议长，当时的参众两院均分为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便是国民党一派，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这三党为另一派。这些议员们开了多次预备会议，闹腾了半个多月，才算把议事细则及正副议长选举规则等办法搞好。在随后的参议院选举中，国民党参议员张继和王正廷分别当选为正、副议长；而在众议院的选举中，民主党议员汤化龙当选议长，共和党议员陈国祥当选副议长，双方基本打平。

在“宋案”陷于停顿、国会议员们忙着搞选举的时候，袁世凯也没闲着。他此刻正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好的“善后大借款”问题。袁世凯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早已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因此他需要筹措足够的资金来打仗。毕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能的。

4月26日晚，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27日的凌晨才最后议定各项具体条款。

在借款合同中，五国银行团答应借给民国政府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等于只有2100万英镑；如果再扣掉之前的垫款、各国银行的借款及其偿付各省遣散军队等费用的话，实际上拿到手的不足1000万英镑，但到期归还本息就要6789万英镑了（比庚子赔款似乎要苛刻）。

当时的黄世仁不比现在，他在杨白劳面前还是很有权威的。“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第一个便是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还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人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但后来设立的盐务署的外籍雇员从来没有超过50名，而同时期在海关工作的外国人至少达到了1300人。

《民国往事》：连载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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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善后大借款已经签字的消息公布后，立刻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是来自国会的质疑，国民党籍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和副议长王正廷通电全国，称善后大借款不经国会批准即行签字，无疑是视国会如无物，荒唐可笑，岂有此理。随后，黄兴、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等人也都纷纷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既然钱已借到手，袁世凯也就干脆撕下脸皮，他非但不理睬国民党籍议员的抗议，反气势汹汹的斥责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说：“我现在算是看透了。孙文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他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了。你听听，孙文说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还说什么‘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他妈的，孙文还想下定决心跟老子干呢！你们可以告诉国民党人，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他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而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

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问：“大总统，这样太直接了吧？”袁世凯气呼呼的答道：“就说是我说的，我对这话负责！”

另外，为了缓解南方国民党要求内阁总理赵秉钧出庭的压力，袁世凯又派人在直隶制造了所谓的“血光团刺杀案”作为反击。当时有个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的女子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自称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来北京搞暗杀，而北京军政执法处在第二天又以“血光团团员”的名义逮捕了参议院议员谢持，于是乎，各大报纸热炒“血光团”，仿佛前清雍正皇帝的“血滴子”一般可怕。由此，北京地方检察厅便趁势栽赃，反过来发传票要求黄兴到案对质，这也使得宋案更加的扑朔迷离、更具戏剧性了。不仅如此，袁世凯随后又下令撤销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并要悬赏捉拿黄兴、陈其美这些“反党”。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双方惟有兵戎相见了。6月9日，袁世凯先下手为强，下令免除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 14日，又将广东都督胡汉民免职；30日，安徽都督柏文蔚也被免职。如此一来，国民党籍的三位都督都被袁世凯以“不称职”、“不孚众望”的名义罢免，当然，根本原因还在于“不服从中央”。

至此，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丢掉了和平幻想并起而应战。江西都督李烈钧，本是江西武宁人，家道殷实，年少便任侠仗义，后由江西武备学堂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在日本期间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李烈钧在回国后先后在江西、云南的新军中任职，辛亥革命后担任江西都督，时年不过三十一岁，可谓是少年得志。

李烈钧被袁世凯免职后，他并没有立即举兵讨袁，而是先通电下野，并于6月15日离开南昌前往上海。到上海后，李烈钧分别见到了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他们在反复会商后认为袁世凯难以感化，现在的办法也只有举兵反抗，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7月7日，李烈钧从上海返回江西后秘密召集旧部，并于7月12日占领湖口炮台。次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因为这一年是癸丑，所以历史上也称之为“癸丑之役”；又因为战事主要发生在江西和南京，因而又有称“赣宁之役”的。

在李烈钧宣布独立后，黄兴、陈其美等人随后分头行事，准备响应。7月14日，黄兴赶赴南京，在驻南京的第一师和第八师的基础上组织讨袁军，并计划胁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当晚，黄兴等人率士兵冲进都督署，程德全惊慌之下，只得假言同意，随后黄兴便以程德全的名义通电江苏独立。

第二日，程德全料想南京必有大战事，自己无权无兵，何必惹这麻烦事，于是便携家眷悄然离去。等到了上海，程德全便急忙向袁世凯发去一通电报，声称“南京独立”乃黄兴等人所为，为自己洗刷干系。黄兴等人得知程德全避去后，也不做理会，只管将司令部搬到了空督署，继续排兵布阵，迎接强敌。

早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在湖南便搞得有声有色，因而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在各方的压力下宣布独立，并派兵前往江西支援李烈钧。不过，谭延闿此举乃是心存狡黠，他以“支援江西”为名，将那些革命党控制的军队调出省城长沙，既满足了革命党的要求，又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岂不一石二鸟、两全其美？

和李烈钧一样，安徽都督柏文蔚在被免职后也通电下野，随后前往南京小住。等到李烈钧宣布独立后，他也重返安徽并于7月17日宣布独立，同南京、江西构成犄角之势。在前清的时候，江西、江苏、安徽本是两江总督管辖之地，在这次革命与北洋军可谓是首当其冲，等于是接着完成辛亥革命时尚未进行的南北之战了。

在革命的后方，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心存观望，但他手下的师长许崇智首先宣布起义并进而率兵胁迫，孙道仁也只得像程德全一样，勉强加入了讨袁的阵营。浙江都督朱瑞原本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在辛亥革命后与同盟会的人结下梁子，这次竟然不顾革命大义，非但不参与讨袁，弄到最后反要派兵进攻上海呢。

广东向来就是革命的大本营，被免职的胡汉民和新任都督陈炯明并没有中袁世凯的离间之计，他们在7月18日联合起来宣布独立。胡、陈二人本打算出兵援赣的，但因广西都督陆荣廷和驻扎粤北的巡防统领龙济光被袁世凯收买，广东两肋均受威胁，因为派兵计划只得搁浅。

在西南方面，广西都督陆荣廷已经投向袁世凯一边，云南都督蔡锷是梁启超的弟子，他对“二次革命”却不甚赞成，而贵州都督唐继尧原本是蔡锷部下，这次也跟随老领导宣布中立。至于四川那边，自从辛亥革命结束后就没有安宁过，唯有川军第三师师长熊克武在8月4日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但他那里势小力偏，对大局无甚影响。

颇为可叹的是，南方革命党虽然打出“革命”口号，但基本是各自为战，而且军队内部素质参差不齐，内部思想也不统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屡有发生，战斗力实在可疑。反观袁世凯这边，北洋军编制整齐，最近又得了一笔巨款，手头宽裕，兵强马壮，正是厮杀的好时候。更要命的是，此时的袁世凯不仅在政治上名正言顺、外交上列强支持，而且老百姓也是人心思定，并不希望发生战事。

如此，“二次革命”的最终结果，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民国往事》：连载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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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赣宁之役：退潮的革命

早在李烈钧宣布独立前，北洋军便已开始向南方各省渗透。1912年秋，一小部分北洋军队应湖北都督黎元洪之邀而陆续进入湖北境内，不过数量不多。1913年4月后，黎元洪又以湖北局势不稳定为由，请求袁世凯再派李纯的一个步兵团到武汉。等到5月中旬后，南北对立之势日益明显，北洋军也开始大批南下。到5月底，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已经超过2万人。

袁世凯的战略计划是这样：北洋军沿着京汉线和津浦线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后，北洋军第一军各部在李纯及王占元的率领下沿着京汉铁路南下，很快便进抵江西九江；与此同时，冯国璋、雷震春、张勋等部也沿着津浦路进兵，向南京逼近。在袁世凯的命令下，海军次长汤芗铭及郑汝成也率领多艘战舰在长江沿岸来回巡弋，对革命军构成了重大威胁。

一年前，黄兴在南京留守处裁撤整编南方革命军的时候，也特别留了个心眼，那就是在将那些兵员素质不高的部队加以裁撤的同时，却对一个部队进行了严格整编，并秘密吸收了其他裁撤部队中的中下级军官，以充实到这个部队来，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第八师。第八师的基本部队由来自广西的新军组成，当时本是汇集南京准备参加北伐的。在整编后，这支部队的干部队伍异常强大，从师旅长到营连长，基本都是由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或者从日本士官学校回来的同盟会员所组成，而且武器也很充足，不但充分装备了现部队，另还有一份预存在军械库。

第八师是在黄兴的领导下所精心保留下来的一支精锐部队，但在黄兴辞去南京留守的职务后，这支部队的内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因为是整编过的部队，当时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便是中上层军官之间的不团结，譬如当时黄兴将他的警卫团划给了第八师，但由于团长林虎所率的部队来自广东，与部队中的广西士兵及军官发生矛盾，后来正好江西都督李烈钧需要军队充实江西的力量，而林虎与李烈钧是同学，于是便将林虎的一个团调到了江西，这也是“二次革命”中与北洋军作战的主要力量。

与林虎情况基本类似的是，第八师的旅长赵恒惕也和军中的其他干部发生矛盾，后来应湖南都督谭延闿的要求，赵恒惕将第八师的一个团带到了湖南，而这支部队则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被调出长沙，实际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由于第八师的几个部队被调出，后来又进行了一次补充，但补充过的部队没有战斗经验，也毫无革命信念，因而战斗一开始就解体逃散了，只有原来的基干部队两千多人在南京进行了非常顽强的抵抗，这是后话。

李纯部的前锋第11混成旅在旅长马继增的率领下，很快便进驻九江，扼住了入赣的战略要地。李烈钧讨袁军的前锋林虎所部也不甘示弱，随后扣留了由德安开往九江的火车，并将前哨布防前移，准备迎战。

但是，李烈钧的讨袁军也存在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部队内部分化，当时江西虽然有陆军两个师和1个混成旅，共10个团的兵力，但第1师师长欧阳武和第2师师长刘世钧均举棋不定，并在暗中与袁世凯、黎元洪互通信息，敌友难分。当时完全服从李烈钧领导的只有林虎的第1师第1旅（两个团）、李明扬的第10团、周璧阶的第9团、卓仁机的机关枪大队和方声涛的新编旅（其实只有两个连兵力，营长和连长分别为后来鼎鼎大名的陈铭枢和蒋光鼎），兵力不足5个团。李烈钧在任讨袁军司令后，他命令林虎为左翼军司令、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迎战强敌。

7月12日拂晓，林虎部主动出击，一路向沙河镇挺进，一路袭击十里铺的北洋军。激战数日后，讨袁军初战告捷，占领了沙河镇，并迫使北洋军暂时后撤。但在林虎部激战的同时，方声涛部进攻九江失利后撤，严重影响了战局的发展。

李纯在沙河战役受挫后，随后便调整部署，调集了3个团的优势兵力向林虎部反扑，尽管林虎部抵抗非常英勇，但由于敌强我弱，在激战一昼夜后讨袁军被迫撤退。数日后，北洋军第2师在师长王占元的率领下开赴九江，段芝贵的8营拱卫军进抵九江，海军次长汤芗铭所率的舰队也已到达前线，北洋军实力大增。

在北洋军部署完毕后，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第1军军长兼江西宣抚使，统一指挥前线作战。随后，段芝贵坐镇九江，以李纯为左路军司令，王占元为右路军司令，会同海军舰队进攻湖口。北洋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第6师22团团长张敬尧率领，另二路由第2师旅长鲍贵卿率领，在汤芗铭四艘军舰的配合下，向湖口炮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在林虎部进攻失败后，方声涛率右翼军约5000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战斗十分激烈，第9团团长周璧阶在冲杀中不幸阵亡。在撤退途中，第9团的营长龚星胜眼见胜利无望，又带领两个营及炮队、机关枪队向北洋军投降，结果右翼军兵力大减，基本失去了进攻能力。

7月25日，北洋军攻陷湖口，李烈钧率讨袁军余部退守吴城。湖口要塞失陷后，江西已是门户大开，无险可守，而北洋军则乘胜追击，攻下德安、建昌、吴城，随后合击南昌。李烈钧在退守南昌后，尽管他在南昌城外布置了两道防线，但毕竟是实力相差悬殊，部队要么被打散，要么就是自行解散，南昌也在8月18日宣告失陷。

在南昌失陷前，湖南都督谭延闿发电报劝他赴湘，无可奈何之下，李烈钧也只好率部下何子奇等人乘两艘快轮沿赣江南下，经樟树镇到达萍乡后与唐蟒率领的湘军援赣部队会合，随后又在袁州同林虎解散剩余部队，最后率少数亲信随员乘火车去长沙。李烈钧到达长沙的时候，谭延闿早已取消湖南独立，但他也不想和革命党交恶，于是在他的安排下，李烈钧、林虎等人都秘密流亡日本。至此，江西战事宣告平息。

《民国往事》：连载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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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军与李烈钧讨袁军激战的同时，第二军的冯国璋、张勋、雷震春等部也已经进入江苏，摆出一副进攻南京的架势。在程德全出走后，黄兴组织了讨袁军司令部，随即令驻徐州的冷遹第三师向邻近的北洋驻军立即发起进攻，又令第八师骑兵团及机关枪连、炮兵营、工兵营组成混合支队，开赴徐州前线支援第三师，第一师第1旅也随后跟进；第一师第 2旅开赴临淮关，协助安徽讨袁军协防北洋军倪嗣冲部；第一师和第八师的其余部队，暂时驻防南京。

在受到冷遹部的攻击后，北洋军在第5师师长靳云鹏的指挥下坚守待援，多次打退讨袁军的进攻。辨帅张勋得知徐州已经爆发战事后，不待袁世凯的命令便派出3营如狼似虎的辫子兵前去支援，而田中玉的巡防营也从兖州开到前线，随即加入战斗。冷遹部在被北洋军左右夹击后，势不能敌，只得后撤到徐州以北20公里的柳泉待援。

这时，第八师的混成支队和第一师第1旅也相继赶来增援，南北军再度展开激战，双方你来我往，阵地几度易手，不分胜负。这时，黄兴还试图利用张勋忠于清室的情结来离间张勋倒戈，他致电张勋说：“袁世凯本清室权奸，异常险诈，戊戌政变便是他告密导致。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假借民军的名义，欺负人家孤儿寡妇，乘机盗窃权位。袁世凯不仅是民国的大盗，也是清室的贼臣，天下人皆可讨伐之，还望张公深明大义，再造国家”。

张勋接到电报后，还没等看完便一把撕了个粉碎，破口大骂道：“呸！我以前只知道大清朝，现在就知道袁总统，什么讨袁军司令黄兴？混账王八！我老张岂是你所能诱惑的么？”

在辛亥革命中，张勋曾被江浙联军打得落花流水，想必正等这个机会出了胸中的这口恶气。骂罢，张勋反命令部下向讨袁军发起猛烈进攻，而冷遹部刚退守徐州，土匪出身的骑兵团团长张宗昌在所部被打散后突然叛变，以致军心大乱，讨袁军被迫退出徐州。就在这时，驻守扬州的徐宝山第四师（原第二军）也宣布投袁。徐宝山也是土匪出身，参加革命实属投机。

在讨袁军撤出徐州后，北洋军步步紧逼，讨袁军中的高级将领们斗志十分消沉，而坐镇南京的黄兴也是一筹莫展，整个司令部充满了悲哀失败的情绪。这时，逃到上海的程德全也来捣乱，他发布取消江苏独立的电报，并密令捉拿黄兴。在此情况下，黄兴也觉得事无可为，便在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

按理，像黄兴这样的革命死硬派，百战百败却又百折不挠，这种人只要活着，就很可怕。失败一百次并不可怕，因为胜败并不是以次数来计算，而是以最后的决定性胜利来衡量，但黄兴还是跑了。

黄兴从南京不声不响地出走后，其他高级将领洪承点、冷遹等也当即出走，局势陷入了混乱。这时，代理江苏民政长蔡寅、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和代理一师师长周应时等人干脆宣布取消独立，并派人到上海去将程德全请回。程德全是个老官僚，政治经验丰富，他见南京此时尚未安定，怎肯轻易回来。

这时，何海鸣、张尧卿、韩恢等人建立的铁血监视团在得知黄兴离开南京后，急忙从上海星夜赶来，试图挽回局势。但他们到达南京的时候，为时已晚，黄兴等人早已是人去楼空。像武昌起义一样，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在何海鸣等人的鼓动下，第一师的士兵赶走师长陈之骥（他虽是同盟会员，却是冯国璋的女婿），并与第八师联合起来占领了都督府，再次宣布独立。

在南京再次宣布独立的第2天（8月12日），张勋部前锋已经抵达南京城外，而此时城内何海鸣领导的讨袁军连师长都无法选出。尽管如此，士兵们的战斗自觉性仍旧非常之高，他们每天都在在街上站岗巡视，敌人一发起进攻，他们无须号令便奋身前往；即使在阵前，他们也无须指挥，便向前攻击。不消说，这些士兵便是黄兴任南京留守处改编的第八师所残存的部队了。另外，临时领袖何海鸣也是位革命精神很强的人，他下手很狠，将军中怀有异心的军官一律剪除，颇似当年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的风格。

如果说“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后续的话，南京保卫战无疑是最激烈的。等到冯国璋等北洋军汇集南京后，双方势力相差是极为悬殊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保卫战仍旧坚持了20天，这与何海鸣等人及其革命士兵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是分不开的。在这20天里，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在雨花台、紫金山、天保城、幕府山等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讨袁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

在此期间，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从芜湖率卫队1营及宪兵约1000多人来到南京，这给南京讨袁军以极大的鼓舞。但是，何海鸣、张尧卿与柏文蔚之间出现不和，柏文蔚带领少数人从水西门出走，而他带来的大部分人却自愿留在南京继续作战，足见当时城内的革命气氛是何等的浓烈。

《民国往事》：连载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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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各支进攻南京的北洋军相继到齐，其中以冯国璋、雷震春和张勋部为主，张宗昌与徐宝山的叛军也加入了攻城之战。在这些攻城部队中，张勋的辫子军最为凶悍，而冯国璋似有隔岸观火之感，只是在最后才在海军的掩护下，才参与最终的总攻。

9月1日晨，北洋军对南京城发起总攻击。张勋的辫子兵在朝阳门一带挖地道进去，用炸药将城墙轰塌两丈有余（当年湘军攻下天京也是用的这招，主要是朱元璋修的城墙实在太厚）后，辫子兵随即蜂拥而入。这时，太平门、通济门、神策门也相继被攻破，何海鸣等人率领士兵们在钟楼、内桥、鸽子桥、花牌楼等处与北洋军展开残酷的巷战，战斗一昼夜后仍不屈服，并于次日上午在雨花台同北洋军进行了最后的绝战，在伤亡殆尽的情况下才最终溃散，何海鸣等人在武定桥下乘小船逃走。

南京城破后，张勋手下的那些辫子兵大肆的奸淫抢掠，洗城三天。对此，张勋不闻不问，似乎是天经地义一般。在近代历史上，南京是个不幸的城市，它在太平军时期便遭到两次浩劫（太平军攻下南京一次，湘军攻下天京又一次），加上后来的南京大屠杀和这次张勋辫子兵的恶行，足有四次之多。

在辫子兵的肆虐下，南京城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几乎是天愁地暗，中外震动，连袁世凯听了都为之咋舌。那些辫子兵在抢劫的时候毫无顾忌，几乎无兵不抢，乱兵们所到之处，挨家挨户，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挖地三尺，一丁点都不放过。另外，城内的妇女也饱受这些人的戕害，投秦淮河自杀的女子也不在少数。三天过后，用当时人的话来形容是，南京城内“各等人民皆体无完衣，家无一餐之粮”。

　　说起这个张勋，也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不可理喻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中法战争，并在镇南关大捷中立下大功，并被越级提拔，最后累功升至参将衔。在甲午战争中，他又随提督宋庆出战，大败而归，后来投到袁世凯的门下重掌兵权，但还不是袁世凯最亲信的第一集团（和冯国璋、段祺瑞等人比较而言）。在义和团之乱后、慈禧太后西安回銮的时候，袁世凯曾派他沿途护卫，这下被他抓到机会大表忠心，并在北京承担过一段时间的拱卫任务。在此期间，张勋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慈禧太后也对他大加笼络，恩宠备至，简直令老张万分激动，感激涕零。清末的最后一年，张勋被外放江南提督一职，他对大清的感恩戴德真的是发自内心，忠贞不二。

辛亥革命时期，张勋率领他的辫子兵在南京与革命军血战一场，最后狼狈退出了南京城（所以这次他表现奋勇，原来是要报一箭之仇）。在清帝退位之后，张勋的辫子兵退守兖州，但在民国的新气象里，张勋却拒不剪辫，他的部队也一律留着长辫子，由此，“辫子兵”和“辫帅”之名也就不胫而走---不说是怪物，至少也是个另类。张勋对脑袋后的辫子很有感情，早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就在南京派出军警，凡是剪了辫子的人便指为革命党，被他砍掉的脑袋至少是成百上千。不仅如此，张勋还把没有辫子的人头高悬在大行宫、花牌楼一带，制造血色恐怖。就他那德性，如何会主动剪掉辫子，那简直是爱如至宝啊。

袁世凯原本是想安排冯国璋做江苏都督的，但这个张勋在这次南京之战中表现得也太突出了（战后的抢掠也一样突出）。为了表示赏罚公平，袁世凯也只好把江苏都督的位置给了张勋。对此，冯国璋也没说什么，他随后便带着他的队伍渡江而去。他毕竟是北洋系的元老，有的是机会。

　　张勋做了江苏都督后，那就苦了南京的这些老百姓了。偌大的一个南京城，简直就是倒退回了大清朝，整个就一片乌烟瘴气，看不到一点民国的气象。在张勋的引导下，南京城内又兴起了留辫子的风气（大部分是假辫子），因为张勋只重用那些有辫子的人，而那些穿西装、剪短发的人，他看了就生气。

　　张勋在前清的时候没有机会过总督的瘾，这次可不能浪费机会了（这次过瘾还不够，还想过议政王的瘾，这是后话了）。他想，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可就相当于当年的两江总督啊，那是曾国藩、左宗棠这等人物的遗缺，倘若换了以前，我老张是做梦都不敢想啊！

为此，张勋命人将江苏都督府的大柱和栋梁全部涂上朱红色，两江总督时代的吹鼓手和炮手也都找了回来，并按照老样子每天开吹三次，开炮三次。在张勋面前，千万不要用“前清”字样，因为他认为至少在他统治的范围内，应该还是“大清天下”。所以，南京城内大小官员们见了“大帅”都要行跪拜礼，要自称“卑职”。军营里更是如此，绝不允许悬挂民国的旗子，而要悬挂红色白边的蜈蚣旗。在江苏都督府门前大桅杆上，也不许挂民国的五色旗，挂的是一个斗大的“张”字红旗。

张勋在国人面前虽然狠，但在日本人面前却没了脾气。原来，辫子兵在南京胡闹的时候，有一次杀伤了三个日本人，这下不得了，几乎引发一个国际事件。日本驻华公使随即向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重的抗议，日本的军人们还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报复。这下不仅把袁世凯吓得不轻，张勋也吓得够呛。最后，张勋只好低三下四的到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亲自道歉，一点脾气也没有。

就因为这事，张勋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最后被袁世凯打发去做长江巡阅使了，这下可是把辫帅气得半死。迫于国际压力，张勋最后在向袁世凯讨得五十万元的开拔费后，才怏怏不乐的将江苏都督的位置让给了冯国璋。

《民国往事》：连载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