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谍影》完结-格林盛赞：“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作者: 约翰·勒卡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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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蛛丝马迹
费德勒喜欢发问。他以前做过律师，提问成为他的一种乐趣，是发掘真相能力的体现。他坚信一点，在记者和律师那样的职业中，工作精髓就是不屈不挠地发问。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出去散步，沿着石子路走到山谷，再顺着一条较宽的山路走进树林。路很崎岖，还横着倒伏的原木。费德勒不断地在试探，从不透露半点信息给利玛斯。问他剑桥圆场的建筑设施和工作人员情况。询问工作人员属于什么社会阶层，住在伦敦哪个地区，他们的配偶是不是在一个单位工作。还问到工资、休假、品行和食堂情况，以及他们的私生活、他们之间的闲话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他问了很多有关工作人员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而那些是利玛斯最难回答的问题。

“你说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信什么主义，就是些普通的人。”

“那你们信仰基督吗？”

“基督徒也不多吧，起码我知道的不多。”

“那他们按照什么生活呢？”费德勒坚持说，“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世界观吧。”

“为什么一定要有？也许他们就是没有，也不想有。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的。”利玛斯有些无助地回答说。

“那你说说你自己的意识形态问题。”

“哦，饶了我吧。”利玛斯顶了一句。他们无言地走了一段路后，费德勒顽固地又问起了哲学问题。

“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他们怎么知道从事的事业是正确的呢？”

“谁说过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正确？”利玛斯生气地回答。

“难道不需要是非观念吗？是非观念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昨晚就对你说过，我们的情报部门就像是党的手臂，捍卫党的利益，是为和平和进步而奋斗的先锋。我们的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的情报部门是我们事业的先锋。斯大林这样说过，”他挤出一点笑容，“现在引用斯大林的话不时髦了。不过他曾说过，‘五十万人被清洗，那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因车祸死亡一人也是国家的悲剧。’你知道，他这是在嘲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敏感。他尽管很会冷嘲热讽，可话说得没错。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要关一批人、杀一批人。而且我们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从没有假装追求绝对的公正。《圣经》里也有一个罗马人说：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是正当的。”

“你们是那样的。”利玛斯厌烦地回答。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你的生活哲学是什么？”

“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浑蛋。”利玛斯恶毒地说。

费德勒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的看法。你的看法尽管原始、错误而愚蠢，至少是一种想法，而且就有人这么认为。圆场其他人的思想情况呢？”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你从没有和他们讨论过思想问题吗？”

“没有。我们又不是德国人。”他犹豫了一下，含糊地加了一句，“我想他们都不喜欢共产主义。”

“所以你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杀人？把炸弹扔进拥挤的餐馆里？难怪你们的特工会一个一个地被消灭。是不是？”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也许吧。”

“你明白，我们也做那样的事情，”费德勒接着说，“如果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利，我也会把炸弹放进餐馆。不过我会作总体的权衡，在牺牲的妇女儿童和对事业有利的程度之间作个权衡。而基督徒们—你们是个基督教社会—就不会去作这样的权衡。”

“为什么不呢？他们也要保护自己吧，对不对？”

“可他们相信人的生命不可亵渎，相信每个世人的灵魂都可以被拯救。他们崇尚牺牲精神。”

“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利玛斯接着说，“斯大林也没有作过你说的那种权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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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德勒笑了起来。“我喜欢英国人，”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我父亲也喜欢，他很喜欢英国。”

“那我就太荣幸了。”利玛斯不客气地回答，接着就不说话了。

他们停下脚步，费德勒给了利玛斯一根烟，并给他点上。

山路越来越陡。利玛斯喜欢这样的运动，他迈着大步走在前头，肩膀前倾。费德勒跟在后面，步履矫健，像条跟着主人的猎犬。他们走了有一个小时，也许还不止。前面出现了一块林间空地，透出一片天空，他们已经登上了一座小山顶。从那里能看到密集的松树林间掺杂着灰色的毛榉树。利玛斯看到对面的山谷下隐现的猎人小屋，在树木中显得矮小而黯淡。空地中央有一张简陋的长凳，旁边有一堆原木，还有篝火的残迹。

“我们坐一会儿。”费德勒说，“然后就要往回走了。”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告诉我，那笔钱，存在国外银行的那一大笔钱—你认为那笔钱是派什么用场的？”

“什么意思？我告诉过你，那笔钱是付给某个间谍的。”

“是潜伏在铁幕国家的间谍吗？”

“是的，我认为是的。”利玛斯疲惫地回答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首先，那笔钱数目很大。其次是支付的手段很复杂，起用了特别的保密措施。还有就是，头儿直接参与了这件事。”

“你认为那个间谍会怎样处理那笔钱？”

“喂，我告诉过你，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取出了那笔钱。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那时仅是跑跑腿而已。”

“你是怎样处置那两个账户的存款证明的？”

“我一回到伦敦就把它们上缴了，连同我的假护照一起。”

“哥本哈根或赫尔辛基的银行有没有寄过信到伦敦给你，我的意思是按你的假名字寄信给你？”

“我不知道。我想任何这类信件都会直接送给头儿处理。”

“你开账户时用的假签名，在头儿那里留有样本吗？”

“是的。我进行过大量的签名练习，他们留有很多签名样本。”

“不止一个？”

“是的，有多份整页的签名。”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在你开户以后，他们可能和银行还有信件来往，不过没必要让你知道了。他们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签名发送信件。”

“是的，说得没错，我想是那样的。我还在很多空白信签上签了名。我一直觉得还有人负责和银行的信件联系。”

“可实际上你从不知道有哪些信件来往，对吧？”

利玛斯摇了摇头。“你搞错了，”他说，“整体认识上出了偏差。那时候，我经手的文件很多，这件事情只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我对它也没有特别地关心，有那个必要吗？而且那也是不宜谈论的事情。反正我这一辈子也习惯了这样一套做法：你只了解部分情况，其他人了解剩下的部分情况。另外，我对文案工作一点兴趣都没有，看到文件我就发困。出差倒比较喜欢，赚点行动津贴对我有些帮助。而且我也没有必要整天坐在办公桌前，想着‘滚石’的情况。还有一点。”他有些难为情地说，“我那时候酒喝得多了些。”

“你说得没错，”费德勒说，“当然了，我相信你说的。”

“你相不相信我，我一点都不在乎。”利玛斯不客气地回了一句。

费德勒微笑着。

“我很高兴，这是你的优点，”他说，“是你的美德。你不过分热心，有时候显得很气愤，有时候显得很有自尊心，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有什么说什么，很客观。我是这样认为的。”费德勒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你可以帮我们查出那笔钱是否已经被取走。你给那两家银行写信，查问目前的账户情况，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可以说你目前逗留在瑞士，给对方留个旅馆的地址。你对此有反对意见吗？”

“也许能行。不过要看头儿有没有用我的假签名分别和银行联系过。他如果联系过的话，这件事可能就不行了。”

“就算不行，对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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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如果钱已经被取走，尽管我认为不太可能，我们起码能知道那个间谍在某个特定日子里的行踪，那也是很有价值的情报。”

“你在做梦。你永远都不可能抓到他，费德勒，凭那点情报你就想抓到他？那个人只要到了西方国家，就可以去任何一个领事馆，甚至住在一个小镇上，都能得到另一个国家的签证。你们就不能放聪明些吗？你现在连那个人是不是东德人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查？”

费德勒没有马上回答。他困惑地看着山谷远方。

“你说你已经习惯了只知道事情的部分情况。现在有些话我也不好对你说，所以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他犹豫了一下，“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滚石’组织确实是针对我们的。”

“我们？”

“我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微笑着说，“如果你愿意，称我们是东德地区也行，我都无所谓。”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费德勒，用他棕色的眼睛紧盯着对方。

“如果我不肯写那些信，”利玛斯问，“你们会把我怎么样？”他提高嗓门说：“费德勒，现在不应该说说我的事情吗？”

费德勒点了点头。

“为什么不呢？”他一口应承。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利玛斯开口了：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费德勒。我把所有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你和彼得斯。我从来没有同意过帮你们写信给银行—那种事情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当然了，我知道你不在乎我有没有危险。对你来说，我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

“我对你说实话吧，”费德勒回答，“你也知道，对变节者的讯问分两个阶段。对你来说，第一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你已经把主要的情报都提供给了我们，但你还没有把一些细节问题说清楚，当然我们还没有问过你。而且那些细节问题你是认为不值得说的。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问答都有下意识的选择性。现在我们要做的，利玛斯，我们需要尽力地在一两个月时间内，把细节问题搞清楚。这就是所说的讯问第二阶段，也是你在荷兰拒绝接受的那部分交易。”

“你是说还要盯我一段时间？”

“作为一名叛逃者，”费德勒微笑着说，“需要有很大的耐心，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还要多长时间？”利玛斯坚持问。

费德勒不说话。

“你说啊。”

费德勒突然用紧迫的语气说：“我向你保证，时间不会长，我会告诉你的。你看，我完全可以对你说假话，是不是？我可以说还有一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先稳住你，让你开心。可我要说的是：我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你也让我们觉得，在情况落实之前，我是肯定不能让你走的。但是，如果我的一些想法得到了证实，我不会亏待你的，你也需要我这样的朋友。我发誓，我说到做到。”

利玛斯听他这样说，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好吧，”他最后说，“就按你说的办，费德勒。如果你糊弄我，我有办法要你的命。”

“那样的话，都不用你动手。”费德勒回了一句。

一个人孤身独处，远离他人，就很可能出现心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欺骗是人的本能，绝大多数人无须练习就能实施高深莫测的欺骗行为。高明的骗子、戏子和赌徒还能赢得同类人的敬仰，而同样进行欺骗的秘密特工，则没有那么简单。特工实施欺骗是为了自我保护，他们不但要提防外部世界，还要伪装自己的真实情感。所以他们即使能赚到一些钱，在生活中也不敢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即使很博学，平常所说的也是一些陈词滥调；即使他们内心是很柔情的丈夫或父亲，在任何情况下也都要克制感情的自然流露。

如果在欺骗行动中碰到不断的难以抵御的诱惑，利玛斯就会诉诸他的法宝：就算实际上是孤身一人，他也强迫自己认为身边就有战友。据说巴尔扎克临终前还热切地询问他书中人物的情况，利玛斯同样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他想象的世界里获得认同。因此他表现给费德勒看的那些特征：躁动的不安、掩饰羞愧的孤傲，都几乎成了他的本性流露，包括很多细节：走路拖沓、不注意个人形象、对食物好坏无所谓，以及不断增加的烟瘾酒瘾。即使在他一人独处的时候，他也保持这些习惯。有时候他还会演点戏，自言自语地抱怨以前工作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只有在很少情况下，他临睡前会让自己清醒一会儿，让自己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在演戏。

头儿的判断非常正确。费德勒像个梦游的人，不知不觉中落进头儿为他设置的圈套。看到费德勒和头儿之间好像看法越来越一致了，真是有趣。他们两人好似达成了协议，利玛斯则像是具体的落实者。

也许那就是问题的根结所在，也许费德勒就是头儿要尽力保护的对象。当然他对真相一点都不好奇，不想多问，也知道自己猜不出，他只是希望真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就还有回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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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致客户的信
第二天早上，费德勒把信送来让他签字时，利玛斯还没起床。两封信都用了蓝色的薄信纸，一封信的地址是瑞士什皮兹湖的塞勒旅馆，另一封留的地址是瑞士格什塔德的皇宫酒店。

利玛斯读着第一封信：



致哥本哈根的皇家北欧银行（有限公司）经理



亲爱的先生：

我在国外旅行已有数周，在此期间无法收取我在英国的信函。我在3月3日曾去信询问我和黑尔—卡尔斯多夫合开账户的账面情况，至今未收到你们的答复。为防再次耽搁，请你们将该账户的对账单寄往下列地点，我将于4月21日起在该地点逗留两周。

由Y.德·桑络夫人转交，法国巴黎十二区哥伦布大街13号。

对此给你们造成的不便，我表示抱歉。



致敬

（罗伯特·朗）



“3月3日的信是怎么回事？”他问，“我没给他们写过信啊。”

“是啊，你没有写过。据我们所知，其实没人写过。不过那会使银行方面担心。如果我们寄去的信和头儿寄给银行的信在内容上有什么冲突的话，有了编造的所谓3月3日的信，银行方面就会认为问题出在他们漏收了一封信上。他们的反应将是把你所要求的对账单寄来，并在信中道歉说他们没有收到你3日的那封信。”

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的内容一样，只是投递地址不同。收信地址也是巴黎的那个。利玛斯拿了一张白纸，掏出自己的钢笔，用流利的笔迹写了六七遍“罗伯特·朗”。然后在第一封信上签了这个名字。接着把笔往后斜一点，开始练习第二个签名。直到练熟后，他在第二封信上签下了“史蒂芬·伯内特”。

“了不起。”费德勒说，“很了不起。”

“现在还要做什么？”

“这两封信今天就会在瑞士的两个地点被寄出。只要一有回信，我们在巴黎的人就会电报通知我。一周之内就应该有结果了。”

“这段时间干什么？”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我知道和我在一起很乏味，对不起你了。我想我们可以去散步，开车在附近山里转转，打发时间吧。希望你放松心情接着说，说说伦敦的事情，说说圆场的事情，说说圆场各部门的情况，包括那里的闲话、工资、休假、办公室安排、文件和人员情况。任何细节问题都可以。我要了解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另外……”他说话的语气变了变。

“什么？”

“我们可以安排……可以安排人来陪我们。可以让人陪我们消遣。”

“你是说给我找个女人？”他问。

“是的。”

“不用了，谢谢你。我不像你，还没有到要人拉皮条的地步。”

费德勒对他的话似乎并不在意。继续说了下去。

“你在英国不是有个女人吗？那个图书馆的姑娘？”

利玛斯转身面对他，一副要打人的架势。

“听着！”他喊道，“给我听好—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不管你是开玩笑还是威胁我，总之不许再说了，费德勒。永远都不要用这件事来要挟我，不然我就拒绝和你们合作，我说到做到，你休想再听到我的一句话。费德勒，你把这些话传给蒙特和你们那些浑蛋领导，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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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我告诉他们。”费德勒回答说，“我会告诉他们的，但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那天下午，他们又出去散步。天很暗，乌云密布，还比较暖和。

“我去过一次英国。”费德勒很随意地说，“那是在二战前，我和父母去加拿大时路过的。当然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我们在英国停留了两天。”

利玛斯点了点头。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费德勒接着说，“多年以后我差一点去英国工作。本来我要去接替蒙特担任钢铁业代表团的职务—你知道蒙特曾在伦敦工作过吧？”

“知道。”利玛斯含糊地回答。

“我对那项工作还有点好奇，到底要去做点什么事情？”

“我想是和其他你们阵营的派遣人员一起，玩些老把戏。也和英国商界有些接触，不过联系不多。”利玛斯的话里带着厌倦。

“可是蒙特在那里干得很好啊，他那时是如鱼得水。”

“听说是的。”利玛斯说，“他还杀了好几个人。”

“这你也听说了？”

“听彼得·吉勒姆说过。他和乔治·史迈利曾负责这件事情。蒙特那个浑蛋差点把乔治也杀了。”

“是芬南那个案子吧，”费德勒深思着，“蒙特还有办法逃出来，很了不起吧？”

“是啊，也许吧。”

“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蒙特的照片和个人情况在英国外交部都有备案。就算这样，你们动员全英国的警力都没有能抓到他。”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利玛斯说，“他们并没有认真去追捕他。”

费德勒突然停下脚步。

“你刚才说什么？”

“彼得·吉勒姆曾对我说，他认为英国方面并不想抓到蒙特，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时候我们机构的设置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没有行动指挥，只有一个叫曼斯顿的人作为行动顾问。曼斯顿一开头就把芬南那件案子搞得一团糟，这都是吉勒姆告诉我的。彼得认为他们如果真的要抓蒙特的话，肯定能抓住他，会把他送上法庭，还很可能被判死刑。可那样一来，曼斯顿的职业生涯肯定就完了。彼得对具体情况也不太了解，可他对没有尽力抓捕蒙特这一点却很确定。”

“你肯定吗？你肯定吉勒姆就是这样对你说的吗？那时英国方面没有尽力进行大规模的抓捕？”

“我当然能肯定。”

“吉勒姆有没有说过别的放蒙特走的原因？”

“什么意思？”

费德勒摇了摇头，他们沿路向前走去。

“芬南那件事情以后，钢铁业代表团就被取消了。”费德勒过了一会儿说，“所以我没有能去成英国。”

“蒙特那时候肯定是发疯了，想在巴尔干半岛那种地方进行暗杀还有可能逃脱，在伦敦可是逃不了的。”

“可他确实就逃脱了，是不是？”费德勒马上接口，“他干得可真漂亮啊。”

“就像吸收阿什和基沃那种货色？算了吧。”

“芬南那件案子的持续时间也够长的啊。”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你再说说卡尔·雷迈克的事情，”费德勒又开腔了，“他曾和头儿见过面，对吧？”

“是的，大约一年前在柏林见的面，也可能时间还要早一些。”

“他们在哪里见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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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在我的公寓里见面。”

“为什么要见面？”

“头儿在有成果的时候就会出面了。那之前我们从卡尔那里弄到了很多东西，我想伦敦方面也很重视那些情报。于是头儿就来柏林出趟短差，要我帮他安排好那次见面。”

“你那时候在意头儿来吗？”

“有什么好在意的？”

“特工是你发展的，你应该不愿意看到卡尔和你同事见面吧。”

“头儿不能算是我的同事，他是部门领导。卡尔知道领导要见他，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见面的时候，你们三人一直都在一起吗？”

“是的。哦，也不是一直。我当中离开过一刻钟，最多一刻钟，让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那是头儿要求的，他说要和卡尔单独谈几分钟。具体原因我不知道。我于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公寓。我忘了当时是用了什么借口。哦，对了，我说家里威士忌喝光了。我离开后还专门到德·扬那里拿了一瓶酒回去。”

“你出去以后，他们谈些什么，你知道吗？”

“那我怎么会知道？我对他们谈什么也不感兴趣。”

“后来卡尔没有告诉过你吗？”

“我没有问过他。卡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放肆的浑蛋，总是装出一副高我一头的架势。我也不喜欢他嘲笑头儿的方式，尽管头儿也确实有让人嘲笑的地方，不过我总觉得那是很荒唐的事情。事实上，我们也确实一起在背后笑过头儿。我不会去挫伤卡尔的虚荣心，那次会面确实像是给卡尔打了一针兴奋剂。”

“卡尔那时候很压抑吗？”

“不，根本没有。那时候他已经被惯坏了，我们付给他的钱太多，太重视他，也太信任他了。对此我有责任，伦敦方面也有责任。如果我们没有那样宠着他，他也不会把组织情况告诉那个混账女人。”

“那个叫艾尔维拉的女人？”

“是的。”他们一言不发地走了一段，直到费德勒像是从梦中醒来，接着问道，“我开始喜欢你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想不通。我有一点想不通—这是在我见到你之后才有的困惑。”

“什么问题想不通？”

“你为什么要过来，为什么要叛变。”利玛斯刚要开口说话，费德勒笑着说：“我这样说恐怕太直截了当了吧。”



他们在山中散了一周的步。晚上回到住处后，吃些糟糕的饭菜，用差劲的白葡萄酒把食物冲到肚里。然后坐在火炉边，没完没了地谈论那些所谓的细节问题。生火是费德勒的主意，现在应该不是生火的季节。可有一天利玛斯听到他让守卫弄些木材来。一个白天都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后，晚上坐在火炉边，利玛斯不禁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特工生涯来。利玛斯知道他说的话都被录音了，可他不在乎。

一天一天地这样过去，利玛斯明显感觉到对方变得越来越焦虑。有次他们开车出去兜风，那时候已经比较晚了，他们在一个信箱前停了下来。费德勒没有拿走车钥匙，让利玛斯坐在车里，自己去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他回来的时候，利玛斯问他：

“你为什么不在住处打电话？”费德勒只是摇了摇头。

“我们必须小心一些，”他回答说，“包括你，你也要当心。”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你存到哥本哈根的那些钱—我们曾写信去查，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费德勒什么都不说了，一言不发地把车往山里开。最后停下的地方是两条大峡谷的交汇处，四周长着高高的松树。陡峭山坡上浓密树林渐渐掩入暮色之中，后来只能看到昏暗中树木的灰色剪影。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费德勒说，“你都不用担心。问题会解决的，你明白吗？”他口气沉重，用他那修长的手拉着利玛斯的手臂。“你要稍微注意一点保护自己，不过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你明白了吗？”他又问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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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你既然不肯明说，我只有见机行事了。你也不用太为我担心，费德勒。”他动了动自己的手臂，可费德勒仍然抓着他的手臂。利玛斯很讨厌别人接触自己的身体。

“你了解蒙特吗？”费德勒问，“你了解他吗？”

“我们谈论过蒙特那个人。”

“是的。”费德勒重复道，“我们谈论过他。他是那种先开枪再讯问的人，那是他的处置方式。在我们这个行当里，讯问应该比开枪杀人更重要，有这个奇怪的行规。”利玛斯知道费德勒的意思。“当然，如果害怕讯问结果对自己不利，杀人灭口就不显得奇怪了。”费德勒紧接着说道。

利玛斯等待着。过了一会儿，费德勒说：

“他从不进行讯问工作，总是让我做这种事情。他过去常常这样对我说：‘你去审讯他们，这个你最拿手。我负责把人抓来，你让他们坦白交代。’他常说从事反间谍工作就像是油漆匠—需要有个人拿着榔头站在后面监工，不然就会忘乎所以。‘我就是那个拿榔头的。’他以前常这样对我说。本来这仅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玩笑，可后来还当真了。他开始杀人了，在获得对象的交代之前就杀了他们。就像你说的那样，他在不同的地方进行暗杀。我曾经问过他，求过他：‘为什么不逮捕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交给我审讯一两个月？把他们都杀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只是对我摇摇头，说必须把邪恶扼杀在萌芽中。他说这话的时候，给我一种他早有防备我询问的感觉。他是个优秀的特工，非常优秀。他在我们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少的奇迹，这你也了解。他对他的做法还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有一天深夜，我和他交谈，他喝着咖啡，也只喝咖啡。他说德国人性格内向，成不了优秀的间谍，却在反间谍方面很擅长。他说从事反间谍的人员个个都像狼，啃着没肉的骨头的狼。所以要把他们啃着的骨头抢走，逼他们再去追逐新的猎物。我明白这些道理，也了解他的想法。可他也做得太过分了。他为什么要杀死维莱克？为什么不把那人留给我审讯？维莱克是个很好的猎物，可我们从他身上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得到。那么，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为什么？利玛斯，为什么？”他握着利玛斯手臂的手抓得更紧了。在非常幽暗的汽车里，利玛斯却清晰地感受到费德勒异常强烈的情绪。

“我想了很长很长时间。自从维莱克被杀以后，我一直在寻求发现杀他的原因。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我告诉自己说，我是在嫉妒我上司的成就；还告诉自己说，我这是疑神疑鬼，做特工的也确实容易变得多疑。可是我很难说服自己，利玛斯，我一定要找到事情的真相。我再把以前的一些事情进行综合考虑。结论是：他是出于害怕，害怕被抓的人说出什么来！”

“你在说什么？你昏头了吧。”利玛斯说，语气中有些难以掩饰的恐惧。

“你看，这些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蒙特很容易地就从英国逃走，你也证实了这一点。还记得吉勒姆对你说的话吗？他说他们并不真的要抓他。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叛变了，英国方面其实抓到了他，并成功地将他策反，所以他们才让他重获自由，还付给了他很多钱。”

“你真是昏头了。”利玛斯不屑地说，“他要是知道你编造这种东西，会杀了你的。不要自找麻烦，费德勒。别说了，开车回去吧。”直到这时候，紧握利玛斯手臂的那只手才松开。

“你这一点就不对了。你已经提供了问题的答案，就是你，利玛斯。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谁也离不开谁。”

“不对！”利玛斯大声说，“我和你说了很多次，你说得不是真的。如果他被圆场的人策反了，我作为东德地区的特工负责人，我怎么会不知道？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你说我们英国情报部门的头儿在指挥着你们东德情报部门的副职领导，而我作为柏林站的站长，居然毫不知情。费德勒，你是在发疯，完全昏头了。”他突然又无声地笑了笑。“你这个家伙，你是想夺他的权吧。这种事情倒并不稀奇，不过你所说的也太不可思议了。”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

“那笔钱，”费德勒说，“存到哥本哈根的那笔钱。那家银行给你回信了。银行经理以为出了差错，所以很担心。实际上在你把钱存进银行后一周，你的共同开户人就把钱取走了。而二月里的取款日期和蒙特去丹麦出差两天的时间正好吻合。那时候，他化名去丹麦和一名参加世界科学家大会的美国科学家接头。”费德勒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想你应该再给银行写封信，就说一切都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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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邀请
丽兹看着党中央寄来的信，想着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她觉得有些奇怪，但心里也确实很兴奋。为什么他们不先和自己通个气呢？是区党委把她的名字报上去的吗？还是党中央亲自选拔的？可她好像并不认识任何党中央里的人啊。尽管她听过一些党领导的报告，在区党代表大会上和一些党的组织工作者握过手。也许是那个负责党的文化交流工作的人记住了自己。那是个很不错的男人，有点女性化，名字叫阿什，对自己很客气。他那时候对她很感兴趣，所以丽兹估摸着是他把自己的名字报了上去。那个男人有点怪，那次会议后请她去喝咖啡，还问她有关男朋友的情况。不过那人并不是好色之徒，不是在动什么坏脑筋。老实说，那人有些古怪，问了她很多很多的个人情况。问她：入党多长时间了？离开父母生活的时候想不想家？她有很多男朋友还是心里只有一个人？尽管她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可那人却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工人当家做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里的工人诗人等等。那人对东欧国家非常了解，肯定去过很多次吧。她猜对方是个学校的校长，因为他很会说教，说起来头头是道。他们开会的时候，曾为“奋斗基金”捐款，看到阿什捐了一镑，丽兹觉得非常惊讶。是他，肯定是他，是阿什记住了自己，把她的名字报给了区党委，接着又被报到了中央。整个过程有点出人意料。她转念一想，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公开化。丽兹只是觉得老是神神秘秘的就显得不够光明磊落。也许他们是不得已吧，谁知道呢，也确实有很多人盯着党的工作者们。

她又把信读了一遍。中央的专用信签上，顶部印有红色的粗体字。信开头的称呼是“同志”，让丽兹有一种打仗的感觉。她不喜欢这样的称呼，不习惯被人称为“同志”。



亲爱的同志：

最近我们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统一党的同志们经过磋商，决定实施我党和民主德国之间的党员交流互访项目。该项目是为了促进我们两党之间各层次的交流合作。目前，由于英国内务部对民主德国居民采取歧视性政策，使德国统一党的成员无法在近期来英国访问。尽管如此，统一党的同志们还是觉得有必要加强我们两党的交往。为此慷慨地邀请我们五名从各支部里选拔出的党员。选出的同志要政治过硬，善于发动群众。最后选出的同志将被派往民主德国学习三周。在那里参加支部会议、研究工业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成就，并见证来自西方法西斯政权挑衅行为的证据。这是我们了解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绝好机会。

因此，我们要求各区选拔一些年轻工人干部报名参加，相信他们都会从这项活动中获益匪浅。现在你已被推选。我们希望你能积极参加。你应该切实落实该项目的第二部分工作，即和民主德国的对口党支部建立联系。你将参加的支部的党员都有着和你一样的工人背景，和你有同样的世界观。你所在区的对口联系支部在莱比锡郊区的诺因哈根。诺因哈根支部的书记是弗莱德·罗曼，他将热烈地欢迎你。我们相信你是这次活动的合适人选，也确信活动会非常成功。所有活动费用由民主德国文化部负担。

希望你能认识到这次活动的重要性，相信你能克服困难，积极参加。访问将在下个月23日左右开始，入选的同志们按和对方约定的时间，分别前往。请尽快告知你能否参加该活动，我们会将具体安排通知给你。



她越看越觉得这封信奇怪。通知的提前时间不长，他们怎么知道她能从图书馆请到假期？当她想起阿什曾问过自己在假日里都干些什么时，不禁有点吃惊。那人还问过自己年休假休了没有，问她要是休假被占用是不是会很在意。信里为什么没有提到任何别的候选人名字呢？好像选中自己的理由并不充分，选中自己实在有些意外。一般来说，党里的通知都很简短，有时候仅让同志们打电话过去。这封信看上去很正式，反而不像是党中央发出的。不过信的签名没有问题，肯定是文化负责人的签字，她在以前的通知中见过这个签名，熟悉那笨拙、有点官僚气息、有点不可一世的签字风格。说她有群众工作经验，那真是荒唐。她根本没有那方面的经验。事实上，她很讨厌党的这项工作，不喜欢拿个大喇叭到工厂门口去叫，或者到街头去卖《工人报》，更不喜欢挨家挨户去拉选票。她能接受温和性的工作，觉得还有些意义。有时候走在街上，看到嬉闹的儿童、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和站在家门口的老人们，会有一种为劳动大众奋斗的感觉，是为了和平在斗争。

不过她讨厌看到那些白热化的选票争夺战，以及费力的卖报活动等。其原因可能是具体工作总让人觉得不那么崇高吧。在支部开会的时候，十几个人坐在一起畅谈建设一个新世界，要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先锋，揭示历史的必然性。这些都是不费力的事情。可后来却要她捧着一大沓《工人报》上街去卖，而且过一两个小时才能卖出一份。有时候她也会和别人一样作假，自己掏钱把报纸买下后扔掉，让自己早点回家。第二天早上再开会的时候，他们会吹嘘自己卖报纸的成绩，像是忘了那些报纸实际上是自己买下的。“戈尔德同志在星期六晚上卖出了十八份报纸—十八份！”这将被记在会议记录中，还能上支部的公告栏。区支部的人干劲都很高，也许这次为向奋斗基金捐款的事又会表扬她呢。她心里其实也不想弄虚作假，不过安慰自己说大家都是这样的，也许别人都理解这种作假行为吧。他们选她当上支部委员，也是一件怪事。那是慕里根提议的—选我们年轻、有活力、有魅力的同志—他可能梦想让丽兹当上支部委员，丽兹就会陪他上床似的。其他党员同意他的推选是因为他们对丽兹印象不错，因为她会打字，还因为丽兹不会逼他们周末上街卖报纸。尽管也不是一直让他们卖报纸。别人推选她也有别的因素。大家把支部当成一个不错的社交俱乐部，不喜欢那么的一本正经。反正就那么回事。阿历克似乎早就看穿了这一切，并不当回事。他曾经说过：“养宠物和入党，都是人的喜好。”也确实是这么回事。起码在她的支部就是那样，这一点她很清楚。她这样思想境界的人会被选为支部委员，就显得很奇怪了。而她心里非常不愿意承认一点：那次选举是区支部领导操纵的。操纵选举的主使人应该就是阿什。也许阿什很喜欢她，也许他正好脑子出了问题。

丽兹想到这里，很夸张地耸了耸肩膀。心情激动的人在别人不在时，常会做出一些夸张的动作。这次活动可是在国外举行啊，活动还很自由很有趣。她从没有出过国，也知道自己没有财力出国。出国肯定很好玩。尽管她对德国人还有些看法，不过同志们都说，现在只在西德还有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而东德很民主，东德人民热爱和平。不过她觉得所有的好德国人都在一边，而坏德国人都在另一边，让人觉得难以置信。而就是那些坏德国人杀死了她的父亲。也许党选中她也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吧。—算是对她的一次慷慨补偿。也许这个安排是阿什在和她谈话的过程中想到的，对，这样就说得通了。她心中突然充满了对党的感激之情，他们都是些好人，和他们一起奋斗，她觉得很自豪。她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那里她用一个旧的文具袋存放着支部的文具和图章。她在旧打字机上放上一张纸，打字机是区支部的人听说她会打字送过来的。尽管打字机有点小问题，不过还能用。她打了一封信，愿意参加活动并表示感谢。党中央真好—坚定而又仁慈、讲原则而又很有人情味。都很好，都是好人，都是和平的卫士。当她关抽屉的时候，看到了史迈利留下的那张名片。

她还记得那个小个子男人，那张满是皱纹、表情真诚的脸。那时他站在她房间门口说：“党知道你和阿历克的关系吗？”她觉得那时候自己表现得很傻。好吧，去旅行一趟，会暂时把这件事情放在脑后的。

black白夜

16　被捕
费德勒和利玛斯开车回去的路上，都没说话。夜晚的山峦显得幽暗而深邃，稀少的灯光像是大海中航船上的渔火一样，在无边的黑暗中挣扎。

费德勒把车停进房子一边的车棚里，他们一起向前门走去。快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听到树林里有叫声，有人在叫费德勒的名字。他们转过身来，利玛斯借着昏暗的光亮看到二十米开外站着三个男人，很显然是在等费德勒。

“你们要干什么？”费德勒大声问。

“我们要和你谈谈。我们是柏林来的。”

费德勒犹豫了一下。“该死的卫兵在哪里？”他问利玛斯，“前门应该有卫兵把守的。”

利玛斯耸了耸肩。

“门厅里的灯为什么没有亮？”他再次发问。他似乎还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但也开始慢慢地向那些人走去。

利玛斯等了一会儿，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于是摸索着走过没有灯的正房，向连在房子后面的住处走去。后面的房子很简陋，一面靠着房子后墙而建，三面都被浓密的小松树林所包围。那里一共有三个相邻的房间，没有过道。当中一个房间是给利玛斯住的，靠后墙的那个房间给两名看守住。利玛斯不知道最里面一个房间是谁在住。他曾试图打开通往里间的房门，可那道门被锁上了。他只是一天早上出去散步时，透过里间窗帘的缝隙，才发现那也是一间卧室。本来有两名守卫一直在五十米开外处跟着他，可那天他们没有跟到房子后面来，这样利玛斯才透过窗帘缝隙看了一眼最里面的那个房间。那里面放着一张床，床上有被褥，一张小写字台上放着纸张。他猜测是德国某方面的人住在里面监视他。可像利玛斯那样经过风浪的人，又怎么会怕人监视。当年在柏林的时候，时刻都被人监视。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自己不乱，别人也拿你没办法。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因为他稳重而且有出众的记忆力。总之这是他的强项。他能很快发现监视对象，知道那些人看重哪些方面的信息，通晓其中的伎俩和弱点，更了解稍有不慎就会全盘皆输。利玛斯被人监视，这算不了什么。他穿过正房里破旧的走道，走进后面守卫住的房间。站在守卫住的房间里，他清楚地知道肯定是出问题了。

后面三间房的灯光是由前面房间里某处的开关控制，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灯的开闭。过去几天中，早上房间里那盏吊着的电灯会突然亮起来，经常把他惊醒。而夜里灯被人关掉后，他只有上床睡觉。现在才晚上九点，灯已经灭了。通常情况下，要到十一点钟才熄灯。现在那两个看守不在房间里，房间的百叶窗也放下了。他让通到主屋的那道门开着，这样通过走道能有一些微弱的灯光透进来。借着那一点点光亮，他能看到守卫的床上都是空的。利玛斯站在房里，看到眼前的景象，有些惊讶。身后的门关上了，也许是自动关上的吧。利玛斯并没有去开门。房间里伸手不见五指，门关上的时候没有什么其他动静，没有关门声也没有脚步声。利玛斯的本能让他突然警觉起来，他闻到了雪茄的味道。烟味应该早就有了，不过利玛斯刚刚察觉。黑暗中的他变得像盲人那样，听觉和触觉变得更加敏锐。

他口袋里虽然有火柴，但他并不想用。他向侧面跨了一步，把后背靠在墙上，一动不动。利玛斯知道只有一种可能—有人在等着他穿过守卫房间进入他住的那间卧室。利玛斯于是决定就待在这里。接着他从前屋过来的方向听到清晰的脚步声，有人走到刚才关上的门前，扭动把手开门。利玛斯还是没有动，还没到行动的时机。事情很清楚了，对方是来抓他。利玛斯很缓慢地蹲下去，同时把一只手插到夹克衫口袋里。他显得非常的冷静，可以说是期待着一展身手。可脑子里却想起了很多事情。“什么都可以当做武器：烟灰缸、几枚硬币或一支钢笔，只要能砸能切就行。”这是战时那个温和的小个子威尔士教官经常说的话，“不要同时用双手，握刀、枪、棍棒都要用单手。要让左手空着，横放在腹前。如果实在找不到武器，就伸直拇指双手握拳。”这时他右手里有一盒火柴，他用力紧握火柴盒，让捏碎的火柴盒木材碎片从手指间伸出。弄好后，他沿着墙一点一点地挪动到房间一角，他知道那里放着一把椅子。现在不怕发出声响，他把椅子推到房间中央。退回墙角的时候，他默数着走过的步数，然后在房间角落处站好。这时，他听到里面他住的那间卧室的门开了，但没有开灯，使他连人影都看不到，估计对方还站在那道门口。四周漆黑一片。他并不敢向前攻击，房间的中央放着那张椅子对他很有利，因为他知道椅子的位置而对方却不知道。对方肯定会攻过来的，肯定会。他不能等着让他们的助手从外面赶来把电门合上，把灯打开。

“来啊，你们这些浑蛋，”他用德语挑衅说，“我在这里，就在房角。过来抓我啊，来啊。”没有动静。

“我在这里，你们看不到吗？怎么啦，小毛孩儿们，上啊。”这时听到一个人冲过来了，后面还有个人跟着。接着是那人被椅子绊倒时的咒骂声，这正是利玛斯期待出现的情景。他把手上的火柴盒扔掉，小心地一步一步慢慢向前爬，爬的时候左手伸在身前，像在密林中行走时拨开前方的树枝那样，无声地拨动着。他触到一只手臂和暖和、扎手的布军装。利玛斯还是用左手，有意地碰了那手臂两次，很清晰地碰了两次。接着听到一个惊慌的声音，那人凑到耳边用德语问：

“汉斯，是你吗？”

“闭嘴，你这个笨蛋。”利玛斯低声回答的同时，伸手抓住了对方的头发，一把拉过来。接着猛地挥动右掌，奋力斩向对方的后颈。再把那人拉得头仰起来，用掌尖狠狠地戳向对方的喉咙。这才松手让对方倒下。就在那人的身体摔倒在地时，灯亮了。

门口站着一名年轻的人民警察上尉，抽着雪茄，身后还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穿着便衣，很年轻，手上端着手枪。利玛斯知道那种枪是捷克制造，枪把上有装弹拨杆。他们都看着躺在地板上的那个人。有人打开了外面的门，就在利玛斯转头去看时，听到一声大喊—利玛斯想是上尉发出的—命令他不许动。他慢慢地转身面对那三个男人。

对方打上来时，他双手没来得及还击。对方打得很狠，像是要打碎他的脑袋。他倒下了，忽忽悠悠地失去知觉前，还在估计对方是用左轮枪砸的，就是那种有转轮、枪柄上能系枪绳的那种枪。

他醒来是因为一个囚犯在唱歌，而看守在大声地让那个人闭嘴。睁开双眼时，感到头部一阵剧痛。他躺着，用力地睁开眼睛，眼前满是金星。他尽力让自己恢复知觉，开始感到双脚冰凉，还闻到了囚服的酸臭味。歌声已经停了，利玛斯突然很希望那人能继续唱下去，尽管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费力地想抬手摸摸脸上的血块，发现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脚肯定也被绑着，脚部血流不畅，所以才觉得特别冷。他痛苦地四下张望，尽力把头从地板上抬起一点。他惊讶地看到了自己的双膝，于是本能地想把腿伸直。刚一动作，浑身一阵剧痛，使他忍不住叫出声来。叫声中充满了痛苦和自怜，像是人临死前的哀号。他躺在地板上喘着粗气，试图忍住疼痛。觉得不服气，又开始很缓慢地想把腿伸直。那种剧痛又出现了，可这次利玛斯找到了疼痛的原因：他的手脚在身后被锁在了一起。他要是一伸腿，铁链就拉动他的肩膀，让他受伤的头部压向身下的石板地面。可以肯定，他们在他昏死以后还继续殴打他。现在他浑身是伤，下身特别地痛。他不知道有没有杀了那个家伙，希望已经干掉了。

上方的灯很大很亮，像是医院的手术灯。房里没有家具，地方不大，四周是刷着白灰的墙壁和灰色的钢门。那灰色是烟灰色，伦敦很多房子都是这种颜色。房里没有别的东西，什么都没有。除了疼痛，他什么都感觉不到。

有人来之前，他就那样躺了好几个小时。在强光的烘烤下，他觉得很渴，可他没有叫。门终于开了，蒙特站在那里。他一眼就认出了蒙特，史迈利给他描述过这人的模样。

black白夜

17　蒙特
他们给他松了绑，让他挣扎着站起来。开始他差点站起来了，可他手脚的血脉刚刚畅通，关节还没有活动开，所以身体一软摔倒在地。那些人看着躺在地上的他，就像孩子们在看地上的昆虫一样无动于衷。其中一名看守走到蒙特身前，呵叫着让利玛斯站起来。利玛斯爬到墙边，用颤抖的双手扶着墙上的白砖，试图站起来。还没等他站直，那名看守一脚踢过来，他又倒在了地上。他再次爬起的时候，看守没有踢他。他刚靠着墙站了起来，看到眼前的看守正把身体重心移到左腿上，他知道对方又要踢他了。利玛斯用尽残存的力气，猛地前冲，低头撞向看守的脸部。他们一起摔倒，利玛斯压在对方身上。那名看守站起来后，利玛斯躺在地上，等着对方来报复。但蒙特对那名看守说了什么，利玛斯觉得自己的肩膀和两脚被揪着提了起来，出了小屋子，他听见门关上了。他渴极了。

他们把他抬到一间舒适的小房间里，房里放着考究的书桌和扶手椅。格子窗户上的遮阳板半掩着。蒙特在桌后坐下，利玛斯坐在了一张扶手椅上，眼睛半睁半闭。那几个看守站在门口。

“让我喝点东西。”利玛斯说。

“威士忌？”

“水。”

蒙特用水瓶在墙角的自来水龙头上灌了一瓶水，连同一只杯子放在利玛斯身边的桌子上。

“给他弄点吃的来。”他命令说。一个看守出去拿来了一碗汤和一些香肠。利玛斯喝水吃饭的时候，那些人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费德勒在哪里？”利玛斯先开口问。

“被捕了。”蒙特简短地回答。

“什么罪名？”

“阴谋破坏人民安全。”

利玛斯慢慢地点了点头。“那就是说你赢了，”他说，“你什么时候逮捕他的？”

“昨天晚上。”

利玛斯等了一会儿，尽力盯着蒙特问：“准备把我怎么样？”

“你是重要证人，当然你也将接受审判。”

“我是伦敦方面阴谋陷害蒙特的参与者，对吧？”

蒙特点了点头，点上香烟，让一名看守把烟传给利玛斯。“你说对了。”他说。那名看守走到利玛斯面前，带着愤恨的神情，把烟放在利玛斯的嘴上。

“好一个复杂的行动啊。”利玛斯说。接着又不明智地加了一句：“像中国人一样聪明。”

蒙特什么也没说。随着讯问的进行，利玛斯慢慢习惯了蒙特的沉默。蒙特说话的声音其实相当悦耳，这是利玛斯没有想到的。不过蒙特很少说话，这可能是因为他有超强的自信，所以不愿意说一句废话。没必要说就沉默，总比硬找话说来得好。他在这一点上不像那些专事审讯的人。那些人都擅长让审讯对象开口，开展心理攻势，迫使犯人坦白交代。蒙特不喜欢那些伎俩，他是个讲究实际的实干家。利玛斯喜欢这种品格。

蒙特的外貌和他的秉性相称，看上去像名运动员。他头发剃得很短，没什么光泽但也很整洁。年轻的脸上有着生硬的纹路，有威严但缺少幽默感和亲和力。他虽然看上去年轻，却显得成熟，比他年长的人也不敢轻视他。他体形保持得非常好，所以衣服显得很合身。利玛斯忘不了蒙特当过杀手，他这样冷酷、自律的人，当杀手是最合适不过了。蒙特是个很难对付的人。

“必要时，要以另一项罪名起诉你，”蒙特平静地说，“那就是谋杀。”

“你是说那个看守死了？”利玛斯问。

说到这里，他头部又是一阵剧痛。

蒙特点了点头。“死了，”他说，“你主要的罪名是间谍罪，我建议对费德勒进行公开审理，中央委员会也是这个意思。”

“现在你要我招供？”

“是的。”

“那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得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