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班布尔汗

宝宝寒

　　
　　【正文】
　　
　　但是，所谓天威难测，在对卢世荣进行承诺后，老皇帝便去上都避暑了。御驾前脚离开大都，各方反对力量后脚便迅速联合起来向卢世荣发起了猛攻。
　　四月初八，监察御史陈天样上章弹劾卢世荣，此次弹劾可说是找好了机会，跟随皇帝到上都的大臣都是卢世荣的反对者，如果皇帝因这篇奏章询问左右，可以形成众口铄金而使卢世荣毫无辩白机会的局面。
　　陈天祥的弹劾奏章确实写得好，条分缕析，层层推进。
　　首先，先揭伤疤，说出卢世荣早年的不堪：
　　“卢世荣素无文艺，亦无武功，惟以商贩所获之赀，趋附权臣，营求入仕，舆赃辇贿，输送权门，所献不充，又别立欠少文券银一千锭，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于其任，专务贪饕，所犯赃私，动以万计。其隐秘者固难悉举，惟发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掊取于人及所盗官物，略计：钞以锭计者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锭计者二十五，银以锭计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计者一万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马以匹计者十五，玉器七事，其余繁杂物件称是。已经追纳及未纳见追者，人所共知。”——皇上看看，这是个什么人？
　　其次，说他的理财方法错误百出，上误国家下害百姓：
　　“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为自安之策，以诛求为干进之门，既怀无餍之心，广畜攘掊之计，而又身当要路，手握重权，虽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实得专之。是犹以盗跖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当代，亦恐取笑于将来。朝廷信其虚诳之说，俾居相位，名为试验，实授正权。校其所能，败阙如此；考其所行，毫发无称。此皆既往之真迹，可谓已试之明验。若谓必须再试，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权，岂宜轻授。夫宰天下，譬犹制锦。初欲验其能否，先当试以布帛，如无能效，所损或轻。今捐相位以试验贤愚，犹舍美锦以校量工拙，脱致隳坏，悔将何追！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血气充实则肤体康强，血气损伤则肤体羸病。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荣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昔鲁哀公欲重敛于民，问于有若，对曰：“百姓足，君敦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以此推之，民必须赋轻而后足，国必待民足而后丰。《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历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夫财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间岁有常数，惟其取之有节，故其用之不乏。
　　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将致十年之积；危万民之命，易一世之荣；广邀增羡之功，不恤颠连之患；期锱铢之诛取，诱上下以交征。视民如雠，为国敛怨。果欲不为国家之远虑，惟取速效于目前，肆意诛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财之本既已不存，敛财之方复何所赖？将见民间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机，殆有不可胜言者。”——什么叫国之大蠹？这就是国之大蠹！
　　再次，说卢世荣当初信誓旦旦，说能不害民而增收，结果压根没有成功，这是欺君之罪：
　　“计其任事以来，百有余日，验其事迹，备有显明。今取其所行与所言而已不相副者，略举数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增数包认；始言能令民快乐，凡今所为，无非败法扰民者。若不早有更张，须其自败，正犹蠹虽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终见焦头烂额，事至于此，救将何及？”
　　最后，当然还要表忠心：
　　“臣亦知阿附权要则荣宠可期，违忤重臣则祸患难测，缄默自固，亦岂不能！正以事在国家，关系不浅，忧深虑切，不得无言。” ——我一个御史，说卢世荣的坏话，就有可能“不测”，皇上看这卢世荣擅权到了什么程度？
　　
　　世祖接到这个奏章，自然惊骇莫名，于是命安童集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间事者，同卢世荣听陈天祥弹文，并令陈天祥和卢世荣二人同赴上都廷辩。
　　忽必烈是很喜欢让大臣在自己面前辩论的，理越辩越明嘛，通过听辩论还让自己的判断更准确。卢世荣当初的发达就源于廷辩，他并不惧这个。
　　可是，当他风尘仆仆赶到上都的时候，得到却是一道旨意：将卢世荣绑缚宫门外——现在没有辩论，只有大批判了——皇帝身边无论理政之臣、宿卫之臣还是词章之臣几乎异口同声弹劾卢世荣，这种状态下怎么可能还有卢世荣说话的份？
　　中书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御史中丞阿刺帖木儿、御史中丞郭祐、侍御史秃剌帖木儿、中书省参政撒的迷失、翰林学士赵孟頫等大臣秉承世祖旨意对卢世荣声讨问罪。很快便拟出了“不经丞相安童，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仿效李璮的办法，要急递铺用红、青、白三色囊转行文字；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委槽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用阿合马党人关闭回易库，罢白酵课，立野面、木植、磁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诸牙行”等十条大罪。卢世荣知道现在再辩驳也无意义，“一一款伏”，于是被正式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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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任到沦为阶下囚，卢世荣的宰相生涯不到半年便结束了。他树敌过多，以至于一朝覆亡，看似不能算作是汉法派一手操作的结果。但在卢世荣下狱后，真金太子保奏郭祐、杨居宽为中书参知政事，同时，阿术的从弟帖木儿也因“于汉人语言无所不通，久淹下位，宜升用之” 的理由被安童卓拔为参知政事。卢世荣的倒台，成果都被汉法派摘取，而其曾启用的“阿合马党人”也面临着再次被清洗的命运。于是，汉法派和理财派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斗争迅速升级。
　　
　　新的宰辅班子刚成立半年，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人便奏请进行大规模钩考，世祖从其请，并让答即古阿散主持对中书省的钩考，一时间鸡飞狗跳，“人情危骇”。新任的参知政事郭祐迅速反击，奏明：“以自平江南，十年之间，凡钱粮事，八经理算” ，奏请停止了钩考。
　　可答即古阿散等人虽输了一招，很快便抓到了一个让汉法派几乎万劫不复的机会。因为世祖的察必皇后（真金母）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年病死，至元二十年（1283年），立弘吉刺氏南必为后。忽必烈年近古稀，相臣常不得见，便向南必皇后奏事。女人干政在汉人儒士眼中是很不得体甚至危及社稷的事，于是南台御史曾封章上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
　　真不知道这位不知名的御史是不是理财派安插在御史队伍里的内线，这奏疏简直就是把太子往火坑里推——谁不知道让老子让位给儿子是不忠不孝之举？这要是让老皇帝看到，太子会有好果子吃？
　　真金太子得知有这封奏疏，惶恐不已，御史台都是太子的人，便秘其章不发，以为可以遮掩过去。可答即古阿散等人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其事，立即向世祖奏请收内外百司吏案，以大索天下埋没钞粮为名，查封御史台吏案仔细查找，非要揭露出来不可。御史台都事尚文知道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御史台能顶住了，将事情原委告知中书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两位大臣商量之后，决定将奏章秘藏不交。岂料，答即古阿散见搜不出来，干脆直接上告世祖，命大宗正薛彻干去取奏章。
　　被逼到死角，安童和玉昔帖木儿也束手无策，事情一旦揭露，不但太子之位不保，安童、玉昔帖木儿恐怕也要被株连。危急时刻，尚文献计，让二人先计夺谋，抢先至世祖驾前陈述事情经过。
　　
　　得知竟有人撺掇儿子夺权架空自己，忽必烈勃然大怒，面对跪地俯首的安童和玉昔帖木儿，历声责问道：“汝等无罪耶？”丞相安童带头认罪道：“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此举动摇人心，宜选重臣为之长，庶靖纷扰” ，进过反复解释，忽必烈怒气渐消，也看出这是有人要陷害太子，不再追问。不久，自己为聪明的答即古阿散及其党羽蔡仲英、李蹊等因奸赃罪被被诛杀。汉法派最大的一次危机终于过去。
　　可惜，一向仁慈孝友的太子真金却因为这件事忧惧不已，以至一病不起。是年十一月，卢世荣最终被杀，且死后尸体喂了旱獭，仅一个月后，太子真金便在忧惧中与世长辞，年仅四十三岁。
　　
　　可以想象，真金太子之死对于汉法派的打击何等巨大，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大旗和保护着，也失去了未来的希望——世祖的其他儿孙没有一个倾心于汉法。卢世荣倒台以及答即古阿散一党的覆灭都无法弥补这一损失。
　　耶律铸赋诗悼念太子，诗云：
　　象辂长归不再朝，痛心监抚事徒劳。
　　一生威德乾坤重，万古英名日月高。
　　兰殿好风谁领略，桂宫愁雨自萧骚。
　　如何龙武楼中月，空照丹霞旧佩刀。
　　诗中充满了悲哀、失望、萧索、无奈，这可说是所有汉法派官员心情的真实写照。但政治容不得感情，他们必须迅速摆脱颓废的心态去面对新一轮的绞杀。
　　因为在卢世荣倒台之后，他的举荐者，那个一直在幕后的桑哥终于不得不亲自出马，担任理财之臣。而卢世荣的失败也给他以深刻的教训——必须在短时间内见到实效，一旦考虑长治之策便会腹背受敌。如果说卢世荣从本质上与阿合马决然不同，那么桑哥便是阿合马的翻版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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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说，卢世荣是桑哥举荐，其倒台桑哥也多少会受点牵连。可桑哥甚为聪明，对卢世荣的获罪既没有任何援助，也没有落井下石，摆出一副“我是打酱油的”模样，而想要扳倒卢世荣的人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故意忽略了桑哥的存在。
　　然而，对于这些故意忽略桑哥的人来说，尤其是汉法派官员来说，桑哥是比卢世荣更为可怕的存在。早在至元二十三年，桑哥便具列中书省宰执等官人选名单中，朝廷上有所建置以及人才进退都让他参与议决。作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竟受命预议政府大臣人选，有元一代绝无仅有，可想而知，这样倍受宠信的人一旦正式成为宰辅，其权势与跋扈绝非卢世荣可比。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世祖召集中书左丞麦术丁、参知政事杨居宽、帖木儿、集贤院大学士阿鲁浑撒里以及翰林学士叶李、程钜夫、赵孟頫等人商议钞法，其实是在商议新的理财之臣人选。此时，帝国进攻安南无功而返，世祖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出兵，对缅甸蒲甘王朝的征伐也在最紧要阶段，而东道宗王乃颜已有叛乱之意，朝廷要准备平叛。在日出斗金的战事接连不断的同时，大都又发生饥荒，饥民需要赈济。面对每个月平均花销五十万锭的局面，掌管财政的麦术丁等人已经无力回天，见世祖问起，干脆回答：“自制国用使司改尚书省，颇有成效，今仍分两省为便。” 请世祖如阿合马时代一样再设尚书省专管理财——这活我干不了了，您爱用谁用谁吧。
　　于是，当月世祖便下诏立尚书省，分别任命了尚书、中书两省官，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中书六部被改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都由尚书省从便奏闻。中书丞相安童再次陷入有丞相之名而无丞相之权的尴尬境地，他深知桑哥其人与阿合马不相上下，遂上书世祖：“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世祖完全不听——你不行，又提不出人选，凭什么反对我的选择呢？
　　同年十一月，桑哥正式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二十五年，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仍兼院使），新一代理财权臣隆重出场。
　　
　　相对于卢世荣理财之法总体趋于长远打算，桑哥可说急功近利。
　　首先是更定钞法，颁行新钞“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同时通行。至元钞一贯文折合中统钞五贯文。老百姓手里的中统钞票一下子不值钱了，只能大量兑换至元钞，官家自然大获其利。
　　发行新钞票后，便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
　　钩考是曾经让忽必烈在当年蒙哥汗时代吃尽苦头的措施，但在做了皇帝后，忽必烈倒对之青睐有加，原因很简单，地位决定立场，钩考对于藩王、地方官来说自然是灾难，而对于皇帝来说却是可以迅速聚敛财富的手段。
　　阿合马时代，便举行过钩考，但规模程度都很小，桑哥这次钩考却是大张旗鼓，横扫千军，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在中央，面对中书省这样的宰辅机构，桑哥为张声威，大施辣手，对各个省官严厉追查。杨居宽、郭祐身为参知政事，只是稍作辩解便被殴辱，最后竟一起以“失职”之罪被杀。二人都是真金太子生前举荐的儒臣，一向视金钱如粪土，最后却死于钱财之事，恐怕都无法瞑目。参政尚且如此，一般官员更不用说了，宰辅机构如此，其他部门也不用说了，“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
　　然而如此重苛之下，中书省也不过“凡校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尚不够财政一天的花销。
　　中央官员虽然位高权重，可要说油水可就不如地方了，桑哥的钩考自然不会放过地方。二十五年九月，桑哥以钩考事关重大，需要有专门机构负责为由，上奏设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这算是成立了中央的钩考机构。一个月后，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为由，除湖广省已由桑哥姻亲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12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2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将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了云南、吐蕃这种特区外，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逋欠钱粮，而且期限严急。
　　这下，各省地方官员算是倒了血霉了。派驻各省的“钩考大员”都属于“贪饕邀利之人”，一切以多弄钱为最高目标，唯求增羡。对于地方官毫不留情面，“官吏首尝受竹治民财及酒食馈遗，督责之使，日十余辈，燕犒送迎不少遑。其恃势须索者，无少敢逆其言”。当然，对亏、盗钱粮的官吏狠狠的钩考，让他们把平日贪污受贿的钱吐出来，也算大快人心。
　　比如，在征南宋中立过大功的阿里海牙，在湖广行省做行省左丞相，其家族和部属在湖广盘根错节，极有权势，自然也就会鱼肉百姓，祸害一方。桑哥的姻亲要束木对之钩考，竟然使得曾经威风凛凛的大将如今的勋贵阿里海牙被逼自杀。其家资和荫占民户也被没收。
　　
　　可毕竟官少民多，钩考官员为了展现政绩，势必要逼取于百姓，“以追怔逋欠为名，所至凶残百至，虽汉唐酷吏之不为者，尽其毒螫，死者相望。有司股栗屏息而不敢言，亦仅有助恶为奸以肥其家者”，“州县别置牢狱，逮捕人，昼夜鞭笞，械系者相属于道，大家巨室无虑悉破坏。甚至逼人妻女为娼，风俗为之大变。一时使者所至，征取尤甚。”
　　特别是江南理算，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扬州、杭州两地受害最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牢狱充牣，掳掠百至”，不但富户，即使中产之家也被催逼，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死者达五百余人 。很多富户不堪其扰，逃入山中为盗，江南“盗贼”蜂起达数百处之多。
　　桑哥在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对世祖上奏中说：“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可说是纯属扯淡了。
　　虽然官民都不得其安，但钩考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效果，“已征数百万，未征尤数千万”，一下子缓解了财政危机。
　　钩考虽然见效快，但并非长久之计，何况很多官员、富户或自杀、或逃走，大量的“欠款”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于是，桑哥向世祖请求增加赋税，提出盐课每引由中统钞三十贯增为五十贯；茶课每引由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十万锭，腹里二十万锭。同时大增商税，江南为二十五万锭，腹里二十万锭。这要比阿合马当初提出的“人头税”好得多，而且不是增加田赋，世祖欣然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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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钩考和增税，虽然引起不少骚动，但国库确实大大充实。桑哥本就倍受宠信，这下更是春风得意。春风得意的权臣自然不好只对同级、下级的官员以及百姓们抖威风，对于贵族、勋臣这些特权阶层便也要下手整治一番。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桑哥上奏世祖：“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扈从之臣”也就是指怯薛，是从成吉思汗时代设立，从贵族子弟中选出作为大汗侍卫，属于“超级特权阶层”，一个普通怯薛都会见官大三级。他们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桑哥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可想而知怯薛们对桑哥会多么痛恨。
　　是年十二月，桑哥又向世祖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这是干什么？减少皇帝对宗王贵戚的赏赐！赏赐诸王贵戚是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也不能减少，因为这是从成吉思汗时代便留下的传统，有钱要给，没钱也要给，贵族们拿惯了，不给哪行？直接触动帝国最高阶层的切身利益，这是讲究“微言大义”的儒臣都不敢做的，可桑哥就是要予以裁抑，读史至此，也不得不对这个名列“奸臣传”的吐蕃人叫声好。
　　不但减少对贵族的赏赐，桑哥还干脆要减少宗王人数降低一些宗王的地位。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
　　
　　汉人儒臣他得罪了，皇帝近侍他得罪了，宗王贵族他得罪了，地方官员他得罪了，富户百姓他也得罪了。可以说，大元朝能得罪的人都被他得罪光了，桑哥这么做倒并非他有多么高远的政治抱负，只不过他不属于任何现成的政治集团，而是纯粹的“皇党”——皇帝需要什么，他就全力去做什么。
　　但是，人臣之所以要结党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出现危机的时候会有所依傍，如果你身在一个盘根错节的政治集团当中，即使皇帝要动你也要思量思量。桑哥看似风光无限，但除了皇帝的信任，他一无所有。一旦信任丧失，或者反对他的力量过大使皇帝都不能忽视的时候，末日便会旦夕而至。
　　他曾经让卢世荣帮他蹚道，可他从卢世荣身上并没有吸取太多的教训。
　　随着权势日隆，桑哥的跋扈也日甚一日。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大都人史吉等请为桑哥立“德政碑”，世祖正对桑哥宠信有加，便诏准之，并命翰林学士阎复撰文，题为《王公辅政之碑》，次年闰十月，做好的德政碑便树于尚书省前。一个大臣，竟然在生前便有人树碑，而且是皇帝亲自授意，这是难得的殊荣，却也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可桑哥却之不恭，欣然受之。
　　平日上朝，桑哥都要乘小舆，且有怯薛散班及侍卫兵百人为导从。这是连宗王都不能享受的待遇。随着他掌握了铨调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人事权，且从世祖那里求得“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的诏旨，连宣敕由中书省颁给的程序都免了，桑哥彻底成为帝国中除了皇帝最有权力的人。桑哥并非君子，有了权力，自然要“寻租”，“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犯法、求官之人“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环，人心骇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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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桑哥理财有方，有过军功，且还和国师颇有渊源，因此各方反对势力并未能如对付卢世荣一般迅速结成同盟。但暗中的窜联已逐渐形成，在桑哥秉政四年之后，一场针对他的风潮不期而至。
　　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世祖在大都东南的柳林（漷州北）狩猎。其实皇帝狩猎并不在于真的捕获多少猎物，而是一种散心。散心的时候心情自然不错，想要除掉桑哥的人们不失时机的出手了。
　　集贤直学士赵孟頫趁机对世祖身边的贴身怯薛，利用监卿彻里言道：“皇上论贾似道误国，常责留梦炎等宋朝大臣不能挺身而出。现今，桑哥之罪，有甚于贾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惟君为皇上所亲信，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倘若您能不畏天威之怒。为百姓除此凶残之贼，真仁者之事，公必勉之！”鼓励彻里弹劾桑哥。
　　彻里其人较为正直，早就不满桑哥，再加上桑哥让怯薛纳税，属于既有公仇也有私怨，便挺身而出控告桑哥奸贪误国害民诸罪，“言色俱厉”。一下子把世祖的好心情弄没了，世祖大怒，责他“丑诋大臣，失几谏体”，命左右掌嘴，彻里被打得“血涌口鼻，委顿地上”仍抗辩不止，声明自己与桑哥无仇，只是为国家着想 。身边的人如此强硬，世祖也很感意外，便问其他近侍彻里所言是否真实。结果一问不可收拾，怯薛也里审班、御史中丞也先帖木儿等人纷纷跪下劾责桑哥专权黩货等罪。
　　这下世祖不能再等闲视之，急招出使在外的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以问情实。这不忽木，字用臣，康里部人，早年因“资禀英特，进止详雅”被世祖所看重，随王恂、许衡学习儒学，天资聪颖，过目不忘，被许衡称为“有公辅器”。学成后历任利用少监、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属于汉法派的少壮一代。在阿合马、卢世荣时代都竭力与之相争。他出身于怯薛，又是汉法派中人，抓住这么好的机会，如何能够放过？在行宫营帐里见到皇帝后，不忽木痛心疾首地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在场的集贤学士贺胜等人也力证桑哥奸邪，“久而言者益众。”
　　紧接着，怯薛长月赤察儿根据时任尚书平章的怯薛也速答儿的密报，也奏劾桑哥擅权贪墨；中书平章麦术丁和御史中丞崔彧奏劾桑哥“当国四年，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而得者”。
　　朝廷上下，弹劾请诛之声甚嚣尘上。如果说有人认为这是偶然事件导致的政治风潮，那就是犯了政治幼稚病。史书没有明载，但我们仍可窥见在这幕“倒桑大戏”中，各派政治力量的默契。
　　是杀桑哥而安百官之心，还是保桑哥而将百官的不满从桑哥转移到自己身上，已经御极三十年的世祖忽必烈该做什么选择，绝不会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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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二十三日，桑哥被罢去相位，交付审讯。
　　二月二十五日，世祖命彻里率怯薛三百余人抄籍桑哥家资，一抄之下，竟然“得金宝衍溢栋宇，他物可资计者，将半内帑” 。
　　指控桑哥的罪状，如“沮抑台纲，杜言者之口，又尝捶挞御史”、“改革钞法、增加课税而害民”之类，其实并不能真正动摇桑哥，毕竟这些作为的背后都有着皇帝的影子，可贪赃罪被证实，而且数目如此之巨，世祖便真的动怒了：“你把一些粗毛衣带给了我，而把金钱和无比贵重物品归了自己！” 于是将桑哥拘捕入狱。
　　三月，桑哥的“辅政碑”被捣毁，其亲旧党羽湖广行省平章要束木、江浙行省平章纳速刺丁灭里、忻都、王巨济等也全被逮至大都。
　　七月，诏诛桑哥，这位吐蕃宰相和他的众多党羽一起被绑缚刑场，刀下头落，血腥一片，世祖时代最后一个理财权臣灰飞烟灭。
　　
　　桑哥死后，尚书省又被罢废，机构并入中书省，各地的钩考也随之停止。一切似乎循环一般，每当一个理财之臣倒下，便有一批儒臣趁势崛起。世祖听取不忽木的建策，以太子真金的原詹事长、故丞相線真之子完泽为中书右丞相，不忽木为中书平章政事，彻里为御史中丞，麦朮丁仍为平章。
　　完泽是勋臣之后，其祖父土薛在成吉思汗时代便是大将，后跟随窝阔台汗攻打四川，立下攻陷成都的功劳，获赐食邑六百户。父亲線真在中统四年时任中书右丞相，与诸儒臣论定朝制。其人所受儒学熏陶并不少于不忽木，在任真金太子詹事长时，入参谋议，出掌环卫，小心慎密，很得太子器重，被誉为：“亲善远恶，君之急务。善人如完泽者，群臣中岂易得哉！”真金去世后，完泽又随侍后来的成宗铁穆耳出镇北方。
　　完泽和不忽木为相，开始了再一次的拨乱反正，崔彧被任命为中书右丞，因为桑哥专恣而不出仕的别都儿丁被任命为中书左丞。胡祗遹、姚燧、王恽、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道、程钜夫、陈俨、赵居信等儒臣全被召回大都“置翰林备顾问”。死在桑哥手下的杨居宽、郭祐也被平反，家属得到安置。
　　此时的世祖忽必烈已经七十七岁，老皇帝仍然不忘继续开疆扩土，对外的战争并不能马上结束，财政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理财之臣再一次出现似乎不可避免。
　　然而，上天留给老皇帝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他想征服日本，想消灭海都，但都已力不从心。在生命的黄昏，虽然世祖忽必烈仍用自己强有力的手掌控着庞大的帝国，但再启用理财之臣以至于继续引起党政，已经是他所必须避免的了。
　　跟随忽必烈从藩邸出来的汉人儒臣们老死身亡，凋零殆尽；深受儒学熏陶的勋臣安童、廉希宪等或早已入土或行将就木；新卓拔的南人儒士们，叶李虽官居平章政事，但也已在至元二十九年去世，其余众人都没能身居高位。新宰相完泽、不忽木承载了数代汉法派人士的希望，在世祖朝的最后两年实行轻徭薄赋政策，让帝国在平稳中缓慢前行。
　　
　　但是，一国多制、“内蒙外汉”是忽必烈的既定原则，而全盘汉化，以儒治国则是王朝长治久安的保障，多年来汉法派与理财派的残酷政争，绝不会因忽必烈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结而结束，这条隐线必将贯穿整个元王朝统治期。
　　
　　
　　
　　【下一章：家务事引起的“世界大战”——元与其他蒙古汗国的合纵连横（上）】
　　
　　
　　

宝宝寒

　　
　　【正文】
　　
　　家务事引起的“世界大战”
　　——元与其他蒙古汗国的合纵连横（上）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生存的世界陆地面积有多大？即使是小学生也会说句“简单”，只要把人类所划定的七大洲的面积加起来，便会得出答案——约一亿四千九百万平方公里。
　　而如果把这个问题的提出时间上推八百年，到元朝时代，那答案的数字就要小得多，只有约八千四百万平方公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面积约二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北美洲，面积约一千八百万平方公里的南美洲，面积约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大洋洲和面积约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南极洲都还没有被发现。虽然在美洲已经有高度文明的国家，但对当时其他洲的居民来说，相当于我们日后可能会发现的外星人。至于大洋洲的土著和南极洲那些可爱的企鹅们，更是人们所不能想象的存在。
　　对当时的人类来说，即使遍游天下的旅行家，心目中的世界也不过是欧洲、亚洲和非洲。人们所知道的文明，人们所了解战争，人们所争夺的利益，都集中这几块土地上。
　　
　　随着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的平凭空崛起和疯狂扩张，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时，当时人们所知世界的土地有近一半在蒙古人的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元、窝阔台、察合台、金帐、伊儿五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但在这时因为中央大汗传承的问题，开始了绵延数代的你征我伐。而因为这五大国都是当时的世界强国，无数小国和其他中型国家也被卷入他们之间的争斗，在那个时代，因为黄金家族之间的家务事，却引发了数十年之久的“世界大战”。
　　以蒙古帝国大汗汗位合法继承者自居的元朝，在这规模空前的家务争端中，自然而然处于矛盾的焦点，一系列的战争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外交的合纵连横，元朝的历任皇帝都自觉不自觉的成为主角。
　　
　　就如要介绍众所周知的“一战”和“二战”要先说明白参战双方的国家是谁一样，介绍这场世界大战也要从双方选手开始说起。但要一下子说明白谁执黑谁执白却并不容易，因为在漫长的战争过程中，各个国家经常会因为自己的需要转换阵营，更换盟友，一会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一会又是肝胆相照的友邦，所谓朝秦暮楚，在那个时代是各国首脑的必修课。
　　而要说一贯比较有原则的，倒是元朝，因为他是老大，虽然比起蒙古帝国时期差了很多，但也是老大——和我打交道，必须以承认我是老大为前提，否则没得谈。
　　何况，整场战争就是从争老大开始的。
　　
　　公元1259年七月，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首脑，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在南征南宋之时暴死于重庆金剑山温汤峡。在他死前，整个世界只有一极，那便是不知疲倦四处攻略的蒙古帝国，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其相提并论。如果蒙哥汗不死，蒙古铁蹄还要踏破什么地方，恐怕只有天知道。
　　然而，随着蒙哥汗之死，随着因他的死而导致的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战，庞大的帝国瞬间分裂，再也没有一个让众人服帖的中心领导那些骄兵悍将对外征服，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迅速枪口朝内，对自己的亲兄弟、堂兄弟虎视眈眈。
　　
　　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在帝国的东部激战之时，分布在帝国中西部地区的实力派们都在冷眼旁观，他们不知道谁会胜利，甚至也未必会在乎谁会胜利，他们更多要考虑的，是自己该怎么走下去。
　　但有一点他们是明确的：世界再不会回到父祖们的时代了。
　　
　　让我们自西向东，依次说起。
　　首先是最西边的旭烈兀。
　　1253年，旭烈兀奉蒙哥汗之命率十五万大军西征，目标是在里海以南山区险隘处已经存在一百余年亦思马因宗教国。这个神秘的刺客之国竟然曾经派出四百人的刺客团企图刺杀蒙哥汗，把蒙哥汗弄得每天穿着连环锁子甲上朝以防不测，作为弟弟自然要为大哥出气。而同时，在西亚还有富庶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叙利亚苏丹国，再往西还有埃及。那里的财富更吸引人。
　　1256年，旭烈兀率大军渡过阿姆河。
　　从是年6月开始，旭烈兀展开了一系列残酷的征服战争。是年11月，亦思马因宗教国末代教主鲁克赖丁•库沙走出宫府麦门底司堡向旭烈兀投降。这个曾让无数英雄人物谈之色变的刺客之国在旭烈兀展开的对亦思马因派教徒的大屠杀中宣告灭亡；
　　1257年9月，旭烈兀大军逼近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 1258年 2月10日，在巴格达守军伤亡几尽的情况下，谟斯塔辛带领儿子、官员、贵族3000余人出城投降。旭烈兀将哈里发家族全部处死，并纵兵大掠，世界名都巴格达几乎成为废墟，存在了五百年的阿拔斯王朝至此终结；
　　1259年9月，旭烈兀率军进入叙利亚， 1260年4月占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苏丹纳昔儿逃奔埃及马木留克王朝，叙利亚苏丹国灭亡。
　　接着，旭烈兀开始着力准备进攻埃及，为了扫除后顾之忧，旭烈兀派军扫荡小亚细亚，击败巴尔干诸国联军，巩固了与亚美尼亚王国、安条克公国、小亚细亚塞尔柱王朝的藩属关系，并命汉将郭侃渡海，攻陷富浪(今塞浦路斯岛)。
　　然而，正当旭烈兀准备跨国西奈半岛，进入非洲的前夜，帝国的中心传来消息——蒙哥大汗在攻打南宋时去世。
　　作为前方统帅，又是蒙哥汗的亲弟弟，旭烈兀立即下令班师回国，只留下两万军队交给大将怯的不花，镇守叙利亚，并负责攻略巴勒斯坦和埃及。
　　
　　可是，当旭烈兀进入伊朗后，便接到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已经同时称汗互相攻伐的消息。而在他身后，埃及马木留克王朝苏丹忽都思率领十二万大军攻入叙利亚。留守叙利亚的怯的不花率军迎战，结果在艾因贾鲁一战中，两万蒙古骑兵全军覆没，怯的不花战死。埃及军乘胜进击，占领了叙利亚全境。各地区的蒙古官员被杀，留在叙利亚的一般蒙古居民退到鲁木地区。
　　旭烈兀审时度势，决定留在伊朗静观其变。以“伊儿汗”为名控制伊朗、阿塞拜疆、小亚细亚的总督和将军们，“其势足以自帝一方” 。伊儿汗的意思是“附属的汗”、“臣属的汗” ，旭烈兀算是非常维护蒙古帝国统一的人了。
　　可旭烈兀想“静”观，有人可不答应，那便是金帐汗国的可汗——别儿哥。
　　
　　
　　

宝宝寒

　　
　　【正文】
　　
　　
　　我们再说说金帐汗国的情况。
　　在蒙古帝国第一次西征后，成吉思汗将新征服的土地分封给了三个儿子。长子术赤的封地囊括额尔齐斯河以西，咸海、里海以北的钦察、花刺子模和康岭等古国的领土。这个封国被称为“术赤兀鲁斯”，也就是术赤汗国。
　　1225年，术赤病逝，次子拔都承袭汗位。1235年，作为蒙古帝国“长子西征”的统帅，拔都统领各家的长子们率大军一路攻伐，连续征服俄罗斯诸公国，破波兰、日耳曼、条顿骑士团联军，抵达多瑙河畔，攻陷匈牙利首都佩斯，直到窝阔台汗去世的消息传来，才引军东还。
　　回到封地后，拔都在伏尔加河下游，今天俄罗斯的谢里特连诺耶修建“萨莱”城作为自己的都城，因为日后还有一个名叫“萨莱”的城市出现在伏尔加河流域，因此这座城市被称为“拔都萨莱”。以“拔都萨莱”为中心，拔都整合父亲的遗产和自己这次新征服的土地，建立了“金帐汗国”。不过，其实拔都的封国还应该叫做“术赤汗国”，但因为其日后的历史大部分为俄罗斯人记载，而俄罗斯诸城邦的大公们按时向可汗缴纳贡税和述职的时候，都是在草原上金顶大帐中拜谒可汗。久而久之，金顶大帐给他们的印象刻骨铭心，“金帐汗”便成了拔都以后所有可汗的通称，“术赤汗国”也在俄罗斯编年史中成了“金帐汗国”并一直流传到现在。
　　拔都在1255年去世后，他的两个信奉基督教的儿子撒里答、兀剌黑赤先后被蒙哥汗指认为继承者，但都在一年当中去相继去世。这么凑巧的事情，恐怕只能用“奇迹”或者“阴谋”才能解释的通。随着两个王子的死，拔都的弟弟，信仰伊斯兰教的别儿哥继承了哥哥的汗位。拔都的两个儿子因为死得早，所以看不出能力如何，别儿哥上位的原因虽然可疑，但他却是个相当称职的可汗，若不是后来蒙哥汗暴死，他也许可以继承哥哥遗志，再次攻进欧洲腹地去。
　　在旭烈兀西征之时，别儿哥汗奉大汗之命出兵相助，帮了旭烈兀不少的忙。按照，蒙古传统，下来的土地大要交给大汗按功劳分配，别儿哥汗满心等待着能够分到商业繁盛，人口众多，还有着木甘草原的阿塞拜疆。同时，在出兵帮忙时，别儿哥汗还拜托旭烈兀，在打下巴格达后，千万不要杀死哈里发。因为哈里发是伊斯兰教徒的“教皇”，土地可以占，财宝可以抢，教皇可不能杀，这是伊斯兰教徒别儿哥非常在意的。
　　可没想到，旭烈兀打下巴格达后，压根没把这位堂兄的话当回事，一口气把哈里发家族斩尽杀绝。别儿哥汗勃然大怒，恨不得立即把这位异教徒堂弟抓来剁了，可大汗蒙哥那边没发话，他也只能忍气吞声。
　　待到蒙哥汗去世，旭烈兀“自帝一方”，对阿塞拜疆这块肥肉更不愿意松口，别儿哥汗没有了大汗的制约，决定对这位堂弟大打出手了。
　　可传统的力量还是强大的，别儿哥汗虽然已经准备好教训旭烈兀，可毕竟中央动态不明，作为帝国屏藩，他还不能贸然动手。
　　不过，有人可要比别儿哥汗决绝的多，属于那种早就心怀异志，终于找到机会的人。
　　这个人便是窝阔台汗国之汗——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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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窝阔台是蒙古帝国第二任大汗，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便确定了他的继承人身份，可说是相当显赫。可就是因为这种显赫地位，使得他在获得封地的时候远远小于其他几位兄弟。
　　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皇太子窝阔台的都城，当其父统治时期，是他在叶密立（新疆额敏）和霍博（新疆和布克赛尔）地区的禹儿惕（份地），但是，他登基后，把都城迁回他们在契丹和畏兀儿地之间的本土……这个地方确实是他们帝国的中心。”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日后整个帝国都是你的，私有财产少点算得了什么？
　　可关键是窝阔台万没有想到，自己去世后，继承汗位的儿子贵由是个无能之辈，仅在位三年便死去，窝阔台家族从此失去了大汗之位。这下，当初那点封地就显得可怜了，以至于想要如当年的拖雷家族一般依靠封地实力对抗中央权威都无法做到。蒙哥汗即位后，立即对窝阔台家族进行严厉打击，流放诸王脑忽、失烈门；夺取窝阔台后裔掌握的原属大汗的军队和自己组建的武装。同时，将窝阔台诸王分迁各地：合丹迁于吉木萨尔，灭里迁于额尔齐斯河畔，脱脱迁于额敏，蒙哥都迁于河西永昌，海都被迁到海押立。经过一番整顿，“窝阔台兀鲁斯”等于国除。
　　在大势已定的情况下，窝阔台系其他宗王只求自保，不敢反抗。而作为窝阔台孙子的海都，却是个桀骜不驯的枭雄。对他来说，在祖父窝阔台汗、伯父贵由汗登基之时，所由宗王都曾宣誓，蒙古汗位要世代传承于窝阔台家族，拖雷系宗王也在其中。伯父尸骨未寒，拖雷家族便违背誓言夺取汗位，这是严重背叛行为。因此，在被迁到海押立之后，海都积极整备人马，暗中联络同系宗王和金帐汗国，随时准备掀起反旗。
　　蒙哥汗刚明雄毅，在位时牢牢掌握整个帝国，海都的反叛只能停留在计划上而没有机会实施。待到蒙哥汗死去，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兵戎相见，海都立即开始了行动。
　　在《元史》中，海都被描绘成不知进退的莽夫，其实其人极有谋略。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之初，海都实力并不强大，但他迅速表明立场，站在阿里不哥一方，并积极劝诱窝阔台系其他宗王与自己统一战线。打的旗号是维护蒙古传统，但实际上是促使拖雷系内讧，趁机恢复窝阔台系的势力。在他的折冲樽俎之下，窝阔台系最有实力的宗王，封地在原窝阔台汗国首都叶密立的贵由汗幼子禾忽改变了投奔忽必烈的初衷，归于阿里不哥麾下。
　　当阿里不哥与忽必烈打得不可开交之时，海都则通过种种手段，整合原窝阔台汗国土地，等到阿里不哥战败的时候，除了中原汉地窝阔台系宗王的封地之外，窝阔台汗国原有领土全部被海都所控制。
　　如果阿里不哥和忽必烈能够相持的时间长一点，海都的势力也许还会更为膨胀，但阿里不哥从自身素质、人才储备、物资补给等等方面都远不如忽必烈，一交手便一败再败，于是积极谋取察合台汗国的控制权。这本来算是好办法，然而他所倚重的阿鲁忽是个不亚于海都的枭雄，结果不但没能获得助力反而使得察合台汗国也趁机扩大势力，争雄中亚。家务事越发复杂混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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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合台汗国从察合台时代的领土是西辽旧地，包括天山南、北麓与裕勒都斯河和玛纳斯河流域及今日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地区。但主要是草原牧场，中亚地区的城市和农业地区却属于大汗汗廷直辖。察合台原本要把汗位传给自己和父亲成吉思汗都十分疼爱的儿子莫阿秃干。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在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的时候，年轻的莫阿秃干立功心切，战死在范延城下。
　　1241年，察合台病故，将汗位传给莫阿秃干之子合剌旭烈。除了莫阿秃干，察合台还有其他儿子，舍子传孙是统治者的大忌。结果合剌旭烈只当了五年可汗，在1246年继位的蒙古帝国第三任大汗贵由便借口不当舍子传孙，将他废黜，改立与自己友善的察合台第五子也速蒙哥为察合台汗国之汗。
　　贵由汗去世后，也速蒙哥与窝阔台系诸王一起反对选立蒙哥为大汗。这是典型的政治押宝，押中自然会钵满盆溢，可一旦押错就会血本无归。
　　结果，也速蒙哥满盘皆输，蒙哥还是成为了新任大汗。刚一即位，便命拥护自己的合剌旭烈回国复位。合剌旭烈在途中病逝，其妻兀鲁忽乃回到阿力麻里，出示大汗诏书，杀也速蒙哥，自任监国。
　　到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时，兀鲁忽乃监国原本冷眼旁观，结果阿里不哥派阿鲁忽回到察合台汗国，将她囚禁，夺取了汗位。
　　然而阿鲁忽可不是个甘居人下，不识大势的人，当他看到阿里不哥斗不过忽必烈时，便又倒向忽必烈。这个过程在前文说过，这里不再赘述。
　　忽必烈对阿鲁忽大加赏赐，阿鲁忽也积极对付阿里不哥，弄的阿里不哥顾此失彼，狼狈不堪。不过，阿鲁忽不会忠于阿里不哥，却也不会死心塌地的忠于忽必烈，去维护帝国的统一。他以察合台正统后裔自居，积极的想要扩充察合台汗国的疆土。
　　对忽必烈还不能翻脸，但自己西方的金帐汗国却似乎要好对付一些。
　　于是，阿鲁忽把眼光投向了金帐汗国控制的阿姆河以北之地。
　　
　　海都想背靠金帐汗国徐图发展恢复窝阔台汗国，别儿哥想教训旭烈兀，阿鲁忽想抢别儿哥汗的地盘，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都恨不得把对方打得永世不得超生。这些各怀心腹事的兄弟们一点点把父祖留下的帝国推向彻底崩溃的深渊。
　　而当1264年阿里不哥的战败投降，忽必烈取得了“大汗”名位，事情似乎有机会再回到过去，他想召开新一届的“库里台大会”，让大家坐下来重新商议统一之事，确定自己合法大汗的身份。
　　可是，忽必烈忘记了，要想成为整个帝国的大汗，光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个会，被兄弟们口头承认为老大就算的。他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蒙古帝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基础，在他和阿里不哥争位之时，已经不复存在。
　　从成吉思汗开始，历任大汗之所以能够在广袤的帝国上有效实行统治，并不仅仅是因为分封兄弟子侄为屏藩的分封制度，这种制度算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对距离中央较远的地区的有效控制，但时间一长，分出去的地，泼出去的水，封国们的独立倾向就会越来越严重。
　　成吉思汗时代，长子术赤便被怀疑在封国图谋不轨，成吉思汗甚至想亲自讨伐，要不是术赤恰到好处的病死，父子相残恐怕无法避免。贵由汗时代，金帐汗国可汗拔都不愿承认其合法地位，贵由汗也想亲自讨伐，结果在中途暴死，战争才没有爆发。仅仅两代，血缘关系还相当紧密时尚且不能避免同室操戈的倾向，到第三代，分离倾向简直就成为大势所趋。
　　因此，分封和集权并行一直是蒙古帝国的既定国策。成吉思汗各子都有自己的汗国，但各汗国的封地仍由大汗委以长官统管，诸子在其封地上只享有一定数量的赋入。其行政权、军事权很大程度还属于中央直辖。而没有分封给儿子们的土地和城市，则有达鲁花赤管理，直接向汗廷负责。到窝阔台汗时代，更是确定了行省制度，各行省的官员全部由汗廷委派，且不许世袭。
　　例如，蒙哥汗时代，别失八里等行省的行尚书省行政长官是马思忽惕；阿姆河等处行省的行尚书省是阿儿浑；伊朗等地，最高军事长官是绰儿马罕，他死后拜住接任，最高行政官是成帖木儿。这些官员都是直接受大汗汗廷委任，当汗廷有物资、军事等方面的命令时，他们要无条件服从。同时，这些穿插于各封国之间的行省，也是对封国的有效监视和制约。
　　然而，随着蒙哥汗之死，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只顾着互相攻伐，当初的一切行政关系全都乱了套。金帐、察合台、窝阔台的汗王们迅速吞并朝廷直辖的行省土地，当地官员要么被驱逐，要么服从于新主人，各汗国汗王一跃而成为自己封地的真正“国家首脑”。等到忽必烈降服弟弟，以为大势已定的时候，各汗国已经完全具备了独立国家的所有要素。
　　这个时候再来谋求统一，只能如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带兵打过去。
　　
　　1264年，当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个亲兄弟的战争尘埃落定之时，却是黄金家族各系堂兄弟们彻底撕破脸皮的开端。
　　家务事引发的世界大战，在这一年正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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