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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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靳云鹏话音未落，他自己就被“枪杆子理论”给推翻了。蔡、罗发起云南起义，占领总督署，靳云鹏化装逃往北方，而刘存厚在云南谋求发展的梦也随之泡汤。
　　这之后，虽然天隔一方，但刘存厚秉承多面外交的人生哲学，仍与靳云鹏保持着联系，眼瞧着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从靳云鹏到段祺瑞，从内心来说，对蔡锷、罗佩金等人都没有好感，其理由也跟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看法相似，认为此辈皆靠造反起家，不过是水泊梁山里强盗一般的人物，实在难登大雅之堂。
　　靳云鹏当年就是被蔡、罗从云南赶出来的，自然更是刻骨铭心，看完刘存厚的信后，马上决定拉他一把。
　　在靳云鹏的引见下，吴莲炬拜谒了段祺瑞。段祺瑞得知来意后，很干脆地对吴莲炬说：“翼青（靳云鹏的字）负西南事务专责，又是你们刘军长的老上司，你们可以随时交换意见，必要时再直接找我。”
　　除攀上段祺瑞这棵最粗最粗的老树丫外，吴莲炬马不停蹄，在京城中不停奔走，大到段氏四大金刚，中到胡景伊等在京川人，小到一般的共和党议员，他无不接洽。
　　收到刘存厚的密电，吴莲炬又去拜见梁启超、蒲殿俊等人，几乎把京城能打可打的交道全部搞掂下来。
　　对刘存厚的这些私下活动，罗佩金大都蒙在鼓里。他只知道一件事，段祺瑞对他越来越苛刻，他发去的请示报告不是遭到冷遇，就是被劈头盖脸一顿驳斥。比如罗佩金想以护国有功的名义，再把一批滇军将领给提拔上来，段祺瑞就来了个置之不理。其境遇，仿佛过去的胡景伊之与熊克武。
　　有一点罗佩金倒是很清楚，那就是刘存厚对他不服。因此，他很早开始就上书北京，要求将这个刺头调京，以滇军将领接替。按照过去的惯例，督军要下面哪个军官走人，一定是有难言之隐，中央政府为了巩固地方，基本都会一例照准。
　　罗佩金打了多次报告，段祺瑞不仅不予支持，还在电文上批了一句话：“所请调拨撤换者，实不止刘存厚一人。”——关键是怎么才能做好领导，而不是一不顺心就换属下，换了刘存厚，你这个督军就做得好了？
　　好在朝中还有一个黎元洪，他对罗佩金这样南方党人出身的督军向来都比较维护。只是正如吴莲炬在“隆中对”里所言，黎菩萨终究不是段合肥的对手，在外援上，罗佩金也就始终处于劣势。
　　当然，这些都属于暗的，若居于明处，罗佩金还是那个高高在上，没人敢惹的一省督军，在裁军会议上，他起初的气势也很足。
　　若是知晓吴莲炬奔走京城的细节，罗佩金也许会不寒而栗：段祺瑞明知刘存厚有取罗自代之心，在罗佩金已危机四伏的情形下，仍要抛出这份偏向性很强的裁军方案，毫无疑问是有把罗佩金放在火上烤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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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达到北京政府将川军缩编为三师一旅的要求，罗佩金执意要取消川军的特种兵，而川军五个师中，又只有刘存厚师配有特种兵，对刘存厚来说，矛头几乎就是直冲他而来。
　　刘存厚要推倒罗佩金，等的就是一个理由，现在罗佩金却自己带着理由扑面而来，倘若再不动手，不是傻吗？
　　吴莲炬在他的“隆中策”里，曾告诉刘存厚，团结川军很重要。此前刘存厚通过张澜的关系，已跟川军第三师称兄道弟，接下来，就看其它三个师的态度了。
　　三个师里面，刘存厚最无把握的是第四师。因为这个师的陈师长曾是罗佩金的参谋长，当初罗佩金作出这一任命，无疑也是要以滇人渗入川军，以便进行遥控。
　　裁军会议结束的当晚，刘存厚在府里设宴，邀请川军各师师长或代表入席。
　　刘存厚开宗明义：“罗督（罗佩金）如此改编军队，实在太不公平。滇黔军可以编为国军，川军却全部都沦为地方军，这是什么道理？我请大家联名致电中央，反对这一办法。”
　　刘存厚此时已实际成为武备系后期的核心人物，在川军将领中说话很有份量。他话音刚落，众人便纷纷附和。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那个云南来的陈师长响应最为热烈。
　　还是那句话，换了山头换山歌，陈师长的自我定位要比罗佩金准确得多。罗佩金要用他来控制川军，他则不管什么川军滇军：我现在又不是你的参谋长，这个第四师是我的，凭什么只能做“地方军”，还是“暂编”？
　　刘存厚尚只是口头说说，陈师长已经抢过纸笔，草拟出电稿，并请各师师长共同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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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师里，只有一个师不肯署名，这个师是驻重庆的第五师（新第五师），熊克武的部队。
　　早在蔡锷举护国旗帜，从云南出兵入川时，熊克武和但懋辛等人作为国民党代表，即随军参赞，但当时只能从事一些宣传联络工作。直到护国军从泸州战场撤退，战局陷于僵持，熊克武抓住机会向蔡锷提议，最终才得以以蜀军流落于民间的残部为基础，组建出新的川军第五师。
　　熊克武没有亲自参加编遣会议和赴宴，他派来的代表是但懋辛。但懋辛说：“我是熊师长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会外的事，我无权过问，所以不能在电稿上签字。”
　　但懋辛言之凿凿，刘存厚却心中有数。作为代表，你纵然无权直接决定，不还可以请示嘛，无非发个电报而已。不能者，实不肯为也。
　　于是第二天，刘存厚又约但懋辛单独谈话。这回但懋辛不再支支吾吾，而是直接予以回绝。
　　第五师跟从前的蜀军（即老第五师）一样，属于纯粹的党人武装，跟北洋原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对是不是“国军”并不在乎。这个师名为一师，实际只有一旅，怎么缩编也缩不到他们，况且没有蔡锷、罗佩金的提携，第五师又怎么建立得起来？更不用说，罗佩金也是党人，党人如何可以为难党人，跟着刘存厚这些老川军去瞎折腾。
　　刘存厚见难以争取，便对但懋辛直言相告：“这样吧，请你转告熊师长，将来发生冲突，他只要保持中立，不要跟滇黔军合在一起打我就可以了。”
　　熊克武既不愿与罗佩金反目，也没有力量得罪刘存厚。对他来说，中立的提议没有什么不好，反正远在重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你们打架好了。
　　事后为壮大声势，刘存厚索性把熊克武的名字也列入电稿，一道发往北京。
　　这封五师长联名电，使罗佩金立刻陷入了极度被动和尴尬，下不了台啊。川军将领还罢，那个滇籍的陈师长，别人都以为是他罗佩金最大的嫡系，没想到却俨然是最大的敌人，关键时候竟然“背主求荣”了。
　　更让他感到困窘不安的是北京政府的回应，从那里传来消息，段祺瑞认为罗佩金督川不力，扬言要将他换下来，另派人来四川做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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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师长之所以会发联名电，追根溯源，还不是因为要执行你的编遣命令，现在却将所有责任和过错一古脑推到我身上，罗佩金为此愤懑不已。
　　这时正好广东督军请假入京，罗佩金也依例打了个请假报告——广东督军请假是真有公事，罗佩金哪有什么公事，他不过是要借此撒撒娇，显示一下自己的地位。
　　之前罗佩金发往北京政府的电报，要么不予批复，要么迟迟没有回音，这次却出乎异常的明了和快捷。
　　段祺瑞当天复电：准假！
　　无公事而请假，不过是请辞的另一种美好说法。从四川省长到周围各省的督军，大家都被蒙在鼓里，以为是罗督军自己负气要走，出于情面，都跑来解劝。
　　唐继尧同样不知就里，专门给罗佩金发来电报，责备他不能这样一甩袖子就跑，你跑了，留在四川的那些滇军不是连口粮都没着落了吗？
　　罗佩金有苦难言，只得告知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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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继尧这才知道，不是罗佩金自己想走，是北京政府希望他走。于是连忙予以补救，亲自去电北京，强调四川裁军刚有点眉目，不能这时候让罗佩金请假。
　　以唐继尧在西南的份量，加上黎元洪也力挺罗佩金，段祺瑞这才收回成命。
　　罗佩金一头冷汗，犹如从悬崖边上被人拽了回来。
　　不能往上撒娇，那就朝下使劲吧。罗佩金看准了，变着法一心要跟他捣乱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沦为“叛徒”的陈师长，另一个就是刘存厚。
　　身为滇军“智囊”，罗佩金虽无过人的深谋远略，却并不缺乏出色的战术构思。他要像当初制定入川方案一样，发动奇袭，打身边的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1917年4月13日，罗佩金突然召见陈师长，姓陈的稀里糊涂就去了，结果黄鹤一去不复返，被罗佩金给生生扣了下来。
　　第一拳打得甚是漂亮，但是第二拳落了空。
　　罗佩金几次约见刘存厚，刘存厚都托故不来。实际上，自领衔发表五师长电后，刘存厚一直都很小心，其戒备程度之深，犹如刘备之防曹操，罗泽南每次在督署召集将领会议，刘存厚都只派代表与会，怕的就是遭到暗算。
　　网撒出去，能捞到一个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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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4月14日晚，罗佩金正式下达命令，宣布撤去陈某师长一职。
　　陈某被瓮中捉鳖，顿时让刘存厚有了兔死狐悲之感，他原先只想以五师长联名电这样的方式，给罗佩金来个下马威，将其逼走。罗佩金一走，以他在川军已实际获得的老大位置，川督自然非其莫属。
　　刘存厚没有料到，罗佩金的反击会如此犀利。至此，他惶惶不可终日，连家里都不敢多呆，抱着铺盖卷就去了师部，连晚上睡觉都要换好几个房间。
　　这时，靳云鹏让吴莲炬转来的一封密电，更令他大惊失色。
　　原来罗佩金准备一不作二不休，将第四师予以彻底遣散，以此杀鸡给猴看，吓唬住其它川军，同时还计划将对付陈某的模式，原样复制到刘存厚身上，第一步就是以滇军将领来取代刘存厚。
　　后面这个设想，罗佩金曾多次上报北京，只是都没有通得过，这次他话里有话：刘存厚“怯懦兵弱，非不能强制，实不忍也”，意思是说，如果北京政府还是不为所动，我可就自己解决了。
　　段祺瑞似乎是慑于罗佩金的压力，破天荒地全部予以同意。
　　罗佩金显然大受鼓舞，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遣散事宜。他不知道，段祺瑞留下了一个玄机：虽然撤掉了刘存厚的师长，却扣住新师长的任命不发。
　　在靳云鹏给刘存厚的密电中说得很明白：撤你的职务，并非出自段祺瑞本意，你要好自为之。
　　刘存厚就此得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段祺瑞其实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但他如果迟疑不决，让罗佩金继续采取主动，北京方面可就有点罩不住了。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到了揭竿而起的时候。
　　1917年4月15日，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奉召集中于督署广场，说是要聆听督军训话。官兵们到达后，士兵架枪，军官入营房休息。
　　罗佩金没有训话，只是意味深长地点了下头。说时迟，那时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滇军冲了出来，将第四师的所有枪弹予以收缴，然后军官扣留，士兵逐出。
　　川军士兵们不仅没了枪支，连上下军服也被剥去。此时气温还很低，这些人赤着膊，身上仅剩一条内裤，被冻得瑟瑟发抖。
　　既然是强行遣散，当然就不会讲什么客气，但具体处理方式也忒龌龊了些。
　　刘存厚一直在观察着动静，看到第四师被遣散后，立即派人走上街头，把这批饥寒交迫的士兵领去吃饭。
　　街上安静了，罗佩金没有理会，或许他还认为自己不仅节约了衣料，还省去了饭钱，但是当天下午，赤膊士兵又出现了。
　　再次现身，“士兵流浪汉”们真正实现了一无所有：早上还套一裤衩，如今连这劳什子也不用了，就是赤条条一好汉。
　　不过他们加了点别的，每人头上身上都裹了黄白纸钱。
　　这是民间规矩。老百姓有沉冤要向官府告状，官府不受理，就背着纸钱找菩萨诉冤——如果菩萨也收贿赂，就拿纸钱孝敬你老人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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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刘存厚的这顿饭不仅填饱了大家的肚子，还壮了胆气。士兵们手持短刀，有没有刀，赤手空拳的，就沿街向屠户借来杀猪刀，或者朝居民要菜刀。
　　他们不是去庙里拜菩萨，而是要朝滇军算帐。
　　滇军一个不防备，被游行士兵冲进防区。见势不对，滇军急忙开枪。赤膊兵虽然只有刀，在后保驾的川军却有枪，马上也予以还击，双方乒乒乓乓打了起来。
　　罗佩金和刘存厚都向各自防守区域派出大量警戒部队，一面断绝交通，一面修筑防御工事，战争一触即发。
　　由于滇军平时骄狂惯了，成都人对这支客军印象极差，因此在爆发冲突时，附近居民都站在川军一边，嚷嚷着要打“红边边”。
　　滇军遭到袭击，已经又惊又怒，一瞧，川人助川军，你们原来都是一窝的，更是气炸胸膛，遂对无辜行人展开报复。
　　尚在街上游走的百姓都被视为可疑分子或“川军侦探”，押上城头，一长矛一个，叉鱼一样挑落于城下。
　　川籍警察也因此遭到株连，滇军见到就杀。有个警察在城外巡逻，滇军喊他过去，这警察还直解释：“我是警察……”
　　滇军官兵说，我认得你是警察。不由分说，拉进城里，一刺刀就给捅掉了。
　　事后经红十字会确认，仅在滇军防区，被刺杀的川民就达一千多人。
　　对这些情况，罗佩金当然负有责任。在这一刻，他不像是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老同盟会员，倒好似一个为了争权夺利可以随时草菅人命的封建军头。
　　在这一刻，我们似乎都有理由怀疑他们当年发动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的初衷：造反者会比被造反者，比那些下台的人更纯洁吗？
　　口号再美丽，终究不过是口号。用不着沧海桑田，用不着海枯石烂，那些曾经承诺的誓言，已经没有人会去兑现了。
　　这是一个关于恶的诅咒。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会应验在更多的人身上。
　　滇军的暴虐，招致了民众的反弹。
　　成都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向刘存厚进行申诉，请其出面讨伐滇军，以挽救川民。
　　任何情形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总是既可怜又可悲，他们不知道，刘存厚等着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师出有名了，叫做“吊民伐罪”。
　　被遣散的系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在绵阳等地尚有余部，滇军也把他们的枪弹给缴了，并押回省城。刘存厚发动突袭，将枪弹全部夺了过去。
　　这个近似于挑衅的行动，再次惹怒了罗佩金。
　　1917年4月18日晚，川滇警戒线上枪声大作，辛亥后成都的第一次巷战，即“刘罗之战”开始了。
　　谁也不见得是好人，可是又都想自己做好人，别人做坏人。开战之初，罗佩金就向北京政府发去电报，报告“刘存厚叛变”，以便能够名正言顺地“讨伐”刘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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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刘存厚并不是那么好“讨伐”的。川军官兵久受滇军歧视和欺压，人人痛恨罗佩金，久想同滇军一拼，加上后来半路招纳的“赤膊兵”，上阵后可以用不顾性命来形容。滇军本欲一鼓作气，攻下刘存厚的师部，不料反而被打得节节败退，以致于只能据皇城以守。
　　巷战进行到第二天晚上，滇军将皇城周围的民房商铺全部洒上汽油，予以焚烧，说是要扫清视界，同时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叫做“亮城”。
　　罗佩金果然是个战场上的“智囊”，政治上的“白痴”，这么一“亮城”，使得成都百姓对其更加痛恨。
　　在争取民心这一点上，刘存厚倒真有做现代刘备的潜质，都这样了，他还唯恐罗佩金和滇军的形象不够凶恶，专门让数百川军戴上红边军帽，扮成滇军帮着四处放火。
　　成都店铺很多是由陕西商人开的。尹昌衡时期的“成都兵变”发生后，陕西人都吓得逃回了老家，直到一年后才返回成都。可是太平日子没过多久，又要倒霉了。
　　有一家当铺开在川军防区内，有几个川军趁乱破门而入，要求把他们的步枪当掉，每支索取十元大洋。
　　这哪里是当，不过是赤裸裸的敲诈。陕籍掌柜倒也挺有胆量，当面婉言谢绝：“武器是禁物，我们怕犯法，不能收。”
　　敲诈不成，几个大兵恼羞成怒，但披着这身川军服又不敢乱来，走之前扔下狠话：“你太不识相了，总有一天让你认得老子。”
　　刘存厚要嫁祸于人的举动，正中乱兵们的下怀。第二天，那几个川军便戴上“红边边”，手提煤油桶，挟着破棉絮，冲进当铺纵火，当铺及库房被焚之一炬，损失立刻从几十块跃升至十几万。
　　才打了两天，就要退守皇城，还得“亮城”，这一点罗佩金事前完全没有想到，包括他想不到戴戡会袖手旁观。
　　戴戡是贵州人，早在游学日本时便与梁启超、蔡锷等人有密切交往。护国运动发起后，宣布独立的贵州便派戴戡率黔军入川助战。
　　跟唐继尧一样，贵州的当家督军也舍不得调派主力，只拨给戴戡一个混成旅。滇军的武器不行，黔军还不如滇军。刚入川时，士兵中手握刀矛的都有，直到开进成都后，他们才全部换上了川造兵器。
　　这样的部队，几乎就是过来跑龙套的，遇到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更是抓瞎。打了几个月，不但毫无进展，就连防区都差点交了出去。
　　护国战争结束后，黔军厚着脸皮也没撤，反正大家都参加了护国战争，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吃吃喝喝、粮饷军火可以全由四川人买单。
　　出国前的蔡锷将四川的军政大权一分为二，戴戡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相当于副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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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论护国之功，刘存厚等人绝对在戴戡之上，戴戡能担此重任，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靠的是关系与交情——梁启超、蔡锷终究不像他们口口声声宣称的那么大公无私，而吾国众多隐患也恰恰出在一个私字上。
　　岂止刘存厚不服，连罗佩金也认为这个“关系户”无功受碌，分掉了自己在川的一半权力，因此很瞧不上戴戡，两个川省最高首脑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异志。
　　当时的成都，一共住着罗佩金、戴戡、刘存厚这三大强人，其中罗佩金属国民党，戴戡属进步党，刘存厚属共和党，他们的部下也相应加入所属党派，加上滇黔川三支军队各有防区，几成鼎足之势，川人形象地称之为“一国三公”。
　　戴戡没有罗佩金的胆量，上任途中都不敢出来接见官员，同时也缺乏刘存厚那样合纵连横的手段和城府，
　　还未来省城时，他每天派代表拜访刘存厚，双方已经熟络起来。可是等他正式履职，觉得自己成了刘存厚的上级，便不拿刘存厚当回事了，他的代表也再不踏进刘存厚的师部大门半步。
　　这叫什么，这叫眼皮子浅。刘存厚受到漠视，也就不会主动与之配合，罗佩金大部分时间里又对他不理不睬，导致戴戡在这种“一国三公”的环境中很难应付裕如，更不容易做出事业。
　　渐渐地，戴戡就流露出灰心气短的情绪，当私下闲谈提及蔡锷秩事时，更是常常感伤不已。
　　他其实不是强人，他只有在强人的羽翼下才能生存。没有蔡锷，戴戡真是很难在成都混得下去，几乎打算辞职不干了，但是刘罗之间矛盾的激化，使他忽然拥有了扭转自己命运的可能。
　　刘罗交恶，戴戡作为第三方的态度就显得分外重要起来。
　　他可以也有能力进行调处，只要抱着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这样的话，战争至少在短时间内打不起来。最初戴戡也的确想这么做，但是他手下的一位将领却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劝架，太笨了。”
　　按照这位手下的分析，川滇两军的实力不相上下，刘罗一旦互殴，只会演变成鹬蚌相争，谁也干不了谁的格局。
　　“他们要打，让他们打好了，最好都打到头破血流，我们只须作壁上观，到时坐收渔翁之利”
　　戴戡一想很对，于是不仅不再解劝，还暗地里煽风点火，对两边进行怂恿挑唆。
　　巷战开始之前，刘罗都以为戴戡是站在自己一方的，特别是罗佩金，他估摸着滇黔均系客军，外地人自然要帮着外地人，况且没有他这个督军放话，黔军怎么可能扔下刀矛，换上全新装备？
　　就算作为报答，黔军也不会胳膊肘儿往外拐。
　　驻于成都的滇军并不多，罗佩金敢对川军动武，就在于他对滇黔两军联手非常有把握。
　　仗打起来了，戴戡确实没有胳膊肘儿往外拐，却也没往里拐——他宣称中立，拿张小板凳坐到一边，看你们打。
　　只看了两天，渔翁就得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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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段祺瑞起初确实倾向于刘存厚，但战争刚起，就死了这么多平民，祸闯得太大，要“立刘倒罗”就比较困难了。
　　最好的处置办法，是各打二十大板，一个也不立为太子。
　　1917年4月20日，北京政府传来电令，给罗佩金和刘存厚各加了一个“闲职将军”的头衔，要求两人停止战争，立即去北京。
　　罗刘既然双双出局，督军位置就空了出来，段祺瑞得考虑新的人选，这时梁启超和其它在京的进步党议员展开了游说，他们推荐的人选是戴戡。
　　虽然通过张澜的介绍，刘存厚已得以结识梁启超，可结识与交情并不是一码事，何况梁启超之所以力挺戴戡，还有政治上的另一层用意，即使得四川从此成为进步党的基地。
　　彩球意外地抛到了戴戡身上，他不由喜出望外。渔翁已经得利，就可以让那对鹬蚌住嘴了。
　　1917年4月21日，戴戡把北京电令告知双方，两边却谁都不肯主动停火。
　　罗佩金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他以一省督军，相当于封疆大吏的高位，屈就“闲职将军”，很明显是降了，刘存厚由师长授将军，则是升了，凭什么？
　　刘存厚已知争督军无望，但既然人财两空，他也就硬挣一口气，坚持滇军不撤出成都，就决不收手。
　　解决战争的还是战争。
　　刘存厚运来三门大炮，对皇城进行轰击。罗佩金的“亮城”在大失民心的同时，军事上其实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所谓扫清视界，倒像是专门为川军的大炮所准备的。
　　罗佩金和他的参谋长正在皇城内商讨对策，第一炮就击中会议室，炸断了三根柱子。罗佩金急忙转到另一间会议室，不料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又追了过来。
　　当时的大炮，从本身性能到炮手的技术，都做不到如此精准，之所以能指哪打哪，只是因为这两间会议室比一般房屋都高，目标突出而已，换句话说，多少有些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意味。
　　可再巧也不能这么巧啊，罗佩金脸白了。这时候他唯有寄望于其它滇军的增援，以便在解皇城之围的同时，对川军进行内外夹击。
　　刘存厚早就防到了这一招。成都巷战的同时，他在川军中的同盟军——第三师已分成左右两路，不分昼夜地进行强行军，对北上滇军进行阻击。
　　最终，外围滇军没有一人能进入成都。罗佩金孤立无援，他作战的信心崩溃了。
　　1917年4月24日，罗佩金含泪把督军大印送至省长署，然后率滇军撤出成都，川军也未追击，这场经历了七昼夜的巷战才宣告结束。
　　戴戡一人而兼三印，集督军、省长、会办于一身，真正是得来毫不费工夫。来得太容易的成功，往往会令人产生莫明其妙的错觉，一度无精打采的省长变得飘飘然了。他将黔军全部调入城内，接管了滇军的原有防区，一副就要当家作主的派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