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7月23日，黄郛派出殷同，与冈村宁次、柴山等人在大连进行会谈。

　　按照黄郛的布置，殷同先念苦经，说黄郛本人不是不想促成通邮，可是这通邮是全国的事，难不成就我们华北与你们东北互寄一张明信片吧。所以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按下这件事不提，下面开始“表功”：通车已经实现了，你们也应该在解决华北问题上拿点实际的出来了。

　　冈村和柴山都沉着脸，装没听见。

　　第二天继续谈。

　　殷同把“甜头”放了出来：虽然政整会没有能力单独进行通邮谈判，但是我们已经要求政府派一名代表来北平进行处理了。

　　冈村一听，欠起了身子。

　　殷同随即提议，通车通邮之后，塘沽停战协定应该予以废弃了，不能这么没完没了地折腾我们。

　　冈村一口回绝了殷同的提议。

　　就算这个让中国人口诛笔伐的协定，他还认为自己已经吃亏在先了呢，如何还能把已吃到嘴里的肥肉再给吐出来。

　　然而大连会议中方也不是全无成绩，在殷同的力争下，日方在同意取缔“非武装区”内的日本浪人，新编保安队入驻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对于华北特别是滦东来说，如果没有关东军在这些方面的松口，黄郛仍然没有办法进行全盘掌控。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无条件的，而条件还是此次会议没解决的通邮问题。

　　大连会议后，黄郛再回南方去汇报会议情况和商议将要采取的对策。

　　这一次，他发现境况比以前更惨，自己已经千夫所指，里外不是人了，基本上是舆论攻，官员骂，真的把他归到汉奸一类去了。骂还不解气，有人开始往他在上海的住宅扔炸弹，然后是写“致汉奸某”的恐吓信，一封接一封。

　　更让他倍觉寒心的是，老蒋竟然也当他是“讨债”的，看到他就躲，一提交涉的事情就直皱眉头，那情景，仿佛是黄郛自家遇到了什么难事，来要求开后门了。

　　对黄郛的“软弱”表示理解的报馆在当时惟《大公报》等寥寥数家。自觉高处不胜寒的黄郛遂借该报剖明心迹，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牺牲个人清誉，不辞劳苦，完全是在为国家“唱戏”。

　　谁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我在日本人面前也想“伸伸腰”，可是“伸过腰”之后，个人是爽了，国家却还是没有“善后的办法”，所以为大局计，我不能那样冒险，不可因逞一时个人意气，给国家闯出无穷之祸！

　　到此时，黄郛在精神上已经痛苦到难以自拔的程度，但他仍然坚定地认为自己担负的“辱国差使”是必要的。

　　在华北，他已彻底看清了日本人的嘴脸，并确信中日最后终不免一战，但作为实力上有极大悬殊的对手，中国比对方更需要时间，拖上一天，国家就可以多增一分国力，一点准备和取胜的把握。

　　所以，他坚持“不能冒险”。

　　说实话，老蒋那时候躲着自己的义弟也是没有办法。一则，黄郛在朝野间的“名声”已经开始变得很差，他得保持必要的距离，二则，大家都是为了拖，黄郛拖日本人，他拖黄郛，有什么不对吗？

　　他希望继续把通邮谈判给拖着，甚至表现一点“强硬”给国人看看。

　　（597）

宝宝寒

　　黄郛则认为总体拖可以，单项拖不现实，至于秀“强硬”则更如玩火。华北处于目下状况，无论关东军还是天津驻屯军，都是一帮滚刀肉，他们是不按正常牌理出牌的，一着不慎，这些人甚至连外交辞令都不需要，就可以找借口打过来。

　　老蒋跟以前任何一次一样，最后还是对黄郛作出了“让步”，同意由外交部派员去华北进行通邮谈判。不过老蒋的性格向以执拗著称，没准回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日记上把黄郛给臭骂一通。

　　外交部在得到指令后，随即物色北上谈判的适当人选。

　　一个在对日外交中很重要的人物出场了，此人即为我们曾一再提及过的高宗武。

　　这一年，不满三十岁的高宗武刚刚进入外交部，但一年不到，即在无任何背景（实际亦有汪精卫的赏识和提携）的情况下，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其升迁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惊叹。

　　除了年轻尚轻，资历和经验不太够外（这两个东西后来差点误了他一生），他在日语交际方面的水平是不容置疑的。据他自己说，在东瀛学习八年，连日本人都以为他是正宗本国人。

　　在刚接到这个差事的时候，高宗武一度也很犹豫，甚至认为北上不免一死：对日方“强硬”，可能被日本人杀死，对日方“软弱”，可能被中国人干掉。

　　但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何况能得到这样闪电般升迁的机会也不容易，小高于是打起精神，起程动身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9月28日，中日双方在北平正式举行通邮谈判。

　　在高宗武的印象里，这趟行程是秘密的，谈判也是秘密的，全部过程就跟做贼一样。

　　谈判的气氛更是诡异，因为中方谈判人员都有要求，即绝对不能涉及承认“满洲国”，然而谈判的对象却是伪满交通部的邮政司长，还是个日本人，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不能承认你，另一方面，我却还要跟你谈事情。

　　在南方的时候，高宗武没准也没少在背后骂黄郛这些人是“汉奸”，等到他亲自上阵，才发现，想做“汉奸”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日方谈判保持了他们一贯的“高效率”和“老习惯”，二话不说，啪地甩出三个方案，签字吧。

　　这三个方案除了通邮外，还包括通航和电信，而后者早就被黄郛一口回绝掉了。

　　日本人的意思是欺高宗武年轻，又初来乍到，对前面的会谈情况不清楚，所以想“蒙”他一下，顺便给对方来个下马威。

　　来之前，高宗武只记住了两点：一是不承认伪满，二是通邮谈判。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把其它两个方案推掉了。

　　对不起，与通邮无关的不要跟我谈。

　　日方没能“蒙”住对方，立刻跳起来大发雷霆，还搞了一个二选一，让小高在通航和电信里面至少选一样。

　　高宗武不为所动：我一样都不选，只谈通邮，而且绝不能涉及政治。

　　就是跟你扛到底，怎么样。

　　（598）

宝宝寒

　　“吓”也没起到作用，第一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之后的谈判，日本人再也不用“蒙”和“吓”这一套了，高宗武豁了一把出去，反而在谈判中帮了自己的忙。

　　接下来就谈通邮的“纯技术问题”。

　　既然是通邮，那就涉及到办理邮务的机构，而这里面最难的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机构。

　　中方主张在长城口建立一个专门的商业机构运营邮政，以避免与伪满邮局打交道。这本来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可是日本人的目的不在于真正解决问题，而是要在这里面变出花样来，所以他们要求由中“满”双方邮政局出面，而这显然不那么“纯技术”了。

　　高宗武当然不肯答应。

　　双方谈判就这样“僵”了下来，而且一“僵”就是两个月。日本人也不是傻瓜，他可不会让你一直这样由“僵”而“拖”，在软硬兼施都没有达到目的情况下，不惜当面向高宗武发出威胁式的摊牌：你说吧，“行”还是“不行”，一句话的事。

　　高宗武冷静解释了一遍中国的立场，然后明确答复：不行！

　　日方代表没想到对方如此有种，敢这么“直挺挺”地对他们“说不”，当时就呆住了。随后宣布谈判完全破裂，再没什么可谈的了，然后扬长而去。

　　谈来谈去竟然谈“崩”了。这个结果让黄郛也没想到。前面高宗武临危不惧，毫不怯场的态度他很赞许，能拖上两个月也可见水平，可是真弄“崩”了又不好了，因为这显然不符合“不能冒险”的交涉原则。

　　高宗武一出谈判会场，还认为自己今天的表现是成功的，黄郛会因此夸奖他，未曾料想后者摇了摇头，大有不以为然的样子。高宗武顿时来了性子，当即对黄郛说，如果产生后果，责任全由他一个人承担。

　　那意思，你们是不是都怕了，我不怕。

　　黄郛看着眼前这个愣头青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倒是他旁边的殷同嘀咕了一句：这种谈判是出不了英雄的。

　　我们不能因为殷同后来真的成了汉奸，就完全否认他当时代表中方立场且争取国家权益的努力。实际上，从前期他负责的谈判来看，此人称得上是精明无比，仅谈判技巧一项，就远非初出茅庐的高宗武所及。

　　用黄郛的话来说，大家来进行这些谈判，就是为国家“唱戏”的，仅仅是戏唱得好不好，够不够水平的问题。

　　可是高宗武并不愿这样理解。自己勇敢地对日本人说出了“不”，不仅得不到同僚的肯定，反而还挨了批评，心里面真是又委屈又窝火。黄郛老前辈的资历和身份在那里，他不能明顶，对殷同就不那么客气了：你不是笑我想当英雄吗？告诉你，我离开南京之前就没想过要做英雄，更不会靠日本人来当铁路管理局局长。

　　后一句话明着就是讽剌殷同的，亦可见高宗武之年轻和不顾场合的意气用事。

　　（599）

宝宝寒

　　在这段时间里，日军并没闲着，仅天津驻屯军就举行了两次军事演习，寻衅打架的腔调一览无余。黄郛非常着急，希望作为谈判主角的高宗武能够退让一点，以便重启中日谈判，缓和华北的紧张气氛，但高宗武就是不听他的。由于意见不统一，后者甚至还给汪精卫发了个电报，说黄郛对中央不满，这样的话，他只好收拾行李回南京去了。

　　此时正好老蒋到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黄郛便希望老蒋能出面劝劝高宗武。老蒋果真两次召开高宗武，不过并没有劝，连责备的话都没有一句。

　　老蒋待部下的态度是看人打发的。如果你是军人，哪怕是黄埔嫡系的，不管职位军衔有多高，都可能弄得你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据说曾有一位旅长被他召见，尽管做了些准备，见了面后还是紧张到浑身索索发抖，嘴唇机关枪一样突突地抖个一停，连一句完整的话也答不上来。老蒋还纳闷呢，以为可能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对方冻得受不了了，于是便走上去摸了摸他的衣服，用关心的口吻问是不是衣服穿少了。没曾想，不问不要紧，一问这挺大一个人竟然当场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把老蒋自己都闹了个大红脸。

　　出糗的还不止他一个。另有一位师长，本来老蒋是想升他官的，他自己也做足了功夫，所以见面时基本没出什么纰漏。可是就因为精神放松了那么一点点，出门后一个不小心，差点滑倒在地。老蒋看见了，就说此人沉不住气，不堪大用，从此再也不提升迁的事了，你说惨不惨？

　　然而如果你是文人，那就另当别论了。老蒋深谙跟文人打交道的秘诀，这些人好的其实就是一个面子，你只要满足他们这个虚荣心，找你麻烦的人就少，否则的话，对方虽然没有枪杆子，那笔杆子和嘴皮子可都不是好惹的。

　　对高宗武，老蒋也大抵是把他当成一个恃才傲物的秀才对待的。同时，这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老蒋处理对日交涉上的矛盾心理，即既不想得罪日本人，又要在国人面前显示自己“强硬”的一面：与黄郛的政整会属于中央派出机构不同，高宗武代表的是外交部，直接就是中央，怎么能不体现一下“国家之正气”呢？

　　高宗武认为老蒋对他是默许和支持的，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其实老蒋在医院里跟黄郛还有更深一层的谈话。

　　此次谈话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在察哈尔——29军的地盘，突然发生了张北事件（第一次张北事件）。

　　张北是张家口北面的一个小县城。这年秋天，日本天津驻屯军包括参谋川口清健等一共八个人，从张家口出发，说是要到从多伦去“旅游”。经过张北时，城门口的29军卫兵要他们接受检查。

　　在中国人的地界，接受中国人的检查，这本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这几个家伙却愣是一口拒绝，碰都不让卫兵碰一下。卫兵当然也不能让他们这么一走了事，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不休。后来有一个军官过来进行了现场调解，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挥挥手让他们走人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知道日本人都是刺儿头，29军已经不与纠缠，大开方便之门了。可是就算你不想惹事，人家自己也会找上门来，理由就是：你们侮辱了“皇军”。

　　（600）

宝宝寒

　　先是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向张北驻军提抗议，接着北平公使馆又直接向宋哲元本人提抗议，层层加码，上纲上线，硬是把芝麻绿豆大一件小事“炒”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最后，宋哲元除了派张北驻军的最高指挥官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外，又撤了一个连长的职。

　　黄郛说过，日本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欲望无穷。

　　什么叫欲望无穷，就是这山看着那山高，快马加鞭，一直要往前赶的。

　　光这些就够了吗？

　　不！

　　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又提一条，那就是29军必须全部退到长城里面去。

　　幸好这回宋哲元学聪明了。他说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得由中央做主。

　　如此一拖，就把事情给拖黄了。

　　仅仅履行一下正常的检查手续，就被敲了这么大一个竹杠，老蒋听得暗暗心惊，想体现一下“国家之正气”，其实就是顾一下面子的想法大大动摇。

　　在询问黄郛，得知通邮谈判已经因破裂而中止时，他也着急起来。

　　黄郛进言，如果双方一直陷于这种互不接触的状态，于中方最为不利（“久僵终非至计”），并不是说你不跟他往来，不谈下去，他就不会打你的主意。于局部而言，通邮这件事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拖下去，终究是回避不了的。

　　只有打开僵局，保持对话，我们在华北才能坚持更长的时间（“尤信於大局必有裨益”）。

　　老蒋终于明白了，面子和现实之间，他只能选一样，而不可能二者得兼。

　　那就只有让步了。

　　双方重开谈判，中方不再提建立商业机构的方案了，同意邮务可由双方邮政机关办理，但必须在山海关和古北口各设一个邮务代办所，以避免与伪满邮局直接接触。

　　这已是中方能答应的最后底线，日本人知道再逼下去也没有用，勉勉强强地答应了。

　　尽管如此，由于日方居心叵测，到处夹枪带棒，所以谈判的推进仍然十分艰难和缓慢。最后南京政府只好派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亲临北平督阵，高宗武在里面谈一步便和他打一个电话，这才得以把议程谈完。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15日，在双方均未签字的“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中日正式通过通邮协定。至此，通车通邮谈判全部结束。

　　不久以前，我看到过一位学者关于通邮谈判的论文，其中论及中方的谈判代表表现过于呆板，转圜不够，而日本代表明显“技高一筹”云云。

　　我以为这有点雾里看花的味道，因为这已不是双方外交家的职业素养问题了。换个情境来看，假如我们也占领了日本的北海道，并有兵锋直指东京的可能，我就不信他有什么办法做到“技高一筹”，真这么有能耐，他们为什么不在同样高手云集的国联会场露上一手，而要弄得一败涂地呢？

　　文中还谈到，黄郛作为“第三者介入”，影响了主谈代表高宗武的决策。但在我看来，黄郛介入实出于无奈，他是华北政局的主持者，首当其冲的责任就是避免因谈判破裂而危机扩大，乃至影响全盘大局（“所争者小而所失者大，为国家计，绝非至策”）。

　　高宗武在晚年回忆通邮谈判时，说他和黄郛在观点上确实存在着“太多矛盾”，一老一少经常发生言语冲突，但他仍毫不讳言，黄郛其人“非常爱国”，而且谦和勤奋，在经验和能力上都让他印象深刻。

　　（601）

宝宝寒

　　在通车通邮谈判中，黄郛为顾全大局，已经做出了一些让步，日本人也通过他们的“技高一筹”，在里面打了很多的“擦边球”，拼着命希望人们能在事实上认定有“满洲国”这么一个东西存在。
　
  　但是他们失望了。火车通了，信也可以寄了，然而国际上认“满洲国”的仍然没有多出一个。

　　与此同时，黄郛却在“所失者大”中的那个“大”上前进了一步，这个“大”，有很大一部分是指华北的团结对外。

　　当时老蒋正在西南诸省指挥对长征中的红军展开围追堵截，然而由于黄郛坐镇华北，这里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洞若观火，这一对盟兄弟经常通过电报以及南下北上的方式商讨对策。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1月8日，阎锡山的老家山西河边村气氛热烈，因为这里即将迎来一位极其重要的客人——“蒋委员长”，后面括号：夫妇。

　　老阎自己诚惶诚恐，鞍前马后招呼自不待言，阎老爸患病多年，平时极少出门，这次也硬让家人用椅子抬着，出来“叩见”自己心目中的“万岁爷”。没想到这个“万岁爷”与众不同，未等阎老爸开口，就连称“老伯”，并连着鞠了三个躬，把个“老伯”当场惊得不知所措。

　　要说这老蒋虽然位高权重，但对于封建礼教的那一套却是极其注重的，他哪知道阎老爸的心理啊：堂堂“天子”哪有给我等小民敬礼鞠躬的事，这不折寿么。后来老头没过多长时间就真的一命归天了，村里迷信的人就都说是让老蒋给“折”的。

　　阎老爸如此，阎老妈（其实是老阎的后妈）和他媳妇更没好到哪去。她们在私下里，都口口声声称呼宋美龄为“尊贵的王后娘娘”，把后者差点笑死过去。

　　外行看热闹，内行见门道。老蒋的这次“人情外交”可是用意至深的，那就是要借机观察一下山西的动静，同时拉近与阎锡山的距离，在华北可能面临分裂危机的情况下，首先把这个举足轻重的地方实力派给稳住。

　　虽然前后仅仅在山西呆了三天，但老蒋此行的收获是非常丰厚的，两人开始从中原大战时难以相容的政敌逐渐转变为盟友（哪怕是暂时的）。听听两人通信时用的称呼你就知道了，老蒋称老阎为“伯川大哥”（伯川是阎锡山的字），而老阎却毕恭毕敬，不敢逾越雷池一步，起头永远都是“委座钧鉴”。

　　徐永昌对老蒋说过的那句话终于要开始兑现了：“（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还会有帮你的时候”。

　　在“华北群雄”中，阎锡山资历最老，声望最高，说话也最有权威。因此，日本人此前也曾对他进行过多番引诱。

　　现在老阎跟“委座”一接近，无疑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华北几个大佬顿时都把屁股坐定，不敢再多问窗外事了。

　　（602）

宝宝寒

　　暗中使力的同时，老蒋也咬着牙狠狠地敲打了一下日本人，希望他们把步步相逼的行为稍稍收敛一下。

　　只不过这个敲打用的不是枪杆子，而是笔杆子。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一篇刊登于《外交评论》上的文章轰动一时，几乎引起了中日朝野的一致重视和热议。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敌乎？友乎？》，作者署名是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秘书徐道邻，但实际上是由其时正处病中的老蒋口述要点，“文胆”陈布雷执笔写出来的。

　　文中说如果日本真想灭中国的话，必须有两个“确保”：

　　第一，在时间上，确保10天之内把中国灭掉。

　　第二，在地域上，确保占领中国每一寸土地。

　　否则，咱们的事就永远完不了，我会一直跟你死磕，虽然我没你力气大，必将“大受牺牲”，但也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日本地位甚为危险”）。

　　狠话说到这里，就是劝日本“化敌为友”，既然你没那么大胃口灭了我，还可能同归于尽，那为什么我们非要弄到如此难以收拾的地步呢？大家好好说话，一块喝茶，一块聊天，做个好邻居好伙伴，不是很好吗？

　　用当下最时髦的语言来概括，这个就叫合则共赢互利，斗则两败俱伤。

　　说实话，这些意思我们中国人都能理解，但偏偏日本人理解不了。他们认为要利，只能他一个人得利，说两个人都能得利，这怎么可能呢，世上会有这样的好事吗，骗鬼的吧。

　　四年后，南京失守。

　　《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在上海租界内碰到了曾任日本驻华大使的川越茂。

　　张季鸾对这位“原大使”说：你现在可以说句实话了吧，告诉我，为什么非要把我们逼到这种地步呢，你们会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

　　事已至此，川越也不用再装了，他说了一句话，张季鸾后来又转告给了老蒋。

　　老蒋听后气得浑身哆嗦，称他在觉得“悲惨不已”的同时，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句话（“终身莫忘”）。

　　什么话这么恶毒？

　　听听吧：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国。

　　换言之，他要幸福，而这种幸福是一定要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的。

　　是不是“终身”不一定，但这句话的确让老蒋刻骨铭心，以至于又过了五年，在日本也已陷在大泥潭里爬不出来的时候，他在日记里又记了一遍。

　　那意思，怎么样，吃苦头了吧，看看我们谁比谁更惨。

　　然而往前推个九年，日本人的确都是这样想问题的：我不在你身上讨点便宜，我就吃了亏，进而言之，我不灭你，我就不能生存。

　　所以任你“陈文胆”再怎么笔走龙蛇，声情并茂，横竖还是不能真正打动他们那自私自利的铁石心肠。

　　当然，如果说是一点效果没有也不客观。当时日本政界即已猜测这篇文章可能是中国最高层授意之作，其中那两个“确保”让他们感到如果现在操之过急的话，灭掉中国确实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同时，通车通邮的实现，至少让一些吃政治饭的人感到满意，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对“满洲国”的一种默认，“剩下的只不过是面子问题”。

　　变化首先从那个会阴阳脸的广田开始。这位仁兄一分钟前可以杀气腾腾，一分钟后也一样能装得和蔼可亲。

　　（603）

宝宝寒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广田外相在国会发布外交演说，提出了“最新版”的外交政策，全面阐述了他的“协和外交”。

　　如果你相信这个版本是真的话，日本此时俨然又成了一个热爱和平、主张非战的“宁馨儿”，对日本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持“不威胁，不侵略，不进行战争”的三不原则，和中国则要做“善邻”，还以貌似诚恳的语言，号召彼此更接近一些哩。

　　一个月后，广田又对以老蒋私人代表身份访日的王宠惠表示，他在原则上是不反对把在华不平等条约取消掉的，至于驻华日军（包括天津驻屯军）嘛，没问题，以后也可以考虑撤回来。

　　为了示好，广田甚至将驻华公使馆升格成了驻华大使馆，将外交级别予以提高。种种举动，看上去还真有点从此要把中国人当人看的趋势。

　　这时在华北勉力支撑的黄郛却已面临油尽灯枯，在心力和体力上都接近难以承受的程度。

　　另一方面，日本人经过一年多的接触摸底，他们也发现黄郛虽然表面谦和，却并不是那种能够任意操纵的木偶。这人很有主见，先前说不代表“中央”，其实从头到尾，代表的就是中央利益。华北由他主政后，事事都听从南京政府，并为其提供财源和交通支持。一句话，在他的主持下，华北已经越来越“中央化”了（“日认黄是绝对作蒋之缓冲”）。

　　这个人给我们的只是一点点，得到的却是一大块，良心大大的坏了。

　　可是既然已经投了注，塘沽停战协定也签了，现在只能寄望于在最大的程度上把本给捞回来了。

　　通邮谈判一结束，日方就嚷嚷着要继续谈通电报和航空的事了。

　　此时黄郛认为华北局势已初步稳定，自己的使命临近结束，便有意摆脱日本人的纠缠，不再给其以得寸进尺的借口，遂称病南下，准备从此退隐避入莫干山中。

　　他前脚到上海，后脚土肥原（时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就跟了过来。

　　你欠了我们关东军那么一份“大人情”，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快跟我回去吧。

　　黄郛不为所动，他这时已决意不再北上，因此对土肥原的态度也一反常态地坚决起来——

　　第一，请君止步（“满洲问题未解决前，日方不应再有侵害中国领土主权行为”）。

　　第二，请君自重（“改善刺激中日感情之言论行动”）。

　　第三，请君走好（“以平等精神谋悬案解决，以互惠精神谋经济提携）。

　　端茶，送客。

　　土肥原碰了一鼻子灰，耷拉着脑袋回去了。

　　黄郛在华北应对日本人，并不像外人看起来，光是软弱和妥协那么简单。他自己说，他用的是柔术，而非施以硬拳，取中国传统的柔能克刚之意。

　　（604）

宝宝寒

　　黄郛重入莫干山后，包括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人都几次来电，催其北返，以便重新主持华北政局，但黄郛告诉他们，自己能做的基本做完了（“地方交涉已十完八九”），现在最重要的是防止日本找借口在华北攫取更多利益，因此对日问题，不应再通过他和政整会的面目出现，而应由中央正式与之交涉（“枢纽全在中央”）。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继续北上的话，只有害无益。

　　其实黄郛南下还有另外一层很难说得出口的原因。

　　那就是由于黄郛代表了中央在华北的存在，所以当时华北各地方派系也都开始“驱黄”，宁愿黄郛早点从自己眼前消失掉。

　　要他消失的理由，一边说黄郛“亲日”，一边又说他在华北主持“无办法”。

　　徐永昌在山西很有发言权，持论也较为公平。他曾以亲眼所及，说多年前见到黄郛时，后者“气宇何等闲静”，可是主政华北以来，却“时见其忧弱之态”。

　　就是以这样的“忧弱之态”，黄郛仍然拼着命在与各方“作努力谈话”。这使徐永昌发出感慨：人还是得注意保养身体啊（“人之宜修亦宜养如此”。）

　　饶是这样，这位徐大人却免不了也要“跟风炒作”，时不时地会来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风凉语言，不是说黄郛“似不能久”，就是要他“洁身恬退”。

　　最让黄郛感到尴尬的还是有人竟然挑唆他和何应钦的关系。

　　凭心而论，在对内对外的策略做法上，黄何二人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平时的磕磕碰碰都是有的，特别是在内部人事任免上，黄郛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可是某些自己别有用心的人，偏在背后说黄郛“别有用心”，是在争权。

　　照他们的狭隘想法，一山不容二虎，你黄郛跟何应钦难道不应该在权斗中决出一个胜负来吗？

　　何应钦亦是一难得的真君子，这么多年军政部长当下来，从来也没见他在军中自己拉出一个山头或者派别出来。他当然不会偏听轻信，来有意与黄郛为难。但显然，这些话听多了，当事双方的心里谁都不会好受。

　　唉，田园将芜胡不归，何况已背负一身伤痛。

　　毕竟，早不是仗剑走天涯的年纪，也早没有了年少时的争锋意气。

　　于是，人生百态，世间冷暖，再次被轻轻放下。你属于这里，属于这片幽静的山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耕读齐家。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为造福乡梓勉尽薄力（创办“莫干小学”以及成立“莫干蚕桑合作社”）。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但他终究还是要经常向北眺望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平静的河流下面总是暗潮汹涌，貌似中日关系已经出现缓和的华北，仍然潜伏着重重危机。

　　祷告，希望不要出事。

　　还是出事了，而且一出就是两起，让刚刚从黄郛手里拿过接力棒的何应钦措手不及。

　　（605）

宝宝寒

　　一件就是所谓的孙玉勤事件。

　　长城抗战时，宋哲元曾从关外一个县城得到情报，成功地组织了罗文峪之战。尔后，萧之楚也在那里取得了几乎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战绩。

　　这个地方就是兴隆。

　　现在的兴隆已经成了敌占区。日本人亲眼所见，此地像锦西那样，很多人家都藏着枪支，而且还曾给中国军队通风报信，都是名符其实的“刁民”。

　　先把枪收上来再说（“铳器回收政策”）。

　　每家每户都要把枪支缴上去，延误一点时间，即以土匪论处，马上“剿”你。

　　当时兴隆人都说，这是要把对付朝鲜人的办法用在我们身上了。

　　日本人怎么对待朝鲜人？

　　先是几家共用一把菜刀，然后，就让你享受一定的“待遇”，比如说我上马之前，你得给我跪下来，以便我踩在你身上上去。

　　什么，你觉得屈辱，想反抗？拿什么反抗，我让你找把菜刀都费劲。

　　现在，轮到我们当这样的亡国奴了。

　　见识过29军大刀的人们不愿当亡国奴，他们选择了揭竿而起。

　　《十三省》里面有十三个弟兄，兴隆一家伙出来十八个，领头的就是孙永勤。

　　在乡民的回忆中，孙永勤有着如今国家男篮中锋才有的身高，站立起来有2米高，加上皮肤黝黑，被称为“黑脸门神”。

　　另一份资料上说他手长过膝，力气很大，骑白马，使双枪，且行侠仗义，是一个标准得不能再标准的中国罗宾汉形象，估计如果上水泊梁山，也能排到头几把交椅里面去。

　　十八个好汉一个头磕到地，相约有四：见贼就杀、有死无降、爱护百姓、精忠报国。

　　诚哉斯言。他们是好汉，不会忽悠，不会虚伪，也不会做怪，说的到，做的到。

　　孙永勤当过护家防匪的民团团长，知道与日军实力上的悬殊差距，因此拉起杆子后，就采用了山大王们常用的那种办法，在山里跟鬼子绕圈子，打游击。

　　这正是关东军最头疼的一种打法。

　　追，追不上。围，围不住。堵，堵不了。最后连关东军司令部都惊动了，称其为“山耗子”。

　　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从这座山钻到那座山，一个热河省绕几个回合，不仅未被“剿”灭，人还越打越多，从原来的18人渐渐地发展到千人武装。

　　日本人看看“剿”不了，就想“招安”他们。

　　可孙永勤不吃这一套，说好有死无降的，怎么能变卦。

　　大家都看出来了，孙永勤的游击战术和勇猛精神，是符合我党作战特点的。这样的好同志，我们一定要帮助他。

　　到孙永勤举义后期，他实际已与遵化的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他的参谋长关元有即为秘密地下党员，其部亦更名为抗日救国军，号称“天下第一军”，人马扩大到5千之众。

　　对抗日救国军的发展壮大，关东军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

　　既不受招，那就只能继续“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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