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他立刻给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发去电报，要求他：“除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

　　与此同时，对关东军重申，除非得到天皇敕令，否则不得踏进长城以南半步。谁要违反，大逆罪论处。

　　就这样，他还不放心，怕关东军像以往那样阳奉阴违，装作没收到电报，又让北平使馆武官通过电话，直接向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口述一遍。

　　梅津接到电报后，顿时大光其火，对着酒井劈头盖脸发了通脾气。

　　你把参谋总长都给得罪了，以后还想不想混了。

　　酒井这下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顿时面如死火：本想立功受奖的，没曾想一辈子都得倒霉在这上头了。

　　可是关键时候，有人救了他的命。

　　何应钦自从发出电报后，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回音。

　　老蒋的电报先到：不能撤军。

　　在当时的国民党要人中，要论眼光犀利，非蒋莫属。他一眼就看出，中央军南移是核心问题。其它或可商量，唯独这一件，绝对没门（“应坚决拒绝，决难接受”）！

　　他告诉何应钦，你不要以为中央军南移，就万事大吉了。

　　不是这样的。

　　中央军南移之后，不仅不能摆脱困境，以后还将更加麻烦（“不特不能消弭祸患，反增棘手之理由”）。

　　老蒋知道汪精卫意志软弱，怕他在这一节骨眼上动摇，又专门发去一份电报，特地强调，如果中央军撤退，只会给我们的反对派找到借口（“两广更有辞可借”），舆论也不会答应（“民众大失信仰”）。

　　可是汪精卫并不这么想。

　　他和南京一帮留守的人已经乱了方寸，在老蒋一时无法来京的情况下，开会研究，认为只要日军不明着进占平津，中央军撤就撤吧，这样总比“重开战祸为害较轻”。

　　会议通过之后，汪精卫随即电告何应钦：撤军。

　　两份电报，蒋说不撤，汪说撤，这让何应钦也踌躇起来。他判断了一下形势，认为如果己方一无准备，万一日军真的开了火，打也打不了，守也守不住（“战守皆自为难”）。

　　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撤军稳妥。

　　一来这毕竟是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正式决定，二来，他也注意到，只要不留书面协议给日方，不被他们抓到把柄，等到力量一强，军队还是可以再开进来的。

　　于是，他把汪的那份拿了起来——

　　 “撤退无异议”。

　　天上下雨了，幸运雨。

　　已快要频临绝境的酒井在得到这一“惊天喜讯”后，眼泪都要下来了，可是嘴里还在装腔作势地嚷着：我们的舰队，航空队，都没走，都在那里等着呢，你们说了不算，全部撤掉才算。

　　刚刚还急得脖子上青筋暴突的梅津喜出望外。

　　太神奇了，连兵都不要派一个啊，就建此奇功（“得全面受诺，堪殊庆幸”）。

　　拍拍酒井的肩膀，竖起大拇指：你小子真有种。

　　酒井此时却又撒起骄来。

　　为了“帝国利益”，我不得不违背军令。现在请惩罚我吧。不过我这样死了也甘心了，当眼睛闭上的那一刻，大家务必注意一个小细节，那就是我的脸上始终是笑着的（“虽在九泉亦自含笑”）。

　　面对这样一个大活宝，谁还舍得再砍他脑袋。

　　（617）

宝宝寒

　　载仁亲王早就不响了，又装作不理政的样子，转过脸玩他的书画去了。

　　杉山元次长则仰天大呼：天啦，这么有功劳的一个军人，我们能惩罚他吗？

　　东瀛三岛举国狂欢，又一个“民族英雄”似乎要从鸡蛋壳里跳出来了。

　　汪精卫和何应钦此时却都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只是被几个宵小牵着鼻子走了一圈。

　　一出手就赚了个盆满钵满，酒井和高桥一时乐得连道都走不动了。

　　何应钦答应撤军等条件，只是口头承诺，当时并未有书面签字，这两家伙便准备乘胜追击，再去扒拉一点什么下来。

　　高桥把所有条件弄成一份觉书，交到何应钦手里，让后者照抄一份后盖个章送还给他。那神气，好象他这个小小的武官，已经可以和中国将军平起平坐了。

　　何应钦十分生气，同时事前大家也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不得做书面答复，因此，他又让人把觉书退回，告诉对方：你的要求，我已“自动实行”，用不着再签字盖章了。

　　知道高桥还要没完没了地来纠缠，何应钦干脆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13日，他以报告事件交涉过程为由，匆匆离开北平回到南京。

　　可是高桥阴魂不散，仍然跟只苍蝇一样地在屁股后面嗡嗡直叫。

　　你觉得我高攀了你，那这样，我代表梅津，由军分会办公厅主任代表你，把觉书改成备忘录，咱们会签一下。

　　何应钦不理他。

　　这样不行，那我就干脆坐地上哭：呜呜，这是军部下达的命令，如果完不成任务，我要被打屁股的（“如不能实现，无法复命”）。

　　何应钦干脆背过身去。

　　还不行？高桥马上一骨碌又从地上爬起来，擦干眼泪，换了副可怜的神情：要不我就豁出去一把，备忘录都不要你们签了，给我一张纸头，让我回去好交差，这总可以了吧。

　　从头到脚，都是日本人特有的招数：寡颜鲜耻，死缠烂打，就希望你脸皮稍为薄一点，着他的道。

　　实在被这小人弄烦了。经汪精卫同意，何应钦只得写了张便条，算是把高桥打发走了。

　　便条的大致意思是：酒井提的那些个事，早就自动给办好了。

　　就这么一张小小的便条，既无签字也没盖章，竟然就成了日本人一口咬定的“何梅协定”，后来在华北问题上一直抓住不放，喋喋不休，非要“导呀导”，指望从这里面“导出一条小毛驴”来。

　　二战结束后，梅津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时亲口承认，所谓“何梅协定”子虚乌有，只是嘴上讲讲的，没有像《塘沽停战协定》那样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协议。曾参与此事的矶谷也在私下里说，其实哪里有什么“何梅协定”啊，都是军方这么宣传的，弄得跟真的一样。

　　为了这个“何梅协定”，何应钦一辈子饱受指责，甚至被视为“亲日派”。

　　但对于何应钦来说，后面这顶帽子实在戴得过于勉强。

　　（618）

宝宝寒

　　举个例子，因为“马关条约”，外界都说李鸿章媚日，其实一般人可能并不知道，这老头子一辈子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原因很简单，他的半生清誉和功名都毁在了东瀛人手里，如何还能再“亲”得起来。

　　恨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民国笔记《春冰室合集》记载，李鸿章曾发誓，只要有一口气在，他终生不会再踏入日本一步（“文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

　　“马关条约”签定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归国，途中要经过日本横滨。日本人已经在岸上把食宿都弄好了，“以上宾之礼待之”，随从也都规劝：咱不跟他们见面，就上去呆一晚。

　　可他就是不愿动一动，宁愿在船上过夜。

　　等到换乘轮船，中间需要用小船过渡，他眼睛尖，一看，怎么是日本船，打死不上。

　　船主无法，只好在两只船中间搭一块木板。

　　李鸿章时年已经75岁，身体也不好，可他就宁愿自己一步一步地从木板上走过去，而木板之下就是波涛起伏的大海（“始履之以至彼船”）。

　　治军理政的得失姑且不论，都这个样子了，你还说他亲日媚日，真不知从何说起。

　　何应钦的情况其实差不多。

　　曾北上参加过谈判的高宗武就为何应钦喊冤，说“何氏之厌恶日本”，恐怕还在任何人之上。

　　事情办得好不好，水平高不高，那是一回事，但媚不媚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况且当时何应钦也没有办法，黄郛走后，他是华北的唯一负责人，“不但任劳，而且任怨”，所以最后倒霉的事就都顺理成章地归到他一人头上去了。

　　不管怎么说，当初永津等人处心积虑要加进去的“政治协定”，在事隔2年后，终于得以初步实现了。第17军被迫取消番号，和其它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一起撤出北平。

　　在撤离前，黄杰请部下们吃饭。吃饭的时候，黄杰说，今天请兄弟们来，就是喝杯告别酒，此番别离，真不知何时才能故地重游。

　　言毕，泪不能禁。

　　说是吃饭，大家都没吃饭的心情，相对无语，默坐半天后自行离开。

　　郑洞国后来回忆，撤退那天，官兵在操场上抱头痛哭，当时情景，“至今难忘”。

　　在“河北事件”爆发后，黄郛焦急万分。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他知道就算自己再次北上，也难以解决问题，而在京的几位又显得张皇失措，束手无策（“仅赖京中各位，恐未能负此重荷”），因此他一直以在野之身，发电报到四川行营，希望老蒋能回京主持大局。

　　可是鸡毛信发过去，老蒋的答复却是千篇一律：这边还没有部署好，我来不了（“弟一时不能离川”）。

　　真要命啊。

　　其实老蒋并不是真的就忙到连回趟南京都没时间了，他不回来有他的道理。

　　（619）

宝宝寒

　　于公，他跟汪精卫两个人，对外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汪精卫主和，挨骂是一定的。这时候他回来干什么，既不能打，那还不是要一起被骂，与其被骂，真不如在西南跟红军一起钻山沟沟好受一些了。

　　这倒跟《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思维差不多。每逢刘备搞不定了，或是折戟长坂坡，或是败走白帝城，罗作家就找各种借口和理由，让书中的头号大明星、当仁不让的男一号诸葛亮隐身。结果我们翻开书一看，孔明打的全是胜仗，败仗都跟他无关。

　　于私，老蒋此时虽已控制了绝大部分军政大权，但国民党内还不是他一人能完全说了算，以汪精卫为首的派别仍占据相当大的势力。别的不说，在他起初不同意撤军的情况下，汪仍能坚持己见，并开会通过就可见一斑，而他事后也只能予以默认。这可不是做给日本人看的，那是党内实实在在的矛盾。

　　老蒋的打算是暂时深藏不露。

　　现在这帮人不是一个个说得头头是道吗。让他们去说去发挥，这个时候我不能回来。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到他们都无法收场的时候。

　　都没招了，自然就只能听我蒋某人一个人在上面呼风唤雨了。

　　老蒋不现身，老汪越来越撑不住场子了。

　　蒋汪分工，他能分到的最大一杯羹，就是外交，而在“河北事件”的处理上，中国之所以出现败局，表面来看又是输在外交上，这让汪精卫的形象大受损害。

　　就在他因此饱受外界指责的同时，日本人却在华北得手后，又在他受伤的心灵上撒了一把盐。

　　负责撒盐的是曾经参加过华北谈判的矶谷。

　　他问，你们想不想改善两国关系？

　　想啊。当然想。

　　想的话，让你们“蒋委员长”来，我们才有得谈，否则的话，就算你们派代表到东京来都没用。

　　不过一个副武官，眼里却根本没有“行政院长兼外长”的位置。

　　其实何应钦在北平时，酒井隆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已经把日本人的心态暴露无遗：他们恨蒋入骨。

　　“九一八”前后，日人最想除掉的是张学良，到“河北事件”时，这个“荣誉席位”就让给了老蒋（“关东军人，对蒋认识最深，畏蒋亦最甚”）。

　　那他们此时为什么又要把“最恨的人”抬举到如此高的地位呢？

　　这就是日人的狡诈之处。

　　他们知道蒋汪之间的微妙关系，能挑拨一下以便从中渔利，那就太好了。

　　除此之外，彻底击破中方的原先外交框架，直接向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进行勒索，则是潜藏其中的一个最大阴谋。

　　在“河北事件”还未爆发之前，中央势力之所以能在华北撑上两年之久，实赖群体之力甚多。

　　早在两年前黄郛北上时，国民党内就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效法日本人一硬一软的外交办法，组成二元外交模式。

　　具体操作手法就是：

　　蒋主内，尽可能在表面上对外交不闻不问，但实际上仍控制着外交政策的最终走向。

　　汪、何、黄主外，汪精卫负责在南京和日本大使馆打交道，何黄则在华北与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进行周旋。

　　（620）

宝宝寒

　　这实际上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缓冲：一旦日方在华北末梢有动静，自己处理不了，就可以上达南京解决，而南京方面又不能最后定调，还要到老蒋那里过一过关。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拖的策略。显然，日本人对此是相当不痛快的。

　　在“河北事件”爆发前后，二元外交已经面临危机。黄郛在南下时就已看出，此时的形势与两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如果再用政整会和军分会的形式与对方打交道，容易让其乘隙而入。因此，他要求把华北外交权尽快收归中央。

　　矶谷亲身亲历过华北谈判，对此心中有数。要使二元外交模式从根本上瓦解，就要把那个幕后最重要的人给拖到前台来。

　　矶谷一“逼宫”，汪精卫真是又羞又愤。自己退让了这么多，没想到日本人对他竟然还是提都不提，当他不存在。

　　正好南京监察院弹劾黄郛“媚日卖国”，说的是黄郛，其实暗里攻的仍然是汪精卫。像这种事情，老蒋也不知碰到过多少回，但他打个哈哈就过去了。老汪正愁没机会收场呢，现在你们不是变着法子骂我吗，那我干脆不干了。

　　当下，他就以“治疗胆结石”为由，去了上海。人走了，职务却挂在那里（“请辞待命”）。

　　在民国政治史上，蒋汪因个性不同，显示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从政风格。蒋是轻易不肯下台，汪则是一不顺就想着溜号，所以大家对此并不惊奇，但这回有点不一样：国中无主了。

　　众人只好公推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入川去寻找“委员长”。

　　可是黄绍竑去了三天又跑了回来，正式原因是“天气不好”，飞机飞不过去。可这个理由骗老百姓可以，却骗不了吃政治饭的人们，大家心里都清楚，是老蒋根本就不愿见客。

　　老蒋当然知道汪精卫“请辞待命”是做给谁看的，也摸透了日本人的用意。

　　既来之则安之，他要借力打力，以夷制汪，先在内部震住汪派再说。

　　于是，你病你的，我还是不出来。

　　那边找不到“委员长”，这边矶谷却又在哐铛哐铛敲门了：喂，你们究竟想不想搞好关系啊。

　　汪系人马本来是要以此逼蒋出来的，这样既可以应付日本人，又免得把交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但老蒋就是死活不上套，这下他们自己倒先慌了神。

　　汪派一乱，蒋派出击。

　　由军政部长何应钦署名，给“党国要员”们都发去征询意见，说你们也都看见了，日本人指名道姓，要“委座”出来才肯谈。这是中日外交“划时代之时期”啊，“委座”再不出山，“外交之僵局”就不可能打破，大家都没有出路。

　　官员们都不呆不傻，知道这实际上是“委座”在摊牌：要我回来，你们就不能逼我，而是要正正经经地把我当回事。

　　想让我来给诸位擦桌子拖地板收拾残局？

　　对不起，另请高明吧！

　　（621）

宝宝寒

　　这一通意见“征询”下来，众人都达成了共识：眼前起码还是要继续维持蒋汪两层缓冲机制，如果过早让老蒋抛头露面，恐怕还真的很是不智。

　　先摸清日本人的底牌才是最要紧的。

　　很快就弄清楚了，这次日方交涉，走的就是矶谷这条线。再一查，别看矶谷只是一个副武官，经历还颇不简单。

　　他和板垣、土肥原、冈村都是士官学校的同学，一样加入过“二叶会”。更加与众不同的是，此人在担任广州特务机关长期间，曾经历过护法和北伐，而这在新生代陆大军官中是比较少见的。在日本国内，矶谷以军部为后台，有“文认有吉，武认矶谷”的说法，也就是说，矶谷可能比代表政府的有吉明还管用。

　　显然，跟矶谷谈，不会白费口水。

　　掌握日方底细后，黄绍竑再度赴川。这次他终于成功地见到了“委员长”。

　　在京要员们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老蒋不愧是政界老手，通过一拒一迎，就达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

　　老汪，你别跟我哭鼻子，该你挡的箭还是得你挡。

　　矶谷，想破我的二元外交，没那么容易。

　　不管是汪派还是蒋派，大家都把眼睛睁大一点，看看我办事比别人厉害在什么地方。

　　其实从始至终，老蒋一直都在紧张地观察着国内外政坛的动静，虽然真人不露相，他想的却比谁都多。

　　个顶个单挑，肯定打不过东瀛小矮子，这点汪精卫和老蒋都心知肚明，但前者是悲观的，后者却一直是乐观的，原因就在于两个人对局势的判断不一样，因此采取的对策也不同。

　　汪精卫属于对日一味退让派，主张日本让我退一步，我就退一步，让我退两步，我就退两步。

　　没办法啊，我们又打不过他，还不是只能后退，以便“委曲求全”。

　　在广田提出“协和外交”后，汪精卫曾在前台进行积极的“配合”，又是发表演说又是下命令。

　　在那些天里，国内任何报纸都不允许刊登反日言论，至于什么抵制日货更不用提，甚至连中小学教科书都受到审查，一共300种书，竟然有200种因有“反日倾向”，而被判定为“不良教科书”，结果一律取谛，“不允使用”。

　　结果怎么样呢？局势仍然在一天天恶化，最后弄到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都退出了华北。

　　显然，汪精卫的这步棋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长远打算。

　　你再往后面退，总有退无可退的一天，到时候难道真的自缚等死不成？

　　汪精卫本人其实也很着急，他以治病为由提出辞职，就是对眼下时局无能无力的一种表现。

　　怎么办呢？

　　老蒋说，有办法，因为日本有弱点。

　　固然，他现在兵强马壮，又有东北做基地，其军事实力在亚州已无人能敌。但别忘了，他也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

　　（622）

宝宝寒

　　这个致命的脚后跟，就是日本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国际关系。自从退出国联后，他在国际上已彻底失去了人缘。英美等列强对他不仅是不待见，而是时时刻刻防贼一样地加以提防。

　　日本这个最大的弱点，却恰是我们最大的优点。依靠外交家们的努力，中国已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同情，日本实际上是被从国联扫地出门的。

　　那为什么大家一时间都不肯来帮我们呢？

　　说来说去，还要怪我们自己表现太逊。长城抗战，一败到底，只能拿些吹牛消息来搪塞国联的顾维钧们。这边顾维钧刚刚宣布中国取得了大捷，那边长城的某某口就被日军攻陷了，弄得这位著名外交家很是难堪。一些中小国家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希望中国能够给不知天高地厚的日本一个巴掌尝尝，但慢慢地也开始失望了。

　　大家都觉得中国似乎还像过去宣传的那样一盘散沙，属于扶不起的阿斗，那帮你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我用一个声音说话，尽管弱小但只要表现得像个男人，就不信同志们无动于衷。

　　在国际社会这个更大的棋枰上去打眼，找出路，“藉外交而补实力之不足”，正是老蒋能够始终保持乐观情绪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这里的“国际援助”指的主要还是列强，英美苏这些，那些单个的中小国家就是有那心也没那力。

　　汪精卫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持“中立路线”。

　　谁都不要“联”，既不要联苏，也不要联英联美，因为这些国家都不牢靠，而且日本人最恨中国以夷制夷，到时合纵不成，反遭其辱，所谓“当前无益，将来无望”是也。

　　老蒋反过来，认为走国际路线，才是中日对抗的一个重要出路：“当前无害，将来有望”。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老蒋当年“削藩”时所取得的经验，只不过，合纵连横的策略换了一个舞台，被他从国内搬到了国际。

　　日本人为什么害怕中国以夷制夷，还不是从中感觉出了威胁。日本是我们的敌人，敌人害怕的，我们就高兴，并且要坚决去实行。

　　作为从内战中打拼出来的草头王，老蒋的眼光和谋略确实远非书生领袖老汪可比。

　　问题现在集中到列强身上，我们究竟能傍谁呢？

　　能傍上英美最好，但这两个款爷暂时都指望不上，不仅不能指望，他们还会时不时地给你来个趁火打劫。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美国实施白银政策，中国的白银被大量抽走，导致国内“金融梗塞，贸易减退”。老美此举当然是为了转嫁他的经济危机，可是你坑谁都可以，也不能来坑我们这样的穷人啊。

　　郭泰祺因此气愤地说，美国政府损人利己，实行的是“混蛋政策”。

　　英国呢，也好不了多少。在中国面对日本进逼的时候，这个昔日的“日不落帝国”除了偶尔搞点决议来敷衍一下中国人外，同样没有拿出什么实际措施来应对。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国联的软弱无力。

　　老蒋不得不把眼光投在先前最无好感的苏联身上。

　　（623）

宝宝寒

　　但是，自从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其实并没有如原来预计的那样进入快车道。原因也很简单：各怀心思，同床异梦。

　　就在长城抗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苏联却继续向“满洲国”派遣领事，而且还要同伪满重新勘定疆界，等于是一种变相的“承认”。这在当时世界各国普通对“满洲国”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无疑让中国感觉很受伤。

　　由于苏联的中东路经营在事实上已难以为继，斯大林不顾中国的反对，一直说要把中东路卖给“满洲国”。他还不是光嘴上这么说说的，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苏联真的和日本及伪满签了协定，把中东铁路“卖”给了对方。

　　老蒋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你就算是要卖，也得先卖给我，条约上可写得清清楚楚。

　　他同时也在心里嘀咕，苏联这么“怕”日本，是不是老毛子真的肾亏啊。

　　但是在听完一个报告后，老蒋的看法改变了。

　　做报告的人就是“军事家”杨杰。

　　通过长城抗战，老蒋感到如果真刀真枪，杨军事家还是不太好使，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让杨杰派用场，不过不是用在战场上，而是派到军事外交领域去了，人尽其才嘛。

　　杨杰以参谋次长的身份，带着一个军事视察团前去苏联。

　　一回来他就马上向老蒋报告：苏联的军事不是好，而是好得很，他那兵工厂和军事教育都是我们无法想像的（“均为始料所不及”）。

　　此次出访，杨杰还带回另外一个信息。

　　那就是苏联接待他的规格非常高，并且话里话外，都直接流露出了彼此接近，共同对日的意图（“中俄两国若能合作胜日必可操左券”）。

　　杨杰从军事角度出发，建议时不我待，应该赶紧抓住机会，“联此制彼”，也就是说要联合苏联制约日本。

　　听杨杰这么一说，老蒋恍然大悟，前前后后都整明白了。

　　原来苏联是在藏拙啊。明明是个武林高手，却偏要装成平民百姓。看来，如果日苏对垒，苏联还是干得过的。

　　但问题又出来了：苏联实力并不弱，可是为什么一边说要跟我们合作对付日本，一边却又在东北连连退却呢。

　　诊结究竟在哪里？

　　老蒋的看法：苏联是在故意示敌以弱。

　　不过苏联也不可能一直这么退让下去，其它列强都可以回避东北这个是非窝，惟独他不可以，因为他在这里有利益。如果日本真的把他逼到毫无退路，那他还是要被迫出来打一下的（“余料各国与倭最先开战者乃为苏俄，以倭逼迫苏俄已甚”）。

　　这就好理解他为什么肯主动积极地提出要跟我们合作了。无它，想让我们给他做挡箭牌而已（“俄求我合作之心甚急，而其嫁祸于华之劣性终未止也”）。

　　老蒋与杨杰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是军事家，而前者却是政治家。

　　原来，“联此制彼”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里面学问大着呢。

　　以夷制夷，弄不好就是前门赶走豺，后门跟来狼，以史为鉴，聪明一世的李鸿章可不就栽在这上面吗？

　　老蒋的套路是：用人而不为人用。

　　（624）

宝宝寒

　　他一方面在暗中跟苏联拉近距离，联络感情，准备“联苏制日”，另一方面又希望尽可能缓和中日关系，把日本的注意力转移到苏联那边去，以便“藉日制苏”。

　　苏联——我就算抗日，那也不是帮你抗的，是为我自己抗的，所以根本犯不着去做你的盾牌。

　　日本——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共同防共”，以苏联为假想敌吗，那你就去跟他打呀，打到你筋疲力尽为止，看你还有什么力气再来找我的麻烦。

　　老蒋认为最理想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苏联和日本终于打起来，中国中立，亦可名之为“祸水西移”。

　　从杨杰带来的情报分析，苏联的军事实力还在日本之上，如果二者火拼，倒霉的一定是日本，到那时候我们就爽了（“若俄倭重行开战，倭必灭亡，吾能自强当可立国也”）。

　　但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关键还是日本有没有决心跟苏联干。

　　一定要让日本人认识到，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

　　为此，老蒋煞费苦心，不惜用那篇《敌乎？友乎？》来提醒日本朝野政要：你枪口的方向错了，我是你的“友”，不是“敌”，你的“敌”在那边——呶，北方的那只大狗熊。

　　但是经过“河北事件”，老蒋开始明白，让日苏互斗看来很难（“日俄开战公算甚少”）。日本人精明得很，他们是从软的开始捏，看到苏联的力道远在中国之上，他们就只会选择率先“牺牲”中国，然后像侵吞东北那样，吃成一个壮汉以后，再找机会和苏联过招。

　　到那时，国亡无日矣。

　　事实正是如此，日本虽然盘下了中东路，但此后不管苏联政府怎么抨击他，也绝不多还一句嘴，甚至日本在国内还禁止报纸刊登任何痛骂苏联的文章，以免过度剌激对方。

　　他把矛头全部指向了最好欺负的邻居——中国，算盘打得那是真精啊。

　　日本迟迟“不觉悟”，老蒋也没有办法，只能先尝试“联苏制日”。在这期间，他派私人代表蒋廷黻专攻苏联，通过各种渠道告诉对方：联合起来对付日本那件事，我应了，咱们一起干吧。

　　苏联政府嘴上说好好好，但事实上仍然在观望。

　　老蒋意识到，他还必须跟日本靠得近些，再近些，这样才能让苏联有危机感。

　　现在矶谷找上了门，正是一次机会。通过这次接触，既要让苏联看到我有可能跟日本站一块儿，又能在“藉日制苏”上再做一次尝试。

　　在见到黄绍竑后，老蒋就告诉他，可以通过私下交谈的方式同矶谷会面。

　　中方代表由陈仪充任，后者现在的职务是福建省主席。在长城抗战后期，陈仪曾经与根本博打过交道，在怎样和日本人周旋方面算是有点经验。

　　老蒋对这次会谈抱有希翼，同时也有担心。

　　他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可能还会和以前一样，嘴上说得再漂亮，到头来还是一样没有诚意，所谓“释放善意”，究其实又是来讨便宜的。

　　果然，在会谈的整个过程中，矶谷对解决两国之间的实际问题兴趣不大，倒是表演欲望十足。

　　（625）

宝宝寒

　　听说“委员长”会来京主持谈判，第一个反应是高兴。

　　那我们赶紧坐下来吧。

　　其次是装真诚。

　　首轮会谈，他漫不经心地听陈仪讲了一遍谈判构想，很快，“态度已较前和缓”，而且对日本人心里其实急不可耐的承认“满洲国”问题，也表现得“宽弘大度”，说可以先不提，以后再说——眼下的重头戏，是开始正式谈判，派特命谈判代表来见“委员长”。

　　陈仪回来跟老蒋一讲。老蒋就明白了，矶谷的“和缓态度”其实跟谈判构想压根就不搭界，那是早就准备好，要钓人上钩的。

　　什么派正式代表，其实就是新一轮敲诈勒索的启动信号。

　　第二次会谈，按照老蒋的交待，陈仪说：不急不急，我们先做私人交流，有了眉目再开始正式的外交谈判也不迟。

　　“委座”说了，只要正式代表来，他一定亲自接见。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要先派一个“委座”最信得过的人到你们国家去。

　　矶谷哑口无言，只得表示赞同。

　　看到矶谷点了头，陈仪就埋头起草他的“和平方案”去了。

　　到第三次会谈时，矶谷根本就不提什么“和平方案”，却提出要“改造国民党”，甚至嘟嘟囔囔地说，你们“委员长”要是没诚意，那就不如不要谈了。

　　陈仪可不听他的。我的方案都快弄好了，得意之作啊，怎么能停下来呢。

　　事实上，这份“和平方案”就是老蒋“藉日制苏”意图的体现。其中有两点最为醒目：其一是要求撤废两个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其二就是“共同防俄”。

　　到了第四次会谈，当陈仪把弄好的这份方案给矶谷看时，矶谷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

　　订方案是第二步嘛，我看了也白看。

　　那什么是第一步呢？

　　矶谷自己也说不清楚，又前言不搭后语地提到要“改造国民党”。

　　这回轮到陈仪无语了。会谈只能无果而终。

　　接连四次会谈，都谈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大家判断，可能是日本内部还没有就要价问题达成一致。

　　真实原因是日本国内的军队派系再次爆发激烈权斗，甚至弄到了拔刀相见的地步。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陆相林铣十郎放出风声，他准备在8月份的人事名单上，把真崎的教育总监给一笔划掉。

　　就剩这最后一个官帽了，真崎不想挪窝。

　　看到对方这么不主动，林铣十郎只好让他变被动。

　　在林铣十郎的要求下，军部召开了“三总长”会议，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讨论真崎究竟是走还是留。

　　决定权实际掌握在作为总长的载仁手上。

　　真崎可怜巴巴地盯着载仁，暗暗祈祷这位从前的老领导能网开一面，放他一马。

　　可是载仁还是举起了牌，上面写着两个字：淘汰。

　　二比一，出局几乎是一定的了。

　　真崎傻了。

　　眼看着8月份就要来到，没有官做的日子将是多么可悲。真崎又急又气，他不敢埋怨载仁，就把愤恨的火焰都喷射到了林铣十郎身上。

　　他要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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