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处于东方社会，很多事情是不能明着来的。比如，你要是说自己被罢了官，因此想杀人放火，别人一定会认为你这个官迷第一个该杀。但是如果你换一种说法，强调自己是因为坚持某种主义或者真理，才被削了官，那杀人都用不着你亲自动手，旁边自会有人代劳。

　　真崎就是这么在外面嚷嚷的。经过他一渲染，一个普通的人事任免，立即变成了统制派对皇道派的赶尽杀绝。

　　大家快来看啊，我们皇道派真的要完了。荒木的陆相，给他们拿去了，我的参谋次长，被他们敲掉了。现在本人窝窝囊囊地就干一个教育总监，他们还不罢休，硬是要扒下来。真是欺人太甚啊。

　　这时候的统制派在军队高层中占据着优势地位，与之相反，皇道派的大官虽少，但群众基础不错，小兵很多。真崎这么一叫唤，黑压压地就围过来一大群人，都是皇道派的。

　　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都替真崎打抱不平——你是天皇任命的，他林铣十郎有什么资格随便撤换呢。这是侵犯天皇的统帅权！

　　很快有人插上一句：林铣十郎肯定是被别人教唆了。

　　谁教唆的呢？

　　当然是永田那个奸贼，别看他只不过是一个军务局长，却是统制派的头，连林铣十郎都听他的话呢。

　　好了，目标锁定。

　　第5师团（广岛师团）的一名副联队长相泽三郎中佐跳出来，充当了剌客角色。

　　这哥们端的好身手，直接冲进军务局办公室，一刀就把永田给剁了。

　　因为“相泽事件”，日本军内闹得沸沸扬扬，所以军部在交涉过程中的反应也就慢了一拍。

　　等到矶谷把他的方案，也就是具体要价拿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周以后的事了。

　　陈仪这时终于知道“第一步”的详细内容了，他张大着嘴，半天合不拢。

　　都是些什么条款呀，看看吧——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所有中日间爆发的战争，都要由中方承担战争责任。

　　承认“满洲国”。

　　……

　　另外，日本“第一步”方案对中国“第二步”方案的回应是：

　　两个停战协定，不是废止，而是继续扩充的问题。

　　至于“共同防俄”，上面提都没提。

　　矶谷说，这是我个人意见啊，正式谈判还没开始，只是聊以参考。但陈仪已经很清楚，这就是日本军部的真实想法。

　　情况大大不妙啊。

　　陈仪抹了把头上的冷汗，赶紧报告老蒋：您快出来主持吧，再不出来恐怕真不行了。

　　老蒋知道，这次会谈失败了。

　　对内，日本连口头表达一下“抗俄”都不愿意，而苏联那边则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对外，由于老蒋始终躲着不现身，对汪精卫的辞职既不批准也不“慰留”，汪派人马再也忍不住了，开始纷纷上演辞职潮，闹罢工。

　　在这种情况之下，老蒋感到他必须做出适当妥协，于是决定离川回京，重新视事。

　　老蒋一回来，马上又开会又送信，对尚在青岛“治病”的汪精卫进行“慰留”。

　　只要面子给足，汪精卫的“病”也就好了，他又回到南京复职，还是当他的行政院长。

　　（627）

宝宝寒

　　军部路线走不通，老蒋决定尝试一下政府路线。

　　走政府路线，实际表明自这一刻起，老蒋对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

　　和日本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做了这么多研究，他对日本内部的情况已经有所掌握，知道在日本，是军队说了算，与军部的交涉失败，就意味着整个交涉都没有指望了。

　　但“藉日制苏”仍有可能，因为他现在的要求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只要你日本政府发个声明，能提到“共同防俄”这几个字，并且让苏联人看到，就OK。

　　老蒋的心思，一海之隔的广田却并不一定清楚。

　　在把汪精卫请上台，继续让“和平派”唱戏的同时，老蒋自己也连连放出“亲善”信号。

　　“河北事件”发生后，由于交涉失败，驻日大使蒋作宾此前已经返回国内。

　　老蒋对他说，你回来干什么，去，到东京去，跟他们再交涉。

　　蒋大使应命再涉东瀛，并且按照要求，半月之内两访外相广田。

　　在这次交涉中，蒋作宾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三条原则，大意就是以后双方要做好朋友，要相互尊重，遇到事情“要文斗不要武斗”，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争端。

　　除此之外，仍然坚持撤废淞沪和塘沽两协定。

　　这是中方对日方的要求。

　　那么日本人问：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吗？

　　蒋作宾答：好处有啊，如果这些条件你们都答应了，那么我们可以作出承诺，从此再也不“排日”了，也不抵制你卖过来的东西，至于“满洲国”的问题，可以暂时不管。

　　他特别提出，中日还可以商量进行“经济提携”，如果效果不错，甚至搞搞“军事合作”也是有可能的。

　　为了缓解华北危机，此次交涉，中国实际在原有对日政策上又做了一个大的让步。

　　广田说这个事我们内部得商量一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0月7日，在与陆军省、海军省会商后，广田对“中日关系三原则”做出了正式回应，也是三条原则，史称“广田三原则”。

　　两年前，广田曾宣布“协和外交”，里面有一个“三不原则”，即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不进行战争”。

　　现在原则还是三条，可早已不是含情脉脉状的三不了，而是反转过来，变成了三要，即要威胁，要侵略，不回避战争。

　　威胁：不准你排日，不准你用以夷制夷那一套来牵制我，以后不仅不能再跟英美打交道，还要跟我一样退出国联（此处依据侧面文件要求）。

　　侵略：你一定得给我正式承认“满洲国”，不公开承认，也得事实默认，在这方面，华北要做个榜样，率先同“满洲国”进行“合作”。

　　战争：在外蒙“共同防赤”。

　　跟“中日关系三原则”一样，“广田三原则”的核心也在华北问题上。广田通过这三条原则，再清楚不过地向外界表明，日本在华北不仅不会“退”，还会“进”。

　　在得知“广田三原则”的内容后，连一向主张妥协退让的汪精卫也受不了了。

　　（628）

宝宝寒

　　合作合作，我辛辛苦苦，“含羞忍垢”，跟你“合作”了半天，等到“河北事件”一出，你还不是躲到我看不见你的地方去了。

　　因此，他要蒋作宾转告广田：你的要求，我会在最短时间内考虑答复，但在这之前，请管好你的那些军官，要不然你就是话说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制止在华军官之各种策动，以免扰乱双方政府之信用”）。

　　老蒋闻讯，立刻以闪电速度进行劝止。

　　因为他知道这么说等于白搭，包括广田在内的日本政府根本就动不了军队，而且这么急匆匆地上门去找人家，像是有求于人，只会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求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

　　那么你还有什么高招呢？

　　老蒋曰：靠自己（“自立自求，不求於人，乃为惟一救国之道”）。

　　跟没说一样。

　　老蒋其实另有打算，只是他不愿意说出来而已。

　　高招，是那么容易得来的吗，怎能轻授于人。

　　早就知道日本政府跟军部唱的不过是“同一首歌”，一软一硬，一红一白而已，也没指望你真的能答应我那三条原则，我要的只是你大声把“广田三原则”嚷出来，更确切地说是将三原则中的最后一条——“共同防赤”公布于众。

　　为什么在“中日关系三原则”中，要主动提出“军事合作”呢，说白了，那就是个饵。

　　只有通过这个饵，才能把日本藏在肚子里，一直想讲又不便讲的秘密给钓出来。

　　在外蒙那块，你说谁是“赤”？

　　当然是苏联，再傻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在“广田三原则”发布一周多时间后，老蒋在南京主动会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

　　席间，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过去与苏联的那些不愉快，而是一个劲地对鲍格莫洛夫说：我们是好邻居好朋友，今后万一发生什么不测，咱两个要互相支援啊——你放心，“中国将永远支持苏联，并竭尽一切可能证实这种友谊”。

　　老蒋最希望的是双方能够签定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在这之前，苏联一直是旁观者，但“广田三原则”一出，这个旁观者就再也不能安之若素地当下去了。

　　事不宜迟，赶快把中国给拉住，防止他跟日本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才是最要紧的。

　　苏联终于同意就中苏签约问题开始具体谈判了。

　　广田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好不容易想出来的三个点子，竟然帮助老蒋把“联苏制日”这条路给走通了。

　　初步搞定苏联，蒋介石随即就让蒋大使就“广田三原则”作出答复：只有日本完全接受“中日关系三原则”，中国才有可能接受“广田三原则”。

　　广田当然不干，他说要中国先接受他的原则，他才能接受中国提出的原则。

　　两个原则就这样打起架来，结果堵在一起，谁也出不去，进不来。

　　其实老蒋对“广田三原则”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如果公开拒绝，就可能打草惊蛇，触发战争，乃至于“毁我全盘之计划”，而如果接受，也就是真的答应“脱退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那又无异于自断手足，自取灭亡。

　　因此老蒋采取了跟以往别无二致的策略，那就是继续采取拖延战术。对于“中日关系三原则”，特别是撤废淞沪和塘沽两协定两条，他明知道日本人不可能全盘接受，也一步不让，为的就是一个字：拖。

　　（629）

宝宝寒

　　红脸广田在谈判桌上胡乱折腾，白脸军部就在谈判桌下装神弄鬼。

　　弄鬼的地方自然还是双方的焦点所在——华北。

　　在“河北事件”中，“积极”的酒井大出风头，他的上司梅津则因“软弱”而在军部受到了指责。

　　“华北工作”为什么推进得这么慢，现在知道原因所在了，就是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不得力的缘故。

　　没多久，梅津就被撤掉了，换上来的是多田骏（陆大第25期）。

　　多田骏到华北之后才发现，北平的中央军虽然已经撤走，却来了新的中国军队，那支在长城上砍过日军脑壳的29军。

　　如今北平的主人是当年的抗日英雄宋哲元。

　　29军不是在察哈尔吗，怎么到北平来了呢？

　　说来话长。

　　29军重回察哈尔后，宋哲元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那就是这里的东北义勇军怎么办？

　　按照何应钦提出的“少编大遣”原则，是少部收编，大部遣散，也就是说，他用的是一把网眼够大的筛子，只照顾大鱼，比如冯占海、唐聚五这些有名有姓的义勇军大佬，那些小鱼小虾就弃之不顾了。

　　问题是，义勇军这些人不是光说一声“解散”就能解散的，拿惯了枪杆子，你一下子要让他们干点别的，也得会啊。

　　何应钦是正规军校出来的，只知道认死理：你不是不肯解散吗，那我就把枪口对准你，逼着你解散。

　　被他这么一逼，有的部队不想解散，就上山做了草寇，干起了为害一方的事情。

　　萧振瀛对宋哲元说，我们不能做得这么绝，义勇军在东北都打过鬼子，所谓“裹粮千里，迄无虚日，旌旗所指，与敌血战”。后来因为不肯在“满洲国”治下当亡国奴，才跑进关来的，现在我们这样对待人家，岂不让义士心寒？

　　对义勇军的历史功绩，萧振瀛是心中有数的。

　　早在东北义勇军与关东军作战期间，他就捎信给自己的妹夫柳青庭（又名柳树堂），让其协助李海青，在松嫩平原与关东军作战。其后，李海青部队加入马占山麾下，成为一支抗倭劲旅。

　　萧振瀛说，要不让我去试试看，如果他们愿意进入29军阵营，岂不是件两全岂美的事。

　　除了有柳青庭这个亲戚外，当时剩下来的义勇军基本上都是从萧振瀛的家乡——吉林扶余过来的，借着这两层关系，萧振瀛找到了李海青等人，先拉乡情，再谈抗日大计。如此一说，李海青当即点了头，带着人马跑了过来。

　　当时，由于29军在长城抗战中建立殊勋，南京政府特许再增编两个师，其中，原刘汝明的暂2师正式改为143师，另建132师，赵登禹因功升任该师师长。

　　义勇军官兵大多擅长于马战，宋哲元便又提出增建骑兵师旅的方案，也很容易就得到了通过，由此组成了1个骑兵师，正好与29军原来着重于步战的特点相互补充。至此，29军成为一个步骑混编的甲种军。

　　但兵强马壮，宋哲元的胆子却反而变小了。从第一次“张北事件”开始，他就把“小不忍则乱大谋”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全没了从前挥大刀砍鬼子时候的勇猛干练。

　　（630）

宝宝寒

　　没办法，作为地方将领，一旦名声闯出来，家底厚了，大致都有点保本怕折的心理，这是时代使然，并不独宋哲元如此。

　　但是有一个人，仍然对29军寄予厚望。

　　这个人就是老蒋。

　　在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蒋氏夫妇就从北平西行来到了张家口。

　　蒋介石对来迎接的宋哲元提出，他要去事发现场——张北看一看。

　　张北离张家口有130里路，已属塞北极僻之地。别说老蒋，宋哲元本人都很少去，所以一再劝阻，但前者意愿强烈，一定要去。

　　在张北，老蒋一直呆到日落才返回。

　　朔风野大，苍茫一片。这位军政强人在想些什么呢，没有人知道。

　　只知道两千多年前，有一位中国的君主且舞且歌，泪流满面：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安得猛士，守吾四方！

　　宋哲元曾经是猛士，但他现在却离这个称号越来越远了，当然，这并不全是他的责任。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在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仅仅三个月时间后，就又有了察东事件。

　　本来察哈尔沽源县以东（即察东）并非《塘沽停战协定》中所指的“非武装区”，但这东西实际上没有什么“本来”不“本来”，日本人想要它是，它就是。

　　伪满的丰宁县与沽源县“交界”，该县民团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就时不时地跑过来现现眼。

　　他们当然不是29军的个，马上被缴了械。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关东军立即发布文告，说看来是要“扫荡”宋哲元一下了，不“扫”这人不老实啊。

　　热河日军随后进入沽源，并出动炮队飞机连连向察东进行轰击，导致中方军民伤亡百人之多。

　　宋哲元又“忍”了一把，他派冯治安第37师参谋长张樾亭（保定第1期）到沽源县一个叫大滩地方去和日本人谈判，谈判的结果是答应关东军要求，除把热河民团的枪还给对方外，同意正式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29军不再进入，而由热河民团负责驻守。

　　这就是历史上的“大滩口约”。

　　在日本人的计划中，“内蒙工作”与“华北工作”是同步推进的，“大滩口约”只是开了一个口子而已，下面就要一层层往里面剥了。

　　就在北平的何应钦陷入“河北事件”的困扰中时，张北风波又起。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5日，日本热河特务机关的四个人，坐着汽车从多伦往张家口去，途中经过张北时，卫兵问他们要护照。

　　这帮人不给，说早在“张北事件”后，你们宋哲元就答应过：只要是日本人，在察省旅行时可以“完全自由”，而且一律不检查身上所携带的物品。

　　当初宋哲元确实有过这么一说，但只是嘴上这么应付，后来他又强调，这个东西他做不了主，得由中央裁决，就搪塞过去了，所以实际并没有正式定下来。

　　可这几个日本特务不管，认准了是铁案——我们在察省可以“完全自由”，还查什么护照。

　　（631）

宝宝寒

　　守军不敢擅自作主，只好先把他们带到军法处去，然后电话请示。

　　宋哲元摆摆手，还是那句话：放掉吧，下不为例。

　　你想下不为例，日本人可不干。

　　被扣下来的四个特务，八小时后就被释放了，比现在传讯调查的时间还短，可是张家口日本领事馆和特务机关却依然抓住不放。

　　他们找到时任29军副军长的秦德纯，说事情没这么简单，不是光放人的问题。我们的人受了惊吓，有精神损失，这笔帐一定得好好算算。

　　是谁让卫兵出来查护照的，这个人得“惩办”。

　　你们29军的军长在哪里，叫他出来，给我们道歉。还有，以后碰到我们日本人来察省“旅游”，不得搜查。

　　像那个酒井隆一样，他们也扔了一把剑在桌上：“限五日答覆”。

　　整个过程和“张北事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胡乱找个借口就上，除了特务少了一半外，就是样子更凶狠，勒索更离谱。连日本人自己也深知其中的玄妙，因此称之为“第二次张北事件”。

　　“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的同时，正是何应钦被迫接受酒井隆的要求，决定从北平撤出国民党党部和军队的时候。

　　日机在平津上空盘旋，眼睛一眨不眨地监视着中国军队是否真的在进行撤退。

　　宋哲元本来是准备用“第一次张北事件”的方法，把球踢到中央去的，他派秦德纯到北平去找何应钦。可是何应钦这时候自身还难保，又有什么办法能帮29军脱困呢。

　　第二天何应钦就离开了北平。

　　这时候南京是汪精卫当家，他比宋哲元还怕事，一想日本人的矛头是冲着宋哲元来的，干脆就准备下令，把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一职给免掉。

　　29军高层获悉后均大为不满，萧振瀛也是愤懑不平，遂亲赴成都去向老蒋喊冤。

　　老蒋这时候却另有打算。

　　通过两次“张北事件”，他发现依靠宋哲元在北方对付日本人，以“镇守四方”似乎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要是这个样子，那还不如把他调到南方来帮我“剿共”呢。

　　不过后面这个心思，当着萧振瀛的面，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承认的，因为那样只会把前进后退的路都给堵死。

　　老蒋首先表现出对撤宋哲元职务“甚为激愤”的态度，说要是把宋英雄都给撤了，“华北如此，形同丧失”。

　　为了把责任都推给汪精卫，他又举出中央军从北平撤出的例子，说当时他要撤，而我说不要撤，结果还是撤了。

　　那意思，撤宋的事我是不赞成的，那都是汪精卫一个人的主张。

　　萧振瀛一听，那太好了，您不赞成就行。现在中央军撤离，华北空虚，29军更不能再出意外，“委座”还是让宋哲元继续主察吧。

　　老蒋说行，我这就给汪精卫发电报。

　　有这句话，萧振瀛放心了。

　　老蒋又让人陪着他去成都附近的武侯祠逛逛，散散心。

　　武侯祠还没游到一半，老蒋的侍从副官就急急忙忙地跑来了，对萧振瀛说，不好了，“委员长”接到一个电报，正在发火呢，让你快回去。

　　（632）

宝宝寒

　　萧振瀛情知有变，赶紧三步并做两步地跑回来。

　　一向矜持有涵养的“委员长”为什么会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呢？

　　原因是他接到了一份电报，实际上是情报。发报人是政整会的殷同。

　　在电报中，殷同汇报说，日本人提出了新的条件，要求撤换宋哲元，否则事情将会扩大。

　　拿着电报，老蒋转过头来问萧振瀛：怎么办？

　　没等后者作答，他就摆了一个若有所思的pose，自言自语道：看来这些人是想把黄郛接回去啊（“此辈欲藉以迎黄郛耳”）。

　　其实在萧振瀛还没到成都的时候，老蒋已经不准备更改让29军离察南下的方案了。所谓给汪精卫发电报、让萧振瀛去逛武侯祠，那都不过是缓兵之计，等到萧振瀛一走，“殷同的电报”不就可以如期而至，应运而生了吗？

　　在光拿汪精卫一个人塞责已经不够用的情况下，老蒋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那可怜的“义兄”也拖出来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现在29军的“敌人”不光有汪精卫，还有黄郛，而他老蒋始终是同情和重视29军的“好人”。

　　 看来“黄郛党徒”有可能已经在华北暗中兴风作浪了，你快回去看看吧。

　　几个圈一转下来，连素以精明著称的萧振瀛也晕了。那我就先回去吧。

　　上当了。

　　萧振瀛要到重庆转机，正好下大雾，整整耽误了三天时间。正要登机，看到报纸登新闻了：宋哲元业已免职，29军即日将奉电南下“剿共”。

　　脑袋嗡地一声，究竟怎么回事呢。

　　萧振瀛又急又气，知道即使再去成都也已于事无补，只得返回北平。

　　宋哲元在得知自己免职的消息确凿无疑后，更是气恼异常。跟萧振瀛虽然心知肚明，但还一厢情愿地把责任推在汪黄身上不一样，他一眼就看穿老蒋不是一个“好人”。

　　堂堂察省主席，汪黄是想撤就能撤得了的吗，他们又不是军人，怎么可能对29军南下发号施令？

　　宋哲元当天就坐着专列，从张家口回天津。

　　去天津干什么，准备当寓公！

　　29军高级将领前来送行，当着众将和记者们的面，宋哲元不顾什么影响不影响，大庭光众之下，就“蒋介石”“蒋介石”地嚷开了，而且说的话极其难听：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笨蛋。

　　“抗战”云云，是为了把话说漂亮，整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以后要是再信老蒋这王八蛋，我就是一个标准的笨蛋。

　　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等人当时都在场，一时间都低下头，作声不得。

　　 萧振瀛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他负责跟老蒋联络，现在没把事情给办好，宋哲元的话就越听越不是滋味了。

　　他赶紧设法补救，一边火速修书老蒋，一边给汪黄发电，说你们也太荒谬了：日本人只不过让宋哲元道个歉，政府却“自觉自愿”地要将他的职务都撸撸掉，这样做连我们自己都要看不起自己了（“措施之荒谬，使世界侧目，国人寒心，今后中国官吏将只知有日本矣”）。

　　（633）

宝宝寒

　　汪黄的身份都要远高于萧振瀛，以他那样的位置说这样的话，几乎就是在大放厥词。但以萧振瀛当时在29军中的处境来看，此举亦属用心良苦，万不得已。

　　他必须首先把两个人的关系给撇清。

　　一个当然是他自己。

　　穷忙了这么多天，结果还是这样一种结果，大家心里难免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你是不是跟中央的那些人串通好了，合伙来算计我们？

　　因此之故，给汪黄的电报是必发的，哪怕是因此撒破脸皮，受到处罚，大家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另一个就是老蒋。

　　矛头之所以要集中指向汪黄，就是要解放老蒋，把后者的责任给卸掉。

　　接到萧振瀛的急信，老蒋这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想法的确是太一厢情愿了。

　　宋哲元虽然被免了察省主席的职，他不还是29军的头儿吗？有枪有人马，你拿他还是一点办法没有。这不，命令早已下达，29军根本连动都没动一下，一点没有要南下的迹像。更重要的是，此举还可能起到反作用，把宋哲元推到日本人那边去。

　　失策，失策。

　　老蒋几乎以相同的速度，发来一份回电，让宋哲元到成都去一趟，言下之意，是要抚慰一下他那受伤的心灵。

　　但是宋哲元并不想领这个情。

　　你羞辱我到这个份上，一声招呼就想了结吗？

　　绝对不会再“轻易前往”了，不是说过不相信你了吗，我才不会傻到“自缚手足，任由处置”呢。

　　八人会议，问大家意见如何。

　　都不作声，一言不发。

　　此时一股强烈的怨气已经笼罩在29军的上空，已受“大辱”，谁也不愿再回过头去看老蒋一眼。

　　萧振瀛见势不对，生怕29军就此会和中央决裂，连忙发言说，“委员长”怎么着也是领袖，而且一直帮我们到现在（“爱护提携吾等至今”），宋军长不去可以，但我们为“团体前途”计，还是不要把后路堵死为好。

　　于是，这边宋哲元回复老蒋：病了，去不了。那边萧振瀛却极其腕转：现在华北局势还比较乱，“稍定再往”。

　　一个职务的任免，使宋哲元的心态发生了很大转变。在对日问题上，他开始取“逆来顺受”之法。

　　在“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后，关东军专门召开幕僚会议，商讨有关交涉问题，最后决定派一个干将出马参加谈判。

　　此人就是做特务颇有一手的土肥原，由他同暂代察省主席一职的秦德纯进行交涉。

　　从这时候起，秦德纯和土肥原就成了中日在华北的一对冤家对头。后来东京大审判，秦德纯是出庭指证土肥原的主要证人，他提供的证据也成为对土肥原予以治罪的重要线索。

　　不过在“第二次张北事件”的谈判过程中，土肥原却完全占据着上风。

　　在秦德纯面前，土肥原充分展示了日本人特有的那种谈判“技巧”。

　　（634）

宝宝寒

　　先是打温情牌。

　　土肥原说，你知道吗，我祖上也是由中国大陆迁到日本去的哩。不骗你，真的，我都翻过家谱，那应该是唐朝时候吧。

　　这都一千年前的事了，谁也不知道真假，就只能看土肥原一个人在那里瞎诌胡掰。

　　要眼前的事吗，有啊。

　　土肥原又提到他有一个启蒙老师，据他说，也是中国的著名学者。

　　最后他用一句话做了总结：今天我取得的成就，都是跟我的中国老师分不开的。

　　秦德纯第一次跟日本人照面，并不知道这是他们的“技术性打法”，心里还挺感动呢，甚至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容易相处的对手”而感到庆幸。

　　孰不知烟幕弹一过，重炮马上就轰了过来，让人猝不及防。

　　刚开始日本的条件是让宋哲元本人道歉。秦德纯认为这有损失于29军的尊严，很难让人接受。

　　土肥原摇了摇头。

　　秦德纯以为对方也觉得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心中一喜。

　　未料土肥原说的却是下面这句话：

　　29军不光是军政首长要担责，自上而下，从最高长官到最小卫兵，统统要道歉，而且要受“处分”。

　　除此之外，土肥原还提出了29军从张北以南，张家口以北，包括张北、沽源在内的察东6县撤出，把这里作为“察东非武装区”的苛刻要求。

　　秦德纯绝难想到，瞬息之间，日方的要价会攀升到如此之高，而且是从刚刚还笑容可掬的那个日本人嘴里说出来的。

　　这不可能，太过分了。

　　土肥原眼神恶毒，一字一句：秦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吗？

　　他的意思非常清楚，我后面有的是比你们强得多的军队，你不过是鱼肉，我才是刀俎。

　　不服，打你。

　　秦德纯激愤不已，脱口而出：那你来打啊，29军就是剩最后一个兵，也一定拼到底。

　　这句话一说完，秦德纯气血攻心，当场口吐鲜血。

　　秦德纯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土肥原的“天价”勒索。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秦德纯始终不愿让步。土肥原用上了最后一招：明天给我答复，如果超过时间，后果自负。

　　谈判的第四天，也就是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土肥原同样惴惴不安。

　　秦德纯的态度看上去非常坚决，他预料中方即使会让步，也不可能全部答应他提出的条件。

　　不过好在自己的开价本来就很离谱，等的就是对方杀价。

　　可是土肥原错了。

　　先前玩了命也不肯退后一步的秦德纯忽然放弃了。

　　连价都没还，全部放弃了！

　　土肥原提出的条件得以全部通过，此即“秦土协定”。宋哲元去职也被列进了协定条款。不过它跟之前的所谓“何梅协定”有相似之处，即没有任何书面文字做为证明。

　　至此，29军也像中央军一样，从察东6县，也就是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的地方全部退出，国民党党部亦随之撤出察省。因此之故，史书把“第二次张北事件”又称之为“察东六郡事变”。

　　（635）

宝宝寒

　　秦德纯后来说他在签约前，请示过“上级”，但始终没有说明这个“上级”究竟是谁。

　　为了这个不战自弃的协定，秦德纯背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半年后，当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他时，他主动地提到了这件事，承认自己有错，并且解释说当时是受了何应钦处理“河北事件”的影响，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选择了放弃。

　　老蒋摆摆手：你不要再讲了，事情不能怪你，你做得已经很不错了。

　　从秦德纯的追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上级”不可能是老蒋，而汪精卫主持的南京政府在事发后就指责秦德纯是在越权，也就是说，跟此前任何一次察省交涉一样，29军基本上都能自主处理，并不完全受中央控制和约束。

　　事实上，“秦土协定”在当时就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生怕宋哲元与他在华北争权的商震甚至以此为靶子，指桑骂槐，说秦德纯暗中与日人相勾结，此举纯属汉奸行为。

　　即使29军内部也有不同看法。

　　萧振瀛在谈判之前就提出，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不能够与日本人有协定，以免授人以柄。张自忠也是这个意见，说就是被逼无奈，也不能做这么大的让步，如此一来，大家都受指责，都难受。

　　最后众人总结教训，觉得这次吃亏就吃亏在订协定上，哪怕只是口头的，以后跟日本人打交道，不得不多长一个心眼，尤其要避免直接谈判和口头承诺。

　　经过这次交涉，虽然暂时没有和日军刀兵相见的危险，但却既丧地又毁誉，萧振瀛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这时候一桩突发事件让善抓机遇的他感到29军或尚有可为。

　　就在“秦土协定”结束的第二天，北平忽然迎来了一个“惊魂之夜”。

　　午夜，一列天津始发的火车到达北平近郊丰台，从车厢里跳出一彪人马，并且很快占领了丰台车站。

　　这里面除了一些日本浪人外，大部分都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们声称自己是“正义自治军”，并说要建立一个“华北国”，实行北人治北。

　　“正义自治军”的“总司令”叫白坚武。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北洋时代做过吴佩孚的政务处长，属于吴大帅身边幕僚一类的人物。他写的《白坚武日记》，每每不乏真知灼见，为研究民国的重要史料之一。

　　但是，这个人聪明得有些过头了。当时在北方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民党执政系“南人欺负北人”，他在日本天津驻屯军的怂恿下，就利用了这种传言，乘着中央军南调，北平城防空虚的当口，竟然意图乘火打劫。

　　如果没有外寇环伺和从旁利用，这顶多也就叫做乱中起事，弄得好没准真能混个山头出来，但他忘记了这是什么时候，国家民族已快到危亡时刻，此举只能招来天谴神怒。

　　后继者不乏其人，可是无一不是撞得头破血流，最后以身败名裂而收场。

　　天下大势，可不识之周详乎。

　　（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