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白坚武对“起事”倒是筹备已久，行动计划很是到位。他们一到丰台，驻丰台站的铁甲车队第6中队队长段春泽就起身相迎，因为他们早就暗中联系好，是一伙的。

　　除了外合之外，北平城里还有“内应”，就是潘毓桂、张璧这些人。据说，白坚武在丰台一下火车，就是先用电话跟潘张联系的。

　　随后，停在丰台的2列铁甲车便转头向北平开去，并鸣炮为号（“开炮十余发”），城内外形势一时大为紧张。

　　这时候，由于黄郛和何应钦都不在任上，北平军分会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临时打理，政整会则由王克敏暂时负责。

　　鲍王二人手上不直接掌握一兵一卒，又没有黄何那样的气度，听到这样的突发事件，顿时把脸都吓白了。

　　这时候担任北平卫戍任务是东北军。

　　鲍王一商量，还是得让时任北平卫戍司令的王树常出来招架。怕打电话说不清楚，两个人赶紧往王树常家里跑。偏偏王克敏视力不好，人称“王瞎子”，黑灯瞎火看不见，加上惊慌失措，竟然一头撞到门框上去，把眼睛都碰伤了。

　　王树常见情况紧急，赶紧宣布全城戒严，同时四面调兵救驾。

　　段春泽的铁甲车眼看着已经到城门口了，可是却发现开不进来。原来在得知有人要攻城的消息后，北平公安局所属的保安队就第一个出动，把铁轨给扒掉了一段。

　　在王树常的调遣下，除驻北平的铁甲车队、保安队出城外，驻城外的东北军缪澄流师也赶来对“正义自治军”进行截击。

　　所谓“正义自治军”，不过是白坚武临时拼凑出来的一帮杂碎，也就靠着段春泽的2列铁甲车壮壮胆，一看到铁甲车没法前进，四周围又全是对方的人，立时慌了神，调头就跑。

　　最后白坚武走脱，段春泽被抓住枪毙了。

　　北平虽然保住，但鲍文樾心里却仍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因为这些东北军迟早都还是要撤走的，而且就最近的事，万一白坚武再卷图重来，或者日本人直接乘虚而入，到时候可怎么办呢。

　　就在他彷徨无计的时候，有军分会委员身份的萧振瀛主动找上门来表示：如果需要防守力量的话，我们29军愿当此任。

　　鲍文樾一听喜上眉梢。长城抗战，29军一战成名，绝对是一支劲旅，正求之而不得啊。

　　萧振瀛得到鲍文樾的点头同意后，立即打电话通知29军军部。宋哲元也感到这是一个发展的机会，便在第一时间把冯治安师派了过去。

　　随后，29军进入北平，正好填充了中央军和东北军撤走后留下的力量真空。

　　京津两地由是人心大定。

　　（637）

宝宝寒

　　29军的这一举动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本来他们以为北平没有了中国军队的驻扎，自己在华北的舞台上从此可以恣意妄为了，没有想到会生生地闯出一个硬派小生出来。

　　由于全无准备，他们一时又找不出什么借口阻止29军，不让后者进华北，于是“华北工作”只能“吱”地一声来了个急刹车。

　　从日本军部当时的心态上来看，除了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外，并不完全排斥地方军队占据华北，关键就看这个地方军头能不能被他们所控制和利用，以帮助其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对宋哲元，日本参谋本部的评价是：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这人是老西北军的，应该属于反蒋系统，不过，他在长城抗战以及主政察哈尔时期的态度又表明，他实际上并不完全顺从于我，因此可能同时是一个反日人物。

　　反蒋，自然是好的。可是他也反日，那可怎么办呢？

　　结论是不要紧。

　　因为我们日本太强大了，以后还会越来越强，宋某在反蒋方面一定会感到“寂寞”的，这时候他要想称雄一方的话，就不得不投靠我们了（“将来不得不和日满提携”）。

　　“第二次张北事件”的谈判不就是一个明证吗？可见，宋哲元是完全可以“改造”过来的。

　　正是鉴于这一认识，日本人对29军“贸然”进入北平的行动基本上是听之任之，没有做出什么明显的威胁动作。

　　29军这回名利双收，算是立了一功。

　　不过宋哲元本人很清楚，军队尤其是地方军队的动向，老蒋是最在意的。他虽然人在西南，你可不能当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宋哲元既然据有了北平，自然也希望老蒋能给个正式的“说法”。

　　听到29军进入北平的消息，老蒋既喜且忧。

　　此前他的义兄黄郛已向他建议：对日政策必须改变，打仗看来是真的避免不了了，我们内部要加快作战准备。

　　黄郛在对日思路上一贯是沉得住气的，他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如此激烈，显然与日本变本加厉，接连在北方挑起事端有关。

　　日人梨本佑平，出身于新闻记者，这个人的思想倾向是偏左翼的，也就是说有时是肯帮着我们讲讲话的。他说当年黄郛曾经当着他的面流过泪——

　　你知道你们的酒井隆和高桥坦是多么野蛮吗，他们拿着刀对准我们的何应钦将军，让后者答应他们的苛刻条件。

　　中国将军也重体面，要礼仪，宁受其辱？！

　　黄郛的话，再次震憾了老蒋。

　　备战这个事，其实老蒋早就在做了，可以从2年前的长城抗战算起。

　　 “一二八”淞沪会战后虽然已有所准备，但当时接近平局的结果，还是使人产生了一个错觉，误以为双方的战力应在伯仲之间，即使日军战力比我们强，也强得有限。直到长城这里一开打，才知道不得了，三十万打五万，六比一，还被人家打得一个劲地往后退，两国实力之悬殊简直超乎想像。

　　再不好好准备，别说“雪此奇耻”了，再蒙上几个“耻”都几乎是一定的。

　　因此长城抗战结束后不久，老蒋就在南京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以日本为假想敌，把修筑国防工事和训练部队摆在了首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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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寒

　　可老蒋那时候的重点还在“安内”上面，这活交给谁干呢？

　　人还是有的，一南一北，北边是最听话的刘峙，负责构筑黄河北岸防线，南边则是和他的义兄一样任劳任怨的“老劳模”朱培德，时任军委会参谋总长，后者负责构筑宁沪杭防线。

　　朱培德原属滇军系统，不算老蒋的嫡系，但他却是老蒋一生之中最信得过的人之一。老蒋曾按照自己的标准把周围的谋臣将相分了个档次，有的品德好，所谓“贤”，比如张静江，有的才气高，是为“才”，比如杨永泰。然而，能在德才兼备中位居首位的，却是朱培德。这个评价是连老蒋的义兄黄郛、军师杨永泰都及不上的，可知朱培德在老蒋心目中的地位。

　　朱在军中的职位和作用，实际还在何应钦之上，但却少有人知，原因就在于他除了修国防工事外，还一直默默承担着老蒋给他的另一个秘密任务——整军备战，想不低调都不行，所以“世不见其赫赫之功”。

　　黄郛在华北坚持了2年，朱培德就在后面整整忙了2年，但直至中央军撤出北平，这活还刚刚理出个头绪来。

　　老蒋很着急，他希望有人能再帮他在华北顶上一把，但同时他也深知，即使这时候黄郛能拖着病体再次北上，在无军事实力支撑的情况下，也定然是于事无补，因为日本人早已不认这个了。

　　万能的上帝，请给我启示，谁才是救星。

　　祷告完之后，他打开“上先生”发来的电子邮件，上面写着：29军！

　　老蒋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宋哲元一直声称“拟长期休养”，不肯亲自来见，这个态度难道是偶然的吗？

　　只要细细一想，就知道其中大有意味。如果看不出这一点，老蒋这么多年的内战就算是白打了。

　　现在名为拱卫北平，最后却可能造成“南蒋北宋”，与中央并肩而立的局面。

　　显然，让29军掌控华北，并不是老蒋想要得到的最佳答案。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在中央军撤离华北前后，老蒋曾让时任湖北省主席的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接洽，试图让对方确认，华北交涉也必须纳入与中央直接交涉这一轨道上来，然而事与愿违，如今华北的形势早非“河北事件”前可比，因此交涉毫无结果。

　　眼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希望宋哲元能在对日问题上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老蒋非常希望知道宋哲元的真实想法，也恨不得剖开肚子，让宋哲元知道一下自己的“真情实意”。

　　必须有人牵线搭桥。

　　可是上回演戏演砸了，差点把个萧振瀛也赔了进去，乃至于对方都不怎么好再来见他了。如今再依靠谁呢。

　　刚刚在“秦土协定”后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的秦德纯。

　　（639）

宝宝寒

　　于是老蒋就借着让秦德纯来庐山进行汇报的机会，跟秦德纯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

　　毫无疑问，谈话不可能回避秦德纯的过失。

　　但是如前所述，老蒋并没有责怪他，而是把责任都揽在了“中央”身上。不仅如此，他对29军主动进入北平，支撑华北危局还大加称赞。

　　在这次谈话中，老蒋告诉秦德纯一个“心中的秘密”：日本人现在的目标就是华北，打是肯定要打，只是我们没准备好，一时还打不了。我现在把令牌交给你们军长宋哲元，让他在华北帮我“维持”，而且“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

　　老蒋最后叮嘱秦德纯，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一个宋哲元知，绝不能向其他局外人泄漏（“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按照老蒋的用意，他是想通过这种“推诚相见”的态度和办法，来感召秦德纯，使之影响和改变宋的态度。但从后来事态的进展来看，这个目的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原因就在于秦德纯不像萧振瀛，他缺乏后者所具备的那种魄力和担当，大部分时间都畏首畏尾，看“主公”的脸色行事，如此怎能成就大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8月28日，老蒋在重新回京主政后，正式发布命令：宋哲元接替王树常为平津卫戍司令。

　　换一种说法就是，东北军在华北的势力从此真正扫地以尽，代之而起的是29军，且得到了中央的正名。

　　王树常事前一无所知，事后当然很不高兴，但大家争权夺利，靠的还是实力说话，因此他纵使不满，也自知已无回天之力，只得随东北军一道撤出平津。

　　在华北诸侯前四强（山西阎锡山、北平宋哲元、山东韩复榘、保定商震）中，此时的宋哲元在实力上已足以与阎锡山比肩了。

　　“华北工作”的第二任负责人多田骏到任后，认为他要重点搞定的就是以上这四个人。

　　不是吗，宋阎韩商，都是纯实力派，有人有枪有地盘，虽然分开来还没有能跟中央单挑的实力，但合一块却并不缺乏与之对峙的资本。

　　于是多田骏就对他们喊：小朋友们，如果现在让你们“与满洲紧紧握手”，在华北建立一个“不仰承南京中央政府鼻息的新中立政权”，大家说好不好？

　　你们放心，不要怕“和蒋介石有磨擦”，我们日本一定会予以“充分支持”的。

　　“小朋友们”鼓掌欢呼，都说好，而且表情绝对真挚。他们同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绝不排日，不仅不排日，还很友好哩，甚至对于“满洲国”这个小弟弟都可以顺手帮上一把。

　　四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拍了胸脯：对建“新政权”这件事，只要他们另外三个人赞成，我绝无二话，一定“充分合作”。

　　多田骏简直要乐晕了。“华北工作”很好搞嘛，有什么难度？

　　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四诸侯”答应得很好，但实际没有一个人行动。

　　（640）

宝宝寒

一圈转下来，多田骏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等于是做无用功。

    这四个人都可以算是民国名利场上百炼成精的老狐狸了，虽说打仗不一定打得过日本人，但论忽悠的本事，多田骏没准还得朝他们磕头认师父呢。

　　反正一句话，我不得罪你，咱客客气气，你好我好大家好，至于什么“新政权”，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敢第一个上去碰这个高压线的。

　　秘密拉拢不行，多田骏就开始公开喊话。

　　他自己弄了本小册子，题名为：对华之基本观念。

　　在这本小册子里，多田骏堂而皇之地打出了建立“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体”的旗号。

　　如果是自己在家编书那肯定是没意思的，多田骏选择了把它放到“网上”——请平津的日本新闻记者吃饭，一边吃，一边发小册子。

　　这次几乎就是倚着他家大门口，扯开喉咙朝大街上喊了：“华北五省”，你们快自治吧，“华北人民”，你们快“自救”吧。

　　多田骏认为，他这招很高明：“巨头们”不敢出来搞“新政权”，恐怕还是怕我们日本不出手相助吧，那我现在把事情说得这么明白，你们总不该再犹豫了。

　　没有想到他这一手弄巧成拙，目标实在太过明显，引起了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响，驻日大使蒋作宾立即提出交涉。

　　这一下日本军部和外务省措手不及，只好把责任都推到多田骏身上，说这本册子都是他一个人弄出来玩玩的小玩艺，纯属自娱自乐，完全当不得真（“个人所交付参考之小印刷物”）。

　　多田骏哑了火，把另外一个日本人乐坏了。此人就是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

　　天津驻屯军看来还是不行，看我的吧。

　　一向抱着得过且过心理的南次郎这次之所以如此积极，是因为他手下的那个土肥原现在很给他争气，“内蒙工作”干得那叫一个漂亮。

　　南次郎要把土肥原派到华北来。多田骏却不甘心让关东军抢功——不需要你们关东军派人来，天津驻屯军自己就能够搞定。

　　南次郎暗笑，都已经输一局了，嘴巴却还犟着，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他回答多田骏：我派人是有理由的。

　　你那个建立“新政权”的想法很好，不过里面应该有我们关东军的要求才完整嘛，另外我把土肥原派过来，也是帮你，是为了“密切两军的联系”。

　　这土肥原，你千万别以为是送给你的啊，我才不舍得呢，那是借的！

　　不管多田骏多么不情愿，土肥原还是以“协助多田”的名义到了天津。他一来，“华北工作”的负责人自然易手。

　　与多田骏相比，土肥原毫无疑问是日本特务里面的高手。

　　他听多田骏一讲，就知道这哥们其实一直在辛辛苦苦地做着无用功，如此推进“华北工作”注定是要失败的。

　　但究竟怎样推进，一时之间，他自己也没有多少胜算。毕竟倒在这条道上的人太多了，从“老伙计”板垣到多田骏，莫不如此。

　　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土肥原顺着多田骏的那条线索，发散了一下思维：四个人会推托，那么两个两个怎么样呢，而且我要让他们当着对方的面说。

　　（641）

宝宝寒

　　他首先把宋哲元和商震弄到一起，希望他们能携起手来“建设新政权”。

　　你们一个属老西北军系统，一个属原晋绥军系列，中原大战时不就联合起来跟中央对着干了吗，现在为什么不能重续旧梦呢？

　　宋哲元和商震两个人，你望望我，我瞧瞧你，除了干笑还是干笑，然后就争先恐后地开始“挤兑”对方了：这事干得过，你先来，然后我再上。

　　这二位就跟在讲中国传统相声一样，胡扯了半天，土肥原愣是一句想听的话也没能听到。

　　既然老西北军的没法跟原晋绥军的“合作”到一块，那把鲁军的拖过来试试怎么样呢？要知道他们以前可都是属老西北军的，“隔阂”应该少一些吧。

　　于是，土肥原又把宋哲元和韩复榘拉到一块，谈的内容一样，而结果竟也惊人的相似：不管你使什么法子，始终没有人肯第一个往笼子里钻。

　　经历过失败之后，对吾国风土人情并不生疏的土肥原忽然恍然大悟：中国人要做什么事，最喜欢“随大流”，所以“合作”这事一定要先弄一个人在前面，再让别人照着做，而且不能公开拉拢，必须私下密谋，“单个交流”。

　　由此，他决定通过抽丝剥茧的办法来打开“华北工作”的僵局。

　　具体办法是，先在宋阎韩商之外树一个典型，以这个人为“华北工作”建立基地，然后再在宋阎韩商里选一个人，把他与“典型”结合起来，最后一步才是把另外三个人包括进去。

　　土肥原找的这个“典型”，名叫殷汝耕。

　　如假包换的纯正汉奸出场了。

　　殷汝耕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老婆是日本人，家里生活也全部日化，他本人也属于典型的“哈日”一族，就是觉得日本什么都好，什么都能，哪怕自己趴下身子给人家做奴才也不觉得屈才的那种。

　　这厮还有个理论，称得上是标准的汉奸理论。

　　他说，日本不过是一个岛国，你看看，这才多长时间，就成了“世界上一等强国”，而我们中国呢，说是说泱泱大国，革命也革了几十年，结果还是一团糟，有什么用啊。

　　所以，我们自己干是不行的，得让老外领着咱们干，而与其让英美这些白人老外领着干，又不如让“同文同种”的日本老外领着干。

　　干脆，让昭和天皇到北京来登基吧，这样我们不用奋斗，就直接进入了一等强国，难道不好吗。

　　什么，你说这是亡国论，以前蒙古人进北京，满人入关，可不都是这样的吗？（“史有前例，我岂谰言”）

　　当然了，殷某人在真正发迹之前，并不敢公开放出如此不要脸的谬论，只是喝酒的时候私下吹吹牛皮而已。

　　“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他在上海市政府做参事，因为日语不错，又熟悉日方情况，曾参加过战后谈判。可是仗打完了，相识的唐有壬升了外交部次长，他却还是原地踏步走——仍然是个“没什么事可参”的参事。

　　殷汝耕认为他有功未得赏，是国家对他不起，因此大怒，终于喊出了那句早就积压在心底的汉奸口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642）

宝宝寒

　　这位对做奴才情有独钟的兄弟，个人品德自然是谈不上。他在沪期间也是吃喝嫖赌，整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时间长了，欠了别人一屁股债。

　　他要躲债，便让唐有壬举荐他到北平政整会去做事。据说黄郛并不喜欢殷汝耕，但一者当时对日谈判的干员缺乏，二者对方又是出自外交部次长的力荐，便让他来政整会做了个参议。

　　殷汝耕虽然品德极其恶劣，不过能力多少还是有点的，公平地说，他在对日谈判中也确实出过些力，因此后来被南京行政院任命为通县区行政督察专员。

　　冀东作为非武装区，除有隶属河北省政府的保安警察队负责治安外，还在通县和唐山专设了两个专员公署实施行政管理，其中通县的专员就是殷汝耕。

　　黄郛在时，殷汝耕只不过是只小泥鳅，纵算有心也蹦不出多高的浪花，等到黄郛一走，华北局面波谲云诡，这姓殷的就开始不安分了。

　　土肥原是吃什么饭的，他一眼就看出，殷汝耕是个“真正的亲日派”，说服他下水不成问题。

　　果然，土肥原一上门，没用多大力气，后者立马就“归顺了皇军”。

　　 “收伏”殷汝耕后，土肥原信心大增，转而在宋阎韩商四人中物色人选。

　　看来看去，他看上了宋哲元。

　　宋哲元之所以能够“荣幸入选”，是因为他其时掌控北平，此地为华北重镇，又直接毗邻“满洲国”，相对于华北其它地方更有“价值”。

　　土肥原还有一个用意，也可以说是个幻梦，那就是一旦宋哲元也下了水，就可以与冀东的殷汝耕联成一道，到时建立一个新的“华北国”。对“华北工作”而言，此举“最为理想”。

　　说干就干，兴致勃勃的土肥原当即给关东军司令部报了一份“务期必成”的工作计划。在计划中，他说一定要把“宋哲元工作”搞出了个头绪来。

　　时间：最迟在11月中旬。

　　可是“宋哲元工作”的难度却大大超出了土肥原的想像。

　　土肥原写工作计划的时候是9月份，他在北平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即由宋哲元脱离南京实行“自治”。

　　声明在先，一旦“自治”，少不得由日本进行“援助”。

　　宋哲元说好，非常好。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下文。

　　土肥原知道对方又在重复跟多田玩过的那套“八面玲珑的手腕”了。

　　觉得“自治”难度高，整个盘子拿不下来，那我就一刀一刀往细里切。

　　10月份。土肥原转赴天津，一连抡过来三刀。

　　第一刀要在政治上切块：凡是南京方面任命的官员，你们要一慨让他们滚蛋。

　　第二刀要在军事上开口：我们日本在华北驻兵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

　　第三刀要在经济上试刃：我们帮你筑路开矿，你们要修改天津海关税则，便宜我们，打击英美。

　　宋哲元知道这三刀的厉害，他让秦德纯替他作答。

　　秦德纯吃过土肥原的亏，对这个日本土匪深恶痛绝。他把土肥原的三刀接住，然后又掷了回去——

　　经济上的那些嘛，可以讨论，不过我们是地方政府，无法自专，必须“呈中央核示”，打个报告让领导批准。

　　政治军事就不一样了，事情太大，关系到国家主权，那是连谈都不要谈了。

　　土肥原一听，经济可以讨论，那就有门啊。先从这里找个泉眼。

　　（643）

宝宝寒

　　他便开始拿“经济合作”来缠宋哲元。

　　29军高层从“秦土协定”中得到了教训，哪里肯直接应招。见秦德纯一时应付不了，宋哲元就把最擅长此道的萧振瀛推了出来。

　　对着土肥原，萧振瀛直截了当地揭了“经济合作”的真面目：什么合作，你那明明是侵略嘛，怎么可以办呢？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讲话这么“坦率”，等于见面还没问好，就先扒了他的裤子，脸腾地就红了。

　　敢“侮辱”我，找死。

　　土肥原马上拔出枪对准了萧振瀛，想吓吓对方。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文士”模样的萧振瀛竟然也立即拔出枪，丝毫不差地对准了他的脑袋。

　　萧振瀛表现得比土肥原的气势还要盛，火还要大：想单挑吗，到外面去练，今天不干死你，我就不活了（“汝欲决斗耶，可出室外决，不死不休”）。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会来真的，连你死我活的一套都拿了出来，连忙乖乖地把枪收了起来，同时又换上了一副笑脸：开个玩笑嘛，不要紧张。

　　再看萧振瀛，脸上也立刻堆满了笑：家伙，我也是跟你开玩笑呢，难道咱们不是好朋友吗？！

　　接下来的日子里，萧振瀛真的跟土肥原做起了“哥们”，跟他称兄道弟，亲热的不行，甚至还把有自己题款的字画送给土肥原作纪念。

　　但“友情”归“友情”，到了谈判桌上，一说到实质性的东西，萧振瀛马上就会变脸，没有一点客气的。

　　土肥原这个老特务也不禁发出感慨：萧振瀛真是“胆大如斗”。

　　跟萧振瀛这样的人打交道，土肥原的确没有什么脾气。因为对方就跟个弹簧一样，要紧可以紧，要松可以松，既风雨不透，又让你发不得火，找不到空子。

　　连着两个月，土肥原都未能在宋哲元身上打开缺口，他的“华北工作”也因此无法向前推进半步，一时间大为懊恼。

　　就像开展竞赛一样，对“宋阎韩商”，日本人一直在拼着命拉，老蒋这边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如果套用战国策，土肥原用的是连横，而老蒋就只剩下了合纵一条路可走。

　　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在日人的挑唆利诱之下，“宋阎韩商”会倚“暴秦”（现在是暴日）之力，联合起来对抗中央，甚至形成当年中原大战时的局面。

　　那样做的结果，闭着眼睛就能想到：大家一齐完蛋，而日人则坐收渔翁之利。

　　中原大战时起头的是谁？

　　自然是阎老西。

　　要是他再来起这个头，那就不得了。

　　因此老蒋在“宋阎韩商”这一板块上首选的敲击点，与土肥原不同，他没有直击宋哲元，而是找了阎锡山。

　　（644）

宝宝寒

　　就在土肥原甩他那“要你命三刀”的时候，名义上是要到南京去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蒋介石，却绕了一个大弯，跑太原去了。

　　到太原自然是为了要见“伯川大哥”。

　　在中原大战前的“削藩策”中，老蒋的首席军师杨永泰曾告诉他，要对付阎老西，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打政治战，也就是给以政治地位，用封官许愿来笼络住对方。

　　老蒋这次仍然沿用这种办法，亲口向老阎承诺：如果你能把大伙都撮合到一块，不是带着头反我，而是带着头拥护中央的话，我就让你在北方做大哥，把华北的外交和财政权都交给你。

　　老阎是个乖巧人，岂有不笑纳之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老蒋昔日的死对头——老阎和老冯都应邀出席了会议，不仅自己来了，他们还联名发电报给两广的陈济棠和李宗仁，让对方也来南京。

　　阎锡山此举无疑让老蒋大受鼓舞。

　　能够表现得如此“态度光明，意志坚定”，那就说明老阎再不会搅到“华北自治”那个是非圈里去了（“可断定其决不为日方威胁利诱所能屈也”）。

　　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内却出了一件令老蒋始料不及的大事。

　　按照规矩，全会开幕式结束后，有一个中央委员合影的环节。一干人等包括汪精卫在内，都已摆好了pose，就等一个人来，可是在千呼万唤之后，那个最重要的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此人当然就是老蒋。

　　对没有参加合影，老蒋自己给出的一个解释，是因为他在门口见到了一个日本人，其人鬼头鬼脑，似乎就是候着他来的，这使他一下子起了疑心，便不肯再去拍照留念了。

　　另一个解释，是说会场秩序混乱让他没了“与众同乐”的雅兴。

　　老蒋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由于大家都不遵守纪律，交头接耳，以致会场秩序一团糟，他为此很生气（“场所情形纷乱，心更痛戚”）。

　　国家都这个样子了，你们还这么自由随便，让老外看见了成何体统，难怪日本人要一个劲地欺侮我们了（“启敌国之轻侮攻伐，增友邦之卑视”）。

　　其实国民党就那个样，从它创立开始，一贯如此，属于有名的自由散漫的党，并非今天才开始“乱”，同时老蒋自己也看得过于认真了一点，毕竟与会代表都来自天南地北，平时难得见上一面，聊个家常，客套两句，似乎也谈不上多么“有辱国体”。

　　再说那个老蒋偶遇的日本人，从事后来看，亦不过是个想找老蒋掏点料的新闻记者而已，鬼头鬼脑云云，纯属老蒋一个人的臆想。

　　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老蒋此时眼中的“纷乱”倒可能更多地出自于他内心的“纷乱”——还在烦华北那些事呢，这也导致他看到日本人就产生出本能的不安。

　　有了这两条原因，老蒋遂不顾大家的情绪，宣布“罢影”了。所谓无组织无纪律，那也就是说说别人的，轮到他自己则另当别论。

　　不过这却救了他一命。

　　（645）

宝宝寒

　　摄影结束后，一个让人惊心动魄，为之胆寒的场面出现了。

　　有人突然跃出，朝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

　　会场立时大乱，平时惯能吹牛皮的“党国要员们”个个脸如死灰，抱头鼠蹿。

　　张静江因为腿脚不便，是坐在椅子上拍照的，当时就随椅子朝后翻了过去，倒在地上，恍若死状。孔祥熙倒是跑得贼快，三两下就奔出门，然后一头钻到汽车底下去了。事后他要钻出来，却由于长得太胖，怎么也出不去，只好喊其他人拖，拉来扯去，把身上的袖子都撒破了。

　　你还别说这几位狼狈，他们毕竟是力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当时的实际情形是，人几乎都跑光了，连警察也一个不剩。

　　幸好剌客的枪里只有三颗子弹，又幸好现场还有两个勇敢的人。

　　与会代表张继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并不像个很有胆略的人，但危急时刻是他留下来，并从背后将剌客紧紧抱住。

　　紧随其后的是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这时候已经回国了。他是军人出身，也曾经练过武，而且再次回国后，由于戒除了毒瘾，身体也得到了恢复，再次见到他的人，都说少帅比以前胖了，身子骨也硬郎了（“健肥于昔，判若两人”）。

　　就在张继快支持不住的时候，他跑上去一个扫膛腿，就把剌客给扫倒在地。

　　汪精卫的侍卫长尚在现场，此时才清醒过来，立即掏枪对剌客连发数弹。

　　说时迟，那时快，这都是几秒钟之间发生的事。等到老蒋闻讯赶到现场时，汪精卫已经倒在地上，血流满面。

　　老汪虽身受重伤，脑子却还清醒得很，他肯定想过谁会对他下此毒手。

　　谁呢？

　　非老蒋莫属。

　　早不来，晚不来，现在人倒了，你来了。

　　看到老蒋，老汪只挣得一句：“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接下来就开始喘一口，歇一阵地问老蒋：我都到这种地步了，自分必死无疑，你看咱两人还能拿着旧船票，登上同一条破船吗（“能否恢复，能否谅解昔时误会为言”）？

　　这分明是在往死里逼老蒋啊。

　　老蒋那么稳重矜持的一个人，也被逼哭了，陪着老汪流眼泪（“心滋悲戚，对泣无语”）。

　　老汪哭，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委屈。

　　以我在国民党内这样高的地位和身份，对内，事事听命于你，你说东，我不敢往西，你道左，我不敢至右，对外，替你应付日本人，骂名由我一手包揽，可以说，对内对外全都不曾亏欠你。可就这样，你还是放不过我，嫌我碍你路，竟然用子弹给我送来了最后的消息。

　　老蒋哭，当然是因为觉得自己实在太冤枉。

　　怎么就那么巧呢，我正好不在，正好你就倒了。我说我跟这事没牵连，愣没一个人相信，现在你还说这样的话，摆明了就是要赖我身上了。这真真叫人百口莫辨啊。

　　老蒋现在甚至情愿子弹打在自己身上，那样心情还会好受一些（“此次之弹如穿入于我心身，则我心安乐必比甚何等事快也”）。

　　等到医生把汪精卫送走，老蒋的恶梦却还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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