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在剌客开枪的时候，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就站在一旁，亲身目睹丈夫惨状，大受剌激。

　　陈璧君素有“母老虎”之称，大庭光众之下，就直接冲进老蒋的办公室，说你不要我们家老汪干，可以说嘛，我们不干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下此毒手，除掉他呢？

　　老蒋被汪氏夫妇这么一哭一闹，真是连死的心都有了。

　　好不容易把陈璧君给弄走，老蒋立即把CC系的陈立夫叫来，限期7天破案。

　　陈立夫当然不能自己破案，他靠的是徐恩曾。这个徐恩曾就是后来中统的实际负责人，当时的名气比戴笠要大得多，“四一二”后的国共特工大战，这位仁兄堪称我党的最强有力对手，顾顺章就是被他抓住并变节的。

　　 由于被擒剌客孙凤海（化名孙凤鸣）临死都不肯交待内情，此案一度成了桩无头案，但最后仍被徐恩曾的手下干将王思诚发现了蛛丝马迹。

　　在限期只剩2天时，徐恩曾和戴笠同时动手收网，将主要涉案人员大部拘捕，这才使剌汪案大白于天下。

　　原来剌客不是一个，而是五个，他们最初要剌的目标也并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

　　牵头的叫华克之，以下包括孙凤海等一干好汉，都没有什么固定职业，属于典型的社会底层人士。他们彼此一见倾心，租了座阁楼，打上地铺，天天蹲在铺上声讨当局的不抵抗行为。讲到激愤处，每每涕泗横流，不能自已。

　　最后几个人得出结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这是春秋时的一个典故。庆父者，鲁国权臣也，把个鲁国搞得一团糟，连旁边的齐国人都知道了，说要是庆父这家伙不完蛋，那鲁国的灾难就没完没了。

　　显然，蒋介石就是那个“庆父”。

　　这个结论，福建事变后避居香港的李济深和陈铭枢完全赞成。

　　于是，华克之等人出力，李陈出钱，一个暗杀行动便成形了，名谓：博浪行动。

　　华克之等人想像着，要依靠一名大力士，躲在黄河边的博浪沙，然后扔一只60斤的大铁锤过去，把现代的“秦始皇”给撂倒。

　　大力士是现成的，就是孙凤海本人，他在19路军当过排长，枪法精熟。

　　与力士不同的是，孙凤海用的武器不是铁锤，而是一支左轮手枪。

　　整个行动安排极为周密：先在南京像模像样地搞一个通讯社，然而找机会混入新闻记者中进行谋剌。

　　孙凤海先前曾两次跟踪到老蒋，不料后者的警惕性也真的跟当年的赢政没有两样，就是让他找不到一点下手的机会。

　　到这次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前，李陈给的钱已经快用完了，对博浪行动而言，也就只能破釜沉舟，做最后一搏了。

　　（647）

宝宝寒

　　本来要干掉的还是老蒋，偏偏老蒋没现身，剌蒋不成，孙凤海便只好转而剌汪。

　　反正都是“卖国贼”，剌蒋剌汪应该效果差不离。

　　孙凤海者，恍若当年战国的名剌客荆珂穿越到了民国。

　　从受命出击那一刻起，他根本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事后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只鸦片烟泡，是其准备自杀用的。

　　张学良是现场目击证人，连他都说，孙凤海绝对“够一个刺客”的标准。三枪连放，沉着镇静，不稍犹疑。若不是事前选取的子弹弹头有问题（个头和力量都太小），汪精卫流血五步，身死当场没有任何问题。饶是如此，这一枪伤仍然成了对方若干多年后毙命的主因。

　　若干多年后，汪氏早已成了吾国头号大汉奸，多少仁人志士赴汤蹈火欲取其性命而不得，最后歪打正着，还是由孙英雄留下的枪伤解决了问题，可谓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孙凤海因伤被抓后，尚存一气，然而始终不愿吐露真情。

　　不管审讯人员问他什么问题，皆不答。

　　当问到是谁主使他来剌杀时，只回以一句：我之所以要来刺杀，凭依的只是我自己的良心! 因为我不想亡国。

　　最后让医生来套他的话，说你就要死了，总要有人给你收尸，让你家里人来吧？

　　——我家里没有人。

　　那你老婆呢？

　　——我干这个还要老婆吗？！

　　当的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在剌汪案没取得进展之前，老蒋犹如生活在地狱中一般，不管他如何解释，大家仍然用防贼一样的眼光看着他，就怕他一不爽，照样子派一个剌客把自己给干掉。

　　那些日子，陈璧君也不给老蒋安生日子过，屡屡上门吵闹着要老蒋把凶手和“黑后台”给交出来。

　　外面是日人压，内部是“党人”逼，使老蒋一下子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痛苦的人（“何党国不幸，而使余犹当此任也”）。

　　到他宣布限期破案的第6天，忽然传来消息，破案了！

　　老蒋一时之间竟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信疑参半”）。

　　不可能吧，我是不是在做梦。

　　第7天，更确切的细节一一报来，证明：不是做梦。

　　老蒋捂着胸口坐了下来。

　　他终于解放了。

　　剌客原来要暗杀的不是汪精卫，而是他老蒋，可是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暗杀成功，这不是老天帮忙又是什么。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否极泰来的老蒋很快迎来了“后福”：一个月后召开的国民党五大，基本成了蒋系人马的天下，汪派纷纷靠边站。

　　恢复名誉的老蒋又重建了信心。

　　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他的“上帝”早已设计好的桥段，为的就是要试一下自己能不能挑得起眼前和未来的重担（“是天父之试余信念究为何如乎？”）。

　　他相信，以前剌客要剌杀自己，却不能成功，都是因为看到了他的“神采奕奕”——见到真命天子了，所以“不忍下手，而反生敬畏”。

　　你要是不认真学习一下老蒋的日记，都不知道这位老兄曾经自恋到什么程度。

　　当然，这也是他给自个鼓劲，或者说施以心理暗示的一个不二法门。

　　国内这么多反对派，我都应付厥如，小日本究竟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倭寇其如余何也”）？

　　他卷起袖子，再入角斗场。

　　（648）

宝宝寒

　　民国二十四日（1935年）11月6日，老蒋主动给处于土肥原威逼利诱之下的宋哲元送去一个利好消息：将秦德纯调至北平任市长，留下的察省主席一职，由萧振瀛接任。

　　至此，北平的军政大权，不管是在名义还是事实上，都统统归了29军。

　　尽管如此，老蒋仍不放心。他派参谋部次长熊斌坐飞机直飞华北。

　　熊斌一个个找谈话，从宋哲元，到韩复榘，再到商震，西瓜芝麻一箩筐，连控制青岛的“小巨头”沈鸿烈都没放过。

　　谈话的内容就是一个，介绍蒋阎见面的经过。

　　老阎肯定不会随日本人，而且他对华北很关心（“对华北全局自甚关切”），那意思就是准备推老阎为华北之首，让大家向他看齐。

　　老蒋又通过熊斌，授华北诸将以对日之策。

　　其一，要团结。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日本人就是再坏，也难以钻到空子（“华北各主官团结坚忍，则彼即无所用其技矣”）。

　　其二，不要怕。只要我手里有权，就决不会放弃华北，会做你们的坚强后盾（“在中央一日，必对华北负其全责，决不使华北各同志独任其难”）。

　　前有老阎做榜样，拉，后有老蒋鼓着劲，推。宋韩商的态度立即起了明显变化。

　　就在熊斌找宋哲元谈话的第二天，北平发生了宣介溪被捕事件。

　　宣介溪是国民党派驻29军的政训处长，而所谓政训处，又是蓝衣社进入华北时的发明。一开始，地方大佬们对这些“政工人员”都保持着一定的敌意和距离，深怕他们是老蒋派来对自己部队进行瓦解或渗透的。29军高层起初也是这么一个认识，宣介溪到职都快一个月了，连宋哲元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宣介溪想想这不是个办法，就给宋哲元写了封信，说你无论如何跟我见一次面，如果你听完我的话，还是觉得我有威胁，那我就自己打道回府。

　　宋哲元收到信后，便带上秦德纯和赵登禹，跟宣介溪一块谈。

　　宣介溪说，我真不是来搞什么小动作的，我准备着手做的工作，就是根据“委员长”的要求，来帮助29军“维持”局面，抵御日本人。

　　能做什么，绝不能做什么，我是完全分得清楚的。

　　宋哲元也是一个爽快人，见对方直抒胸臆，对其没有威胁，随即转忧为喜，拉着宣介溪的手要请他吃饭，并同意政训处人员派驻29军各师各团。

　　这些“政工人员”在29军中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和宣介溪说的那样，在部队中宣讲统一抗战的道理。如此一来，自然令日本人大为恼火。

　　日军宪兵队忽然动手，把宣介溪绑架了起来。

　　把你们蓝衣社的秘密，还有留在华北的中央工作人员名单，你们的任务，都交待出来。

　　不说，那就到宪兵队的牢房里去尝尝苦头。

　　台前动手的是日本宪兵，台后操纵的却是土肥原。

　　他这一手就叫做一石二鸟：一方面把中央在华北的残余力量剔剔干净，另一方面，试探一下宋哲元的态度。

　　（649）

宝宝寒

　　按照土肥原最初的设想，地方派系对中央的渗透一般都是排斥和反感的，宋哲元当然也不例外，对宣介溪被捕事件只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他想错了。

　　宋哲元得知消息后，马上就发了火，把桌子拍得嘭嘭响，说让日本宪兵队限时放人。

　　不放？

　　那我自己来，搜查平津特务机关。

　　如果还是找不到人怎么办？容易，以牙还牙即可。

　　把平津所有的日本人都抓起来，连日侨也不放过，我不信他们不着急不慌神。

　　发完火，宋哲元就让秦德纯去跟日方交涉，同时传令各部队做好准备：有必要的话，先在廊坊把铁路和公路都破坏掉，让天津驻屯军进不来。

　　此前对于日方提出的要求，宋哲元即使拒绝，也一般采取“婉拒”的方式，然而这次异乎异常地表现了强硬一面，令土肥原吃惊不小，只得让宪兵把宣介溪放了出来。

　　但土肥原并不只是退，他趁“白银风潮”的契机，又往前进了一步。

　　所谓“白银风潮”，跟币制改革其实是同义词。

　　中国的对日抗战，事实上是经过全面而认真的准备的。除军事备战外，不太为人所知的还有精神和经济的准备——新生活运动与币制改革。

　　对于老蒋首倡的“新生活运动”，我看到过的很多评价都对此不以为然。几年后，老蒋自己也认为“新生活运动”搞的“非常失败”，基本上什么都没弄成。

　　然而就老蒋当时的出发点，是把这一“运动”作为抗战的精神支柱来认同的。

　　老蒋本人对日本的心理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觉得日本人尤其是军人政客做事的方式特别不上路，十分讨厌，另一方面又对这个还没中国四川一省大的小国所显现出来的国民精神啧啧称赞。

　　老蒋经常给他的黄埔学生讲自己在日本当实习兵时的一段经历。

　　寒冬蜡月，天冷得受不了，但是谁也不允许呆在屋子里，到哪里去呢，到户外马棚子里去。干什么？用草给军马擦身子。马擦热了，人浑身也热了。

　　老蒋说，这就是一种精神，有这种精神，所以日本人老是打胜仗。你们没有这种精神，所以老是吃败仗。

　　训完了学生，又去训国民。

　　还是拿他的留日经历做例子：

　　兄弟在日本的时候，经常看到车上，路边，大人小孩捧一本书看。

　　什么书这么好看呢？

　　告诉你们，既不是肥皂剧也不是连环画，里面讲的都是王阳明他老人家说过的话——“致良知”！

　　老蒋终于把日本的这种精神给提炼出来了，仔细一看，却原来还是从我们家里搬过去的宝贝。

　　有“中国讲史第一人”之称的黎东方先生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王阳明，整个大明朝将跟元朝一样，在思想上处于一片空白。正是这个罕见的全能性大儒，在他个人的奋斗生涯中，发现自己身上竟然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只要把它发挥出来，施之于“行”，则修身治国平天下，皆易如反掌耳。

　　在老蒋看来，这本来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武器，咱们不用，给他们拿去当枪作炮，反过来还把我们给打败了。

　　显然，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我们也要“致良知”，这就成了老蒋发起“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基础。

　　（650）

宝宝寒

　　应该说，“新生活运动”的主旨并无多大问题，“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都是老祖宗念叨过的玩意，境界高得很。
　
  　错就错在它严重脱离了生活实际：“新生活”有95条准则，竟然连吃饭时不准说话都有规定，要全照这些标准做下去，那人人都可以当圣徒了。

　　这里面还暴露出国人的一个固有弊病，那就是形式往往重过内容。什么是真正的“礼义廉耻”，没几个人在意，大家重视的无非是表面的东西，所谓你骗我，我骗你，大家骗骗“委员长”，搞搞“形式主义”而已。

　　说要“四菜一汤”，饭店里就用大盘子盛菜，结果上来的菜，远远超过了“四菜”。

　　说不准喝酒，小二就把茶壶里的茶水倒掉，换成酒照样端上来。

　　“新生活”，哪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呢。

　　与此相比，作为经济准备的币制改革却马到成功，真正改出了成效。

　　币制改革是从“一二八”会战后开始着手进行的。中日之战结束刚刚一个月不到，身兼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随着战后沪上经济的勃兴，内地银元正在不断涌入大上海。

　　他立即和孔祥熙联手操刀，一夜之间，把银两都改成了银元。

　　这就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的“废两改元”。

　　银两，那是用了几千年的好东西，可是不方便，有大有小，有重有轻，连成色都不一样，买个东西，还得请人鉴宝一样地鉴一下。

　　这样改过之后就好了，都变成了整齐划一的银元。

　　“废两改元”是第一步，事隔两年，便有了“法币改革”。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3日，宋孔两位“民国财神爷”再度携手，宣布要把全国的银元都收归国有，做为法定准备金，另外由中央控制的银行发行钞票（即法币）作为流通。

　　法币改革不仅成功地缓解了一年前美国转嫁给中国的那场“危机”，给当时的国内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同时也为抗战提供了一个便携式印钞机。

　　到抗战全面爆发后，那么多工厂需要内迁，那么多人口需要安置，都挤在巴掌大一块地方过日子，不全要钱吗。

　　钱从何来？

　　曰：中央四大银行。

　　银行的钱又从何来？

　　曰：多印票子。

　　因此有人评价说：如果中国没有35年的那场法币改革，根本打不了37年的抗战。

　　法币改革对于日本和中国的地方诸侯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震撼。

　　日本人原以为中国的法币改革搞不成，到半途就要演砸了，没想到推进速度既快又顺利，这让他们傻了眼。

　　土肥原便代表天津驻屯军直接向宋哲元打招呼，叫他不要把银元往南面运。

　　知道吗，这是要搞经济统一，钱被中央抓到手，你们这些地方老大从此将再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以后还混个屁啊。

　　要是你不采取办法，那我们日本就要动手了（“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

　　如此一来，日本人就成功地把自己和华北地方派系的利益绑在了一架马车上。

　　（651）

宝宝寒

　　宋哲元一听有道理，他不愿轻易投日，但也决不允许自己从此被老蒋一把捏在手心里，因此断然拒绝了南京政府现银南运的要求。

　　看到宋哲元不肯交银子，韩复榘、商震紧随其后，也同样不肯把银元交出来，这让华北的法币改革犹如空中楼阁，无法落地。

　　土肥原感到，到这时候为止，“华北工作”的车轮总算开始有了要转动的迹像。

　　算算时间，离自己跟关东军司令部夸口的“11月中旬”也没几天了，如果再搞不定，牛皮就要吹破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1日，他又拿出一份新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宋哲元实行“自治”，连班子都安排好了：宋当“华北五省二市”的首领，他当总顾问。

　　跟这份方案放在一起的，是一份最后通谍。

　　土肥原对宋哲元说，你在9天之内，也就是11月20日之前，必须接受方案。

　　倘若牙缝崩出半个不字，你来看——关东军已经分头向山海关和古北口进发了，到时一定管杀不管埋。

　　土肥原在扔下这句狠话后，马上跟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联系，希望关东军能够用武力配合“华北工作”的进行。

　　南次郎随即调了一个独立混成旅团至山海关附近待命，并向参谋本部请示入关的命令。

　　在重压和利诱的双重作用之下，宋哲元的立场开始发生急剧动摇。

　　归根结底，现在的宋哲元与长城抗战初期时的宋哲元，在心态上已有了极大不同。他此时也和任何一个地方诸侯一样，成了货真价实的“藩王”。对于“藩”来说，夹在朝廷和倭夷之间求生存，自己能站住脚跟，谋到活路才是第一位的。

　　看透这一点，宋哲元的所有思想和行动就都可以理解了。

　　鬼使神差中，他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大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说，我们国家的训政已经搞得差不多，现在可以实施宪政了（“目前切要之图，殆莫急于政权之开放”）。

　　所谓训政、宪政都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面的说法。孙老爷子当初给革命画了张图，说我们要先通过打仗来平天下，这叫军政，然后以管理老百姓来安天下，称为训政，最后才是让老百姓自己来治天下，谓之宪政。

　　国民党二次北伐，把北洋政府给赶跑后，实施的就叫“训政”。这在胡适等人看来，实在糟糕透顶，他们不明白中间为什么要横插这么一杠子，国家直接进入宪政民主不是更好吗。

　　宋哲元的“宪政主张”大抵也是跟这些喜欢指点江山的文人学的。可是作为武人，他的目的却并不单纯，实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要中央“开放政权”，里面就多少隐含着为“自治”埋伏笔的意思。

　　日本人立马从里面闻出了味道。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就认为，宋哲元的这个电报，是“迈向建立华北自治政权的起点”。

　　他赶紧跑到济南去做韩复榘的“工作”，让后者依样画瓢，千万不要错过“华北自治”这趟快车。在宋哲元的“激励”下，韩复榘也跟着嚷嚷“宪政”，要南京政府“开放政权”。

　　离土肥原规定的“限期”越来越近，从中央到华北地方都很紧张，因为看样子集结在山海关的关东军只要再迈出一步，就能杀到眼前来了。

　　（652）

宝宝寒

　　11月18日，土肥原再放狠话：就差2天啦，再没什么动作，我们关东军可真要过来了。

　　知道来多少人吗？

　　5个师团到华北，6个师团到山东。

　　这哥们也真会编，那日本当时一共才17个常备师团，一下子来11个，准备都不要准备，亏他吹得出来。

　　宋哲元派萧振瀛找到土肥原，希望能够再拖上一拖。不料土肥原凶相毕露：搞什么搞，姓宋的不自治，那到时候我们自己在华北进行自治，还不信了，我有这么多部队，自治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萧振瀛回来照实一说，宋哲元大惊失色，感到日军这回可能要动真格的了。

　　长城抗战，日军只不过出动了2个半师团，就在华北克竟全功。现在一下子上来5个，是原来的2倍，仅靠29军肯定挡不住啊。

　　他赶紧向南京政府发去电报，说日本人逼得实在太急，即使20日这一天我能硬着头皮挺过去，也至多只能挺个两天而已，到时候恐怕真的不能不宣布“自治”了（“能维持暂时，不能永久”）。

　　当时外交部在北平有特派员，此人进一步向南京证实，宋哲元说的情况完全属实，“现当局陷于不得不屈服之势，华北政局变化恐能幸免”。

　　韩复榘和商震都分别接到通知，宋哲元让他们到北平去“协商”。

　　协商什么？

　　商震偷偷地告诉老蒋，此次宋氏邀他去北平，十有八九就是去谈“自治”的事（“不外促新组织之实现”）。

　　在华北四巨头中，数商震的力量和胆量最小。事情明摆着，做华北的头没他的份，不“自治”，日本人要对付他，“自治”的话，老蒋又饶不了他，也就是说，无论他做出什么选择，风险与收益都极不相称。

　　因此商震只能以生病为由来敷衍宋哲元，迟迟不肯起身，同时给老蒋打小报告，以示自己的“清白之身”。

　　华北的空气一下子上升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由土肥原带来的第一波“自治”高潮排山倒海，如骇浪卷来。

　　宋哲元“来电动摇”，韩复榘“态度可虑”，这让身处南方的老蒋感到，如果不把这股浪给打下去，宋韩已经不是能不能“维持”的问题，都快要身不由己滑入水中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9日，即宋哲元发来有关他“不得不屈服”的电报的第二天，老蒋在国民党五大上作对外关系报告时，说出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前南京政府的基本国策——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完全绝望”、“最后关头”、“牺牲”，这些词汇就等于在华北立了一块界牌，上面写着：绝不容许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这就是我的底线。

　　我要“和平”，但是如果你们硬要越过底线，那我就不会再退让了，是战是和，你们自己看着办。

　　这是对外。

　　对内，老蒋执剑在手，嗖嗖嗖连出三招，以压服华北那两个动摇不定的兄弟。

　　（653）

宝宝寒

　　第一招：威慑。

　　不是威慑日本人，而是威慑宋哲元和韩复榘。

　　在首府南京附近集中了几个中央军主力师，举行军事大演习，其中的一部分还装模作样地向陇海线火车站集结，车站也积极配合，调来好多辆军用列车，给人一看就是一副要到北方去打大仗的架势。

　　话挑明了，如果你们这两个“华北巨头”真的要投向日本人，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不管什么理由，肯定手起刀落（“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

　　第二招：敲打。

　　奉蒋之命，何应钦按难搞程度的不同，给商震、韩复榘、宋哲元三个人各分一电。

　　给商韩两人的：“华北自治”不是中央的意思，那是关东军和一帮驻华武官弄出来的，绝不允许。你们不要到北平去开那个会，不是什么好会（“切勿赴平与会”）。

　　给宋哲元的：中央对华北问题这几天就会拿出相应办法（“旬日以内，必有大体办法”），所以你能撑还是要继续撑下去，20日的“北平会议”马上取消。

　　通过商震的小报告和宋哲元的“个人表现”，老蒋此时已经心中有数，宋阎韩商，最危险的恰是以前寄希望最大的宋哲元。

　　老阎早就从“自治圈”中全身而退，但靠他已经震不住华北的其他人了。另外三个人，商震不敢参加“自治”，韩复榘不敢带头“自治”，惟有宋哲元既有胆又有野心，正好日本人给他的压力又最大，这种情况下，他是极可能把持不住的。

　　因此老蒋在何应钦之后又格外“关照”，亲自发去多份电报，要他务必沉住气，站直罗，绝不能趴下（“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

　　第三招：情报。

　　老蒋让驻日大使馆动用各种关系，想方设法弄清楚，这土肥原口气这么大，日本是不是真的要全面动武了。

　　谜底在当天晚上就揭晓了。

　　驻日使馆连夜发来密电，告诉老蒋，土肥原的那11个师团都是没影的事，因为冈田内阁和元老们不同意关东军进入关内。

　　事实是，得悉华北事态紧急后，冈田首相立即邀集外相、陆相和海相，召开了三相会议。三相讨论的结果，是对“华北工作”采取缓进态度。

　　不是“华北工作”缺乏吸引力，而是担心引起国际纠纷。

　　英美等国在法币改革前后，已与中国达成谅解，法币改革本身就有英国经济学家参与其中。土肥原在华北四处点火，引起了英美等国的极度不满，称对华北“事态演变”，会予以“密切注意”。

　　同时，南京附近中央军的动向，也让他们担心，如果把老蒋惹急了，后者会不会真的不顾一切地把部队重新开进华北。

　　最后陆相林铣十郎直接给参谋本部打了招呼，要求不要让关东军贸然进关。

　　说实话，土肥原的上司南次郎本来还是很想派兵进关，给他助阵的。南次郎甚至已向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去电报，拿“白银风潮”说事，一再强调这是推进“华北工作”，“使华北投入日军怀抱之绝无仅有之良机”。

　　现在光一个天津驻屯军已经不够了，人太少，所以最好能让关东军派兵进入“停战区域以外”。

　　（654）

宝宝寒

　　不过，作为混事有一套的老牌官僚，南次郎是绝不敢自己做主负责任的，人家可是一个“遵从圣命”的模范。

　　政府说轻易打不得，这个“圣命”来不了，南次郎也就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当然，日本人投机的心态什么时候都少不了，要是土肥原能跟“河北事件”的酒井隆那样讹到“好东西”，日本政府也乐观其成，所以在土肥原未在华北得逞之前，他们是断然不会把这一态度轻易向中方公开或透露的。

　　收到电报，老蒋长舒了一口气，一直紧崩的神经这才稍有松弛。

　　他随即给萧振瀛发去电报，让其转告宋哲元，土肥原不过是个冒牌货，日本政府并没有要打仗的意思，喊打喊杀那都是他自己编出来吓吓你们的，因此千万不能再与土肥原进行什么“自治”谈判。

　　外面，土肥原的西洋镜已经被戳穿。

　　里面，老蒋磨刀霍霍，扬言谁“自由行动”就剁了他，商韩则干脆“隐身”，怎么喊也不露面。

　　宋哲元知道，“五省二市”的“总首领”暂时当不成了。

　　还是走为上吧。

　　一溜烟跑到自己在天津的住所躲了起来。

　　11月20日，时间到。

　　土肥原坐在家里，喜滋滋地等着宋哲元给他送来好消息。

　　来的是萧振瀛，“好消息”是：我们不想“自治”了，有关谈判自今日起over。

　　不可能啊。

　　土肥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腾地一下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难道你们不怕5个师团，不，11个“皇军师团”打过来？

　　萧振瀛摇摇头：不怕。

　　土肥原身子一软，蔫了。

　　等等，听我说，如果你们不“自治”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自己宣布“自治”的哦，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地儿买去。

　　可是萧振瀛已经走了。

　　土肥原慌了神，他到处找宋哲元本人，可是哪里也找不到。

　　让他更加沮丧的事情还在后面。

　　老蒋又出手了，此谓第四招：隔山打牛。

　　此前，在汪精卫躲倒的情况下，身兼行政院长之职的老蒋已通过派“赴日经济考察团”的方式，探过广田、近卫等日本要人的口风，就问一句话：你们究竟需要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你们谈？

　　广田嘟囔着说，你们老是搞那什么“二元外交”，一个推一个，汪推蒋，蒋推汪，都不想解决问题，所以才会弄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意在推缓”）。

　　老蒋说那好，现在汪也残了，蒋只有我一个。我来跟你们谈。

　　11月20日当天，老蒋接见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这是他掀起盖头，第一次面对面地在外交上与日本政府进行碰撞。

　　有吉对中央军可能北上仍然心有余悸，一上来就要求老蒋千万不能把部队调到北方去。至于“华北自治”，那是地方上的事嘛，作为中央政府，不应该予以军事压制。

　　老蒋马上把他的话挡了回去：只要是违反国家主权的“自治运动”，我“均难容忍”。

　　接着，老蒋又虚晃一枪，声称对于“广田三原则”，他个人已经“全然同意”（注意是个人，而不是政府），但这个事情需要大家坐下来慢慢谈。

　　对老蒋来说，“广田三原则”就是一座山，他一时搬不走，却也决不愿意让这座山把自己给压住。

　　之所以要吊日本人的胃口，是因为要隔着这座“山”，打山那边的“牛”——华北问题。

　　（655）

宝宝寒

　　老蒋郑重地告诉有吉，如果华北“发生事故”，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二天，广田根据谈话内容，向土肥原发去电令，要求“华北工作”采取“轻度自治”：蒋介石在“广田三原则”上已经软了下来，说可以商量，这个敏感时候，你千万别在北平那里搞得过猛，以免把好事给搅黄了。

　　同时，他还授以机宜，让土肥原一开始不要胃口太大，别整天想着要把华北和山东都一口吞下，可以先从冀察两省开始，慢慢吃，别着急。

　　土肥原只好“避”重就“轻”，避开宋哲元和韩复榘，跑到天津找殷汝耕去了。

　　此前冀东的派驻专员，除了殷汝耕，还有一个唐山的陶尚铭，后者曾做过张学良的日文秘书。由于陶尚铭不肯附从于日本人，结果遭到日方和殷汝耕的联合排斥，只得辞职走人。他一走，冀东大权尽操于殷汝耕一人之手。

　　几天后，殷汝耕降下青天白日，重升五色旗，在华北第一个搞起了“自治”政府。

　　冀东“自治”的实现，使土肥原立刻又兴奋起来。

　　领导就是比咱聪明，说要一点点来，果然就见了成效。

　　第一波“华北自治”刚刚退潮，马上又扑上来一个小浪，土肥原做特务的本事，果非板垣辈能比。

　　老蒋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他必须拿出新的应对之策。

　　单靠宋哲元，恐怕真的“维持”不住，看来还是得像“河北事件”以前那样，再派一位大员去华北坐镇，重建中央权威。

　　派谁去呢？

　　黄郛肯定不行。他此时身体已极差，再不能帮自己的义弟“尝甘苦”了，同时他也深知，如果自己不在，政整会这样充斥着各类“日本通”的临时机构，很可能走向反面——果然，除殷汝耕之外，王克敏、李择一、殷同等人后来都排着队做了汉奸。

　　既不能为我所制，岂能为倭所用，在多田骏上任的当天，黄郛即密电老蒋，要求速下决心，结束北平政整会。

　　一个星期后，行政院发布命令，正式撤消了政整会。

　　与政整会相比，北平军分会则是另一码事，在何应钦走后，这个机构实际上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于是，老蒋也发个命令，宣告军分会寿终正寝。

　　两个机构没了，一个原先的负责人不能去，老蒋便盯住了另外一个负责人。

　　这个人自然还是何应钦。

　　可是何应钦再也不肯去北平了。

　　老蒋先是“晓以大义”，在无效之后破口大骂，甚至对何应钦说，不就是让你去北平出趟差吗，有那么可怕？你要是这么怕死，就不用再当军人了！

　　何应钦却偏偏来了犟脾气：不当就不当，打死也不去。

　　这下老蒋倒真的没了办法。他也知道何应钦不去有不去的道理。

　　咱们抛开被骂成“卖国贼”这一节不说，现在华北不光是对付日本人的问题，平地又跳出了一个宋哲元，那人占山为王的心也很重，不比日本人好打发，自己这么一个光杆司令过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啊。

　　如果说“河北事件”前后的北平，对何应钦来说是龙潭虎穴的话，现在就等于是龙潭虎穴的平方了（“事态变化，殊难逆料”）。

　　老蒋正在想办法准备再哄一下，华北忽然风云突变，第二波大浪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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