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虽然这次的“华北自治”已经缩小了范围，成了“冀察自治”，可来势比第一波还要猛，因为在后面掀浪头的，不光土肥原，还有日本政府，不光日本政府，还有——宋哲元。

　　日本政府认为老蒋出尔反尔，刚刚还说你个人同意“广田三原则”，大家要坐下来谈的，转过脸就反攻倒算，竟然要拿“我们的殷汝耕”是问了。

　　告诉你，我们认为殷汝耕做得不错，是华北与“满洲国”合作的好榜样，如果你要逮捕的话，我们日本政府决不会答应。

　　话音刚落，天津驻屯军就占领了天津车站和机场，这回看样子真有要动武的心了。

　　宋哲元的反应尤其让人瞪目结舌。

　　在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的同时，老蒋对宋哲元也做了考虑，让他当冀察绥靖主任。

　　宋哲元却两次发来电报，要把这个刚刚拿到手的官帽给辞掉。

　　土肥原在旁边看得真切，大乐。

　　这回好，第一波时的障碍都自动消除：政府支持了，出兵不是没有可能；宋要权索位，正是可资利用的机会。

　　他再次向宋哲元发出通牒：冀察两省先“自治”，最迟30日表态。

　　接到通牒后，宋哲元给老蒋发来一份电报。

　　这份电报的内容很隐晦，他说现在啊，华北的形势真是复杂，大家也各说各的，有的说要“自决”，有的说要“自治”，我的看法嘛，“因势利导”，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后，宋哲元让老蒋拿一个“慰民望定民心”的有效办法出来。

　　大家都不是傻瓜，看完这封电报，全明白了：某人已经准备跟南京政府一刀两断，敲开“自治”之门。那话里话外，竟然还有了借日人来胁迫中央的意味。

　　老蒋岂能看不出来。这第二波浪，看来是无论如何难以化解了。

　　此时的华北形势，可用三段论进行概括。

　　第一段：非常危险。

　　第二段：险恶万分。

　　第三段：朝不保夕。

　　一段比一段惊险，再不把何应钦弄到华北去，那里眼看着就再无任何指望了。

　　在讲道理无用，激将法无效的情况下，老蒋改用迂回侧击的办法，动员林森等元老反复去做何应钦的工作。

　　看到实在无法推，何应钦只好勉强答应，再赴北上走一遭。

　　老蒋也知道何应钦此行不易，可这种时候，除了何应钦，谁还有能力，或即算有能力，又愿意去华北干这趟差事呢。

　　临行前，他对何应钦北上的结果其实已有预感，交待给何应钦处置华北事务的几条原则中，就有这样一条：如果你能站得住脚是最好，倘若不行，就依照西南的样式，建立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简称“政委会”），让宋哲元做委员长。

　　反正无论如何，最低限度就是保住平津的领土主权，哪怕是由宋哲元掌控，在此之外，如果“日军仍进占平津”，那就没办法，“只有出于一战”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3日，何应钦到达北平。

　　（657）

宝宝寒

　　不出所料，日方拒绝与何应钦见面，把他晾在那里。驻北平的武官高桥坦甚至让人带话，说何应钦要是留在北平，北方将会发生“严重的困扰”。

　　何应钦咬咬牙，这是早就可以想见的情况，他现在需要的是和宋哲元一道坐下来研究对日之策。

　　可是宋哲元却拒不见面，理由是土肥原在逼他搞自治，如果何应钦这两天不自己拿出“应对办法”给他，他就只有“避往他处”了。

　　其实在何应钦未抵北平之前，宋哲元就曾一本正经地要求老蒋“派大员来平指导”。

　　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他假托的一句虚词。

　　何应钦到达北平的当天，宋哲元正在忙另一件事。

　　什么事呢，就是派人到保定去给商震“探病”。摸摸这家伙的虚实，是真病了，还是不愿给我宋某人面子，到北平来“开会”。

　　就在这时候，有人进来报告：何应钦来了，专车已到丰台，离北平没多少路了。

　　据说宋哲元当时脸色就变了（“闻后勃然变色”），说：他又来干什么？现在北平已经是我的了，莫非想搅我的好事不成。

　　秦德纯、萧振瀛其时都在座，便提醒宋哲元，应该亲自去接一下，毕竟何应钦是中央派来的一方大员，自己的顶头上司。

　　宋哲元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我不去，你们谁愿意去谁去。

　　随后拂袖而走，躲到西山去了（后移颐和园）。

　　秦萧二人面面相觑。

　　宋哲元的用意他们不是不明白，如果单纯就29军的利益考虑，把地盘占得多一点，甚至跟中央和老蒋分庭抗礼也许是对的。可是现在身处国难之中，要是做得太出格，只可能是亲者痛，仇者快。

　　秦萧都是29军高层中的谋略之士，比一般的军人站得高，看得远，所谓谋食亦须谋道，这个道理他们是懂的，而且在与老蒋的几次接触中，他们事实上也接受和赞同对方团结一致，积极备战的想法。

　　无论如何，后面这个才是大局。

　　一方面要确保胳膊肘不往外拐，另一方面却又要维护大局，何去何从，真是难煞人也。

　　秦萧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去见何应钦。

　　大家开门见山，抱着诚恳的态度坐下来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出来。

　　宋哲元自己躲着不见，却把担任北平城防任务的冯治安派了过来。

　　见到何应钦后，冯冶安表面必恭必敬，让何应钦放心，称何在北平的安全问题，他可以“完全负责”。

　　冯治安的这一语调温和的“提醒”，对何应钦来说却如同晴天霹雳。因为那不啻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隐含的意思就是北平这里早已是29军的地盘，你的小命就握在我们手里，“安全与否”也得由我们说了算。

　　何应钦的心情非常沉重，直至晚上见到登门求见的秦德纯和萧振瀛。

　　（658）

宝宝寒

　　何应钦对秦萧二人坦言，自己到北平来，并无任何夺权之念，只要宋哲元能在这里挡住日本人，完全可依照出发前拟定的原则，建立政委会，推宋哲元为首。

　　事到如今，萧振瀛也只有实话实说了，他告诉何应钦，自己“主公”的要求还不仅限于此。

　　何应钦吃了一惊，那他还要什么？

　　希望能够让我们掌控津冀（天津和河北）。

　　何应钦愣住了。

　　原来这才是全部症结所在，宋哲元不光是怕他何某人抢权，还要进一步把别人的地盘都收入自己囊中。

　　太过分了吧。

　　随何应钦一同北来的陈仪马上问萧振瀛，外界说日本人也支持宋哲元在华北当头，那他是不是真的跟日方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

　　萧振瀛矢口否认有这样的事。他说，自己一直盯着，绝对不会允许29军内出现这样的情况。

　　同时表明自己的心迹：我萧某出自东北，与日本人势不两立。如果我整天想的不是挽救华北，收复家乡（东四省），以后还怎么好意思
回去见父老儿孙？

　　说着说着，他还流了眼泪，把自己的信誉抬了出来：“蒋委员长”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

　　在“拥宋主冀”的整个过程中，萧振瀛的心理确实是极其复杂的。

　　站在他的立场和角度，倘若华北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做头，你不可能要求他去拥护“宋阎韩商”中除宋以外的任何一位，其中也包括与2
9军完全没有瓜葛的阎锡山。同样，如果要选一支部队出来控制华北，他也当仁不让地会把29军推上去，就像当初东奔西跑，费尽周折去老
蒋、张学良那里做说客一样，一切都是为了29军。

　　在他看来，29军是其事业所系。某种程度上，包括他和秦德纯在内的29军高层，对宋哲元来谋取29军利益的最大化的做法，当时都是赞
成，或至少是默认的。

　　可是在“逆取到手”后，又决不能做汉奸，不仅不能做，还要把抵御日本人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

　　萧振瀛曾经从29军的角度出发，对人进行剖析：如果你真躺到日本人的怀里去，那是要遗臭万年的，子孙后代都要跟着挨骂，而且一旦
做了汉奸，别以为日子好过，事实上会更加难过。

　　为什么呢？

　　日本人会看不起你，认为你贱，可以“任意狎侮”，到时你将穷于应付，里外不是人。

　　所以只可表面应付，决不能真当汉奸。

　　对于“中央”，我们在“自治”之前当然要跟他斗，但如果他把你要的都给了你，就不能再窝里斗了。因为只有背靠“中央”这棵大树，我们才有真正的实力对日本人做到寸不不让。

　 萧振瀛的这一谋略，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与其叫真汉奸出来卖国，莫不如29军出头控制冀察”。
　
  　倒过来理解，就是29军控制冀察后，一定不会做“真汉奸”，也一定不会卖国。

　　何应钦听罢点了点头，好吧，这件事我请示了再给你们回音。

　　把事情给老蒋一说，后者半天没吭气。

　　（659）

[ 本帖最后由 宝宝寒 于 2012-3-12 23:54 编辑 ]

宝宝寒

　　把津冀都交给29军，宋哲元就成了华北绝对的number one，在“宋阎韩商”中独占鳌头，到时候他如果真要跟中央对着干，是完全有资本的。

　　不行。

　　何应钦劝他，现在大敌当前，必须先使内部一致，然后才谈得上对外。现在授大权于宋，实际上也是把华北责任交给了对方，而且萧振瀛也当着面承诺了：既受国恩，当以死报。

　　用现代语言形容，这就叫责任与义务相匹配。

　　老蒋甚费思量。

　　此前中央军在南京附近举行的军事演习，并不完全是演戏给华北巨头和日本人看，借机检验宁沪杭国防工事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两年了，那里搞得怎么样呢。

　　检验的结果是并不让老蒋满意。

　　工事是弄得大致有个模样了，可是如果拿长城抗战时的标准来看，还是顶不住日军的炮弹，而且看起来跟我们自己的防御武器还不怎么
太匹配。

　　这时候，原先在蒋唐战争中和老蒋作对的唐生智、蒋百里都已投在他麾下，唐蒋虽不以实际战阵见长，但一个出身保定军校第一期，另
一个是保定军校校长，师生二人在宏观战略上都要较当时的一般战将为高。

　　老蒋请蒋百里帮他制订第一期国防计划，派唐生智去组织演习和继续构筑工事，并让后者注意改进，以免工事到时“分歧不能实用”。
至于朱培德，则集中精力抓整军备战。

　　显然，各方面的军事准备都还欠着火候。此时要是耐不住性子，最大的可能就是前功尽弃。

　　老蒋叹了口气，终于下定决心：也罢，退而求其次，就照你说的办——商震可以安排他辞职，到河南去，把河北让给宋哲元。

　 何应钦回来把方案跟萧振瀛一讲，后者一转述，宋哲元也不是个糊涂蛋，知道这已是中央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马上点了头，答应下
来。

　　他让萧振瀛去问一下日本人，这个方案行不行，算不算“自治”成功了。

　　萧振瀛拿着方案来到天津，问多田骏与土肥原能不能就此收手。

　　看了方案，土肥原却还不愿意善罢甘休，仍想提出更多苛刻的要求。但这时候他收到了东京发来的训令。

　　广田告诉他，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政委会就是咱们费尽工夫想要的那个华北自治机构，同时英美都在那里瞪着眼睛看，还是见好就收
吧。

　　想到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土肥原这才点了头。

　　把一切都交托出去，何应钦在华北已无事可做，真正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只能打道回府了。

　　临行送别的那一天，宋哲元终于出现了，两人见面客套了两句后，彼此就再也无话可说。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切已尽在不言之中。

　　（660）

[ 本帖最后由 宝宝寒 于 2012-3-12 23:56 编辑 ]

宝宝寒

　　成立政委会的风声一传出来，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华北各界舆论的强烈反对，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一个星期之后，
北平又经历了同样规模的示威游行，使得这个半独立政权的“开张之喜”不得不一再延期。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18日，政委会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华北又恢复到了以前地方派系拥兵自守的局面，只是姓张的换成了姓
宋的而已。

　　对于政委会，中日双方有不同的解释。中方始终认为它是自己任命的地方机构，还是属于中央的，最主要的是，当初坚持的保住华北领土主权的最低限度总算是达到了。

　　但是老蒋仍然忧心忡忡，这种担心甚至超过了张学良主政华北时期。

　　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宋还是张，他们所控制的华北，就实质而言，都是半独立的地方政权，但张学良身负国仇家恨，倒向日本人的可能
性基本没有，而且他跟老蒋的亲密程度，也是宋哲元所不能比的。仅此一点，就能让老蒋放心。

　　这个宋哲元可不一样，那是一个根本拉不住线的风筝。你下命令让他南下，他可以动都不动，“拒绝内调”，且“不肯相商”，到了后来，竟然采取了联日制蒋，通过日本人的力量来向中央要地盘索权力的办法，乃至形成华北唯他一家独大的局面。

　　成立政委会，让华北“倒退”到部分自治，已是老蒋对日本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或者用黄郛的话来说，是扔给海上之鲨的最大也是最后一块糖包。这是底线，越过这条底线，“和平”就到了“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就到了“最后关头”，到那时，不想打也得打了。

　　一定得在29军高层中找一位可靠之人。

　　这时候的宋哲元，已经完成了从武人到政客的转型，他要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可是打了这么多年仗，实际并没有什么从政的经验
和能力，连句见水平的场面话也说不利索。他跟日本人打交道，主要靠的还是秦德纯和萧振瀛。

　　秦萧二人，又以萧振瀛计高一筹。同时后者因使29军进入北平以及“拥宋主冀”之功，再次得到了宋哲元和其它“团体”成员的信任。
实际上，此时他在29军中的影响力已仅次于宋哲元，居于张自忠等诸人之上。

　　显然，在仅仅靠宋哲元“维持”把握不大，秦德纯又影响力有限的情况下，萧振瀛正是老蒋需要的那个人。

　　“国士报之”话犹在耳，现在是真正需要你“报答”的时候了。

　　在政委会成立前一个星期，老蒋除任命宋哲元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外，特授萧振瀛以天津巿长一职。

　　与这个委任状一起的，还有老蒋专门让人送来的一封信。

　　信中，他称萧振瀛为“兄”。信的内容洋洋洒洒有好几千字，但概括起来，托“兄”的就两件事：

　　其一，不要让29军掉转枪口反我（“全军动向，关乎大局”）；

　　其二，要29军全力以赴对日（“谓努力与日周旋，在维护主权之下，为我国备战尽力争取时间”）。

　　在这封私密信件中，老蒋还没忘记借宋哲元来敲打几句：宋哲元不听我的话，反而热衷于跟日本人联系，因此“实甚堪忧”。

　　那意思，你可不能跟着他学，而是要把这种不好的倾向帮我扭转过来。

　　（661）

[ 本帖最后由 宝宝寒 于 2012-3-12 23:57 编辑 ]

宝宝寒

　　萧振瀛在回复中一边辩解，说宋哲元这次谋取“自治”完全是被汪精卫逼的，属于万不得已，绝对不是冲着你老蒋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生气，一边发誓，我们29军都是爱国之士，虽然知道“来日方艰”，但今后一定会用生命来维护部队的荣誉，以便“永葆忠贞”。

　　“永葆忠贞”，可不是说说这么容易，那是要用行动来证明的。

　　最重要的是你得在华北顶住日本人，不能让它像“满洲国”一样滑到“完全自治”里面去。

　　萧振瀛把前前后后跟日本人打交道的经过重新过了一下电，终于捉摸出了一个道道，叫做：以经济对经济，以口号对口号，以苦撑抢时间。

　　说的更形象一点，就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

　　话，不妨软一点，事，却要硬一些。具体来说，就是对日本人说一套，做一套，不把他当人看。

　　那这位要说了，日本人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把他们逼急了，真动起刀枪来怎么办？

　　实在没有办法，那咱就跟他比划好了，不管成败，总能得个抗日英雄的美名，难道不好吗。再说，29军现在据有河北平津，部队可以继续扩充，变得兵强马壮，真动起手来，怎么就知道一定顶不住呢？

　　以萧氏之能，在当时实是应付日本人的最佳人选。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黄郛之后，正是由于他在华北巧于运作，我们终于又可以拖上一年半载了。

　　甫一上阵，就先打经济战。

　　土肥原提出来要修路开矿，还要合作成立天津电力公司。

　　名字很好听，叫做经济提携。

　　萧振瀛就笑着说，老朋友，你是不是又想跟我搞“经济合作”呢。

　　土肥原说那当然，我们之间什么交情，我一定要帮你。

　　萧振瀛说，既然是合作，那就得平等。提携提携，是你伸手把我提上去，我们怎么可能平等呢。

　　看来时机还不成熟，等我够上你能“提”我的资格再说吧。

　　土肥原当然不能让他就这么跑掉，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他问萧振瀛：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萧振瀛哑然失笑，咱们这么要好，我连这个还会不知道吗。

　　土肥原却一点笑意没有，反而做一脸深沉状：不，你不知道，或者说不完全知道。

　　我就是传说中日本武士——

　　的后代。

　　萧振瀛饶有兴致：哦，不错。

　　土肥原来劲了。

　　我们大日本武士有一个规矩。

　　那就是：一旦失败将切腹自杀。

　　现在你不肯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没有办法回去交代，只有履行武士道精神，朝自己肚子上划十字了。

　　萧振瀛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土兄，其实一直以来，我也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呢？

　　我立志要成为一个中国的武士，而我们中国武士的精神就是：不成功便成仁。

　　说着话，萧振瀛刷地从身上拔出手枪，大叫道：要是我接受了你的条件，我就失败了，只有自杀一途。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会说出这样的话，倒反而愣住了，赶紧劝萧振瀛把枪放下。

　　这回轮到萧振瀛来劲了。

　　（662）

宝宝寒

　　为什么要放呢？不能放。

　　你不让我自杀，那咱们就来“他杀”。你开枪打我，我也开枪打你。记住，你的枪法一定要准一些才好。

　　现在我来数数，一，二，三……

　　土肥原魂飞魄散，忙陪不是，打圆场：事情不致如此，不致如此，我们可以慢慢再商量。

　　可以“慢慢商量”就好，萧振瀛收回了枪。

　　接下来他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又把土肥原给彻底雷倒了。

　　萧振瀛哭了，而且还是大哭。

　　搂住土肥原，眼泪鼻涕擦了他一身——

　　土兄，你怎知道萧某之苦楚哦。

　　“商量”条件，变成了萧振瀛漫无边际，滔滔不绝的“诉苦会”。

　　此后，只要土肥原一提到他的那些条件，萧振瀛二话不说，就是大哭，哭得昏天黑地，哭得鬼愁神悲，哭得对面的土肥原呆若木鸡。

　　当时很多人都看出来了，萧振瀛在这里套用的是“三国故事”，刘皇叔曾经用过的那一招。

　　大家看三国，可能觉得刘备很窝囊，什么都不会，文不能提笔，武不能上阵，就会哭。

　　可你知道吗，人家那江山就是哭出来的。不会哭，或不肯哭的能人多了，最后却都心甘情愿，排着队跟他干，而且一个比一个忠心，你还能再小看这一哭吗。

　　正是：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想做强人就得去多流眼泪。

　　土肥原作为“中国通”，哪能不知道这点典故，可知道又能如何，你还能当着面指责这位悲中从来的“老朋友”是假哭不成？

　　其实萧振瀛心里明镜似的，想发财也不能找日本人帮忙，等到路修成了，矿开好了，电送来了，华北这地儿也就变成他家的了。

　　要搞经济，我自己来。

　　苛捐杂税多，那就减免掉，一下子推出74项豁免捐税条款。

　　要帮城里人致富，那就办皇会（一种大型祭祀活动，类似于现在的文化招商，地方乡绅和商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要让乡下人有好收成，那就把农田水利都兴修起来。

　　反正就是不能让你们日本人从中搀和。

　　这是明争，还有暗斗。

　　河北是产棉大省，原料既供应国内，也供应日本。

　　日本人就打起来了垄断收购市场的主意，想借此压低棉花价格。

　　你想得倒美。

　　萧振瀛献计，让宋哲元给棉农发放货款，让他们撑着：你不抬高收购价，我就不卖给你！

　　几下子一来，日本人就吃不住劲了，他那棉纺织厂总得开机生产啊。

　　除了掏钱服输，再无二话。

　　见私下搞不定萧振瀛，土肥原就提出来进行正式谈判。因为29军派出的谈判代表是秦德纯，他觉得这个胜算大。

　　的确，由于在“秦土协定”中失了手，秦德纯心理阴影很大，非常害怕上谈判桌。

　　萧振瀛说，你别怕，我给你撑着，保险没事。

　　谈着谈着，谈不下去了，或是土肥原强迫秦德纯接受他的要求，或是秦德纯一时找不到什么好词进行回绝，这时候就轮到萧振瀛上了。

　　（663）

宝宝寒

　　他一上来，不说别的，就是对“老朋友”土肥原的响应——没错，讲得好，十分的好。

　　究竟好在哪？

　　谁知道去！

　　可我就是爱听，而且“拥护”。

　　萧振瀛的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反正我又不是正式的谈判代表，怎么胡说都行，就当消遣消遣你吧。

　　等他废话完了，秦德纯也休息够了，接茬再上，给土肥原打疲劳战。

　　此即以口号对口号。实际上就是秦萧二人唱双簧，一硬一软，一拍一档，把土肥原弄得云里雾里，搞不清对方的真实状况和态度，而萧振瀛也就达到了“相敷衍拖拉之”的目的。

　　这种谈判多了，原来胖墩墩的土肥原就真的有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危险了。

　　秦德纯有些担心。他对萧振瀛说，你老是用这种法子骗这家伙，时间长了，恐怕不是办法（“势难持久”）。日本人到时要是真的“图穷匕首现”，那可怎么办。

　　萧振瀛笑了笑，既然要“以苦撑抢时间”，就得如此，反正撑得一日是一日，抢得一时算一时，我们就这么给他拖着。

　　你还千万别小看了这一招，就指着它为国家作贡献呢。

　　事实证明，秦德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日本人的“匕首”终于出现了，不过主人不是土肥原，而是另有其人。

　　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通知秦德纯，板垣征四郎将来天津，到时要与宋哲元和萧振瀛见个面。

　　如今的板垣早已今非昔比。当年这哥们由于在天津搞“地下工作”没有成绩，结果挂了一个“参谋本部特派员”的虚衔，跑到国外去转了两圈。没想到重回关东军司令部后却否极泰来，竟然无功受禄，接替回国的冈村宁次，当上了关东军副参谋长。

　　看来“九一八”的光环还真能受用一辈子啊。

　　自己的老伙伴土肥原在“华北工作”中取得成绩，终于实现了“冀鲁自治”，板垣为之欢欣鼓舞，现在遇到坎过不去，他又开始着急起来。

　　要不，还是我亲自来试试。

　　连关东军副参谋长都出动了，宋哲元免不了有些紧张，赶紧向身边的“军师”讨计。

　　萧振瀛很镇定。

　　不用慌，板垣这家伙估计还是来探路的（“将有异动而需判断也”），他屁股后面绝不会真的跟来一大群鬼子兵。

　　他的对策是，先让“主公”宋哲元亲自跟板垣接触，摸清对方的路数再说（“听其言，测其意”）。

　　板垣来了。

　　先请他吃饭。吃完饭，按照事先的约定，秦萧一抹嘴，双双撤场。

　　屋里就剩下了宋哲元和板垣两个人。

　　板垣君，有什么心里话，你就照直对我说吧，反正也没外人，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板垣一路上想了很多的歪点子，翻来覆去考虑怎么把“那话儿”表达出来，想得脑袋都疼了。他根本没想到宋哲元会如此爽快，这么痛痛快快地就急着要跟自己“交心”了。

　　那我还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664）

宝宝寒

　　当下，板垣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把要华北完全独立，以及举兵反蒋这些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宋哲元。

　　宋哲元听完后却未做任何表示。

　　天太晚了，早点将息吧。我们明天再聊。

　　毫无疑问，板垣做了一晚的好梦。

　　第二天，萧振瀛来了，也请板垣吃饭。

　　呵呵，这好事，那真是一桩接着一桩，嘴巴都没有闲着的时候。

　　板垣所不知道的是，他马上就要开始做恶梦了。

　　“厚黑教主”李宗吾在“偏锋诡道”中言，厚黑之法，当以厚在前，黑则继之，如此可尽收全功。萧振瀛若在川中，真可继教主之衣钵矣。

　　他给宋哲元安排的角色就是“厚”，厚着脸皮把对方的心里话都掏出来，然后厚着脸皮装聋作哑，就当没听见一样。

　　现在板垣的所思所想，都已看得清清楚楚，接下来萧振瀛就要自己扮演“黑”，给板垣拍拍惊堂木，看他会如何反应（“听其言，观其意”）。

　　酒席宴前，照中国人的规矩，萧振瀛请对方首先来说道说道。板垣这个“中国通”自然也要入乡随俗，假意推辞一番。

　　好，你既然假客气，那客随主便，我就先说吧。

　　萧振瀛话一出口，板垣就呆住了。

　　他说的是：日本长久不了。

　　要是在公开场合，板垣没准就得跳起来：你敢如此冒犯我们大日本帝国，疯了不成。

　　可这是在人家家里，他是客人，板垣就是再有气，也只能放在肚子里，还得装作很认真很谦虚的样子继续听对方编排下去。

　　萧振瀛胸有成竹：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中日两国，要是真正平等合作，双雄出击，全世界都不在我们话下。

　　可是你们日本想不到这么远，真是太可惜了。我知道你们的想法，就是想打中国的主意，然而这是“舍远图而近私利”。试问，中国就这么好弄吗？非也。

　　说到这里的时候，萧振瀛的眼睛逼视着板垣的眼睛，那意思，精彩地方就要到了，快鼓掌啊。

　　板垣很无奈，只好强装笑脸，点了点头，算是认同。

　　萧振瀛继续发挥，开始上猛药了。

　　“贵国”嘴上说得是好听，今天亲善，明天合作，可事实如何呢？

　　“今日掠一城，明日削一地”！

　　告诉你板垣君，这样做很危险啊。

　　你还千万别听错了，我说的不是我们危险，而是你们危险。

　　我们中国“巍巍大国”，有四万万人，地方又这么大，进可攻，退可守，“岂容轻侮”。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危险，还安全得很。

　　萧振瀛瞄了一眼板垣，这兄弟仍在强作镇定，但脸上的某几根筋已经一跳一跳的了。

　　我还没说完呢——

　　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边上虎视眈眈。我们争来夺去，他“必收渔人之利”，到时候，啧啧，你们日本真可怜哪。

　　我相信，现在有一句话足可以概括板垣的心情，那就是：出离愤怒。

　　敢情我们日本就这么软蛋，给你和苏联老毛子两个如此扯吧扯吧当点心是吧？

　　没等板垣发作，萧振瀛却话锋一转，又描绘起了另外一个“远景”：中日如果能“真正”合作会怎么样。

　　（665）

宝宝寒

　　按照“山人”的估计，欧洲战场肯定要打起来，而且我告诉你，很快，“不出三年”。那些洋鬼子们一打，苏联能不参战吗？

　　那时节就热闹了，等他们“疲惫不堪之时”，我们就来个合作。往北边，你打西伯利亚，我打贝加尔湖，然后会师乌拉山，把个苏联像蛋糕一样分分掉。往南边，你打菲律宾，我打缅甸，“解放亚洲被殖民各地”。

　　你看，这样多好，你可以继续做你称霸全球的美梦，“执世界牛耳”，而我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帮你的忙，岂不爽哉。

　　一番海阔天空，无远弗届的老牛吹下来，把个板垣吹得一愣一愣的，都晕了。

　　其实萧振瀛不过是再次复制了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的片断：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

　　那所谓天下，不过是我们两个操持操持的。

　　板垣当然不会上当，在他眼里，中国包括华北，仅仅是他砧板上的一块肉，怎么可能跟你一道来“煮酒”呢。

　　但是表面上，他还得做出“亲善”的样子，不能当着面就说出“一块肉”之类的话。

　　板垣能做的，就是言不由衷地称赞：“萧先生立论精僻”。

　　坐了半天，板垣一无所得，只能在下面乖乖地当学生，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

　　该他讲了。

　　本来是想说“华北独立”的，但被萧振瀛在前面一堵，不得不硬生生地从喉咙里倒咽回去。

　　那就说说反蒋的那些事吧。

　　可是看萧振瀛那架势，还不能正大光明地说出来。板垣只得换了一种小心翼翼的口气，反过来问萧振瀛：你们的“蒋委员长”在中国的地位如何？

　　萧振瀛毫不犹豫，斩钉截铁：他是“领袖”，是“核心”！

　　板垣再也无话可说了。

　　他的气势已经完全被对方压住，纵使吃了败仗，也还得向对方敬酒，说上两句“萧先生气壮山河”的话。

　　“萧先生气壮山河”的结果，就是把“板先生”给气跑了。

　　领导总是更有水平，大家一向都这么认为，可是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

　　板垣还不如土肥原呢。

　　虽然都是靠嘴吃饭，但板垣和土肥原这两师兄弟证明都不是萧振瀛的对手，从他身上也讨不着半点便宜，这使恨不得华北一步变天的日本政府更加浮躁起来。

　　此时的东京上空，除了浮躁，还写满了另外两个字，叫做：杀气。

　　一个“相泽事件”，虽然只摘了永田一颗脑袋，却把广大的皇道派都唤醒了：只有杀光那些居庙堂之高的昏庸之辈，我们皇道派才有出头之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26日，21名尉级军官分别率领第1师团（东京师团）、近卫师团所属联队的1474名士兵，向首相府等元老重臣居住的官邸扑去。

　　应该指出的是，这既非演习，也非演戏，而是赤裸裸的造反。

　　除了天皇，他们准备将高官们杀得一个不剩。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二二六”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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