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txt格式小说下载与最新连载--高天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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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在失去吕夷简之后，上层经过3次的人事任免，才勉强地应付过去了接二连三，接五连六，没完没了的大麻烦。可以说，每一次的人员变动，都跟这些麻烦有关。


    首先还是李元昊，胡儿不死，永远是最大的麻烦。这小子在战场内外，哪个方面都让宋朝七上八下，不亦乐乎，包括议和。三月份，他的使者西夏六宅使贺从勖带着国书找到了庞籍，我们西夏方面怀着最大的诚意扑面而来了。


    庞籍打开一看，立即吓了一跳，他感动了。真没想到，李元昊竟然这样恭顺。国书是这样开头的，“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他主动给宋仁宗当儿子！


    前面说过，李元昊的真实年岁要比赵祯大6岁，而且在战场上屡战屡胜，议和议到这个份上，真是无可挑剔了吧？但且慢，后面还有话，“本国自有国号，无奉表体式，其称兀卒，盖如古单于、可汗之类。”说得很明白，我可以给你当儿子，但我一定要是国王，西夏必须独立。


    庞籍沉默了，他想了很久，说了一句话。“天子至尊，至高无尚。你们这份国书里名体不正，我不会上传给皇上的。”


    贺从勖也不含糊，回答说我们的名体很正，儿子侍奉父亲，就像臣子侍奉皇帝。这有什么不对？我要求到开封面见皇帝，如果皇帝亲自不许，我再返回去更改。


    庞籍想了又想，想了起范仲淹以前犯的错误。臣子无外交，好吧，那就送你进中央。就这样，西夏的使者事隔5年之后，第一次重回开封。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和平信息，5年了，死了多少人，费了多少钱粮，一切终于有希望结束了。


    但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宋朝两府大臣开了好多次会，终于下定决心回绝李元昊。名份不正，一切免谈。结果七月份时，名份终于“正”了。李元昊再次派人送来了国书，这次条件细了很多，要求宋朝增加岁赐，割让边地，解除盐禁，重开榷场，一共是11个条款。


    尤其是开头的称呼变了，再没有儿子父亲的说法，他直接称自己为“吾祖”。注意，不是兀卒，怕你们宋朝人看不懂，来了个直接的汉译音。


    “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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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爸爸！


    这两个字还有别的解释吗？这份国书一露面，宋朝立即炸了锅，各位御史们先跳了出来，蔡襄怒不可遏。这是在玩我们宋朝，如果答应了，以后他们上书时自称“吾祖”，我们答诏书时也称其“吾祖”，我们堂堂大宋成了什么？！


    是可忍孰不可忍？绝不答应！


    由此上纲上线，文官们的想象力和尊严感无限度攀升，每个人都变得血贯瞳仁。朝廷里的和、战两派又开始分裂。和，以宰相晏殊以及范仲淹等人为首，他们认为李元昊那些党项人没有道义廉耻是传统，一时半会改不了的，毛病总会犯，就算现在乖了，以后肯定还会变化。


    这点看得很准，以后的确不停地变，一直变了100多年！


    所以嘛，我们许和是必须的，只是要震慑一下对方的气焰就是了。


    战的一派，以韩琦为首。比较可怜，精确一点的说法是，中书省里只有他一个为“首”。韩相公怒了，他坚决不同意和谈，无论谁劝都不行。最后首相晏殊没了办法，做了件特没面子的事，他把刺猬扔给了皇帝。陛下，我们都同意了，只有韩琦反对，您看着办吧。


    皇帝把韩琦叫来，为什么？韩琦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分析，现在之所以认为李元昊肯定会降，而且以后不会再造反，是因为契丹方面稳定了，辽国和我们再次成为盟友，他们会约束李元昊的。可是有一点，辽国能让李元昊罢兵，自然也能让他举兵，那时两线作战，我们怎么办？


    回想一下，辽国是因为什么和我们再次结盟的？是历代的友情？还是富弼以及军方的压力？很明显是后者。如果我们现在以屈辱条件同意李元昊的和谈，辽国方面会重新掂量我们的分量的！


    虎狼之邦，不能以仁义礼智来衡量，我们得时刻清醒。所以和谈是肯定的，但不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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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理由谁也没法反驳，于是事情就拖了下来。一拖两个多月，西夏的使者等得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你们先聊着吧，啥时有信儿通知我。


    贺从勖回国了。西线就此进入扯羊皮状态。


    宋朝的麻烦却刚刚开始。这时是七月，在这个月和五月时，宋朝内部连续出现了两次兵变。五月那次发生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京东路“捉贼虎翼军”的士兵王伦，按照宋朝的官方说法是恶性不改，此人聚集了四五十个士兵，就造反了。


    50个人，就砍倒了沂州巡检使。之后一路南下，经密州（山东诸城）、海州（江苏连云港）、楚州（江苏淮安）、泗州（江苏盱眙）、真州（江苏仪征），到高邮（江苏高邮）。这么一大路的折腾，他的军队终于扩大了，达到了……200多人。


    就这么点人，居然所向披靡，没人能挡。沿途路过的州县衙门不是投降就是逃跑，尤其是高邮知军晁仲先生最搞笑，他没跑，而是贴出了个告示，号召居民们拿出牛羊金帛，出城迎接好汉们进城！


    在这样的局面下，王伦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在高邮穿上黄袍，宣布称帝，连年号都定下来了。所以嘛，高邮的同志们请注意了，以后别再像近代文学大师汪曾祺那样说，高邮除了出产双黄的咸鸭蛋之后就只有吴三贵了，而是还出产过皇帝。


    王伦在七月时被捉住，押解京城砍头。他死的时候，陕西南部暴发了第二次兵变，领导人叫张海、郭邈山，这两个人的活计就比王伦玩得地道多了。首先是人多，开始时也只有几十个人，可以迅速壮大，一个月左右就扩大到了几千人。而且不断地有饥民、叛兵、囚徒，以及职业土匪加入。


    这样的战斗力是惊人的，西北方面的正规军居然都抵挡不住，宋朝高层们先是惊骇，紧接着就是庆幸。真是幸运啊，这帮人没在和李元昊死掐的时候冒出来。由于地区敏感，宋朝派出了最高规格的战力。由韩琦火速出京，到陕南去，以西北最精锐的部队平叛，要求越快越好，绝对不许拖延！


    韩琦不负重望，以半个月的时候，一举全歼叛兵。这样，宋朝的局势终于稳定了一些。不过别急，这一年是宋朝著名的灾年，天灾人祸品种繁多，老天爷也出面打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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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从开春时起，直到五月份，宋朝中原大地滴雨未落，一片干旱。众所周知，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这一点，就算到了现代，或者未来，都必然一贯如此。


    因为我们人多，民以食为天，必须得先吃饱饭。那么雨水就是最重要的民生甚至战略物资了。可是很难，雨水一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的死穴，就算到了现代，缺水都是制约我们发展进步的瓶颈，至于原因，那就太多了。


    在现代，有各种解释。都比较科学高端化，比如说从全球的气候形成上看，中国的腹地如果想下雨的话，就得由西北的冷空气云团和东南亚沿海方面的海洋暖气流在当地的上空汇集，才能达到。两者缺一不可，只要在需要的季节里稍微互相错过，那么干旱随时发生。


    这只是一个解释而已，其它的还有N多种。可在古代，解释只有一个，皇帝老子近期不学好了，他肯定吃穿浪费，留恋女色，或者办错了什么案子，等等等等，都是领导人不好。


    于是宋仁宗陛下就只好专程去京城第一大寺相国寺，以及道教的第一大观会灵观祈雨。仪式隆重，万般虔诚，可是很显然，当天玉皇大帝也在忙别的事，或者和王母私聊去了？反正祈雨没效果，该旱还是旱。直到近六月时的一个夜晚，天空中终于传来了隐隐的雷声。


    仁宗当时己经睡了，空阔的皇宫里他突然间爬了起来，来不及穿鞋，赤脚跑到了宫殿外面，他向茫茫的夜色跪倒，对苍天叩拜100次。雨，终于下了，瓢泼大雨，倾盆而下，仁宗就在雨中站立，这时皇宫里所有的人都走了出来，陪着他一直站到大雨停了，才慢慢走回宫里。


    旱情终于得到了点缓解，这一年的收成似乎还可以盼望。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根本没法高兴。宋朝的钱、粮，这里专指皇帝可以动用的政府钱粮，在赵光义耗尽赵匡胤毕生所积，赵恒自利更生又自生自灭，经刘娥稍微恢复，又被李元昊、耶律宗真轮番消耗打劫之后，又所剩无几，能维持基本运转，都只能依靠皇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内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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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干海落，竭泽而渔，眼看着全国都在吃亏空，最后都吃到皇帝的老本了。这日子还能再过吗？赵祯想来想去，刀己经砍在了脖骾上，必须得想出改变的办法来。


    在这样的局面下，历史迎来了一个经典时刻。


    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的九月三日，宋仁宗把朝廷里的两府大臣，以及知杂御史以上的官员都召集进皇宫，一直把他们带到了天章阁里。天章阁，这座以前用来安放皇家御制文集，以及追忆前列皇帝的宫殿，从此在历史上声名显赫，意义非凡。


    那一天，登阁的人除了4人年龄稍大之外，都非常的年青。4位老人，是晏殊、范仲淹，各52岁；章得象、杜衍，各65岁。他们是两府的首脑。其余的三司史王尧臣40岁，富弼39岁，欧阳修、王素36岁，韩琦35岁，王拱辰、蔡襄31岁。都是年富力强，心雄天下的时候。尤其是韩琦和富弼，他们都与异族在不同的战场上肉搏厮杀过，堪称年青才俊，国之精英。


    他们登阁之后，首先由皇帝率领，参拜了太祖、太宗、真宗三位皇帝的御像，然后来到书桌前，只见上面己经准备好了笔墨纸砚，大家对国家的现状都己经有所了解，现在就把你们看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写出来。


    以振兴国家！


    首先振奋的是人心，这批人是当时汉族当之无愧的真正精华。每个人都是凭真才实学考上来的人才，并且没有依靠任何门路恩泽升上的高位。他们早就看出了国家的问题在哪里，现在终于有机会改变现状了。


    那一天，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等人心情澎湃，或在当天，或在回家深思之后，都写出了自己的见解。历史中，根据各自的名声，以及后来在改革中起到的作用，把范仲淹的意见列在首位。即他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他把问题的所在，及改革的办法，具体细化在10个方面。


    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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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10个方面，一共30个字，看着很枯燥，但稍微想一下，就会不寒而栗。只要这样想——一个国家，难道可以赏罚不明、胡乱恩典，拿官职当赏钱，科考乱七八糟，随便谁都可以当上司，不种田、不织布、乱派徭役，外加没有信用，毫无纪律吗？！


    这还是一个国家吗？


    可这时的宋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来逐条细分一下，来真正明白范仲淹讲的都是些什么事。第1，“明黜陟”。这条讲的是改变宋朝当时做官最重要升迁制度，即“磨勘”。


    磨勘是指宋朝的官员中，文官每3年一次，武官每5年一次，可以把政绩呈交给京师考课院去审查，如果没有重大的过失，并且没有同僚、上司的指责，那么就可以升官一级。


    这个制度首创于真宗年间，是赵祯的父亲赵恒发起的。它有针对性，在早期是绝对有必要性的。比如在太祖、太宗时期，没有这个制度，那么官员们的升迁就得由皇帝、宰相、枢密们说了算。好处是帝国初期的皇帝和两府大臣们都是硬角色，什么都懂，并且都怀有创业的激情，没有那么多的猫腻想法。


    选上来的官，都是真才实料。


    但到了真宗时期，和平的时间长了，人，难免就坠落了。连皇帝都天天跟神仙聊天，宰相们也各有各的丑事，还怎么能清晰公平的分析出下面官吏的成色呢？于是就需要制度。可制度时间长了，就一样也显出了它的弊端。


    即磨勘使人钝化。它考核的不是谁有多优秀，而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于是人人都在避免着犯错误，没错就能升官。这样谁还敢去做事呢？这样，宋朝的官场说白了就是佛经《金刚经》里的神妙境地——“使人坐荆棘丛中，动即被刺，不动即不刺，所以动不如静也。”


    都这么静，国家的事谁去办？


    所以范仲淹要改的，第一条就是这个。从官员的办事精神上去革新，从奖惩条例上调动积极性。具体的做法是：把太祖、太宗时期的保荐制度和真宗的磨勘结合起来。看一官员的优劣，不仅要看他是否出错，更要看他的成绩，这个成绩就由上级部门，宰相、枢密们来确定。


    同时规定，做官要分出京、外两种的区别。京官里，经保荐的3年一次磨勘，自己申请的，要达到5年才准磨勘。这针对的是富家子弟，这些人有门路，就是压制他们。


    还有就是完善出惩罚条例，以往的磨勘，只要不犯错就能升官，现在别想了。无能即是错，考课院以后会专门评定官员们的才能等级，是凡无能的……别怕，不是罢官，是另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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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抑侥幸”。


    说侥幸，只这两个字，范仲淹就得罪人了。不仅是官员，还有皇帝。因为那本是皇帝的恩典。还是从伟大的慷慨的真宗皇帝赵恒说起。


    从他开始，宋朝官员们每年都热切地盼望着年关附近的南郊大礼，还有皇帝的生日。那两天，宋朝从两府大臣到各路的提点刑狱以上官员，都可以向朝廷申请，请恩荫我的儿子侄子们吧————从此，这些官崽们就正式当官了。


    并且恩荫制度还有丰厚的等级观念在里边。比如翰林学士以上的官员们，每做一年，就可以恩荫一人。请想象年少中举，30岁以前就进入两制的高材生们，只升不降的官场生涯，做个20多年有什么难处？那就是20多个不经科考就进官场的二世祖！


    再凭着老关系往上爬，长此以往，宋朝的官场是个什么样呢？


    所以要改。范仲淹提议，以后转运使和边防上的文官，到任满两年才可以提请恩荫；两府以及两制高官，每次大礼时只许申请恩荫一人，并且必须是亲生儿子，连侄子都不行，从此下考场去；并且阁馆要职，从此不许两府、两制高官的子弟们轻易进入，不仅要考，更要经过保荐，才可以。


    第3，“精贡举”。


    这一条，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现状。范仲淹作为过来人，他发现在文、武两途，宋朝现在都人才断档了。人才，来自科考；科考，取决于考题。而考题，就决定了人才平时都学什么。


    全国各路，无数的学子们，都还在背诵四书五经，学作诗词歌赋，这样的“人才”对治理国家，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无非都是以仁治国，与民休息，勤政爱民之类的老生常谈，说白了，就是在背孔夫子孟夫子当年的语录。对于抵御新生的胡汉杂交品种的契丹，还有奸诈狡猾的党项，半点实用价值都没有。更别提怎样为国家生产财富，让民有钱，国有钱，大家都过好日子这样的终极大问题了。


    要改，要从底层教育模式上就改。但细节方面，就说得实在笼统了。只是说到要“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要先取策论再考诗赋，少一些虚夸词饰之臣。”这让人看着迷糊，这是方针，而不是细节，如果要说到细节，倒真是有一个，还非常的有魄力。


    把弥封卷制度删除，以后的考卷都要露出考生的实名。理由嘛，是看不见名字，就失去了乡里举荐选才的本意了，以后谁还会为朝廷选才，怎样鼓励民生士气呢？


    至于作弊，你们考官是干什么的，监察院、开封府是干什么，只要仔细察，狠处理，就一定能刹住歪风斜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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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节省篇幅，更为了清晰内涵，下面的7项新政，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等6项为一类，余下的一项自成一体。


    “修武备”。它放到最后才说。


    那6项之所以能归纳到一类里，它们有个共同点，择人。就是选什么人来当官。这件事，在中国古代，不仅是宋朝的梦魇，一直到封建社会的晚期，满清时，都是无解的毒咒。它的官方说法，就叫做“吏治。”


    怎样来治理官吏。


    这一条基本无解，因为人这种动物天生的本能，就是追求生活的完美。而完美的生活，怎能抛开物质的享受呢？不必讳言，就算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都是每时每刻都要注意的地方。在宋朝，仁宗年间，它就具体工作表现在了这6项里。


    “择长官”——要选出合格的官员。范仲淹的办法是以人治人，从上至下，由两府宰执来选荐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路级干部10，大州的知州10人；两制官，即翰林学士、知制诰来选一般州郡的知州10人，以此类推，层层推荐，环环相扣，直到最小的知县。


    这样利害相关，应该所选得人了吧。


    “均公田”——为了让官员清廉，给他们田产，但是问题也产生，田地好坏不一，你给谁好的？官员的田紧挨着老百姓的田，侵占了几亩、几顷、几十顷的，不是很正常吗？于是纠纷出现，官员跟百姓打，官员跟官员打，天圣年间刘娥愤怒了一下，公田就取消了。


    范仲淹建议恢复，怎样消除不公呢，参考上一条，吏治好了，大家才会好。


    “厚农桑、减徭役”两条顾名思义，是农民的事，可官府的责任更大，怎样让农民专心种田，国家要有奖励，更要少折腾，给农民干活的时间。


    最后的两条“罼恩信、重命令”是件让人无语的事。人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一个国家呢？居然早上说一套，晚上做一套，根本就是朝令夕改，而且毫无处罚，这不是国家的法令世界，而是孩子们在玩过家家！


    怎么办？一个字，罚！见了血的猴子才知道恐惧，才能认真干活。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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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问题很严重，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范仲淹的方案说白了就是“责任制和处罚制。”用举荐制度把官员层层捆绑，再设立些以前没有的处罚制度，让官员们稍微懂点事。


    如此而已，管不管用，甚至有没有比原来的制度更不妥的地方，要从以后的实践中，才能看出。这时能肯定的，就是处罚的力度不是够不够重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力度的问题。


    连处罚的具体条款都没有，你让犯事的人怎么害怕啊？！


    现在来说“修武备”。这一条，按说范仲淹是最有发言权，而且肯定言之有物的问题，因为他刚刚从战场归来。宋朝的边防问题严重到不能再严重了，辽国不去说，党项人己经变成了西夏人，开始和宋朝分庭抗礼了，这在太祖朝、太宗朝，甚至真宗朝都是难以想象，决不可能发生的灾难！


    要怎样解决？


    先要分析问题出在哪儿。范仲淹从实战出发，归纳出两点。一，禁军都挤在京城里，有事才派往边疆。这在应急的速度上就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二，从京城养兵、派兵，那么在边疆上就始终没有足够的粮饷。不论是抵抗，还是杀进敌方腹地，就都得千里运粮。这一点，其实就是幽燕之战、雍熙北伐、五路征党项等外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改。


    怎样改？


    范仲淹建议在京师附近招募5万名民兵，派往边疆常驻。每年三季种田，一季练兵，自给自足。这样一举数得，把前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办法好不好？看着仍旧简单，似乎还是范仲淹的拍脑袋想法。但这一条自公布时起，就让宋朝朝野大哗，一片震惊。所有人一致认定，如果真的这么办了，宋朝就会国将不国，很快就会天下大乱。


    因为他改变的是宋朝安全设施方面的最基本国策——“募兵制”。这个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在水旱年，农民们没生活时，政府出面，把灾民们都收编成军人。给他们粮吃，让他们为国家出力，同时也就没法造反了。当年赵匡胤得意地说，这样做，“在造反时，有乱兵而无乱民；在灾年时，有乱民而无乱兵。”他的天下，怎样折腾都出不了大事。


    范仲淹的办法，却是唐朝的“府兵制”。它让唐朝的军队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可危害性也是致命的。军人们有自己的收入，根本不用政府养，于是藩镇林立，大家都是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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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目张胆地动摇国家根本，范仲淹却安然无恙，找理由有一大堆，其实一条就足够了。宋朝不杀言事大臣。但对他仍然很特殊。


    他的10条建议，只删除了“修武备”1条，其它的全部采纳。在1个月之后，就全国推广实行。这样的速度和力度，是宋朝近3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由此可以看出，仁宗皇帝对改变国家现状是多么的迫切，同时也让以范仲淹为首的新党君子们兴奋异样。


    “为天地立名，为百姓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所有孔圣门徒，儒家子弟的共同心愿，从这时起，就要变成现实了！


    很激动人心，真该马上切换到更热血沸腾的革新现场上去，看一下广阔天地里正在进行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巨变。但是稍等一下，历史是一门学问，其严密性不比任何物理化学方程式差，就比如这时庆历三年所进行的……不叫变法，而是新政。
要在这时就给它定性。


    在事情开头时，就能看到它的结果。仔细端详范仲淹这10个条例，除了“修武备”那1条之外，没有任何一条是改革性质的，都只是在补充和完善。


    这就确定了这次地震的级数，和本次斗争本应该有的剧烈程度。之所以以后会出现那样的结果，纯粹是有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找事儿。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到，天章阁问策，不仅是范仲淹提交了新政意见，富弼和韩琦也都有各自的奏章。富弼写了当世之务十余条，和安边十三策，把军政两方面都论述了一遍。韩琦先上了7个条款，随后改成了8个。是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去冗食、谨入官。


    看着和范仲淹的差不多，还粗略了一些，所以历史上一般只以范仲淹的条款为准。但是要小心，里面另有文章。韩琦也发过言了，他也开过会，并且头衔很高。这就又造成了一个事实，范仲淹有多高，他就有多高，无论如何都差不了多少。


    大家是平级。甚至富弼也同样。君子们，他们“和而不同”，没有谁是绝对的说一不二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