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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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和南京的战事结束后，“二次革命”也就基本差不多了。在上海，尽管陈其美已经宣布独立，并屡次进攻制造局，但终究因为不是正规军而一再遭到失败。等到袁世凯用军舰将大批的北洋军载来后，上海的讨袁军也就风吹云散，完全瓦解。

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 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宣布拥袁，这就是柏文蔚率卫队等前往南京的原因了。

至于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就是在师长许崇智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当许崇智提议出兵援赣及北伐时，孙道仁总以饷械缺乏为由，加以拒绝。等到大局明朗，孙道仁自然发出通电，向袁世凯陈述“冤情”，宣布取消独立。

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济光和陆荣廷两个楔子迫使广东讨袁力量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无奈之下，陈炯明特意派人去上海请了专门与袁世凯作对的前清官僚岑春煊来广东，试图利用他之前与龙济光、陆荣廷的部属关系缓和局势，但岑春煊这个老领导在龙、陆面前已经过气，这两人非但不听岑春煊的劝告，反进兵广东，最后将陈炯明逼走。

　　湖南的情况和福建差不多，也都是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在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失败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就宣布取消独立。但是，袁世凯对湖南并不放心，他随后又派出北洋军曹锟等部进入湖南，最后由海军中将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

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8月9日宣告独立，一个月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

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早在7月23日，袁世凯已下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并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黄兴和陈其美还被悬赏10万和5万元加以捉拿。在此之前，黄兴的陆军上将衔也被剥夺，这些心怀天下的革命党人弄到最后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袁世凯做了嫁衣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底是这片土地上的不二法则抑或是中国人的宿命？！

最令人悲哀的是，由那些信念最坚定的革命党人发起的这次革命，大部分的国人对此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在辛亥革命后做记者的老同盟会员梁漱溟，他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事实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和平的政权更迭。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更是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因此，以“宋案”、“大借款”案为借口发动一次国内战争，遭到大多数人的冷遇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一直跟踪报道“宋案”并认定袁世凯为杀宋主谋的著名记者徐血儿，他也在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反对“二次革命”，他在文中指出：“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

后来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斗争中大展神威的云南都督蔡锷，当时也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民国往事》：连载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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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至于“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大多不报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当然，人们也不能怀疑孙中山、何海鸣等革命党人的纯洁信念，但在“宋案”尚未盖棺论定、法律解决方式仍在进行当中，仓促的兴起军事，这对正处于摸索阶段的民国共和民主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急躁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不管袁世凯有没有介入“宋案”，但他代表的北京政府都应该对此负责。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袁世凯也是在这种对政府普遍支持的气氛下，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借口，最终激化了矛盾，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所以失败的很快---除了南京遭受浩劫外，其他地方基本不太受影响。

反过来说，国民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

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民不聊生矣。那些出身会党的革命党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乱搞一气，弄得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孙中山等人在他们眼中成为 “乱党”，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次革命”，或者说“赣宁之役”，既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是命了。袁世凯本就有统一全国的愿望，如今孙中山号召各省独立，岂非是天赐良机？

在“二次革命”后，北洋军源源不断进入了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成为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即便是以上四省，还有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在袁大总统的威势之下，哪里还敢心怀异志。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呢。

《民国往事》：连载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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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总统的内政外交

二十七、总统制造记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威势暂时达到了高潮，但当时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要制定中华民国的正式宪法，另一个是选举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在倒腾了半天后，才发现自己其实还只是个临时大总统。

宪法不宪法这种事情，袁世凯不太想理会，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先要把这个临时大总统转换成正式大总统。这“临时”二字，怎么听都觉得别扭，何况被赶到日本去的孙大炮也曾在这个位置上待过三个月呢。因此，在将革命党人的反抗镇压下去后，袁世凯最着急的便是自我扶正，由临时大总统转正为正式大总统。今后的日子虽然还长着呢，但关键的几步非走好不可。

议员们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先制定宪法，后选举大总统；另一种则主张先制宪，后选举。前一种观点认为，先有鸡才有蛋，没有正式宪法，哪里来的正式大总统呢？这种观点占据了主流。后一种观点听起来也不错，他们认为制宪是一个漫长审慎的过程，好比百年大计，不可仓促的拍脑袋定案；但是，目前局势又要求需要一个高效率的行政体系，因此选举大总统是火烧眉毛的事，何况现在因为没有正式大总统，各国都不便承认，中华民国都“民国二年”了，在世界上还未曾取得球籍呢。

在“二次革命”前，两派观点旗鼓相当，但“二次革命”后，情况就大不同了。兵强马壮、财大气粗的袁世凯如今是今非昔比，权力陡增，他要关心总统的转正问题，那国会议员们就不能太热心于宪法的制定。因此，议员们最后还是屈从了袁世凯的意见，先选举、后制宪，先将袁世凯扶正了再说。

按理，《总统选举法》本是宪法的一部分，但如今袁总统要得急了，那议员们也只好先集中精力搞这一部分。1913年10月4日，经过国会两院通过后，宪法起草委员会便将新出炉的《总统选举法》公布，预备在两天后进行总统选举。

为何在两天后进行总统选举呢？原来，再过几天便是民国的生日，也就是双十国庆了。袁世凯希望在这一天举行正式大总统的就职典礼，既便于欧美各国对中华民国加以承认，又可以好事成双，锦上添花，岂不美哉？

早在“二次革命”前，袁世凯已经在谋划此事了。鉴于当时国民党在国会中是第一大党，人多势众，要是在选举中作起对来，也是件麻烦事。毕竟民国了嘛，既共和又民主了，当时的袁世凯毕竟要做做样子。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虽然简单易行，但终究是有点赤裸裸的，面子上挂不住。

梁启超当时是支持袁世凯进行开明专制的，这让袁世凯十分满意，随后便成善后大借款中拨出专款160万元，让梁启超出面去策划国会中的其他几个政党的合并事宜，以共同对抗国民党。梁启超到北京后，便与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积极磋商，准备合并成一个大政党，以对抗国民党。当时的政党也无甚原则立场，他们听说梁启超拿了一百多万的活动经费，又有袁世凯支持，加上梁启超这么个大名人，何乐而不为呢？

在取得初步的意向后，梁启超以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的名义举行了一个恳谈会，并邀请在国会中的三党议员赴宴，交流感情。在三党恳谈会上，梁启超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他当席指出：“目前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联合起来，在国会中尚不能占据多数，这种现象极为可忧。不管是为三党考虑，还是为反对党考虑，都应该三党合并，使中国能逐渐二大党对峙的局面，这样政党政治才能逐步走上正轨”。对于梁启超“两党竞争”的政治构想，汤化龙、孙武等人纷纷表示支持，三党合并事宜也进行得非常顺利。

5月29日，三党在北京举行合并大会，当时有一千多党员到会，场面也颇为壮观。会上，三党代表宣布正式合并为“进步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9人为理事，名誉理事有冯国璋、周自齐、熊希龄、张绍曾、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程德全、朱瑞、庄蕴宽等20多位名人，另外还有100多名参议，阵容可谓强大。

合并后的进步党，其领导和骨干力量事实上都是原清末的立宪党人。在梁启超的影响下，进步党的政治立场倾向于拥护袁世凯政府，其主要作用是在国会中对抗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当然，这也没有脱离政党政治的范畴，毋庸多言。

《民国往事》：连载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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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还不放心，另外又授意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由他出面以每月200元津贴的价格收买了国会中的另外一些议员如李庆芳、梅光远、康甲臣、陆梦熊等人，随后又集合潜社、集益社、议员同志会等小团体，并赶在选举前（9月18日）成立了公民党。公民党不为他事，唯一宗旨就是要将袁世凯扶上大总统的宝座。

在武力上打败孙中山、黄兴等人后，袁世凯挟胜利之威势，心想这下总统选举应该没问题了。就算有问题，袁世凯也设下了后着。

10月6日，759名国会议员来到选举会场，正式选举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按照新公布的《总统选举法》，选举大总统须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候选人必须在得票四分之三以上方可当选。尽管当时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占据多数，但因为受到“二次革命”的牵连，因而也就没有提出候选人；至于其他人等，也不过是陪太子读书，帮袁世凯装点门面。

刚开始的时候，选举还算正常。第一次投票后，经统计，袁世凯得471票，黎元洪154票，其他还有几个候选人只得零星数票。袁世凯这次虽然得票最高，但因为某些议员投了无效票，因而袁世凯的得票仍旧没有达到法定的四分之三多数，因此还需要再进行一次投票。
就在这时，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人的不相干人等，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在听说袁世凯没有当选后，这些“观众”整齐严肃的步入会场，立刻里三层外三层的将议员们围了个水泄不通，插翅难飞。

议员们何时见过这等“民主”架势，只得推议长去交涉，要求这些人退出会场，不得干涉选举。谁知那帮人听后，反而大声嚷嚷起来：“我们都是公民团，今日推选大总统，关系重大，倘若你们选出辜负众望的大总统，我们是不答应的！我们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所选非人，今天各位就甭想走出会场！”

如此情形，议员们也就明白了七分。你还别说，当时的那些议员们还是颇有些骨气的，在如此高压之下，他们偏不肯将票投给袁世凯。在第二次选举后，袁世凯虽然得了497票，但黎元洪也多得了几票（162票），袁世凯仍旧没有达到法定多数。从效果上来看，“公民团”的做法其实是添乱，黎元洪多得的几票很可能就是国民党议员投的，虽然他们未必支持黎副总统。

由于当时投票流程不甚熟练，从发票、填票、投票、开票、唱票，这一圈搞下来大约要4个小时，因此议员们肚皮饿了，打算明日再进行第三次选举。但这些“公民团”们不答应，他们早已将会场团团围住，许进不许出，就连四面围墙也站满了军警，谁也别想跳出这禁锢圈。

时间到了晚上，议员们饿得急了，想闯出大门找点吃的，但那也不行。议员们还没等走到门口，便被“公民团”的人拽住，轻则破口大骂，重则饱以老拳，把议员们打得抱头鼠窜，狼狈的逃回会场。最可笑的是，某些议员好吸大烟，一时间烟瘾犯了也没法补充，这群人在会场上哈欠连天，鼻涕不是鼻涕，眼泪不是眼泪，真是急得抓耳挠腮，捶胸顿足，徒然让“公民团”笑话。

也有送饭的。比如支持袁世凯的公民党给他们的议员送饭来了，“公民团”的人便放他们长驱直入。进步党也派人来送吃的，但这些凶神恶煞的“公民团”不让他们随便进去，当即拦住喝令后退。进步党的人说：“我们是拥护袁总统的！”公民团听了喜笑颜开，说：“那就赶紧进去吧！”

国民党派人送饭来，说：“我们是国民党的，给议员们送饭！”公民团大怒，骂道：“国民党的不行，活该饿着！”

眼看不继续选举就不许出门，议员们也只好忍气吞声的接着进行第三次投票。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的第二条：“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当选”。也就是说，这次只能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中间选举一人，而且只要过半数就可当选。

待到选票发到各议员的手中，“公民团”的人又叫嚷起来了：“选举袁总统！”“谁不选袁总统就别想出门！”“谁不选袁总统就别想吃饭！”

在此声浪下，饥肠辘辘的国民党议员们早已是手脚发软，头昏眼花。但即便是这样，仍旧有部分硬骨头议员在选票上画叉，以示抗议。等到投票结束，袁世凯得了507票，自然是过了半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是毫无悬念的，“公民团”的行为实在是弄巧成拙，本该下午就结束的投票非被他们弄到晚上十点才结束，差点还饿出几条人命来。等到宣布投票结果，那些议员们不是饿得发晕就是憋得发昏，哪里还有力气去鼓掌祝贺新总统当选。

那些“公民团”的人在听到袁世凯当选后，倒是兴高采烈了一下，他们高呼了数声“大总统万岁”后，随后便一溜烟的呼啸而去，想必去规定地点领赏了。只可怜那些饿了十几个小时的国民党议员，在一片狼藉中，他们扶着墙颤颤巍巍的摸出门外，直奔面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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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总统府却是热闹非凡，里边鞭炮齐鸣，山呼万岁，前来热烈祝贺的人几乎挤破了门槛。由此，袁世凯导演的这幕选举丑剧终于拉上了帷幕。

呜呼！各位看官，袁总统如此搞法，中国的民主之路难道还会平坦吗？今后还会有多少掩耳盗铃的丑剧要上演？如此恶劣之先例，袁世凯始作俑者，能辞其咎乎？

等到第二天，议员们继续选举副总统，这次公民团的人却不来捧场了，会场也是稀稀拉拉，出席的人少了许多，不过勉强将黎元洪选出了事。黎元洪在得知自己当选为副总统的消息后，不惊不喜，心静如水，别人向他贺喜，他也觉得无甚可贺的。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他特意将就职典礼与国庆日放在一起，并向清室商借了太和殿来举行这一盛大仪式。这应该是袁世凯这辈子最荣耀的时刻了。

太和殿气势宏大，本是前朝皇帝用来举行登基典礼的地方，虽然清帝退位后这里已经长满杂草，但经过总统府一班伺候的人精心拾掇后，倒也干净整洁，陈设华丽，就等袁大总统前来宣誓致辞了。

上午十点，文武百官、各国公使均已到齐。在大礼官的引导下，身着一身崭新元帅服的袁总统大阔步的走了进来，这时国乐奏起，外面也放起了礼炮，统共一百零一响，气氛十分庄重。

待礼炮放完后，侍从官奉上总统誓词，袁世凯也就照着念了一遍。在大礼官的引导下，底下的各官员向着大总统三鞠躬，袁总统也还了一鞠躬。这时国乐又奏了起来，袁总统便在音乐声中徐徐退场，前往休息室暂做休整。

等到各国公使已经到达大礼堂等候后，袁大总统又在大礼官的引导下前去接见。中外双方彼此鞠躬行礼后，英国公使作为公使团的代表宣读颂词，旁边则有译员进行翻译，等到袁总统答词，也是一样。最后，袁大总统又与各国公使一一握手，这可是前清所没有的礼节，也算是民国的新气象。至此，各国也就算承认了中华民国的球籍，世界上多了一个新的共和国。

等到袁世凯与各国公使寒暄完毕后，一身戎装的陆军总长段祺瑞走了进来，向袁总统报告阅兵仪式已经准备妥当，请袁总统前去天安门阅兵。这应该算是中国阅兵之始了。袁总统邀请各国公使一同前去观礼，在总统的率领，文武百官、各国公使簇拥着来到天安门。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早有两万多北洋将士在此候命，他们齐刷刷的列成方阵，手里的枪械也已经擦拭一新，只待司令官一声令下，便要迈开方步，在大总统面前显摆显摆（大概有不少是“公民团”成员）。袁总统见了自己一手练出的部队很是长脸，又听了各国公使的阿谀夸赞，自然是乐得喜不自禁，笑逐颜开。

高兴之余，袁总统也就大开赏赐，给各位有功之臣颁发勋章：最有功者三人，授勋一位，分别为徐世昌、赵秉钧和世续---世续本是清室代表，不在民国为官，不知为何要授予他；各省的都督大员授勋二位，分别为浙江都督朱瑞、云南都督蔡锷、山西都督阎锡山、贵州都督唐继尧等人；后面还有陆建章等人分别授予勋三位、四位、五位不等。反正这玩意也不要钱，多发几个也无妨。

不仅如此，袁总统还特命内务部、农林部、工商部和交通部颁发通告，将公共游玩场所一律开放三日，任人游览，不收门票，以示与民同乐，其乐融融。

行文于此，各位可千万别以“窃国大盗”之成见来看待当时的袁总统呢。要知道，袁世凯称帝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此时袁世凯就任大总统，除了逃到海外的孙中山、黄兴和国内的少部分国民党员恨得直咬牙外，当时完全算得上是众望所归，中外交赞为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哪！

在这片欣欣向荣的空气中，人人都希望民国能在袁总统的领导下富国强兵，一扫昔日的屈辱心酸，可谁又曾料到袁世凯后来会瞎搞八搞，弄得这一世英名，尽付流水。英雄变小丑，可叹乎？可惜乎？可怜乎？唉，历史便是这样的残酷。
　　
《民国往事》：连载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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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国民党解散，国会也解散

在“二次革命”中，有部分意志坚定的国民党员如参议院的议长张继，他们为了支持孙中山而抛弃了议席离京南下，但贪图名禄的毕竟是大多数，因此当时的国会中仍旧以国民党的议员最多（不过，擅自抛弃议席、放弃合法斗争是应鼓励呢，还是坚持职守应当提倡，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于这些“捣蛋”的国民党，袁世凯也很头疼，但时机未到，也只好先隐忍不发。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南方公然“作乱”时，袁世凯手下一些求功心切的部下建议将国民党立刻解散，甚至有人自告奋勇的要带兵去捉拿这些“乱党”。袁世凯听后大怒，斥责道：“不可胡来！”

难道袁世凯是尊重政党政治？当然不是。袁世凯当时没有借机解散国民党，那是因为国会还没有选举他当正式大总统呢。要是解散了国民党，那国会也就开不了会，选举大总统也搞不成，反而麻烦。

俗话说得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到袁世凯把正式大总统弄到手后，他就要给国会找茬了。袁世凯找的第一个茬，是《大总统选举法》。各位可能会觉得奇怪了，袁世凯不就是按《大总统选举法》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吗，这个法又怎么了？

原来，在《临时约法》中第三十条规定，临时大总统有“公布法律”之权，但当时国会被袁世凯催得急了，于是在制定《大总统选举法》后便在政府公报上直接公布了，也就未经袁世凯之手（议员们想，袁世凯肯定没意见啊）。袁世凯当时倒把这这档子事给记在肚子里，但他当时急于转正，也就暂时隐忍未发。

当上正式大总统没几天，袁世凯便令总统府给国会发了一个咨文，称民国制定法律的过程应当是分“提案、议决、公布”三个过程，国会在未经总统府便将贸然宣布《大总统选举法》，这不仅是蔑视大总统的权威，而且是侵犯大总统的公布权和违反《临时约法》的行为，如果这个事情不解释清楚，影响极坏。在咨文的最后，袁世凯还要求国会议员们立刻给予合理答复。令人可乐的是，袁世凯在咨文中引经据典，并援引《临时约法》，还真说得头头是道，一点都不含糊呢。

此时的国会议员们，正在忙着讨论斟酌中华民国的宪法草案，也没有时间专门开会来讨论袁大总统的咨文，只说国会制定法律直接公布乃是各国通例，原本就不须经过总统副署云云。由此可见，《临时约法》制定过于仓促，起草者水平有限且夹带私心，结果是被袁世凯给抓了把柄。本来，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确毋庸行政首脑副署加以公布，何必在《临时约法》中加上总统有“公布法律”之权的条款呢。

当然，袁世凯发此咨文并不要真正维护《临时约法》，恰恰相反的是，他的真实动机不仅是要找国会的茬，而且还要找《临时约法》的茬。正如前面介绍的，《临时约法》规定的体制是责任内阁制，大总统基本是个虚职，立法权力掌握在国会中，而行政权力主要由内阁掌握，这才是让袁世凯最不满意的地方。你想，袁世凯好不容易从清室和革命党人手中取得江山，岂有江山夺下之后睡于卧榻之侧的道理？

过了两天，袁世凯见国会对咨文并无正式复文，自己的出招仿佛泥牛入海，不见踪迹，心中不免十分恼怒。随后，袁世凯便命国务院派出施愚等八名委员前往国会干涉。施愚等人奉了大总统令，自然是意气风发，他们随后便雄赳赳、气昂昂迈进国会大门，要替大总统讨个说法。

八委员来到国会会场之时，正好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进行民国宪法草案的一读审核，见这八人突然闯入，不觉愕然。八委员得意之余，便将一个新咨文交给议长。在这个咨文中，袁世凯除了陈述上一个咨文的内容，又提出以后国会开会时应该及时通知国务院，以便随时派人前来出席陈述。这回，袁世凯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便是行政权干涉立法权的勾当了。

国会议员们在传阅了咨文后，很是惊诧莫名，便答复八委员说：“民国立法，权在国会，不受行政之干涉。诸位到国会来未免违法，还请回去告诉大总统收回成命为好。”

八委员不管你什么立法、行政之类的玩意，随后又拿出一份文件交给议长，说：“大总统还有一份咨文，诸位看后便清楚了。”

事情到这里便已明朗化了。议员们传阅一遍后，只见这份文件上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么几条：

一、将《临时约法》第三十三条：“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改成“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行政制度和法规跟参议院、众议院没啥关系了。
二、将《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得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须得参议院同意”改成“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人事权也和参众两院没关系。
三、将《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改成“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对外战争和外交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全归袁世凯管了。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在咨文中提出在“公安、防御、灾患”的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分权和制定法律权，只需国会开会时再加承认即可。

各议员见后吃惊不小，袁世凯这提出的几条完全是总统制的规定，甚至与君主立宪制相差无几，这与目前宪法草案中主张的责任内阁制几乎有天壤之别。你想现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经将宪法草案拟定得差不多了，岂肯屈服于袁总统的要求？

当下议员们便对八委员说：“我等正在进行宪法草读，只能由国会议员列席旁听，诸位原本是不该前来的；至于代大总统陈述咨文，更是与约法章程不符，还请诸位自重”。

说罢，议员们竟然撇下八委员，只管自己审核宪法草案去了。

《民国往事》：连载六十六

宝宝寒

八委员本是奉着大总统的命令而来，不想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回去不免气恼，自然在袁世凯面前添油加醋的数落了一番国会的不是，其中也不乏劝说袁世凯乘机解散国会的。

袁世凯听了八委员的回报后，却也在意料当中，他却不动声色，只淡淡的说：“你等不要着急，我只有办法。”

再说国会那边，在受到袁世凯的一番逼迫之后，反而加快了宪法草案的审读进度，没几天宪法草案便进入了二读阶段。袁世凯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宪法草案和《临时约法》无甚大的区别后，随即便发了几通密电，暗暗布置了起来。

数天后，各省都督、民政长与北洋将领的电报雪花般的飘来，一个个都是支持袁世凯的“合理要求”并指责“国会专制”；还有几个袁世凯的心腹，在电报中就直接提出要撤销宪法起草委员会、撤销宪法、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大家散伙算了。

袁世凯接到这些电文，自然是喜不自胜，以为国会就此屈服。不料此时国会议员中还有一些硬骨头的家伙，他们不畏外界压力，硬是在10月31日下午通过了宪法草案的三读程序，并准备交国会公布。由于这部宪法草案的起草主要在天坛祈年殿，因而也被称为“天坛宪草”。这部宪法草案主要秉承了《临时约法》的精神，共10章113条，其中主张“责任内阁制”并对大总统及其国务院的权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也有人称其政体为“超议会制”---不言而喻，议会的权力过大而总统的权力过小，怎能不起冲突。

眼看天坛宪草就要公布，这下袁世凯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使出了最后的狠招---釜底抽薪，解散国民党。

这里要插一句。在宋教仁被刺后，内阁总理赵秉钧为了避嫌而称病辞职，当时由陆军总长段祺瑞暂替总理一职。在袁世凯剿平“二次革命”后，便由进步党推出熊希龄在9月11日组阁。熊希龄原在唐绍仪内阁中做过财政总长，这次他挟进步党之势力，网罗了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名流，组成了号称“第一流”的人才内阁，其阵容之豪华，就是国民党也得甘拜下风。

为了搞掉国民党，袁世凯想来想去，决定还是让熊希龄出马更为名正言顺。有人会问，熊希龄是进步党员，他毕竟不是北洋集团的人，怎么就会对袁世凯俯首听命呢？说到这事，有这么一个传闻，说熊希龄在辞去财政总长的时候，袁世凯为了笼络他，特命他出任热河都统，以示器重。大家想，热河是个什么地方？那是前清皇帝们的避暑胜地，所以熊希龄到了热河后，也就把公署搬进承德避暑山庄内。但是，在这昔日的皇帝行宫中办事，宫中的珍宝太多又未曾清理，不免有些瓜田李下之嫌。

据称，有一次袁世凯的心腹姜桂题来访，熊希龄在好生招待之余，临别时还偷偷的将一把乾隆皇帝的折扇作为私人馈赠送给了姜桂题。姜桂题是个粗人，也不识好歹，他为了取媚袁世凯，回北京后又将此折扇转送给了袁大总统。袁世凯由此派人前去暗中调查，发现避暑山庄失窃了不少珍宝，结果熊希龄便被袁世凯抓了把柄。

熊希龄在得知袁世凯要求他下令解散国民党后，未免也有兔死狐悲之感，因为熊希龄在政治立场上一贯跟随主张政党政治的梁启超，如果今天国民党被解散，那谁又能保证明天进步党不会被解散呢？但是，袁世凯的理由也冠冕堂皇，“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因此国民党不能辞其咎；当然，最终迫使熊希龄在取消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及解散国民党命令上签字的原因，可能是内务府调查热河行宫珍宝被盗的案卷。这被人拿住了要害，真是有苦难言哪。

熊希龄在命令上一签字，那边三百多军警早已准备妥当，随后便凶神恶煞般的直扑广安门内大街的国民党北京支部，不仅代理事长吴景濂被当场逮了个正着，其他的职员也通通被关押起来，不得外出。等拿到国民党议员的住址后，这帮军警当晚又按图索骥，分批闯入每个国民党籍议员的家中，第一件事便是搜缴议员证章、证书。倘若议员们稍有质疑与反抗，这帮丘八老爷便拔出手枪，恶狠狠的顶在议员脑袋上威胁。这秀才遇到兵，哪里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等到午夜时分，军警们已经缴得350多件国民党议员的证章、证书，正待他们想去总统府邀功请赏的时候，袁世凯却又下了一道严令，让他们继续搜缴“二次革命”前已经脱党及跨国民党的议员证书，而且必须在当晚完成。没办法，这些鹰犬们只得在凌晨时分挨家挨户的继续搜查，直弄得北京城内鸡飞狗跳，鸡犬不宁，等到破晓时分，最终又收缴了80多件。

原来，老袁做了一个算术题：要是只收缴350件国民党议员证书的话，剩余的议员在国会中仍旧过半数，还有可能继续开会；现在又剥夺了80多名脱党及跨党议员的资格，这下两院议员已经去了大半，国会就开不成啦！

等到第二天，议员们前去参众两院开会，那门口早有荷枪实弹的丘八老爷拿着一张名单在此站岗，凡是进入的都必须检查议员证书，那国民党及其参加过国民党的议员们的证书昨晚便被这些人收缴了证书，哪里还进得去？

各位，当时国会有个诨号名叫“八百罗汉”，就是说国会中有820人，但在昨晚被取消资格的便达到438人，这参众两院的议员尚不足半数，还怎么开会？国会既然瘫痪了，那附属的一切委员会，尤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和制宪会议，也就自然无限期的延宕了。

《民国往事》：连载六十七

宝宝寒

那些残余的议员们气愤不平，还要向总统府提出抗议，但很快被老袁骂了回来：“你国会都开不成会了，抗议何来？”还未等到这些人再闹事，袁世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1914年的元月10号发布了一道洋洋数千言的命令，将国会解散，议员们通通遣散回籍。老袁的理由同样是冠冕堂皇：既然国会已经开不成会了，那民国岂能再给你发工资？即使要再开国会，那也得重新召集。由此，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国会在干完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的一件正事后，也就此寿终正寝。

眼看木已成舟，这班议员们也只能自认倒霉，白白丢了年薪五千元的职位不说，最后在那些丘八老爷的威喝之下，只落得领取几十块大洋的川资打道回府，实在是晦气之至。

看到这里，大多数人以为袁世凯就要搞赤裸裸的专制了，但老袁却并没有那么头脑简单。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并不是不要国会和宪法，相反，他是要一个合乎自己意愿的“国会”和“宪法”，这就是设立在国会之外的政治会议和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这是后话。

在将国会解散后，袁世凯意犹未尽，又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对于这点，各省的都督倒是很乐意去做，谁也不想受到议会的限制啊。不过，国务总理熊希龄在受到多次的胁迫后，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在签署解散地方议会命令后便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而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也受他的牵连一并辞职。

袁世凯见熊希龄去意已决，也就稍作挽留后照呈批准，暂由外务总长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一职。湖南才子熊凤凰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基本什么事都没干成。这还不算，熊才子最后还落得一身的不是，真是弄得声名扫地，狼狈不堪。受此挫折后，熊希龄也就绝意仕途，从此告别政坛，转而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去了。这倒是他该去做的。

如此看来，不管是革命党也好，书生也罢，都不是老袁的对手。这袁老袁不仅搞军事有一手，搞起政治也很辣手，甚至搞起法律来，也同样是有板有眼、不落下风呢。你要说他不是枭雄，谁是枭雄？

话说回来，民国建立以后的制宪进程也不甚完美。譬如《临时约法》，因为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利，所以特别赶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匆匆出台，整个制宪过程不过一个月，在三读程序中竟然使用起立表决，不可谓之仓促草率。在制宪会议中，对于实施内阁制还是总统制这样一个重大的议题，当时只有6名议员做了简短的发言并在不到4个小时就完成了表决，这实在是太轻率了。要知道，美国1787年宪法关于是否实行总统制的辩论足足进行了10天。作为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国家大法，以如此迅速的速度，外加掺入制宪者的私心，如何能调和各方利益，帮助新生政权顺利过渡并促进国家的发展及其国民的幸福呢？

《临时约法》有两个重大缺陷，一是忽略了三权分立中的司法权，这往往导致立法权和行政权发生冲突时缺乏一个制衡的力量；二是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没有做出规定。在《天坛宪草》中，这两个缺陷仍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而且还增加了其他的毛病，比如设立国会委员会代行国会之权力、议会有宪法解释权等，对大总统的各项权力则进行了更严格的限制。这种“议会太强、总统太弱”的模式，完全陷入立法权大大压倒甚至侵犯行政权的不平衡状态，这显然是值得商榷和探讨的。

如果从袁世凯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当时也并不是一味的反对国会和宪法，至少在《天坛宪草》三个半月的制定过程中，制宪会议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经费也得到了充足的保证，宪法草案的顺利出台便是明证。事实上，袁世凯对宪政民主并不了解，他在政治立场上多倾向于实用主义，对于《临时约法》和后面的《天坛宪草》在行政权上的束缚，袁世凯何尝不是感到极其痛苦并试图有所补救。

但在袁世凯的修宪要求被制宪会议拒绝后，形势便急转直下。事实上，袁世凯提出的修正案类似与现在法国的半总统制，即扩大了总统的权力而适当缩小了议会的权力，因为二战前法国的议会内阁制中议会的权力太大，议会频频“倒阁”，导致政局混乱，这未必是个好制度呢。事实证明，现在法国的半总统制既造就了一个相对强势的总统，也产生了一个相对稳定而有效的内阁，这种权力的平衡比单纯的内阁制和总统制来得更加符合实际。要是当时制宪会议慎重的考虑下袁世凯的意见，说不定民国率先发展出法国式的半总统制，这未尝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呢。

可惜的是，制宪会议中的议员们明显缺乏政治经验和妥协的意识，他们试图按照自己对民主共和的理解来制定一个宪法的美好蓝图，丝毫不考虑当时最具实力的北洋军政集团的利益和诉求，这样蛮干岂能不失败？要知道，民主的真谛本就是妥协，需要在有风度的对抗中进行经过反复多次的均衡博弈，这才能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制度性安排。

那些制宪会议的议员们实在是太年轻、太缺乏政治经验了。在71名制宪会议的议员中，40岁以下的议员占到94%，而35岁以下的又占到68%，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只有留学或者革命的经历，不但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就连一般的社会经验也严重缺乏。这些人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按照教科书制定宪法，即使这个宪法再完美，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又不具备可操作性，这又有什么用呢？

等到国会被解散、《天坛宪草》无限期的搁置后，不仅国会的制宪活动被中断，就连国会也是皮之不存。由此，民国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便开始进入了袁世凯的威权统治时期。

《民国往事》：连载六十八

宝宝寒

二十九、黎元洪北上入瓮

说起这个解散国会的提议，却是出自于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之手。

有人会觉得奇怪了，这黎元洪不是革命元勋嘛，如何为虎作伥，跟着老袁助纣为虐了呢？其实也不奇怪，因为黎副总统虽是元勋，却非革命首义，他原本是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在当时湖北算得上是第二号的军事领袖，他官当得好好的，本就没有造反的打算，不过为当时的形势所迫，被革命士兵们硬是从床底下拉出来做了首领。最开始的时候，黎元洪还死活不肯顺从革命，那句著名的“莫害我”，岂不是出于他之口？倘若造反不成，朝廷追究下来，黎元洪按犯罪情节还得算是胁迫呢。

黎元洪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本就是讲究忠君爱国的旧派军官，他不仅在武昌起义前杀害过革命士兵，在当上湖北都督后他对那些起义出身的人也是充满了戒备和敌意。在他眼里，这些人怎么着都是些贼心不死的乱党，不可不防。譬如当时湖北号称“三武”的三位军事领袖（孙武、张振武、蒋翊武），其中便有两位便是间接的死于黎元洪之手呢。

张振武之死，在前文已详细叙述，蒋翊武之死又是如何回事呢？原来，在南北议和后，蒋翊武担任了湖北军务部副部长，但受“群英会”暴动的牵连而被迫去职，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消沉。宋教仁被刺后，蒋翊武返回湖南参加了“二次革命”，也曾拉起一支队伍驻防岳阳。但革命党人在“赣宁之役”中很快失败，袁世凯到处通缉捉拿革命党，蒋翊武也只得逃走。不过，蒋翊武没有和黄兴等人一样跑到日本去避难，而是南行到广西，结果被当地巡防营给抓住，后来押送到桂林受审。黎元洪在得知蒋翊武被捕之后，随即致电袁世凯，请求迅速诛杀“乱党”，于是袁世凯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蒋翊武就地枪决。可怜这个革命首义，最后落得弃尸他乡。

黎元洪恨这些首义的革命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武昌起义前，黎元洪处死革命士兵是因为要维护秩序，但起义后则更多的是一种权力的争夺和个人的恩怨。黎元洪虽然是靠着武昌首义上位，但众所周知的是，他是被革命士兵强迫参加革命的，因而那些革命党的首领譬如张振武、蒋翊武等人未免对这个逼出来的湖北都督心存蔑视，特别在南北军交战之时，这种情绪更是极易表现出来。

黎元洪混迹官场多年，他对那些造反起家的人有着本能的抵触，而那些自认为有功的革命党首领对身居高位的黎元洪同样是心怀不满，彼此间抵牾不断。在双方的矛盾暴露后，黎元洪采取了投靠袁世凯的策略，以取得北洋势力的支持。由于湖北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地位，袁世凯对那些革命党同样是深恶痛绝，因此与黎元洪一拍即合，张振武的被杀便是双方合作的一个明证。

事实上，湖北那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后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们试图从黎元洪手中夺回权力，但他们数次针对湖北当局的暴动都没有成功，譬如“二次革命”期间流产的“改进团”暴动，结果非但没有将黎元洪赶下台，反而被黎元洪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加以严厉镇压，多名革命党起事者未经审判便被枪杀。在“改进团”失败后，黎元洪又对湖北的革命党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整肃，当时被杀被捕者不在少数。在黎元洪的威势之下，湖北革命党人纷纷离开武汉，前往上海等地继续揭发黎元洪镇压革命党人的罪行。

在赶走了革命党人之后，黎元洪在湖北的统治也相对稳定了许多，但此时袁世凯也盯上他了。虽然黎元洪在革命后极力与袁世凯保持一致，并在各项政策上亦步亦趋，紧紧跟随，譬如在定都北京问题上，黎元洪就曾经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在宋教仁遇刺案中，黎元洪也发表通电，提出要法律解决，以大局为重，切不可意气相残，实际上就是给袁世凯拉偏架。在“宋案”的证据公布后，黎元洪又指责追查真相导致“人心摇动，谣琢逢起”，甚至荒唐的提出：“宁可令宋教仁冤死，也不可因追究冤死之因而打破宁静的大局”。

在“善后大借款”的问题上，黎元洪也是站在支持袁世凯立场上的。他非但支持袁世凯借款，还杜撰了一通“不借外债的六大危害”，以证明借款的合理性。“二次革命”爆发后，北洋军以湖北为进攻江西的前沿，黎元洪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选举正式大总统的时候，黎元洪更是亲自致电参议院和共和党本部，推荐袁世凯作为正式总统的候选人，这简直就是露骨的拥戴效忠了。

但很可惜的是，黎元洪这些明显亲善的举动仍旧未能赢得袁世凯的充分信任。在袁世凯的眼中，黎元洪虽然不算革命党，但毕竟不是北洋军政集团的人；更令袁世凯感到不安的是，黎元洪打着支持袁世凯、支持中央政府的旗号，在排斥当地革命党的同时也暗中发展了自己的势力，譬如当时在湖北就握有四个师的兵力，而且还先后被推为共和党、进步党的理事长，政治影响力不可小觑。

在“二次革命”后，湖南、江西、安徽等省都换上了北洋系的人，既然袁世凯要在战略上控制南方各省，湖北当然也不能例外。何况，武汉乃是九省通衢，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倘若不将黎元洪调出湖北、解除兵权，终究是个隐患。因此，在黎元洪当选为民国正式副总统之后，袁世凯先后四次邀请黎元洪进京，表面上是要求履行副总统职责，实际上是要将黎元洪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所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黎元洪在当上湖北都督后，他深知控制地方对个人权势的重要性，因而对袁世凯的调虎离山计也是心知肚明。对于北上一事，黎元洪是想方设法，一拖再拖，死活不肯离开湖北半步，他非得以民国副总统的名义兼任湖北都督---副总统可以不做，湖北都督不能不当，黎元洪也是个精明人。

袁世凯见黎元洪不肯轻易就范，不免也有些踌躇。这时，袁世凯的手下们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他们纷纷献计献策，要霸王硬上弓，将黎元洪调出湖北，让北洋的人去做湖北都督。最后，据说是“太子”袁克定想了一条妙计，最终迫使黎元洪乖乖就范。

《民国往事》：连载六十九

宝宝寒

唉,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