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外勤人员的告密搅动了英国情报机构，约翰·勒·卡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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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莱恩仍没有抬头。吉勒姆坐得这么远，只能看到他的一头黑发和一对穿着粗呢衣服的宽阔肩膀。莫·德拉瓦一边看文件，一边摸着她的刘海。吉勒姆想起来了，潘西有过两个老婆。这时卡米拉又闪过他心事翻腾的脑海。两个都酗酒，这一定能说明一些问题。他只见过伦敦的那个。当时潘西正在组织自己的真正班底，在白金汉宫大厦，他宽敞、镶有嵌板的公寓里举行一次酒会。吉勒姆到得晚了，他在门厅里脱大衣的时候，有个金发女人羞怯地伸手向他走过来。他以为她是来接他大衣的女佣。

“我是乔伊。”她用演戏的嗓子说，就像说“我是德性”、“我是克己”一样。她要的不是他的大衣，而是吻。吉勒姆顺从了她的要求，闻到的是一阵香水和廉价雪利酒的混合味。

“好吧，彼得·吉勒姆老弟，”——阿勒莱恩开始说话了——“你准备好了没有，还是要再打几个电话调查我家的房子？”他稍微抬起头来，吉勒姆注意到久经风霜的双颊都有撮小小的三角形软毛。“你这几天到乡下去干什么？”——他翻了一页——“除了追逐当地的处女——我很怀疑布里克斯顿还有没有处女，莫，请你原谅我说话放肆——把公家的钱浪费在大吃大喝的午餐上？”

这样开玩笑是阿勒莱恩的一种交谈手段，这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是恶意的；可以是责怪的，也可以是捧场的，但是到头来，就好像是不断拍打同一个地方。

“有两个阿拉伯人看来很有希望。范霍佛弄到了一个接近德国外交官的线索。如此而已。”

“阿拉伯人，”阿勒莱恩重复了一句，把文件夹推在一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粗糙的烟斗，“随便哪个笨蛋都可以敲诈一个阿拉伯人，是不是，比尔？要是你想干，花半个金币就可以收买整个阿拉伯内阁。”阿勒莱恩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袋烟草，顺手扔在桌上。“我听说你在跟我们可悲的塔尔老弟商量什么事情。他的近况如何？”

吉勒姆听到自己回答这个问题的声音时，心里闪过了许多念头。他现在弄清楚了，对他公寓的监视是昨晚才开始的。上周末他没有受到怀疑，除非替他把风的法恩是两面受雇的。不过他要那样是很困难的。罗埃·布兰德与已经去世的诗人狄兰·托马斯很像，罗埃总是令他想起什么人，到现在为止，他才能确定到底像谁。莫·德拉瓦有一种女童军的男人气概，仅仅是勉强可以算作一个女人。他心里想，不知狄兰·托马斯有没有罗埃那种特别淡的蓝眼睛。托比·伊斯特哈斯从他金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来，阿勒莱恩只让人家在他面前吸烟斗，不许吸香烟，因此托比现在一定得阿勒莱恩的欢心。比尔·海顿看上去出奇地年轻，圆场流传关于他恋爱生活的谣言毕竟不是完全无稽可笑的：他们说，他两头都来。保罗·斯科尔德诺一只手的褐色掌心平放在桌上，拇指略为翘起，使得手背用来打人的一面绷得更紧了。他也想到他的帆布袋：阿尔温有没有把它送走？还是他自己下班去吃中饭，把包留在那里，结果引得新来的一心想被擢升的警卫产生好奇，进行翻查？而且吉勒姆心里也不止一次嘀咕过：他在看到托比之前，托比在那里不知待了多久了。

他选择了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道：“不错，首长。塔尔和我每天下午在福特纳餐厅喝茶。”

阿勒莱恩吮着没有点燃的烟斗，试试烟草塞得严实不严实。

“彼得·吉勒姆，”他用苏格兰腔一字一句不客气地说，“你可能不知道，我的个性是不会计较过去的。而且可以说我现在是一心为你好。我要知道的就是你跟塔尔谈些什么。我不要他的脑袋，也不要他身体的任何部位，而且我会克制要亲手掐死他的冲动，或者掐死你的冲动。”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烟斗，火光猛地一闪，“我甚至想在你的脖子上套一条金链子，把你从那令人讨厌的布里克斯顿带到王宫里去。”

“那样的话，我恨不得他早些露面。”吉勒姆说。

“我没有抓到他以前，他可以得到完全的宽恕。”

“我一定告诉他。他会很高兴的。”

一大团烟滚过了会议桌。

“彼得老弟，我对你很失望。居然轻信那种挑拨离间的谣言。我付给你的薪水不低，你却背后捅我一刀。我觉得，你这样报答我未免忘恩负义。我不妨告诉你，我养你还遭到我一些顾问反对呢。”

阿勒莱恩现在有了一种新的习惯性动作，吉勒姆从爱好虚荣的中年人身上常常可以发现，那就是捏住一块下巴上的肉，用拇指和食指按摩着，想让它变得小一些。

“把塔尔目前的情况再告诉我们一些，”阿勒莱恩说，“把他的感情状况告诉我们。他有个女儿，是不是？一个叫丹妮的小女孩。他提起她没有？”

“他常常提起她。”

“把她的事情告诉我们一些。”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很喜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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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得入迷？”他突然生气，声音高了起来，“你耸肩膀干吗？你干吗朝我那样耸肩膀？我现在是在跟你谈你自己组里一个叛逃的混蛋，我控告你背着我跟他玩捉迷藏，你不知道后果有多么严重，却在那里朝我耸肩膀。彼得·吉勒姆，有一条法律禁止与敌方情报员勾结。你也许不知道。我真想狠狠地治你的罪！”

“我最近根本没看到他，”吉勒姆怒气也上来了，这可救了他，“玩捉迷藏的不是我，而是你。别跟我来这一套。”

他一边说，一边感觉到会议桌周围情绪都缓和下来了，好像大家都有点儿感到厌倦，好像大家都觉得阿勒莱恩乱开一阵枪，漫无目标，把子弹都用完了，斯科尔德诺在玩着一块小象牙，那是他带在身边的吉祥符。布兰德又在阅读文件了，比尔·海顿喝一口咖啡，觉得很难喝，向莫·德拉瓦做了个苦脸，放下了杯子。托比·伊斯特哈斯手托着下巴，抬起了眉毛，呆看着维多利亚式壁炉里的红色玻璃纸。只有那两个俄国人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就像一对不愿相信打猎已经结束的猎狗一样。

“那么说，他以前常常同你说起丹妮？他告诉你他爱她？”阿勒莱恩说，又回去看他面前的文件，“丹妮的母亲是谁？”

“一个欧亚混血儿。”

现在海顿开腔了：“一看就知道是亚洲血统呢，还是可以冒充比较纯种的白人？”

“塔尔认为她看上去像个十足的欧洲人。他认为他的孩子也是那样。”

阿勒莱恩大声念：“十二岁，金黄色的长发，眼睛褐色，个子苗条。丹妮是不是这样？”

长时间沉默，甚至海顿也无意打破这沉默。

“因此，如果我告诉你，”阿勒莱恩继续说，用字十分小心，“如果我告诉你，丹妮和她母亲原定要在三天之前从新加坡搭直航飞机到伦敦机场，那么我想你大概也会和我们一样感到奇怪的。”

“是的，我也会感到奇怪的。”

“你出了这间屋子以后，你也要闭上你的嘴巴。除了你十二个最要好的朋友，一个人也不可以透露！”

不远的地方传来菲尔·波特奥斯的咕噜声：“彼得，这个情报来源非常机密。你听来也许像是普通的消息，但并不是这样。这是超机密。”

“那么好吧，我也会把嘴巴封得超紧。”吉勒姆向波特奥斯说。波特奥斯红了脸，比尔·海顿则又露出了小学生的笑容。

阿勒莱恩接着又说：“那么你对这情报有什么看法？说吧，彼得。”——他又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吧，你是他的上司、他的向导、他的老师、他的朋友，你的心理学到哪里去啦？塔尔为什么来英国？”

“你刚才说的可不是这个。你刚才说塔尔的女人和她的女儿丹妮原定在三天前到伦敦。也许她是来找亲戚。也许她另外找到了男人。我怎么知道？”

“别傻了，你难道没有想到，小丹妮到了哪里，塔尔本人就会马上跟着到哪里？如果他现在还没有到这里——我认为他早已到这里了，一般都是人先到，老婆小孩等的包袱后到。莫·德拉瓦，请原谅我又失言了。”

吉勒姆第二次放手发了一通脾气。“至今为止，我没有想到。至今为止，塔尔是个叛逃分子。这是七个月以前管理组的判决。是不是，菲尔？塔尔现在莫斯科，凡是他所知道的东西，都要假定已经完全泄密了。是不是，菲尔？当初决定布里克斯顿要偃旗息鼓，把我们一部分工作移交给伦敦站，另外一部分移交给托比的点路灯组，所依据的也是这个理由。塔尔现在想干什么？再投到我们这边来？”

“说再投过来，这话还算是客气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阿勒莱恩反唇道，一边又低头看他面前的文件，“听我说。不仅要听好，还要记牢。因为我一点也没有疑问，你们这伙人都一样，你的记忆像个筛子，你们这些当小头头的都是这样。丹妮和她的母亲用假英国护照旅行，名字改作普尔。这护照是俄国伪造的，第三份给了塔尔本人，有名的普尔先生。塔尔已到了英国，但是我们不知他在哪里。他比丹妮母女先来，走另外一条路线，我们调查结果认为很可能走的是偷渡路线。他叫他老婆——也许是姘头，不管是什么，”——他说话的口气仿佛老婆、姘头他都没有——“原谅我，莫，在他之后一个星期以后来，但现在看来她们显然没有遵照他的指示。我们昨天才得到这个情报，因此我们还有许多跑腿的工作要做。塔尔要她们——丹妮和她的母亲——万一他跟她们联系不上，就去投奔一个叫彼得·吉勒姆的人。我想这就是你吧。”

“要是她们原定三天以前到，那么发生了什么意外了？”

“耽误了。错过了班机。改变了计划。把飞机票丢了。我怎么知道？”

“要不然就是情报错了。”吉勒姆提示道。

“情报没有错。”阿勒莱恩不客气地反驳。

愤恨，迷惑。吉勒姆死抱住这两条。“那么好吧。俄国人已经使塔尔转向了。他们把他的家眷送来——天晓得为什么，我还以为他们已经把她们留下来当人质呢——而且他们把他也送过来了。那有什么好紧张的？他说的话，我们连一句也不信，他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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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他很高兴地发现，他的听众都在盯着阿勒莱恩瞧。吉勒姆觉得阿勒莱恩仿佛左右为难，究竟要对这句话作个令人满意的答复而泄漏了机密呢，还是让自己出丑。

“别管什么用处！把池水搅浑，在井里放毒，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捣什么乱谁知道？”吉勒姆心里想，他的文件里大概也是这么写的。上面尽是一个接一个的隐喻。“但是这一点你得记住。彼得老弟，你一看见，或在你一看见之前，你一听见他、或者他的女人、或者他的小女儿的消息，你就得马上来找我们这些大哥。在场的随便哪个都可以。别的王八蛋可不行。这条指示你弄清楚了没有？因为这里关系太错综复杂了，或者你根本猜不到有多么复杂，也没有权利知道……”

这场谈话这时突然变成了用动作来进行的谈话了。布兰德把手插进裤子口袋里，慢吞吞地走到屋子那头的门上靠着。阿勒莱恩又点燃了烟斗，手臂慢慢摇晃着把火柴挥灭，一边透过烟雾看着吉勒姆。“彼得，这几天你在追求谁？这个幸运的女人是谁？”波特奥斯从桌上递过一张纸来要吉勒姆签名。“请你签字，彼得。”保罗·斯科尔德诺在俄国人耳边轻声说着什么。伊斯特哈斯向门外的老妈妈们发出了不讨人喜欢的命令。只有莫·德拉瓦褐色的谦卑眼光仍盯住吉勒姆看。

“你先看一遍。”波特奥斯油滑地说。

吉勒姆已经看了一半了：“兹证明我今天已获知巫术第三〇八号报告的内容，来源为巫师。”这是第一段。“我保证不将此一报告任何内容泄漏给部门其他人员，也不泄露有巫师来源的存在。我并保证一遇有和他的资料相关的任何情况立即报告。”

门仍开着，在吉勒姆签字的时候，伦敦站二楼的人物列队进来，前面是端着三明治盘子的老妈妈们：狄安娜·道尔芬、脸上紧绷得快要爆了的劳德·斯屈克兰、情资分发组的女职员，还有一个叫哈加德的一脸不高兴的老特务，他是班恩·瑟鲁克斯顿的上级。吉勒姆慢慢走出去，心里清点着人头，因为他知道史迈利肯定想知道究竟有谁在场。到门口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海顿也跟着出来了，他似乎觉得剩下来没有什么好戏可瞧了。

“真是愚蠢的一伙。”比尔说，笼统地指了一指那些老妈妈们。“潘西一天比一天令人难以忍受了。”

“看来他的确是那样。”吉勒姆轻快地说。

“史迈利近来好吗？常去看他吗？你以前是他的好朋友，是不是？”

吉勒姆的天地原来一直是稳步转动的，这时突然掉了下去。“哪里，”他说，“他是不许跟我们来往的。”

“我才不信你把这些胡说八道放在心上呢。”比尔反驳道。他们已走到了楼梯口。海顿先下去。

“你呢？”吉勒姆在后面大声说，“你常去见他吗？”

“安恩离开他了，”比尔说，没有理会他的问题，“跟一个水手或是侍者什么的走了。”他的办公室大门洞开，办公桌上堆满了秘密文件。“是不是？”

“我不知道，”吉勒姆说，“可怜的老乔治。”

“喝杯咖啡吗？”

“谢谢你，不过我想该回去了。”

“跟塔尔老弟喝茶去？”

“是啊。到福特纳。再见。”

在档案室里，阿尔温吃过午饭回来了。“袋已经送走了，先生，”他高兴地说，“这时候已到布里克斯顿了。”

“哦，该死的，”吉勒姆发了最后一顿脾气，“里面有我要的东西。”

他忽然很难过地想道：这件事是那么简单明白，怎么这么晚才想到，他只有后悔的份儿。桑德是卡米拉的丈夫。她在过着双重生活。现在他可睁开了眼睛，看清了全部的骗局。他的朋友、他的爱人，甚至圆场本身，都汇合在一起，成了一连串的阴谋。这时他想起了孟德尔的一句话，那是两天以前的一个晚上，他们在郊区一家小酒店里喝啤酒时对他说的：“别不高兴，彼得。耶稣只有十二个门徒，你知道，可是其中就有一个是叛徒。”

塔尔，他心里想。那个婊子养的里基·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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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这个卧室是阁楼上一间长条形的房间，天花板很低，原来是女仆的房间。吉勒姆站在门边，塔尔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脑袋靠着斜屋顶，手撇在两边，手指张开。他的头上有个天窗，从吉勒姆站着的地方，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萨福克深褐色田野，天空上衬着一长列黑色的树梢。褐色的墙纸上有很大的红花。黑色栎木桁梁上吊着一盏灯，照亮了他们两个人的脸，成了奇怪的几何图形，不论是谁移动，不管是床上的塔尔，还是板凳上的史迈利，灯光都像是跟着他们移动了一下才停下来。

吉勒姆要是可以为所欲为，他就会对塔尔不客气，他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脾气已到了要爆发的程度，开车来的时候，车速接近九十英里，史迈利厉声叫他放慢一些。要是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就会把塔尔狠揍一顿，如果必要的话，叫法恩来帮忙。他一边开车，一边眼前就清楚地展开了这样一个景象：他一推开塔尔——不管他住在什么地方——的房门，就没头没脑地狠揍起他来，把卡米拉和她的前夫、那个杰出的笛子博士给他受的气都出在上面。大概是因为一起出这一次远门，史迈利透过心灵感应也收到了这幅图像，因为他虽然没有说几句话，但句句是为了要叫吉勒姆冷静下来。“彼得，塔尔没有向我们说谎。一句谎话也抓不到。他做的只不过是全世界特务都做的事：那就是没有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们。另一方面，他也相当聪明。”他不但不像吉勒姆那样感到迷惑不解，反而奇怪地很有自信，甚至自满，因为他说了一句斯蒂德·阿斯普莱关于背叛艺术的名言。有点像是不要寻求十全十美，而是要寻找有利条件之类的，这又使吉勒姆想起了卡米拉。“由于卡拉的帮助，我们终于进到内层的圈子里了。”史迈利道。吉勒姆则说了一句在查令十字街车站换车的笨笑话。接着史迈利就只满足于指挥方向和注意后视镜了。

他们是在水晶宫碰头的，在孟德尔驾驶的一辆卡车上碰面。他们开进巴恩斯布莱一家车行，它位于一条小石块铺路的小巷尽头，有不少孩子在玩耍。一个德国老头和他儿子欢迎他们，没有等他们从车上下来，就把车上的牌照卸下，一边把他们带到一辆油漆一新的沃克斯豪尔牌汽车那里，那辆车子已备好了，随时可以由后门开出去。孟德尔留下未走，还带着吉勒姆从布里克斯顿带来的作证计划档案。史迈利说：“找A12号公路。”路上车辆不多，但是不到科尔契斯特，他们就遇到了一些卡车，吉勒姆忽然失去了耐心。史迈利得厉声叫他放慢一些。有一次他们遇到一个老头子在快车道上开二十英里的速度。他们在内侧超车时，他忽然向他们乱冲过来，不知是喝醉了，还是病了，还是只不过是吓昏了。有一次他们开进一道浓雾，它好像是从头顶上掉下来似的。吉勒姆开出来后，又不敢随意踩刹车，因为马路上有融雪结冰。过了科尔契斯特以后，他们改走小道。路标上的名字是小霍克斯莱、华明福特、布尔格林，接着就没有路标了，吉勒姆有了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向左转，到了那幢小屋再向左转。能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不过不要停在大门外。”

他们开到了一个小村庄，不过没有灯光，也没有人，没有月亮。他们停下来时，一阵寒气袭来。吉勒姆一下子闻到了板球场、焦木、圣诞节的味道。他想他从来没有到过这么安静、这么寒冷、这么偏僻的地方。他们前面出现了教堂的尖顶，一边是白色的篱笆，在斜坡上大概是教士的住宅，房子不高，显得凌乱，一半是茅草顶，他可以看清楚山墙与天空交界的地方。法恩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停车的时候他走了过来，不声不响地爬进了后座。

“里基今天好多了，先生。”他报告说。看样子他这些天向史迈利做了不少报告。他是个稳健的人，说话轻声，很愿意讨好别人，但是布里克斯顿的一帮人似乎都怕他。吉勒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那么紧张了，可以说比较放心了。今天早晨赌了足球赛，他可真喜欢赌足球。今天下午我们给爱尔莎小姐捡柴火，她可以送到市场上去卖。晚上我们玩了一会儿牌，很早就上床了。”

“他单独出去过吗？”史迈利问。

“没有，先生。”

“他打过电话没有？”

“没有，先生，至少我在的时候没有，至于爱尔莎小姐在的时候有没有，我就不清楚了。”

他们的呼吸使汽车玻璃窗上蒙上一层雾气，但是史迈利不愿发动引擎，因此没法开暖气，也没法开除雾器。

“他说起过他的女儿丹妮吗？”

“上周末他说了好几次。现在似乎对她们淡忘一些了。我想他大概怕动感情，不去想她们了。”

“他没有说起要再见她们吗？”

“没有，先生。”

“没有说起将来没事之后见面的安排吗？”

“没有，先生。”

“也没有说起把她们接到英国来？”

“没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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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说起替她们弄证件？”

“没有，先生。”

吉勒姆不耐烦地插进来问：“那么他到底说些什么？”

“那个俄国女人，先生。叫伊琳娜的。他喜欢在没事的时候读她的日记。他说把地鼠逮住以后，他就要中心让地鼠与伊琳娜交换。然后他要为她找个好房子，先生，就像爱尔莎小姐的房子一样，不过要在苏格兰，那地方更好一些。他说，他也要帮我。要帮我在圆场弄个好差使。他一直鼓励我学一种外语，这样更有前途一些。”

根据从他们身后传来的平板语调，无法知道法恩究竟有没有接受他的劝告。

“他现在在哪里？”

“睡觉了，先生。”

“轻轻地关门。”

爱尔莎·布里姆莱在前廊等他们。她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太太，头发灰白，有一张坚决、聪明的脸。据史迈利说，她是圆场的老人，战时兰斯伯利勋爵手下的译码员，现已退休，但仍精神矍铄。她穿着一套合身的褐色衣裙，握住吉勒姆的手说“您好”，闩上门以后，他再回头时她已不在了。史迈利带他们上了楼。法恩留在楼梯拐弯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

史迈利敲塔尔的门说：“是史迈利。我要跟你说句话。”

塔尔很快就开了门。他一定是听到他们来了，就在门后等着。他用左手开门，右手握枪，他从史迈利身后望过去，看一看走道里有没有别人。

“就只有吉勒姆。”史迈利说。

“我就是这么说，”塔尔说，“婴儿也能咬人的。”

他们进了屋子。他穿着长裤和马来人身上穿的廉价布衣。地上撒了一地拼字卡片，屋子里有咖喱味道，那是他在煤气炉上自己煮的。

“很抱歉又得来打扰你。”史迈利说，神色之中好像真的很抱歉，“但是我一定要请你说清楚，你到香港去的时候，带了两份预备逃跑用的瑞士护照，你究竟是怎么处理的？”

“为什么？”塔尔过了一阵之后终于开口。

蜡黄的脸色已消失了，而是久蹲监牢的那种苍白，他的体重也减轻了。他坐在床边，手枪放在身边的枕头上，他的眼光紧张地盯着他们两人，一个挨着一个，谁也不信。

史迈利说：“听着。我相信你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改变。我们知道了以后，就不再来打扰你，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有关你的前途。”

吉勒姆一边瞧着一边心里想，这还有关许多别的事情。要是吉勒姆真的了解史迈利，有关的事情还不知有多少呢。

“我跟你说过，我已经把它们烧掉了。我不喜欢那号码。我想这些号码已被破获。你用这些护照，好比在自己脖子上套上一个标签：‘通缉犯里基·塔尔’。”

史迈利下面的问题提出来的速度奇慢。在这万籁无声的深夜里，等着他慢慢提问题，即使在吉勒姆听来，也是很难熬的。

“你用什么烧的？”

“这有什么关系？”

但是史迈利似乎并不想为自己的问题提出理由，他只是让沉默来解释一切，而且他也许深信这样可以办到。吉勒姆曾经见过这样的盘问：别有深意的问题掩盖在老套的外衣下，在听到回答以后慢慢地记下来，这样拖延时间使得对象的脑海里由于询问者的一个问题而引起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想坚持原来供词的决心就越来越削弱了。

“你用普尔的名字买那份英国护照的时候，”史迈利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又问，“你有没有从同一来源买别的护照？”

“我为什么要买别的护照？”

但是史迈利不想提供理由。

“我为什么要买？”塔尔又说一遍，“我又不是收集护照的人，我只想离开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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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保护你的孩子，”史迈利提示道，脸上露出同情的笑容，“而且如果办得到的话，也要保护孩子的母亲。我想对于这一点，你一定考虑过很多，”他用一种讨好的口气说，“毕竟，你不能把她们丢在那里任由那喜欢打听的法国人摆布呀，是不是？”

史迈利在等他答复时，好像在读那拼字卡片，横着读，竖着读。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都是随便拼成的字。有一个还拼错了，吉勒姆注意到书信一词最后两个字母拼到前面去了。吉勒姆心里想，他在那个小旅馆里干什么？跟一些酱料瓶和推销员住在一起，他的心里在追踪些什么线索？

“好吧，”塔尔不高兴地说，“就算我替丹妮和她的母亲弄到了护照。普尔太太，丹妮·普尔小姐。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高兴得大叫大喊？”

又是一片沉默，比提问还厉害。

“那么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史迈利问道，口气像是个做父亲的感到失望的口气。“我们又不是什么妖魔鬼怪。我们并不想加害她们。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早告诉我们，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帮她们忙。”说完又去看那卡片去了。塔尔大概用了两三盒这样的卡片，在椰子壳纤维织成的地席上铺了一地。“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又问，“照顾自己的亲人又不是犯法的事。”

吉勒姆心里想，他们可不会让你照顾自己的亲人呢，他这时心里想的是卡米拉。

为了帮助塔尔答复，史迈利提出了各种的提示：“是因为买护照用的是你的出差费？你没有告诉我们是不是由于这个缘故？说实在的，这里谁也不愁钱。你替我们送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我们为什么要斤斤计较两千英镑？”时间又滴答过去，没有人加以利用。

“还是因为，”史迈利提示道，“你感到惭愧？”

吉勒姆竖起了耳朵，忘掉了自己的问题。

“感到惭愧也是有道理的，毕竟，把被识破了的护照留给丹妮和她母亲，那个法国人到处在打听普尔先生，让她们去受他的摆布，这可太不妙了，是不是？而你自己呢，却一路受到优待。为了要封住你的嘴，”史迈利同意道，好像这个理由是塔尔提出来的，不是他提出来的，“或者是为了要收买你为他们效劳，卡拉是会不择手段的，一想到这一点，就叫人心里一凉。”

塔尔脸上的汗珠突然多得不像是汗珠，而是满脸的泪珠，使人不忍卒睹。拼字卡片不再吸引史迈利的兴趣了，他的眼光落在另一个东西上。那是一个玩具，是用火钳一样的两根铁条做的。玩的时候把一个铁球放在上面滚。从滚得越远的下面一个洞里掉下去，得分就越多。

“我想，你没有告诉我们的另一个理由，也可能是因为你把它们烧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把英国护照烧了，而不是把瑞士护照烧了。”

别忙，乔治。吉勒姆心里想，轻轻地走近一步，插在他们两人中间。别着急。

“你知道普尔已被识破了，所以你把为丹妮母女俩买来的普尔的护照烧了，但是你保留了自己的护照，因为你没有别的办法。然后你用普尔的名字为她们俩买飞机票，为的是让大家相信你不知道普尔的护照已没有用了。所谓大家，我是指卡拉的爪牙。你以为不会有人注意到号码，就改窜了瑞士护照，一份给丹妮，一份给她母亲，然后你作了不同的安排，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安排早在你打算用普尔的护照之前就想好了。那是什么呢？比如留在东方，但换个地方，比如雅加达，你有朋友的地方。”

即使站在吉勒姆现在站的地方，他也太迟了。塔尔的手掐住了史迈利的脖子，把椅子打翻在地，塔尔一起翻了下去。吉勒姆从人堆中找到了塔尔的右臂，拧到他背后来，几乎要把它折断了。法恩不知从哪里出现，从枕头上拿起手枪，朝塔尔过去，好像是要帮他一手似的。这时史迈利整了整衣服，塔尔又回到床上，用手帕拭着嘴角。

史迈利说：“我不知道她们在哪里。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加害她们。你相信吧？”

塔尔盯着他看，等着。他的眼睛露出怒火，但是等到落在史迈利身上时，却是一种安详的眼光，吉勒姆猜想这大概是因为他得到了心中一直在想望的保证。

“你还是留神你自己的混账女人吧，别管我的。”塔尔轻声说，他的手抿着嘴巴。吉勒姆惊呼一声，跳了上去，但是史迈利拦住了他。

“只要你不跟她们联络，”史迈利继续说，“我不知道最好。除非你有什么事情要我替她们办。钱啰，保护啰，或者别的事情啰？”

塔尔摇摇头。他的嘴角流着血，很多的血，这时吉勒姆才明白法恩一定狠狠揍了他，但是他弄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揍他的。

“不会太久，”史迈利说，“可能一个星期。如果我能办得到，还可能更短一些。别去多想她们了。”

他们走的时候，塔尔又在微笑了，因此吉勒姆想，他们这次来看他，还有他对史迈利的侮辱，脸上吃的一拳，都对他有好处。

“他的那些足球赛赌票，”他们上车的时候，史迈利安详地问法恩，“你没有替他寄到什么地方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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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先生。”

“那么好，但愿他没有赢。”史迈利用极不常见的轻快口气说，大家都笑了。

精疲力竭、负担过重的脑子里，常常出现很奇怪的记忆。吉勒姆开着车，他的心一半用在公路上，一半仍可怜地在反复怀疑着卡米拉，今天和其他日子里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印象，不断地闪现在他的记忆之中。那些日子有在摩洛哥令人胆战心惊的日子：他的间谍网一个个被破获，楼梯上一有脚步声他就马上到窗口去检查街上的动静。还有在布里克斯顿闲着无事的日子：眼看着这个可怜的世界在他眼前滑过，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再回到这个世界去。突然，他的眼前出现了那份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的书面报告，那是用蜡纸刻印在一张蓝色的薄纸上的，因为是交换来的，所以来源不详，可能并不可靠。现在这报告上的每一个字都好像有一尺高出现在他面前：

据最近从卢比安卡监狱获释的一个人说，莫斯科中心七月间在狱内曾经举行了一次秘密处决。被处决的是里面的三个干部。其中一个是女人。三人都是颈后中枪毙命。

“上面打着‘内部’的戳章。”吉勒姆迟钝地说。他们在一个挂着彩色灯泡的路边酒店旁的一条小巷停了车。“伦敦站的人在上面批了几个字：有谁能认尸吗？”

吉勒姆借着彩色灯泡的光线，看到史迈利的脸厌恶地皱了起来。

“是啊，”他终于同意道，“是啊，那个女人是伊琳娜，是不是？另外两个我想是伊夫洛夫和她的丈夫鲍里斯。”他的口气仍旧不露声色。“可不能让塔尔知道，”他继续说，好像是要打起精神来，“绝不能让他得到什么风声。要是他知道伊琳娜已经死掉了，谁知道他会干什么，或者不愿干什么。”他们两人谁都没有动。也许原因不同，不过这时谁都没有力气动，也许没有心思动。

“我该去打电话。”史迈利说，不过他并没有起身。

“乔治？”

“我有个电话要去打，”史迈利喃喃地说，“拉康。”

“那么去打吧。”

吉勒姆从他身上伸过手去，替他开了车门。史迈利爬了出去，在柏油路上走了一段，又似乎改变了主意回来了。

“一起来吃一点东西吧，”他在车窗旁说，仍旧有些担心的样子，“我想托比的人总不至于盯着我们到这里来吧？”

这原来是一家餐馆，现在成了一家路边酒店，装饰仍很华丽。菜单用红皮封面订起来，满是油渍。送菜单来的侍者好像还没睡醒。

“我听说红酒烩鸡不错的。”史迈利从屋角电话间里出来，回到座位上以后，开句玩笑说。接着他用很轻的声音说：“告诉我，关于卡拉，你知道些什么？”这话在屋子里没有引起回响。

“我所知道的不多，并不比我知道巫术、巫师来源和我为波特奥斯签字的那张纸上的东西多。”

“事实上，这是个很好的回答。你是想责怪我，但结果却是，这个类比很恰当。”侍者又来了，拿着一瓶勃艮第酒，像捏着一根棍子一样。“让酒醒一下。”

侍者看着史迈利，好像他疯了一样。

“打开瓶盖，放在桌上。”吉勒姆干脆道。

史迈利后来说的还不是全部情况，吉勒姆注意到了一些脱节的地方，但是足够让他提起精神来，使他不再意气消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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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指挥情报员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弄成一个传奇人物。”史迈利开始道，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在训练所给新招的学员上课。“他们这样做，第一个目的是要使手下的情报员钦佩他们。而后他们会想在同事身上也这样做，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结果没有不出洋相的。有少数的人甚至要在自己的身上也这样试一下。这些人都是卖狗皮膏药的，得马上除掉，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传奇人物还是有，卡拉就是其中之一。甚至他的年龄也是一个谜。很可能卡拉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一生之中有好几十年情况不明，也许永远搞不清楚了，因为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往往不是死了，就是缄口不言。

“有人说他的父亲曾经在沙皇的特务机关待过，后来转到了苏联秘密警察委员会。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必可靠，但也有可能。还有人说，他曾在东方对抗日本占领军的装甲列车上当过厨师助手。据说他是从伯格那里学到他的本领的，甚至是他的得意弟子，这等于是说由……随便说哪个伟大的作曲家，教他音乐。就我所知，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在西班牙的时候，因为至少这是有档案可查的。他在佛朗哥一方伪装成一个白俄新闻记者，收罗了一批德国情报员。这件工作非常复杂，由一个年轻人来担任更是突出。接着他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担任科涅夫手下的谍报官，在苏联反攻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出现。他的任务是指挥敌后游击队。他发现他的无线电报务员转了向，向敌人发送军情。他又把他转了过来，从此以后就搞起无线电来，从四面八方收情报。”

史迈利说，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在耶尔尼亚，由于卡拉的捉弄，德军向自己的前线开炮。

“在这两次露面之间，”他继续说，“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一年之间，卡拉来过英国，我们估计他来了六个月。但是即使到今天我们仍不知道——那是说我本人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名字或什么掩护。这并不是说杰拉德不知道。不过杰拉德不会告诉我们的，至少不会有意告诉我们的。”

史迈利以前从来没有和吉勒姆这样谈过话。他是不喜欢跟人家说心里话或者讲长篇大论的。吉勒姆知道他尽管很爱面子，却是个羞怯的人，不擅交际。

“一九四八年左右，在为国效劳了大半生以后，卡拉坐了一段时期的监牢，后来又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不是因为他本人有问题。他所属的红军那个谍报单位正好遭到整肃，不再存在。”

史迈利继续说，后来，在斯大林死后他复了职，便去了美国。这一点所以敢肯定，是因为在一九五五年夏天，他刚从加州飞到德里，印度当局就以移民手续不周的含糊其辞的罪名逮捕他。圆场后来传说他与英国和美国的大叛国案有关。

史迈利了解到的情况却更可靠：“卡拉又失宠了。莫斯科要他的命，我们当时认为也许能够说服他倒戈过来。因此我坐飞机去德里。想跟他谈一谈。”

那个满面倦怠的侍者俯身过来问他们吃得满意不满意，故事就中断了一会儿。史迈利极其客气地向他保证，一切都很好。



“我与卡拉会面的经过，”他继续说，“是时势促成的。五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中心处于瓦解状态。高级人员整批整批地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整肃，下级人员惶惶不可终日。第一个结果就是驻外人员大批叛逃。新加坡、内罗毕、斯德哥尔摩、堪培拉、华盛顿，到处都有，我也记不清哪些地方了，我们不断地从常驻站收到这样的人员，不是什么大鱼，不过是跑腿的、司机、密码员、打字员。我们得有所表示——我想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行业的通货膨胀是它自己造成的——我不久就成了个跑外务的推销员，今天飞到一个国家的首都，明天飞到一个边境小岗哨，有次甚至飞到海上的一艘船上，收纳叛逃的俄国人。选种、排队、谈判条件、听取汇报，最后加以处理。”

吉勒姆一直看着他，但即使在刺眼的霓虹灯光下，史迈利的表情除了略带焦虑的专注外，仍声色不露。

“对于那些可信的人，我们拟出了三种合约。如果对方能够接触的机密不多，我们就把他跟别国交换，然后就置于脑后了。当做存货买下来的，你会这么说，就像剥头皮组今天所做的那样。或者把人派回到俄国去——那是假定此人的叛逃还没有被察觉。或者，要是他的运气好，我们要了他，把他所知道的情况都弄清楚了，让他在西方定居。一般都由伦敦作决定，不是我。但是记住这一点，那个时候卡拉，他又自称格茨曼，不过是一个策反者而已。我刚才是倒叙他的经历。我不想对你扭扭捏捏，但是你现在得记住这一点，不管我们之间谈过了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没有谈到什么，我到德里去时所知道的不过是——或者圆场里的人所知道的不过是——有个自称格茨曼的人，已为莫斯科中心的秘密谍报网头子鲁德涅夫和加州在中心指挥下的一个组织建立了无线电的联系，那个组织过去由于缺乏通讯工具一直闲置着。所知道的就是这一些。格茨曼越过加拿大边境偷运一台发报机进来，在旧金山潜伏了三个星期，训练新的收发人员。这不过是个假定，不过有一大堆试发的电报可以作为证据。”

史迈利解释，莫斯科和加州之间的试报用的是普通密码：“后来有一天莫斯科发来一个直接的命令——”

“仍用普通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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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问题正是在这里。由于鲁德涅夫的密码员一时失察，我们抢先了一步，破译了他们的密码，我们就是这样得到情报的。命令内容是要格茨曼立即离开旧金山到德里去见塔斯社记者，那人是个物色人才的，他碰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中国人，需要马上有人指导他怎么办。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把他老远从旧金山派到德里，为什么别人不行，非要卡拉不可，那是留待以后再讲的另一个故事。惟一具体的一点是，格茨曼在德里见到了那个塔斯社记者，那个记者给他一张飞机票，叫他直接回莫斯科。不要提出问题。那个命令是鲁德涅夫直接发来的。签的是鲁德涅夫的工作化名。即使用俄国的标准来衡量，这件事也办得很粗糙。”

塔斯社记者马上溜了，把格茨曼扔在人行道上，这使他心中狐疑不定，当时离起飞时间还有二十四小时。

“他站在那里没有多久，印度当局就应我们的要求把他逮捕了，送到德里监狱。我记得我们答应印度人把得到的情报结果分一份给他们。我想条件就是这个，”他说，就像有的人会暂时丧失记忆一样，他突然沉默不语，心不在焉地看着雾气弥漫的屋子那头，“也可能是我们说过，我们用完他以后就把他交给他们。唉，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那没有关系。”吉勒姆说。

“我要说的是，卡拉一辈子中总算有一次被圆场抢在前头。”史迈利又说下去，他喝了一口酒，做了一个苦脸。“他当时不知道，他刚刚在旧金山建立的谍报网，就在他动身前往德里那一天，被破获得一干二净了。原来老总从破译员那里获得情报后，就马上和美国人做了交易，要他们放过格茨曼，交换条件是把鲁德涅夫在加州的谍报网交给他们处理。格茨曼飞到德里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甚至在我到德里监牢向他兜售——就像老总所说的那样——保险单时，他也还不知道。他的选择是很简单的。在当时情况下，毫无疑问的，格茨曼的脑袋已经放在莫斯科的砧板上了。鲁德涅夫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抢在前面告发他把旧金山的谍报网给泄露了。这件事在美国报上轰动一时，莫斯科对这样张扬很不高兴。我带了美国报上刊载的逮捕苏联间谍的照片，甚至还有缴获卡拉进口的收发报机和他在走之前藏起来的信号计划的照片。你知道，事情闹到报上去，我们不管是谁，都是很恼火的。”

对此，吉勒姆是知道的。他不禁想起了他那天晚上交给孟德尔的作证计划档案。

“总之，卡拉成了俗话所说的冷战孤儿。他原来是出国去完成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被破获了，他却无家可归——家里比国外更加险恶。我们没有长期逮捕权，因此要由卡拉自己提出要求我们保护。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这更明白的叛逃理由了。我只要能使他相信旧金山谍报网被破获就行了——从我的公文包中，掏出照片和新闻的剪报来给他瞧——和他稍微说两句鲁德涅夫老兄在莫斯科搞的恶意阴谋，然后把结果打电报给沙拉特那些过度疲劳的审讯员，如果运气好的话，周末就可以回伦敦了。我甚至想去订莎德勒·威尔斯剧院的票。那一年是安恩看芭蕾舞入迷的一年。”

是啊，吉勒姆也听说了，一个二十岁的威尔士太阳神，那一个戏剧季里成就非凡的天才，在伦敦风靡已有好几个月。

史迈利又接下去说：“牢里热得要命。牢房中间有一张小铁桌，用铁环拴在墙上。他们把他双手铐着带了进来，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他这人很瘦小。我要他们松了他的手铐，他们松了以后，他把手放在桌上，看着自己的手慢慢恢复了血色。这一定很痛苦，但是他没有说话。他在那里已有一个星期了，穿的是一件棉布衬衫，红色的。我不知红色是什么意思，大概是囚衣。”他喝了一口酒，又做了一个苦脸，随着回忆的再次浮现，他的苦脸又慢慢消失了。

“他给我的第一眼印象不深。我很难相信在我前面的这个小个子，就是我们从伊琳娜信中所了解到的那个诡计多端的大师。我想这大概也是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遇到过很多次相似的事件，由于长途旅行的劳累，由于——唔，由于家里的事，神经末梢大大地迟钝了。”

吉勒姆自从与他相识以来，这是第一次听到史迈利谈话中最直接承认安恩不贞的话。

“不知什么缘故，这令人很难过。”他的眼睛仍旧张开着，但是眼光凝视在一个内在的世界上。他的眉头和双颊的皮肤好像由于苦苦思索过去的记忆而拉得很平，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瞒过吉勒姆，能够让他不注意这惟一一句承认的话所引起的孤寂感。“我有个理论，不过我认为这个理论有些不道德。”史迈利继续说，不过比刚才轻松一些了。“我们每个人只有一定量的怜悯心。如果见到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猫就滥施怜悯，我们就永远办不成大事。你觉得对不对？”

“卡拉的外貌怎么样？”吉勒姆把他的问题当做是不需答复的，自己另外提了一个问题。

“很慈祥。朴实、慈祥。很像一个神父，在意大利小镇上常常遇到的那种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神父。又瘦又小，满头银发，目光炯炯，一脸皱纹。也像一个校长，不管怎么说都是很坚强，在他自己的经历范围以内，可以说很精明，但仍格局不大。除了他的眼光从我们谈话一开始就直愣愣地盯着我以外，没有给我留下别的初步印象。不过这算不上是谈话，因为他一言不发。他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一声也不吭。而且牢房里热得发臭，我又累得要命。”

史迈利开始吃东西，与其说是有胃口，不如说是为了做样子，他勉强地吃了几口以后，又喃喃自语地说下去：“你不吃，厨子会不高兴的。老实说，我对格茨曼有一点成见。我们大家都有成见，我的成见就是针对搞无线电的。根据我的经验，搞无线电的都很讨厌，搞外勤的都不行，他们过分紧张，要他们真正干一些事情，往往靠不住，非常丢人。在我看来，格茨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我这是寻找借口，因为我对他的侦察工作做得不够，”——他犹豫地说——“不够小心、不够谨慎，现在回顾起来，这是不对的。”他突然坚决起来，“不过，我想我不需要再找什么借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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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勒姆这时感受到一阵异常的愤怒，那是从史迈利苍白嘴唇上的惨淡笑容传染给他的。“去他妈的。”史迈利喃喃自语。

吉勒姆困惑地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我也记得，当时觉得关了七天监牢似乎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他的皮肤泛出灰白色，身上并未流汗。我却汗流如注。我提出了我的建议，那一年我已经提出过好几十次了。不过他可以放心，不会把他送回俄国去当我们的情报员。‘决定权在你手里。这是你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你如果到西方来，我们在合理范围内会给你过体面舒适的生活。我们希望你与我们的讯问合作，问过了以后，我们就帮助你隐姓埋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给你一笔钱。否则你就回国去，我想他们会把你枪毙，或者送你到集中营。上个月他们把贝科夫、舒尔、穆拉诺夫都送进去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姓名呢？’说了这样的一些话以后，我就往后一靠，坐在那里，抹掉脸上的汗珠，等待他说‘好吧，谢谢你’。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是呆呆地坐在那儿，他的头顶上有一架不会转动的大电扇，使他显得个子更小了，他褐色有笑意的眼睛看着我。双手伸在前面，全是老茧。我记得当时想问问他到底在哪里干过这么多体力劳动。他这么把手伸出来放在桌上，手心朝上，手指有点弯曲，好像仍戴着手铐一样。”

侍者看到史迈利那个姿势以为他要什么东西，便走了过来，史迈利又对他说一切都很好，酒更是特别好，他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买来的，于是那个侍者就带着笑容走开，心里暗暗好笑，把抹布在隔壁桌上拍弹了一下。

“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一种特别的不安感觉。气温实在叫我受不了。臭气熏天，我记得可以听到自己的汗珠一滴一滴掉在铁桌上的啪嗒声。不仅仅是他的沉默，甚至他身体木然不动，也开始叫我忍受不了。有的叛逃者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肯开口，这个我是知道的。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使一个一向受到保密训练，甚至对最亲密要好的朋友也不吐露秘密的人，开口向敌人吐露秘密。我也想到，监狱当局也许认为，为了对我表示礼貌，在把他带来见我以前要先收拾他一顿。他们叫我放心，他们没有收拾他，但是这谁也说不准。因此我一开始以为他的沉默是由于受到了惊吓。但是他一动也不动，紧张、出神的一动也不动的神情，却是另外一回事。特别是我自己心里心潮起伏，像翻了锅一样：安恩、我自己的心跳、炎热和旅途劳顿所造成的影响……”

“我可以理解。”吉勒姆轻轻地说。

“你可以理解吗？一个人的坐姿是最富有表情的，随便哪个演员都会告诉你。每个人的坐姿视各人的心情而异。有的人摊手摊脚，像拳击手在休息，有的人坐立不安，有的人侧着一半屁股，有的人一会儿跷腿，一会儿又放下腿，失去了耐心，失去了韧性。但是格茨曼却一点也没有这样。他的姿势是永远不变的，小小的身躯像海岬上的岩石一样，他可以整天那样坐着，岿然不动。而我——”史迈利尴尬地、难为情地笑了一声，又喝一口酒，不过这酒并不比刚才好喝些。“而我却希望手头有什么东西放在我前面，文件、书、报告，什么都行。我觉得我是个安定不下来的人：忙忙碌碌、心神不定。至少我当时是那样想的。我觉得我缺少泰然自若的气度，也可以说缺少哲学家的气度。我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压力是那么重，我到现在才明白。可是在那臭气熏天的牢房里，我真的感到委屈。我觉得这场冷战的全部重担都落到我的肩膀上来了。当然，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不过是疲劳过度，感到不大舒服而已。”他又喝一口酒。

“我告诉你，”他坚持说，又对自己生起气来，“没有人有义务为我做的事道歉。”

“你做了什么啦？”吉勒姆笑一声道。

“反正不管怎么样，出现了冷场，”史迈利接着说下去，不理这个问题，“很难说是格茨曼造成的，因为他反正什么都没有说；那么，也不是我造成的。我已经说了我该说的话，我给他看了照片，不过他没反应——也许应该说，他似乎是愿意相信我说的旧金山谍报网已遭破获了。接着我又把这一点那一点重复说了一遍，每次略有不同，最后我把话说完了。坐在那里像一头猪似的汗水直流。随便哪个笨蛋都知道，如果发生了那样的事，你应该马上站起来就走人，嘴上说些‘愿不愿意接受，悉听尊便。明天早上再见’等等这类的话，或者‘你现在下去吧，给你一小时的考虑时间’。”

“结果却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竟说起安恩来了。”他没有让吉勒姆有时间轻声惊叹一声就接着说下去。“哦，可不是我的安恩，没有那么直说。是他的安恩。我猜想他也有一个的。毫无疑问，我一定是糊里糊涂地，心里暗问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人想的是什么呢？我如果处在这种情况，想的是什么呢？我的心里出现了一个主观的答案：他的女人。这叫以己度人还是设身处地？我不喜欢这种说法，不过我想其中有一个是适用的。我把自己的处境与他交换了一下，关键的一点就在这里。我现在才明白，我当时等于是开始对我自己进行讯问，他根本没有开腔，你能想像得到吗？不错，我当时采取这个办法，是有一些外在迹象作为依据的。他看上去像个有家室的人，他看上去像个有妻子的人，他看上去不像一辈子过光棍生活的。还有他的护照，上面写着：格茨曼，已婚。我们干这一行的都有这个习惯，就是至少在这些方面把我们的掩护身份说得和实际情况近乎一致。”他又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我以前常常是那样想的。我甚至向老总提出，应该认真重视对手的掩护身份。一个人的身份越多，这些身份所要掩盖的人物的真正身份就暴露得越多。五十岁的人把年龄减去五岁，已婚的自称未婚，没有子女的说自己有两个小孩……或者是，讯问者把自己设身处地摆在不肯开口的人的地位。很少人在编造故事的时候能够压抑表达自己爱好的冲动。”

他又岔开了，吉勒姆耐心地等他言归正传。史迈利固然可能一心在想卡拉，吉勒姆一心想的可是史迈利。当时不论史迈利到哪里去，他都会跟着他去，寸步不离，留在他的身边，听他把故事讲完。

“我也从美国人的观察报告中知道格茨曼烟不离手，抽的是骆驼牌。我叫人去买几包来——美国人是说‘包’吧？——我还记得把钱给狱警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你瞧，我有这样的印象，格茨曼认为我把钱交给那个印度人是有象征性的。那时我身上系了一条贴身钱带。我得摸半天才能从一叠钞票中数出一张来。格茨曼的眼光使我感到是个第五流的帝国主义压迫者。”他微笑了一下，“我当然不是。也许比尔是。还有潘西。可我不是。”他把侍者叫来，目的是把他打发掉：“可以给我们一些水吗？一壶水，两个杯子？谢谢你。”他又把故事说下去。“这样，我就问起他关于格茨曼太太的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