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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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很多有识之士都为之担忧，包括在川的进步党。事实上，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未肯真正接受北京政府的电令，他们两人一个也不愿去北京赋闲。罗佩金的滇军仍在四川，只不过驻于成都城外而已，刘存厚的川军也拒不撤出成都，守着老防区动都没动过。
　　张澜虽助刘存厚，但他毕竟是进步党的，为戴戡着想，便亲自来成都晋见戴戡，劝他让出一个会办的头衔给刘存厚——你不是有三颗印吗，四川军政大权在握，又何必如此吝惜？
　　一场武戏下来，刘存厚累到大汗淋漓，好事却又都跑到了别人头上，犹如护国之役的重放，真正是晦气到了极点，这时候如果给他一顶会办的帽子，多少能起到点心理安慰的作用。
　　可是戴戡不同意，他舍不得，说来说去，还是书生从政，眼皮子太浅。
　　愤愤然之余，刘存厚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段祺瑞弃刘用戴，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办法，属于权宜之计，他通过吴莲炬告诉刘存厚：“川事未了，幸勿退缩，中央当作最后处理。”
　　还没等段祺瑞再作决定，北京政局再次风云突变。段祺瑞和黎元洪争权争到了白热化，段祺瑞一气之下，跑到天津去了。
　　紧接着，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为名，率领辫子兵入京，但入京之后即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
　　政局的一连串变化，足以把人搞到眼花缭乱，以致于连吴莲炬这样的智谋之士都不知道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了。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下来的段祺瑞不管身处何方，仍然是说话管用的铁腕人物，他的态度很重要。
　　吴莲炬急忙赶到天津，拜谒并请示于段祺瑞。
　　段祺瑞自己就是让黎元洪和国会给气跑的，张勋解散国会，无异于给政敌来了背后一枪，段祺瑞自然很是高兴。他对吴莲炬说：“你怕什么？快去北京找张勋吧，顺便带去我的慰问之意。”
　　吴莲炬摸清门道，返京后即去求见张勋，替刘存厚表示效忠之意。
　　你要效忠，还不是想效就能效，得人家看得上才行。张勋开门见山地问吴莲炬，刘存厚有多少实力。
　　吴莲炬的反应相当迅速：“刘部有两师一旅，为川军重心，吃得开，绝无问题。”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策动复辟，同时发表刘存厚为四川巡抚。
　　从前玩儿命似地也没能搏到一官半职，现在一个电令过来，就梦想成真，把个刘存厚给乐的，恨不能喊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
　　可是紧随着跟来的一个密电，却又让他张不开嘴了。
　　密电是吴莲炬发来的，他特地叮嘱刘存厚，暂不能对此表示态度，因为时局还在变化，目前看不清风向。
　　庆功还嫌早了一点，刘存厚只好暂时隐忍不发。
　　戴戡听到这一消息后也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张勋复辟后，在各省都宣布了巡抚，但其它省都是以督军为巡抚。
　　巡抚已经任命，督军还没取消，等于一省之内出现了两个一字并肩王。原本就不对付的川黔两军都行动起来，双方各守防区，遍布岗哨，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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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赞成复辟，还是赞成共和，是当督军，还是做巡抚，刘存厚无所谓，戴戡其实也无所谓，这就跟过去的护国运动一样，关键还是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按照赢家通吃的原理，究竟复辟好还是共和好，并不取决于它们本身，只取决于赢家的意见。
　　在答案揭晓，或者说赢家亮相之前，大家都在猜谜语，戴戡也一样，他不知道该如何表态。
　　还是得听北京的动静。
　　1917年7月2日，梁启超自天津发来急电，告知段祺瑞已到马厂誓师，准备号召北洋人马讨伐张勋，维护共和，张勋已成了“逆”。
　　戴戡长长地松了口气。没什么好说的了，段祺瑞必是赢家，张勋必是输家，赶快戒严，通电讨逆。
　　与此同时，他给刘存厚打了个电话：“我决定明天就住进皇城，旧督院已腾空出来给先生了，请赶快搬过来做巡抚吧。”
　　“刘先生”这时也接到了吴莲炬的密电，知道巡抚又得泡汤了。想想这政局诡异的，一般的人还真得被弄晕过去。
　　接到戴戡的电话，他赶紧说：“巡抚之职，我得辞谢，我绝不能做，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戴戡不依不饶：“你来做你的巡抚，我照做我的督军就是，何必辞谢！”
　　刘存厚这才弄清楚，戴戡不过是在讥讽他，不由恨得直握拳头。
　　“刘罗之战”已经让川滇军队两败俱伤，刘存厚短期内并不想再与黔军开战，所以忍气吞声，打算自认晦气。倒是戴戡得理不让人，捏住刘存厚“附逆”的罪状不放，以为师出有名，可以借此一举解决刘存厚。
　　刘存厚拥有一师一旅，不仅总兵力达到一万三千人，而且含特种兵编制，步、骑、炮、工、辎等五大兵种齐全。戴戡带来成都的黔军仅有一个混成旅，计六七千人。仅数量而言，川军就是黔军的两倍，谁更有优势，这笔帐戴戡还是会算的。
　　这时候，戴戡想到了要滇黔联手，他派人与罗佩金联络，约定一旦川黔开火，滇军即星夜赶来援助。
　　有了底之后，戴戡开始变得气壮如牛，有恃无恐。
　　1917年7月4日，戴戡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刘存厚出席。刘存厚当然还是不敢来，只托病派了个代表。
　　戴戡桌子一拍，责问代表，刘存厚为什么还不取消“伪职”。代表赶紧分辩说，对于张勋发表的那个“巡抚”，刘存厚根本就没接受，何谈取消。
　　戴戡今天就是要找茬，所以哪肯轻易放过，他说刘存厚态度不明朗，不能让人放心。
　　代表当即表示，回去后就发通电“讨逆”。
　　1917年7月5日，刘存厚拟好了声讨张勋，反对复辟的电稿。这电稿写了当然不是给自己看的，是给别人看的，不料戴戡事先已经封锁了电报局，电稿发不出去。
　　就在刘存厚气急败坏的时候，戴戡又打来电话，质问为什么还不通电表态。
　　刘存厚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要我表态，你应该先撤去电报局的检查人员。”
　　戴戡扔下电话，便传令发起进攻。
　　当天下午，黔军便向川军防区攻了过来，“刘戴之战”也即第二次成都巷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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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存厚的川军虽然总量很大，但驻守成都的也才两个营，还没有黔军多，因此一开始，黔军来势汹汹，好象一口就要将对手给吞掉。
　　1917年7月6日，川军渐呈不支之状，黔军沿路连抢带烧，十分得意。
　　这是一个堪与滇军媲美的弱智招数。肆无忌惮的焚掠让成都居民愤恨不已，认为黔军比滇军更坏，因此全都自动站到了川军一边。
　　打巷战，必须对街道路径熟悉，居民往往大声叫着为川军指路，使得他们可以从被烧毁的断垣残壁中自由穿越，而黔军却只知道守街口，猛一回头，才发现川军竟然已经抄到后面去了。
　　招架不住了，黔军纷纷撤往老皇城。
　　刘存厚看出戴戡据皇城以守是早有计划，不用说，必定是在等滇军来援，如果滇军一到，里应外合，川军就危险了，因此他必须在滇军未到之前，将黔军消灭于皇城之内。
　　把罗佩金从皇城吓跑，靠的是大炮。刘存厚依样把炮兵阵地置于城墙之上，然后朝皇城内猛轰。
　　几十发炮弹落进皇城，却没有一发投在黔军的阵地上。皇城区域很大，黔军毫发无伤，也就不把川军的大炮当回事了。
　　刘存厚瞧着这个来气。城墙离皇城太远，干脆把大炮搬到皇城下，对着城门射，不信就轰不开来。
　　一打，飞了，炮弹根本就没朝城门去，而是呈弧线状落进了皇城以内。
　　接着又朝城墙使劲，还是一样。
　　川军的炮是抛射炮，不是平射炮，这些人还拿炮当枪使，以为瞄准什么就能击中什么，不知道以前能打中会议室不过纯属巧合。
　　炮击无效，刘存厚转而组织敢死队攻城，并规定凡攻进皇城的，均赏大洋五十。
　　悬赏令一下，图利的就来了，敢死队很快就凑足了两百人。他们在前面用长梯登城，后面则继之以大队步兵。
　　黔军既不怕炮，也不惧人，敢死队员架梯子时，他们不声不响，再往上爬，也不理会，一直等到敢死队员在城垛缺口露出脑袋，再一梭镖刺过来，来者立刻滚落城下。
　　敢死队在皇城下躺了一半，刘存厚也没了法，只得绕城修筑工事，将皇城紧紧困住。
　　刘存厚最担心的，就是滇军来援，因此已拨出了一部分打援部队，戴戡也满心期望罗佩金来救他，可是几天过去了，滇军连个影子也没出现。
　　罗佩金不是不救，是不想早早地来救。
　　说起渔翁得利最早的发起者，还得数人家罗佩金。可是他没想到戴戡后来者居上，在“刘罗之战”中狠狠地摆了他一道。
　　有仇不报非君子，何况这个利益圈中没有谁能真正称得上是君子。罗佩金回过头来也要摆戴戡一道，一方面是出口气，另一方面是要抢过“最佳渔翁”的荣誉席位。
　　油才刚刚放进锅，还没热起来呢，你们慢慢玩。
　　黔军守皇城，并没有守个一年半载的准备，滇军不来，粮食就成了问题。戴戡又是个没决断的人，究竟是固守还是突围，老是拿不定主意，导致军心也开始涣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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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戡跟罗佩金约好，黔军最多坚守五天，五天过去，仍然杳无音讯，他实在忍不住了，这才下决心强行突围。
　　晚了，城外川军已经调入，刘存厚将皇城封得严严实实，黔军根本突不出去。
　　历来的破城之法无非那几样，继大炮、敢死队之后，刘存厚又想到了用地雷爆破。
　　这其实是当年太平军的发明，只要照方子抓药就成。川军从民间征用了一口柏木棺材，将火药放进去，外面加上铁箍，然后挖一隧道，直通皇城城墙底下，为的就是把火药棺材放进去。
　　当地雷爆炸时，声音惊天动地，皇城城墙被炸开了三丈多长的豁口。爆炸停止，川军敢死队立刻顺着豁口冲了进去。
　　不料黔军也机警得很，他们其实早已发现地雷，预先就埋伏在周围，当先的敢死队员刚冲进去就被刺倒在地，随后豁口也再度阻断。
　　地雷攻城虽未成功，但它所制造出来的声光电效果，却把黔军官兵都给震傻了。
　　第二天，黔军在皇城城头上插起白旗，同时用绳子放下两名使者，要求川军允许他们从成都撤走。
　　刘存厚认为戴戡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遂表示同意，但没想到这是黔军使的一诈。黔军先头部队到达城门后，并没有出城，而是直接冲上城墙，欲控制城头。
　　城头作为制高点，在战争中至关重要，川军自然也得以死相争。短兵相接处，双方都来不及开枪，只能用长矛和刺刀进行拼杀。
　　经过这么多天的围困，黔军已经又饥又疲，偏偏这种肉搏战全是力气活，渐渐地就支撑不住了，加上川军援兵越来越多，终于又被迫退回皇城。
　　十二天了，滇军还是没有露面，戴戡终于彻底死掉了待援的心。他通过当地的知名人士作担保，向刘存厚交出三印，再次请求撤出成都。
　　刘存厚同意了——不过是使诈。川军对撤退的黔军进行半路伏击，黔军全军覆没，戴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枪自尽。
　　诈术跟权术一样，若不加以节制，就都属于潘多拉魔盒里面的东西，魔盒一旦打开，就收不住了，因为你会用，别人也会用，谁都会使诈，到头来伤的还是你自个。
　　喜欢摆龙门阵（侃大山）的川人，给戴戡这个外乡客送来了一幅挽联，上联是“一生惯作秦庭哭”，下联是“死后方知蜀道难”。两句联语都跟滇军有关，滇军“侵黔”，实系戴戡引入，是他在云南“哭秦庭”的结果，可以说没有滇军扶持，戴戡无法得势，然而他死于“蜀道”，亦是为滇军所坑，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刘戴之战”结束，北京方面也已定局。段祺瑞驱走张勋，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身份复出政坛，其风光直追当年的蔡锷。
　　后台老板得势，一切水到渠成。半个月后，刘存厚的师部如愿以偿地挂上了“四川督军署”的横匾。
　　刘罗戴，还剩下一个罗佩金。他本来要选最佳时机出手，就像护国战争时对待陈宦那样。可惜渔翁尚未得利，鹤蚌相争就有了结果，好好的一口锅给烧到焦糊。
　　罗佩金夺不到川督之位，不过就是唐继尧的一个普通下属，唐继尧对他极不满意，索性将其召回了云南。
　　三国大战，赢的输的，笑的哭的，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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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都巷战这一轮全武行中，滇黔都相继吃了亏。吃了亏就得找补，唐继尧增派大批滇军入川，贵州督军为了替戴戡报仇，也调拨黔军主力入川，滇黔两军合计达到四万多人。与此同时，参与作战的川军也从先前的两个师上升到了三个师。
　　恩怨情仇的主角，已由三个男人变成了三群男人，这意味着“三国大战”的杀人游戏进入升级阶段。川滇黔轮番鏖战，战争从成都延伸到四川全境，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场面也一次比一次残酷激烈。
　　眼见大火已经快蔓延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北京政府急忙派大员率北洋军前往查办调处，然而面对混乱的战局，即便中央大员亦束手无策，只能看着两边继续这样打来打去。
　　川军起初占有上风，但在滇军奇袭重庆后，战局变得比滇黔军更为有利。滇黔军知道段祺瑞站在刘存厚一方，因此把北洋军和川军放在一起打，唐继尧甚至编了个谎，说是段祺瑞要把驻川滇军全部解散，然后押解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给他这么一扯蛋，滇军打北洋军比打川军还凶，南下的北洋军不过两个营，哪里经打，只得狼狈退出川境——说是南下查办，到头来却让别人给“办”了。
　　当战争初起时，川军之中除了已解散的第四师外，有一个师始终冷眼旁观，这就是熊克武的第五师。
　　和云南贵州人打架，同为四川人竟漠然视之，似乎难以理喻，但熊克武自有他的一套逻辑。
　　概而言之，熊克武虽是四川人，但他更是一个国民党人，党派利益远比乡情更重要。
　　从熊克武的角度出发，这样的推断也不能说不合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与南方的国民党素来对立，刘存厚等老川军既以段祺瑞为靠山，就与国民党是敌人，依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理，老川军就是敌，滇黔军才是友。
　　有人希望第五师加入川军作战阵营，熊克武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第五师还戴着护国军军帽，跟滇黔军一样是红边边，护国军不能打护国军，红边边也不能打红边边。”
　　熊克武不仅大部分时间坐而望之，还拨出一部分兵力协助滇黔军作战，到北洋军退出川境时，更是沿路袭击，果然不愧为川军中的“红边边”。
　　这当然也是渔翁观景的一种，而且得到的利同样不少。
　　“三国大战”的末尾，四川重又变成了双头政府，一头是成都，一头是重庆，成都由新督军刘存厚掌握，重庆则是熊克武和滇黔军的据点——试想一下，假如不傍着滇黔军，光凭第五师，熊克武哪有这个实力和刘存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一山容不得二虎，熊克武和刘存厚迟早还要一搏，不过依照规矩，在搏之前，一定还要找一顶帽子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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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顶帽子叫做护法运动。护法运动的口号是维护“南京约法”和国会，当时说是为了反对张勋复辟，可问题是张勋这小子实在有负众望，一圈都没能溜得下来，就被段祺瑞一脚从舞台上给踢了下去。
　　于是反张勋又变成了反段祺瑞，护法的旗子则照树不误，至于合理不合理，是不是已经过时，早就没人去管它了。
　　在护国运动的帽子下，滇黔军和重庆川军组成靖国联军，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他要发起靖国之役，率领三军“讨伐”刘存厚。
　　“讨伐”的理由是现成的：要反张勋，刘存厚就是张曾任命的“四川巡抚”，要反段祺瑞，刘存厚的四川督军正是段所加封。不管哪一条，一皮鞭总能打中你的脊梁骨。
　　靖国军出兵后，仅一个多月后就已逼近成都，刘存厚发现情况不妙，急忙发出宣言，要与西南各省一致“护法”，可是熊克武和滇黔联军却并没有要引他为“同志”的意思。
　　“护法”犹如“革命”，阿Q要革命，还得洋先生和赵白眼他们允许你革才行。刘存厚没有搞清楚一件事，人家因为“抗拒护法”要打他，并不说明他转变态度“护法”就可以免打。反正一句话，打的就是你。
　　早就说过了嘛，不过一顶帽子而已，刘督军太天真了。
　　1918年6月，熊克武将刘存厚驱出四川，自辛亥以来四川国民党第一次完全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
　　熊克武的这个机会应该说是唐继尧给的，他的“四川总司令”即为唐继尧所授，唐继尧自己是“联军总司令”，四川司令得服从联军司令，换句话说，唐现在把自己看成是熊的老板，那个扶你上战马的人。
　　很多时候，口号都犹如华丽丽的糖纸，包裹在那里面的，其实不过是人的各种野心和欲望。比如说唐某，从辛亥革命，再到护国护法，可以说无役不与，捡好事都有他的份，但革命来革命去，正义来正义去，落到实处，却还是想把四川这块肥肉放到他的餐桌上来。
　　这就叫“大云南主义”，也就是把川滇黔都置于他唐继尧的统制之下，以此成为独霸三省的“西霸王”。
　　罗佩金被刘存厚逐出成都，说明“以滇人制川人”失败了，唐继尧便想到了“以川人制川人”，而熊克武正是他整个计划中的理想对象。
　　唐继尧授命熊克武为“四川总司令”，本应事先向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推荐，由军政府委任，可他直接绕了过去，为的就是要让熊克武知道：“你以后是我的人”了。
　　按照这个定义，熊克武的成功自然就是唐继尧的成功。唐继尧认为，四川已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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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9月16日，当唐继尧到重庆主持召开联军会议时，其仪仗之盛，已活脱脱是一个西霸王的规模——
　　走在前面的是骑兵。骑兵所乘之马均经过精心挑选，青、枣骝、黄、白各成一对，毫不混杂，士兵们身背马枪，腰挎战刀，足穿皮靴，头戴钢盔，要多神气有多神气。
　　再过来是唐继尧的禁卫军，号称佽飞军，以古代一个叫佽飞的勇士命名。佽飞军的装扮不中不洋：头戴钢盔，肩上扛着的，却是吕布那样的方天画戟。
　　还没到头呢，接下来尚有掌旗官，扛一面杏黄大旗，上绣一个斗大的“唐”字，与经典评书中经常描述的简直毫无二致。
　　跟着“唐”字大旗的，是一顶八抬大轿。不过唐继尧并不在轿里，他在轿后，骑一匹黄骠马，胸前挂满各种勋章，这就叫威武。
　　路上负责迎接的四川文武官员无不啧舌，以为古时王侯亦不过如此。
　　这算什么。唐继尧在重庆已建好了行宫，特地邀请众人去吃西餐，顺便开开眼。
　　走进行宫，官员们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到眼睛都发直了，里面的奢侈豪华真是难以形容。
　　西霸王的排场，震动了整个山城，重庆报纸记载：“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出警入跸，俨若帝天。”
　　唐继尧是老牌的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可这又怎么样呢？
　　倒是港版的《鹿鼎记》很形象，里面陈近南要动员韦小宝潜伏皇宫，告诉他，“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托佛其实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还要造反呢，因为“清朝一直欺压我们汉人，抢走我们的银两和女人，所以我们要反清。”
　　韦小宝聪明绝顶，马上明白了，原来复明不复明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要紧的还是“抢回无数的银两跟女人”。
　　也许唐继尧刚开始并不是这么想，他在念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时很可能非常真诚，但在“驱逐鞑虏”之后，他的行为举止又的的确确只是围绕“银两跟女人”在打转。
　　同样曾经“侵川”，蔡锷要的是名，唐继尧除了图名，更看重利——更大的排场，更多的“银两跟女人”。
　　当他一脚迈进重庆时，距离这些只是一步之遥。
　　唐继尧为这次会议专门准备了一个计划，即“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同盟计划中最核心，对熊克武来说也是最要命的，就是四川兵工厂和税收的归属，唐继尧要将其划归“联军总部”所有。
　　唐继尧以为熊克武的官是他封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没想到，熊克武却拒绝签字。
　　熊克武是强人，不是傀儡。“联军总部”谁当家，还不是唐继尧，这么一划，就等于四川的枪和四川的钱，全部流入了唐继尧的腰包。
　　唐继尧在利用熊克武，熊克武其实也在利用唐继尧，即利用唐继尧的滇军，驱走刘存厚。现在刘存厚已经滚蛋，四川在握，凭什么还要听你摆布，签如此不平等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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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开了一周，毫无结果，唐继尧大为扫兴，返回云南后就开始从“扶熊”走向“倒熊”。
　　你既然不愿做我“图川”的滑滑梯，偏要做绊脚石，那我就必须除掉你。
　　以前是“以川人制川人”，现在国民党掌控四川，唐继尧采取的是“以党人制党人”。
　　第一个被唐继尧拿来当牌打的党人，不是别人，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
　　孙中山与熊克武之间其实久已不睦，而他们的矛盾，实际起自于孙中山和黄兴的矛盾。
　　孙黄有隙，是“二次革命”后的事。“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把失败原因归结于大家都不听他的，于是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并要求党员在入党志愿书上按手印，以示效忠，但此举遭到了黄兴等部分老资格党人的拒绝。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再聚一起就不开心了。黄兴等人便离开东京，前往南洋，这些人后来称为“南洋派”，留在东京的党人则称为“东京派”。
　　熊克武原先属东京派，也在志愿书按过手印，但后来因与川籍党人在经济问题上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离开东京投奔黄兴，从而加入了“南洋派”。
　　隔阂就从这时候开始产生了。在熊克武的记忆里，再也找不到当初在东京见到孙中山时那种粉丝与偶像的感觉。再度回川后，两人即很少有书信往来，熊克武基本不向孙中山报告川省情况，一切都是他自己判断自己做主。
　　孙中山也并非圣人。他起初任命四川督军时，提名的就不是熊克武，只是那人自觉资历尚浅，自动退出了。
　　就算彼此表面上把谎撒得再溜，熊克武也知道他与孙中山的真实关系如何。自从黄兴死后，“南洋派”在国民党中就明显落于下风，得势并且受到孙中山信任的基本全是“东京派”。
　　想不到啊想不到，革了这么多年的命，到头来，一个站队却把所有的一切都给统统抵销了。
　　信念这东西可以相信吗，谁知道呢。
　　熊克武闻知孙中山起初的提名人选后，气得连督军都不肯就任，仍然是当他的“四川总司令”。
　　假如熊克武在战争中失败了，自然另当别论，但是他赢了。
　　赢家通吃的法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适用。孙中山事前没有把筹码放在熊克武身上，事后就尝到了苦头——他委任杨庶堪为四川省长，熊克武却自行发出通电，宣布由他本人兼摄军民两政，同时派但懋辛代理省长。
　　杨庶堪手里拿着孙中山的委任状，那边却早已名花有主，弄得这位先生滞留上海，将近半年之后才得以在成都就职。
　　杨庶堪早年执教于四川高等学堂，其人学贯中西，是革命党人中少见的博学之士，向来深受孙中山器重。由杨庶堪来负责治理四川民政，应该说是上上之选，他本人也很想协助熊克武在四川做出一番事业。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熊克武此刻早已不当杨庶堪为好友加战友，而视之为孙中山在四川的代理，或者说难听点，是孙中山在他身边安的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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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钉子，就得拔掉它，熊克武自此处处对杨庶堪进行掣肘。要办民政，当然离不开钱，恰恰熊克武就在这方面掐脖子，以致闹出了“熊杨争款，几于用兵”这样的荒唐事。
　　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杨庶堪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保举廖仲恺为四川财政厅长，蒋介石为警务长，欲以这两人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熊克武毫不客气，利用四川省议会来加以反对。廖蒋都是明白人，中途听到消息，知道自己不受欢迎，就马上折回了广东。
　　都是同志，可是有时候同志之间的仇恨，还胜过敌人。熊克武此举，不仅令杨庶堪倍受打击，而且也让孙中山十分难堪。
　　杨庶堪无奈之下，只得借老父生病为由请假，想以此来缓解双方矛盾。
　　孰料你越软，他越狠，熊克武没有一点要收手的意思，在杨庶堪假满复职后，他索性以督军的名义，将本来应由省长指挥的全川警备队给接收了。
　　接下来，熊克武又做了一件离谱的事。
　　1920年2月，熊克武通电就任四川督军，距离孙中山的任命已过去将近一年。就在这封通电中，熊克武竟称北京政府的首脑为总统、总理。
　　在当时，南北完全对立，任命熊克武为督军的也不是北京的那个“总统”或“总理”，而是孙中山，北京政府接到通电后，自然对南方党人极尽嘲弄之能事。
　　唐继尧的第二张牌，是“实业团”。
　　四川国民党人一直有两大派别，或者说两座山头。一派叫做“九人团”，这一派为熊克武为首，包括但懋辛等人在内，都是日本军校生，前后共有九人。另外一派叫作“实业团”，由四川学界的师生组成。辛亥革命后，其中一部分人从政，另外一部分人则投笔从戎，成为“长衫军人”。
　　简单说来，“九人团”偏重军事，“实业团”则关注民政。实业团名称的来源，就在于他们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后，应将革命活动转向经济活动，因此实业团不像九人团那样动辄喊打喊杀，具体观点上也颇多分歧。
　　熊克武和他的“九人团”，与“实业团”之间向来就不对付。熊克武在重新编组部队时，对长衫军人所率的民军多持歧视态度，护法战争中损失的枪弹也不补充，这使得“实业团”与熊克武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遵从孙中山指示，“拥杨反熊”（拥护杨庶堪，反对熊克武）。
　　1920年3月，孙中山在给唐继尧的电文中，毫不隐讳地拿出了自己的“弃熊计划”，实业团的反戈一击正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业团要“拥杨反熊”，但缺乏足够力量，正好唐继尧又需要借用川军力量，双方便结成了“倒熊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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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继尧手中有了扳倒熊克武的把握和实力，便开始对熊克武步步相逼。
　　唐继尧的代表到成都与熊克武见面，在欢迎会上就公开扬言，说云南人说爱国是壳子话（即吹牛），滇军将领之间也不免有意见，但是打起仗来，丝毫意见没有。
　　这些话都是明摆着说给熊克武听的。
　　黔军有好处就上，“倒熊同盟”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参与，而且那副狐假虎威的样子，在气势上似乎还超过滇军，其代表直接就朝川人喊话：“川事自然要由川军来解决，滇黔不打算过问。可要是川军解决不了，滇黔当然不能坐视。”
　　山雨欲来，熊克武感受到了威胁，他一面紧急扩充军队，一面对不属于自己嫡系的川军进行争取。
　　在此之前，熊克武也曾坐看滇黔军与川军打得不亦乐乎，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时他号召川军的立场就不能是党人立场，而应是川人立场：“川人不打川人”。除此之外，封官许愿必不可少，甚至于比其它东西更有效。
　　与此同时，熊克武还对舆论进行了动员，通过四川当地报刊媒体，痛骂唐继尧是在“以日本式的野心侵略川省”，
　　那会儿，还没有“九一八”，但日本侵华的野心已从“二十一条”等方面露出了苗头，国人皆深以为耻，把唐继尧比作西南的“日本”，自然是为了引起四川人的同仇敌忾。
　　做了这么多工夫后，熊克武大有收益，一部分老川军就加入了他的阵营，但与“倒熊军”相比，实力上仍大大逊色，连舆论和民心也无法抵销这一差距。
　　1920年5月，唐继尧指挥各路“倒熊同盟军”向熊克武发起进攻。熊克武双拳难敌四手，被迫退出成都。
　　“倒熊同盟军”紧追不舍，只因天气酷热，很多官兵染上疾病，才停止追击，放了熊克武一条生路。
　　熊克武走上了两年前那个人所走过的路，那个人曾被他追杀，现在他又被人追杀，他们的经历相似，结局相似，连逃亡的路径都相似。
　　那个人就是刘存厚。
　　刘存厚被熊克武赶出四川后，逃到了陕南。这个可怜虫虽经数年寒窗苦读，成绩仍是一塌糊涂，到这个时候，他开始原形毕露了。
　　在“刘罗”、“刘戴”等历次战役中，那个第三师师长都是刘存厚最可靠最得力的同盟军，当熊克武进驻成都时，曾劝其归顺，但遭到拒绝。
　　此人宁愿随刘存厚一路逃到陕南，风餐露宿，患难与共，这样的朋友铁不铁，可交不可交？
　　够铁，可交，但问题是已经用不着他了，反而两人同为师长，还有威胁。
　　刘存厚的内心其实一点没有存下厚道这两个字，他先克扣军饷，接着又挖墙角，再之后甚至动用了鸿门宴，连逼带吓，直至把对方赶走了事。
　　陕南至此只剩下了一个刘存厚，他成了“汉中王”，可“汉中王”不是“川中王”，这地方太穷了，哪有一点油水可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