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对于日本，打疼它，它才服你！）----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地狱绝杀（60）

　　辻政信对前景自信满满：“这次作战，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苏联坦克抓到新京（即长春）来，举行庆祝胜利的阅兵式。”
　　辻政信摇着个鹅毛扇，不慌不忙，作闲庭信步状，让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好不欣赏。
　　关东军司令部由此制定了一个缩回拳头打人的策略，即先撤出诺门罕，然后找准时机，集中兵力给予苏军以“分期分批地的严厉打击”。
　　植田和辻政信都把对手估计得太低了，朱可夫也有标准，但不是他们的。
　　日军的兵站常识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只有大板车这样的运输工具。
　　苏联人不用大板车，用载重汽车。
　　朱可夫将驻蒙苏军的所有载重汽车，包括火炮牵引车在内，都动员出来，并采用了歇人不歇车，轮流替换汽车驾驶员的办法，昼夜不停地将战略物资运往诺门罕。
　　只花了十天时间，苏军就在诺门罕储备了半个月以上的作战物资，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计，坦克等机械化部队也畅通无阻。
　　朱可夫重兵在握，万事俱备，他不光守，还要反击——有限度的反击，以便更好地达到防守目的。
　　就兵力而言，起初集结于诺门罕的主要是苏军第57特别军、外蒙军骑6师等部队，如果是单纯防守，差不多已经够用，但如果要进行反击，这些力量尚嫌不足。
　　斯大林曾关照伏罗希洛夫，只要朱可夫挂帅出征，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支援。
　　斯大林确实下了最大的决心，因为“红色间谍”佐尔格刚刚传来了最新情报，情报中对日本军事实力进行了揭示。
　　佐尔格发现，侵华战争的长期化，已经使得日本资源和生产力极度紧张，在缺乏德国支援的前提下，没有能力与苏联作战，要战，也必须重整军备。
　　从1939年6月算起，佐尔格预计日本需要用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重整军备的任务。也就是说，日本如果要对苏联大规模用兵，最快也得是1941年以后。
　　佐尔格的结论是，尽管日本在诺门罕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但实际上未能做好与苏联大规模作战的准备。
　　既然日本还未做好准备，斯大林便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利用自己相对先进和充裕的军备资源，对日本陆军予以狠狠打击的机会。
　　有了斯大林的吩咐和支持，伏罗希洛夫完全照朱可夫开出的菜单上菜。包括武官所说的那两个机械师在内，苏军精锐部队陆续从欧洲调往远东，前线苏军的实力逐渐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苏军的这次兵力东调中，各式特种部队的聚集最为引人注目。从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中的兵种对比来看，苏联空军从指挥机构到飞行部队，都明显落于下风，此次新任空军主任（相当于空军司令员）斯穆什科维奇中将奉调而来，负责对在蒙空军进行统一指挥。

宝宝寒

　　地狱绝杀（61）

　　穆什科维奇抵达外蒙后，马上对前一阶段空战的失败教训进行了剖析。
　　飞行员们的水平没有日本航空兵高，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个人能力不够，完全可以通过集体配合来弥补，偏偏在先前的空战中，因为缺乏经验，飞行员基本上都是单刀独斗，这就上了日本人的套。
　　在现有飞机性能上，单翼的伊-16速度比九七式快，但是滞空时间不长，双翼的伊-15速度慢一些，不过具备足够的滞空能力，二者正好优势互补，如果能使这两种战机有机配合，就能抗衡和抵销掉日本航空兵的个人能力。
　　斯穆什科维奇带来了一个飞行教官班。这个教官班的成员包括二十多名老飞行员，他们或参加过援华，或经历过西班牙内战，在与德意日三国的航空兵交手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空战经验。
　　确定方略后，斯穆什科维奇便将教官们分散到各作战机场，让他们以空战格斗的实战方式，对年轻飞行员进行配合训练。在短时间内，每个飞行员都被轮训一次，虽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鼓舞了空军士气，也给年轻飞行员们壮了胆。
　　苏联空军的活动变得积极起来，从6月17日起，他们出动机群进行轰炸，日军屯积在前线的500桶汽油以及大量的粮秣均被炸起火，给第23师团造成很大损失。
　　这些天里，第23师团长小松原一直在对苏军进行侦察，根据苏军不断增兵以及活动频繁的迹象，他认为这是苏蒙军对日军发动进攻的前兆。
　　要不要打？第一次诺门罕战役，第23师团是吃了亏，可是关东军司令部也说了，那是兵力不足的缘故。如果这次能引起老大们的重视，一拥而上，没准还能一雪前耻呢。
　　关键是凑够一撮人马上走，至于前面是红灯还是绿灯，有什么关系呢？
　　1939年6月19日晨，小松原向关东军司令部发报，说给苏军以“严惩”的时机到了，事不宜迟，应及早发动进攻。
　　植田司令官接到电报，即刻召集作战课的参谋们进行讨论。大部分参谋都提到了天津租界谈判，所谓天津租界谈判，是日本向英国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要求禁止租界内部的法币流通，以便进一步封锁和打击中国的抗战经济。
　　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说：“在处理支那事变（即侵华战争）时，最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如何对待英国。如果这个时候与苏联发生纠纷，会使军部受到牵制，从而影响英国问题的解决。”
　　寺田老成持重，他用一种审慎的口气表示：“诺门罕问题要解决，但是否选在英国问题处理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意下如何？”
　　参谋们交口接耳，都认为课长说得对，在这个敏感时刻，不应再喧宾得主，对苏作战确实应当慎重才是。
　　“三谋参谋”辻政信一听就来了气：“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关东军的传统是什么？不言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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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62）

　　在辻政信看来，谈判可不是光靠嘴巴就占上风的，靠的还是实力，如果这次关东军能够“不言而行”，对苏蒙军发动突然打击，就可以提高日军的国际威望，到时准保能把谈判桌前的英国人吓得面无人色，还有什么谈不成的？
　　他针锋相对地质问寺田：“如果在诺门罕坐视敌人的挑战而不顾，必将发生第二、第三次诺门罕事件，甚至有可能发生全面冲突！”
　　按照辻政信的说法，只要日方一强硬，就能挫败对方的战斗意志，他却没有反过来认真想一想，假使苏联更加强硬地反扑过来又怎么办，这不是更有可能发生全面冲突吗？
　　可是辻政信一番没有多少逻辑可言的论调，还是搏得了满场彩。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第一个起身叫好，其他参谋也都迅速转变了立场，最后连寺田本人都推翻了自己的见解。
　　寺田原来所持的是“自重论”，辻政信是“强硬论”，就跟原来的不扩大论和扩大论一样，是非对错在这里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表现得更强硬更有气势。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也就是“越左越好”，哪怕是“左”到离谱的地步。
　　在“左”的高调面前，几场所有类似的场合，都会由辻政信这样毫无自知之明的逞强莽撞之辈控制局势，慎重论者则会被视为怯懦而抬不起头来，先前连满腹经纶的石原都挨了一刀，更不用说寺田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所有参谋里面，包括寺田在内，都没有作战的实践经验，就算是一般的参谋工作，经验也不及辻政信，所以根本回答不了辻政信的质问。
　　强硬论统一了会议基调，也帮助与会的植田和矶谷下定了决心。
　　接着起草作战方案，第23师团遭到“罢免”。参谋们异口同声，认为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中的不如人意，与第23师团的素质有关，这个组建不久的师团从作战指挥到部队士气，都存在问题，以这样的状态与苏军作战，很难取胜。
　　大家想到的理想选手，是第7师团。在作战课看来，只有这样有战斗力的老部队出马，才能完成作战任务。
　　当天参谋们将作战方案送交植田，请他裁决。
　　植田的额头出现了很深的皱纹，他看着地图，默默地聆听着辻政信就方案所作的说明。据辻政信说，过去植田总是边听说明边点头，但是那一天不知为何，神态非常反常，一脸深沉，且中途未作任何表示。
　　辻政信满腹狐疑地猜测着司令官的心思，当作完说明，他看到植田掏出手帕，开始擦拭脖子上流下的汗，随后才慢慢地开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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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63）

　　植田同意方案的几乎每个步骤，唯独不同意撤下第23师团。
　　身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可能跟自己的幕僚完全一样。辻政信等人只关注如何打赢，他还得照顾方方面面，诺门罕一带是第23师团的防区，要是骤然弃之不用，很有可能让该师团丧失信心，以后海拉尔靠谁守？
　　植田如此表态：“上次是第23师团，这次还是他们上吧，换了第7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
　　其实幕僚们不过是过于急功近利罢了。关东军编制内虽多达8个师团，但直辖师团只有两个，除了第7师团，就是第23师团，公平地说，第23师团并不比老师团差到哪里去，若是换了第7师团在诺门罕，也未必就能打得更出彩。
　　植田说到激动处，忽然老泪纵横：“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不信任小松原。否则，如果我是小松原，是会切腹自杀的。”
　　既然植田已经讲到这种地步，众人也就不再坚持，于是方案中的第7师团变成了第23师团。
　　关东军的作战方案随即报到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围绕这一方案的争论也十分激烈，有人提出，诺门罕事件说到底不过是边境冲突，现在侵华战争尚悬而未决，关内兵力很是紧张，这种时候在边境牺牲和消耗部队是否值得？
　　更多的人主张，边境纠纷应比照张鼓峰事件的处理方式，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这方面的意见主要来自于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对于诺门罕战役，表现得并没有张鼓峰那么热心，这主要还是由于前线消耗太大，国内生产力早已力不从心，参谋本部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侵华战争中来。
　　不过他对上次搜索支队全军覆灭，始终耿耿于怀，总想寻机进行报复，关东军的作战方案正中其下怀。
　　稻田在参谋本部，是除总长、次长以外一言九鼎的人物，只要那两位老大装闭嘴葫芦，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岩畔是陆军省的人，并不属他管。
　　于是，稻田便拉上岩畔，一起去找岩畔的上级、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作个公断。
　　稻田报告完毕，岩畔正要发言，板垣就打断他说：“好啦！大不过一个师团的事情，不必过于斤斤计较，让关东军搞去吧。”
　　没让岩畔说下去，板垣就完全同意了稻田的意见。
　　板垣出自关东军，自然是很能领会娘家人的良苦用心。事实上，在稻田、岩畔求见之前，他已经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教育总监西尾寿造中将等日本陆军的巨头进行了沟通，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进行试探进攻。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关内的大规模进攻已告一段落，再要往前突进，暂时力不能及。没有大的作战任务，也就用不着抽调关东军或让关东军做什么配合，自然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先玩上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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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64）

　　虽然板垣已经开出了合法通行征，但参谋本部内仍有人反对动用战略单位的师团，认为抽调如此多兵力后，可能影响东北“治安”。稻田便学着板垣的口吻说：“万不得已时，只要决心放弃大兴安岭以西就行了，而且做这件事我们也有限度，至多把一个师团交由关东军自行裁定。”
　　1939年6月20日，植田向地面部队下达了集结令。
　　板垣、稻田所谓的限定兵力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或者说装聋作哑，这次由关东军司令官亲自指挥的战役，名义上虽是由第23师团单挑，但实际上关东军直辖部队中的所有精兵强将都出动了，包括第7师团第26联队、第1战车团（相当于坦克师团）、第2飞行集团（相当于飞行师团）。
　　坦克部队的加盟，让第23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特别感到高兴。
　　第23师团高层有两个所谓的“苏联通”，除了小松原之外，就是大内。大内曾出任驻拉脱维亚的武官，另外他还像朱可夫一样，是骑兵出身，做过骑兵集团参谋，对草原作战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据说他在就任参谋长时，就曾向关东军司令部建议：“在海洋般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上作战，只靠徒步行军是不行的，必须用机械化部队迅速开辟出一个行动半径。”
　　大内甚至提出：“那种日俄时期的马拉三八式野炮，射程最多不超过四、五千米，用这种炮，无论如何是打不了胜仗的。”
　　显然，大内的一些想法脱离了日本陆军将官的习惯性思维，也正因为如此，注定得不到关东军司令部的重视和认可。现在植田拨出第1战车团，也不是因为采纳了大内的建议，而只是为了把他的宝贝拿到前线去显摆显摆。
　　如此大规模调动，使得诺门罕前线的高级别日军将佐成堆，那些坦克和航空兵的头头全都和小松原一样挂着中将的肩牌。
　　按照日本陆军的规矩，在一个战区内，如果将领们军衔相同，以授衔早的为主官。小松原提升最早，便名正言顺地被植田授以前敌总指挥一职。
　　上一次兵力过少，又缺乏重武器配备，这次人既多，又拥有坦克大炮，让小松原的脑袋一下子充了血，精神极度亢奋。
　　在日军战将中，若是要挑出一个有希望对苏军战而胜之的大将，还真非小松原莫属。大使馆副武官可不是白做的，小松原曾仔细研究苏军的战术特点，并据此写过一本叫《如何与苏军作战》的册子，送交参谋本部后，参谋本部如获至宝，专门加印并秘密下发到关东军各部队，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对苏作战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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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65）

　　按照小松原的研究，苏军士兵受过极其严格的正面攻防训练，要从正面攻破它的防线比较困难，但苏军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彼此之间的协作能力很弱，他们一旦被包围或侧翼受到包抄，就会陷入全线混乱。
　　这种研究成果正好契合日军喜欢迂回进攻的特点，因此在关东军中很受欢迎，山县在第一次诺门罕中用搜索支队迂回敌后，差点将苏蒙军的指挥系统予以完全摧毁，更从实践角度对此战术进行了验证。
　　没有人不知道要迂回，关键在细节，也就是如何实现迂回。
　　关东军司令部为小松原准备的作战方案，系由第1战车团从背后包抄，第23师团从正面进行策应，这样当然是为了使战车团的机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但在小松原看来，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模式，呼伦贝尔草原一望无际，无遮无拦，如此多的坦克，即便再怎么伪装隐蔽，也很容易被苏军发现，导致功亏一馈。
　　为了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小松原对原方案进行了调整，战车团被调到正面，第23师团负责包抄，总攻时间也定了下来，为7月1日。
　　当时日本正寻求与德国军事结盟，因此在诺门罕战役期间，便主动邀请德国军事观察团观战，借以显摆自己的军事实力和价值。观察员们听说小松原是所谓的对苏作战专家，有心取取经，但当他们看到小松原对方案的调整时，全都大摇其头。
　　用坦克部队正面强攻，用步兵侧面迂回，这招是怎么想出来的，简直匪夷所思！
　　德国在坦克战方面走在世界前沿，这些观察员都是有备而来，不是使馆武官，就是高级现役军官，大多懂得坦克战术，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平原作战中，不用机动坦克部队迂回包抄，却使用步兵，坦克部队容易被发现，难道步兵就不会？
　　后来想了想，总算找出了一个颇为牵强的解释，哦，小松原是对苏作战专家，但并不说明他门门通，在坦克作战方面，他可能是个门外汉。
　　日德关系不错，既然来了，也别藏着掖着，得给人家指出来。可是没想到，小松原挺固执，横竖听不进去，而且告诉观察团：我们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击败苏军三个师，你们瞧好吧！
　　小松原不说这句话还好，一说，让他那专家的形象在观察员心目中跌到粉碎。
　　德国人向以苏联为假想敌，天天算计着呢，苏军什么实力他们还能不清楚，小松原这个牛连德军都吹不出来。
　　小松原真了解苏军吗？观察团由此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小松原不是德国人肚子里的蛔虫，他以为观察员们纷纷做惊讶状，是被自己的一番话给震慑住了，于是又兴致勃勃地请对方去看自己组织的战前训练。
　　看了战前训练，众人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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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66）

　　日军的战前训练，既不练大炮，也不练坦克，只练两样，一是白刃拼刺，一是步兵冲锋。
　　这难道还是日俄战争时代吗？没来之前，观察团真以为日军有什么制苏秘笈，看到此处全都大失所望。
　　只有日本人仍然懵懵懂懂，自得其乐。
　　关东军司令部在收到小松原的修改案后，很快予以批准。随着各路部队向诺门罕集结，关东军上下欢声雷动，志在必夺：让苏联军队对着天空，对着沙漠发出他们错乱的嚎叫吧！
　　朱可夫没有嚎叫，他回敬的是拳头。
　　1939年6月22日，第2飞行集团刚刚到达海拉尔，苏联空军的庞大机群就杀到了诺门罕。斯穆什科维奇带来几个新型的战斗机大队，当天参战飞机大多出这几个大队，计有56架伊-16和49架伊-15。
　　飞机的原型没变，但是经过了改良。伊-16的升级版在火力和发动机功率上都大大得到提升，在老机里，飞行员没有滑动舱盖保护，现在也加了上去，成了“戴帽燕”。
　　新的伊-15俗称“海鸥”，仍是双翼机，它的上机翼为鸥式布置，可以为飞行员提供良好的视野。
　　飞机性能是空战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指标，加上先前极力打磨的配合训练，“戴帽燕”和“海鸥”一高一低，一快一慢，相辅相成，极大地压制了九七式。尽管第2飞行集团也声称出动了一百架战斗机应战，可是并没能在空战捞到一点便宜，反而遭到较大损失。战斗中，第24战队两次被打散队形，第2中队长森本重信大尉身亡。森本重信在战斗机飞行学校做过教官，是一名王牌级别的飞行员兼空战指挥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战斗机被击落。
　　6月22日的这次空战对苏联空军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苏联空军在诺门罕上空从未能够战胜对手。担任战斗机大队副大队长的斯科巴里欣上尉在空战中尤有上佳表现，他一人便歼灭数架日机，战斗结束后立即被提升为大队长。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双方空军越斗越狠，百架以上战机参与的大规模混战成了家常便饭。
　　第23师团的大部队早在6月20日就出发了，由于缺乏车辆，行军完全依赖步行。与一个月前相比，这时的呼伦贝尔草原更加严酷，中午的室外温度超过了三十五度，烈日灼烤下，步兵们还要身背重达三十公斤的负荷，行军之艰难不言而喻。
　　细节决定成败，小松原和他的部下对细节却几乎是漠视。即便已经有过第一次诺门罕之战的遭遇，第23师团的军需部门仍不记得带饮用水，原因是他们在地图上一看，好多地方都有湖泊，反正卡车紧张，能省就省吧，让士兵们就近去喝湖水好了。
　　其实地图上标注的湖，大多是盐水湖，连马都不能喝。士兵们的水壶第一天就喝光了，没有水喝，只好晚上宿营时在沙地里挖坑，然后轮流趴在坑边吸吮其中的湿气。
　　还有一个办法是早上用饭盒盖收集露水。不过能收集到的露水很少，而且里面含有不少沙子，只能说聊胜于无罢了。

宝宝寒

　　地狱绝杀（67）

　　松平和卫生队这次的运气应该说不错。他们和第7师团的第26联队一起出发，第7师团是关东军的主力机动兵团，自有关东军汽车联队服侍，因此免去了徒步行军之苦。
　　卫生队参加过诺门罕战斗，深知苏军厉害，只有第26联队初次上阵，一个个显得气宇轩昂，不可一世。
　　在长期的洗脑式宣传下，关东军大多以“无敌皇军”自居，只要没真正在战场上交锋过的，都以为苏军再牛，到了他们手上，也不过是些不经砍的乌合之众。
　　第26联队如此人五人六，还有身份背景上的特殊原因。第7师团本身是日本陆军的战略预备队，乃关东军所辖8个师团中的首席王牌，在第7师团里，第26联队又是绝对主力，它先后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有这样“光荣史”的日军联队在当时已经不多见，连从军入伍的日本皇室成员想要给自己镀金，也往往选择在第26联队混上一段时间。
　　在空旷的草原上，多达四百辆卡车蛇行前驱，风尘滚滚，倒也蔚为壮观，坐在卡车上的第26联队官兵慷慨激烈，热血沸腾。就连胆小的松平也从中受到感染，暗想“此次一定能报第一次诺门罕之战的一箭之仇”了。
　　可是只要头脑冷静下来，那些被喷火坦克烧焦的尸体还是会一次次浮现眼前，这让松平十分恐惧，想想不管第26联队怎样气冲斗牛，打得过喷火坦克的可能性还是接近为零。
　　松平私底下甚至有了逃跑的念头，当卡车停下来休息时，他还特地让一名卫生兵给自己拍照，已经准备把命送在前线了。
　　通过空中侦察，朱可夫逐渐发现了日军的运兵趋向，同时他也意识到，近期日军航空兵的活动之所以如此频繁，并非偶然之举，实际是在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地面进攻夺取制空权。
　　朱可夫虽已拿出“菜单”，要求增调兵力，但这些援兵都尚未到达诺门罕。显然，在它们陆续到达之前，必须尽全力阻止日军的集结行动，延缓其进攻时间。
　　1939年6月23日晨，在空军的配合下，苏军出动了以坦克、骑兵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的机动部队，向先期到达将军庙的部分日军发动了迂回进攻。
　　第二天，朱可夫将兵力增加到一倍，其坦克分队已迂回到了将军庙背后的甘珠尔庙。
　　扎营于甘珠尔庙的主要是日军二线部队，松平卫生队及第26联队的野战医院都在这里，当苏军杀到时，松平首先听到的是苏联飞机的巨大轰鸣。
　　这是苏联制造的一种快速轰炸机，型号为SB，特别就是一个快字，它比同时期的大多数战斗机都要飞得快，到抗战中期以后，中国曾向苏联购买了三百多架SB轰炸机。
　　SB所过之处，日本人都傻了，因为二线部队没有配备对空火炮，只能抱着头挨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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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68）

　　轰炸结束，坦克分队又冲了过来，日军急忙钻到战壕进行抵抗。朱可夫发起的这种军事行动，不是真的要进行攻坚，只是对日军的营地及兵站进行袭扰，所以扫射之后马上就撤，并不做片刻停留。
　　朱可夫的袭扰战术令日军惶惶不安。小松原及关东军的情报参谋，都认为苏军已大致了解了己方的作战意图，如不及时采取措施，7月1日的总攻难以实现。
　　苏军的每次袭扰，都有飞机撑腰，日军航空兵自然不能坐视，第2飞行集团立即派第12战队上阵，对苏联战机进行拦截。
　　第12战队以拥有王牌飞行员而自傲。在这次拦截战中，其头号王牌筱原弘道单人一次性便击落11架苏联战机，创造了历史新记录。尽管交战时的苏联战机数量明显多于日机，但地面部队举头看去，从天上冒着黑烟，打着旋栽下来的几乎全是苏联飞机。
　　苏联空军再次遭受挫折，让年轻的飞行员们尝到了失败的滋味，然而日本航空队猛则猛矣，却后继乏力，飞机越打越少，国内的飞机制造能力有限，根本来不及增补，相反，苏联远东空军拥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损失了马上补充，升空作战的飞机始终有多无少。
　　第2飞行集团为此头疼不已，只好靠加大起飞频率来弥补飞机和飞行员的短缺，但前线兵力仍是捉襟见肘，飞行员们更是疲于奔命，毕竟就像筱原那样的神射手，也得吃饭睡觉休息不是。
　　飞行集团的参谋们经过商讨，研究出了一条对策。
　　一段时间以来，飞行集团都是对他们认为“越境”的苏联飞机进行反击。参谋们认为，这是一种十分被动的空中防御术，苏联战机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摘了一只，又长一片，长此以往，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日本航空队总有撑不住的一天。
　　大家由此想到了转守为攻，他们的对策是，索性拉出去打，主动对苏军的空军基地发动突袭，把飞机全炸光，以便一劳永逸。
　　飞行集团长嵯峨彻二中将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空军指挥官，曾在战斗机飞行学校做过校长助理，在飞行作战上很有想法，幕僚的献策让他眼前一亮，认为极具价值，不仅是对策，还是行之有效的奇策。
　　突袭计划报到关东军司令部，辻政信等幕僚都认为，既然苏联空军越境攻击在先，日本航空队当然也可以越境还击。
　　不过他们也估计到，参谋本部可能不会同意这项作战计划。为免影响飞行集团的独立作战，辻政信准备先斩后奏，等取得战果以后再请参谋本部予以追认。按照陆军的习惯思维，只要有了战果，就一切都好说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关东军采取了瞒报手段，但还是走漏了风声。正在东京出差的一名关东军参谋泄露天机，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岩畔一开始就是军部内的“自重论”者，他马上就递话给参谋本部：说了不要让关东军轻举妄动，你们不信，这不，关东军马上就要越界轰炸了，你们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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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69）

　　参谋本部听到后大吃一惊，中岛次长感到此举过于冒险。一者像岩畔所说的那样，会引起更大的外交纠纷，二者，苏军可以根据这个理由，对东北工业基地进行越境轰炸，当时日军在关内的军需供应很多取自于东北，一旦遭到空袭，损失会非常大，而苏联在远东又没有什么重工业，想要对等报复都找不到机会。
　　中岛随即向关东军参谋长矶谷拍去电报，劝他不要进行轰炸。关东军的回电倒也非常迅速，说关东军在上述问题上的看法和将要采取的手段，与“贵部”（指参谋本部）有所差异，希望“贵部”将诺门罕战役的一切事务交给关东军，不要再管了。
　　从电报的用辞来看，应该是矶谷参谋长按照植田的意图所拟，但让中岛挠头的是，电文的字里行间，真的看不出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哪个是上级，哪个是下级，一个“贵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两个平级单位哩。
　　中岛不是一个雷厉风行、杀伐果敢的人，加上关东军地位又非常特殊，他只得把作战课长稻田找来商量。
　　稻田的办法是，派作战参谋有末次中佐到长春，直接传达东京的旨意。
　　中岛、稻田都不知道，这份关东军的回电并不是矶谷所拟，甚至于植田和矶谷都不知道回电的事，它是由辻政信起草，违反规定让电讯班发出的。
　　在这份电报批准表上，课长、参谋长、军司令官一栏内，盖的全是辻政信一个人的印章，代理签字也是他一个人。课长也就罢了，关东军内却并没有军司令官和参谋长也可以找人代理的规定。
　　辻政信的狂妄胡为自不待言，但植田、矶谷的迁就责任也无法回避，由此可以看出日军高层在指挥，也就是所谓“统帅权”方面实在是非常紊乱。二次大战结束后，一位日军大佐曾指出，仅仅凭关东军给中岛的那份回电，植田、矶谷就可以被予以罢免，甚至如果是在苏军和德军，一个对军部“抗命不遵”，这二位都可能因此人头落地。
　　至于辻政信，敢私自草拟并签发电报，就地免职的处分应该是最轻的处罚，同时军队还不得再行任用。
　　“辻政信私发电报”一案在搞乱日军“统帅系统”方面，称得上是日本陆军中空前绝后的事例，不过这也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过于急功近利，实行层层欺瞒的一个必然结果。
　　得知稻田要派人来长春，辻政信就知道麻烦来了，不能不向上汇报。
　　那份给参谋本部的回电，虽然用的是辻政信的腔调，然而其中反映的却正是植田和矶谷的意思，两位关东军大佬都想把轰炸进行到底。听完辻政信的汇报，大家赶紧一起商量应对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