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闹鬼——揭秘明代宫廷秘史----皇帝不称朕

宝宝寒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一 皇子与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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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正月里，锦衣卫指挥蒋瓛忽然“告变”，告发大将军蓝玉谋反，随即蓝玉被执下狱，并很快遭到处决，他的狱词又牵连进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楚王妃父）、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等一大批勋戚高官，以及众多的都督府、亲军卫所的中高级军官。朱元璋根据狱词，照图索骥，株连蔓引，据说罹难者达到一万五千人，那几个月里，简直是杀红了眼，许多家庭遭到了血洗，蓝党之狱也成为朱元璋“二次革命”或“继续革命”理论光辉胜利的主要标志。

　　一般政变，或政治性的屠杀，受害者都只是对手及其家族成员，如果朱元璋兴起胡、蓝党狱的目的只是诛除政治对手，替他的继承人削去荆条上的棘刺，那么这种杀戮应该是有限度的、低烈度的，而不是滥杀。朱元璋通过胡、蓝二次党狱，实施了以京师南京为中心的大屠杀（南京在历史上不断地遭到屠杀，几乎令我怀疑，此地甚为不详），波及范围主要在江南一带。朱元璋杀人，不必以法律为准绳，那么他是否以事实为根据呢？从《逆臣录》公布的近千名犯人（那个时代，一旦入狱，即为罪犯，今天我们借鉴了西方法学思想，才确定了“疑罪从无”以及未判刑之前，被侦查对象皆只为“犯罪嫌疑人”的原则）的供状来看，简直是粗疏矛盾，错漏百出，许多人都是在严刑之下乱咬出来的；有的人想，横竖活不了，不如就请皇帝和锦衣卫帮我报一下私仇吧，乃故意咬出平时的仇人。而刑讯者是不要真赃实证的，他只需要口供，而一得到口供即信，这就是典型的“逼供信”。那一万多人，就是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的，这是真正的白色恐怖：你多年前与某人发生过一次口角，而此人现在正拿在狱中，又是老虎凳，又是烙铁钢针，逼他供同案犯，他搜尽枯肠，说不定就把你供出来了——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你的邻居惊悉你是蓝党后，想起昔日和你争过宅基地，顿时吓得魂魄四飞：搞不好，他们家也是蓝玉大将军的党徒了！

　　有人想当然的说，朱元璋所杀的，只是贪污腐败的官员，并为之歌功颂德，这是极其片面的。说实在话，我很不理解朱元璋将他的“革命”扩大化的心态，就像同样不理解他的一位崇拜者在数十年前做的那些，可能多数人都很难理解，所以在这两个人的评价上，产生了很大的鸿沟，而且对立情绪非常大。我想，中国历史上的这两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在研究时不妨参互以发明之，或得灵犀一点通。而论史者，当你盛气扬扬，自以为掌握宇宙真理时，一定要用史料说话，要以确凿的证据服人，不然你和锦衣卫的打手有何区别？

　　蓝玉党案现在公认是朱元璋一手策划的冤案，他本想通过公布一部分狱词（作为案首的蓝玉的供词没有收录），向天下人表明：我非滥杀，是有证有据的。然而正因为那上千份供词根本经不起考验，反而暴露了他滥杀的本质。朱元璋也很快发现这一点，下令将书全部收回销毁，但收缴未尽，民间还有孤本存世，幸喜有此漏网之鱼，我们今天对洪武朝的腥风血雨，才多了一些真实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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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玉的姐姐嫁给了常遇春，常遇春之女被册立为皇太子妃，作为太子的妻舅，蓝玉与东宫关系密切。另外蓝玉还是蜀王朱椿的岳父，他本人既是勋臣，又是皇亲。

　　作为与太子亲近的朝中大将，蓝玉与燕王朱棣关系紧张。

　　蓝玉甫任大将，就与朱棣发生了矛盾。前文说过，当蓝玉征辽回兵，经过北平时，以所获名马送给燕王。这本是一番好意，俗话说，当官不打送礼的，不料朱棣却说：“马未进朝廷而我受之，岂所以尊君父。”不仅不收礼，反而拐了弯地骂蓝玉目无君父。

　　朱棣是否果真是这样一副道学面孔？非也，朱棣其实是个富于权谋而缺乏信义的人。那时，朝鲜国遣使臣上京朝贡，皆走陆路，由辽东入关南下，要经过北平。朝鲜使臣为了表示对燕王的尊重，特地到燕府拜访，朱棣在谈话间问：“你家国王为何不送马于我？”使臣信以为真，回去奏禀了国王，在下次遣使来朝时，专门送了鞍辔齐全的几匹好马给燕王。

　　不料朱棣找人索要礼物，他受了礼物，反将此事奏之于朝。就这像官员向开发商索贿，收到贿金后，却向纪委举报，您说他这是为何？

　　朱元璋本来就对朝鲜国是否真心归诚怀有疑心，他接到燕王的密奏后，更怀疑朝鲜国王刻意结交藩王，藏有祸心，下敕责怪说：“朝鲜王何得私交？”并将朝鲜使臣全部流放到云南边卫。而朱棣因此掇了个好彩头，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以他人的血染我的顶子”吗？

　　这件事发生在洪武二十八年，而当蓝玉赠马时，朱棣还没养成后来的老谋深算，否则他大可以假装高兴地接受蓝玉的馈赠，然后以其不尊君父、私结藩王为词，背后狠参他一本，那才够蓝玉吃一壶的了！

　　不管怎样，朱棣以“尊君父”这样的理由拒绝蓝玉的好意，令蓝玉非常难堪；而且，他也听出来，朱棣的语气里暗含着严重的指控。《明通鉴》的作者夏燮洞穿了朱棣与蓝玉之间的复杂关系，写道：蓝玉回来后对太子说：“臣观燕王在国，阴有不臣心。”太子“语啧啧，闻于燕王，遂衔之”。即太子听信了蓝玉的谗言，对燕王颇有微词，被朱棣听到了，更加记恨蓝玉。

　　前文说到，朱元璋对马皇后表示，“诸子中燕王仁孝，有文武才略，能抚国安民，吾所属意。”这段对话被太子听到后，立即“密以语凉国公蓝玉”，找蓝玉来商量。于是蓝玉就说了一番燕王“得军民心“，”燕地有天子气”一番话，请太子殿下“审之”。

　　这段文字我说了，我不信。朱元璋即便讲了这些话，被太子听到了，找蓝玉密议，朱棣是怎么知道的？总不成朱棣差了东厂密探，穿越到太祖朝来偷听？

　　实录常被批评者称作“断烂朝报”，这是因为实录主要依据奏章公牍及敕谕编写而成，《太宗实录》里却经常加进一些密语，很是突兀。它显然出自实录编纂者的伪造。尽管如此，这些不可信的材料仍可以作为一种“观念”来看，即朱棣篡国后是如何认识太子朱标与蓝玉的关系的，官方正史认为：蓝玉是太子朱标的党人和心腹。

　　须知，蓝玉可是蓝党的首犯，而蓝党的罪名是谋反。如果蓝玉真是太子的心腹，搞不好太子也要受蓝玉牵连的，换了旁人，那一定是要拉出遗体来鞭尸、全家顿时化作齑粉的。实录将蓝玉与太子绑得很紧，反映的可能是事实，也可能只是污蔑太子的一种手法。由于史料缺乏，除了知道蓝玉与太子具有姻亲关系，所以可能关系较为密切外（蓝玉也只是太子前妻的舅舅），并没有留下确实的证据，能证明蓝玉就是太子的武力班底。

　　但一般认为，蓝玉还是忠于太子的；而他的惨死，也于此埋下恶因。

　　战功卓著的蓝玉大将军是太子一党，自然令朱棣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太子去世，蓝玉的后台也垮了。朱棣为兄奔丧来朝，就在刚刚痛失爱子的老父面前大讲勋臣的坏话，说“诸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朱元璋由是越发疑忌功臣，“不数月而（蓝）玉祸作”，“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

　　大概朱棣是以蓝玉为话柄来进言的，因为蓝玉是洪武后期最为重要的将领，也是所存国公中唯一还握兵出征，并在军中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勋臣。拿他开刀，并由他牵引进旁人，应是对功臣下毒手的不二法门。

　　在《逆臣录》里，记载蓝玉说了一句话：“我不堪太师耶？”这句话为《明史》所征引，说的是蓝玉洪武二十五年西征还京，加官为太子太傅，然而蓝玉嫌官小，抱怨说：“我征西征北受了多少辛苦，如今取我回来，只道封我做太师，却着我做太傅，太师倒着别人做了！”太师应该是太子太师的省称，与太子太傅皆为从一品的宫衔（即名义上的东宫辅导官）。蓝玉还不服老一辈英雄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不甘位居其下。而心高气傲的蓝玉，并没有得到朱元璋的全部信任，他的一些建议常常被朱元璋驳回，益加心怀怏怏。这是他平常积累的不满，而直接导致他“谋反”的动因，是这些年来，为了胡党的事，公侯废了许多，他本有着强烈的危机感，而最近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升又出事了，担心招出他也是胡党，因此犯下疑心病，“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场”——这也出自蓝玉的口供（非本人自供，为别人供出）。

　　心怀不满，又感觉大难临头的蓝玉，准备豁出去干一场，于是约同诸将，打算趁朱元璋出都城举行藉田礼时下手谋反（是这么供的，却过了期，并未实行）。

　　以上便是《逆臣录》提供的蓝玉谋反的“路线图”。当然啦，全出于“逼供信”，是没有什么可信度的。

　　且说蓝玉未败之前的诸多不满，假如是真的，却正好表明蓝玉无谋反之心。试想：一个想当皇帝的人，会斤斤计较是做太师还是做太傅？他会因为小小一官，而不服老前辈冯胜、傅友德，平白为自己树敌？如傅友德的加衔，亦不过太子太师，与太子太傅级别相同，只是排序稍高一点，在上朝排班时立于前面。我不信作为大将军的蓝玉，眼孔会如此之小，城府气度会如此之窄。再者，说他奏事时，因为言多不从，便心里悻悻不乐，也不是确凿的证据，而纯属朱元璋神经病发作：驳了人家，不能平心待之，却怀疑被驳者心里不服，转而又猜他会不会因为不服而造反。疯子的逻辑，是没法跟他辩驳的。

　　后世之人，多不认为认为蓝玉是真的谋反，如《国榷》作者谈迁就说：“虎将粗暴，不善为容”，骄纵有之，但“非反也”。至于蓝玉是否真如实录说的那么骄纵，则是很难考证了。

　　有人认为，太子朱标之死，是促成朱元璋下大决心，再次大兴屠戮的关键因素。为什么呢？因为新立的皇太孙朱允炆年纪尚幼，怕他无法驾驭群雄（其实也没什么英雄呢，仅存的冯、傅两位国公也已廉颇老矣，早已不理事了），所以决定在自己死之前，将随他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们一起带走。有个故事说：朱允炆见惨杀太甚，大为不忍，就劝谏祖父，少杀些人，为朝廷存些元气，也少些戾气。朱元璋听了，默而不言，次日把允炆找来，将准备好的教具——一根长满荆棘的木杖，扔在地上，命允炆拾起。见允炆面有难色，朱元璋才细细开导他：“我杀人，就是为了削去杖上的棘刺，再交给你呀！”

　　各位，是否似曾相识之感？原来这故事前面已讲过一次，只不过那次主角是太子朱标，而这里换作了朱允炆。显然，这个有鼻子有眼的故事，只是后人编的一个寓言。试想，朱元璋在后宫进行这样的“铁血”教育，能不避人？怎么就被史官偷听去了？我估计，即便朱元璋讲过这些话，他也不愿意这些密语被人记下来的。

　　这或许是人们对朱元璋无缘无故再兴惨杀的解释吧。然而，朱元璋这么做，对未来皇太孙的统治，是利是弊，尚不好断言。客观上来说，蓝案坐死者，有公侯、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将卒“达二万人，蔓衍过于胡惟庸案”，“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至朱棣起“靖难”之兵，朝廷几乎没有可用的大将，不得不起用只会纸上谈兵的纨绔公子李景隆，终造成朝廷倾覆的大难。因此可以说，蓝玉党案在洪武晚年之爆发，朱棣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有学者怀疑，蓝党之案，有一个幕后推波助澜的黑手，此人正是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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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一 皇子与储位

　　40

　　朱棣与蓝玉过不去，甚至构陷蓝玉，是否是他争嗣计划的一部分呢？

　　我们不知道，懿文太子朱标生前，他是否有能力保护蓝玉，但可以确知的是，太子的去世，加速了以蓝玉为首的党案的爆发，其间仅仅过了9个月时间。

　　朱标生前，太子之位坚如磐石，父皇不仅托以重任（如令太子省决章奏，处分政务），并经常创造机会，树立他在群臣及兄弟中的权威。谁也没有想到，朱标在洪武二十四年巡抚陕西时，忽然得病，回朝不久就薨逝了，时年仅39岁。储副之位开缺，顿时刺激了野心家们的欲望。包括朱棣在内的王子们，都跃跃欲试，亟欲填补这一空缺。我们无法根据异常残缺的史料还原真相，唯能依据片段的材料，尝试做一些拼凑和推测。

　　试举一例，清人査继佐《罪惟录》记了这样一件事：当皇子们离开京城，各赴封国时，朱元璋赐每人玉带一围。皇子们就在殿中将玉带束好，朱元璋吩咐他们转过身，要看背后的饰物。皇子们都顺从地转过身，背对着父亲，请父皇细看，唯有老十二湘王朱柏一人没有转身，而是将玉带转到前面。朱元璋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朱柏答道：“君父不可背也。”

　　我就不信老十二从未背对过他的君父！

　　他这般特立独行，显然是巧思英发，在父皇面前讨了个巧。作为二十四个儿子中的十二皇子，年纪不大也不小，他几乎没有争嗣的任何可能，甚至可能都无法在众多皇子中引起父皇的特别关注。

　　然而他这么做，却是十足的矫情做作，讨取父皇欢心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必然引起兄弟们的反感。然而老十二毫无忌讳，偏要标新立异取宠，突出自己，令兄弟们尴尬露拙。由此例可以想见，在朱元璋那些能干的儿子们之间，在表面尚还平静的微澜下，蕴含卷动着何等的惊涛骇浪。

　　对于年纪尚小（湘王时年仅15岁），封地又在内地荆州的湘王，尚且躁动如此，何况雄踞一方、手握重兵的强藩大国如燕王者，自然更加雄心勃勃，不甘为人臣了。懿文太子在世时，朱棣知道自己毫无希望，虽然不平，也只能关起门来，与姚广孝等人谈些天文地理，逞些口舌之快；而长兄的突然薨逝，仿佛枯井中涌起巨浪，他的夺嫡之志一下子喷薄上天了！

　　各怀心思的王子们是如何积极运动的，我们无法知悉（有一部港剧，名叫《洪武三十二》，听说过，但没看过，大概有这些内容吧。如果有人将这些故事写得波浪迭出，那一定是编剧在施展才能，用古代故事来检验当代人想象力的边界。然而从本人的观影经验来看，港片太幼稚，国产片幼稚还矫情，总是比差强人意还差一筹——很差人意），但从朱标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去世，直到9月份才正式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储位一直虚悬，而朱元璋已是65岁的老人，身体每况愈下，他岂可一日无“国本空虚”的忧虑？这或许显示了太子之位争夺战的激烈，以及朱元璋本人的反复权衡和举棋难定。

　　朱棣难以遏止内心涌起的欲望之浪，但他登上嫡位的前景并不乐观。他首先面临的现实障碍是，在他之上还有二哥秦王樉和三哥晋王?。在洪武二十五四月到九月的那段时间里，他无法预知，秦王会死于洪武二十八年三月，晋王会死于三年后的又一个三月。在他的侄子建文帝即位时，他已经是叔辈诸王中的最年长者了。

　　命运就是那么奇谲多变，当晋王朱?在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去世时，朱棣可能只轻呼一声痛快，却不曾料到，晋王之死，实际上是老天爷为他扫除了向帝位进军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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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王朱?是朱棣的三哥，封地在山西太原，《明史》对这位皇三子的描绘是：“修目美髯，顾盼有威，多智数。”作为年长的“塞王”，晋王同样受到父亲的重寄，在洪武后期多次统帅大军出塞并主持北边练兵筑城屯田等事务。

　　晋王是燕王的兄长，军事才干与其不相上下，在多次军事行动中都充当统帅，节制燕王等王（这一点实录又造了假，见下）。然而这两兄弟长期不合，如果晋王在世，燕王想有何异动，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封国威胁其侧翼及腹背、实力强大的晋王。
　　晋、燕两兄弟不合，在朱棣钦定的《明太祖实录》里都承认不讳，自然其行文是一概偏向朱棣的。

　　为什么晋王与燕王不合，实录是这么解释的：“晋王亦闻太祖注意于上，自念己兄也，上弟也，遂生嫌隙”。说晋王也知道父皇不满于太子，有心在诸王中择一贤能，而意中之人正是燕王，晋王就想：“我是兄，燕是弟，凭什么是他！”于是因妒生恨，乃有了嫌隙。

　　同样由朱棣钦定的《奉天靖难记》里，提供了更细一点的材料，谓晋王听说太子失太祖意，私有储位之望，他对人说：“异日大位，次当及我。”于是先开始准备了“乘舆法物”等天子仪仗，藏在五台山。但事情渐渐外露，晋王害怕了，就派人放火，连房子带乘舆法物一起烧毁。从此“性益猜忌，丑声日闻于外”。《靖难记》接下来罗列了许多晋王“惨酷”的“事实”，说晋王好弄兵，擅杀人，一日无事，忽以军马围住一村落，尽屠无罪民户200余家；他还豢养恶犬，以观狗咬人为乐，狗不咬人，他就杀狗，被咬死的人中，有许多小孩子。晋府中没人敢谏，晋王说了：“谁谏我杀谁！”

　　在《靖难记》里，晋王朱棡完全是一只自恋且狂暴的野兽。然而这完全是燕王系的一偏之词，自不可信。本来朱元璋是否“注意”于老四燕王，全属朱棣这一系的自说自话，易储之事更属子虚乌有，晋王吃的是哪门子醋？我想太原的晋王吃的是山西老陈醋，燕王偏要说他吃的是自己的醋。而我对这一则材料的解读是，晋王获悉燕王有不臣之心，他选择了拥护太子，从而与燕王结下了梁子。

　　晋王以后屡有打击燕王的举措，《太祖实录》是这么写的：“后晋王与上（指燕王）皆来朝，上有疾，晋王数以语见侵。上内怀忧畏，疾增剧，遂恳求归国。晋王密遣人伺察上国中细故，将闻于朝。”两王在南京见面时，爆发了当面冲突，晋王挟兄长之威，“数以语相侵”，逼得燕王招架无力，只好借口生病回到北平。但晋王怒气犹未消，秘密差人到燕王封国内，刺察燕王的举动，好向父皇告发。可见这两兄弟的矛盾已经摆在台面上了。

　　洪武二十三年春天，朱元璋命晋王率师西出，燕王率师北进，两路并进，同征北虏乃尔不花。下面是《太祖实录》的记载，说晋王素怯，兵既行，不敢远出。燕王久待之不至，就自己率军直抵迤都山，突袭虏营，擒获乃儿不花以下名王、酋长男女数万口，羊马骆驼无数。而晋王恐燕王立功，先期遣人驰报太子，说燕王不听约束，劳师冒险。太子将此话转奏于太祖。不久，晋王私自退兵，太祖知道了，很不高兴。而不久，燕王的捷报到了，太祖大喜道：“燕王清沙漠，朕无北顾之忧矣。”太子却在旁酸溜溜地说：“晋王虽未深入，然张声势，有犄角之助，燕王亦未可独为功。”又诬燕王得善马不进。但太祖皆不听。

　　这段文字活脱脱刻画的是一个干事业的好汉遭到两个嫉贤妒能小人的无端污害，仿佛岳父遭到秦桧的陷害。

　　此事真相我们不去管它，这条记载无意中透露出另一些信息：首先，晋王既然告燕王不听约束，显然此次两路出师，晋王是主帅，燕王只是副帅。这与实录所说太祖独倚赖燕王是不同的。事实上，按照洪武末年诸王用兵的惯例，都是按兄弟们的年纪（而不是所谓才能）来确定主、副的，晋王居长，他一定是主帅，燕王等王，则只好居于副帅的位置。这一点，实录完全隐去，反而故意暗示，燕王才是大军的统帅。

　　其次，晋王是太子的人，所以他把燕王不听约束、擅自进兵的情况直接报告了太子。而太子辄按其报告向父皇奏禀，又替晋王说话，不令燕王独占功劳，都是压制燕王的意思。如果这一情节属实，则太子对桀骜阴鸷的燕王已有所警惕和疑虑，而晋王是他的得力助手。在洪武末年，军权集中于诸王的背景下，太子从晋王那里得到的支持，其有效性是远远大于蓝玉的。因为根据朱元璋确定的卫所军制，大将出征，临时从卫所抽调兵马，回朝则兵马各归本卫，大将军平常闲居，只是一双空拳。而亲王则不一样，他们不仅能够节制封国内的卫所军马，还各自拥有一支实力强大的精锐护卫武力（一般是三个卫的军力）。

　　所以太子对晋王多加保护。当时有人告发晋王“性骄，在国多不法”。朱元璋大怒，将晋王召上京来谴责，亏了太子力请，才得到宽免。《奉天靖难记》对此颇挥洒了一些笔墨，说晋王挨了训，跑去见太子，请求太子帮忙解释。太子满口答应，然后说：“你的所作所为，父皇焉得知？还不是燕王打的小报告！”晋王听信了，从此与燕王的关系便不好了。

　　晋王经常在太子前“极诋”燕王之过，帮助身居宫中的太子搜集燕王的黑材料，太子得到材料后，就拿去报告父皇，说什么燕王曾经见到龙，自言当有天下云云。燕王听说太子、晋王处处与己不利，惊讶地说：“我谨事长兄，自度无所失，何得有是言？”就向太子剖白心事，辩白自己绝无非分之心，可是太子怒气犹然不解。

　　这就是朱棣所说的“太子与晋王深相结交，构媒孽”的经过。

　　作为从小娇生惯养，年纪轻轻享尽尊荣权势的亲王，晋王肯定不是谦谦君子之流，他在封国内也确实有一些过失（但在朱元璋眼里，肯定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在《太祖皇帝钦录》和《御制纪非录》里，晋王几乎没遭到严重的指责）。洪武二十四年，太子以为秦王的事，巡视陕西，经山西回京，晋王随之来朝。可能朱元璋借着痛批秦王，把晋王也警告了一遍，然后敕令其归藩，“（晋王）自是折节，待官属皆有礼，更以恭慎闻”。

　　晋王死在朱元璋之前，此时朱元璋已经给他两个儿子赠了谥，一个叫愍（秦王），一个叫荒（鲁王），皆非佳谥，还有一个自杀的潭王没有谥号，而他给晋王的谥号为“恭”，应该是对此子的一种肯定。

　　晋王归国后，因罪被扣押在京的秦王，也经太子救助，得到赦免，保住了爵位和封国。作为兄长，太子为人友爱，对于骄纵的弟弟们能够宽仁相待，并尽力在严父之前加以调护，使其免除或减轻罪责，从而确立了在兄弟中树立了慈兄的威望。我想如果燕王意图侵太子之位，秦、晋二王那里就过不去；朱标、朱允炆父子拥有这两大强藩的支持，如果北平有任何异动，朝廷出师征伐，朱棣可能都不敢反抗，因为他将面临朝廷与强藩的共同围剿，是没有任何胜算的。

　　但太子朱标的突然去世，以及秦、晋二王的相继陨落，使一切不可能都变得可能了。

　　在太子初薨的那段时间里，朱棣知道，即便父皇真的最爱他，储君之位也不可能呈一个抛物线，绕过前面两位兄长，落在他的头上。朱元璋如果想把皇位传给第四子，他必须首先解决“理论依据”的问题：他这么做的根据是什么？作为开国皇帝，他一旦这么做了，将对后世形成什么样的示范效果？这是他不得不考虑的。

　　朱棣父子后来在实录里编造了许多燕王雄迈、深为太祖夫妇所喜的记载，其实是宣扬“传贤”说。古人说：“选贤与能”，重在继承者的个人能力；而嫡长子继承者，重在帝位延续的稳定性。朱元璋深知，如果在儿子中择一继承人，其结果必将是大明皇朝未来的继承人，都将由皇帝凭一己之私爱而决定或改易，必然造成皇室内部的剧烈争夺，启动内宫干政之源，这与他一贯倡导的的宗室“亲亲”的理念是不相合的。

　　经过反复权衡，他终于下定决心，遵循他在祖训里一再重申强调的嫡长子继承制，让朱标的嫡子朱允炆填补储位。尽管朱棣父子极力污蔑朱允炆的柔弱失德，渲染他必将失国的种种预兆，然而在朱元璋眼里，孙儿不仅颖慧好学，还是一位至孝的孩子。懿文太子病势沉重时，皇孙才14岁，可他侍父之疾，就像一个成年人，昼夜不离病榻。当太子终于不治时，这孩子哀毁得几乎失去人形。这深深触动了老年丧子的祖父的心，朱元璋抚着他的头，忍不住流泪说：“尔诚纯孝，顾不念我乎！”

　　九月，朱元璋正式宣布册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国本遂定，看起来燕王朱棣失去了他看到却没能抓住的唯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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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一点内容：前文说到，《太宗实录》指责懿文太子多过失，为太祖所不满，乃与马皇后密议易储之事。但到底太子是何过失，几乎危及他的储位，实录没有写。而在由朱棣钦定的《奉天靖难记》里，却有相关的一段话，主要是三点：

　　其一，“初，懿文太子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尝督过之，退辄有怨言”。

　　“失道”之事，大概仍属细故，《靖难记》没有掰扯列出来。然而太子在遭到太祖多次批评乃至惩罚后，不仅没有悔改之意，反而在背后说一些怨气话。
　　下面的指控就升级了：

　　其二，太子“常于宫中行诅咒，忽有声震响，灯烛尽灭，略无所惧”。

　　原来太子不仅发牢骚，还在宫中暗行魇压诅咒之术，竟想咒死父皇。但人可欺，天不可欺，太子正攥了个穿皇袍的木偶，拿针狠狠地扎，突然间一声巨响，殿内灯烛全灭，这是老天爷给逆子的警告！然而，太子不畏鬼神，他拿起针来，毫不犹豫地向爸爸朱元璋的七寸处扎去……

　　乖乖厉害！这不等于说，本朝太子爷就是汉武帝戾太子复生转世吗？

　　还有一条，其三：太子不单红口白牙地画符诅咒，他还以“东宫执兵卫”的名义，擅自征募了勇士三千多人，成为太子的私人武装。

　　东宫要这么多兵卫干什么呢？自然是用来造反的——这是言下之意。

　　原来，朱元璋说的“今长子所为如此，将为社稷忧”，就是这些。这些材料一旦被采信，懿文太子朱标跑不了要标上一个十恶不赦的谋反大罪，那还不满宫抄斩！

　　很可能这段内容正由朱棣亲自提供，他就是希望把大哥朱标打成本朝的戾太子。虽然朱标已经死了，这些当年没有发射的炮弹（我怀疑他是否敢向朱元璋提供这样的黑材料，而懿文太子平安无事，想来他即便把举报信上交了，朱元璋也没有信）仍然有用，朱棣把它们夹在钦定的官书《奉天靖难记》里射出去，就是要让朱标父子在身败之后再继之以名裂。

　　其实，《奉天靖难记》才是朱棣发泄私愤的诅咒书，里面很多内容纯属污口，甚至是很难堪的，比泼妇骂街更恶毒，尤其是关于建文帝“恶行”的一部分内容，简直令人作呕，这个下文再讲。《明太宗实录》的前9卷，所记是建文四年间的事，也就是“靖难之役”的这一时期，称之为《奉天靖难事迹》（这么处理，是为了避开建文年号，且以叛逆者朱棣这一方为实录记事的主角），其内容就是《奉天靖难记》的迻录。但后者在收入实录时，扔在朱标父子头上的烂菜叶都被摘掉了，好比上面的3条，实录里一个字都没有了。可能诬人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而在纂修实录时（《太宗实录》成于朱棣死后），则觉其太过恶劣，且有损圣祖的形象，乃将其加以删改——否则，“信史”愈不可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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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三 北边起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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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二十八年，朱允炆18岁了，朱元璋亲自为皇孙操持亲事，同允炆的父亲一样，他为孙儿选择的，依然是一家普通官员家的女儿。

　　关于朱允炆的婚事，《太祖实录》仅一句话：“册光禄少卿马全女为皇太孙允炆妃。”太孙妃马氏之父马全，大明王朝的第一位国丈（皇后之父才可称国丈，妃嫔们只是妾，他们的父亲是没有这个地位的），他的信息即尽于此。据《明史?后妃传》说，马全在建文四年燕军入京之时，不知所踪，大概不是自杀就是被杀了。

　　朱元璋不从勋臣之家，而是从士人之家为皇朝的两代继承人择配，很可能是从防止外戚干政的目的出发。然而，妃家没有势力，固然能避免重蹈东汉的覆辙，但双刃剑的另一面是，当帝室面临覆顶之灾时，也无法从妃家获得有力的支持。

　　皇太孙妃是濠州人，与老朱家同乡；她姓马，与皇太孙的祖母同姓。巧的是，明王朝的皇帝姓朱，它的头两位皇后，都姓马。朱与马配，大约在合婚时属于佳偶吧。我从网上查的结果是：猪配马，“是懂得享受幸福的一对”，也不知对不对。

　　朱元璋之所以选择马氏之女为孙媳妇，是否存着大明的第二位皇后必须姓马这样一种希望呢？这样一个罗曼蒂克的猜想，或许离朱元璋的本性太远了些吧。
　　太子妃在过门的第二年即诞下一位皇子，朱元璋在耄耋之年，得弄璋之喜，上了重孙儿。

　　这孩子定名文奎，与他父亲允炆的名字冲犯了一个字：文、炆字近而音同。这并非拟定“睿名”的官员的疏忽，朱元璋早在祖训里，已经为东宫以及各亲王位下子孙各拟下了20字的“派”，规定日后生子生孙，名字皆为双名，每一世名字中的上字，即派儿，是由朱元璋定好了的，不能变，下一字则在请名时，由礼部临时选择，然后付宗人府，编入玉牒。

　　朱家子孙终日无事，坐食皇粮，所以生育率非常高，而名字已限定一个字，另一个字还要讲究五行相生（依木、火、土、金、水的顺序），这就使宗人中出现许多重名，没办法，只好生造些新字，随便一个字胡乱加个偏旁，就是个名儿了。所以明代宗室的名字是很令现代出版家头疼的，很多字输入法字库里都没有，需要用专门程序另“造”——然此造与彼造却不同也。

　　朱元璋预先编定了20代子孙名字的头一个字，并说，待二十世满，再为续添，永为定式。我们来看东宫与燕王两房下的拟名：

　　东宫位下：允文遵祖训 钦武大君胜 顺道宜逢吉 师良善用晟

　　燕王位下：高瞻祁见祐 厚载翊常由 慈和怡伯仲 简靖迪先猷

　　既然皇太孙已名允炆，何以东宫系下头两个字，却为允、文？不知其解。

　　燕王这一系自朱棣夺嫡，乃世有“大宝”，从他儿子仁宗朱高炽之“高”，到崇祯帝朱由检之“由”，也不过历了10世，就呜呼哀哉亡国了。我曾经偶然看到秦王朱樉的后人成立了宗亲会，这是有利于“收族”的大事，不知道有没有朱元璋或别的亲王的后人宗亲会？我想，明朝末年，各地宗藩惨遭乱兵流贼的大屠杀，不是星散，便属孑遗，改宗换姓的也不少（如八大山人，有多少人晓得，此公便是朱家子孙？）；入清以后，对前朝宗室，先还优待了一阵子，很快就改弦易张，也开始大杀起来，复经朱三太子等人顶着朱家后人名义反清复明，谁还敢再呼“我是大明洪武皇帝之子孙”的口号？要把断了的弦再续起来，着实难哉！

　　言归正传。东宫位下，第一辈的头字为允，如允炆，及其弟允熥、允熞、允熙兄弟；第二辈的头字即文，如皇太子文奎，及其弟文圭。但允文允文，不就是允炆么？东宫位下子孙的头2个字，就和皇太孙朱允炆的名讳冲撞了。还有呢，等允炆即位后，定年号为建文，又犯他一字。这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不好的征兆。

　　朱允炆的长子朱文奎，生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十月，他是朱元璋的嫡派重孙，老年的朱元璋也享受了四世同堂的乐趣。如果含怡弄孙，能稍稍减弱他的杀性？那才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咧！

　　文奎出生2年后，他的曾祖父去世，父亲皇太孙即位，以次年为建文元年。随即册封皇太孙妃马氏为皇后，授金册、金宝；长子文奎，封皇太子；3个弟弟分别封吴王、卫王、徐王。朱元璋做皇帝前，曾自封吴王，允炆之五叔周王朱橚，最初也封吴王，这是吴王爵号之第三见呢。

　　建文三年十一月，小马皇后生下次子文圭。圭之于奎，少了一个“大”，这就像当时朝廷与四叔燕王的战事一样，日行日蹙。几个月后，燕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大大的江山真的弄丢了。此为后话。

　　总之，朱允炆父子的姓名，大大的古怪，被某些精明的预言家抓住，认为这是太子一系持国不久的证据了。

　　同室操戈，同根相煎，用文一些的话讲，叫“兄弟阋于墙”，语出《诗经?小雅?棠棣》。诗名里有一个棣字；朱元璋的26位公子，名字里都带一个木字旁，其中排名第四，封为燕王的，正是一个“棣”——如果懿文太子朱标也像某些史家那么能掐会算，他一定会感觉到，这才是一个真正不妙的恶兆。

宝宝寒

　　接41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日，朱元璋驾崩于大内西宫，享年71岁。遗诏内容很简单，除了说“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主要就是后事的简单安排，关于外藩诸王，遗诏说：“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即要求亲王们在各自封国内“哭临”，不许到京师来奔丧。

　　十六日，朱元璋入葬于早已建好的孝陵（今南京孝陵），谥曰高皇帝，庙号太祖，辄将来讲什么太祖皇帝、高皇帝，都是此翁。

　　朱元璋从死到葬，在短短6天内完成，一朝开国之君的敛葬似乎稍嫌急促了些，这为后来燕王指责建文帝不孝，留下了口实。

　　上引遗诏出自清修《明史》，而在《明太祖实录》里并未收录此诏，因为朱棣根本不承认这有个诏书，即便有，他也一口咬定出于伪造，根本不可能是太祖真实意思的表达（这个真实意思，经他这么一搅合，算是只有鬼知道了），朱棣甚至指责建文帝是矫诏即位。

　　《太祖实录》的纂修者只好顺着朱棣的意思来编纂了，该书对朱元璋临死前的情节，是这么介绍的——

　　“乙酉，上崩于西宫。上素少疾，及疾作，日临朝决事，不倦如平时。渐剧，乃焚香祝天曰：‘寿年久近，国祚短长，子孙贤否，惟简在帝心，为生民福。’即遣中使持符召今上还京。至淮安，用事者矫诏即还，上不之知也。疾亟，问左右曰：‘第四子来未？’言不及他。

　　文中的“今上”，即是当时的燕王；因为《太祖实录》是永乐时期重修的，故称朱棣为今上（今上皇帝）。

　　这段文字讲，朱元璋在临崩前，曾差太监召燕王还京。如果朱元璋此举意在令燕王继位，则与遗诏称朱允炆“天下归心，宜登大位”相违；如果他只是想念第四子，欲于阖目前一见，则同样与遗诏令诸王“勿至京师”的要求龃龉。故此，实录写入此节文字，必然要删除与其内容不合的遗诏。

　　实录想告诉读者，太祖皇帝平素身体壮健，发病了仍坚持上朝理政。直到病体日沉，意识到挺不过去了，才开始考虑“子孙贤否”的问题，并立刻派太监持金牌、符验去召燕王上京。

　　此处用的是“曲笔”，它没有明写召燕王何事，但通读上下文，便知是令四儿子来继位的。它且暗示：孙儿不贤，第四子才是他属意的接班人。此文写朱元璋临终起易嗣之心，也试图暗示：朱允炆虽然具有皇太孙的身份，但未必就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他违反祖父之命，阻回燕王，是“矫诏”的篡逆行为——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明朝的制度是，谁居皇太子、皇太孙之位，谁就是法定的大位继承人，拥有“储君”“储贰”的大名分。国不可以一日无君，太子或太孙是国之根本，相当于副皇帝，正主儿一旦不讳，将立刻由他接管国家最高权力，所以又称“国本”。朱允炆在洪武二十五年九月被立为皇太孙，至此已经6年了。朱元璋既然身体健康，头脑清楚，没有发生老年痴呆的症状，怎么会要升天时，突然把皇太孙摆在一边，试图另起炉灶，请燕王来添乱？

　　燕王朱棣“接（莫须有之）旨”后，立即奋马南下，却不想在淮安被“用事者矫诏”勒还。用事者，就是指在朝管事的人。在朝廷管事的，应是皇帝，有了皇帝他还来管事，则此人一定是权奸。所以“用事”不是一个好词，一般都分配给太监王振、刘瑾、魏忠贤这些人，而朱棣所指，是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等建文帝的亲信大臣。

　　这位“用事者”趁朱元璋病重，假传圣旨，将兴冲冲赶来即位的燕王撵了回去。而老父亲为奸臣蒙蔽，一直到要“挂”不住了，还一个劲地问：“老四来了没？老四来了没？”而皇太孙就奉侍在病榻旁，却“言不及他”，对国事没有任何的交代，只顾嗷嗷乱叫“老四来了没”，岂非精神病发作！

　　编造的东西总容易露出马脚，实录囫囵拉杂的记载经不起推敲，如它说朱元璋病势来得急，才命人去召朱棣，然而使者北行，朱棣接命后从北平南下，怎么也要一个月时间，待朱棣骑抵淮安时，皇太孙早已继位了。《明史》纂修官朱彝尊就指出，“谓用事者矫诏却还，当在是年之秋也”。而到秋天时，新君建文帝朱允炆已迫不及待地对叔叔们下手了——燕王，你还敢来吗？

　　以上情节《明太宗实录》（永乐朝的实录，在朱棣的孙子宣宗朝修成）也略有涉及：

　　“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官召上。已至淮安，太孙与齐泰等谋，诈令人赍敕符令上归国。及太祖大渐，问左右：‘燕王来未？’凡三问，无敢对者。”

　　情节与《太祖实录》大体一致，而细节有所丰富：将“用事者”坐实为兵部尚书齐泰，更指出“矫诏”出自皇太孙（建文帝）的指使。

　　当然，胜者为王的“历史”，是不可信的。《明史》就没有采用这些内容，弃之不用，即是对其真实性的否定。事实上，朱棣直到占领南京前，从未对皇太孙继承的合法性提出过质疑，他数次给朝廷上书，都是称朱允炆为帝，自称为臣。他肆意篡改历史，都是在他登基之后授意史臣所为，作为胜利者，他现在可以随便往失败者身上踏上一只脚了。

　　《明实录》这么编写，意在指出，朱元璋真正属意的继承人是燕王朱棣，对此至死不渝。在《太宗实录》里，史官们（请注意，一旦历史学家当官，那他书写的就不再是历史，而是教科书了）还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皇太子朱标薨后，朱元璋召侍臣密语——各位，瞧，又是一次被曝光的“密语”。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不是经常有人给我们讲一些秘闻吗，装得何其神秘，好像他专门指派中情局特工打探来的。其实呢，不过是些小道传言，里面还夹杂了许多他自己的创作。
　　且听朱元璋密谈时怎么说，他未开口先一声叹，然后缓缓道：“长孙允炆少不更事，而主器必须得人啊！”随即道出衷肠：“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庶几宗社有托。”

　　“若立燕王，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翰林学士刘三吾先反问道，然后说：“且皇孙年长，可继承矣。”

　　刘三吾所答，正是燕王“皇帝梦”的最大苦恼，太子虽死，他上面还有二哥、三哥呢，况且皇孙已非童稚，而是10余岁的风华少年了。

　　太祖也为此难煞，只好“默然”，但实录随之追写道：“是夜，焚香祝于天曰：‘后嗣相承，国祚延永，惟听于天耳。’遂立允炆为皇太孙。”

　　朱元璋在决大事时的焚香一祷，令人印象深刻。前文讲他病重时，也曾祷告于天，说了类似的话。这些情节实际上在暗示：太祖皇帝立允炆为嗣，实出于无可奈何，只好取听天由命的一种态度；相信法力无边的老天爷一定会做出最佳安排，将圣神的老四燕王送上宝位。

　　朱元璋一边花6年的时间用心栽培聪明仁德的皇孙，一边却在心里隐伏一个至愿，并不断祷告上天，请老天爷帮忙除掉皇孙，让他最喜欢的燕王即位，这不是很搞笑么！

宝宝寒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三 北边起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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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人著书，说起“明成祖”（朱棣起初的庙号是太宗，到嘉靖时，才改称成祖），对其“雄才大略”总是赞不绝口，说这位“成祖文皇帝”最肖乃父，其实是着了《明实录》的道。

　　记述太祖皇帝如何打天下以及治国时期主要政事的史书是《明太祖实录》，这本书历经三修：初修于建文朝，永乐篡夺之初，下令重修，然后于永乐九年再次修订，如今的流传本就是这一稿，而前两个本子已经焚毁失传了。

　　第三修的“实录”，当然就不够“实”了。学者认为，朱棣两次修改实录，主要就是改动与“靖难”（燕王与朝廷的军事对抗，他自称为“靖难之役”，所谓难者，朱家之难也；朝廷一方则称此役为“平燕”）有关的史事。如果我们能看到建文朝的实录，那里面的“燕庶人”朱棣，一定是个骄恣狂悖之徒，罪行昭彰，屡遭太祖皇帝训责，最后终抵于失败。然而不幸的是，皇皇天子最后成了一个“loser”（失败者），那么历史就要掉个个儿，翻转过来重写了。

　　于是在今日所见的实录里，悖逆的庶人朱棣，一变而为英武无比、生有祥瑞之兆的神人了。

　　《明太祖实录》本是记他老子朱元璋的史书，里面也常塞进老四的私货，如实录记朱棣初生时，有“云龙之祥”，马皇后“甚异之”。马皇后曾经做过一个梦，梦中回到开基创业的时代，一天带着孩子们，在原野中猝然遇到盗贼，都带着红巾，呼啦啦一下子就围上来（当时反元武装都着红巾、红袄，故称红军。实录在这里把戴红巾者蔑称为寇贼，而事实是，朱元璋当时也是红巾军中的一支，只是后来发达了，对过去做“贼”的事不肯承认了）。

　　马皇后在梦中大恐，众孩儿吓得哇哇乱叫，只有老四朱棣不惊不慌，牵过坐骑，扶母亲上马，自己跃马相从。这小子已经很不简单了，尤其怪异的是，马后梦中之贼一见到朱棣，皆“辟易遁去”，竟然逃得一干二净，马皇后这才带着孩子们从容回还——然后就醒了。

　　尽管这全是一番梦呓，然而从此马皇后乃“独钟爱于今上（朱棣）焉”。朱棣就是命好，在别人梦里都能捡到便宜。

　　以上是实录的记载，清人毛奇龄《彤史拾遗录》又有补充，在“独钟爱之”之后，说到：马皇后对自己做的梦，从不对人言，只是从此心里只爱老四朱棣一人。等到朱元璋腻烦太子“柔弱”，发牢骚说：“此子非继体之人也”，她才适时地道出这个异梦，仍戒老公“勿泄”天机——“而其后卒有靖难之事”。显然毛奇龄认为，靖难之役是上天注定的。原来四王子出类拔萃，得天命之符，是早在他妈妈的梦里就有了征兆的！这能不能怪老天爷偏心呢？

　　朱棣初生时，《太祖实录》说有“云龙之祥”，而《太宗实录》是这样记的：
　　“上初生，五色满室，照映宫阙，经日不散。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心异之，独钟爱焉。”

　　两本实录，一个说“云龙之祥”，一个说“五色满室”，虽然都是大贵人的祥瑞之兆，但毕竟不同，在后修的《太宗实录》里，那条“云龙”不知跑哪里去呢，代之以异常老套的“五色满室”。若诸位不信，请去读明清小说，这是写贵人出生的常见格套，就像描摹美女一定要说她如花似玉一般。

　　《太宗实录》说朱棣这位“五彩祥童”一出生，他爸爸妈妈就偏了心，《太祖实录》却说是马皇后做梦后才偏心的，然后又拿梦来游说夫君，两人才都偏了心。
　　是否诸王之中，只有燕王一人赳赳出众，余皆萎靡不振，不堪造就？是否诸王皆败德有过，唯有燕王一身绝无皇子的娇戾之气？说实话，自“文皇帝”经官史洗礼重生后，已经找不到相关的史料来做参证了。

　　前文讲到，在重要史料《太祖皇帝钦录》和《御制纪非录》里，记录了朱元璋亲自揭露的诸王们为非作歹的种种过失，却几乎没有关于燕王的任何记事。这要么是燕王在洪武朝较为谨慎，没有明显的失德行为；要么是他即位后，两书的辑录者出于忌讳，将凡关涉“今上”的不好内容都删除抹去了。问题是：据朱棣在《奉天靖难记》中的自述，太子、晋王、蓝玉等人都进过他的谗，三哥晋王甚至还派人到北平，专门刺察、收集他不法的证据，显然还是有许多对燕王不利的小道消息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但他为何不置一词？朱元璋对儿子们的关注，并非是“管大放小”，像秦王夜宿城楼、园子里建假山，晋王写信议论人物，齐王拔刀砍鸟这样的小事，都惹得朱元璋大惊小怪，大做文章，难道燕王竟一点这样的过失都没犯过？我怀疑，相关史料被刷洗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太祖皇帝钦录》中有一条史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那是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的一条记事，文如下：

　　“说与晋王知道，教（都指挥等官）陈用、张杰、庄德预先选下好人好马隄备，临阵时领着在燕王右手里行。”

　　文中的晋王是晋恭王朱棡之子，第二代晋王朱济熺，他爸爸2个月前已经去世了。陈用等人，是都督等武官，当时在山西，受晋王节制。

　　学者多认为这是朱元璋在临终前为防止朱棣生异心而做的一种军事安排，令晋王济熺布置兵马，在北平的西侧牵制燕王。

　　我认为，这是史料的过度解读。事实是，朱元璋既没有在临终前一个劲地念叨“第四子来未”，也没有在临升仙时担心第四子会起兵夺嫡，而做出这样不可思议的措置。事情的真相不过是当年四月，朱元璋调辽东、北平、山西诸路兵马，备御当年秋天蒙古可能的入侵，而按照洪武末以来的惯例，封地在北边的燕、代、辽、宁、谷诸塞王，都要率军出征，分别充任正副统帅，节制总兵以下将领及都司卫所兵马。这条记事（它实际上是一种私信性质的敕书）不过是令晋王济熺调陈、张、庄等部兵马在西边（右手）策应，与各边呼应联动，形成长尾蛇势。

　　假如朱元璋深悉燕王有叛逆的行迹，他要做的应是速召燕王回京，加以训诫，而不是采取兵戎相见这种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形式。

　　在朱元璋去世前，他已经把多数儿子封到各地为王——这是他精心下的一盘棋，与管民的郡县和管军的卫所并存的分封制度基本成型。

　　各地藩国虽然不裂土临民，但王爷们体尊位高，节制文武，拥领重兵，据天下要地，形成盘根错节的强大势力。将来老皇帝死去，在新天子的治下，他们能否服从朝廷的约束？如果朝廷弹压稍严，是否会引发像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那样的大祸？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皇太孙朱允炆作为皇朝未来的继承人，他是怎么想的呢？

宝宝寒

　　《太宗实录》说皇太孙早已生出削藩之心。他还未即位，已深忧皇叔们倚仗“尊属”，将来不服他的约束。一天他坐在东角门，和心腹太常卿黄子澄等人谈话，遽然说道：“我非先生辈，安得至此！然皇祖万岁后，我新立，诸王尊属，各拥重兵，何以制之？”

　　这是要讨论将来的宗藩政策了，在皇祖尚在世时，这是异常敏感的话题。黄子澄却轻飘飘地说：“此不难处置。”

　　皇太孙道：“请言之。”

　　“诸王虽有护卫之兵，仅足自守，朝廷军卫犬牙相制，若有事，以天下之众临之，其能当乎？”黄子澄说的很有道理，在过去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藩王在一个朝代的极盛时期造反成功的先例。藩王实力纵强，他所守也不过是一隅之地，朝廷以天下之兵临之，不是如泰山压卵石吗？“汉七国，非不强大，而卒底灭亡者，盖以大制小，以强制弱，势必不支。”黄子澄以古拟今，信心十足。

　　皇太孙听了，亦喜道：“兹事终仗先生矣。”

　　这是《太宗实录》的记载，为许多书所转引，视之为信史。

　　然而诸位明鉴！文中皇太孙一开口，便知这段对白定属伪造。

　　皇太孙说“我非先生辈，安得至此”，换成白话文，就是：“我若不是先生们，哪里坐得上储君之位！”好像他自觉做储君，名不正言不顺，是捡了老大便宜；它对应的正是永乐朝官方的“历史解释”：太祖的本意在燕王，却被一帮奸臣从中阻挠，坏了好事。实录在这里借已死去的朱允炆之口，自证他得国之侥幸。

　　东角门是紫禁城前朝正门奉天门（即午门内广场正对的那座大门，是御门听政之所）东偏的小门，是出入内廷的主要孔道，并非隐秘、可以密谈的好去处。那时朱元璋还没死，皇太孙就开始公然讨论改变其主要政策，并打定主意，一旦诸叔反抗，即用兵剿灭，难道就没有一点忌讳？朱允炆坐上储君之位，那么多人（如燕王）心存不满，一定密布眼线，随时伺察太孙的不是，他即使要与黄子澄议一议，也一定不会让人随便听去。况且黄子澄作为朝廷大臣，岂敢公然与储君交接，私议政事？且所议的还是朱元璋最为忌讳的“离间亲亲”，他不想活啦！按祖训里的规定，这是要族诛的咧！

　　所以，这番对白，应纯属编造，意在揭露朱允炆违背祖制，其削藩之心，由来已久。建文帝哪里想得到，他生前被四叔夺了皇位，死后还要被四叔的子孙绑架，说出许多违心的话。这些话还不少呢，请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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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所谈论的内容，固属老生常谈，因为明摆着的，在建文帝即位后，他以“天下全盛之势”，以临诸藩，即便诸藩联合起来造反，就像历史上的七国之乱一样，迟早也会被剿灭的。建文帝、黄子澄等人作为读过许多书的白面书生，对此信心尤足。

　　建文帝的父亲懿文太子在世时，东宫是诸王们的长兄，而现在诸王却是东宫的叔辈。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九年重新拟定了诸王见东宫仪制，规定诸王来朝，先朝见于外廷，与东宫行君臣之礼，然后相见于内殿，行家人之礼。固然皇储地位尊显，但朱元璋同时强调诸王们的“尊属”（即辈分之尊），让允炆向诸王们行叔侄之礼。这表明，到朱元璋的晚年，他对自己大力推进的分封制度，依然充满信心和期待，没有丝毫的怀疑。

　　朱允炆被迫低头，心中实不服，但他不敢向祖父说起他心中的隐忧，更不敢公然表示反对意见。一切，都待他即位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