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凡尔赛条约》就这么着出炉了，内容一大堆呢，山东问题只是整个条约的一部分，诸位大哥的意思是，小兄弟你就认了吧，我们事那么多，哪有闲工夫和你在个小问题上扯个没完啊，你看看人家德国，当初不比你强不比你横啊，现在混的还不如你呢，现在你欠德、奥的庚子赔款不用给了，也算没让你白忙和，这事就这么定了吧。这庚子赔款是当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之后，咱大清朝答应陪给人家的钱，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白银9亿八千万两，意思是他们来咱家打砸抢，人吃马喂的损失不小，所有费用得咱家给人出。过去的事不多说了，说现在，人家这《凡尔赛条约》真不是针对你中国的，你看把德国给整的，不仅使德国海外殖民地丧失殆尽，而且对欧洲的德国疆界也做了很大变动。德国丧失了原有国土的 1/8，全部人口的1/10。条约禁止德国实行普通义务兵役制，限定陆军不能超过10万人，不能拥有空军，不能使用坦克和重炮，海军只能拥有36艘军舰，禁止使用潜艇。至于莱茵河以西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由国联占领5年、10年和15年，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要说咱这境遇确实比德国好多了，咱该知足哈，可转念一想，不对啊，我是战胜国啊，怎么沦落到和战败国比高低争上下了，不过德国人可不像中国人这么好脾气，被人这么狠狠的涮了一道，心里埋着火呢，20年后，出了个叫希特勒的人，这才要引起一场空前惨烈的浩劫，此乃后话，按下不表。
　　此时的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四面楚歌，大家都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把中国的利益给了日本，日本不就可以少要点其他利益吗，所以便宜日本就是便宜大家，既然是便宜大家的事就是正义的，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应该提到，在和会上中国并非完全孤立，在顾维钧的斡旋下，美国总统威尔逊极其代表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只不过那时的美国说话远不如现在气势。
　　

宝宝寒

　　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正待遇的消息于5月1日传回了国内，第二天，北大校长蔡元培将此情况通报给了学生。北大人向来有“论政”的传统，加上学生向来是最有正义感也最容易冲动的一个群体，所以爱国热情一下就被调动了起来，马上开始了紧张的串联。
　　5月4日星期日，上午十时，以北大学生为主的3000余学生聚集到了天安门，然后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誓死力争，保我主权”、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开始游行，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
　　这学生运动啊，召集容易规范难，大家年轻气盛想法多，又没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所以散乱是必然的。大家游行到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军警开始阻拦大家了，游行示威可以，但也需要守一个规则，使馆相当于人家国家的领土，外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你们这么乱哄哄的就往使馆区闯，万一哪位一激动砸人一块玻璃，或者干脆冲进人家使馆，这都是侵犯人家国家主权的事，所以，警察出来阻拦合情合理合法，可学生们不干啊，中国的领土我们中国人倒不能进了，我们就是要让老外们看到，你们欺负我们，我们决不答应，当时的总指挥是傅斯年，就是前文咱们提到过的让毛泽东很不爽的那位，他现在是学生领袖，他和军警们进行了交涉，内容无非是保证遵守规则之类，希望能让我们进入东交民巷，我们要向列强表达我们的心声，可军警不干，你说你保证，你拿什么保证，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出了事，谁兜着。就在僵持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嗓子，咱们去赵家楼，把那几个国贼揪出来。赵家楼是什么地方啊？是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公馆所在地，头天晚上大家串联商议的时候，就有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这个游行应该是普通的和平示威，而有的人却认为应该采取暴力行动，对这帮军阀不给他们弄点事，他们也不会有所触动。他们准备弄的就是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为什么该着这几位倒霉呢？首先这几位都参与了二十一条的谈判和签约，再次这次巴黎维权陷中国代表团于被动局面的，是1918年和日本签署的那个续约，日本也就是抓住了这点，说服了与会其他国家，让大家相信和中国政府关于山东问题是有协议的，而且这个协议不是在武力威胁下签署的，是合法有效的。而负责谈判和签署这个协议的人就是这哥仨，我们说了，其实续了这么个约，其目的就是向日本借款，不过日本人的钱是好拿的吗？两派学生争的面红耳赤，最后准备弄出点动静的学生就自己去设法搞到了曹汝霖家的地址。
　　今天好了，使馆区不让咱们进，和平方式不好使吧，走，咱们弄点暴力的去。大家群情激昂，喊着口号冲向赵家楼，军警们一看，小傅同学，别跟我们交涉了，你那帮兵没人听你的，我们也不陪你磨牙了，得赶快向上边汇报了。傅斯年极力劝阻同学们，可哪有人听啊，直接就把傅总指挥给晾二股道上了。
　　等到了曹宅，人家已经是深沟高垒大门紧闭了，学生们喊了通口号见没人搭理，已经有一个身手敏捷的同学砸碎了大门旁的一个窗户，率先跳进了院子，这个人叫匡互生，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就是现在的北师大，据说他还会些武功，又有几个学生和他一起跳了进去，打开大门，众学生呼号着一拥而入。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人，匡互生把曹宅内窗帘啊、字画啊之类的易燃物集中起来，就要点火，北大学生段锡朋一见急忙阻拦，这段锡朋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可匡互生根本不听，你算干什么地，我好汉做事好汉当，用不着你负责，熊熊大火就燃起来了。
　　大火一起，人们四散奔逃，有学生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竟然是章宗祥，原来头天晚上这帮学生就拿到了曹汝霖和章宗祥的照片，没想到在曹宅竟然撞见了章宗祥，原来这章宗祥与曹汝霖相交甚密，本来是驻日公使，这使正好回国，就寄宿在了曹宅，学生进来的时候，他和曹汝霖分头躲藏，发现起火后，急忙往外跑，被学生们一通叮当五六，直接打进了日华同仁医院，看来熟悉地形太重要了，你看人家曹汝霖就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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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上，傅斯年，段锡朋等学生领袖还是理智的，用合法的手段去敦促政府，声援政府，以抗击不平等待遇，是一个不错的选项，毕竟任何人当权也不想受人欺负。你一帮学生打砸一通，放一把火，确实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会有利于宣传，可这是违法行为，如果我们还不想@推￥翻&政府，如果我们还想在政府框架内解决问题的话，就应该对法律存有敬畏之心。当我们用违法行为取得小胜的同时，丢掉的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法律基石，以破坏法律的行为去促成进步永远是舍本求末。任何时候，能从违法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永远是权贵阶级，而尊重法律，维护法律尊严才是维护百姓利益的根本。
　　这会儿的北洋政府总统是徐世昌，巴黎和会那边的谈判一直让他忐忑不安，代表团受到的压力很大，而这些压力肯定都会转嫁到他大总统身上来，正郁闷着呢，学生们开始闹事了，竟然还敢光天化日殴打国家要员，烧了部长的府第，大总统自然也无二话，依法行事——抓。
　　5月5日，大规模罢课开始了，抗议政府，要求政府释放爱国学生。这时候5月4日学生们散发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开始在市井传播，这个宣言有两个版本，白话部分是罗家伦写的，文言文部分是许德珩写的，写的是铿锵有力，极具煽动性，使越来越多的市民了解到了巴黎和会的真相。同一个宣言要白话文言各写一个，也颇具五四特色，因为五四前后正是白话文运动时期，之前基本都是文言，之后大多采用白话，而五四时期则二者并行。第一天行动后，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许德珩、闻一多、张国焘等以他们积极和沉稳的表现，赢得了学生们的信赖，成为了学生领袖，这些二十啷当岁的青年才俊，日后要不成了高官要不成了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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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五四运动之后的发展来看，这几位在当时的表现还是非常理智的。之后，北京的学生运动不再进行暴力破坏活动，而是在法律范畴内据理力争，寻求支持，五四运动最后的胜利和他们当时采取的策略是分不开的。而放火的匡互生虽然依然积极，但太过激进和毛糙的表现却不能使他赢得更多的支持，于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5月7日，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出面斡旋，徐世昌很给教授们面子，把学生放了回来，可此时的学生们哪里还有心情坐在教室里读书啊。讨论政￥治又不不是讨论自然科学问题，别管对不对，几乎是人都能插的上嘴，我们都是从那个年龄走过来的，一说闹学潮，人人心里长了草，在爱国热情支配下，精神是亢奋的，体力是用不完的。蔡元培老先生有些左右为难了，他当然爱国，他当然愤恨于列强对我中华的羞辱，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认为一帮毛头孩子喊喊口号能起什么作用，学生是应该安心读书的，只有读好书，才能救中国，所以他阻拦劝说学生们重回教室，可是心里长了草的同学们，谁又听他的呢，不听拉倒，我老人家去也！！！老头走了，去了杭州，妳们爱怎么闹怎么闹，与我无关。别的校长是否和蔡校长一个想法，不得而知，但他们纷纷采取了统一行动——辞职。
　　没有校长的学校是自由的，能够为国为民鼓与呼的学生们是快乐的，运动蔓延的速度很快，各地学生联合会，教职工联合会纷纷成立，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相继罢&课，学生是单纯的，他们虽然没有长者的深思熟虑，却也没有长者的瞻前顾后，爱国，打着爱国的旗号，做着爱国的事情，这就是学生。
　　纷纷扰扰的的运动在半个月后达到了高潮，19号，总罢课开始了，不上课的学生走上街头，演讲、发传单，号召大家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可以算作成语了，自五四时代被提出以来，几乎成了历届愤青的通用政治口号，但自该成语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1919年这年，在抵制日货的强大声浪下，对日进口创历史新高。愤青们会说，人民愚昧，呸，妳们只会说日本人每年从我们这里赚了多少钱，如果我们大家都不用他的东西，我们的民族工业就如何如何，他们就被咱们整的如何如何的陈词滥调，喊了90年了，有效果吗？怎么就没丁点进步呢。我以为该改改口号了，叫“打败日货”，所谓“抵制”是人家的东西又好又便宜，我就是拧着劲不买，那能坚持长久吗？所谓“打败”是咱生产出比他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让老百姓就不想买他的东西，所谓“抵制”不过是在中国一隅，所谓“打败”则可发扬到全世界，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树立信心，积聚勇气在全世界范围内去打败日货，而非几十年如一日捂着被打红的脸骂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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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生们的不懈努力下，士农工商都知道了远在不知道多远的欧洲，还有几位代表着我们的外交官，而这些外交官在列强的逼迫下，有可能要出让山东了。“抵制日货”不是目的，让大家知道日本是坏蛋才是目的，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因此日货抵制与否倒不重要了。
　　 再说巴黎那哥几个，虽然并不和睦，但在国家利益问题上几个人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爱国热忱，他们在尽最大的努力保卫者国家利益和尊严。在一次次不得已让步后，5月6日，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有限签字的主张，即我们可以签字，但签字同意的内容是除中国山东以外的条款。毕竟国际事务不同于市井小民打鸡骂狗，牵涉面要广的多，争得此利益的同时可能会丢掉更多的利益，因此一个出色的外交官是不能像火烧赵家楼的那帮学生一样冲动的。可人家竟然连这个除了保留脸面再无实际意义的要求都不予答应。
　　 此时已经不是总理但依然大权在握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就在总统召开的针对此事的特别会议上说，美英都不可靠，我们现在必须依靠日本，可咱们政府却全然不考虑我们对日本的依赖，在巴黎与日本为敌，这是不利于我们国家整体利益的，力主马上签约，了解此事。
　　 5月21日，北京政府在段祺瑞势力的压力下，正式电令陆徵祥：“和约签订之际山东问题保留主权，既不能带来何等实质性利益，无庸固执，可无条件签字。若王正廷、顾维钧拒绝联署，可使施肇基连署。”
　　 此时，中国代表团的压力更多的来自国内，来自政府，屡屡抗命的结果，使几个人面临回国后受到严惩的可能，也许就此结束政治生命，第三谈判代表施肇基此时以陪同梁启超访英为名，擅离职守，返回伦敦，再未回归，其他驻欧各国公使也纷纷离开巴黎，只剩下四个谈判代表和驻法公使胡惟德等几个人，要说没有动摇恐怕也没有人信，陆徵祥就有些摇摆，但在摇摆之下，以他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依然顽强的坚持，必须允许我们就条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三个条款保留意见方可签字。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几个人呢，首先当然是他们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其次，就是国内正在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从这场运动中，他们听到了人民的呼声，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使他们敢于和甘于违抗上命而换得一世清名。这里要为几位在列强倾轧和政府强令下，依然勉力坚持的外交官喝一声彩。
　　

宝宝寒

　　此时的北京，与巴黎遥相呼应，学生们再次成群结队走向街头，发表演说，反对政府妥协政策。参加演说的人中已经不光是年轻的学生，也出现了陈独秀这样的著名教授的身影，参加行动的也已经不单是学生，而是形成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强大声势。整个政局开始不稳，政府开始抓人了，大量的学生被拘捕，但这和当初拘捕那32个火烧赵家楼的学生不同，现在的学生所进行的游行、罢课、演讲都是非暴力不违法的，政府此时大规模捕人立时激起了更大的反对声浪，上海，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此时接过了北京的接力棒，开始了大规模“三罢”行动，一时间运动声势波及全国。
　　 6月8日，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及北洋军第3师师长吴佩孚等高级军政要员的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峙双方的实力对比，这几人联名通电北京政府，声明对时局的处理意见，反对逮捕学生，政府按学生的意愿将曹、陆、章免职；不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召开国民大会，力争收回青岛。政府终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责难声中，放弃了强硬对抗的立场，迅速释放了学生，这次名不正言不顺的抓捕只历两日即告结束，并于6月10日下令将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撤职以谢天下。
　　 6月24日，和会秘书长杜塔斯塔，在约会顾维钧说：不允许对约文作任何保留。法国外长亦称：“保留无先例”，力劝中国代表无条件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此时离签字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了，北京政府依然不给几个前敌外交官拒绝签字的命令。
　　 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做了最后一次极限让步，签字之前，我们发表一个口头声明，做个说明，我们今天签这个条约，但并不妨碍将来于适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这总可以吧，这已经不是谈判，几乎是哀求了，求求你们给我留条内裤吧，做出这个让步的几个外交官心情肯定好不了。早晨，由驻法公使胡惟德将中国的意见带去和会磋商，中国代表团都不到签字现场，而是在住所等着，等到中午，协会秘书长回馈了消息——概不应允。靠，欺人太甚，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中国代表团当即决定，拒不到场，决不签字。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魏宸组四人联名致电北京政府：“此事我国节节退让，不料大会专横如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外交始争终让，几成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由于拒绝签字是几个外交官个人决定，而非得到政府许可，因此几人以没有尽职为由，请求罢免并“交付惩戒”。
　　 我弱，你打我我可能不敢还手，但我不能爬起来拍拍屁股就走，我要告诉你，我保留还手的权力，你等着。
　　 感谢那些毛头小伙子，黄毛小丫头们，是你们的努力，唤醒了民众，是你们的努力，给予了中国百姓第一次民主启蒙，普通百姓是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并最终改变政府决策的。
　　感谢几位外交官，你们辛苦了，你们的恪尽职守，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相反，你们向世人展现了弱国外交官的风骨，赢得了普遍的尊重与同情。
　　用陆征祥的话结束本节：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

宝宝寒

　　第十八章 知识分子缔造的无产阶级政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这马老爷子是个德国大胡子，一生醉心于哲学、经济和政治的研究，研究成果颇多，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大堆，后人将他的思想总结归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合在一起就是马克思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呢，就是我们上学都学过的政治经济学，其中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剩余价值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后就有了阶级区分，而阶级又有先进和落后之别，具体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没钱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是先进的，而资产阶级是是腐朽没落的，自然也就是落后的，他们利用资本获取了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这些本该属于无产阶级的，所以他们是剥削阶级，这个观点和现在大学经济类专业必读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尖锐对立。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必然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然后领导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消灭阶级的存在，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矛盾，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人民道德水平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这套理论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他所描绘的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也着实令人心动。然而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理论并不为大众所接受，相反，其所倡导的暴力革命理所当然的为统治阶级所不容，一辈子不断被人从这个国家驱逐到另一个国家，甚至很多时候生活无着，在贫困与不得志中走完了人生旅途。不过，这几乎成为了历史常态，孔老先生那套玩意不光在当时不为大家广泛接受，甚至在身后还经历了“焚书坑儒”这样的毁灭性打击， 相比之下，马克思是幸运的，在他身后几年，他的学说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越来越多的下层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35年后的1918年，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一举推翻了沙皇的统治，不久即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苏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其内在矛盾就会越来越深刻的体现，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会引发暴力革命，并最终由无产阶级埋葬资产阶级，但之后的事实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定了马克思这一论断，最后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似乎马氏所说的“矛盾”在发达国家反而得到了调和。

宝宝寒

　　本文主写历史而非政治，所以咱们多讲会儿故事，少谈些主义。
　　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以极快的速度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二位当时都是北大的教授，当时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可以自己办报纸、办杂志，想说什么都可以放心大胆的讲，不会有大的干涉，所以陈、李二人都写了很多的文章来介绍这一新的思想观念，因为当时还没有马克思原著的译本，陈、李二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多来自其他人的转述与演绎，更多的应该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这些再加上二人对共产主义未来的理解和向往，就构成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理想。之后，陈去上海，李留北京，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咱的党叫什么名合适，李提议叫共产党，陈独秀当即表示同意，对，我们就是要建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无产阶级政党，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化，就叫中国共产党。之后两人各自开展工作，中国最早的两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二人的努力下得以成立，并积极的鼓动和帮助其他地方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除了陈李二人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1919年至1920年，中国形成的空前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热潮，在毛泽东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蔡和森做了充足的行前准备，之后带着妹妹蔡畅、女友向警予和母亲葛健豪远涉重洋去了法国，最近一部叫《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电视剧热播，其中瞿恩一家的原型就是蔡和森一家，蔡母葛健豪可不是寻常人家的老太太，年轻时就主动结交鉴湖女侠秋瑾，对儿女们的政治理想非但不予阻止，还鼎力支持，年过半百出国留学，成为课堂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人家一儿一女，一媳一胥出了四个中共中央委员，去世时，毛泽东亲自为其写了挽联：“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当时去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有1600多人，之所以选择法国是因为法国的花费较之其他欧洲国家要低廉的多，加上法国因为一战的原因需要大量的劳工，二者一拍即合。除了蔡和森一家，还有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陈毅、李富春（后来成为蔡和森的妹夫）、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维汉等人，他们组成了留法学生共产主义小组，开始认真的研习马克思主义。这中间有一个年仅16岁的小个子四川人，叫邓希贤，在法五年，俭学了5个月，剩下时间光勤工了，他很活跃，大哥们讨论家国大事，他很喜欢参与，尽管没人在意一个小男孩儿的意见，这个人后来改了名，叫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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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结尾一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马克思所倡导的一个观点，即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实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国家将不再是大家的利益共同体，阶级归属才是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工人没有祖国，他们的经济状况是国际性的，他们的阶级敌人是国际性的，他们解放的条件也是国际性的，他们的国际团结比民族团结更为重要。在这一观点指导下，马克思极其追随者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全世界工人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只不过这样的努力总是失败再失败，到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已是第三国际了。“工人没有祖国”这个观点是不是很遥远啊，哈哈，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提及了，在10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工人依然是有祖国的，而他们试图打倒的资本却因其逐利的天性而实现了无国界大融合。
　　“共产国际”非常执着的挑起了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担，理所当然的要指导一下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革命，于是在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卫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了，两个人非常高兴，毕竟人家是正宗，能得到正宗的首肯，“旁门左道”很是欢欣鼓舞。
　　1920年11月，陈独秀接到了广东军政府大员陈炯明的邀请，南下广州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在陈炯明的帮助下于翌年春建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即有陈独秀的领导又有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广东组搞的风生水起，至此包括李大钊、张国焘的北京组，董必武、陈潭秋的武汉组，毛泽东、何叔衡的长沙组，张申府、周恩来的旅法组，陈独秀当初建立的上海组等等，国内已经涌现出了不少共产主义小组了，人本来就不多，还各做各的，也确实是时候大家见个面了，暂时做不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咱们这几个人先联合一下啊，起码有个统一名称啊，于是上海组向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出了通知，请大家派代表到上海来，开个建党会议，事后大家把这次会议命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在当时，好像并没有人把这太当回事。首先，你上海组本来也没资格召集这样的大会，陈独秀在广州，李大钊在北京，要召集也该是他俩中的一位，你上海出面召集无非是因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上海而已。其次，当时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可不是咱们现在的党组织，拿着工资坐办公室看报，那会儿都是业余性质，得有份糊口的工作，一下来来回回十几天，假都不好请，所以选代表时也比较随意，没什么人有争当代表的意愿，北京组之所以选张国焘，只是因为当时张正好在上海。第三呢，大家普遍对这次会议的里程碑式的意义估计不足，因为会前对于会议的议题议程并没有统一规划，毕竟是第一次，要讨论什么问题，大家本来心里也没数，上海组又没有一位如南陈北李这样有足够威望的领导，所以就只好等代表们到了后现商量，事先谁也没想到这个会一开完，中国共产党竟然就成立了，人家陈独秀、李大钊来都没来，毛泽东和董必武想必也没有对这次大会给予特别的重视，否则也不至于两个人都记不起大会召开的日期了，当时在延安的只有他两个参加过一大，只记得是7月，手边又没有资料，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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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经过考证，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晚上，地点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桩上海典型的石库门住宅，这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的家，客厅有个长餐桌，这就成了会议室，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参加会议各地正式代表一共是12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武汉小组还来了一个人，叫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小组组员。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俄国人尼克尔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所以参加中共一大的总共是15人。
　　会议开始，两个外国人对这次大会表示祝贺，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外国人祝词说完了，咱们中国人得说点实际的了，咱们先把议题议程定一下吧，咱们干什么来了？于是第一天，大家先讨论我们来干什么的问题，最后大家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大家凑一起不容易，我们就把党建立了吧。
　　按照议程，第二天，各地代表介绍了自己小组的活动情况，这个时候，除广州小组在陈独秀的率领下组织过几次像样的罢工外，其他的小组都还停留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期，没有开展什么具体的活动。第三天第四天，也就是25和26号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因为没有绝对的权威在，大家平等的讨论自然认真而热烈，民主气氛很浓，当然效率自然就会比较低，三天时间也没有达成完全共识，于是准备在30日晚进行最后的决议，这天晚上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因为是最后一次会议了，两个外国人又一次列席，可刚开始几分钟，突然门被推开了，闯进来一个人，穿着灰色竹布长衫，李汉俊问，你找谁，此人四下打量了一下，说对不起，我走错了，说罢退了出去。会场上其他人都是书生，以前充其量就是喊喊口号什么的，没有做过什么危险的事，而马林则不同，此人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他马上跟大家说，这人应该是巡捕房的，我们被监视了，大家马上撤。因此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大家迅速撤离。十几分钟后，那个灰布长衫的人带着一个法国总巡捕及一干众人闯了进来，总巡捕问到，为什么开会？李汉俊和陈公博回答我们没开会啊，只是朋友聊天而已。那两个教授是哪国人？答曰英国人。那个总巡并不相信，下令搜检，翻箱倒柜的折腾了足足两个钟头，什么都翻到了，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这人都一样，越隐秘地方他越要翻，明摆着放着的东西却不在意，当然，一张改的一塌糊涂的薄纸，没有在意也有情可原。这李汉俊原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家里藏书颇丰，这几位外国先生从中认出了几本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于是微笑着对俩人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然后就撤了，没什么损失，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