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朝鲜籍的日本人，第二天就闯进29军营部的马厩，说那马厩姓日，系被中方强占。然后这日本人就不管不顾地大嚷起来。

　　都是早已排好的戏，跟着上来十几名鬼子兵，不分青红皂红，举起棍棒就打。

　　要玩武术，29军岂肯相让，他们也操起家伙迎头痛击。

　　日本人少不了被打个鼻青脸肿，于是便有了抗议，抗议29军的“暴行”，并要求后者撤出丰台。

　　交涉这东西，宋哲元并不擅于此道。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套用先前处理张北事件的办法：道歉，赔钱。

　　可是他也知道丰台在军事防御上的份量，因此拒绝撤兵。

　　通过这件事，河边和他的天津驻屯军尝到了甜头：原来滋事如此容易，对手又如此软弱，那为何不再接再励呢。

　　连模式都是固定的。

　　那就是找个流氓混到29军军营里去，哪怕是被“武术家们”痛扁一顿，也可以顺势找到寻衅的理由。

　　日本的流氓很好找，所谓的无业浪人满大街都是，听说有这么“光荣的使命”等着他，只要忍受点皮肉之苦，就能“为国家和军队作贡献”，马上就来了精神。

　　犹如是第一次事件的重放：一个日本浪人疯子一样跑进丰台军营，然后闹事，然后被扁，然后抗议。

　　对于日本人的赖皮，宋哲元实在无法可想，仍然只好照着第一次的答复来：道歉应该，赔钱可以，“惩办”一下打人者也不是不能做到，唯独撤兵不行。

　　然而此时此刻，仅仅道歉和赔钱早已不能满足日本军人们的欲望了，他们要的就是29军撤出战略要地。

　　两次“丰台事件”，前前后后都跟两次“张北事件”有相似之处，中方不是说非要跟对手刀兵相见不可，我们缺，只是缺一个靠智慧就足以击退日方企图的谋略高手。要知道，仅仅有选择的退让，永远阻遏不了东瀛狂人们贪欲的恶性膨胀。

　　还是老话说得好，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里就看出萧振瀛的价值所在了。

　　其实，对于萧被迫离开华北，远走海外这个现实，连老蒋都不能接受，但也无可奈何。

　　萧振瀛让人带信，说对两广“决不可用兵”，其实老蒋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而且他现在的兵实在是很不够用。

　　一直以来，日本的“北方工作”从未有一刻停顿，即使这边松一松，那边也一定会紧一紧，反正不让你喘一口气。这不，“华北工作”还没停下来，“内蒙工作”又像推土机一样往前隆隆开进了。

　　对于“内蒙工作”，日本人除了亲自出面进行讹诈外，主要采用以华制华的办法，即依赖“德王的政治和李守信的军事”。

　　（687）

宝宝寒

　　德王本是与热河接壤的内蒙锡林郭勒盟的一个副盟长。盟长不是他，是索王，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策划“满蒙独立”，最初竭力要拉拢的也是索王。

　　索王毕竟经历的时事多，他派人一打听，说是日本人厉害得很，如果跟这些人合作，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因此就没上当。

　　与索王相比，德王年纪轻，天天做着梦都想掌权，而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想靠自己爬上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靠谁呢。靠南京政府？

　　老蒋对于这个后起的少壮派倒很是看重，但却始终存有戒心，既担心他像外蒙一样闹独立，又怕他投日，所以迟迟不肯授以实权，更不愿意帮他扩充军事实力。

　　靠两广？

　　胡汉民送了一堆签名、赠品和一封表示支持的信，可除了这些，就什么都没有了。

　　转来转去，要想发达，还得靠日本人。

　　德王有意，日人有心。

　　关东军的一帮阴谋高手，从松室孝良，到土肥原，最后到田中隆吉，都变着法地来撺掇德王：人家溥仪都能建“满洲国”，你脑子也不比他笨，成吉思汗的后代嘛，当然还要更为英武一些，去吧，收回你的“蒙古故土”，也建立一个轰轰烈烈的“蒙古国”。

　　在经历“张北事件”、“第二次张北事件”后，李守信伪蒙军一马当先，跟在日本人后面，赶走了29军，轻而易举地就控制察东。

　　德王有“政治”，李守信有“军事”，背后又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日本主子，于是一拍即合，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

　　德李二人，就是日本人继“满洲国”后推出的又一批当家小丑。

　　拿下察哈尔就算了吗，当然不是，如何这么容易满足，那也就不叫日本人了。

　　他们一不作二不休，看上了绥远。

　　但是绥远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在这里，此人就是傅作义。

　　傅作义早在长城抗战时就让日本人见识了一下什么叫善守，因此他们在“攻”之前，还是准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板垣、多田骏、松室，又都一窝蜂地跑到绥远，意思是让傅作义也步溥仪和德王的后尘，创造性地搞一个“绥远国”。

　　要是老傅不答应呢，很简单，“把他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哪来的往哪去，那架势真是要多狠有多狠。

　　继察哈尔之后，绥远周边也狼烟四起，危机重重。

　　时刻关注着日军动向的老蒋不会不明了日本人的用心。早在这年春天，当阎锡山恳求他出兵山西时，他就一口应承下来，并且一下子就抽出了中央军5个师入晋，其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既要对付东征红军，又要防备日伪军进入绥远和山西。

　　当时老阎还希望老蒋能派更多的部队进入绥远，但后者却迟迟未动手，原因是老蒋作出判断，日本该动手了——不是对山西动，而是对苏联动。

　　（688）

宝宝寒

　　蒋阎二人，一个能控制国民党中央，另一个却只能做做山西的“土皇帝”，缘于两人站的角度和看问题的眼光就有很大不同。老阎看到日本人一个劲地朝绥远和山西拱过来，着急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老蒋却看到，日本人着急着西进，似乎还大有深意。

　　他们不是一直嚷嚷着要“反赤”，打苏联吗，这是不是要通过绥远，形成对苏联的包围之势呢？

　　那位说了，咱们不是决定“联苏制日”，而且已经跟苏联人讲好，要签约了吗，怎么又动“苏日混战”的歪歪念头了。

　　无它，形势又变了。

　　本来中苏是要举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约谈判了，笔墨纸砚都准备得好好的，可就在这时候，斯大林干了一件很不友好的事情。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12日，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了一份协议，叫做《苏蒙互助协议》，有效期十年。

　　互助协议与互不侵犯协约虽然只有几个字的差别，但区别可不小。如果是互不侵犯，就等于大家相安无事，我有困难，你有条件就帮帮我，而如果是互助就不一样了，一旦有第三方打我，不管具不具备条件，你都必须帮我打他。

　　外蒙当时虽已实质性独立，但中国政府并不承认，如此一来，就变成了如果你不允许他独立，出个兵啊什么的，苏联就会帮着外蒙一道打我们。至少十年内都是如此！

　　中方当然大为不满，提出抗议。

　　可是苏方也有说法。他们对老蒋真真假假地应付“广田三原则”的态度想不通。

　　如果答应，那就说明你和日本站一块，在外蒙“共同防赤”，是要合起来“侵犯”我的，那我还跟你搞什么“互不侵犯”。如果不答应，你就要坚决一点，断然拒绝，可是我却看到你们外交部还在跟日本人进行“广田三原则”的谈判。

　　搞不清你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所以咱们一时也没法谈合作。

　　“联苏制日”既然搁浅，老蒋不得不再次回到“藉日制苏”上，即诱日西进，让日本去打苏联。

　　阎锡山仅仅把绥远看作是地盘，老蒋却把这里看作是日本对苏作战的必经要道。

　　他们要到外蒙去，你得让给他一条道嘛。

　　老阎希望老蒋派人马去绥远设防，老蒋却推托说就算中央军去了也无济于事。

　　绥远一带，尽为一望无际的草原，连工事都建不了，日军要是真的大举来攻，我们是防不住的。

　　那么怎么办，难道放弃？

　　非也。

　　假如是“小敌来扰”，也就是伪蒙军那帮小兔崽子来捣乱，没什么客气的，“迎头歼灭之”，打得他们一个不剩。

　　但如果是“大敌正式来攻”，换言之，就是日军大举出动，则另当别论。

　　我们把守据点就可以，而且不用每个据点都守，看着那些最重要的就行了。

　　打个比方，仿佛竹篮入水，只要篮把子还被我们牢牢抓在手里，有再多的水都可以让它自己漏掉，这就叫做“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这个篮把子得提多久呢，老蒋说，三个月，只要固守据点三个月，则“事无不成”。

　　（689）

宝宝寒

　　看来老蒋的气质越来越象牛鼻子老道了，莫非他自己也能做出“锦囊”？

　　老蒋的“锦囊妙计”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赌日军之所以进攻绥远，不是奔着绥远来的，而是朝着外蒙去的。

　　不久之前，大家对于《苏蒙互助协议》的签定都很气愤。老蒋却从“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中得到了启发，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看啊，日本也想得到外蒙，但现在只要他一碰外蒙，苏联人肯定不会置之不理，到时候，日也争外蒙，苏也争外蒙，一个“狭隘横暴”，一个“狡诈疑忌”，是肯定要演出一场狗咬狗的好戏出来的（“倭势西进愈力，则俄取攻势亦愈速”）。

　　因此，对于绥远，不能全部放弃，但也不能处处设防，应取其中——把日军通向外蒙的路留出来就OK。

　　老蒋又开始想美事了。

　　日本人要是在外蒙跟苏联打起来，我正好在他背后，若是暗地里助“俄”给他一刀，他能受得了吗？

　　所以他得求我。

　　老蒋的眼前浮现出日本那可怜巴巴的神情：行行好，帮帮我们吧。

　　真是让人兴奋啊，你也有今天。

　　老蒋兴致勃勃地继续想像着，他们会拿什么东西来跟我交换呢？

　　最希望能把东北还给我，那样的话，我就豁出去，不跟苏联，而是跟日本签互不侵犯条约。

　　当然，老蒋也不是一个只会做白日梦的空想家。他同时做了一个更坏的打算，那就是日本人一时还舍不得把东北吐出来。不过至少下面这个条件，他们是一定肯先让出来的——废除《塘沽停战协定》，冀东、察东的所谓“非武装区”也相应撤消。

　　如此，我就可怜可怜他们，允许在“日苏之战”时给他们提供一些“资源之接济”。

　　那样的话，以条件易条件，要我跟你们签约就别想了，说不定我会去偷偷地跟苏联人签。到战争分出胜负，你们日本残了（这几乎是必然的），东北，甚至台湾，我照样可以收回来。

　　可是，老蒋的这个算盘很快就落空了。

　　日本仍然不愿意轻易去与苏联“硬碰硬”，你占外蒙，我就夺内蒙，似乎分工还分得挺好，没有一点要打起来的意思。

　　更让老蒋坐卧不安的是，日本人甚至都不用亲自动手，他们通过操纵中国人就能部分或全部达到目的。

　　在察北，德王为了“蒙古建国”，已经在敲锣打鼓，闹得不亦乐乎。

　　在冀鲁，一个“两广事变”，就看出宋韩二将心怀叵测，随时有脱离中央闹独立的倾向。尤其是萧振瀛被迫出走后，老蒋更是时时担心宋哲元把持不住自己，会叛己投日。

　　这时候要是让德王继续放纵下去，盘踞绥察，无疑是鼓励宋韩的“变天之志”，彻底动摇华北的军心民心。

　　绥远，看来不守还不行。

　　（690）

宝宝寒

　　但是“两广事变”爆发后，老蒋只能先应付两广，暂时派不出多余的兵到绥远。

　　再一想，老阎自己不是有部队吗，他应该先把人马派过去增兵布防才是。

　　老蒋对老阎的那点小算盘，历来是估摸得极其准确的：你必须跟他讲明白利益得失，他才肯真的卖点力气出来——

　　你不要以为绥远现在变成傅作义的，就觉得跟自己关系不是太大，那里是你的“屏蔽”，绥远一旦有失，山西纵有天险，“亦无以为计”。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现在的阎老西确实是有些力不从心了。

　　如果说搞经济，老阎还算得上是行家里手的话，搞军事，这位就差得太远了。

　　老阎治晋，就看重两样东西，一曰钱，一曰权。

　　重钱，把很多下面的将领都熏陶得跟他一样，以致于“大部分只注意钱，不甚留意训练”，一旦真的上阵自然缺了底气。

　　重权，则导致把军权抓得过死，据说晋军师长级别的军官，都无法自主任用身边的副官，所以连徐永昌都批评说，这样做法，跟清末练新军，上不知下，下不晓上，官兵各管各的，又有何区别？

　　开春以来，若没有中央军的帮忙，太原没准都被东渡黄河的红军给一举拿下了，晋军之战斗力可见一斑。

　　现在好不容易将红军击退，老阎心有余悸，不得不将大部分兵力调到晋西进行防御。

　　他也知道绥远是他的“屏蔽”，可如果把部队调过去，山西空虚，红军再打过来怎么办？

　　老阎觉得这不是“根本计”，他还是希望老蒋出兵。

　　在这种情况下，老蒋对“两广事变”的态度不得不慎之又慎。

　　“不可用兵”——能不用当然最好不用。

　　“政治解决”？这个就没什么把握了，要是可以用这种方式解决还不早解决了。

　　既不能采取主动，又不能让自己陷入被动，老蒋的办法就只有以静制动。

　　除了发发电报，你骂过来我回过去，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对“两广事变”并未予以足够重视，连何键从湖南派来的特使也以没空为由，不予接见。

　　他不急，却把个何键给生生急死了。

　　因为“北伐”的两广军队此时已经进入湖南境内。

　　这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5日以后的事。

　　两广派来的说客说得皇冕堂皇：我们这是去“北上抗日”的，所以要让湖南借条道，使部队得以通过。

　　何键很犯难。

　　两广要北上，并非湖南一条路，他们为什么不从福建走呢，偏要来借我湖南的道。

　　除了怕被夺地盘外，何键还怕对方报私仇。

　　须知蒋桂战争时，何键本是由桂系扶上马的，结果他却反过来附蒋击李，“背叛”了桂系，现在就算李白不提，何键自己也不敢把这笔陈年老帐给完全抛在脑后。

　　谁知道“借道”的桂系会不会趁机搂草打兔子，既抢自己的地盘，又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呢？

　　那么不借——

　　两广第一个打的就是你，因为你挡了他“抗日”的路，打了都白打，最后地盘一样保不住。

　　借——

　　老蒋肯答应吗？立马就会出手进行修理。

　　显然，两个菩萨，一个都得罪不起。

　　（691）

宝宝寒

　　何键激凌凌打一个冷战。

　　而今之计，只有暗里通报老蒋，告诉他：我是向着你的，明里则让老蒋去和两广直接交涉，到时，是好是坏，是福是祸，自有个子高的去顶着。

　　于是他便委湖南省政府秘书长为特使，专赴南京向老蒋讨计。

　　可是老蒋拒不接见。

　　不接见自有不接见的理由。

　　此前老蒋曾派陈诚到长沙，劝说何键拥护中央，可那时候何键怕两广反过来打他，所以不敢表态。

　　现在何键自己急了，要老蒋救命，可老蒋不愿搭理他。

　　你怕惹祸上当，难道就不担心给我惹麻烦？省秘书长到南京，这样一个高官过来，动静又搞得这么大，两广怎么可能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两广的激烈反应，况且何键并非蒋之嫡系，陈诚第一次去的时候，立场就没交待清楚，这时候我怎么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如何能够随随便便安排见面说话呢。

　　何键脑子不笨，特使为什么会被拒，仔细一推敲就捉摸出味来了。

　　看来是派的这个特使不合适。

　　那就改派一个合适的。可是选谁呢？

　　这个人不能引起两广的注意，那就不能是湖南政界的常客。

　　但是，他又要为老蒋所接受和信任，那就不能是一个陌生人。

　　何键反复梳理，终于梳出了一个人——刘廷芳。

　　此人是个留学生，素来与军政两界都无瓜葛，可是他在经济领域却是个干才，曾协助杨永泰创办矿业管理机构，很为老蒋所赏识。

　　就他了。

　　刘廷芳的专车一离开长沙，立即就引起了两广密探的注意，并一路跟踪至武汉，而刘既非寻常政客，也没这么多的心计，所以竟然没有发现自己被人盯梢。

　　他到武汉，是因为可以在这里包乘一架水上直升机至南京。这样速度快，又能掩人耳目。可是到了机场，刘廷芳一摸口袋，才发现糟了：由于走得太急，身上竟然没带够银两！

　　包架飞机是什么概念，岂是三瓜两枣能打发的。

　　得借钱。

　　刘廷芳在汉口当地矿业局有一个熟人，其人也是个留学生，同样不问政治，跟他交情不错。

　　于是，刘廷芳就让司机把车开到矿业局去。

　　对方是个爽快人，听说要借钱，马上就到银行去取。这中间就多出了一个时间段，盯梢的那位久不见人出来，自个给自个做了解释：敢情这姓刘的真是到武汉来出差的啊，那还有什么盯头？

　　回去复命。

　　一个意外，却使刘廷芳奇迹般地“自动”甩掉了尾巴。

　　刘廷芳拿了钱，包了飞机，这么着，就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到了南京。

　　“书生”一来，老蒋放宽了心，第一时间便安排见面。

　　在听完刘廷芳的陈述之后，他确信何键不敢造反，不由大大松了口气。

　　现在仅需合中央和湖南之力来共同对付两广了。

　　策略也很快制定出来：杀鸡给猴看。

　　鸡者，广东陈济棠。猴者，广西李白。

　　（692）

宝宝寒

　　蒋桂之战时，老蒋用的最妙的就是“窝里反”招数，这次又要靠它建奇功了。

　　当年负责反间的是杨永泰，而到“两广事变”，老蒋起用了蒋伯诚。

　　蒋伯诚这个人资历很深，几乎跟蒋介石同时出道，在去广东之前，任总司令行营总参议，也是老蒋身边的著名策士之一。不过他的特长不是像杨永泰那样给“主公”献锦囊妙计，而是做“卧底”，堪称民国最大牌的卧底。

　　他蛰伏广州早非一日。平时没别的事，就是跟陈济棠的一帮手下搞关系，套近乎。

　　广东高层内部的关系，正是陈济棠的最大软肋。

　　要说清楚这一点，就得往回看：陈济棠自己是靠什么上来的。

　　还不就是蒋桂战争的时候，舍老领导李济深于不顾，抢班夺权过来的吗？

　　历史常常要轮回，好比赵匡胤给手下大将黄袍加身后，他最忌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些曾扶他上龙床的部下，唯恐这帮小子野心一膨胀，也给自个定做一件同样的袍子。

　　陈济棠也是如此。他特别怕将领们有样学样，跟他赶李济深下台一样，如法炮制，也把他给出卖了。

　　一个“宣誓仪式”都要搞得那么神经兮兮，说到底，还不是对部下不信任。

　　粤军第一军军长是余汉谋，他本来应该是陈济棠的左膀右臂，可陈济棠却对他最不放心，专门在陈家对面造了座新房子，派“狗仔”整天趴在屋顶玩“偷窥”。

　　余汉谋原先被蒙在鼓里，后来知道了内情，自然是气得不行。

　　除了余汉谋这样的左右手，对其他大小将官，陈济棠也没一个放心的，都要派“狗仔队”在后面远远跟着。

　　据说某天，几个高级军官跑到外地去玩。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一个人知道。谁想正玩得高兴，陈济棠竟然翩翩而至。

　　对着这几个目瞪口呆的家伙，“陈总司令”乐了：你们到哪里，我会不知道，小样！

　　由此，搞得人心惶惶，大家平时打照面都不敢多说话，只能以目而视。

　　到了发动“两广事变”前夕，陈济棠又做了一件出格的事。他让自己的那位“风水哥哥”陈维周当广州卫戍司令。

　　陈维周也就是个平时吹吹牛，装神弄鬼的料，连枪也不会放，却一下子跃升这么高的军职，如何能让军官们心服。

　　陈济棠处心积虑，挖空心思提防着手下人，就怕他们造反。可是，防反防反（防止造反），防到最后，部下们却都被他逼反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9日，中央军2个师从武汉进入湖南，并迅速开至衡阳。

　　两广军队没想到中央军的动作如此之快，一时间手忙脚乱，不得不将入湘部队撤回各自境内。

　　眼见情况不妙，两广急了，一边策划新的“抗日游行示威”，一边不停地给老蒋打招呼：我们是去抗日的，你不同意，不“谅解”我们，那我们把兵撤回来还不行吗。

　　没这么容易，老蒋此时已下决心一劳永逸，永除后患了。

　　一个星期后，增调中央军2个师到湖南。

　　又过了一个星期，再派2个师至湘桂边境，福建也整兵待发。

　　外动，是为了促内变。

　　蒋伯诚这颗“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

　　（693）

宝宝寒

　　正在江西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先通电拥护中央，被老蒋任命为广东绥靖主任，以替代陈济棠的位子。

　　余汉谋的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粤军第二军军长陈达也发表了拥护南京政府的声明，副军长李汉魂则干脆说自己身体不好，学那三国的关云长，来了个挂印而去。

　　给陈济棠致命一击的还是陈济棠一直引以为傲的广东空军。这些人反正开着飞机，来去自由，一夜之间都一窝蜂地投了老蒋——后来江湖术士们对“机不可失”就有了新解，说这是在说飞机不可失去，空军一完，一切皆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17日，陈济棠不得不宣布下野。他恨死了余汉谋，临下课前还跟老蒋说，我下去就下去，但你不要把广东大权交给那个余汉谋，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蒋啼笑皆非：你该干啥就赶紧走吧，一会都赶不上二路汽车了都！

　　陈济棠丧魂落魄地跑到香港，在广州协同的李宗仁也赶紧回了广西。到此为止，“鸡”既被杀，“猴”也被吓得够呛，要不要赶尽杀绝，便成了老蒋要思考的另一道难题。

　　这道题，他需要有人帮他解。其实更主要的，是需要有一个人帮他下决心：是不是还要在南方坚持到底。

　　此时阎锡山和傅作义的电报正像雪片一样从北方飞过来。

　　都是一个内容，即伪蒙军“图绥”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而且兵力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看样子，很快就要奔着绥远来了（“恐短期间内有卒然发动之可能”）。

　　事实正是如此。在伪蒙军政府正式成立后，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德王和李守信在短时间内，就组织了2个军计8个师的人马，而且全部是清一色的骑兵部队，另配属一个炮兵团，其兵锋直指绥远。

　　面对伪蒙军的威胁，傅作义毫不退让。在他的指挥下，绥军突然发起夜袭，将察绥边境三堡沟的伪“边防自治军”全部干灭。

　　但是傅作义同样担心一旦与日伪大战，己方兵力薄弱的问题，而此时阎锡山仍然是他名义上的顶头上司，很自然地，他得伸手向山西要援兵，可老阎这时候却更加揭不开锅了：老蒋为了在两广周边造成“外动”之势，把本来助防山西的关征麟等中央军都南调出晋。

　　除了求老蒋帮忙，老阎认为别无它策，而且他觉得自己提这一要求也正是时候：陈济棠不是已经滚蛋，李宗仁也缩回老家去了吗？

　　他想的太简单了。

　　这一天，老蒋在江西庐山与一个人做了番长谈。

　　此人便是曾献过“削藩策”，并协助老蒋打赢中原大战的杨永泰。

　　杨永泰言，桂系李白绝非其它诸侯可比，如今元气恢复，羽翼渐丰，广西省又初具规模，日后恐不可制，如果现在能够“彻底解决”，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老蒋“深然其说”。

　　可是，“伯川大哥”那边怎么办呢？

　　还是老办法，自己的困难自己解决。

　　（694）

宝宝寒

　　思想工作免不了得继续做。

　　先鼓劲——

　　你一定要派大部队进绥远。如果一味只想靠傅作义的那点人马应付，就是“示弱于人”，非但无法“避战”，还会“引倭来犯”，日本人看到你软弱可欺，会真的打过来的。

　　其实日伪现在就是试探你决心有多大，敢不敢牺牲。只要你有这个决心，敢于牺牲，他们就不敢上。因此你要避免牺牲，就必须把你的“牺牲之决心”先表示出来，如此，才能以“迎战”达到“避战”的效果。

　　后恐吓——

　　你再不从速把晋军大批派过去，我告诉你：最快就下个月，绥远就守不住了，而山西你也别想保住（“晋亦不保矣”）。

　　 这一番显白，实际是老蒋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在绥远，日本人是不敢真的动手打的，只要晋军把大量兵力摆在那里，不信他不退（“吾料其不到数日，彼必知难而退”）。

　　电报发完，老蒋拿起刀，准备给两广中剩下的那一个动手术了。

　　不过跟“削藩策”施行以前的情况一样，桂系仍然是所有诸侯中最难搞的。

　　当年蒋桂之战所以能够离间成功，在北方是托了湘军的福，让这些唐生智的旧部反了白崇禧，在南方则是钻了鄂将的空子，通过他们与桂系的矛盾，在李宗仁的背后放了把火。

　　数年之后，桂系的地盘和势力已从原来的南北中（北至山海关，中到湖北，南极广西），几乎覆盖全国，收缩到了仅广西一省。李白黄（黄绍竑）三位一体也散了伙，变成李白二人。但整个桂系的凝聚力却不降反升，变得更加难以被动摇和渗透。

　　老蒋一度欲用黄绍竑去分化桂系，但黄虽离广西，跟李白交情尚在，如何肯做这样招人骂的事情，而且他也知道现在的桂系不比昔日，内部坚如磐石，风雨不透。因此，他既没写“招降书”，也没去做说客。

　　黄绍竑都是如此，其他人就更难打进广西，想套用反间计显然已成了不可能。

　　必须另思它法。

　　杨永泰不愧是“首席军师”，他再献一计，曰：明升暗降，架空李白。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25日，南京政府擢升李宗仁为军委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

　　如果把这个任命放在以往任何一个情境之下，李白都可能会暗暗窍喜：事隔多年，桂系不费一枪一弹，不仅重新进入中央中枢机构，还把势力扩展到了浙江，这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吗？

　　可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一个异常敏感的时候。

　　刚刚准备兴师“北伐”，刚刚进兵湖南又被中央军逼退，本来就是不打屁股，也应该被痛骂一顿，如今不但不责怪，居然还要予以奖励，要加官进爵，这老蒋难道超凡入圣了？

　　是个人就没有不疑惑的。

　　李白不光疑惑，还惊恐不安。

　　因为还有一个任命跟在后面：改派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

　　当年的蒋冯之战，给李白留下的最大教训就是，遥控指挥总有照应不到的地方，很容易给对方留下乘隙而进的机会，更何况那黄绍竑原为桂系旧人，他这一去，很可能就把二人的广西老窝给端了。到时候，根基既毁，纵使捞到虚名，又能顶什么用。

　　于是，拒不从命。

　　然而这恰好又掉入了杨永泰设下的另一陷井。

　　（695）

宝宝寒

　　两广均以“北上抗日”为号召，结果一枪没放就折戟湖南，那是因为何键跟老蒋站到了一边，等于你想穿房入舍，经过的那户人家却大叫：你们从我家经过，我要丢了东西咋办，不许过！

　　主人都站出来发声明了，你再想强行通过，那就是强辞夺理。

　　反之，老蒋要解决两广，也得有一个正式名义，而像广东那样，让陈济棠的部下取代陈济棠，以彼之矛击彼之盾，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

　　在陈济棠倒了霉之后，李宗仁赶紧回省，把聘请的日本顾问和军事教练给偷偷退掉，同时动员人马，举行全省“抗日游行示威”，用“抗日”的旗号又给自己在外围布起了一道防火墙。

　　显然，杨永泰要帮老蒋“彻底解决”桂系，势必要绕开这道墙。

　　现在李白自己把破绽露了出来。

　　李白拒不奉诏，当时唯一能想出来并说出口的理由，就是对中央理政能力不信服，具体来说，就是认为我广西搞得比南京政府都好，为什么要听你的。

　　李宗仁扳着手指，把南京政府直接管治下的省份，像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一一列举，结果治绩确实都不及广西。

　　岂止广西，当时北方的晋鲁两省在秩序和经济方面也要胜过“中央”。 “中央”管治竟然不如地方，这是地方实力派主张“联省自治”或延迟统一的一个重要论据。

　　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但大致可以从两方面找。

　　在“中央”方面，先撇去对外连年征战，糜师耗饷这一节不说，对内班子多，机构杂，人浮于事，无疑大大影响了其行政效率和经济运作，是可谓“大企业病”。特别是民国那几年，灾害频仍，几乎没有哪一年老天爷不降灾的，不是这里发大水，就是那里闹旱灾。自然，救灾赈济，“中央”当仁不让，都得从你口袋里掏银子出来。

　　再看看那几个省的一把手，几乎都是军队里出来的，像黄绍竑、熊式辉、陈仪、刘峙，无论理政还是理财，都是半路出家，后面二位更没听说过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政绩。

　　要说南京政府也不是没有政经高手，像那些留洋回来的博士们，怎么说，都比这几位要强。但那年月，不是军人，没有枪杆子，就算派去了也站不住脚。

　　除了靠自己在省内就能唬住人以外，当然还得老蒋对“省主席”们能摆得平，弄得服贴，这样的“省主席”才靠得住，要不然就很有可能成为独立王国，“制造”出新的诸侯——山东韩复榘就是个例子。

　　但服贴不服贴，又是相对而言的，也许他现在服贴你，过一段时间，等翅膀一旦长硬，又不服贴你了。在这一点上，韩复榘同样可拿出来举证。

　　于是，你就不能让他们一直呆在一个省，通常过段时间就要调换。如果省主席的能力本来就不咋的，又没有长久打算，省政治理得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中央”的弱点恰是地方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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