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按照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的观点，即使是土匪，也知道不能竭泽而渔的道理，所以凡是他自己的固定地盘，不是不会从老百姓头上捞好处，而是知道掌握分寸，不会把底下的老百姓一家伙榨干榨死，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比官府都强。

　　李白阎韩都清楚，治下的那个省就是他们最后的根基，失去了就等于失去一切，同样，如果治理得不好，最后倒霉的还是自己。与之相比，“黄、熊、陈、刘”就不一样，他们不过是中央派驻的地方官，这个省弄不好，那就换个省去混，完全没有“李白阎韩”的那份担忧。

　　当然，八桂晋鲁，都只有一个省，相对于南京政府，摊子小，环节少，好管。可同样是一个省，川滇就远远不及，这就得说到李白阎韩作为地方上的“主公”还是比较合格的。

　　阎锡山算盘拨得精，自己在搞经济上就很有一套，山西便成了全国的“经济建设模范省”。韩复榘不懂行，但他知道找梁漱溟这样懂行的人来帮他，山东就此成了“乡村建设模范省”。李白手下也有一批相当不错的幕僚，在他们的出谋划策之下，广西民团（即民兵）组织领全国之冠，于是成就了广西的“民防建设模范省”。

　　不过把“模范省”的荣誉都拿出来抵挡，也说明李白在赴京就任上确实有些理屈词穷。

　　中央继往不咎，犯了错误，不但不罚，还要重用你们，你们却既不奉令，又不赏脸，不是欠扁吗？

　　自蒋桂之战后，杨永泰略施计谋，再次把李白逼入了无处可退的角落：出桂，广西可能不保，桂系分崩离析，自己完全被架空；不出，又将背上拥兵自重，抗旨不遵，蓄意对抗中央的罪名。

　　正因为杨永泰两次都差点造成对桂系的致命打击，所以他也成为李白的眼中钉，肉中剌。直到很多年后，白崇禧在台湾口述回忆录时，仍然对他恨恨连声，视其为桂系的心腹之患。

　　老蒋终于师出有名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老蒋调集包括中央军在内的六路部队，组成“定桂军”。何谓定桂，平定桂省，即广西是也。

　　除了云南龙云那一路纯粹应付外，其它五路都子弹上膛，没一点含糊的。短时间内，在广西边境就屯集了四五十万大军，顿有水漫金山之势。

　　李白见大事不妙，赶紧把“民防建设模范省”的优势发挥出来，将部分训练有素的后备武装上升为正规军，使14个团迅速扩展为44个团，从而组成一支“救国军”。

　　觉得这还不够用，正好“福建事变”时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跑过来，就帮助他们在南宁组织了一个新19路军。

　　新19路军以蔡廷锴为总指挥，下面仍设3个师，由旧将翁照垣、区寿年等人分任师长。虽然新旧只相差一个字，但区别可大了去。说是说有3个师，其实只有一个翁照垣师是实有其名，其余都是空架子，除了师长，下面空空如也。

　　（697）

宝宝寒

　　翁照垣师也没有一个师，实际只有600人，都是他从广州带来的原19路军官兵。

　　虽然人少，但顶的帽子却不小，“抗战英雄部队”的名号多多少少能增加点“抗日气氛”，使老蒋在开打时会多一些顾忌。

　　尽管如此，44个团的正规军加600人，再加上全部的民团，要与四五十万人马相抗衡，又有多少胜券呢？

　　那么我们主动退一步好不好。

　　李白通过冯玉祥提出了一个“折中之策”，那就是李留白出，李宗仁留在广西维持局面，白崇禧一个人来中央参与朝政。

　　这当然不是老蒋想要的，他要的是“彻底解决”，岂能容你们再赖在窝里。

　　眼见得第二次“蒋桂战争”即将打响，“定桂军”与“救国军”就要火星撞地球，李白的神经都已崩到了极至，就在这时，老蒋却得到了一个新的情报。

　　情报上说，日本人准备乘蒋桂再次爆发大战之际，唆使伪蒙军兵出察北，先进攻绥远，再宣布冀察“完全自治”。

　　与此同时，老蒋也注意到，尽管自己又哄又吓，老阎却仍然没有把晋军抽调到绥远一线。

　　真是要命。

　　如果这时派中央军北上，“彻底解决”桂系无疑只能功亏一篑，如何使得。

　　老蒋不甘心。再探再报。

　　新的情报来自于外交部：如果绥远发生冲突，日军不会加入。

　　这个消息据称是从日本外交人员嘴里漏出来的，而其最原始出处又源自于军部。

　　鉴于日本人说话一向口是心非，消息究竟是真是假，还需要从其它渠道得到验证。

　　看看苏联最近有什么动向。

　　苏英两国新近签了一个借款协议。

　　老蒋一拍桌子，是了。

　　难怪觉得不对劲，原来是日本的老对头苏联在找盟友，这对日本人来说，自然是当头一棒。

　　现在他得两眼盯好盯紧苏联，暂时不敢在中国动兵。

　　没有比这个更有价值的情报了。

　　老蒋由此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既然日军不会掺和进来，我们就不光是防守的问题，而应该主动进攻，把那些“小敌”予以迎头歼灭。

　　过去，伪蒙军跟只大头苍蝇一样，老是在绥察滋事，我们之所以不敢一掸子拍死他，是因为担心日本人从中找借口。现在好了，日本人不管，就可以放开手脚，一家伙打得他骨断筋折，让他长点教训，如此，“匪伪以后必不敢轻来矣”。

　　打伪蒙军而已，还用不着我的中央军吧，快把你的晋军派过去，否则将错失此大好良机。

　　老蒋一再催促，并保证前敌只有伪军，老阎这才松口答应照老蒋说的办：集中晋军主力于绥远。

　　（698）

宝宝寒

　　照他的说法，除了把晋军4个团放在山西担任防守，到时仍可增援外，其它一家一当全搬到绥远去了，包括傅作义35军（绥军）在内，绥远已达到了32个团的兵力。

　　你看，我真的尽力了（“亦只能如此布置也”）。

　　其实，哪能呢。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直把个小九九攒在怀里的老阎，哪里能做到如此大公无私。

　　兵是派了，但绝不像他说的派出了那么多。事实上，相当数量的晋军仍然一动不动地驻扎在陕晋一带，防范着红军可能再次来袭。

　　这个情况当然瞒不了老蒋，后者很着急。

　　你快点把晋军调过去打呀，机会稍纵即逝。

　　老阎却提到了另外一个让人心虚气短的情况：红四方面军北上甘肃，两大方面军要会师了。

　　在他看来，这无疑意味着陕甘红军力量的大大增强，而红军对山西的威胁，绝不比日军来得小。

　　老阎说，要不这样，你还是把中央军派到绥远去吧。否则的话，光靠晋绥军进攻没有什么把握。

　　又是要他派中央军，一涉及到这个问题，老蒋就感到头疼无比。

　　他一边在内心里痛骂这个阎老西“无定识与定力”，干点事真不像个爷们，一边只好向对方再三保证：我一定会派兵的，不过你总得让我先把这里的事做个了结再说吧（“俟桂事解决”）。

　　此时有一个人却差不多跟老蒋想到一块儿去了。

　　这个人就是傅作义。

　　作为一代名将，傅氏的表现确实要超过当时的很多诸侯。大敌当前，他没有抱着脑袋缩到一边去，或是仅仅推卸责任，而是审时度势，对敌情做出了非常符合实际的判断。

　　对于日军会不会参与作战，老傅依据的是自己的眼睛。

　　到现在为止，日军都没露过一面。冲在前面的始终是伪蒙军，这帮家伙又不是蜂拥而上，而是采取了有缝就钻的办法，想跟我打游击战。

　　这个时候，日本人的用意还看不出来吗，他们根本就不会自己上阵，是搞投机来的。

　　如果伪军捞到好处，占到地盘，他座享其利，相反，要是受到损失，他可以两手一摊：这都是“蒙古军”的自主行动，跟我们无关啊。

　　因此，老傅基本赞同老蒋的说法，此仗不打则可，一打稳赢。

　　可是既然说是“基本”，就说明傅作义也有犹豫的一面。

　　打伪军是没有什么困难，甚至杀进察北，直接把他们的窝给端端掉也不是没有可能。问题是绥远遍地皆草原，对方又均为骑兵，就像我们捣马蜂窝一样，拿根棍子一捅，窝是被捅掉了，这帮残兵败将却会逃得到处都是，还不太容易捉住他们。

　　这样一来可能打草惊蛇，日本人会不会说，他的热河都被我们惊扰了，从而反过来找到出兵干涉的借口呢？

　　这个可能当然不是没有，同时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风险。

　　傅作义为此另想一策。

　　我们不要主动攻，而是要布置口袋阵，让他们来攻，等他们攻进来，一口袋罩过去，一个都逃不掉，既灭了伪军，又让日本人找不到借口，岂不爽哉。

　　（699）

宝宝寒

　　看到阎傅二人均不同意主动攻击，老蒋心里是很不痛快的。

　　都跟你们说了，“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你们怎么都不信呢。

　　此时老蒋主张在察绥采取主动，还有另外一层深意。

　　在“联苏制日”卡住的时候，他曾一再想到“藉日制苏”。但是以前讲道理也好，显示“善意”也罢，都收效甚微，日本人最后不仅不领情，还得寸进尺，只能仅仅起到一点拖延的作用。

　　“软”的不行，老蒋就想用“硬”的一手唬住对方，通过在察绥教训伪蒙军，“打草”以“惊蛇”，让日方自动自觉地作出让步。

　　敢于这么做的底气，就在于老蒋判断日本人并不敢真的对华宣战，只要我们这边摆出不惜与之一战的架势，反而可以使其从“战”退向“和”。

　　但是由于以阎傅为首的晋绥将领始终迟疑不决，这个难得的时机正在慢慢丧失。

　　随着英苏借款协议对日本军政两界造成的阴影逐渐消散，他们又开始用鹰隼一样的眼光打量着身边的邻居。

　　与此同时，这个东瀛岛国的“压迫式打法”，也使中国国民的仇日心理日甚一日，几乎达到了痛恨一切日本人的程度。

　　这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

　　早先日本曾经提出，他要在四川成都恢复建立领事馆。

　　领事馆的主要职能，是用来处理侨务的。原来的日本领事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关门大吉了，此时成都也没有一个日本侨民，要领事馆干什么呢？

　　中国外交部因此提出照会，认为此举没有必要，而且当地群众反日情绪很浓，有可能发生不测事件。

　　日本人不管，他干他的，还专门派出4个人来成都进行准备。

　　结果就出事了。

　　成都人好多年没有看到日本人，平时茶室里侃山海经，说的都是日本如何欺负我们的事情，现在乍一看，这些传说中的恶人就站在面前，眼睛都红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24日，成都发生反日暴动。尽管当地政府紧急出动军警，左拦右拦，还是拦不住，日本人2死2伤。

　　此即成都事件（即“蓉案”）。

　　一个星期后，又出北海事件（即“北案”）：广西北海“日侨”1人被杀。

　　北海事件系当时据守北海的翁照垣所为。他的本意是要通过处决有“日谍嫌疑”的日本人，来个反日兼反蒋，给老蒋制造点麻烦，却不料反使自己成了蒋桂谈判桌上的筹码和牺牲品。

　　蓉北两案一前一后跑出来，日本政府的态度马上转趋强硬。

　　这会要是中方先出手，老蒋就再不敢保证日方会装聋作哑了，绥远反击计划只好宣布暂时搁置。

　　那支出兵广西的令箭也被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因为北海事件令老蒋认识到，要想“彻底解决”李白已是难上加难。

　　尽管他也知道这是解决桂系“千载一时的机会”，但有什么办法呢，先按下来再说吧。

　　于是，大家都开始以游说代兵战。

　　（700）

宝宝寒

　　桂系找老冯代言，老蒋则让程潜、朱培德、居正等人轮番入桂。大家各怀心思，互相试探，彼此找台阶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6日，南京政府下令，仍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委会委员，黄绍竑则回浙江省任原职。

　　这实际上是老蒋接受桂系的“折中策”，双方各退一步的结果。2天后，中央军奉命从广西边境撤退，两广危机至此全面消除。

　　就在这一天，老蒋听取了关于北海事件的报告。对各种各样计谋如数家珍的老蒋，马上就得出结论，这是所谓新19路军干的好事。

　　他把解决新19路军问题作为蒋桂和解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个条件，李白全盘接受。

　　李白能容许新19路军在广西重建，原本就是用作对老蒋讨价还价的筹码。现在这个筹码已逐渐失去了其利用价值，反过来却对自己构成了威胁。

　　在此之前，由于担心翁照垣在北海坐大，李宗仁曾想把他调回南宁，可是翁却一再拖延，“抗不众命”，这让李白都不由心惊。

　　现在正好出了北海事件，李宗仁便借着这个由头，撤销了新19路军建制，将翁照垣予以解职。如此，既可向老蒋有个交代，又解除了身边的隐患。

　　在新19路军撤销时，李宗仁照例把责任都推在老蒋身上，大概还随口说了几句“要不是这老奸贼，我是舍不得取消19路军编制的”之类话。

　　明眼人都能看出假，可老翁偏偏是个实诚人，他竟然以为对方真有此意，立刻表示：既然如此，那就把编制取消，以应付老蒋。部队留下，我带他们上广西的十万大山打游击。

　　据说李宗仁闻言，当时就黑了脸：你要去自己去，600个兵一个都不能带走，全都得交给我。

　　急了，所以再也顾不得表演。

　　在李白正式就职后，老蒋来到广州，他要与对方见上一面。

　　命运是多么会捉弄人啊。

　　遥想当年，老蒋和李白是一道指挥北伐的。之后蒋下来了，李白升到了前面。再之后，蒋咸鱼翻身，又露脸了，李白仍排列在侧。再再然后，蒋桂之战爆发，李白一败涂地，被逐出中央，并曾一度亡命天涯。

　　从那以后，他们彼此怀恨，似乎永无抬头相见的机会。

　　人生若只初相见。经历多年敌视，大家再见个面，碰个头的建议，最初却是由白崇禧提出来的。那时候中央军仍滞留桂省边境，白崇禧就对访桂大员说，要不我去拜见一下“委员长”，表达一下我们的诚意。

　　这就成了老蒋电召白崇禧赴穗一晤的由头。毕竟双方斗了这么久，老蒋还是不太容易第一个说出“哥俩好”这种话的。

　　见面会既由白崇禧承诺，照理应该他去。可白崇禧却临时反悔了。原因是他的太太害怕这是老蒋玩的花招，不肯放丈夫去广州。

　　并不是白夫人胆特别小，而是目闻目睹的事情多了。想当初，方振武可不就是被老蒋见个面就扣住不放，一去不复返的吗？若论与蒋的冤仇，李白比方振武只有多无少。

　　白不能去，李只能代其而往。

　　（701）

宝宝寒

　　形势摆在那里，并不是说政府下个任命，大家就个职就算完了。老蒋的心情要是一不好，再来个免职令，甚至中央军再度围桂，都极有可能。

　　现在老蒋召见，你说不去，不给面子，那不是送给对方修理你的借口吗？

　　所以不能不去。

　　去了之后心才定下来：一切都好。大家客客气气，唠唠嗑，话话家常，就把时间打发过去了。

　　此次蒋李会晤，看似不起眼，在会谈内容上，也没涉及到什么军国要政，但却是蒋桂自分裂后的“第一次握手”。有了这次握手，双方逐步走向和解，为今后在抗战中进行合作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便是围绕成都、北海两事件的谈判。

　　在借察绥战事“以战迫和”的初次尝试失败后，老蒋开始寻求在谈判桌上以谈促和。他希望日本人好好地总结和反思一下：看看你们在中国多么招人恨，这是什么原因呢，逼我太急之故也。如果我们能坐下来好好谈谈，未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双方的问题。

　　可惜，事与愿违。与以前任何一次没有不同，日本人即使总结，得出的结论也万变不离其宗：他之所以招恨讨嫌，原因不在他自己，还是全在中国人身上。

　　至于让他反思，怎么可能呢？

　　不管怎样，还是先谈了再说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5日，中日在南京开始谈判。

　　此次谈判，双方颇有针尖对麦芒的架势。中方谈判代表一反常态，表现出了极其强硬的一面。

　　时势不同。国内所谓的“亲日派”此时几已无存身之地，继汪精卫受伤离场后，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亦被剌身亡。

　　在遭遇不测之前，唐有壬已有预感。因为在冀东投靠日本人的殷汝耕当初是他推荐的，加上汪精卫一倒，自己处于对日外交的风口浪尖，舆论甚至一度把他与殷并列，猜测他们可能是一伙的。

　　当时有人劝他，对日外交是个大火坑。郭泰祺怎么样，“一二八”中日谈判时几乎顶替了部长的位置，结果被人一顿死揍，差点给打残了。自此之后，宁愿不做部长，跑到英国当大使。无它，避祸之道也。

　　唐有壬听后，脸上顿时失色，遂答应友人，要跳出这一是非旋涡，也谋个国外大使当当。

　　可是晚了。

　　第二天下午，他就在自家门口遭到剌客狙击，身中四弹而亡，其状惨不忍睹。

　　以前的外交家不过是被骂上一通，挨顿拳脚，现在却要子弹伺候了。一时之间，外交部几乎成了全国危险系数最高的一个政府机构。

　　里面外面都是子弹，老蒋在外交政策上也做出了调整。

　　民国二十四年（1936年）7月13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给对日外交又划了一道线——

　　“最低限度为保持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不能容忍之时，即作最后牺牲。”

　　记得五大上，他说过：“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现在实际上是把何谓“完全绝望时期”具体化了，那就是连领土主权都保不住的时候，“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

　　对于老蒋来说，能做此强硬表态，并不完全是迫于舆论压力。

　　（702）

宝宝寒

　　从签定《塘沽停战协定》开始，屈指一算，已将近三年多了，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准备，都应该有些进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二十四年（1936年）2月29日，即4个月前，南京政府正式实施兵役法，以征兵制取代清末以来实行的募兵制。

　　根据吕思勉先生的考证，中国的征兵制其实由来已久，以汉朝为最盛，所以当国将相才能放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那样的狠话。

　　吾国五千年文明史，唯汉唐风景独耀，不能不说与其时祖先皆能自强自励有关。光看看那时候的人物造像就知道了：武人着甲佩剑，个个英姿挺拔，猛得不行，文人峨冠博带，人人仙风道骨，腹有韬略。那叫一个精神，一个雅致，一个飘逸。

　　再翻翻我们的民国人物照片吧，似乎满眼都是灰色，看着都让人提不起精神。

　　吕老先生就说这笔账得从大唐中晚期开始算起。从那时候起，曾经强到极至的汉人纷纷患了富贵病，自己不想打仗，都用雇佣兵，想依靠别人来帮自己看家护院，如此恶果叠加，遂有安史之乱那样的惨祸。到宋朝，更有杯酒释兵权，全民皆兵的征兵制终于把舞台让给了募兵制，大家把心眼儿全用到提防自家人身上去了，致使国门大开，再也无力对抗塞外如狼似虎的游牧民族。

　　结果呢，一会儿蒙古人打过来，一会儿满族人扫过去，汉人越活越没脾气，越活越没精神，最后不仅老祖宗的雄健去了八九，满蒙悍勇的一面也没学着，却尽袭承了他们身上因循守旧的一面，一点英武气也没了。

　　现在要备战，准备和早就实行征兵的日本人较量，就只能捡起汉唐传统，重新搞征兵制，逼着大家拿起刀枪剑戟去打仗。当然了，我们搞什么东西都走样，到抗战中后期，征兵差不多变成了祸国殃民的“拉壮丁”的同义词，这是后话。

　　除了征兵制外，就是依靠朱培德等人实施精兵制。到老蒋放豪言的时候，在南京政府第一期国防计划中，整编60个调整师（亦即外传的“德械师”）方案已初具规模。

　　人说话是要有底气的。征兵精兵的推行，无疑给老蒋带来了一定的底气。有了底气，判断时局就会有些不一样。

　　他判断日本还是不敢真打，虽然经常挥着拳头吓人，但最后还是要自找台阶下的（“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旋转之途径矣”）。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退让呢，何况现在实在没什么可退了，再退的话，不如跟朝鲜那样，把中国全交代给日本算了。

　　当然，这讲的是原则，具体策略上，他还是准备使用二元外交的故伎，即弄一个人到前台去，能拖多久就多久。

　　可是谁肯去呢，都到玩儿命的程度了，大家都是情愿当大使也不想干部长。

　　年少得志的高宗武此时已升任亚洲司司长。他曾经很自得地提起，老蒋有意让他当部长，不过他自己没这个心思，因此没当成。

　　其实小高的自我感觉实在是太良好了一些。

　　（703）

宝宝寒

　　搞外交不是干其它活，要的就是沉稳老练，压得住阵脚，高宗武就是能力再强，工作再有激情，一时半会，老蒋也不可能考虑到他。

　　老蒋属意的人选是张群。

　　后者差不多跟老蒋、黄郛他们是一辈的，这样的人，用起来才能放心。

　　张群一上来，就秉持老蒋“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的原则，处处不肯示日以弱，以免重蹈前任的覆辙。

　　他干脆向日本方面提出，要不你们外交部弄一个菜单给我，我们拿回家看一看，商量后在上面划一划，哪些可以答应，哪些不能答应，给你们一张“消费单”，不就全结了吗，省得你们今天这要求，明天那要求，天天来烦我们。

　　当时的日本大使还是有吉明。这位老兄在日本人里面还不算太坏，他自己也不同意日本军部对华的过分强硬做法，可问题是，他指挥不了军部，军部却能指挥他。

　　说起来悲哀，虽说是一个堂堂大使，有吉的实际职权还没有大使馆的武官大哩，因为后者恰恰是军部立场的代表。

　　现在张群要他拿菜单，他哪里拿得出来，私下里只得承认自己是个有名无实的大使，在中国只能处理些一般事务，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政策方针。

　　他的角色，说到底，只不过是军部，或者说是使馆武官们的一个传声筒罢了。

　　被张群这么逼一下，有吉自己都觉得很没面子，没多久就辞职回国了。

　　继任的是有田八郎。可这位仁兄“升不逢时”，刚到上海，日本国内就发生了“二二六”兵变。政府和军部都是一片混乱，更没有任何指示能及时传过来。于是，有田就像是一台电脑突然因断电而死了机，人是还在那里，却什么主张也提不出来。

　　等到“一二八”事变结束，双方才开始谈判。不过仍然谈不下去，关键点就在于大家的立场根本无法对接。

　　张群坚持“中日关系三原则”，有田也照旧主张“广田三原则”，一个要求取消淞沪、塘沽两协定，另一个则要对方先承认“满洲国”再说。

　　反正还是两个“原则”打架，各说各话，谁也不让谁。

　　在谈判的过程中，有田还一度想求助于“场外观众”，即利用“两广事变”向中方施加压力，可是两广很快就被老蒋压住了，有田无机可乘，谈判陷入僵局。

　　等到蓉北两案一出，日本人认为可算抓住了把柄，又开始对通过谈判攫取利益热衷起来。

　　他们的老习惯是，往往换一个打法，就要换一个人。

　　这次来当大使的是原天津总领事川越茂。

　　川越能当大使，有一个特殊背景，那就是他是由作为武官的矶谷推荐的。

　　听起来真是荒唐，下级竟然还能指定自己的上司，而且一荐就准，可就因为这个原因，川越的位子甚至坐得比两位前任还要稳当。

　　川越果然来者不善，颇有“军部作风”，没几天就搞了一个“最后通牒”，提出“8项要求”，不仅大大逾越了就事论事的范围，而且就其“要求”之苛刻，甚至超过了当年的“二十一条”。

　　（704）

宝宝寒

　　张群倒吸一口凉气，但彼有来言，我就得有去语，如果立刻全盘拒绝，就没法谈了。

　　他权衡了一下，决定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即从“8项”中挑出3项，不是说答应，而是说大家可以谈。

　　张群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一式两份，分别发给留京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在广州的老蒋。

　　老孔会算帐，几个珠子一拨，同意。

　　蓉北两案我们杀了他的人，现在理亏着呢，日本人要求提的过分一点也不足为怪。

　　张群的心稍定了一下，可是第二天，当他接到老蒋的电报时，却被惊得哑口无言。

　　老蒋告诉他：别说八个要求，一个要求都不能答应，连商量一下的余地都没有！

　　我告诉你，日本人就是来讹诈咱们的，想效“日本亡朝鲜故技”。

　　伤了人，就说伤人的事，死了人，就说死人的事。我们又不是故意的，无非道个歉，赔个钱，怎么凭空多出了这么多要求。

　　如何交涉呢，老蒋用一句话做了概括，叫做“目无斗牛”。

　　我们不要眼光老是盯在蓉北两案上，觉得好像亏欠了他们什么似的，以至“自馁其气”。

　　日本人肯现在就谈蓉北两案的解决办法最好，如果不提，我们也就装成无所谓的样子。你得知道，他们的心思其实根本不在蓉北两案上。

　　老蒋的话听听很高明，可是张群担心这样一来，日本根本不愿意接受，从而导致“大局之恶化”。

　　他以“折冲之乏术”为由，提出辞呈，那意思，怎么“目无斗牛”法，我不会，你另请高明吧。

　　老蒋大笔一挥，辞职不准，得继续干下去。

　　张群没有办法。那就硬着头皮“目无”一下吧。

　　就在双方准备摊牌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中方意想不到的事件：汉口租界的一名日本警察吉冈廷二郎被暗杀。

　　真不让人省心啊。

　　得知消息，南京的留守要员们惊慌失措，都非常害怕在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川越等人会离京回国，从而导致日本出兵。

　　我们就让一步吧。

　　老蒋却始终不为所动。

　　到中日谈判代表再次会面时，张群不仅对日方的“8项要求”提都没提，反而还甩出了中方“5项要求”。

　　川越的脸腾地就红了。

　　什么意思，是你死了人还是我死了人。

　　随同川越一道出席谈判的须磨更是跳了起来：你们所提的这5项要求，究竟是希望，还是条件？

　　当然是条件。

　　张群说，你的8项和我的5项，得一起讨论，这样才谈得下去。

　　川越的火更大了，嘴里不停地小声嘀咕着：真不像话，真不像话（“此不成话”）。

　　他几次做出要拂袖而去的动作，意思就是让张群拦住他，然后跟着软下来，未曾料想张群却无动于衷，根本没有任何表示。

　　受不了了，这样没法谈。

　　川越伸出手，和张群握了握，然后就像中国古装戏中受了委屈的小生一样，头往后一甩，怒气冲冲地走掉了。

　　谈判不欢而散。

　　（705）

宝宝寒

　　倒霉的事总是接踵而至。

　　当天，上海虹口竟然又发生了日本水兵田港朝光被狙杀案，另有两名日本水兵受伤。

　　一系列日人被杀案的发生，显示出在日本一口气不歇的疯狂紧逼之下，中国民众的愤怒情绪已经难以抑制。

　　虹口案件发生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迅速出动，进入闸北。一时间，宁沪上方似乎只要点一根火柴，连空气都会燃烧爆炸。

　　当时有人甚至闻到了“九一八”前后那种特有的硝烟味，断言中日可能因此决裂，并爆发战争。

　　九一八，这是一个多么熟悉，又多么敏感的日子。在这一天里，一触即发的，不光有南方，还有北方。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8日，华北响起了枪声。一心要把29军赶出丰台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又开始使坏了。

　　这天下午，29军丰台营部的一个连在铁道附近演习，回来的路上迎面撞见日军一个中队。大家挤在一条街上，街道狭窄，并不能交叉而过。如果这些日本人是在国内，无论是不是军人，大概都会弯下腰，哈依哈依地礼让对方先行通过。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他们转而成兽，根本一点礼仪都不懂。

　　一个日军小队长带上两个骑兵，二话不说，竟然打马扬鞭，直冲中国连队的队列！

　　太欺负人了。29军士兵举起枪托，就给东洋马来了一下，死活不愿给对方让道。

　　这下犹如捅了马蜂窝。日军当时就翻了脸，不仅包围了中国军队，还把站出来交涉的连长给扣了起来。

　　在得知中日军队出现对峙后，步兵旅团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陆大第29期）认为机会来了，亲自带着一个大队赶了过来，并与中国军队交了火。

　　牟田口的对手是冯治安，后者闻报也一跃而起，派一个团跑步增援丰台守军。

　　该团到达后，一个营袭左翼，一个营攻右翼，左右包抄，里应外合，立刻将形势扭转过来。

　　牟田口一看，情况不妙，惟有下令将部队撤回原防区。

　　见丰台一带这么容易擦枪走火，还差点弄出第二个“九一八”，宋哲元固守丰台的心动摇了。

　　没等日本人再次提出抗议和要求，他自动将丰台驻军撤到了2公里以外。

　　北平的“九一八”是消停了，上海的“九一八”却极有可能立刻引爆。

　　老蒋人虽在广州，但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还“目无全牛”呢，面前的这头莽牛鼻孔里喷着粗气，连牛角都竖了起来，你还能装作视而不见吗？

　　他赶紧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要求从南到北，从北平到上海，再到武汉，都必须行动起来，“严密警戒”，随时准备投入抗战。

　　想想不放心，他又罕见地给各省将领每人都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这次日军可能要动真格的了（“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之决心”），快去看一下仓库里的弹药吧。

　　其时，老蒋已做好最坏的打算，因为他认为中方已到容忍极限。

　　如果日方仍然坚持把“8项条件”硬塞过来，而不许中方提任何条件，那就忍无可忍，无法再忍。

　　（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