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对傅作义奇袭百灵庙的意图，无论是田中还是德王，事前却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因为德王其时还没有公开举反旗，在他给傅作义的“挑战书”中，不还厚着脸皮说中央是“向着他的”吗？红格尔图之役，伪军是主动的，傅作义必然会发起反击，这一点他能预料得到。可是老傅还会一不作二不休，主动进攻伪军的“领地”，就有点始料不及了。

　　不过你要说百灵庙的伪蒙军完全没有警惕，倒也不尽然。

　　驻守百灵庙的是德王第1军的一个骑兵师（第7骑兵师），加他的一个直属骑兵部队，总共近3000人。不过担任各层次指挥的都是日本军官，计有四五十人之多。

　　一般来说，日本军官的军事素质比伪军总要高些。红格尔图的枪声，把商都的李守信都吓了一跳，日本军官及其情报机构自然也不会毫不设防。

　　傅作义想告诉对方的是，你们不要怕，我不会打百灵庙。

　　用行动，不用语言。

　　他先调了一个骑兵团出绥远首府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张旗鼓，说是去换防的。

　　如果要有重大的军事行动，人还嫌不够用呢，如何还能再调兵出去“换防”？

　　一个疑点被排除掉了，另一个疑点是归绥城剩下的部队在干什么。

　　反正不是冲着你们去的。

　　傅作义把部队每天带到城东30里地去搞“拉练”，早上出来，晚上回去，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日本指挥官们放心了，演习而已嘛。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2日晨，留在归绥的晋绥军像往常一样，登上汽车，分多路纵队出了城。

　　不过方向不是往城东，而是往城西。不是演习，而是玩真的——突袭百灵庙。

　　这套程式，当年关东军在“九一八”前后曾经用过多次，如今要回报到他们训练出的伪军身上来了。

　　不过百灵庙不同于红格尔图，后者我是主，我守他攻，而前者却是我为客，我攻他守，再加上百灵庙一带“环滁皆山也”，攻也不是那么好攻的。一旦僵持不下，对方援兵赶到， 形势就会急转直下。

　　因此，傅作义对此战就一个要求：快（“最速疾动作，敏快手段”） ！

　　知道归绥离百灵庙有多远吗，足足300多里地呢，就算骑着马，一两天也跑不下来。

　　可是傅作义早已不用马了，他用红格尔图一战中已牛刀小试的“汽车坦克”，后面这玩意跑起来比马还利索，而且中途根本不用休息。

　　晚上8点，担任中央纵队的一个步兵团首先到达百灵庙。可是出现了一个意外。

　　下了车后冰天雪地，四顾茫茫，抬头望天，阴云密布，连星星都看不见。

　　草原上最怕就是摸不着方向，这下可好，连确定方位的座标都没有。

　　（717）

[ 本帖最后由 宝宝寒 于 2012-5-2 22:46 编辑 ]

宝宝寒

　　幸好还有一个“草原之宝”可以认。

　　这个宝贝就是牛粪。内蒙草原上，无煤无树无电，只有靠干牛粪来燃烧，所以有干牛粪处必有人家，而且多为人家集中之处。

　　步兵团找到位置，集中就没有问题了。

　　10点，从各个方向赶到的部队全部到达预定地点。

　　12点，天空出现了信号弹，百灵庙四围开始热闹了。

　　这个草原之夜，没有琴声，只有枪声和喊杀之声。狂沙，关山，边角，大风，只听弓弦崩响处，万马（车）奔腾。

　　凌晨1点，攻击全面铺开。未几，外围山头被尽数占领。

　　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日本军官们指挥着伪蒙军，依托营垒和工事竭力抵抗。感觉挡不住时，甚至把庙里的喇嘛都赶出来参战。

　　晋绥军一连组织七次冲锋，打到早上7点，均无法突入百灵庙。其时，天已经快亮了。

　　对进攻部队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对手的援军随时会到来，己方将转入劣势和险境。

　　不行，一定要尽快结束战斗。

　　百灵庙之战，孙兰峰还只是副指挥，总指挥另有其人，也姓孙，叫长胜，这位是靠骑兵起家的。

　　长胜长胜，名字吉利，眼见得要一战成名了。

　　整体无法突破，那就选一个点。

　　孙长胜看中了东南山口。

　　他命令把大炮集中起来，都推到东南高地上，对伪军进行摧毁式打击——你们就闭着眼睛朝他们的阵地上轰，把炮弹轰完为止！

　　眼看轰得差不多了，马上组织“汽车坦克”群从山口往百灵庙冲。

　　这种一口气不歇的“组合拳”，果然把伪军给打懵了。当官的见势不妙，坐上汽车就开溜。没了指挥官，一帮伪军如同无头苍蝇，哪里还有招架之功，就想着往哪里逃了。

　　东南火力猛，往东北跑吧。

　　两个小时之后，晋绥军完全占领百灵庙。

　　与红格尔图一样，百灵庙一役仍然胜在“闪击”二字。继王英之后，德王的精锐主力也一蹶不振了，20多名日本军官大部分都没逃掉，均被生擒活捉。

　　百灵庙大捷影响深远。

　　先前我们一直不出手，一直在忍耐，可是还要忍多久？已经没有人能忍得下去了。

　　突然有一天，一个草原英雄，一个寂寞高手突然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他俯仰天地，挽弓射雕。我们终于出手了！

　　全国上下久被日人压迫之气得到极大宣泄，那情形如同是今天的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到霍元甲、陈真、叶问们跳上比武擂台，痛扁那些张狂的东瀛武士。

　　这一战对日本的“对华北工作”，特别是“内蒙”工作确实是一个沉重打击。百灵庙既失，等于拔掉了日伪军安插在绥北的一颗钉子，其向西延伸的侵略线被拦腰斩断。

　　战役结束的当天，老蒋十分兴奋，当即就发了电报，把挑事的责任都归到德王身上，然后劈头盖脸一通臭骂，说这位王爷“轻启战祸”，所以该着倒霉——现在知道了，真要打仗，你哪是人家老傅的对手啊。

　　至于百灵庙，那是绥远的地方，兄弟你早就该背上铺盖卷滚蛋了（“应遵前令，一律迁出”）。

　　（718）

宝宝寒

　　德王吃了亏不敢多响，只好找关东军帮他说话。

　　这时的关东军司令官为“一二八”会战时的“陆军长老”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是转正后的板垣征四郎少将，一老一少也被傅作义的这几下子给弄懵了：没想到绥军出手这么快，没想到伪军这么不经打。

　　他们赶紧安抚德王，发表声明，说关东军对伪蒙军有“极大之关心”，现在弄到这步田地，我们一定会站出来帮小弟一把，“采取适当之处置”的。

　　南京外交部第二天就答复了，口气从未有过的强硬：打伪军没商量，不管背景如何，“自应予以痛剿”，因为这是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潜台词是你吓不倒我。

　　实际上当时关东军不光是吓，确实有过直接上阵，舞刀弄枪的意思。但是关东军要出兵入关，就必须请调令，而后者在参谋本部那里通不过。

　　石原当时虽只是一个小小的课长，可人家指导的是战争，告诉日本人应该怎么打仗。这位“天才”刚刚提出一个“先北后南论”，在陆军高层内部十分走红，大家正在学习贯彻兼领会精神呢。

　　关东军嚷嚷着要出兵，参谋本部的这些人把石原的文件拿来一对照，摇摇头，还是先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看到关东军没有动静，老蒋来劲了。

　　此时汤恩伯第13军已到达绥远，空军也做了出战准备，按初步预计，至少可投入70架战斗机赴援。

　　傅作义如此快就解围红格尔图，收复百灵庙，再加上中央军的地空协同，商都、张北焉有不克之理。

　　可是阎锡山的头脑却不像他那样发热。

　　绥军进攻百灵庙，关东军或可坐视，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属于绥远的。但商都和张北却不同，那是宋哲元和土肥原签“秦土协定”后划定的“非武装区”，一旦进入，牵涉面太大，甚至关系到整个华北“非武装区”的界定，到时关东军还能放任不管吗？风险实在太大了。

　　徐永昌也认为，日本是为了要对苏备战，所以才尽可能避免和我们直接交锋。本来苦心竭虑要避战的是我们，难道现在还要主动拉着日本打架不成。

　　老阎说不动，伪军却不肯善罢甘休。

　　百灵庙一溃如斯，等于是在田中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多年经营付诸东流。他得把局面给扳回来呀。

　　李守信要防守商都，德王不会打，王英打伤了，田中就把“大汉义军”的副司令雷中田给叫过来，让后者以距百灵庙70里的大庙子（锡拉木伦庙）为基地，把德王和王英的残部集中起来，对百灵庙发动反攻。

　　在动手之前，田中玩了一个花招，那就是让王英指挥2千骑兵，从商都以北绕出，摆了一个pose，意思是要声东击西。

　　太小儿科，傅作义一眼就看穿了。

　　你不就想分我的兵吗，我分。

　　不过不是往商都去的，而是奔着大庙子以南的乌兰花而来，统兵将领即为百灵庙立下殊勋的孙长胜。

　　（719）

宝宝寒

　　孙长胜一出动，对大庙子就构成了直接威胁，田中不得不让王英的部队驰援乌兰花，同时大庙子的伪军也得想办法挪个窝了。挪哪去呢？百灵庙呀，不正好要“反攻”吗。

　　可还不能全挪，得留下部队防着孙长胜从后面夹击。本来要集中兵力进行“反攻”的，商议下来，只得留下“大汉义军”，让雷中田带着从百灵庙逃回来的骑兵第7师残部，去完成这个明显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田中本来要分傅作义的兵，结果却分了自己的兵，就此便一发不可收拾，落入了后者“将敌遮断，各个击破”的连环计。

　　这雷中田早年是西北军的小喽罗，还加入过抗日同盟军，没搞出什么名堂，就到“大汉义军”里来混了。人马少，他也不太敢马上就向百灵庙发动反扑。

　　胆小就得诱他。

　　傅作义仅安排孙兰峰领一个团居于百灵庙，其余大部队或后撤，或伏于周围。

　　雷中田一看，百灵庙空虚，果然就带着骑7师过来了。

　　甫一接仗，孙兰峰有模有样地打了一阵，然后退却。雷中田高兴了，哪里走，拿命来。

　　把性命交上去的是他自己。傅作义迅即出手，雷中田惊讶地看到，对手一下子从小股变成大股，自四面八方涌来。

　　噼里叭拉一阵乱打，骑7师再次折了腰不算，雷中田自己都挨了子弹，一不留神把小命都给送掉了。

　　像当初败走百灵庙一样，剩下的人马回头就逃，又钻进了大庙子。

　　德王一见傻了眼，照这个样子打下去，自己的老本岂不是要折得一个不剩了吗？

　　这时候他做了一件挺不“仗义”的事，把骑7师主力调往布拉图庙，只留了少数兵力在大庙子防守。

　　王英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德王知道大庙子已成绥军的攻击目标，想让“大汉义军”给他做挡箭牌，以免最后的那点本钱一道被“损失”掉。

　　王英也不是一个善人，当下就不干了：好哇，一个红格尔图，我不是也赔了本钱进去，大难临头，怎么就你知道保存实力。

　　他马上去找了日本顾问。

　　看见德王部队那顾头不顾腚的衰样，日本顾问也是“恨铁不成钢”。

　　我们花这么多力气培养你，怎么能如此不争气。

　　王英说要把原来骑7师在大庙子的岗哨和警卫全都撤下来：索性不要这帮鸟人防了，我们自己来吧。

　　日本顾问点头同意。

　　正合傅作义之意。

　　在开战前，傅作义就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对大庙子的伪军进行策反。而这次替换上来的伪军正好就是策反成功的那一批。

　　一共两个人，都是王英手下的旅长，一个叫金宪章，一个叫石玉山。

　　当初，这两哥们既然肯顶着汉奸的恶名参加伪军，自然都是奔着升官发财来的，可是眼瞅着傅作义太猛，在他面前除了碰得鼻青脸肿，一点出头的机会都没有。

　　人生在世，要么出名，要么发财，结果辛苦了半天，这两样都没落着，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岂不冤杀个人。

　　此地不宜留，更投佳处去。

　　现在王英给他们机会换岗，天赐良机，不正好吗。

　　傅作义给予重赏。不过他说接洽投降这事还得按江湖规矩办。

　　（720）

宝宝寒

　　什么叫江湖规矩？

　　《水浒传》里说得很明白，要入伙，得交“投名状”。不弄几颗日本人的人头过来，我怎么知道你们是真情还是假意。

　　有了内应，傅作义攻取大庙子的信心更足了。

　　作战之法，仍是出敌不意，长途奔袭。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4日，他再授孙长胜以前敌总指挥之职，令其率“汽车坦克”队直奔大庙子。

　　前两次都只须一天半天的路程，这次却用了3天。

　　不是汽车没油，主要是经过百灵庙之役后，日本人再也不敢忽视绥军，已经派出飞机助阵，所以“汽车坦克”不敢白天走，只能利用晚上行军。

　　等到接近大庙子时，有人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来人是金宪章的参谋长。鬼子脑袋还没能割了拿来，但他带来了“免费赠品”——大庙子内部情况以及一张军用地图。

　　问：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慢？

　　孙长胜指指天上，怕日机轰炸。

　　那参谋长告诉孙长胜一个办法，实际上是大庙子伪军与日机的联络信号：你们用白布在地上铺一个“井”字，鬼子就不会投炸弹了。

　　这法子好，孙长胜大喜过望。

　　“参谋长”交待完就回去准备“投名状”了。

　　没了天上的顾虑，绥军在地面自然打得放心多了。孙长胜一声令下，向大庙子发起进攻。

　　负责外围阵地防守的是石玉山，他闭着眼朝天乱放了几枪，就带着人马投了过来。有的伪军部队甚至都等不及去联系接洽的人回来，自己就在阵前宣布反正了。

　　伪军打仗，后面都有日本人给看着。日本顾问气得七窍生烟，这也太过分了吧，由此，他对“大汉义军”的“忠诚”起了怀疑，连带就捎上了负责在内线阵地防守的金宪章。

　　要是姓金的“良心”也坏了，那还了得。

　　他赶紧通知骑兵第7师，要来个先发制人，抢先把金宪章给收拾掉。

　　金宪章自从准备反正后，比谁都紧张，就怕被日本人发觉，没砍掉对方脑壳，自个脑壳倒先掉了，所以日日夜夜派人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见日本人要动手，情急之下，也顾不得什么时机不时机了，立刻分兵两路，一路去杀日本顾问，一路去袭击骑兵第7师。

　　这次弟，都是有你无我，留你的脑袋就不能留我的脑袋。举着刀的反正部队眼睛都红了，首先冲入营帐，把27个日本人全砍翻在地，接着又与绥军里应外合，把骑7师的2千伪军骑兵都给灭了个精光。

　　王英虽然在红格尔图已经吃过亏，但那还不能算他的主力精锐。他手下最拿得出的就是金石两个旅，手中的武器都是日本人给的好枪好炮。现在连这两个旅都反了正，“大汉义军”就走到末路了。

　　王英眼见大势已去，只得带着残兵败将往张北逃。

　　张北有他的日本主子，可这时候气急败坏的主子已经变了脸：27个顾问，不是被傅作义抓住的，竟然是被一手“栽赔”的伪军给砍掉的，太让人上火了。

　　二话不说，缴械。枪给你们也只会当擀面杖使。

　　（721）

宝宝寒

　　在汉奸这个行当几进几出的“民国吕布”石友三曾有一句名言：不知道的都以为汉奸好当，你进去就知道了，不容易！

　　王英是个老混混，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再一看日本人的脸都黑了下来，知道这里没法呆了，只好孤身一人到天津做他的寓公去了。

　　在红格尔图未被围困之前，受阎锡山的影响，老蒋对绥远战役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一点谨慎的态度，让傅作义打到绥远边境即止。

　　等到红格尔图即将解围，百灵庙之战就要打响，他就不这么想了，脑子里已在盘算收复张北。

　　再到百灵庙和大庙子都被先后拿下，老蒋完全不把伪蒙军放在眼里了。

　　这时候，“塞外英雄”傅作义也是意气风发，提出要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商都和张北全部收复过来再说。

　　老蒋对傅作义的意见自然是大力支持，同时指示阎锡山，继续进攻商都。

　　老阎却主张适可而止。

　　见山西方面按兵不动，老蒋急了，赶紧派陈诚再赴太原，催促阎傅“最好能于三日內占领”商都。

　　老阎被逼得没办法，当天晚上就开会讨论。

　　一开会，果然没有一个赞成继续打下去的，并让陈诚去电劝老蒋稍安勿躁，“从长计议”。

　　陈诚是干什么来的，当然不愿意。

　　说你们山西人胆小，还真没说错。

　　老阎怒了。胆小就胆小，反正我不会让傅作义去打商都。

　　陈诚不肯发电报，老阎就自己写，把老蒋的命令捡起来，上面批了一个字“不”，然后扔到门外面去了。

　　这时候，蒋阎傅的态度又回到了绥远战役之前。

　　蒋傅仍然认为关东军的威胁只会停留在口头上，并不会动真格的，现阶段打了胜仗，正是穷追猛打，一劳永逸的大好时机。

　　阎徐等人则说国防建设未准备好，惹急了日本人，可能过早引起中日间的正式战争，到时不仅绥远无着，连山西都悬了。

　　几个谋划者之间，既有各自的利益考量，也确有对时局的不同研判。站在其时其境，要说谁一定对，一定错，还真的很难界定。

　　事已至此，老蒋颇有无可奈何之感，毕竟晋绥这里当家的是人老阎，在硬性催促、软性激将都无效的情况下，只能把主导权还给对方。

　　正好此时有情报递过来，说东北军因援绥抗日的请求得不到批准，导致内部不稳，“剿共”不力，老蒋便同意“对倭缓和进行交涉”，自己转赴西安召集军事会议。

　　虽然绥远战役并未如老蒋想像中那样“把革命进行到底”，但也已足以让他吐出胸中一口闷气了。

　　在这场可以说是对日示威的战役前后，老蒋已先后失去两员重臣。

　　（722）

宝宝寒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武汉被剌身亡。

　　死时他还有一口气，支撑着对身边的人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了，我的生命是跟国家连在一起的，这样死了没有什么遗憾。如果说还有不甘心的，那就是国家正处内忧外患之中，我没法为之尽力了（“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

　　这位被外界称为国民党中“当代卧龙”的旷世奇才，早年即志向远大，但真正能一展其生平所学，还是在得到老蒋赏识后才开始的。十年之中，他帮助老蒋南征北伐，从“削藩策”，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到经略大西南，在内政外交上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可以说很对得起自己的“主公”，是“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的另一种典型。乃至于他的死，也很有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意味。

　　杨永泰被剌的理由，却是因为他“亲日”。

　　当时他的身份是湖北省主席，任期内，武汉也曾发生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杨永泰很担心此举会像成都、北海事件那样，引起日方的借机勒索，因此在游行结束后，他本人即亲赴汉口日本总领事馆进行道歉，未料由此就被民间列入了“汉奸”和必杀名单。

　　当然，这份名单很长，不止他一个，比如黄郛、张群、唐有壬，反正只要你跟日本人打交道，哪怕是说话稍微软一点，一个都逃不掉。

　　遥想当年杨永泰还未见到老蒋时，黄郛曾多次在自己的义弟面前提及并举荐之，称其为海内奇才。到杨永泰被剌前后，黄郛却也已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了。

　　严格地说，黄郛并只不是老蒋的臣，更是兄，是友。

　　他患的是肝癌。主政华北的那段不堪经历以及随后社会上的种种非议，彻底击垮了这个和杨永泰一样腹有韬略的政治家。

　　当时的中国，手术台上的疑难杂症，一般都要请日本医生来操作。不需要他自己开口，日本大使馆几次主动上门推荐，说我们派最好的医生来帮你治。

　　黄郛摇摇头，拒之门外。

　　他这一生，可以说几乎所有屈辱都拜日本人所赐，一直到病入膏肓，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上面写着的，不是“亲日派”，就是“卖国贼”。

　　在性命悬于一刻之时，他宁死也不愿意登上对方提供的小船，哪怕凭借这条小船，有可能顺顺当当地坐到大船上去。

　　脚下是波涛如怒的大海，前面只有一块摇摇欲坠的木板，他不是不明白，以自己的状况，已经难以独自走到彼岸，但他认了。

　　生命早已在倒计时，名誉也早已毁尽，剩下的只有对那个不可理喻的倭夷之国的满腔愤恨以及对国事的忧虑。

　　有一天，有一个人到医院里来看他。

　　看到这个人，黄郛忽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以致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723）

宝宝寒

　　没有人知道一惯稳重的他为什么会如此失态。只有守候在身边的那个聪明女子懂得丈夫的心思。

　　因为来访的是何应钦，此时又正值两广事变爆发。

　　看到何应钦来访，想到的是北方：他们一起共事，在华北整整抵御日本两年，可是现在中央势力却已无法立足，不得不心惊胆战地看29军在那里独自玩平衡木。

　　两广事变乍起，想到的又是南方：外患未止，内忧不断，仍然是四分五裂，仍然可能是一盘散沙，仍然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有尽头。

　　难道我们曾经做出的所有努力，蒙受的所有屈辱都要付之于东流了吗？

　　真是凄凉心境，堪向谁诉。

　　沈亦云走出门去，偷偷地给老蒋发了份电报，示意对方：你义兄心里还是放不下国事，你安慰安慰他吧。

　　凭良心说，老蒋不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让义兄替自己“跳火坑”，甚至有时也加以指责或利用，亦是内外压力逼迫下的无奈之举，内心里，他对黄郛“为国劳瘁，苦心匡救”，以致累垮，是存有很深的感激和歉疚之情的。在黄郛住院期间，虽然日理万计，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但还是经常会发电报来探问病情。

　　接到电报后，他立即复电一封，让沈亦云转告黄郛：两广那边的事情我已经摆平了，“桂事粗定，国事渐趋光明”，你不要担心，还是安心养病，赶快恢复健康要紧。

　　等老蒋从广州回来，又专程去上海的医院看望黄郛。这一回，他把对方最关心的事告诉了义兄：抗战准备已经过半，再等个几年就可以全部就绪了。你个人所受的那些屈辱，国家都将得到回报。

　　老蒋一走，黄郛就对沈亦云说：要真是这样，我纵然死也值了（“果能如此，死且无憾”）。

　　没过多久，即撒手西去。

　　老蒋深为痛惜，亲自发布褒扬令，极尽哀荣。九年后，抗战胜利，老蒋不再介意披露当年的一些隐情，又再次明令褒奖，称赞黄郛作为文臣，其功绩堪比战将（“樽俎折冲，功同疆场”）。

　　杨永泰和黄郛，一臣一友，皆为蒋之股肱，他们一个曾苦心经营西南后方，一个曾舍命维持华北前线，做的都是跟抗战有关的事，身前身后袭来的滚滚骂名却都跟“亲日”和“卖国”有关。

　　真是让人憋气啊。

　　一个绥远战役，终于让一直潜在水下的老蒋探出脑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心里这个舒坦。

　　让他觉得爽的事还不止这个。

　　老蒋当初之所以对策动绥远战役那么积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趁着日本对苏联进行备战，一时无暇分身的机会，以自己的“敢于牺牲”来吓退日本人的“不敢牺牲”，从而在中日南京谈判上达到“以战迫和”的目的。

　　张群与川越谈判前后达8次之多，前7次，日本人谈的内容竟然都跟蓉北两案没有直接关系，摆明就是来讹咱们的。

　　前7次谈判结束，老蒋干脆不谈了，跑绥远去干了一家伙。这么一干，把谈判桌上日本人的各种非分想法都给干没了。

　　（724）

宝宝寒

　　到进行第8次谈判，连川越自己都觉得谈不下去了。因为张群根本就不吃他那一套，还把“绥远事件”拿出来作为反击利器。
　
  　本来我们是准备“调整邦交”的，可是你知道，“绥远事件”发生了，我们为此很不爽，所以就“调整”不了了。

　　言下之意，快把你那些不知所云的条件收回去吧。

　　人家把话都已经讲得这么明了，知趣的就该赶快闭嘴闪人。川越是日本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知情识趣。他索性把前7次谈判中的日本提出的要求汇编成册，做成一份备忘录，当面读给张群听，准备强塞给他。

　　张群一听，什么玩意。

　　里面大部分都是你们的条件，有好多甚至我听都听见过，这东西我怎么能接受呢。

　　不管对方接不接受，川越就把“备忘录”往桌上一扔，走了。

　　这算什么，硬来啊。

　　张群火透，马上又让人送还日本使馆。

　　日本人赖皮起来，有时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第二天，他们竟然又由须磨将“备忘录”送还了南京外交部。

　　蒋介石得知后，也觉得啼笑皆非，说日本人的“此种卑劣伎俩，诚为世界外交上所罕见”。

　　他向张群发出电令，要后者发表声明，将“备忘录”再退回去，同时火速起草正式公函，抢在川越前面公布交涉经过，以免让日本人混水摸鱼，弄假成真。

　　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以前何应钦不过是写了张便条，就给抓住不放，到现在还喋喋不休哩。

　　声明和公函一出来，川越脸皮就是再厚也挺不住了，没两天就打道回府，离开了南京。

　　西瓜没了，日本人却还没忘记要捡原来的芝麻。

　　川越一走，就换了须磨：啥也不说了，咱们还是来谈谈蓉北两案你们该赔多少钱吧。

　　全国交涉终于变成了地方案件。

　　对嘛，早该如此。

　　跟须磨谈的，换成了高宗武，由两个人在下面讨价还价。

　　由于是日方主动让步，即如蓉北两案的赔偿，须磨亦不敢再漫天要价，一律丁是丁，卯是卯，该多少就多少。

　　最后弄了一份赔偿清单，就等双方大使签字了。

　　忽然须磨打来电话，说他要过来一趟，因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商量。

　　高宗武心里一震，别是日本人又弄了什么“事件”，插进来好敲诈我们吧。

　　只好让他过来再说。

　　一见面，须磨却表现出了与先前谈判截然不同的“诚恳”和“谦卑”，连说话的口气和动作都恭恭敬敬：有件事要拜托阁下帮忙。

　　帮什么忙呢？

　　赔偿清单里，我忘了写一个照相机的价格，能不能现在加进去？

　　高宗武听了差点喷饭。

　　这就是你急匆匆要来办的大事？！

　　须磨很认真地点点头：是啊是啊。

　　真服了这些日本人，逗逗他。

　　高宗武也一本正经地说：不能加。我们的换文都写好了，绝不能开此恶例。

　　须磨急了。

　　（725）

宝宝寒

　　只要把换文重新打印一下就可以了，打印费花不了几个钱，300块就够了。

　　听那意思，他还不肯出这300块钱，要中方帮他出。

　　高宗武的脸扳了下来：别说“就”300块，哪怕3块或者3分，我也不能加。

　　须磨可怜巴巴地望着对方：难道这个你也不肯帮忙吗？

　　高宗武笑了。

　　从和日本人打交道到现在，他大概还是头一回这么轻松过，可以用睥睨和不屑的目光打量着对手。

　　还没耍够，再捉弄他一下。

　　高宗武一板一眼地对须磨说：重新印换文也不是不可以，但我们得先区分一下双方的责任问题。呶，照相机的价格是你自己忘记写上去的，责任在你，自然那300块钱也应该由你来掏腰包。

　　一说到要他掏钱，须磨立马慌了，看样子急得当场落泪都有可能。

　　高宗武见此情景，话锋一转：好了好了，看你也不想掏，我帮你付吧，谁叫咱们也算朋友呢。不过这是我个人掏的钱，属于私下交情。

　　须磨如遇救星，立刻站起来，向高宗武表示感谢。

　　高宗武摆了摆手：你听我说完，既然是友情赞助，第一，你明天不能再说还有什么忘记要让我加的，第二，300块钱不能出现在任何正式公文上。

　　须磨满口答应，还拉住高宗武的手，用力猛摇了几下，并且说：这四个月的谈判，就数现在这一刻最满意最美妙最痛快了。

　　说完，马上就自动消失掉了。

　　日本人就是如此：没有大便宜可占，占点小便宜也是好的。不过这也显示出在南京谈判中，日方实在是没捞到什么油水。

　　老蒋以硬对硬的恫吓策略成功了，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尽管只是暂时。

　　在给张群发去那份退还“备忘录”的电令时，老蒋已人在西安。当时他无论如何不会意识到，此次西安之行将可能是一次买不到归程票的时光旅行。

　　东北军和第17路军做好了请君入瓮的准备。

　　在福建事变发生后，虽然各诸侯碍于形势发展和切身利益，都未敢公开支持19路军和福建政府，但他们和老蒋“合纵”与反“合纵”的暗斗却始终未有停止，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表明态度的张学良就成了一块大家争抢的香饽饽。

　　在诸侯们看来，东北军和他们的处境相同，都是“被压迫者”，反抗老蒋这个“压迫者”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在老蒋看来，张学良却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开表露过反意的诸侯，堪称“拥护中央”的“模范”。闽变一起，更让他感到“张模范”的可贵之处。

　　大家都排着队欢迎少帅回来，自无不归之理。

　　张学良刚到上海，马上就有说客登门了。

　　说客是广东的胡汉民派来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携起手来共同反蒋。

　　张学良并不笨，他马上就从中掂出来了自己的份量，因此回答的话也就极具技术含量：我会跟你们两广一起反蒋的，不过现在只有仍与蒋汪敷衍，免遭其猜忌，才能为将来“北方之主动”争取机会。

　　此时张学良的所谓“反蒋”，倒真是对胡汉民的敷衍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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