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胡汉民们能够“合纵”，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稳固地盘，进可攻，退可守，而东北军此时的处境却是虽在北方，但原有地盘已大多丧失，无所依托，一下子从“主军”沦为了“客军”。

　　显然，张学良此时的生存之道，不是参加“合纵”，而是进行“连横”，即依托老蒋这个“强秦”，重新举着抗日大旗杀回东北老家去。如此，“客军”才有转正成为“主军”的希望和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跟着老蒋做“忠臣”，就成了张学良的必然选择。

　　蒋张会晤，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再回国内，我不想再带兵了，给你当侍从室主任吧。

　　老蒋笑了。

　　大家知根知底，谁不知道谁啊，这话的前半段是假的，后半段也是假的，但听着就是让人打心眼里感到舒服。

　　于是鼓励一下：出国前，你没有干好，国民对你不满意，你这次回来后要好好干。

　　张学良脱口而出：我听你的话，你认为什么活最难，就交给我干吧。

　　这么有觉悟，是老蒋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什么活最难，当然是“剿共”。

　　张学良一口应承下来。

　　随后，老蒋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剿共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老蒋，也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张副司令”向东北军下令，除万福麟第53军仍留河北外，其余部队全部南下，进入大别山“剿共”。

　　曾有过去的部下劝他三思而后行，张学良答复：你主张抗日，可我现在不能抗；你主张不要“剿共”，而我现在不能不剿。

　　南下其实正是三思后行的结果。

　　对红军的实力，张学良原本只有耳闻，并未目睹。东北军内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打日本不行，打红军没有问题。

　　的确，这时候的红军在实力上确已今非昔比，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多。经过大别山的轮番苦斗，红25军被迫长征。

　　东北军和中央军一起追到了陕北。

　　从这个时候起，东北军的噩运就开始了。

　　红军毕竟不是一般的部队，到陕北后，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几路红军会合，尽管面临的困难仍有增无减，但他们已无退路，其战略战术和超强士气是东北军无法比拟的。

　　最惨的一次，东北军整整一个师遭到伏击，从师长、参谋长一直到班排士兵，没几个人跑掉，光被俘就有3000多人。到后来，东北军几乎就成了人家的运输队，红军从中缴获的武器装备，仅轻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

　　一时之间，东北军内怨言四起，觉得与红军这样抵死拼杀，一点都不值：本来想依靠老蒋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没想到却被反过来利用了一把。说不定抗战还没开始，东北军就已经在内战中打得一个不剩了。

　　及时改弦更张，对东北军将士来说几乎是本能反应——“在关内打红军，不如出关打日本，死了也是英雄”。

　　于是，早在红军东渡黄河，与晋军和中央军杀得难分难解之时，东北军就已与红军达成了秘密停战并互助的协定。

　　而在当时，主动要求和红军联合，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其实远非东北军一家，而几乎是所有地方军头的不二之选。

　　（727）

宝宝寒

　　以陕西为地盘的杨虎城不用说了，与张学良那是难兄难弟，到两广事变爆发时，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都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抗日协定，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张杨与红军合作，只不过是在“合纵”的名单上多添了两个人而已。

　　老蒋公开场合和红军兵戎相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背地里却也早早就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进行谈判，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的仍是中原大战前后那套“削藩策”。

　　当然，对于诸侯们而言，这都是权宜之计。等到老蒋摆平两广事变，众人又是一哄而散，没人再敢到黄土高原上来和红军合唱信天游了。

　　你们都可以散，张杨不能，一个成天想杀回故里，一个志在经略西北，如果不跟红军合作，二者皆看不到任何前途。

　　对这些情况，老蒋不是不知道。

　　两广事变发生前后，明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暗有蓝衣社，都不断有情报上达南京，说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不是光跟红军联系的问题，而是内部都快“赤化”了。

　　矛盾激化的时候，陕西省党部甚至冲进东北军军营，从中抓了几个“共党嫌疑犯”。少帅闻讯后大怒，立即派兵对陕西省党部进行反搜查，又将人领了回去。由此，两边结下深怨。

　　张学良为此向老蒋“请罪”，请后者给以“处分”。

　　在国民党内，所谓“请罪”、“自求处分”云云，多是做给人看的场面功夫，实际根本不可能。老蒋当时挥挥手就过去了，但心中的不快是免不了的。

　　其实更不快的是少帅。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老蒋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连冯玉祥都排到他前面去了。

　　如果说笼络冯阎李这些中原大战时的老对手，只是老蒋为了谋局而不得不为之的话，张学良看在眼里却委实不是个滋味。

　　他怎么可能被排在冯阎李之后呢。

　　没有东北易帜，国民党的二次北伐能算是成功吗，能统一全国然后自居为“中央”吗？

　　烽火中东路，就听了你老蒋的话，独自跟苏联作战，最后几乎把黑龙江军的精锐都给打完了，试问地方诸侯谁能做到。

　　中原大战，又是我，在你最需要援兵的时候，及时出现，并扮演终结者角色，把冯阎赶下了台，由此成全了你，却成了各路诸侯眼中的异类。

　　长城抗战，如果没有东北军在长城内外苦苦支撑，大家接得上来吗，华北岂止是维持，怕是早就归日本人了，哪轮得着宋哲元这些人上台唱戏。

　　等到我再次回国，你让我到东就到东，到西就到西。先是到鄂豫皖，在大别山和红25军缠斗，直至迫使后者长征，然后又跟到“苦寒之地”的陕西，和中央红军打。

　　你说，地方军队里面，谁肯这样给“中央”卖命，只有东北军！

　　可谁能想到，自己出了这么大的力，结果却被抛得越来越远，位子竟然排到那些中央的“世仇”后面去了。

　　对内，蒋张之间的关系，虽然表面上仍远胜于一般君臣，其实内心早已生出芥蒂。

　　对外，更是快到撕破脸的程度了。

　　（728）

宝宝寒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亡，足以令东北军上下刻骨铭心，因为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一连串霉运，直至浪迹天涯，无处可依。

　　想当初，前倚东北，后据华北，曾是何等的风光，哪个地方派系和势力有过如此富足和强盛，那是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枪有枪，又有谁料想过会沦落到如今这步凄惨的境地。

　　与此同时，在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致损兵折将，徒劳无功之时，宋哲元却以华北御日为口号，取前者而代之，成为河北平津的新主人。

　　差距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打的是内战，他们喊的却是抗战。

　　驱逐倭奴，打回老家，这既是东北军上下的真实愿望，也是一条从现实中突围，改变自身地位和处境的必然道路。

　　可这个愿望在现实中却屡屡碰壁，因为老蒋不让他们参与抗战。

　　绥远战火一起，东北军将士闻风而动，以为机会到了，抗倭之责非我莫属。然而他们最后发现，东北军始终未被列入绥远战役的作战序列，他们的任务仍然是呆在陕北进行“剿共”。更让人感到“大丢脸面”的是，在第一期国防计划中，东北军竟然只能充当预备队的角色。

　　除了愤怒，还有羞辱。

　　站在老蒋的角度，如此安排却也有他的考虑。

　　长城抗战，东北军人多归多，论战力，却几乎排在所有参战部队的末尾，而且由奉军时代沿袭而来的军纪一直很差，甚为人所诟病。这是从军事着眼。

　　若以政略论，关东军最见不得张学良和东北军，其时如把他们摆到绥远一线，无疑是在剌激关东军，须冒与日本关系完全破裂，全面作战的风险。

　　由于后面的原因，使老蒋在东北军的使用问题上十分小心，不愿轻易把东北军放入华北察绥，情愿让他们在陕北跟中央军一起“剿共”，而又正是这个做法，使东北军与老蒋的矛盾更加激化。

　　与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危机感更强。此时中央军已大批进入陕境，说是说“剿共”，谁知道是不是冲着我来的。

　　要了解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云贵川的遭遇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直以来，国民党官方对一个历史细节都隐而不言，那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什么会“出走”得那么顺利。

　　其时老蒋几乎倾全力以至，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红军战斗力又大不如前，要想彻底“剿灭”红军，似乎并不像后人想像的那么困难。

　　作为桂系军人中的战略高手，李宗仁当时就疑窦丛生，认为老蒋有故意“放水”的嫌疑。

　　在他看来，不是施行碉堡作战吗，四周围都筑起碉堡，重重围困，怎么可能会突然留有“口子”呢？

　　就算开“口子”，也得开东边的“口子”，也就是把缺口朝向福建广东两省——一直往东，尽为大海，可“立驱”红军于绝境。要知道，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潮汕遭到失败的。

　　“成功经验”都是现成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故意的又是什么。

　　（729）

宝宝寒

　　据李宗仁说，红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来可以“超越追击”，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从水陆两路截击红军的，可是老蒋却屯兵湘北，坐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红军继续西进入桂。

　　红军要进广西，李白就要了命，所幸红军志不在此，他们往贵州去了。在李宗仁看来，这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让红军入黔。因为贵州那一带地势险要，只须破坏大路，留下小道，由黔军和中央军来个前后夹击，也必能置其于死地。

　　可是老蒋偏偏不这样做，仍然采取那种“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就跟商量好一样，几乎是只手把红军给“送”入了贵州。

　　说老蒋是战略战术失当的“蠢”，李宗仁决不会同意。他认为，这是某人“别有怀抱”，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另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以便一点点占领共军离去后留下的地盘。

　　不愧是多年的老对手，彼此肚子里的算盘摸得真是丝丝入扣。很多年后，蒋纬国在一本书上完全证实了李宗仁的这一猜测：他老爸当年确实是想用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来赚云贵川的地方军头，以便完成国防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抗战中的战略大后方。

　　既是“赚”，那就不能打，老蒋此举高明就高明在，由于受到红军威胁，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西南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老蒋趁机渗透进去，从此就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了。

　　不动声色之间，连赚西南三省，此又为老蒋“首席谋士”杨永泰所献之计。对这位被称为蒋之诸葛凤雏的杨某人，可以说没一个诸侯不恨之入骨的。

　　杨虎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事实上，老蒋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有过通盘考虑。他清楚，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是守不住的，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是要把南北都包括进去的。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

　　在所谓的核心名单中，川贵已有把握，剩下的就是陕西，而在川贵陕中，老蒋又对陕格外看重，认为是今后“御侮复兴之根据地”。

　　蜀中纵好，向为天府之国，然终偏于西南一隅，仅宜苟安而已，很难倚此成事。

　　想当年，诸葛亮那是多大一个能人，六出祁山，心血耗尽，却只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到了他的学生姜维，也是智勇兼备，能征惯战的一员名将，接过遗志，出川九伐中原，比自己的老师还多三趟，仍然毫无建树。

　　这说明什么，说明要定天下，就必须先人一步，在中原抢占战略要点。

　　（730）

宝宝寒

　　显然，杨虎城不可能不了解老蒋的心思，如果他不向后者拱手称臣的话，无论红军被消灭与否，陕西这块地盘都终将失去，更不用说经略大西北了。

　　此时此境，他和他的第17路军都没得选择，如不主动出手只有遭殃，但自身力量过于薄弱，必须寻找同盟者。

　　东北军作为陕西“客军”，兵力上又要明显强于第17路军，因此张杨之间开始也是彼此猜疑的，但是共同的处境，很快就让他们认识到，只有两军同进共退，并与其他诸侯们结成合纵阵营，才能有效抵制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才能在未来找到各自的出路。

　　本来两广事变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李白和陈济棠都来打过招呼后，张杨事前甚至已商定，如果老蒋对两广动兵，则出兵援助两广。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除了两广自己以外，能出手相助者甚少，湖南何健是根本不敢动，云南龙云离得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山西阎锡山干脆做和事俄，“劝两粤息战”，河北宋哲元和山东韩复榘倒是发了份声明，却被老蒋骂了一通后，又缩了回去。

　　真正响应的也有，比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可他们都早已“过气”，空喊喊谁不会，但又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呢。

　　此时当然不是公开跳出来和老蒋叫板的时候。

　　等到两广事变结束，张杨与老蒋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越演越烈。

　　因为老蒋搞定了南方，可以专心致志来搞北方了。

　　张杨要自保，就只能和其他北方巨头一起，把“逼蒋抗日”进行到底。

　　先是谏诤。

　　以杨虎城所处地位和实力，他不可能出这个头。因此最初进言的是阎锡山和张学良。

　　趁着老蒋举办五十大寿，一片喜气洋洋，大家都高兴的机会，阎张相互看了一眼，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献上忠言，希望“委座”能放弃“武力削藩”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那一阵老蒋像走钢丝一样，连着搞定“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自己也有点“环顾宇内，雄视左右”的感觉，正在兴头上呢，如何能听得进去。

　　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让我不要跟红军作战，然后你们都不用打仗，彼此相安吗？

　　不可能！

　　阎张两人，一个想联合红军，一个已经联成了，自然都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老蒋的脸色开始晴转多云，不好看了。

　　跟你们说好多遍了，红军已成强弩之末，这个时候，如何能够停手。

　　他气乎乎地问阎张：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

　　话说到这个份上，阎张只好却步了。

　　出得门来，老阎第一个哭了，老泪纵横，当着一个晚辈。

　　（731）

宝宝寒

　　看来指望“蒋先生”是没有用了，他是断然不会采纳我们的“抗战主张”的，一切全得靠自己，我们自己干吧。

　　一边说一边哭，还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用力地顿了一顿，以示自己的悲愤之情。

　　张学良当时非常感动。

　　原来老阎对老蒋的看法比自己还大。那句“我们自己干吧”不就意味着，在南方逼蒋失败后，我们北方可以继之而起吗。

　　其实少帅真是少帅。要是那时候有录像带，他就应该把中原大战前的带子借回家反复多温习两遍，那里面主角们的“生动表演”，一句赛一句“诚挚”的话语和滚滚泪水，比现在还感人哩。

　　换个角度想想，如果连逢场作戏都不会，那就不叫资深老政客了。

　　老阎其实就那么随口说说而已，内心里，他虽然也希望避免跟红军作战，但不到万不得己，他是绝对舍不得再扔下家里的坛坛罐罐出来造反的。

　　要知道，他和张学良的心态完全两样，一个尚有一大堆家业，要“保住家乡”，而另一个却是两手空空，时时刻刻想“夺回家乡”。

　　不过老阎那已经出神入化的“表演”，却带给张学良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后者产生出这样一个错觉，即如果张杨这时候揭竿而起，北方诸侯是一定会群起响应的。

　　屡次忠谏未果，少帅愤愤不平，回到西安后，他就问杨虎城有何高见。

　　杨虎城看了他一眼，问他是否真的有抗战决心。

　　张学良点点头（“良誓志以对”）。

　　随后，杨虎城说了一句堪称石破天惊的话——

　　“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曹操把汉献帝扶上宝座，明为皇上，暗为人质，用以号令天下。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虽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下子被点醒，仍然骇了一跳，以致于好半天回不过神来（“闻之愕然，沉默未语”）。

　　见张学良如此表现，可把杨虎城给吓住了（“露有惧色”）。

　　虽早已是同盟者，但杨虎城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很大程度上仍是试探性的，因为一旦对方不同意，或泄漏出去，那可是有杀头罪过，灭顶之灾的。

　　张学良感到了气氛的异样，马上宽慰杨虎城，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卖友求荣的事，但这件事实在太大了，还是需要再从长计议。

　　很快，他们就探听到了老蒋对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最新处置方案。

　　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两军在前，中央军在后。

　　第二个方案，如果你们不想打红军，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17路军至安徽，这里给中央军来“剿”。

　　第一个方案不用多说了，只不过是蹈以前的覆辙，无论胜败，两军都没什么好处。

　　对于第二个方案，张杨也同样不能接受。

　　（732）

宝宝寒

　　张是宁可“不要地盘”也要抗日，回到东北老家去，况且福建那里并不是一个“吉利”所在，当初第19路军就是在此处失败的。现在周围又都是中央军和拥蒋势力，东北军去了之后还能有多大施展空间呢。

　　杨则一直坚持“大西北主义”，认为这里才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所在，是部队不致遭到肢解和整编的保证，所以不愿离开西北。

　　两个方案实际是老蒋对张杨的最后通牒，而张杨已被这个通牒逼到了悬崖边上，遂做出决定：兵谏！

　　在去西安之前，老蒋和他身边的人并不是全无顾虑。西安城里充满了敌对情绪，也不是第一天知道。

　　陈诚、陈布雷等武将谋臣都建言老蒋，暂时“驻节洛阳”，观察动静，同时将东北军先行调出陕西，分驻河南安徽等地。

　　老蒋的脾气是，手下越小心谨慎，他反而越要表现出“大无畏”的“领袖气魄”。

　　怕什么，难道他们还真敢对我动手不成。

　　当下一摆手，即刻启程。

　　然而这并不表明老蒋是一个冒失的人，他之所以敢去西安，是因为他不相信张杨会联起手来对付他。

　　张学良可能“意志不坚、把握不定”，这个他早就知道，可是却并不由此认为张学良会敢于背叛他。老蒋真正忌惮的是东北军底下的那些将领，会否不顾一切地“犯上作乱”。

　　要知道这一答案，他不能直接问张学良，只能问另外一个人——杨虎城。

　　在去西安之前，他约杨虎城出来，问了对方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西安情况如何。

　　第二个问题，东北军怎么样（“听说东北军内部有不稳情事，虎城兄以为如何”）。

　　杨虎城回答得非常小心：一切都好，至于“不稳情事”，纯属谣言。

　　当初把东北军和第17路军放在一起，老蒋就有相互牵制和监视的作用。杨虎城既如此说，他就放心了。

　　老蒋到西安，是要对红军组织“第六次围剿”，而他所担心的仍然是东北军会因未能参加绥远战役而动摇军心，不肯在“剿共”上卖力，因此在分批接见和宴请各级将领时，一再向东北军许诺，只要“剿共”一结束就抗日，到时会带他们回东北。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华清池“哭谏”。理所当然，老蒋再次对张学良的要求予以了拒绝。

　　软劝既然无用，兵谏正式开始。

　　从事后来看，张杨对于这场事变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精心谋划的。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南京政府驻西安有多少部队，办事处有几个人，有几支枪，都被调查得一清二楚。

　　在行动前的一天，张学良忽然带了一个人来晋见老蒋。一问，说是准备派到热河去拉人打游击的。老蒋很高兴，立刻答应给一个师的番号和一笔经费。

　　其实这个人并不是去打游击的，而是来熟悉华清池地形的。

　　（733）

宝宝寒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随着临潼一声枪响，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爆发。

　　事变前，张杨最担心的还不是如何捉住老蒋，而是能否顺利地解除在西安留驻的外围警卫部队的武装，因此在第一时间，就调动第17路军，包括一个炮兵营，对宪兵团、西安警察大队等发动突袭。后者一方面毫无准备，另一方面，毕竟是警卫部队，要跟有枪有炮且有备而来的野战部队相抗衡，实在力不能支。

　　8点，由第17路军负责的西安军事行动结束，老蒋的“御林军”不是被消灭，就是被解除武装。

　　与此同时，东北军向老蒋的住所——临潼华清池进攻，“带刀护卫们”匆忙护驾，却哪里招架得住。

　　9点，临潼捉蒋行动结束，蒋介石在华清池被生擒活捉。

　　大功告成。

　　在事变中，老蒋在西安的文臣武将们无一漏网，且损失惨重。随从官佐52人，只有6人幸免。其中，被当场处决的有时任侍从室第三组组长的蒋孝先（黄埔第1期）、宪兵第2团团长杨镇亚（黄埔第4期）、西安公安局局长马志超（黄埔第1期）。

　　这些人下场之所以如此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平时干的活，不是禁毒，就是查军纪，都是招人厌，惹人恨的。据说蒋孝先身中十几弹，人都被打成了一面筛子。

　　其他中央大员均被逮捕扣压，大部分暂时性命无忧，但还有倒霉的。

　　名头最大的是邵元冲。他曾是黄埔军校第二任政治部主任，后继者即为周恩来。这邵老夫子由于是黄埔老师，一听外面枪声大作，本能地就想到要来个翻越障碍的示范动作，准备跳窗出去，结果被冲进来的第17路军士兵举枪打中，伤重不治而亡，呜呼哀哉。

　　后来南京政府发布的讣告，却说邵元冲是准备去救“蒋委员长”而跳窗的，这就太不靠谱了，己尚不保，还救什么“委座”？何况临潼和西安也不是一街之隔，跳个窗到不了那里。如此违反人性的胡诌，大约还是想在这个很让老蒋丢脸的事变中，塑造一两个“忠孝节义”的高大全人物出来。

　　但是如果当时不跑，也不一定就能逃得性命。陈诚就是凭此侥幸求生的。

　　东北军的军纪一向不佳，第17路军也不见得就好多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当时住在西安的一家招待所，结果身上的东西被冲进来的士兵抢得一干二净，连手上戴的表都没放过。据她说，后来和招待所的经理一起，找了一个军官，往门口贴一张纸，写明谁敢擅入，立即枪决之类的话，但经过的士兵看都不看。原因是：不识字的看不懂，识字的不服从！

　　按照张杨的本意，对位高权重的中央大员肯定是不允许随意杀伤的，但事变初起，队伍突然放开，却不是马上就能控制得住的。邵元冲之死即如此类。

　　（734）

宝宝寒

　　第17路军士兵一开始是准备把陈诚给干掉的，所以到处找他。最后搜到了另一位中央大员陈继承的房间。破门而入的士兵问他叫什么名字，陈继承的南方口音重，一回答，就被对方误会成了“陈诚”。几个当兵的立即举起枪，要予以射杀，所幸陈继承的太太反应很快，见势不好，马上大声纠正：他不是陈诚，是陈继承！

　　这就算救了陈继承一命。

　　真的陈诚也堪称福大命大造化大。他一直藏在一个大木柜里，被翻出来时满身尘土，狼狈不堪。

　　不过对他而言，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因为随着时间的延续，局面终于逐步得以控制，没有人能不奉令就结果他了。

　　张杨通过发动西安事变，虽然成功捉住了老蒋，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初设想并没有能够实现，甚至可以说非常失策。

　　曹操“挟”汉献帝，那是因为后者本来就属于傀儡，没有任何实力。老蒋则不一样，他个人虽然被抓住了，身后却还有力量要远强于两军的中央军。

　　事变当天，在张杨发布早已拟好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后，南京政府立马炸开了锅。

　　围绕如何解决事变，朝中迅速分成三派。

　　一派主战，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

　　“统帅”你都敢“劫持”，这不了得，还要不要组织纪律性了（“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

　　没什么好说的，只有起兵“讨伐”一途。

　　直到这个时候为止，他们还不知道杨虎城的第17路军也参与了事变，以为都是东北军一家搞出来的，所以矛头都冲着张学良。

　　除了主战派以外，又有劝和派和“亲友团”。

　　这时候军委会的副委员长是被老蒋哄在南京的冯玉祥。“委员长”都被逮住了，老冯自然有责任去劝和，当下刷刷地就写了一封信。

　　与主战派一口一个“张逆”不同，老冯是称兄道弟，谓之“张兄”——

　　张兄，听说你要“留”老蒋“暂住西安”，这个不妥吧。至少我本人，已经“莫名骇异”了。

　　听我说，先把“介公”（指蒋介石）给放回来，如果兄弟你在陕甘那边确实有什么困难，或者在抗日救国方面有好意见，可以公开提嘛，我想，“介公”这个人，还是比较“光明磊落坦白为怀”的，到时候，他一定会帮你解决困难，采纳你的抗日之计。

　　打个比方，假如主战的何应钦是左派，要挥舞大棒的话，主和的老冯就是右派，手里拿的是胡萝卜。

　　当然下面还有极右派。

　　这个极右派是指老蒋在国民党高层中的“亲友团”，像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人。

　　孔祥熙此时代理行政院长，他也给张学良发去了一份电报。

　　较之老冯，孔祥熙的称呼简直可用“奴颜卑膝”来形容，仍尊其为“张副司令”。

　　在孔祥熙的这份电报中，几乎没有一个字的指责，都是说好话的，比如“爱友爱国至为佩慰”，甚至为张学良开脱，说他发动西安事变是没办法，因为“爱国至切另有不得已之苦衷”。

　　（735）

宝宝寒

　　说来说去，都绕不开一个意思：你千万要绝保“介公”的安全，让他“绝无危险”。

　　要救连襟嘛，也顾不得很多措词了。

　　三派连日争论，气氛十分紧张。

　　此时会场上悄悄地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女人，只不过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是蒋夫人——宋美龄。

　　宋美龄是从上海紧急赶往南京的。此前她正在和人研讨“有关航空建设的那些事”。

　　从孔祥熙那里得知丈夫在西安“消息不明”后，犹如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倍感惶急。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美龄虽然最小，但胆子却并不小。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三人中最有胆魄的，否则也不会敢于帮助老蒋掌握空军了。

　　跟着老蒋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不是没有遇到过。“两广事变”发生后不久，蒋氏夫妇在江西临川行营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那天半夜，在临川城外，突然枪声大作，当时也以为可能是发生“兵变”了，老蒋自己都有些慌乱。宋美龄却立即说，你把手枪给我，如果冲不出去，我就自裁，决不受辱!

　　事后查明，原来是城外的部队闹了误会，相互开了一阵枪，虚惊一场。

　　可这次西安事变既不是误会，也不是虚惊，此时除了那份全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联系的所有电报都已断绝，几个小时之内，无法得到关于老蒋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

　　正规渠道堵塞，谣言就开始走街穿巷，有的说老蒋的脑袋早就被挂在城头示众了，还有的说西安城里面已经打得翻了过来，所谓“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

　　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回家。

　　她很清楚，南京的紧急会议不仅决定着丈夫的生死，事实上还关系着其未来的命运和前程，她必须参加。

　　可是她实际上无法公开参政，尤其是涉足如此重要的会议。

　　当年孙中山带着大伙颠覆满清闹革命，顺带把女权运动也掀了起来，所以才有秋瑾、沈亦云、唐群英、沈佩贞等众多“女侠”冒死参加革命。然而等到清帝退位，民国初成，却没她们什么事了。

　　在国民党党章里，竟然找不到一条有关“男女平权”的条款，倒是有这么一条：国民党员，不要女的！

　　一道打江山，最后却连张小板凳都不让我们坐，看了着实让人窝火。唐群英、沈佩贞当时就扑将上去，把宋教仁痛扁一顿，那种打法也颇具“闺房特色”：伸出手去，挠脸的挠脸，揪胡子的揪胡子（“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还有打嘴巴的，那动作更吓人（“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宋教仁负痛狼狈而去，但女子参政的权利终究还是没能争来。

　　喊喊口号容易，思想深处的那许多痼疾和成见，岂是一时半会能够消除得了的。

　　那位要说了，宋美龄不是还管空军吗，都掌军权了，怎么能叫不参政，至少算“干政”吧？

　　其实确切一点说，参政的应该是蒋夫人，而并不是她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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