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老蒋说，我要让我太太抓空军。谁敢说不行。

　　然而这个世界又非常现实，转眼间，由于老蒋生死未卜，世态炎凉的一面马上就暴露出来。

　　众人在发现场上多出一个女人后，立刻群起质疑：谁把她放进来的，她有什么资格参与军国大事？

　　大家不是不认识宋美龄，都认识，但他们心底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在回荡，那就是——你还以为是老蒋在这里主持哪？！

　　宋美龄一动不动。

　　我有资格，因为小女子也是一个普通国民，需要了解大政国情，所以完全可以来开会。

　　看到宋美龄可能面临窘境，孔祥熙赶紧上来打圆场，主持会议的“老好人”何应钦也帮着说话，总算没有让这位在众人眼里已经严重贬值的“委座夫人”被当场轰出去。

　　但是一旦站住脚，宋美龄很快就让与会诸君见识到，她这个小女子，并不是一般的小女子。

　　会议虽然在讨论如何解救老蒋，可是有一种论调，始终让宋美龄觉得分外剌耳。

　　有人说，“委员长”就不应该轻易到西安去，可他不听劝，偏去，结果怎么样，中计上当了吧。

　　说这话的，有真心着急的，但更多的却是冷嘲热讽和落井下石。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舆论滋长蔓延，即使丈夫能够活着回朝，其威望和权力也可能一落千丈。

　　她必须反击。

　　这说的这叫什么话？“委员长”既为“委员长”，不管何时何地，都要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只要是为国家筹谋大计，哪里还有什么时间顾个人安危（“如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

　　保卫工作谁负责，难道都得“委员长”亲力亲为吗，那要你们这些部下和左右干什么？“委员长”这次在西安遇险，不是他的错，而是部下的错，是在座“诸公”的错！

　　寥寥几句话，却锦里藏针，句句见血，说得与会者面面相觑，“并无一言回答”。

　　宋美龄的聪明之处在于，她知道这些政客们背地里都看不起自己，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因为丈夫被困而急得六神无主，到处乱闯乱撞的女人，不足以言大事（“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

　　她要说服别人，首先就要压抑自己的个人感情，不能意气用事，所以她在会场上始终强作镇定，尽量不让任何一个人看出自己慌乱不安的一面，同时话语中尽是站在“理智”高度，一套又一套大道理，完全不搀杂一点儿女私情。

　　就算她是一个女人，能讲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你能不刮目相看吗？

　　会议的争论逐渐进入高潮，还是那个中心议题，三派观点应取哪一派。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主张出兵。

　　戴季陶在民国史上，和陈布雷一起，并称国民党内的两大“文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就是此老的杰作。他还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等他下来，才轮到邵元冲等人上场。

　　在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戴季陶气得哇哇乱叫，提出要立刻派空军轰炸西安，并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府威信，不致让张杨这些“叛乱分子”给看扁。

　　（737）

宝宝寒

　　论私人关系，蒋戴情谊非他人可比——蒋纬国原为戴季陶在日本的私生子，是从小过继给蒋氏做养子的。他都嚷嚷要打，与会者的情绪立即被调动起来，主战派占了上风。

　　且慢，我不同意。

　　宋美龄又站了起来。

　　她当然不能同意。现在老蒋还在张学良手中，实际上就是人质，解救人质，怕的就是把“劫匪”给逼急了，弄不好对方是要“撕票”的。退一步来说，就算东北军不杀他，那炮弹又不长眼，万一轰炸西安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先落老蒋头上怎么办。

　　但是宋美龄不能说，我舍不得我老公，你们这样做，我可能要守寡的。

　　她要提到另外一个高度。

　　宋美龄给戴季陶提了一个问题：现在国家危难，万一“委员长”身遭不测，请问谁有能力领导政府和国家？

　　戴季陶“不能对”。

　　是啊，别看老蒋不在，就一个个张牙舞爪，雄辩滔滔，似乎一个赛一个能干，但真要让谁站起来负责这个大摊子，收拾确如外人所说的一盘散沙的局面，还真找不出一个有此胆气的。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又重新热闹起来，这回讨论的是老蒋到底是死是活。其中的逻辑关系为：如果死了，那就必打无疑，如果还活着，则另当别论。

　　有人判断，老蒋这么长时间不露一面，也不通信息，必定是死了（“委员长殆已不讳矣”）。

　　但谁也不敢肯定。

　　有人不想再这么猜哑谜了，干脆提出：是国家存亡重要，还是老蒋的性命重要？

　　国家当然要大过个人，所以还犹豫什么，打吧。

　　会场上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何应钦属主战派，又是会议主持者，戴季陶一语既出，他原本以为向西安开战已经板上钉钉，不会再有变更，却不料突然被人搅了局，一时也感到很是意外。

　　他让宋美龄与会，本意是找机会安慰安慰家属的，哪里能料到会出现如此情景。

　　这叫怎么说的。

　　虽说何部长在家也属于“绝对被领导阶级”，长期持有“全国怕老婆会会长”之委任状，可公开场合他还得表示一点大男子主义。

　　看场面渐渐有些控制不住，他赶紧清清嗓子，提醒大家两句。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她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就知道救她老公，你们可别光听她的（“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她不能够提供更强有力的论据，开战仍然不可避免。

　　她把脸朝向在场的所有人——

　　没错，我是一个女人，但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为了营救我丈夫。

　　如果“委员长”的死，可以为这个国家造福，那么请相信，我会第一个劝他去死，去牺牲，因为那样是值得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现在就去炸西安，“领袖”的生命自然是堪忧，更严重的是，内战再起，不独陕西会“重罹兵燹之灾”，国力亦将因自相残杀而毁损，那还抗什么日？

　　（738）

宝宝寒

　　这话算是戳到众人的心坎上了——别以为老蒋不在，你们就可以乘势而上，夺他的位子，告诉你们，以后的日子难着呢，不光是对内收拾局面，还得御外，对付日本人。

　　后面这个难题，硬生生地把自诩多才的汪精卫都逼了下去，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比老汪玩得转？

　　不光何应钦无言以对，其他人也默然无语，再也发不出任何高论了。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呢？

　　宋美龄见已压住众人，信心大增，遂胸有成竹地说出了自己的策略：找一个和平解决的途径。

　　吁，你这个跟劝和派和“亲友团”的主张有什么两样吗？

　　宋美龄说：不一样。

　　我是要两手出击，一方面做好包围西安的准备，但是切记，一定不要轻易开枪或轰炸，另一方面，我们调兵遣将不是要时间吗，为什么不抓住这段空档，尝试用和平手段营救“委员长”呢，反正闲着也闲着呀。

　　等到后一种办法用尽，“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反正作战准备也完成了，到时候再打也不迟啊。

　　对于宋美龄来说，“绝望之时”是她不能也不敢想像的，可是又不得不提，所以要加上“万分”二字。

　　如今除了三派主张之外，又多了一个方案，但很显然，宋美龄的“折中策”更高一筹。

　　不过问题也正在这里。由于得不到准确消息，外界盛传，西安城里到处都是血与火，已成恐怖世界，连老蒋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试问可用什么和平之法，如何营救呢？

　　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谁敢去西安。

　　宋美龄说：我去！

　　听得此言，举座皆惊。众人勃然变色，一片反对之声。

　　有的说，你去干什么呢，没准“委员长”已经没命了，或侥幸未死，“叛军”也饶不了他，你去不仅没有什么效果，还可能多死一个人，是做“不必要之牺牲”。

　　还有的说，你去了还不照样要被关起来，那样人家更可以要挟你丈夫了，而且对方手里又多出了一个人质，只会增加事情解决的难度（“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

　　尽管宋美龄的请求未能得到通过，但她出人意料的表现和发挥，却使她得到了会场上大多数人的支持，成了当天的“意见领袖”。

　　据说老蒋本人并不特别擅长言辞，一些比较精彩的话都是事前拟稿然后照本宣科的，如果是临场答辨，嘴还钝得很。当年他要把胡汉民关起来，就是因为说不过老胡，索性让对方闭嘴。

　　不知道是不是月老给配好的，他老婆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潜质却着实让人惊叹。那些唇枪舌剑的片断，常常会让我想起三国时的一个著名场景——舌战群儒。

　　论处理突然变局的能力和见识，平时饱食终日的政客们并不比“群儒”高明多少，所以气场很快就都给突然杀出的“女诸葛”给占领了。

　　三派都服了，何应钦同意“宽限”一周，在20日之前，不会下达主动攻击令。

　　虽然暂时阻止了进兵，可是宋美龄的心情并不因此轻松。

　　（739）

宝宝寒

　　那些劝她不要“冒死涉险”的话，往好了说是为其安全着想，听着却着实让人不是滋味，似乎老蒋真的已经凶多吉少了。

　　毫无疑望，悲戚和失望，黯淡和怆然，会一次又一次地袭击这个不幸的女人，但她必须挺住。

　　此前，老蒋的“洋幕僚”端纳已只身赴险，替她去西安打探消息了。

　　端纳是澳大利亚人，他曾先后给张学良和老蒋做过顾问。但与其他聘请的洋顾问不同，这位是毛遂自荐，不请自来的。

　　若论思想境界，这洋老外还是蛮高的。知道中国穷，就情愿少拿工资。老蒋给他的那些钱，基本上都被他花在了各项公共开支上。为此，中国的那些“党国要员”们背地里还笑人家傻，不识时务，孰不知这才是真正为咱们着想的“好洋人”。

　　端纳对日本侵华的野心有深刻认识，是蒋氏夫妇在国际上合纵连横的重要帮手。据说宋美龄后来在美国的很多精彩演说，均出自于端纳之手，由此也引起了日本人的嫉恨，称他是“帮中国人反击东洋的西方魔鬼”，不惜用重金予以悬赏捉拿。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端纳首先为宋美龄打前站，只身飞赴洛阳。

　　到了洛阳后，就由宋美龄跟张学良联系，希望对方能允许端纳入陕。

　　可是迟迟收不到张学良的复电。

　　端纳说，不等了，不管有没有复电，我明天早上都一定要坐飞机到西安去。

　　话虽这样说，宋美龄和端纳的心里其实都直打鼓，因为张学良不复电，就可能意味着对方并不欢迎“南京的客人”，端纳的座机没准刚飞到西安上空，就会被东北军的高炮给一炮干下来。

　　宋美龄如坐针毡，几乎是用乞求的目光遥望着西安的方向。

　　上帝啊，如果你真有神通，就让奇迹出现一次吧。

　　奇迹真的出现了。

　　当天晚上，张学良来电，欢迎端纳入陕。

　　那颗不安的心始得稍稍放松。

　　事实上，并不是上帝真的这么神，而是西安周边的形势出现急剧变化。

　　端纳能够先到洛阳落脚，是因为这里已由南京政府所控制，而它差一点就被东北军完全占领了。

　　无论是先知先觉的张杨还是后知后觉的何应钦，都很清楚洛阳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这座城市犹如一座大门，谁拿到了钥匙，谁就能掌握决定战局胜负的枢纽。

　　张学良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得以率先出手。

　　在西安捉蒋的同时，他即向洛阳的东北军驻兵发出一份密电。

　　接到这份密电的是东北军第6炮兵旅旅长黄永安。

　　张学良要求他迅速占领飞机场、军械库，同时会合洛阳军分校副主任刘海波，卡住陇海线，截断洛阳以东交通。

　　当时洛阳城里的军队，除了黄永安炮兵旅外，就是洛阳军分校的两个军官教导总队，而其中的第1大队又全为东北籍军官。

　　中央军在哪里呢？

　　正在豫西抢筑国防工事哩。

　　在洛阳能代表中央的只有一个光杆司令——时任洛阳军分校主任的祝绍周，而他的主要任务也是秘密督修国防工事。

　　显然，如果东北军此时发动，拿下洛阳易如反掌。

　　（740）

宝宝寒

　　当天早上10点，也就是老蒋被逮1个小时之后，黄永安走进了祝绍周的办公室。他们两人是保定军校同学，所以祝绍周并没有介意，然而当黄永安拿出一份电报给他看时，后者脸色大变，汗都下来了。

　　好哇，你们想造反。祝绍周立即掏出枪对准黄永安，不过他心里很明白，如果黄永安照电报所示去做的话，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未料黄永安说出了一句让他意想不到的话：这是“乱命”，我不会执行的。

　　原来黄永安和刘海波权衡利弊之后，认为他们手上充其量只有2个炮兵团和1个教导大队，兵力单薄，而豫西有中央军樊崧甫1个师，如果对方杀回来，自己即使能暂时占领洛阳，也守不住，所以临时动摇，投向了南京政府。

　　祝绍周一听喜出望外，真有绝处逢生之感。

　　既是保定军校出来的，脑子里的战略意识自然不差。得知张杨正在秘密发动西安事变后，他马上连出三招。

　　第一招，调动自己所能掌握的警察部队和第2教导大队，将第1大队的东北籍学员全部拘押，并占领洛阳各个要道。

　　洛阳在手，等于关上了陕西之外的东北军入陕应援之门。驻河北保定的万福麟第53军因此与西安的联系被断绝，导致万张无法遥相呼应。

　　第二招，调动樊崧甫师，让他们放下锄头钉靶，立即回师增援，不过不是来洛阳，而是往西直奔陕西的潼关而去。

　　与洛阳相比，潼关是一座更重要的大门。

　　樊崧甫抢先一步逼近潼关城下，就与西部的中央军一起，对西安形成了夹击之势。

　　第三招，失败了。

　　得悉“委座”危急，祝绍周派教练机飞赴临潼，以营救蒋介石。然而此时老蒋早已成瓮中之鳖，飞行员一着陆就被张学良的卫队逮了个正着。

　　但是前两招已经使万福麟显得相当被动。在盘算完双方的胜负面之后，这位东北军元老很干脆地选择了背叛少帅，不再执行张学良发出的命令。

　　端纳入陕，一去又无消息。宋美龄的心再次悬了起来，不知道未来等待的究竟会是什么命运。

　　此时西安方面面临的局势也越来越严重。

　　在失去洛阳，黄永安、万福麟等东北军将领相继背叛后，中央军通过陇海路不断向洛阳集结，但张杨仍对防守东线抱有一丝希翼。

　　寄望者即为防守潼关的冯钦哉。

　　潼关者，古之函谷关是也。此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年秦国就靠这个天险挡住了东方诸国的联合进攻。到刘邦伐秦时，仍然对之望而生畏，不得不绕了个大圈子，转从东南武关入秦，这才杀到长安城下。

　　如果强弓硬马，显然潼关是很难突破的。

　　兵临城下的樊崧甫心知肚明，他没有贸然发动进攻，而是采取了派说客疏通的做法。

　　冯钦哉是“老滑头”了，他观察了一下东线形势，感到“造反”成功的可能性已经很小，马上表示自己要“反正”。

　　（741）

宝宝寒

　　有趣的是，当时南京政府尚不知道杨虎城也是西北事变的发动者之一。作为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竟然还希望通过冯钦哉的关系，托杨虎城来“营救介公脱险”。

　　这个目的当然无法达到。不过经过冯钦哉这么一倒戈，西安东面防守再无屏障可言，中央军东西夹击古都之势已成。

　　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挫失，使张杨倍感压力，他们非常希望能得到外界的支援，哪怕是声援也好。

　　西安事变之前，张杨曾通过各种途径试探过各路诸侯对蒋的态度。当时这些大小诸侯的表情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深恶痛绝，尤其是对那个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

　　看那样子，如果有条件，他们发动兵谏的劲头绝不比张杨来得差。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杨发布全国通电，就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纷纷响应。

　　可是他们在关键时候却走出了一记错着。

　　在那份八项抗日主张的全国通电后面，他们除自己署名以外，还甭管愿意不愿意，又把被扣的中央要员的名字都一古脑写了上去。

　　此举原本是要增加通电的份量和气势的，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几乎把人心都给弄乱了。

　　看到通电的人少不得在心里嘀咕：难道除了老蒋是坏蛋，其他人包括那些中央大员都是好人？或者说，我们和南京政府以及中央军仍然是一道儿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立场该往哪儿摆了。

　　电报发出后，第一天无人应声。

　　第二天，宋哲元率先作出了答复。

　　在这之前，他曾专门召集手下的谋臣武将进行商议。

　　曾几何时，老蒋曾希望能用秦德纯来影响宋哲元，可却一直未能如愿。不过功夫毕竟不是白下的，秦德纯可以在萧振瀛在时，跟宋哲元咬耳朵，说萧某如何“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他自己却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坦白承认，原来他受老蒋的影响也不小，尤其是那次在庐山“推诚相见”的谈话，令他大受感动，实际上也是很想“以国士报之”的，只不过时机未至罢了。

　　现在时机显然到了，因为自从萧振瀛被迫离开后，第一军师的宝座就非秦德纯莫属，宋哲元最听他的话了。

　　在观察众人特别是宋哲元的神色后，秦德纯先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要说老蒋啊，这两年的有些做法确实不咋的。

　　但是——

　　如果他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情况就更糟了，因为国家没人统领，只会四分五裂。

　　秦德纯的潜台词一听即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蒋在，我们老睡不好觉，怕他“削藩”，但要是他不在，一旦日本人打过来，光靠29军去顶，那就可能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了，还“藩”什么“藩”。

　　秦德纯的话确实说到宋哲元的心坎上去了。对啊，怕的就是这个。

　　宋哲元给张学良发来电文，上面没有一个字的支持或者同情，全是“忠告”：“忠告”张学良确保“委员长”安全。

　　他的屁股完全挪到南京政府那边去了。这样的电报真是看得人心里拔凉拔凉的。

　　不过，到此时为止，张学良仍然相信有一个人一定会支持他的。这个人就是老阎。

　　（742）

宝宝寒

　　还记得一起“犯颜直谏”，流着眼泪说“我们自己干吧”的动人情景吗？

　　少帅甚至认为，在兵谏这件事上，自己与老阎是形成了一种神交默契的。

　　果不其然，到第三天，总算又盼来了复电，而且真的是老阎从山西发过来的。

　　真够哥们。

　　打开函电一看，张学良的手发抖了。

　　不是激动，而是给气的。

　　宋哲元不过是“忠告”一下，老阎却几乎是在教训人了。

　　电报上一共提了四个问题，问了五个“乎”，集中在一起，就是说张杨扣蒋的行为，完全是在“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

　　你们闯了这么大的祸，看你们怎么了结（“何以善其后乎？”）。

　　通篇没有支持，没有理解，没有同情，全是一副兴师问罪的嘴脸。本来应该是最大的同盟者，却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最强有力的反对派。

　　宋阎的电报一问世，立刻影响了一大片。

　　除四川的刘湘尚态度暧昧外，起先驻足观望的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山东韩复榘都赶紧跟进，发电表示支持南京政府。

　　不过韩复榘却在里面玩了一招滑头，明里拥蒋，暗里却又发一份密电给张学良，说“服从副司令，愿效前驱”。

　　韩复榘背地里在打着什么主意，张学良又岂能不知。这种两面派的手法，只会让他更感伤心和气愤。

　　以前，我想跟着老蒋干时，你们全劝我不要“愚忠”，而且一个个信誓旦旦，说要反蒋到底，好，我如今带头反蒋了，怎么样，你们却全哑巴了，甚至喝我的倒彩！

　　他终于看透了这些人的用心，其实加起来就是两个词，一个词叫虚伪，一个词叫自私。

　　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只有两种似乎跟朋友搭界的人，一种叫出卖朋友的人，一种叫被朋友出卖的人。

　　张学良倍感痛苦。他已经发现，在这场多方博奕中，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控制全局的主角，而只不过是一枚棋子，一枚无法决定进退的棋子。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4日，经过会晤交谈后，端纳致电南京，表示张学良有意请孔祥熙和宋美龄一道去西安。

　　在“亲友团”看来，这应该是“一周大限”到来之前，第一个让人欣喜的好消息了。

　　孔宋都愿意应邀赴西安之行。可是主战派马上就不让了。

　　端纳的电报可信吗，这老外以前是张学良的顾问，别是他们串通好了来诳咱们的吧。

　　他们是不是想通过这种办法，把我们的代理行政院长诱过去，然后多出一个重要人质，从而加重他们谈判桌上的份量呢？

　　至于蒋夫人，也一样，请是假，诱是真，去西安只会“加以拘禁”，多个人质而已。

　　不可不防啊。

　　见遭到拦阻，宋美龄大为着急，坚持端纳十分可靠，张杨并非诱骗，自己非去不可。由于言语过于激烈，她也顾不得再扮什么端庄淑女了，几乎是捡着手榴弹就扔，什么厉害上什么，就差没脱口骂娘了。

　　（743）

宝宝寒

　　争论归争论，宋美龄也感到，孔祥熙如今身份不一样，老蒋不在，就是名义上的最高首脑，万一真的又被扣住了，那就太难看了。于是，她在随后和端纳的联系中，便提出，自己排除万难，一定会来，但是孔祥熙身体状况不行，“医生坚嘱”不能坐飞机，能否用宋子文或者顾祝同这些人代替。

　　西安方面答复：同意。

　　宋美龄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和平营救，终于跨出了第一步。

　　但这并不表明后面的事顺利了，相反更为棘手。

　　由于仍然得不到任何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老蒋尚存活人世，南京的军人政客特别是主战派的心情越来越焦躁。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6日，南京政府发布对张学良的讨伐令，何应钦就职总司令。此后，刘峙被任命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东西两路部队各集结10个师，可谓重兵压境。

　　虽碍于“一周大限”，步兵暂时未动，但洛阳集中的空军已经待命出发。

　　消息传出，西安城内一片混乱。

　　此时在张杨方面，实际上只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力量足一点，有3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在陕甘可用于抗衡，杨虎城的第17路军兵力本来就很单薄，一共才2个军，在冯钦哉军倒戈之后，仅剩孙蔚如军聊以维持。

　　置身这种强大外部压力之下，担任西安卫戍任务的第17路军开始出现不安，一些人指责张学良，认为是他把大家带入了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还有人声称，只要中央军有一颗飞机炸弹落进西安城内，就铁定会先毙了姓蒋的。

　　看起来，老蒋小命要玩完了，即使不在飞机轰炸西安时“中奖”，也可能被愤怒和惊恐弄得不知所措的官兵给处死。

　　关键时候，老天拯救了他。

　　下雪了。

　　飞机无法越过华山。

　　西安是轰不成了，但炸弹也没有带回去的道理，飞行员在回去的路上，就一路走一路扔，结果，洛阳至渭南一带，“被轰炸者已不胜数”。

　　此时张杨的处境十分艰难和尴尬。外面重兵围困，即将兵临城下，内部也充满乱象，每每让人惊心。

　　张学良决定出面劝说和感化老蒋。

　　老蒋原先由第17路军卫队营负责看管，由于担心他的安全，张学良便把他接到了东北军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总是有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他怎么可能再给对方好脸色看呢。

　　一个月前，才刚刚办完五十大寿，全国开庆祝大会，献飞机的献飞机，唱赞歌的唱赞歌，激动之余，他亲笔写下了一篇妙文，谓之“五十生日之感言”，副标题是“报国与思亲”。

　　那个时候的他百感交集。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你看，往南，迫走红军，经略西南，压服闽变，搞定两广，往北，慑服老阎，震住商震，吓退韩复榘，拉住宋哲元。

　　这还只是对内，对外则要在打又打不得，和又和不成的情况下，与日本明争暗斗，斗政略，斗战术，斗心机，乃至无所不用其极。

　　（744）

宝宝寒

　　真个是仇敌满天下，没一天能消停的，如果神经略微脆弱一点，就非得像那个汪精卫一样落荒而逃，跑国外去养病不可了。

　　但这一切，他都熬过来了，忍不住自己都要佩服一下自己：收拾天下，舍我其谁？

　　在杀伐果敢的同时，貌似坚不可摧的老蒋却还有不为外界所知的感性一面。他常常会像黛玉葬花那样，感怀自己儿时丧父的不幸，这就是作为一个“孤孽子”的“思亲”。

　　然而不管多难，他仍然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武力统一”：走到现在，离目标只是几步的距离而已，再使一使劲就能跳过去了。

　　父亲在天之灵会赐我力量的，所以“思”了“亲”以后，他要接着“报国”。

　　西安事变却在他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从背后给他狠狠一击。那感觉犹如在半空中摔落下来，摔得体无完肤，满身伤痕。

　　事变当晚，到处都是啸叫的子弹。转眼之间，他的秘书死了，警卫死了，叔侄死了（蒋孝先称蒋介石为叔公），而他自己，只是侥幸未被流弹射中，才在穿着睡衣，腰部摔伤的情况下，被从山洞中“请”了出来。

　　这是一个冰冷剌骨，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之夜。

　　在被执进入西安城时，一个叫唐君尧的东北军将领看到他，忽然一边敬礼，一边落下泪来，说两年前我曾经在庐山受训时见过您老人家，不意现在“苍老多矣”，国家不可一天没有“委员长”，善自珍重吧。

　　老蒋当时没有说话，但西安事变后，曾特许唐君尧到溪口谒见张学良，并亲口对唐君尧说：你对我的那份情谊，我永世也不会忘记。

　　在刚刚被抓住的时候，蒋介石并不知道第17路军也参与了“叛变”，所以还在为杨虎城担着心哩。

　　可是在被押送路上，却意外地看到西安城内的士兵竟然都佩有“17路”的臂章。

　　第一感觉，仍然不是第17路军参与事变，而是杨虎城危矣。

　　因为昨天晚上他宴请东北军和第17路军将领时，杨虎城并未露面。

　　现在一想，是了，一定是张学良这小子先一步用请客的方式把杨虎城诳了过去，然后将其扣留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当兵的会戴“17路”的臂章呢？

　　老蒋给自己找出的解释是，那是东北军缴了第17路军官兵的枪后，换了他们的衣服，出来掩人耳目的。

　　所以一开始他几乎把所有的怒火都倾泻到了来劝他的少帅身上，为此，张学良又哭了好几次鼻子。

　　两天之后，老蒋才知道，原来杨虎城也“叛变”了。这才想起，将入西安前杨虎城对他承诺的那些话，原来全是为了蒙蔽他，以便将其瓮中捉鳖。

　　对于天天对别人讲仁义礼智信那一套的老蒋来说，无论是自尊心还是自信心，如今都已到了不堪的程度。

　　（745）

宝宝寒

　　对张学良的愤恨终于匀到了杨虎城身上，尤其在前者为了顾及他的安全，与来西安的端纳一起，力劝他搬至东北军驻地时，这种感情更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

　　张学良说，端纳都来了，相信我，我一定会送“委员长”回京的。

　　老蒋喜出望外，好啊，什么时候启程。

　　张学良拿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事变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要放你走，总得对方方面面有所交代吧。

　　请你签个字。

　　老蒋的心喀噔一下又沉了下去。

　　对于张杨来说，此字一签，西安之围立解，而当初起兵的目的也达到了。

　　但老蒋如果签了这个字，就等于宣告“武力统一”的计划被迫中止，对于这一点，他实在不甘心。同时，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自己一天到晚，开口成仁，闭口取义，到头来却可能被外界说成是在“叛将”的枪口下，被迫答应了对方提出的条件，蒙羞且不去说他，关键是以后可能会被政敌们抓住把柄，在国民党内永世不得翻身，而后者是老蒋万万不能答应的。

　　所以老蒋说，字我不能签，要不你打死我吧，我还能落个好名声，所谓“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是也。

　　他还不是光这么说说的，连给老婆的遗书都写好了，准备让人带给宋美龄。

　　从这份遗书上可以看出，蒋宋两口子的感情还真的不错。老蒋在遗书后面特加一语，让宋美龄无论如何不要来陕西，以免遭不测。写完后他怕被没收，又特意让去南京的信使背了两遍。

　　张学良知道后，干脆连人带遗书都给扣留了。少帅此时已从端纳嘴里了解到，南京城里只有宋美龄等少数人是主和的，其势力远远不及主战派，遗书送过去，再加上一句劝告自己老婆不要来西安的话，那不是给主战的那些家伙送去加快动武步伐的口舌吗？

　　老蒋本来是准备等死的。

　　但是有一天他看到张学良“形色苍白”，脸都变了颜色，情知有异。

　　一问，原来是南京政府发布了讨伐令，飞机轰炸渭南，差一点就要来空袭西安了。

　　张学良是这么说的：完了，本来这两天就准备送你走的，给中央空军在渭南那里一炸，大家都巨愤怒，看来暂时走不成了。

　　论心机和算计，张学良毕竟不是老蒋的对手。寥寥几句话，老蒋已经从中听出了极其丰富的信息。

　　他认为，外面逼得越紧，里面的人才会越安全，如此说来，自己性命应该是保住了。

　　张学良希望老蒋即使不签字，也能再写封信到南京去，但不是送“遗书”，而是“去函停战”。

　　可是老蒋铁了心不让一步。

　　少帅拿这老头子没有办法，吓又吓不住，骗又骗不了，只好去找那些被扣的大员们。

　　一见面就说：这两天何应钦攻得太急，两军已经打起来了，我们这边还伤了人，我得去前线指挥，这两天没工夫来陪诸位了。

　　看这些人一个个装痴作呆，眼神空洞，张学良情急之下，只得又跟上一句厉害的：要是姓何的还是不断进攻，我就只好请“蒋先生”和你们一起转移个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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