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后面这句话甚是吓人，隐含的意思让大员们没一个再敢坐着不动了。

　　不就是想让我们帮你退兵吗？何必绕这么一个大圈呢。

　　陈诚实话实话：这事你找我们没用啊，你应该让“委员长”跟何应钦说。

　　在张学良看来，这句纯属废话，我要能搞定老蒋，还来找你们这帮滑头干什么。

　　你们得另给我出一个主意出来才行。

　　关系大伙的生死，蒋百里及时站了出来。

　　前面提到过“两个半军事家”，居于首位者，即为蒋百里。

　　民国兵学家，蒋百里诚为第一。这位“中国士官三杰”之一（另两位为蔡锷和张孝准）、保定军校校长，虽然在实际指挥军事时，也没打过什么太让人眼前一亮的漂亮仗，但论起纸上谈兵的战略问题，却实在没几个人能超过他的。

　　这道理大概跟理论科学家与实验科学家的区别差不多，前者像霍金那样，就算完全瘫痪，坐在轮椅上，只要两只眼睛能眨巴，也一样能捉摸出世界上最高深复杂的物理理论来。

　　蒋百里原本是在北洋体系中混的，他给袁世凯当过军事参议，做过吴佩孚的总参谋长，甚至也跟过孙传芳。后来蒋唐战争，他又帮着唐生智来反蒋，当然最后还是败了，并因此锒铛入狱。

　　老蒋那几年正瞪大眼睛四处招贤与能，当下也顾不得蒋百里曾经屡次跟自己做对，很快就将其从牢子里给放出来，并拜之为上卿，咨之以“当世之事”，也就是筹划国防大计。

　　当时在老蒋周围搞国防框架的，实际就是三个人组成的一个草头班子：蒋百里负责“形而上”，弄第一期国防计划以及考察国外军事这些内容，朱培德则和唐生智等人负责“形而下”，组织整军备战以及督建国防工事。

　　蒋百里是搞战略的，平时跟老蒋相处的机会也很多，对后者的心思总能揣摸个七不离八。

　　不是老蒋不想对何应钦喊话，只是他不能跟张学良两个人搭成这样的协议，而如果换一个方法，让他的部下，也就是关在这里的大员们对他予以“劝进”，则另当别论。因为只有如此，老蒋才能既有台阶可下，又不致给他未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蒙上一层==Y==影。

　　蒋百里对张学良说，要不这样吧，你去跟“委员长”讲，我要去看他，他一定会答应的，到时我再借机行事。

　　张学良对老蒋一讲，后者果然点头同意。

　　于是，张学良便先陪着蒋百里去面见老蒋。这是老蒋“落难”后与被扣大员们的第一次相见，君臣此时重逢，自然是不胜唏嘘。

　　蒋百里开门见山，说到了“去函停战”的事。知道老蒋又要做大义凛然状，赶紧提醒他注意一个严重后果——

　　如果中央军攻得太急，将“促之中变”，西安城里会出现内乱。

　　蒋百里的这句话，马上击中了老蒋的要害。

　　是啊，你想过没有。张杨虽然投鼠忌器，一时不能拿你怎样，但外部压力如果大到一定程度，他们极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军队，下面的官兵万一被逼急了，可不会像他们的长官那样客气。

　　（747）

宝宝寒

　　看到老蒋的脸色有所缓和，蒋百里又不失时机地递上话来。

　　我们都晓得“委员长”是不怕牺牲的，可是我们得想想，倘若战端扩大，老百姓就倒霉了，西北就遭殃了，国家就又分裂了，为大局计，还是彼此留一点回旋余地为好。

　　后面这些话入情入理，即维护了老蒋的面子，又给他指出了另一个更严重后果：一场内战将会因此全面爆发。

　　面子有了，脑子也清醒了，接下来就是做具体技术分析。

　　蒋百里的意思，是请老蒋写封信给何应钦，告诉对方，自己不久就可以回南京了，让中央军不要再急着发动进攻，至少得先把飞机轰炸给停掉。

　　老蒋老谋深算，摇了摇头，很难做到。

　　信我可以写，但南京那边会相信吗？毕竟我现在人还没放出来。

　　再说了，究竟停战几天呢，或者说，可以在几天之内放我回京。如果是两三天问题当然不大，但张杨的要求是得七天，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缓兵之计，何应钦又岂能识不破，而这样的要求，我也肯定不能提。

　　老蒋要人家两三天内就放他走人，张杨又不答应。蒋百里只好劝他：处于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总得派一个人到南京去传递消息才好。

　　老蒋仍然摇头。

　　又卡在那里了。

　　躲在屋外的张学良非常着急，此时也顾不得隐身了，直接跑进房间告诉老蒋：前线正在冲突，如果中央军继续进攻，我们只好“向后退却”了。

　　这话吓住过部分大员们，却吓不住老蒋。

　　老头子犹如高僧坐惮，始终“置若罔闻”。

　　无可奈何之下，张学良作出了让步，同意老蒋按停止轰炸三天的口吻，给何应钦写信，并由蒋鼎文负责带至南京。

　　端纳闻讯，立即致电南京，告知这一消息。

　　听说老蒋要何应钦停止轰炸三天，主战派中无人肯信，并且声称，只要老蒋一天不离开西安，他们就一天不能接受这样的命令。

　　就算命令是真的，谁又能证明，它不是出自于张杨的胁迫呢。

　　我能证明。

　　蒋鼎文一回南京，就把在西安的详详细细经过给大家说了一遍。听到中央大员特别是蒋百里这样的大军事家也都赞成停战，众人才相信命令确实是老蒋亲笔所写，并出自其本意。

　　那就停三天吧。

　　停是停下来了，但是僵局仍在，不知如何才能予以打破。

　　要“政府”和“叛逆”直接面对面谈判，主战派那里根本通不过，即使和平派的政客们也觉得不能丢这个面子，所以要想破局，只能找中间人进行斡旋调解。

　　这时朝野有一种舆论，认为西安事变可能是苏联暗中策动的，孔祥熙急得没法，竟然想起要让苏联政府来做中间人。

　　苏联事前对西安事变毫不知情，为了避嫌，第一时间就在党政机关报《真理报》、《消息报》上发表社论，谴责张杨，以撇清自己与此事的关系。

　　现在南京突然提出要他们介入，只好两手一摊，这都哪跟哪啊。

　　因为当年的同江之战，我们跟张学良是结怨的，这些年都没什么联系，如何帮你们斡旋？

　　（748）

宝宝寒

　　苏联不行，就找阎锡山。

　　老阎一划拉算盘，觉得这是一件既得人情，又捡便宜的好事，欣意允诺，并准备派手下的老谋臣赵戴文、“二把手”徐永昌去西安。

　　但张学良此时已恨他到极点，知道这位又是来兜生意的，因此愤然对身边的人说：我决不让老阎做这一票买卖。

　　老阎“买卖”没做成，空欢喜一场。

　　宋美龄则越来越担心自己丈夫的安全。她料定张杨在无力抵御中央军，又被四面围困的情况下，一个最大可能就是乘飞机携蒋出逃。

　　说起飞机，宋美龄可不是一个外行。她自己也乘机去过西北，知道那里大多山地崎岖，飞机很难着陆，而像样的一点飞机场，又尽为中央军控制，张学良的座机去不了。

　　如果一定要飞，能飞往哪里呢？

　　很可能是陕北“共区”。

　　这个念头让她坐卧不安。

　　转眼间，三天“停战期”过去了，原来宋美龄请求的“一周大限”也正好到期。可是和平谈判仍无一点眉目，还要不要接着打呢。

　　宋美龄要求再延长三天，没人敢公开反对，停战于是“展限三日”。

　　有这么大的力道，是因为宋美龄此时的身份和地位又变了。

　　老蒋还活着，这就意味着，她的老婆仍然是那个供大家仰望的“第一夫人”，而不是什么一般“妇人”或普通“国民”。

　　直接谈判无法启动，中间人又找不到，“亲友团”决定按照原来的方案，派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陕。

　　宋美龄本来也想一起去，可是在即将登机的最后一刻，却被和平派的高官们拉住了，理由是：你现在不一样了，“委员长”不在，只有你能震住主战派，不让他们轻举妄动。

　　于是，兄妹二人行变成了宋子文“单刀赴会”。

　　事实上，在宋子文未赴西安之前，蒋张的日子都不好过。

　　三天已至，老蒋没能等到获释的消息，张杨同样很失望。

　　行了，八项条件，你也不要说全部答应了，就答应前面关于改组南京政府等四条吧。

　　老蒋回不去，认为张学良失信，正火大着呢，立即回答：你不放我走，别说四条八条了，我一条都不答应。

　　对大舅子能在这个时候“冒死”到西安来搭救自己，老蒋起初并无心理准备。

　　宋子文和孔祥熙，虽同为蒋之内戚，也都善于理财，但老蒋素来喜孔恶宋。原因是宋子文从上到下，从头到脚，几乎每个毛孔都洋化了，平时最喜欢放在嘴里讲的就是洋人那套规矩，而这个让老蒋极其头大。

　　老蒋自己尽管不敛财，可他得花钱啊，有的究竟拿去作何用途还不能明讲，得意会。偏偏宋部长既不能“意会”，也不愿配合，总是要反来复去地问：这钱你拿去做什么用？

　　或者干脆挑明：钱款从哪个财户上拨，汇到哪去？

　　这能都跟你讲吗，老蒋感觉自己难受得要命，就好象伸手向人乞讨似的。

　　孔财神就不同了。这兄弟立场摆得很清楚：我就是蒋老板的财房先生而已，钱反正都是老板的，他拿去干什么用，给谁不给谁，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要知道他啥时候要，随时能把银子取出来给他就行了。

　　（749）

宝宝寒

　　如此一对比，老蒋就认为宋子文是故意在跟自己对着干，所以两人经常发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就在西安事变之前，他们还曾为军费开支超额的问题而大吵过一架，差点就动起手来，弄得宋子文负气出走。

　　现在谁都知道西安城里最危险，谁肯轻易跳此火坑？

　　看来吵归吵，闹归闹，还是情谊无价啊。

　　老蒋百感交集，几乎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到老婆带来的字条，说要是宋子文三天内回不了南京，就来跟自己同生共死之后，情感上再也绷不住，失声便哭了起来。

　　强人，原来也是挺脆弱的。

　　谈起如何脱险，老蒋的打算仍然是以战逼和，即外面的中央军只要逼得越紧，张杨就可能越软弱。

　　但宋子文的感觉却完全不同。通过与张杨的谈话以及对西安城内气氛的观察，他兜头给自己妹夫浇了一盆冷水，忠告他：正因为外面逼得急，张杨才更可能走向极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你还是不要硬顶为妙。

　　从宋子文说话的语气中，老蒋察觉出了异样，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因此当张学良再次来看他时，态度已经明显软了下来。

　　不过让张学良哭笑不得的是，都这时候了，老蒋竟然还想使避实就虚之计。

　　他主动提了两条，一为允许东北军开往绥远抗日，一为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但对于张杨最关心的四项条件，老蒋却推托说应交中央执监大会讨论，因为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

　　这话就只能骗骗小孩子和不谙中国国情的老外，谁不知道在南京政府，只要你老蒋点了头，什么大会都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张杨不满意，老蒋不答应，宋子文亦觉一筹莫展，他决定和端纳一起立即返回南京。

　　老蒋是在睡梦中被大舅子叫醒的，得知对方马上就要走，不由心头一惊（“讶其归之速”）。

　　事实上，宋子文急着要离开这一是非之地，并不是为了保命，倘作如此想，这位财神爷就不会只身到西安来了。

　　他急着回南京是要找破局之策。

　　与端纳这个洋老外不一样，曾担任过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既谙熟国情，又具备很高的政治眼光。此次西安之行，让他得出了与南京的主和派、主战派以及老蒋本人都截然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主和派说，可以离间张杨的关系，但宋子文分明看到，这两人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态度不一，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尚无翻脸相斗的可能，而且两军官兵对发动西安事变都持绝对支持和拥护态度，也就是说，扣蒋至少在西安是得民心，顺民意的。

　　主战派说，只要大军出动，东西夹攻，西安将很快被攻下，而“委员长”也能脱险。

　　宋子文则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东北军、第17路军和红军已经“三位一体”，是一个“令人生畏之集团”，虽然西安比较难守，但他们可以退至广大的陕北苏区，到时三军用命，加之凭借西北的有利地形，守个把月绝对没有问题。

　　（750）

宝宝寒

　　对于老蒋以战逼和的策略，宋子文就更不能认同了。他相信，如果大规模内战开始，第一个要倒霉的恰恰就是老蒋。别说放他了，小命保不保得住都很难讲。

　　与张学良谈话时，对方曾亲口告诉他，如果战端升级，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为安全起见，只能把“委员长”交给共产党。

　　就在离开南京时，宋子文还在犹豫，究竟是军事解决好呢，还是政治解决好呢。

　　到这时候，他已经坚定信心：只有政治解决一途！

　　因此，才要急着赶回南京做说服工作。

　　伤离别，离别就在眼前。此时蒋宋心里都充满了酸楚：他们还会有再次见面的机会吗？抑或只能重逢于九泉之下？

　　老蒋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叮嘱宋子文不要再回西安，当然也不要让誓言“同生共死”的老婆来送死。

　　他要宋子文转告何应钦，一定要在五天之内完成围攻西安的计划，那样他就可以安全了。

　　宋子文连连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码事。

　　我走了，后天再来看你。

　　走出门，却又再次返回，并且加重语气：我一定会回来的。

　　老蒋的眼泪差点又没忍住要掉下来。

　　今日一别，可能永世不得相见，多看一眼算一眼吧。

　　老蒋知道上次的遗书没能送到南京，所以这次又写了，一共三份：老婆大人一份，两个儿子一份，给全体国民一份。

　　在他心里，已经完全不做宋子文返回的打算了，等于是在“托妻托孤”。

　　跟以前一样，张学良仍旧又把遗书给扣了下来——

　　假如战争真的扩大，我可以用人格保证，一定会把这些遗书送到南京，可现在不是还没打吗，怎么能送呢。

　　宋子文人在西安，能走不能走，还不是可以由他一个人决定的了的。

　　张学良的意思是：干脆，你就不要走了，反正回南京也没什么用。

　　此时针对老蒋的“顽固不化”以及内外部越来越大的压力，张杨也变得有些垂头丧气了。

　　宋子文赶紧告诉他们，自己决心推进政治解决，现在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老蒋“听天由命”的状态。

　　怎样改变呢？

　　就是去南京把宋美龄接过来，让她做老蒋的劝导工作。

　　一听这话，张学良吃惊不小，他劝宋子文不要这样做，表示如果西安真的爆发战事，他不一定能完全确保“蒋夫人”的安全。

　　但宋子文信心十足，因为他已经构画好了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除了带自己的妹妹同上西安之外，他还要再邀两人。

　　一个是刚刚回南京的蒋鼎文，由他负责处理可能会出现的军事问题。

　　说是说解决军事问题，其实一方面是做军方代表，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张杨看的：我们往返两地是为了和平交涉，绝不是忽悠大家，或一去不回。

　　另外一个是戴笠（黄埔第6期）。

　　在很大程度上，戴笠也是起到一个象征作用。由于支持老蒋的军人中，黄埔学生占很大比例，如果他能来西安，可以代表黄埔系，让张杨放心。

　　宋子文提出的方案，正合张杨的心意。

　　（751）

宝宝寒

　
  　自从上次蒋鼎文回南京后，他们不能不产生出一种担心，那就是对方在玩金蝉脱壳之计，张学良不放宋子文走，多多少少也含有这种顾虑。

　　现在这种顾虑证明可能真的是多虑了。

　　对宋子文回京，张杨不疑，南京的国民党要员们却大起疑惑之心。

　　因为蒋宋的关系非同一般，宋子文本人在政府内的影响力也非蒋鼎文等所能及，在他们看来，既然西安不能释蒋，张杨又有什么理由再把宋子文平平安安地给放回来呢，应该把他也扣起来当人质才对啊。

　　更何况，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关系在朝野上下也是无人不晓，都知道他俩是多少年的铁哥们。如果这两人背着大伙玩玩猫腻什么的，谁知道啊。

　　为了解释和通过自己的方案，一向恃才傲物的宋子文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坐下来接受怀疑者们的轮番拷问。

　　或曰：是不是“委座”在张杨的逼迫之下，已经在四项条件上签字了？

　　关系到老蒋的“气节”问题，宋子文赶紧澄清：你们难道不知道“委座”的为人吗，他怎么可能会违心签字呢。这是对他“人格之污辱”。

　　在老蒋还存活于世的情况下，当然没人敢出言不逊，进行“污辱”。

　　有人便顺坡而下，抓住这一点不放：你说的不错，只要“委座”还被扣在西安，遭人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

　　宋子文张口结舌，很感无语。

　　何应钦则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宋子文再赴西安倒没什么，但是让蒋鼎文和戴笠同去则不妥。

　　为什么呢？

　　因为蒋戴二人都是军队系统的，如果到时张杨进行“威逼”，让他们把我方的军事进攻计划都供出来，那可怎么办？

　　“质疑”来“质疑”去，无非围绕两种可能：不是“委座”自己“屈服”了，就是这姓宋的跟张杨穿一条裤子，背叛了“委座”。

　　宋子文平时跟老蒋都敢对着干，其它文武百官更不放在眼里。趁这机会，有嫉他的便在背后群起而攻之，并大泼脏水，谓之：“西安事变总策划师”！

　　眼看矛头马上要集中指向自己了，宋子文愤然而起：现在时间这么紧迫，“事变解决”以分分秒秒计，你们却还在这里怀疑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宋某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非得到西安那种险地去过把瘾，你们为什么都不去？！

　　质疑的要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别的都不要扯了，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委员长”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要军事解决呢，还是政治解决。

　　宋子文心里当然明白，老蒋在他临走时说的清清楚楚，必须“军事解决”。

　　他不能够窜改“圣意”，但又知道非政治解决不行。

　　为此，宋子文只能剑走偏锋，以外交辞令作答：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他老人家也肯定不希望看到内战发生啊。

　　 这话答得还真够水平，既坚持了“和平之道”，又没有歪曲老蒋的原意。

　　（752）

宝宝寒

　　在宋氏兄妹的坚持下，南京的大员们连续开会讨论，最后确定为再停三天。

　　但是此三天非彼三天，停的不是地面进攻，而仅仅是飞机轰炸。

　　得知情况严重，丈夫不是离危险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后，宋美龄立即准备动身出发。

　　在她看来，和平营救老蒋这件事就像在造房子，端纳算是奠基起了个头，宋子文接着把柱子墙壁建好了，最后上梁盖顶的工作当然得由自己来完成了。

　　就在飞机快要起飞时，一个女人哭着跑过来，死活要上飞机。

　　一看却是蒋鼎文的太太。

　　蒋鼎文被扣西安，蒋太自然是天旋地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等到丈夫奇迹般地第一个脱险回京，又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忽然没几天，身边的人竟然要重返她认为的那个“龙潭虎穴”，再次面临着送命的危险，顿时整个人都要倒下去了。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过山车也没这么玩的。

　　她没有办法不让丈夫去，能想到的就是一起去，死也死在一块（“力请偕行”）。

　　宋美龄当然不能让她去。大家是去办事的，不是上刑场，夫妇两人这么一路哭哭啼啼，就算去了西安也不成个体统。

　　劝住了蒋太太，宋美龄自己的心里其实也是七上八下，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将是什么。

　　到了洛阳上空，她往下面一看，飞机场上轰炸机排列整齐，正待命出发呢。

　　不是说三天之内停止轰炸吗，这是在干什么。

　　一行人立刻在洛阳作短暂停留。宋美龄端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架子，告诫洛阳空军将领们：绝对不准进攻。

　　宋子文说再停战四天，宋美龄要求的却是无限期——除非得到“委员长”命令，否则连派轰炸机靠近西安都不行

　　再登机往西安飞，离目标越近，心情也越忐忑。终于在到达西安飞机场上空的时候，女强人支持不住了。

　　她悄悄地掏出一支左轮手枪，然后塞到端纳手里。

　　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军队哗噪无法控制”，士兵要碰我的话，请你立即朝我开枪，“万勿迟疑”。

　　端纳连忙安慰对方：不会的，他们不会碰你。

　　请答应我吧。

　　她几乎是用哀求的眼神望着身边的老外顾问。

　　等飞机真的在西安城着陆，宋美龄却又马上恢复了镇定从容的神情，似乎方才的一切都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张杨闻讯，急忙来见。对他们来说，这个场面比较尴尬。一般而论，你抓了人家老公，做老婆的就算不跟你玩泼妇的一套，满地打滚，至少也会怒容满面，兴师问罪。

　　但是宋美龄的样子跟以前全无区别，好象她是出公差，正好偶然路过，来看看各位的。

　　尴尬很快就变成了自然，大家再说话就方便多了。

　　宋美龄敢于到西安来赴险，并不光是出于夫妻间的感情，纯如蒋鼎文的太太那样“要死死一块”。

　　她从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判断，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可能的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同时，不管是从私人情谊，还是以她对张学良为人的了解，她都认为后者不会对她怎样，至少不会把她关起来做“人质”。即使在情绪差一点失控时，她担心的仍然是“无法控制”的士兵，而不是张本人。

　　（753）

宝宝寒

　　见面后，她注意到张学良“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一判断。

　　当然，仅此还不够。

　　她要从侧面小小地试探一下。

　　宋美龄用一种很不经意的语气对张学良说：等下你就不要让你的部下搜我行李啦，主要是翻乱之后不好整理。

　　张学良闻言大惊失色。

　　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这么做呢。

　　此时的宋美龄对自己的安全已经有了几成把握。

　　礼，很重要。有了礼，才有敬。有了敬，才有惧。有了惧，才可以慢慢劝解。

　　她一路观察，发现西安的街道上并没有出现自己原来想像中的混乱情景。这说明，张杨仍能控制得住军队。

　　现在紧张的人变成了少帅。

　　把宋美龄一接到张宅，他就赶紧问，要不要马上安排见一下“委员长”。

　　宋美龄笑了笑：不急不急，先坐下来喝杯茶好了。

　　她当然希望立马就能见到自己的丈夫，可是这事急不得，必须让张学良意识到，自己的心情一直很平静，而且始终是信任对方的。

　　此后的很多细节，老版本的电影《西安事变》都交代了。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场面：老蒋早上翻旧约，上面写着一句话，大意是从前英雄救美，现在要美救英雄了。

　　但实际上这位落魄之人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在见到宋美龄突然出现在面前后，他起初是不敢相信——不是已经交代宋子文，让你们都不要来了吗。然后是眼睛一闭，“愀然摇首，泪滑潸下”：完了，你这不是自投罗网么。

　　接下来，自然“美”先得安抚“英雄”，但最关键的还是考虑怎么把“英雄”给救出去。

　　宋美龄劝老蒋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周恩来。

　　在西安事变猝发时，陕北中央原先也是不知情的。此前中央红军确实已陷入了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随着冬季到来，物质极度匮乏，甚至已做好了再次长征的准备。

　　得悉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后，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大快人心，第二个反应是“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局外人很难想像国共之间的积怨，那是一种真正的血海深仇，十年征战和厮杀，使彼此在对方眼中都成了不可戴天的仇人。

　　即以分立两大阵营的黄埔学生而言，十年之前，他们曾是同窗，是朋友，可以彼此问候，然而十年之后，却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互相拥抱的理由了。

　　当时的鄂豫皖是国共黄埔将领争斗的主战场。红25军军长蔡申熙（黄埔1期）战死时年仅25岁。临死时，他对陈赓说，如果你能见到“蒋校长”，让他在黄埔校史上补一笔，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1期的蔡申熙死于1期的胡宗南之手，呜呼哀哉。

　　陈赓后来在上海被捕。见到老蒋，就转述了蔡申熙的话。当然蔡申熙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伤心之言，还真得打上个问号。毕竟国共两党的情形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双方使用语言多有不同，而且鄂豫皖苏区当年的“肃反”也是搞得相当恐怖，特别是针对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若是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下手几乎从不留情。

　　（754）

宝宝寒

　　想想看，蔡军长平时避“黄埔出身”和“蒋校长”还唯恐不及，虽在弥留之际，似乎也不至于当着陈赓的面如此“口不择言”。

　　只能说陈同学实在有够机灵，他熟知国民党内的人情规则以及老蒋的心理。果然，老蒋听后大受触动，连眼睛都红了，称从中听出了黄埔学生的怨恨之声，而自己未尝不感到痛心。

　　既然“痛心”，那就没必要再多一个“怨恨之声”了。于是陈赓安然脱险。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处境之难达到极至，突然有人说，老蒋在西安被抓住了，毫无疑问，大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当为天下除此公贼。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候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十分突然，消息闭塞，陕北中央并不完全了解各方面对此事的反应，因此最初才有“审蒋”的主张。

　　直到周公应邀到达西安后，方知张杨实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不仅地方派系和军队不响应，即如舆论亦持强烈反对态度。

　　统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即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是“自坏长城”之举，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差池，“中国要倒退二十年”。

　　冲动之下的胡适，甚至一改以往反对和批评国民党的论政态度，声称要加入国民党，以抵制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显然，这样的舆论氛围，对西安方面是极为不利的。

　　这是内部。

　　外部，苏日政府的立场则耐人寻味。

　　斯大林此时认识到，苏联由于一心对付德国，很难顾及与日本两线作战，万一老蒋有个三长两短，中国就很难再统一起来进行抗战，而这对于苏联的利益显然是不符的。

　　因此他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把中国引入内战，大家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与苏联有主张不同，日本是无主张。

　　在事变发生后，广田首相迅速召集外相、陆相、海相进行三省会商。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处置态度或者办法，只能先进行观望，以“密切注意其演变”。

　　综合这些因素，陕北中央最终放弃了“审蒋”主张，采“保蒋安全”，联蒋抗日的方针。

　　其时和谈的形势是，宋氏兄妹只能作为老蒋一方，而张杨一方又拒绝让阎锡山做调停人，这个中间的位置就让给了张杨都很信服的周恩来。

　　海外知名学者唐德刚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他把其中的一个半留给了晚清的李鸿章和民国的顾维钧，而那最后一个当仁不让就是周恩来。

　　可想而知，以周公之智慧和阅历，尤其在内政外交上的技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见老蒋不肯签字，张杨又对此束手无策，他主动提出与老蒋见面详谈。

　　可是老蒋拒绝见面。

　　（755）

宝宝寒

　　因为在他的“武力统一”计划中，最不能容纳的就是共产党和红军。不管他与南北诸侯怎样斗得死去活来，毕竟都还属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而国共两党之间却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远远逾越了党内矛盾的界限。

　　另外，对于周恩来的介入，老蒋不能不起疑心，认为共产党可能是西安事变的背后主谋。

　　这时候的老蒋已经有些破罐子破摔了，尤其是当着老婆的面，非得体现一点“英雄气”不可——

　　我现在被他们“劫持”着，当然不能做任何承诺。你千万不要企图劝你丈夫签字，我也不会答应和周恩来见面。总之，我是不会轻易屈服的。

　　知道老蒋的脾气，宋美龄不能从正面劝说，得从侧面诱导。

　　先得告诉老头子：你不仅没有沦落为破罐子，还进化成了一只特大的香饽饽。

　　宋美龄说，你还不知道吧，自从你被扣在这里后，全国民众都快急疯了，那种“忧疑惶急”的样子，是以前从来没看到过的。就算你的反对派们，也是如此。

　　为了渲染气氛，她还有意无意地夸张了一把，说是上学的小孩都哭得跟泪人似的，比老爸老妈死了还难过，至于那些当兵的，悲痛的样子更别提了，听说你可能已死的消息后，有人竟然还自杀了。

　　对这些话，老蒋信不信是一回事，爱听却是真的。

　　他的自信心又鼓了起来。

　　原来自己还是那个无人可以取代的领袖，这个领袖的光环，不仅没有因西安事变而黯然失色，相反还变得更加光茫万道了。

　　看到老蒋的眸子又亮了起来，下面该说些什么，大家应该明白了。

　　绝不能这样说：蝼蚁尚且贪生，你要爱惜生命啊。

　　那样的话，老蒋准保还是会猛摇其头，摆出一副“以身殉国”的酷哥模样。

　　得告诉他：作为国家领袖来讲，你轻易死不得，要留着这条性命去“完成革命以救国”。

　　宋美龄还以自己举例，我虽然不是领袖，却是基督教徒，上帝要我死，那毫无疑问，我得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去死，但倘若上帝不让我死，我可不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

　　这话也是说给老蒋听的。

　　面子有了，老蒋的架势就可以收工了：那就不死吧，不是我蒋某人怕死，而是国家和上帝“一致要求”我不能死。

　　夫妇二人开始认真研究对策了。

　　外面，中央军要对峙的，看来不光是张杨的“叛军”，“叛军”之后还有红军，这三股力量，尤其是后面的红军，岂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一旦打起来，不是小战而是大战。

　　再看诸侯们的态度，现在当然大多是口口声声向着南京，维护中央的，可随着战争态势的变化，谁又能担保，他们会不会待机而起，掉转枪口呢。

　　更外面，当然还有时刻要找借口进行干涉的日本人。

　　到时内忧外患搅在一起，国家四分五裂，等于以前的努力都全泡汤了，一切白忙乎。

　　所以无论从个人安危还是就大局着眼，都不能打，只能和。

　　要和，这个主动权却不掌握在自己手上，而在对方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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