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这个所谓的“对方”，就是张杨周组成的“三位一体”，而老蒋既然认为共产党是事变的主谋，周自然就成了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

　　现在周恩来主动提出面谈，这个机会不可错过。

　　但老蒋对蒋周会面仍然充满顾虑，为此提出了一个由蒋氏兄妹代己出面的方案：先让宋子文和周恩来谈，摸清对方的态度后，再由宋美龄续谈。

　　至于谈判的基调，老蒋给出了一条底线，即苏区和红军必须取消，也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了，如果共产党同意，国共可实现二次合作。

　　实际就是说，共产党你得服我，只要服我，一切就好办。

　　对于这个底线，无论是老蒋，还是宋氏兄妹，起初都觉得希望濒茫。

　　自从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双方一打就是十年。国民党的其它诸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或许还说过软话，让过步，但共产党什么时候服过？哪怕是退出中央苏区，万里长征到陕北。

　　因此宋子文在与周恩来见面之前，还是选择先和张杨谈判，寄望于在张杨这里打开缺口。

　　但结果还是碰了个大钉子。

　　张杨提出，老蒋不肯签字也可以，那就在西安开一个大会，由老蒋主持，南京的军政要员都得来参加，在会上就地落实“四项条件”。

　　对此，宋子文显然不能接受。老蒋愿不愿意来主持这个会议暂且不提，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多的军政要员，又有几个肯到西安来“自投罗网”？

　　宋子文遂与戴笠、蒋鼎文会商，酝酿了一个“反建议”。在这个“反建议”里面，实际已经容纳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部分内容，只是不能开会，当然也没提到要老蒋签字。

　　而张杨一方，则始终不肯相让：开会，或者签字，一定得选一样，否则没法谈。

　　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到周公那里碰碰运气了。

　　在见到周恩来之前，宋氏兄妹心里其实完全没什么底，想想双方做了这么多年的死敌，共产党又可能是事变的“主谋”，他们会轻易放过老蒋吗？

　　就算共产党真的能够满足老蒋提出的那个“底线”，到时来个狮子大张口，或者漫天要价，也一定是避免不了的。“要价”过高，南京那边绝不会答应，即使老蒋对此点了头，也一定会影响到后者今后在国民党内的威信和前途。

　　可是见面之后，宋子文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所有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蒋介石愿意领导大家抗日，出于“民族之大义”，共产党同意取消苏维埃，服从南京政府。

　　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共和红军“六项主张”。

　　虽然“六项主张”的一些内容与张杨的要求完全一致，但不需要开会，也未明确提出必须签字，所有这些都让宋子文内心为之一宽。最关键的是，周恩来提出的“价码”远在老蒋设定的“底线”之内，这使国共和谈的前景一片光明。

　　（757）

宝宝寒

　　等到宋美龄出面，她再次从周恩来那里得到郑重承诺：我们会拥护抗日的“委员长”为“全国领袖”。

　　宋美龄跟宋子文一样，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听到共产党会称老蒋为“领袖”。她由此敏锐地感觉到，中共的介入，不仅不会致老蒋于死地，还是解救老蒋的“福音”。

　　当然，不管宋氏兄妹如何满意，要是老蒋自己不同意还是白搭。

　　中共的回答同样大出老蒋意料之外。这让他不得不陷入思考，自己的“武力统一”还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继续下去。

　　从民国开始建立的那一天起，对“武力统一”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胡适就是“武力统一”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民国初建时，北京政府曾一度具备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构，也囊括了一些突出的政略人才，像颜惠庆、顾维钧、黄郛这些人，早年都在北京组过内阁，当过总理。

　　在他看来，如果以此为起点，梦想中的美式民主是可以实现的。但这时候，南北却打了起来。

　　南北对抗，最初起因于“宋教仁被剌案”。但对于这件疑案，袁世凯却认为他是冤枉的，“宋案”并非他所指使，也同意对此进行调查和公开审理。按照胡适的意思，既然一个要喊冤，一个要昭雪，大家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事实上，国民党内也的确有人提出过“法律制袁”的思路。然而国民党最后走的途径却不是法律，而是“暴力”，他们要像梁山好汉那样揭竿而起，实行“二次革命”，用“以暴易暴”的办法来反袁，并进而以“武力统一北方”。

　　眼看南方起兵，以善用权谋著称的袁世凯来得个正好，也抓住对方先动手的这一把柄，准备趁机灭掉国民党。从此，北洋一派就以“武力统一南方”为立身宗旨。

　　说到底，还是故国传统，没有人相信说理能解决问题，都只迷信自己的拳头最有说服力。如此，打成一堆，谁也没能完成过真正的统一，在把国内搞得一团糟的同时，亦让外人得以乘隙而入。

　　胡适这个判断，跟我们的惯常认识是有很大距离的，但谁又能说它没有一点道理呢。黄郛的太太沈亦云不是说过，《三国》和《水浒》，两部小说组成一个民国吗。梁漱溟也说，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启动了“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标志着武人时代的开始。

　　那么国家总要统一，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胡适的主张，是以“政治统一”来代替“武力统一”，即以政治制度来养成全国的向心力，从各省选出代表参加政府和国会，既监督中央，又帮助中央统治全国。

　　那位要问了，如果各省不想统一，一门心思就要闹事怎么办？

　　胡适的回答是：那就请他们到国会去闹，去吵，不管怎样，总比大家伙用“机关枪对打”要来得好一些。

　　作为军人出身的国民党领袖，老蒋虽然一生都很尊重学界精英，但你要让他从思想上真正接受胡适的理论，显然绝不可能。

　　胡老夫子的“政治”，实际指的是民主宪政。在老蒋看来，这纯属书生之见，在现阶段是难以实现的。

　　（758）

宝宝寒

　　要达成“政治统一”，就得有向心力，但请你告诉我，这个“向心力”，它到底在哪里呢？

　　各省诸侯，哪一个不是各怀心思，又有几个真正具备拥护中央的“胸怀”。折腾来折腾去，仍然不过是强者觊觎中原，弱者割据一方。你要他们派代表，可以啊，就派一个人住在南京，不过绝不是帮中央忙，而是来做间谍，探听情报的。

　　只要他们觉得自己羽翼丰满，根本就不会满足于在国会“吵闹”，一样会用“机关枪”来与你对话。

　　沉浮这么多年，老蒋早就看穿了这一切，他才不会傻到听信书生之言，主动放下枪，来跟诸侯们讲“温良恭俭让”呢。

　　但凡有条件，他是绝不会放弃“武力统一”的。当然，换句话说，他如果暂时放弃了，那就是暂时没有条件了。

　　老蒋不是不清楚，在面临外夷入侵的情况下，内部“武力统一”这条路确实是越来越难以走通了。

　　西安事变前组织对陕北红军进行大举“围剿”，看似声势浩大，实际也可以看作是老蒋对“武力统一”所做出的最后一次努力。

　　现在，这个努力毫无疑问是宣告失败了。

　　一方面，“武力统一”丧失了条件，另一方面，胡适所谓的“政治统一”却现出了黎明的曙光。

　　黄郛曾评价他的这位义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而蒋在“毅”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剩下来的就是要在“弘”上面多下工夫。

　　事实上，“毅”和“弘”有时候是很矛盾的。打个比方，如果把当事者看作是一个长跑运动员的话，“毅”是说他有耐力，“弘”则是指他要对不同跑道和路径进行多种选择。

　　客观地说，你要想跑得尽量远，跑道是不能老变来变去的，否则的话，不仅容易耗损体力，还会影响耐力。可是如果眼瞅着前面这个路径越走越窄，甚至“此路不通”，这时候就算不想“弘”也得“弘”一下了。

　　就像站在大海边上，老蒋此时突然发现，不管海浪如何反复冲击，有一块岩石始终屹立不倒。

　　上面写着两个字，叫做“抗战”。

　　以前，这个旗号都被别人用来反我，现在我为什么不把它拿过来号令群雄，一统江湖呢？

　　毫无疑问，“抗战”就是那个自己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向心力”。只要把这个旗帜树起来，“国内一切纠纷，都可迎刃而解”。

　　眼前一亮，真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

　　只要善于解放思想，天下事，有何难哉。

　　此时的老蒋，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维护他的“领袖”地位。如今连国民党的死敌，缠斗十年之久的共产党都可能承认他是领导抗战的“领袖”了，还有谁敢再挑战这种地位和权威？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没有说他不抗日，而是说他“剿共”，只要不“剿共”，人家是肯尊称他一声“委员长”的。同时，共产党希望改组政府，也并不是要把他一脚踢开，而是要让“亲日派”滚蛋，重新组织一个抗战的政府。

　　这个新政府谁领导？

　　还是蒋某人。

　　（759）

宝宝寒

　　老蒋思虑再三，终于点了头，同意实施中共提出的“改组内阁”、“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等要求。

　　针对两军对恃，剑拔弩张的局面，老蒋也拿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在他未回南京之前，由蒋鼎文先行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等他到南京后，再发布手令，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拿着老蒋的方案，宋子文再找“三位一体”。看上去，张杨周也对老蒋的态度感到满意。

　　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似乎已经诞生，只需要等西安方面开会正式通过一下就行了。

　　但是第二天波澜再起。

　　东北军内部先起反对之声。这个内部主要指的不是王以哲、何柱国这些“老人”，而是“新近崛起”的“少壮派新人”，比如在临潼负责扣蒋的孙铭九。

　　西安事变之前，孙铭九不过是张学良手下卫队营的营长，属于大内侍卫的角色，在东北军将官中原本是排不上号的。但西安事变过后，他已俨然成为“少壮派”的首领，连张学良的话似乎也可听可不听了。

　　 从“少壮派”的角度上来说，既然大家都是靠捉蒋扣蒋“一举成名”的，一旦放老蒋回去，无疑就是“纵虎归山”，这老头子能不寻机进行报复吗？所以坚决不能放。

　　这边张学良刚把昨晚的情形复述一遍，那边会场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问道：姓蒋的说得好听，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去做，有什么具体保证吗？

　　张学良此时已抱定和平释蒋的宗旨，周恩来的支持和老蒋的让步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眼看骑虎难下的局面即将走出，却意外地遭遇到了来自自己内部的阻力，不由又急又气。

　　他听后马上逼视对方：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语调之激烈一反往常，使屋内气氛立时紧张起来。

　　如果放在从前，以少帅在东北军中之权威，此时众人就应该噤声了。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虽然说话的人也感到有些慌乱，但没有一点要退缩的样子。

　　你不是让我说吗？那我就说给你听听。

　　老蒋所有答应的这些事，不能等他到南京后再做，在西安就要实现。

　　第一， 撤退中央军，而不只是停止进军。

　　第二， 释放七君子，以取信于民。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签字，然后公诸报端。

　　有一件他没有做，我们就得不到“保证”，也就坚决不能放。

　　张学良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们要知道，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对老蒋的打击已经够大了，他自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如何履行诸位的要求。现在最重要的，是帮他撑面子，恢复其“领袖”威信，让他“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但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和说服，双方都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会散了，却并不表明众人的情绪会散。

　　有“少壮派”军人愤然出言：西安事变是我们大家伙提着脑袋干的，早已不是他张杨两个人的事了。

　　哦，你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闹着玩的吧。如此做法，置我辈生死于何地。

　　（760）

宝宝寒

　　更有言论激烈的提出：这姓蒋的还被我们抓在手上，要我说，干脆，一刀宰了得了。

　　听到这些话，少帅的神经立刻紧崩了起来，他生恐老蒋有个三长两短，赶紧把原来负责看管老蒋的孙铭九卫队营调开，转而由其他侍卫部队接任。

　　与东北军相比，第17路军的反响更为强烈。后者的前身就是老西北军，当年蒋冯之战、中原大战，那些刀兵相见的记忆仍然挥之不去，其中下级将领对老蒋“恨入骨髓”，颇多“报复思想”。

　　东北军说要“保证”，第17路军却说要什么保证，一颗“花生米”了结不就得了。

　　要不是张学良有所提防，很早就与杨虎城商定，把老蒋移到自己看管的区域，后者现在是不是尚有命在，还真是得两说的事。

　　受到部下的影响，原本在释蒋问题上就犹豫不决的杨虎城开始动摇了。

　　曾担任过张学良秘书的高崇民回忆说，张杨合作，杨虎城常有“齐大非偶”的顾虑。

　　什么叫“齐大非偶”，这也是一个典故。

　　说春秋时候，齐国国王想把女儿嫁给郑国太子。当时齐是大国，郑是小国。按道理，这是一个应该让郑国太子受宠若惊，倍感荣兴的一件事，但这位太子却出人意料地婉拒了“送上门来的好事”。

　　理由便是：每个人都有适宜自己的配偶，齐大郑小，门不当户不对，我是配不上您家公主的（“人各有偶，齐大，非吾偶也”）。

　　此典故收在《左传》上，想来作者左丘明老先生对郑太子是很赞赏的。

　　都是男人嘛，谁娶老婆也不希望总被对方压着一头，那日子还要不要过了。

　　东北军无论兵员还是武器粮饷，都远超第17路军，这样的合作伙伴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你的一种潜在威胁。

　　两广事变之初，张杨原计划通电响应，但对陈济棠能否成功，二人心里都无胜算。商量的结果，是由张学良到南京去拜访老友宋子文。

　　拜访是假，摸底是真，因为宋子文了解很多外界所不知晓的军政内幕。

　　不探不知道，一探吓一跳。原来老蒋已经在江西搞定了余汉谋，陈济棠垮台要不了多长时间了。

　　这下，响应是肯定不能够了。摸到底后的张学良并没有马上返回西安，而是到上海去转了一圈。

　　可你老兄倒是透个底给杨虎城啊，他却没有。一直在西安翘首南望的杨虎城既见不到人，又看不到信，还以为张学良去老蒋那里告了密，急得眼睛都生出了毛病——无论是东北军还是中央军，要对付第17路军都不是很困难的事。

　　直到西安事变发动前后，照高崇民的说法，杨虎城还是“边合边疑”，十分谨慎小心。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张学良一度迟疑时，“露有惧色”了。

　　在对待已为阶下囚的老蒋的态度上，张杨也分歧很大。张学良虽然扣蒋，但属万不得已，南京的政要首脑里面，他和老蒋还是最为亲近，所以西安事变后，他对老蒋仍是“执礼甚恭”，不敢有过于失礼的地方。

　　（761）

宝宝寒

　　老蒋被扣，空下的位子自然有人惦记。比如国外的汪精卫就正在加紧往国内赶，在老蒋缺席的情况下，他极有可能重新掌控南京政府。汪张早在长城抗战前就有过势不两立的冲突，汪精卫和老蒋两个人，如果你要张学良从里面选一个出来做头的话，毫无疑问他只会选老蒋。

　　一边是外界并不支持扣蒋行动，另一边是老蒋的位子将可能被汪精卫或其他人所取代，这时候的张学良就非常希望能尽快释蒋。

　　宋美龄刚到西安时，张学良就当着她的面表示，自己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要“委员长”同意领导抗日，签不签字都可以。

　　张学良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别说老蒋死也不肯签字，就算签了，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要知道在南京政府，老蒋虽然权势日重，但说出来的话也并非“圣旨”，就算在国民党内，他的反对派也有不少。更何况老蒋处于被扣之中，南京的要员们日后完全可以以老蒋签字系“出于胁迫”为由，对所有条件予以全盘否认和推翻，都用不着老蒋自个出来反悔。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张学良本身对签字和开会都不很热衷，他相信的，还是自己与老蒋的“君子协定”。

　　那既然少帅这么“好说话”，为什么老蒋还迟迟走不了呢，原因就是他的搭档有不同的想法。

　　杨虎城的主张是：要么不扣蒋，扣了就不能轻易放。纵然关着不杀，也决不给其以东山再起的机会。

　　事实上，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就不愿意放蒋了。

　　张学良说，只要老蒋答应我们的要求，咱们还拥他做领袖。杨虎城内心里却大不以为然。

　　可是东北军的实力又大大强于第17路军，这让后者只能做出不置可否的表情。

　　怎么办呢？

　　杨虎城就把希望寄托在“三位一体”的周身上。他相信，只要共产党把砝码加在他这一头，二比一，张就得让步。

　　国共那么大的仇恨，会轻易饶过老蒋吗，不太可能。

　　周恩来刚到西安的时候，按照陕北中央起初确定的政策，也的确对杨虎城说过：没有保证，不能释蒋。

　　这让杨虎城很高兴。

　　此事发生在宋美龄未来西安之前，当时张学良那么急着催老蒋签字做保证，很大程度上就缘于内部压力实在太大。

　　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在对蒋政策上发生了变化。到宋氏兄妹直接与周公见面后，周张的意见更是逐步趋于一致，即可以在不签字不开会的前提下主动释蒋。

　　如此一来，就变成了周张共同做杨的工作。

　　共产党态度的转变，让杨虎城大出意料之外，接下来就感到非常苦恼。讲道理吧，他讲不过周张，论力量吧，又在“三位一体”中处于最小的位置，因此虽然在思想上实际并没有转过弯来，但在当天谈判时他还是“随了大流”。

　　一个晚上过去，后悔了。意识到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

　　（762）

宝宝寒

　　老蒋和张学良那种历史形成的关系和交情，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西安事变前，老蒋曾来这里探过路，当时没说实情，在老蒋看来，肯定认为是故意诱其上钩的，心里不知道会有多么痛恨。

　　有一件事闭着眼睛就能想见：老蒋一旦复位，饶了谁也不会饶了他。

　　放蒋可以，但要确保安全，就必须抓住老蒋的“小辫子”。

　　具体来说，就是让老蒋在西安发一份声明，承认“三位一体”的合法地位，而且最好就“诺言”签字。当然，为了维护老蒋的“体面”，对签字一事可以保密。

　　此时，中共也意识到如果就此放蒋，确实藏有不可预测的隐患和危险，因此周恩来的看法又与杨虎城接近起来。

　　于是，大家就拟了新的条件拿给老蒋。

　　老蒋一看，果然就不乐意了。

　　在老蒋的战略构想中，西北始终是“重要之国防根据”，如果发声明承认“三位一体”，形同完全放弃西北，这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

　　他让宋子文把条件退回，并且声明再也不愿意谈下去了。

　　张学良眼见释蒋要“功败垂成”，一时大为着急，便去找杨虎城，两人争着争着就大吵了起来。

　　张学良情绪激动：我们开始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还不是要停止内战，让“蒋公”领着我们抗日吗，现在他都答应了，你为什么还要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呢。

　　杨虎城也不再隐瞒自己的观点，气愤愤地对张学良说：在没有获得任何保证的情况下，你却同意让老蒋就这样一走了之，他回去后肯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的。

　　张学良则完全不同意自己搭档的看法：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怕担责任，那政变的完全责任由我来负好了。

　　说着，少帅忍不住冒出了一句气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

　　到这个时候，两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了。杨虎城一甩手，拂袖而去。

　　一旁的周恩来眼见张杨几乎要闹到决裂的程度了，赶紧上前劝解，让张学良稍安勿躁，大家可以慢慢再商讨。

　　张学良意识到，现在“三位一体”中，他和杨虎城分居天平的两头，周恩来的态度显得最为重要。

　　这天晚上，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了蒋氏夫妇居住的宅院。

　　此时老蒋躺在床上，因为病痛而动弹不得。当周恩来进屋时，四目相对，两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彼此熟悉的地方——黄埔军校。

　　十年过去，已显苍老的“蒋校长”仍称“周主任”为“部下”，而“周主任”也表示，只要“蒋校长”不再“剿共”，不光他本人仍然是“部下”，即如红军，亦可听其指挥，直接开赴抗日前线。

　　知道老蒋需要休息，周公很识趣地聊了几句就退了出来。虽然初次相见十分简短，但无疑极其重要，因为它实现了国共领导人在多年为敌后的第一次握手，也见证了双方的诚意。

　　这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开头。

　　（763）

宝宝寒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25日。这一天对蒋氏夫妇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当天是西方的圣诞节。他们很希望借此“吉兆”尽快离开西安。

　　可是走不了。

　　宋美龄决定顾注一掷，再在张学良身上下足功夫。

　　你知道吗，三天的停战期（实际是停止轰炸期）就要到了，这是最后一天。如果还不能放“委员长”回京，中央军肯定是要发动大举进攻的。到时，“我等固死”，你也不能独存啊。

　　不如今天就把我们放掉吧，就等于送国家一个“无价之圣诞礼物”。

　　张学良很是为难。

　　鉴于杨虎城不肯放蒋，他已准备必要时不惜用兵了，可是比较困难。

　　若论总体实力而言，东北军固强于第17路军，但在西安一地，张学良掌握的部队却并不比杨虎城多，不仅城门由后者负责把守，城外更有第17路军9个团，而东北军仅有1个团。

　　一旦双方打起来，杨虎城是完全可以先下手为强，把老蒋扣起来再说的。

　　张学良便找到宋子文，哥俩共同商讨如何才能摆脱窘境。

　　能不能把老蒋秘密带到机场，乘他人不备，突然飞离西安呢？

　　这个设想马上就被他们自己给推翻了。

　　太危险了。杨虎城肯定已经把这里严密监视起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不定还没等到机场，老蒋就要落在他手里了。

　　再想。

　　张学良忽得一计，唤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我们可以让宋美龄和端纳先走。其他人问起，就说停战期不是到了吗，他们是到南京交涉，以便延长停战期的。

　　只要这边转移了视线，那边就可以给老蒋化个妆，藏在汽车里混出去，直接送到东北军营地，然后大家再在洛阳会合。

　　宋子文觉得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也只得如此。但是宋美龄却坚决反对。

　　知夫莫如妇。没人比她更了解老蒋的脾气了，那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怎么肯把脸画得跟个花脸猫一样逃出去呢。万一在城门口被查出来，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更何况，老蒋背部还受了伤。就算能侥幸从城里混出去，西安到洛阳，那可不是一点点的路程，坐着汽车这么颠过来簸过去的，那两根老骨头还不都得给拆散了。

　　所以宋美龄说，一定要让老蒋坐着飞机公开走，要是做不到，还不如一齐死在西安算了。

　　事到如今，张学良简直有些技穷了。

　　要坐飞机，还要“公开”，靠我一个人断然是没这么大能量的，还是请周公来帮忙吧。

　　于是，蒋周便有了第二次谈话。

　　这次谈话，双方都从容了许多，也更具目的性。

　　老蒋知道此番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所以话语极为恳切：你知道吗，即使在“剿共”的时候，我也一直是记挂你们这些中共要人的，包括你，包括那些黄埔学生，毕竟都曾经是我的部下嘛。

　　我跟广西的桂系怎么样，差不多也打了七八年。可是说好就好了，我对他们“施以仁怀”。对你们，我也一样啊，肯定会“慷慨对待”的。

　　老蒋甚至表示，只要红军对他“效忠”，可以享受和中央军一样的待遇。具体细节，以后可以在南京直接谈。

　　（764）

宝宝寒

　　一旁的宋子文趁势插嘴，希望周恩来施以援手，让老蒋迅速离开，否则再耽搁的话，只会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和恶化起来。

　　周恩来答应了这一请求。

　　事实证明，蒋周的二次谈话极其重要。如果周公不在关键时候扮演关键角色，说服杨虎城，老蒋是很难安然无恙回他的南京城的。

　　在苦等消息的过程中，蒋氏夫妇着实受了不少罪，他们几乎是在煎熬中度过的，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

　　从十一点半等到一点半，再从两点等到三点，两人注视着屋里的电话，那里始终没有传来他们需要的喜讯。

　　忽然，宋子文跑了进来——杨虎城终于被说服了。

　　接着进来的是张学良。

　　现在天已经晚了，要不明天早上飞南京吧。

　　宋美龄一跃而起：还等什么等，等他们改变了态度再来抓我们吗？！马上就走。

　　高兴归高兴，要离开西安的心情也未必不比宋美龄更急切，但此时老蒋却想到了更深的地方。

　　这杨虎城虽然暂时被说服了，答应放我一马，却没有说什么时候让我走，要是他又忽然反悔了，或者等我的飞机上了天，再在下面玩阴的，给我一炮怎么办。

　　所以在跑路之前，一定得先把姓杨的给稳住。

　　与自己老婆比起来，老蒋的心机终究还是要深沉得多。

　　走都要走了，他还把张杨叫过来“训话”，不过没有责备，只有宽慰：尽管西安事变属于“叛变行为”，但我已经原谅你们了，答应的事也都会一一照办。

　　说是说给两个人“训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讲给杨虎城听的。

　　从杨虎城“推翻协议条件”开始，老蒋就知道杨虎城意在“大西北”。西北，这是多重要的一块地儿，舍了身家性命也决不能放手。可是现在你还在人家枪口底下，言不由衷就是必然的了。

　　他告诉张杨：我把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打算搞一个西北五省的统一军事机构，让你们负责。

　　这就叫投其所好。说白了，就是骗人。要是老蒋真有此意，哪用得着请周恩来帮他从中斡旋啊。

　　前脚把张杨送走，后脚蒋氏夫妇一班人就赶紧去机场。到了机场一看表，已是下午4点。

　　正要登机，忽然有一个人急如星火般地赶来。

　　这个人如果是杨虎城，老蒋的心就得悬在那里了。幸好不是，是张学良。

　　事实上，当天就释蒋的决定，都是张学良根据蒋氏夫妇的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实下来的，乃至于“三位一体”中的杨周均毫无察觉。

　　直到被叫过来“训话”之前，杨虎城还不知道当天释蒋的消息。来了之后才发现，老蒋马上就要上车去机场了。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

　　杨虎城愣住了。

　　不满几乎是一定的。放我是同意放了，可是什么时候放，你总得事前跟我们商量一下，知会一声吧。

　　可是当着老蒋等人的面，这话还不怎么好说，更不能跟张学良争论，只得硬着头皮一起听“训话”。

　　（765）

宝宝寒

　　应该说，老蒋没有像他老婆说的那样，马上就跑，而是执意作“临行话别”，并在话里暗示要把西北交给张杨，对稳住杨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此时如果后者突然翻脸，把兵派到机场，阻止飞机起飞不是没有时间。

　　在回去的路上，杨免不了要说几句：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做出这么大的决定，“周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张学良则是一脸无奈：今天不走不行啦，你也看到了，我们下面还有这么多人不同意释蒋。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呢。

　　让杨虎城更感郁闷的一件事发生了。

　　张学良说他要亲自送蒋进京。

　　不会吧，我们肯送佛已经不错了，你干嘛一定要送到西天呢。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他当即写下手令交给杨虎城，言称自己不在，东北军即由其一体指挥。

　　如此一来，杨虎城也无话可说了，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他离去。

　　对张学良要送他进京的事，老蒋起初也是不同意，“再三阻之”。

　　倒不是不乐意张学良陪送，能和东北军的首领在一起，这一路上的安全系数无疑要大得多。他所顾虑的是张学良手下的那些将领，一旦没有少帅镇在这里，“无人统率”，会不会继续“乱来”。

　　听张学良说已交杨虎城安顿，心下稍安，于是一齐上路。

　　等到“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一个——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早已远去。

　　周公黯然神伤，仰天长叹：何必摆队相送，还要负荆请罪呢，你会吃亏的。

　　在获悉张学良亲送老蒋赴京后，东北军幕僚始而“谔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有人甚至愤而说出了“竖子不足与谋”这样的话。

　　谋臣尚且如此，将官就更不用说了，军内一片沮丧。

　　历史听到了叹息和怨言。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从张学良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就会知道“负荆请罪”并非完全出于其一时之冲动。

　　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大多不予认同，对张杨更是群起而攻之，这一点张学良虽人在西安，却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并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加上扣蒋放蒋又争执这么长时间，外界对张杨恶感更甚，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上不会不进行质疑，张学良确实有表白自己的必要。

　　但表白，不一定要亲自送蒋。

　　其实西安事变的解决要说复杂也复杂，要说简单却也十分简单，就取决于对蒋的两个态度：杀还是放。

　　杀，最容易，一了百了。但一场全国性的大内战是避免不了的，而张杨必成众矢之的，到时免不了会形成“天下共讨之”的局面。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也违背张杨当初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

　　放，最困难，而怎么放，更是见仁见智，很难说哪种方式最合适。

　　张学良的做法，实际是要么不放，要放就放彻底，把丢失的感情全部弥补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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