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外勤人员的告密搅动了英国情报机构，约翰·勒·卡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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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她在哪里？这个问题我真希望在安恩那里有答案。他没有回答，但眼光毫不动摇。他两旁都站着一个狱警，和他相比，他们的眼睛颜色淡多了，我说，她一定另有新欢了，因为没有别的路。他没有朋友可以照顾她吗？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什么办法与她秘密联系？我向他说明，他回莫斯科对她没有什么好处。我听着自己说下去，无法停住。也许我并不想停住。我真的想与安恩分手，我觉得时候已经到了。我告诉他，回去是徒劳无益的，对他妻子没有实际好处，不管对什么人都是如此，而且甚至相反。她会受到大家的排斥，最多他们只会让他在枪毙以前见她一眼。另一方面，如果他投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可能用人与她交换，你知道我们那时存货很多，有些准备交换回俄国，至于为什么把这些存货都用在这个目的上，我也不明白。我对他说，她一定想知道他一切都好，在西方很安全，而且自己也很有可能与他团聚，她不愿意被枪毙，或者送到西伯利亚去饿死。我真的在她身上大做文章，因为他的眼光鼓励我。我十分有把握，认为自己已经打动了他，找到他盔甲上的漏洞。但是事实上当然是我让他看到了我自己盔甲上的漏洞。我提到西伯利亚的时候，碰到了他的痛处。这一点我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好像我自己咽喉塞住了一样，我可以感到格茨曼一阵作呕，哆嗦了一下。当然，我碰到了他的痛处，”史迈利苦笑道，“因为他不久以前还在那里关过。最后，狱警把香烟买来了，一大堆香烟，砰地扔在铁桌子上。我把找回来的钱数清以后，赏了他小费，这样做时又看到了格茨曼眼光里的神情。我觉得我看到了他嘲笑的神情，但是说实话，我无法弄清楚。我注意到那狱警不要我的小费，他大概不喜欢英国人。我打开一包，给格茨曼一根烟。我说：‘抽吧，你是烟瘾很大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你最喜欢抽的牌子。’我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很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格茨曼却站了起来，有礼貌地向狱警表示他要回到他的牢房里去。”

史迈利慢条斯理地把吃剩一半的盘子推到一边去，上面的油脂已经凝成一片像是合乎时令的白霜。

“他临走的时候又改变了主意，从桌上拿起了一包香烟和打火机，那是我的打火机，是安恩送我的礼物。‘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我在平常的情况下是绝不会让他拿走的，但这不是平常的情况。我甚至想让他拿走她的打火机，这是完全适当的，我认为这是我们之间联系的象征。他把打火机和香烟放到红衬衫的口袋里，便伸出手让他们戴上手铐。我说：‘你想抽的话，现在就抽一根吧。’我吩咐狱警：‘请你替他点一根烟。’但是他一动不动。我又补充一句：‘除非我们谈妥了，否则就送你上飞机，明天去莫斯科。’他很可能没有听到我的话。我看着狱警把他带出去，然后回到我的旅馆，有人开车把我送去的，我至今也说不出是谁。我不再有什么知觉。我感到又糊涂又难受，这连我自己也不敢承认。我马马虎虎地吃了晚饭，喝多了酒，发了高烧。我躺在床上，全身出汗，梦到了格茨曼。我真想要他留下来。我尽管头重脚轻，却真的想办法留住他，替他重新安排生活，只要办得到，便使他们夫妇俩团圆，过美满的日子。使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永远脱离战争。我拼命地不要他回去。”他抬头看一眼，带着一种自嘲的表情。“彼得，我说的其实是，那天晚上退出战斗的不是格茨曼，而是史迈利。”

“你当时病了。”吉勒姆肯定地说。

“不如说是累了吧。不管是病，是累，整晚吃阿司匹林、奎宁，再就是格茨曼夫妇破镜重圆的甜蜜景象。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梦见格茨曼站在窗户旁，褐色的眼睛盯住下面的街道，我自己不断地对他说，‘留下，别跳，留下。’当然我没有想到我梦见的是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不是他岌岌可危的处境。第二天一早，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退烧。我本来应该就此罢手，发电报要求另外派人来接替我的。我本来应该等一等再到监牢里去的，但是我一心只想着格茨曼：我需要听到他的回复。八点不到，我就由他们派人护送到监牢里去了。他坐在板凳上，腰板直挺，像一通枪条一样。我第一次觉察到他身上的军人气质，而且我知道他像我一样整晚没有合眼。他没有刮脸，下巴上有一撮白胡子，这使他像个老头子。别的凳子上睡着印度人，由于他的红衬衫和这银白色的胡须，他在他们中间显得非常白皙。他手中握着安恩的打火机，身边凳子上放着那包香烟，原封未动。我由此得出结论，他一夜未眠，又立意戒烟，来试一试自己究竟能不能视死如归，不怕坐牢和审讯。只要看他一眼，就可以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他已经认定自己是能够办到的。我没有再央求他，”史迈利一直说下去，“怎么哭哭啼啼也不能动摇他。他的飞机于上午起飞，我还有两个小时。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鼓吹者了，但是在这两个小时中，我尽量搜索枯肠，把我认为他不该飞到莫斯科去的理由都提出来。你瞧，我以为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比教条高尚的蛛丝马迹，我不知道这其实反映了我自己的想法。我以为格茨曼最后会被一个同他年龄相同，职业相同，而且耐力相同的人，所提出的普通人情所打动的。我没有答应给他金钱、女人、高级汽车和廉价的奶油。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他是没有用处的。我这时反倒聪明起来，避开不谈他的妻子。我没有向他长篇大论谈什么自由——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西方的善意，何况，这么说当时并不吃香。而且我自己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是态度明确的。我采取了同病相怜的方针。‘你瞧，咱们都快成老头子，咱们一辈子都想在对方的制度上找弱点。你能够看穿我们西方的一套，我也能够看穿你们东方的一套。我相信，对这场倒霉的冷战，咱们俩都已倒足了胃口。现在你的自己人要枪毙你了。难道你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一方与我这边一样没有什么值得拼命的东西吗？你瞧，’我说，‘在咱们这一行里，咱们只有死路一条。不管是你还是我，都没有前途。咱们年轻的时候都怀抱着崇高的理想——’我又感到他心里一动——西伯利亚——我碰到了一个痛处，‘但现在却不再有什么理想了，是不是？’我要他只回答我这个问题：他有没有想过，他和我两人尽管走的路线不同，对于生活，到头来还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使我的结论在他说来是思想不解放的，但是道理是一样的？例如，难道他不相信，政治原则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只有生活中的具体东西对他才有价值？在政治家的手中，宏伟的设想只会以新的形式带来旧的苦难，除此以外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从无谓的枪毙中救出他的性命来，比什么责任感、义务感等等这种使他自找死路的空话，更为重要——在精神上、道德上更为重要？他拼死拼活地替他们干了一辈子，如今却为了一个没有犯过的错误，他们竟硬着心肠要把他枪毙，对于这样一个制度是不是正确，难道他没有想到应该有所怀疑？我要求他——是的，我的确有些死皮赖脸地央求他。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他仍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要求他考虑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信仰，在当时那个时候，他对他所效劳的那个制度，是不是真的可能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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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史迈利可沉默了很久。

“我把我所有的一点点心理学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间谍学也是如此。你可以想像老总是怎么说的。不过我把经过告诉他以后，他还是觉得很好玩。他喜欢听别人说自己的弱点。不知为什么缘故，尤其是我的弱点。”他又恢复了就事论事的态度。“结果就是这样。飞机到了以后，我跟他一起上了飞机，一起飞了一段路。当时，还没有全都用喷气机。眼看他就要从我手中滑走了，但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制止他。我已放弃劝说了，但还留在那里，以防万一他改变主意。但是他没有改变主意。他宁可死，也不愿答应我的要求，他宁可死，也不愿背叛他所献身的政治制度。我最后见到他是他在飞机座舱的窗口中看着我走下舷梯时那没有表情的脸。有两个粗汉，一眼望去就是俄国人，上了飞机，坐在他的背后，我再待下去已没有意义了。我搭飞机回了国，老总说：‘但愿他们真的把他枪毙了。’说完给我喝了一杯茶恢复精神。是他喝的那种中国货，柠檬花茶之类的东西，他派人到马路转角的杂货店去买的。我是说他过去常常这样。然后他让我去度三个月的假，没有选择余地。他说：‘我喜欢你有怀疑。这说明你站在哪里。但不要死抱住不放，这样你就让人讨厌了。’这是个警告，我听从了。他叫我不要再去多想美国人了，他对我说，他很少去想他们。”

吉勒姆看着他，等待结果。“但是你对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要求道，他的口气使人觉得他对没有听到最后的结果感到失望。“卡拉有没有真的想过留下来不走？”

“我敢肯定地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史迈利厌恶地说，“我的一举一动完全像个软弱的傻瓜。一个虚弱的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但是尽管如此，我宁可做我那种傻瓜，也不做他那种傻瓜。我敢肯定地说，”史迈利有力地重复说，“不管是我的陈说，还是他自己在莫斯科中心的处境，对他最后都产生不了什么作用。我猜他那一夜通宵未睡，一直在盘算回国以后怎么推翻鲁德涅夫。附带说一句，一个月以后鲁德涅夫被枪决了。卡拉得到了鲁德涅夫的职位，着手恢复他原来的情报员的活动。其中无疑有杰拉德。现在回想起来令人感到很有意思，他在看着我的时候，心里可能一直在想杰拉德。我想他们后来一定好好地嘲笑了一番。”

史迈利说，这件事还造成另一个后果。卡拉吃了旧金山的亏以后，从此以后不再碰非法的无线电传输了。他完全放弃了这玩意儿，不再使用：“使馆的联系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外面，他的手下是不许接近的。而且，他仍保留着安恩的打火机。”

“你的打火机。”吉勒姆纠正他。

“是的，当然是我的。请你告诉我，”侍者拿走他的钱后，他又说，“塔尔说到安恩那句难听的话时，他是不是意有所指的？”

“我想他是意有所指的。”

“谣言已经传到了那样的程度？”史迈利问道，“传到那么远，连塔尔也知道了？”

“是的。”

“究竟是怎么说的？”

“说比尔·海顿是安恩·史迈利的情人。”吉勒姆狠下心说，这是他在报告坏消息的时候给自己的保护，比如：你被破获了，你被撤职了，你快要死了。

“啊，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谢谢你。”

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那么，过去和现在是否有一个格茨曼太太呢？”吉勒姆问。

“卡拉曾经在列宁格勒和一位小姐结过婚，那是个大学生。他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她自杀了。”

“这样卡拉的确是刀枪不入的，”吉勒姆最后说，“你不能收买他，你无法打败他。”

他们回到了汽车旁。

“我说，刚才我们吃得真贵，”史迈利说，“你觉不觉得侍者敲了我的竹杠？”

但是吉勒姆不想谈论英国蹩脚饭菜的价格。他发动车以后，觉得这一天又仿佛是一场噩梦，莫名的危险和怀疑都搅在一起。

“那么谁是巫师来源呢？”他问道，“如果不是从俄国人那里直接弄到那个情报，阿勒莱恩可能从哪里弄到呢？”

“他是从俄国人那里弄到的，这毫无疑问。”

“但是如果俄国人派塔尔——”

“他们没有。塔尔也没有用英国护照，是不是？俄国人弄错了。阿勒莱恩的情报证明，塔尔骗过了他们。这是我们从这场小风波中所得到的极为重要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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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潘西说什么‘把池水揽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一定是在说伊琳娜的。”

“还有杰拉德。”史迈利表示同意说。

他们又沉默不语地开着车，他们之间的鸿沟似乎突然不可逾越了。

“你瞧，彼得，我本人并不在那里，”史迈利安静地说，“但是我几乎犹如在那里一样。卡拉对圆场了若指掌。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你也明白。但是有一个最后的死结，我却解不开。虽然我想要解开。如果你要听我讲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卡拉不是刀枪不入，因为他是个狂热分子。有一天，如果我能发挥一些作用的话，他的善走偏锋就是他完蛋的原因。”

他们到斯特拉福地铁入口时，天在下雨。一堆行人躲在天篷下面。

“彼得，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不要紧张。”

“三个月没有选择余地？”

“歇一歇再说。”

吉勒姆在史迈利下车后替他关上了车门，忽然感到冲动要向他道声晚安，甚至祝他好运，因此他俯身过去，摇下了车窗，吸一口气开口要叫他。但是这时史迈利已经走了。吉勒姆从来不知道有人能像他那样快消失在人群中的。



那天夜里，艾莱旅馆的巴拉克劳夫先生屋顶天窗里的灯光未熄。乔治·史迈利衣服没换，胡子没刮，仍旧趴在少校的桌上阅读、比较、做摘记、做对照，他专心致志的程度，要是他自己看到了，肯定会令他想起老总在剑桥圆场五楼上的最后几天。他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参考了吉勒姆送来的一直到去年的休假名单和病假名单，把它们跟文化参事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的旅行行程、他去莫斯科、他离开伦敦到外地去（那是由特别分局和移民局向外交部汇报的）作一比较，然后又把这些跟巫师提供情报的日期作一比较。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他把巫术报告分成两类，一类是在收到时显然是热门的话题，一类是被巫师或他的指挥者搁置了一两个月的，目的是为了填补空当的，例如分析报告、对行政部门重要人物的性格研究、克里姆林宫的流言飞语，这是随时随地都可听到，留在淡季使用的。他把热门话题的报告列表后，把它们的日期写了一张单子，把其余部分都放在一边不用。这时他的情绪可以极为恰当地比作一个凭直觉感到快要得出重大发现的科学家，随时等待合乎逻辑的关联发生。他后来在与孟德尔谈话时说，这仿佛是“把什么都放在一个试管里等着看是否会爆炸”。他说，令他感到最着迷的，是吉勒姆提到阿勒莱恩所说的关于搅浑池水的话，换句话说，他是在寻找卡拉为了要掩饰伊琳娜的信所引起的怀疑，而打上的那个“最后的死结”。

他找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初步结果。首先是，巫师提出热门话题的报告时，有几次波里雅科夫正好在伦敦，或者是托比·伊斯特哈斯正好到国外去很快地走了一遭。其次，今年塔尔在香港遭到奇遇以后的这段重要时期里，波里雅科夫一直在莫斯科述职，商讨紧急的文化事务。接着不久，巫师就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提出了一些最耸动、最热门的资料，其中包括对中心在美国的重要谍报对象的研判。

他往前回溯，又确定反过来也一样，有些报告由于跟最近事件无关，他原先扔在一边的，一般都是波里雅科夫在莫斯科述职或休假时发过来的报告。

他终于搞清楚了！

没有爆炸性的泄露，没有电光一闪，没有高呼“我找到了”，没有给吉勒姆或拉康打电话说“史迈利是世界冠军”。只不过是，在他的面前，在他研究过的记录和积累的笔记中，证实了史迈利、吉勒姆、塔尔那一天从各人不同的角度认为很明白不过的一个理论：在地鼠杰拉德和巫师来源之间有着一种不能再否认的相互关系；巫师的多才多艺使他既能充当阿勒莱恩的工具又能成为卡拉的工具。史迈利想，也许应该说做卡拉的情报员？这时他把一条毛巾往肩上一搭，兴高采烈地到走廊那头去痛快地洗个澡。这个阴谋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设想巧妙，不由得令他感到佩服。这个阴谋甚至有个具体的物质存在：在伦敦这里有一幢房子，由财政部出资，花了六万英镑，而且没有疑问，每天许多不走运的纳税人走过这幢房子时，都禁不住要羡慕这所房子，他们以为自己买不起这幢房子，却不知道已经为这幢房子付了钱。他再拿起偷来的作证计划档案时，心境之愉快是多少个月以来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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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女舍监自从看到罗奇一个人在盥洗室以后，一个星期以来都在为他担心。因为那已是宿舍里其他学生都下去吃早饭以后十分钟了，他还穿着睡裤，趴在洗脸台上拼命刷牙。她问他为什么还不下去的时候，他不敢正视她。她对瑟斯古德说：“这一定是他可怜的父亲，让他苦恼着。”到了星期五，她又说：“你一定要写信给他母亲，说他情绪不太好。”

但是即使是女舍监，尽管有母性的直觉，也还是没有想到病因是单纯的恐惧。

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只是个孩子呀。但那正是他的过失，可以直接导源于他父母的不慎，也是他今天为了保持表面平静而背着沉重包袱的原因。善于观察的罗奇，用吉姆·普莱多难得称赞的话来说，是“全校最好的观察员”，可是最后却观察过头了，看到了不该看的事情。他愿意牺牲自己手中的一切，金钱、夹着父母照片的皮夹、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只要能够抹掉自从星期日晚上以来一直令他不安的事情。

他发出了信号。星期日晚上，熄灯以后一小时，他东碰西撞地到厕所去，伸出手指来掏喉咙，引起一阵恶心，终于吐了一地。室长本来是应该起来报告说“舍监，罗奇病了”，可是他却睡得像死猪一样。罗奇无可奈何地爬回床去。第二天下午在教员休息室外面的电话间里，他拨了电话，说了一些古怪的话，希望有个老师听见，以为他发疯了。但是没有人理他。他又想把现实与梦境混合起来，希望那件事一半是他空想出来的，但是每天早上他经过大坑时，他总看到吉姆在日光下驼着背，拿着铁锹，他看到他的旧帽檐下的脸，听到他在挖土时吃力的声音。

罗奇本来是不应该到那里去的。这也是他的过失——这个教训是犯了错才得到的。在村子那边上了大提琴课回学校来，他有意走得很慢，有心要在晚祷时迟到，吃瑟斯古德太太的白眼。这时全校都在做礼拜，只有他和吉姆两人除外。他经过教堂的时候，听见他们在唱《赞美诗》，他故意绕远路，这样可以经过大坑，那里吉姆的灯还亮着。罗奇站在他平时站着的地方，看着吉姆的人影在窗帘上慢慢移动。这时灯光突然熄灭了，罗奇有些赞许地想，他今晚提早上床了，原来这一阵子吉姆常常外出，罗奇不太赞同。他常常在打完橄榄球后，开着阿尔维斯车走了，到罗奇睡着以后才回来。这时，后车的门开了又关上，吉姆手拿着一把铁锹站在菜园里，罗奇大惑不解，不知他在黑夜里挖什么东西。挖蔬菜吃晚饭？吉姆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听着《赞美诗》，接着向四周扫了一眼。眼光向罗奇的方向直挺挺地射过来，不过罗奇在小土墩的阴暗处，看不出来。罗奇甚至想出声叫他，但是由于没有去做礼拜而感到有罪，所以没开口。

最后吉姆开始测量。至少在罗奇看过去觉得是在测量。他没有动手挖，却跪在菜园一角，把铁锹放在地上，似乎是把它和罗奇看不到的什么东西排成一条线，比如说教堂的尖顶。完了以后，吉姆马上走到铁锹的另一头，用脚跟在地上刨了一个印，然后拿起铁锹，飞快地挖起来。罗奇数着，一共挖了十二下，然后吉姆又停下来打量了一下。教堂那边一片沉寂，接着是做祷告的声音。吉姆很快地蹲下身去，从地上拿起一包东西，马上塞在他粗呢上衣的前襟里。几秒钟以后，看上去简直快得难以相信，车门又砰地关上了。灯又打开，比尔·罗奇鼓起勇气蹑手蹑脚地走到大坑下面，到距离窗帘遮得不严的车窗不到三尺处，从斜坡上往里窥看。

吉姆站在桌边。身后床铺上放着一堆练习簿、一瓶伏特加酒、一个空杯子。他一定是把这些东西扔到床上腾出位子来的。他拉开了一把折刀，但没有用它。吉姆只要能够办到是从来不用刀子割绳的。那包东西有一尺长，像烟袋一样是黄色的。他打开来，拿出一件用麻袋布包的一把老虎钳一样的东西。但是谁会把老虎钳埋起来呢？哪怕是为了英国制造的最好汽车？螺丝钉和螺丝帽放在另外一个黄色信封里，他把它们撒在桌上，一个个仔细看了一下。不是螺丝钉，是笔盖。也不是笔盖，但已经瞧不见了。

也不是一把老虎钳，也不是扳子，绝不是汽车上用的东西。

罗奇跌跌撞撞地爬到了坡顶。他在小土墩之间朝着车道飞奔，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放慢了脚步，他跑过沙地、水潭、杂乱的深草，深深地吸着夜间的空气，口里扑哧出声，像吉姆一样斜倾着身子，一会儿用左腿使劲，一会儿用右腿使劲，还甩着脑袋增加速度。他没有明确的目标。他的一切明确意识都抛在后头了，只留在那把黑色的手枪和皮套上，留在那看上去是笔盖，但在吉姆把它们一个个放到枪膛里时又变成子弹的东西上。吉姆满是皱纹的脸凑向台灯侧着，脸色苍白，眼睛由于灯光刺眼而有些睁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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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乔治，不能引用我的话，”大臣用他悠闲的口气警告说，“不作记录，就不会有麻烦。我有选民要对付。你却没有。奥立弗·拉康也没有，奥立弗是不是？”

史迈利想，他也有美国人爱用助动词的癖好。“好吧，我对这感到很抱歉。”他说。

“如果你有我的选区，你还要感到更加抱歉。”大臣反讥道。

不出所料，为了商定会面的地方，就引起了一场可笑的争论。史迈利向拉康指出，在白厅的大臣办公室见面是不智的，因为那儿随时有圆场的人员进出，不管是送文件的传讯员，还是绕进来谈谈爱尔兰问题的阿勒莱恩。而大臣又拒绝到艾莱旅馆或贝瓦特街去，硬说那里不安全。他最近曾在电视上露过面，自以为容易被人认出来。在来回打了几次电话以后，他们商定借用孟德尔在米切姆的住宅，那是一幢都铎式建筑，只有一侧与隔壁相连，大臣和他崭新的汽车在那里露面，好像一只发肿的手指一样突出。他们三个人，拉康、史迈利、大臣，坐在一间小前厅里，窗上挂着网状窗帘，桌上放着新鲜的鲑鱼三明治，屋子的主人则在楼上替他们把风。在小巷里，孩童们在打听汽车司机是为谁开车的。

大臣的脑袋背后是一列关于养蜂的书。史迈利记起来这是孟德尔的嗜好：凡不是萨里产的蜜蜂，他都称为“异国的”。大臣年纪还轻，他的下颚发黑，好像跟人吵架，被揍了一拳似的，很不体面。他的头顶已经开始秃，有种未老先衰的样子，他一口伊顿腔。“好吧，你们作出了什么决定？”他说话也有点强横霸道。

“首先，我想，不管最近你和美国人进行了什么谈判，现在都得停止了。我指的是你保险柜中那份没有名称的秘密附件，”史迈利说，“也就是谈到进一步利用巫术资料的那一份。”

“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大臣说。

“当然，我很了解是出于什么动机，美国那个单位大，好处多，大家都想以巫术作为交换条件，从那里分到一些好处，这种理由我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为什么反对？”大臣问道，好像是在和他的股票经纪人说话。

“如果确实有杰拉德这只地鼠存在。”史迈利开始说道。安恩有一次很得意地说过，她的许多表兄之中只有迈尔斯·塞康比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史迈利第一次觉得她的话是对的。他不仅觉得可笑，而且觉得荒唐。“如果地鼠确实存在，我假定这是我们的共同基础。”他等待着，但没有人否认。他又重复说，“如果地鼠确实存在，那么和美国人搞交易得到双倍好处的，不仅有圆场，而且还有莫斯科中心，因为你从美国人那里买到的东西，经地鼠的手又到他们那里。”

大臣在孟德尔的桌上绝望地拍了一下，在光泽的油漆桌面上留下了一个湿手印。

“天晓得，我真不明白，”他宣称，“那巫术资料是很精彩的！一个月以前它还能为我们从天上摘月亮，如今我们却怕得碰也不敢碰，还说这是俄国人骗我们上当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我认为，事实上这并不是不合情理的。话得说回来，我们也曾经不止一次指挥过在俄国的谍报网，按我个人的意见来说，我们指挥得还不错哩。凡是可以拿出来的，我们尽量把最好的资料给他们。火箭、作战计划。你也是参与过的，”——这话是对拉康说的，拉康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我们把不要的情报员扔给他们，我们给他们通讯设备，保护他们的传输联系，清除干扰，让他们可以畅通发讯，这样我们自己也可以清楚收听。这就是我们指挥对方——该怎么说？——‘为了知道他们怎样向政委汇报’所付的代价。我知道卡拉如果指挥我们的谍报网，也会为我们这样做的。如果他还考虑到美国市场，他还会做得更多，是不是？”他停了下来，看一眼拉康。“更多，多得多。美国的关系，我是说要是能从美国那里捞到好处，地鼠杰拉德就能爬到首席上来。当然圆场也因此得到好处。要是我是俄国人，如果……如果我能把美国人也收买过来，我是什么代价都肯付给英国人的。”

“谢谢你。”拉康很快说。

大臣走了，他拿了一些三明治到车上去吃。忘记跟孟德尔道别，大概是因为孟德尔不是他的选民。

拉康留了下来。

“你叫我注意有没有普莱多的资料，”他终于说，“我发现，我们确实有一些关于他的文件。”

他解释说，他正好在查阅关于圆场内部保密问题的一些档案，“只是为了要清理办公桌。”他发现一些审查结果报告。其中一份是关于普莱多的。

“你知道，他是完全审查清楚没有问题的，一点嫌疑也没有。不过，”——他的口气有了一种奇怪的变化，使史迈利看了他一眼——“我觉得你还是会感兴趣的。有一些关于他在牛津上学时的描述绘声绘色。在那个年龄，咱们谁都有点儿左倾。”

“的确是这样。”

沉默又恢复了，只有孟德尔在楼上轻轻的踱步声打破这沉默。

“你知道，普莱多和海顿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拉康承认道，“这我以前可不知道。”

他忽然急着要走。他在皮包中掏出一个很大的窄白信封来，塞在史迈利的手中，就到白厅这个更加高等的世界中去了。巴拉克劳夫先生则回到艾莱旅馆去，继续阅读他的作证计划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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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午饭时分。史迈利只睡了很短一觉，又起来阅读，然后洗了一个澡，等到他爬上伦敦那幢漂亮房子的台阶时，他感到很高兴，因为他喜欢山姆。

那幢房子是用褐色的砖头砌的，乔治王时代的式样，就在格罗斯凡诺广场附近。台阶一共五级，扇贝形的小框里有个黄铜门铃。门漆成黑色，两边都有门闩。他按了铃，门马上开了。其实他推门进去就是了。他到了一个圆形的门厅里，对面有另外一扇门，站着两个穿黑色衣服的魁梧大汉，他们很像是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领座员。在大理石壁炉上有举蹄欲纵的马的雕刻，很像是斯塔布斯的手笔。他脱大衣的时候，两个大汉有一个站了起来，另外一个带他到圣经桌上签名。

“赫伯顿，”史迈利一边签名一边说，这是山姆记得的他的工作假名，“阿德里安·赫伯顿。”

接过他大衣的那个人在内部电话里说了他的名字：“赫伯顿先生，阿德里安·赫伯顿先生。”

“请你稍等一会儿，先生。”桌边的那个人说。没有音乐，史迈利觉得应该有音乐，还应该有喷水池。

“其实我是科林斯先生的朋友，”史迈利说，“不知科林斯先生有没有空。他可能在等我。”

电话边上的那个人轻声说了句“谢谢”，搁下了电话。他把史迈利带到里面的那扇门前，推开了门，一点也没有出声，甚至在丝绒地毯上的摩擦声也没有。

“科林斯先生就在里面，先生，”那人恭敬地轻声说，“请随便用酒，不另收费。”

三间客厅都连成一片，从圆柱和拱顶才可以看出它们不是一间，墙上都有硬木嵌壁。每间屋子里都有一张桌子，第三张在六十英尺以外。灯光照在金色大镜框镶起来的没有意义的水果画和绿呢桌布上。窗帘都遮得很严，桌子只有三分之一坐满，每张有四五个人在赌，都是男人，惟一的声音是球在轮盘中的滚撞声，还有筹码的碰击声、赌场管理员的低声说话声。

“原来是阿德里安·赫伯顿，”山姆·科林斯高兴地说，“好久不见。”

“你好，山姆。”史迈利说，他们握了手。

“到我屋里去。”山姆向屋子里惟一一个站着的人点点头，那个人是个有高血压的大个儿，面容粗犷，他也点了点头。

“喜欢吗？”山姆在他们走过挂着红绸窗帘的走廊时问他。

“非常豪华。”史迈利客气地说。

“没错，”山姆说，“豪华。就是这样。”他穿着一件晚礼服。他的办公室有爱德华王时代的气派，办公桌面是大理石，雕花的桌腿，但房间本身很小，空气也不流通，史迈利觉得更像是戏院的后台，用剩下的道具布置的。

“他们很可能以后让我也投资，再过一年。他们都是些粗人，但讲义气，你知道。”

“是的。”史迈利说。

“像我们从前那样。”

“这话不错。”

他的身材挺秀，态度轻松，上唇留着一条细细的黑胡子。史迈利一想起他就想起那黑胡子。他大概有五十岁了，在东方待过很长时间，有一次他们想一起绑架一个中国无线电报务员。他的面色和头发都开始发白，但看上去仍像三十五岁的人。他的笑容很热情，态度友善，令人感到可以推心置腹。他把两只手都放在桌上，好像是在玩牌，他看着史迈利，流露出一种可以说是慈爱的，或者亲情洋溢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喜悦。

他对着桌上一个对讲机说：“哈莱，要是咱们的老朋友过了五，”他说，脸上仍露着笑容，“打个电话给我。否则的话就别作声。我有事和一个石油大王商量。他现在多少了？”

“涨到了三。”一个很粗的声音回答道。史迈利猜想就是那个面容粗犷、血压很高的人。

“那么他还有八可输，”山姆满意地说，“把他留在桌边。捧着他。”他关掉了开关，满面笑容。史迈利也还他一笑。

“真的，这种生活真惬意，”山姆对他说，“反正比推销洗衣机要好多了。当然有点古怪，早上十点就穿上晚礼服，让我想起了做外交官当掩护的日子。”史迈利笑了。“信不信由你，我们手段也很正当，”山姆又说，脸上表情不变，“我们全靠数学就搞定。”

“我完全相信。”史迈利说，又是十分客气有礼。

“想听些音乐吗？”

black白夜

是罐头音乐31，从天花板上发出来的。山姆把声音放得很大，到了他们耳朵能忍受的极限。

“那么我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你效劳吗？”山姆问道，更笑容可掬了。

“我要和你谈谈吉姆·普莱多中枪那一天晚上的事。你当时是值星官。”

山姆抽一种褐色的香烟，闻起来像雪茄。他点了一支，让烟头着了火以后，看着它熄了下来，变成灰烬。“在写回忆录吗，老兄？”他问道。

“我们在重新审查这个案件。”

“我们是谁，老兄？”

“我自己，还有拉康在推，大臣在拉。”

“凡有权力必然腐化，但总得有人管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拉康老兄就会勉为其难地爬到上头来。”

“情况没有变化。”史迈利说。

山姆沉思地吸着烟。音乐换成了诺尔·考德的乐句。

“我真的希望——其实是做梦——”山姆在烟雾中说，“总有一天潘西·阿勒莱恩会提着他的破公文包走进这扇门来，想要赌一下。他把全部的秘密选票押在红上，结果输光。”

“记录已经被阉割了，”史迈利说，“现在需要找关系人进行了解，看他们还记得些什么。档案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山姆说。他拨电话要了三明治。“就吃这个，”他解释道，“三明治和烤面包。员工福利之一。”

他在倒咖啡的时候，他们之间桌上的小红灯亮了。

“那个老朋友平了。”低沉的声音说。

“那么开始计数吧。”山姆说，把对讲机关上。

他说得简单精确，像个战士回忆一场战斗，不再计较胜负得失，只是为了要回忆一下。他刚从国外回来，他说，在老挝的万象卧底三年，他到人事组报到后，经过道尔芬的审查通过，当时似乎没有人考虑到怎么安排他，因此他想到法国南部去度一个月的假，这时麦克法迪安，就是那个几乎算是老总私仆的老警卫，在走廊上叫住了他，把他带到老总的办公室里。

“到底是哪一天？”史迈利问。

“十月十九日。”

“星期四那天。”

“星期四那天。我当时想在星期一搭飞机到尼斯去。你当时在柏林。我原想请你喝杯酒，可是那些老妈妈说你有事，我问了行动组，他们告诉我你已到柏林去了。”

“是的，没错。”史迈利简单地说，“老总派我去的。”

他本来还可以加一句：把我支开。当时他也有这种感觉。

“我找比尔，可是比尔也不在。老总派他到乡下什么地方去了。”山姆说，避开史迈利的眼光。

“白跑了一趟，”史迈利喃喃说，“不过他回来了。”

这时山姆朝史迈利不解地看了一眼，但是他对比尔·海顿此行没有再说一句话。

“整个地方像是死了一样。几乎想搭头一班飞机回万象去。”

“是像死了一样。”史迈利承认，心里想：只有巫术是例外。

山姆说，老总看上去好像发烧已有五天了。四周到处是档案，肤色蜡黄，说话时总要停下来用手帕擦一擦额头的汗。山姆说，他一点也不讲平常的寒暄客套话。他没有祝贺他在外三年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也没有提到他当时乱七八糟的私生活，他只说他要山姆代替玛丽·马斯特曼在周末值班，山姆能不能帮忙？

“‘当然可以，’我说，‘你要我当值星官，我就当。’他说他到星期六会把其余情况告诉我。在这以前，我对谁都不能讲。我在大楼里不能给人任何暗示，就是他要我干这件事也不能提。他需要可靠的人在总机房值班，以防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但是这个人得是从下面单位来的，或者像我那样离开总部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还得是个老手。”

于是山姆到玛丽·马斯特曼那里去，编了一个倒霉的故事，说什么在下星期去度假以前，赶不走他的房客，能不能代她值班，省了他的旅馆钱？他在星期六上午九点，带着一个外面仍贴着棕榈树旅行的标签的袋子，里面装了牙刷和六罐啤酒，就接过班去。预定由杰夫·阿加特在星期日晚上接他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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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这时又说到整个大楼死气沉沉。他说，要是在从前，星期六和其他日子没有什么两样。地区组大都会有人在周末值班，有的甚至还有人值夜班，你到大楼里走一遭，会觉得这个机关是个生气勃勃的机关。但是那个星期六上午，整个大楼好像已经撤空似的，就他后来听说的来看，这是根据老总的命令。二楼有两个破译员在工作，无线电和密码室都有人在工作，不过这些地方反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值班。山姆说，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沉寂。他坐在那里等老总打电话来，但白等了一场。他跟警卫说说笑话，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他认为圆场里最闲着无事的就是他们这帮人了。他查了他们的出勤表，发现有两个打字员和一个值班员签到，人却不在，因此他把警卫长，一个叫梅罗斯的名字记了下来。最后他到楼上去看看老总在不在。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除了麦克法迪安以外，老妈妈们都不在，你也不在，只有老麦克端着茉莉花茶在照顾他。太详细了吧？”

“不，请你继续说下去。你能记得多少细节就说多少。”

“这时老总又揭开了一层秘密的帷幕。不，半层。他说，有人在为他干一桩特殊任务。对部门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他不断地说这句话：对部门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不是对白厅，不是对英镑，也不是对鱼价，而是对咱们。即使一切结束以后，我也不能泄露一句话。对你也不行，也不能对比尔，对布兰德，或者对任何其他人。”

“也不能对阿勒莱恩吗？”

“他一次也没有提到潘西的名字。”

“是啊，”史迈利表示同意，“他到后来根本不可能了。”

“我那天晚上应该是把他当做活动总指挥。我自己则是在他和大楼之间发挥隔绝的作用，不管大楼里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有什么东西送进来，一个信号，一个电话，不论多么鸡毛蒜皮，我都要等到没有旁人看见的时候，才悄悄地跑上楼去交给老总。不论当时或以后，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老总是在幕后指挥。我无论如何不能打电话或写报告给他，甚至内部电话也不行。这都是实话，乔治。”山姆拿起一块三明治说。

“我完全相信你。”史迈利带着感情说。

如果有电报要发出必须请示老总时，山姆也要替老总挡驾。估计到晚上以前不会有什么事情，即使到晚上也不大可能会有什么事情。至于对警卫和诸如此类的人——这是老总的话——山姆要尽量装得自然，显得很忙。

谈完之后，山姆就回到值班室，叫人去买了一份晚报，开了一罐啤酒，选了一条外线电话，就开始赌起赛马来。肯普顿有场越野赛，他已多年没有去看了。到黄昏时分，他又到处走了一遭，试了一试总档案室所在的那一楼的警报器，十五个里面有三个失灵，到这时，一些警卫都和他变成朋友了。他煮了一个鸡蛋，吃了以后，就上楼去向老麦克要一英镑，还给他带去了一罐啤酒。

“他原先要我在一匹劣马上押一镑钱。我跟他聊了十分钟，回到我的值班室，写了几封信，在电视上看了一场蹩脚电影，就上床了。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第一个电话来了。正好是十一点二十分。接着的十个小时里，电话铃没有断过。我以为电话总机就要在我面前爆炸了。”

“阿卡迪下去了五。”内部对讲机里有人说。

“对不起。”山姆露出惯有的笑容说，把史迈利交给音乐去招待，自己到楼上应付去了。

史迈利独自坐在那里，看着山姆褐色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慢慢燃烧。他等着，山姆没有回来。他不知该不该把烟头捻熄。他想，上班时不准吸烟，这是赌场规矩。

“办妥了。”山姆说。



山姆说，第一个电话是外交部的值班办事员用专线打来的。你可以那么说：在白厅的各机构中，外交部总是独占鳌头，一马当先的。

“路透社伦敦负责人刚才打电话告诉他，布拉格发生了枪击事件。一个英国间谍被俄国保安部队开枪打死了，现在正在追捕同谋犯，外交部对此感不感兴趣？那个值班办事员把这消息转告我们，要我们提供情报。我说这消息听起来不可靠。刚把电话挂断，破译组的迈克·米金打电话来说捷克无线电通讯乱翻了天：一半是密码，但另一半是明码。他不断收到断断续续的报道，说是在布尔诺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我问究竟是布拉格还是布尔诺？还是两个地方都有？只有布尔诺。我叫他继续接听，到这时五部电话机都响了。后来我刚要走开，外交部又打来了专线电话。他说，路透社更正了他们的消息，把布拉格改为布尔诺。我关上门以后，觉得这像把一个马蜂窝留在你家客厅一样。我进去的时候，老总站在那里。他听到我上楼来了。顺便问一句，阿勒莱恩后来在楼梯上铺了地毯没有？”

“没有。”史迈利说。他仍不动声色。有一次他听到安恩对海顿说：“乔治像只蜥蜴，他能把体温降低到和周围环境的温度一样。为了适应环境，那样他就不必费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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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他看你一眼有多快。他看了一眼我的手，看我有没有电报带给他，我真希望我有什么东西带给他，但是我的双手是空空的。我说，‘好像发生了什么紧急事情了。’我把大致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看了一下手表，我猜想他是在推算，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我说，‘可以跟我讲个大概吗？’他坐了下来，我看不清他，他只在桌上打开了那盏绿色的台灯。我又说道：‘我需要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你要我否认吗？为什么我不能找个人进来帮忙？’他没有回答。不过，我告诉你，根本找不到什么人，不过我当时不知道，‘我一定得知道大概的情况。’我们可以听到楼下的脚步声，我知道那是无线电通讯员在找我。‘你要下去亲自处理这件事吗？’我绕到办公桌那一边去，从散在地上的档案上跨过去，这些档案全都打开着。你很可能以为他是在编一部百科全书呢。有些档案大概还是战前的。他就这样坐在那里。”

山姆弯起手指，把指尖扶着前额，眼睛呆呆地瞪着办公桌。他的另一只手平摊开来，拿着想像中的老总的怀表。“‘叫麦克法迪安替我叫一辆出租车，然后去把史迈利找来。’我问道：‘那么这件事呢？’我等了半天他才回答。‘那是可以赖掉的。’他说，‘两个人用的都是外国护照。目前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英国人。’我说，‘他们只说一个人。’接着我又说，‘史迈利在柏林。’反正我记得是这么说的。因此接着又是两分钟的沉默。‘随便谁都行。都一样。’我应该为他感到难受，但是当时我同情不起来。我得首当其冲，可是我又什么都不知情。麦克法迪安不在，因此我想老总能够自己找到出租车，等我走到楼梯下面时，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像戈登将军在喀土穆一样。值班的那个老太婆把监听到的最新消息像摇旗一样向我摇着，警卫都大声叫我，无线电通讯员拿着一叠电报，电话铃声不绝，不仅是我的电话，而且四楼五六个外线电话都在响。我直奔值班室，把电话都切断了，静下来估量一下局势。监听员——那个婆娘叫什么名字，他妈的我一时记不起来了，她常常跟道尔芬打桥牌的？”

“帕西尔。莫莉·帕西尔。”

“就是她。只有她说的情况是清楚的。布拉格电台宣布半小时内发布紧急新闻。那是一刻钟以前的事。新闻里要说的是一个西方国家公然侵犯捷克的主权，这是对各国爱好自由的人士的挑衅。除此之外，”山姆苦笑道，“这件事一定会叫人笑掉了大牙。我当然先打电话到贝瓦特街，后来又发电报到柏林，要他们找你，马上让你搭飞机回来。我把主要的一些电话号码交给了梅罗斯，要他找个外面的电话，把单子上面的负责人不管是谁想法子找到一个。潘西在苏格兰过周末，出去吃晚饭了。他的厨师给了梅罗斯一个电话号码。他拨了过去，请客的主人来接，说潘西刚走。”

“对不起，”史迈利插进去说，“你打电话到贝瓦特街去干什么？”他用食指和拇指拉着他的上唇，弄得仿佛畸形似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前面。

“万一你提早从柏林回来了。”山姆说。

“我回来了？”

“没有。”

“那么你跟谁说的话？”

“安恩。”

史迈利说：“现在安恩不在家。你能告诉我你们说些什么吗？”

“我说要找你，她说你在柏林。”

“就这么一些？”

“乔治，你知道当时发生了危机事件。”山姆以警告的语气说。

“因此？”

“我问她是不是知道比尔·海顿在哪里。有急事找他。我猜他正在度假，但可能在她那儿。有人告诉过我他们是表兄妹。”他又说，“况且，据我了解，他是你们的家庭好友。”

“是啊，他是。她怎么说？”

“不客气地说了一声‘不知道’就挂断了。对不起，乔治。战争毕竟是战争。”

“她的口气怎么样？”史迈利等那句格言在他们之间停留了一会儿以后问。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她很不客气。”

山姆又说，罗埃在利兹大学物色人才，找不到他。

山姆一边打电话，一边顶着全部的风暴。他仿佛犯了侵略古巴的错误一样：“军方嚷嚷捷克坦克在奥地利边境调动，破译组忙得无法应付布尔诺周围的无线电通讯，至于外交部，值班办事员好像患了呓语症和黄热病一样。先是拉康，大臣也是，都来电嚷个不停，到十二点半，我们收到了捷克的新闻讯息，晚了二十分钟，不过也还好。一个名叫吉姆·埃利斯的英国间谍，用捷克假护照在捷克反革命分子的协助下，企图在布尔诺附近森林中绑架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捷克将军，打算把他偷渡至奥地利边境。埃利斯被枪击中，但他们没有说打死了他，其他人正在搜捕中。我找工作假名索引，找到埃利斯就是吉姆·普莱多。于是我想，老总大概也会这么想：如果吉姆被枪击中，用的又是捷克护照，他们怎么能知道他的工作假名，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他是英国人？这时比尔·海顿来了，脸色白得像一张纸。他是在俱乐部的自动收报机上看到消息的，就马上赶到圆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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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究竟是什么时候？”史迈利问，微微地皱起眉头，“那一定是很晚了。”

山姆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情。他说：“一点十五分。”

“那是很晚了，是不是，那时候俱乐部的自动收报机还开着吗？”

“这个我可不知道，老兄。”

“比尔待的俱乐部是沙维尔俱乐部吧，是不是？”

“不知道。”山姆固执地说。他喝了几口咖啡。“他的样子真吓人，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我原来总以为他是个性情怪僻的人。那天晚上可不是。没错，他很震惊。在那种情况下谁不会那样呢？他来的时候，知道发生了枪击事件，别的就不知道。等我告诉他中枪的是吉姆时，他的眼光像疯子一般。我还以为他要向我扑过来呢。‘中枪。怎么中枪的？中枪死了吗？’我把报道塞在他手中，他一张接一张看——”

“他难道没有从自动收报机上知道详情？”史迈利轻声问，“我还以为那时消息早已传开了呢：吉姆中了弹。那不是头条新闻吗？”

“那要看他看到的是哪份新闻报道，”山姆耸耸肩说，“反正，他把事情接过手去，到天亮的时候精神已经恢复了一些，可以说恢复了镇静。他告诉外交部不要慌张，他找到托比·伊斯特哈斯，派他去逮了两个捷克间谍，那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比尔原来一直没有去找他们麻烦，是打算把他们搞过来派到捷克去的。托比的点路灯的把他们绑了过来，关在沙拉特。然后比尔打电话给捷克驻伦敦的常驻站长，不客气地对他说，如果他们伤了吉姆·普莱多一根寒毛，他就要他好看，叫他成为同行的笑柄。比尔叫他把这话传给他的上司。我觉得好像是大家围在街上看意外事故，只有比尔是医生。他打电话给报界一个朋友，透露给他说，埃利斯是捷克雇用的，和美国有关系，他可以报道这个消息，但不能指明来源。这条消息真的当天上了报。他一有空就到吉姆的房间里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会被头脑机灵的记者发现，猜出埃利斯就是普莱多。我可以说，他干得很干净利落，家属啊什么的都收起来了。”

“没有什么家属。”史迈利说。“我想除了比尔以外。”他低声补充一句。

山姆最后说：“八点钟，潘西·阿勒莱恩来了，他是搭空军专机来的。满脸笑容。我想到比尔此时的心情，觉得潘西这样真不聪明。他问我为什么由我在值班。我就把我告诉玛丽·马斯特曼的原因告诉他：没有地方住。他用我的电话跟大臣约了会见的时间，还在讲话的时候，罗埃·布兰德进来了，大发脾气，其实是喝醉了，他问谁在多管他的闲事，这等于是指名道姓地骂我。我说，‘老兄，别忘了吉姆。你在这里该可怜可怜他。’但是罗埃贪心不足，喜欢活人，不喜欢死人。我把电话总机移交给他，下楼到萨伏伊吃早饭，看星期日的报纸。他们不但把布拉格电台的消息登了出来，还登了外交部表示不屑否认的声明。”

史迈利最后说：“你后来就去了法国南部？”

“过了两个月愉快的假期。”

“有没有人再问过你——例如，关于老总的事？”

“等我回来以后。你那时已被开除了，老总生病住了院。”山姆的声音低沉了一些，“他没有干什么傻事吧？”

“他接着就死了。后来呢？”

“潘西当了代理首长。他把我叫去，要知道我为什么代替马斯特曼值班，以及我和老总交换了什么情况。我坚持原来的说法，潘西说我撒谎。”

“那么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开除了你？撒谎？”

“酗酒。警卫们总算立了功。他们在值班室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五个啤酒罐，向管理组作了汇报。按规矩是不准在大楼里喝酒的。后来有个纪律委员会判定我犯有纵火焚毁皇家码头的罪名，因此我就失了业。你呢？”

“哦，差不多。我无法让他们相信我没有参与其事。”

“唉，以后你如果要切断谁的喉咙，”山姆从一扇旁门安静地看着外面一条漂亮的小巷，“打个电话给我。”史迈利陷入了沉思。“要是你要赌钱，”山姆又说，“把安恩的漂亮朋友带一个来。”

“山姆，你听我说。比尔那天晚上是在跟安恩睡觉。别忙，你听我说。你打电话给她，她告诉你比尔不在那里。她一挂电话，就把比尔推下床，一小时后，他到了圆场，已知道了捷克发生了枪击事件。要是你把情况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比如说像写张明信片那样只用一言半语，你要说的其实就是这些，是吗？”

“基本上是。”

“但是你打电话给安恩的时候，你没有把捷克的事告诉她——”

“他在去圆场的路上到俱乐部去了一下。”

“要是俱乐部还开着门的话。好吧，那么他怎么会不知道吉姆·普莱多挨了枪？”

在白天的光线下，山姆显得有点老，尽管脸上笑容未退。他好像要说什么话，但是又改变了主意。他似乎很生气，又感到气不起来，接着又没有了表情。“再见，”他说，“但要多加小心。”说完他又退到了他所选择的行业的永恒长夜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