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闹鬼——揭秘明代宫廷秘史----皇帝不称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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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三 北边起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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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讲到，《太宗实录》凭想象编写了一段建文帝与黄子澄的东角门密议。它为什么可信，成为无人质疑的信史？乃因建文君臣所议的道理甚是浅显，一般人都看得明白：如果新朝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改变太祖的宗藩政策，裁抑亲王的权力，将是“削藩（解决尾大不掉之藩镇）——藩乱（或不乱）——平藩（解决利权太重的宗藩问题）”这样一个过程，其间可能出现波折，但天下一统、皇朝坚如磐石的结局不会变。

　　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天下大势运行的规律，不管燕王朱棣有没有在王冠之上再加戴一顶白帽子的野心，这个道理他不可能不明白的——造反，未可轻言也！

　　朱元璋死后，朱允炆迅速组织亲信大臣撰写太祖遗诏，其中最主要的内容，都是针对诸王的：

　　第一，诸王不必来京，各自在国中哭临；

　　第二，“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

　　洪武中，诸王权势极重，无论是封国周边的朝廷守臣，或公差路过的文武大吏，都必须朝见亲王，行君臣大礼；诸王不仅专制国中，还干预地方用人及政务；即便是朝廷调兵遣将，需要征发诸路兵马，也须关白亲王，并用诸王为统帅。而根据遗诏，诸王从此只能节制本府所辖三护卫兵马，地方文武官吏不准再听王府“令旨”行事了。

　　朱允炆还未正式登基，已亟不可待地借先帝遗诏削夺诸王大权，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新天子不久还将有更为重大、更为激烈的动作。朝廷内外众多的投机客觑准了这个飞黄腾达的机会，开始霍霍磨牙，准备狼噬那些尊贵的王爷们了。果不其然，很快就有人纷纷出首，告发诸王煽动谋乱的逆迹。

　　洪武三十一年八月，五皇叔周王朱橚第一个倒了霉。

　　周王是朱元璋很疼爱的一个孩子，他的封地不在寒苦的北方，而在较为富庶的大城开封。与沿边手握雄兵的塞王相比，周王开国于中原腹地，是最没可能造反的王子之一。然而朝廷很快接到周王有“异谋”的告密材料，而且这份揭发材料来自朱橚的次子汝南王朱有勋。以子告父，孰谓不信？朝廷如获至宝，当即作成定案，遂祭出削藩的第一只鸡。

　　建文帝首先向周王下手，可能是偶然的（汝南王告变），也可能是精心挑选的结果。

　　洪武三十一年六月间，朱元璋刚刚敛葬，户部侍郎卓敬就上密疏，请裁抑宗藩——这才真叫人走茶凉，朱元璋升天了，他那一套马上不灵，大家伙都围着新的核心转去了。

　　建文帝并没有公开表态，采取了“不报”，即不做任何答复的方式加以冷处理，而密地里却与“同参国政”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紧锣密鼓地商议削藩大计。

　　当时亲王封国有约20个，实力有强有弱，王子有贤有无德，在下手的顺序上，齐、黄二人意见不一。齐泰的意见，是先削燕，因为“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当先削之”，强者既去，弱者自然披靡，不在话下。而兼任翰林学士的黄子澄则顾及到师出有名的问题，他说：“周、齐、湘、代、岷等王，在先帝时，多行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诸藩之罪，宜先从周王始。”他特别强调：“燕王预备已久，轻易难图。周王，是燕王同母之弟，削去周王，等于剪除了燕王的手足。周王既去，燕王可图矣。”

　　黄子澄说“周王是燕王同母之弟”，是朱棣身世之谜中的一条关键证据：因为燕、周如果同母，则燕王必非嫡出。朱棣的身世已经讨论过了，这里我们来讨论黄子澄之见高不高明？建文帝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然而他的一番高见，平心而论，却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他说燕王早有异志，轻易难图，若先削周王，等于去其手足，则燕王可图。这是什么逻辑？好比街头小孩子结伙打架，那一伙儿的孩子王厉害得很，这边便商量：我们把那家伙上幼儿园的弟弟揍一顿，他弟弟挨了揍，就好收拾了。于是这边一伙，抛开主要对手，一起去招呼幼儿园的小朋友，结果益挑其兄之怒，狂怒着来复仇，拳头更猛更烈了。

　　黄子澄所见，不就是如此吗？周王并没有什么实力，他即便是与燕王同心同德的亲弟弟，差不多也就是幼儿园里一稚童，剪他不剪，有甚干系！

　　今天我们作事后观，建文帝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结果失败了，似乎朝廷下了一步臭棋；然而，问题在于，假若朝廷采纳的是齐泰的建议，也未必一定就能成功。

　　决定成败的因素非常之多，并非只取决于削藩的步骤。当战争开始后，黄子澄所预言的，以天下之众临一藩王，胜败轻易能分的局面，并没有如期望的形成，从建文元年七月以后，朝廷与燕王鏖战几4年，不仅没能击溃燕王，自己却被拖垮了，终不免于倾覆。朝廷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洪武以来造成的外强内虚的局面造成的。

　　不管怎样，在削藩之初，朝廷一个接一个的废黜诸王，行事却是非常顺利，一个虚假的有利形势，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建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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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王朱橚是一位有名的药学家和文学家，却是一个很不合格的父亲，竟养出汝南王朱有勋这样一个猪狗不如的儿子。朱有勋告发父亲“不轨”，看起来是大义灭亲，其实是因为与兄弟之间的矛盾，他对父亲积怨已深，又探知朝廷要跟亲藩过不去，就立刻跳出来，与父亲划清界限，做坚决的阶级斗争。他本是次子，与王位无缘的，他指望着朝廷一旦将父亲拿下，说不定会令他这位大功臣继承亲王之位呢！

　　可惜朝廷正在大讲孝道，恢复古礼，虽然朱有勋是一位再妙不过的污点证人，却不会同意这样一位身上有莫大污点的人堂而皇之去君临一国的。朱有勋算是失了算。

　　朝廷在接获朱有勋的黑材料后，毫不迟疑地动手了：先是假意发诏，命曹国公李景隆率兵备边，道出于开封，突然围住王宫，将毫不知情的周王捉拿归案。随即削去其王爵，贬为庶人，将其父子分别徙往云南蒙化等边地。不久又将他取回京师禁锢起来，在随后而来的暴风疾雨中，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

　　朝廷采取的是顺藤摸瓜的手法，由周王的案子，再牵连进其他王子。曾几何时，周王是锦绣堆里打滚的角色，突然下吏，朝廷有没有“逼供信”我不知道，但肯定采取了严厉的恐吓手段，把周王吓得半死，由他的供词，朝廷很快掌握了代、湘、齐、燕等王不法的证据。

　　下一个便轮到封于山西大同的代王朱桂。如果按照“去燕王手足”的思路来看，代王与燕王既是兄弟，亦为连襟：代王之妃是燕王妃的妹妹，都是徐达之女。但代王两口子的关系并不好，代王有意冷落她，徐妃生了重病，也拒绝探视。徐妃的遭遇引起宗室成员的同情，代王的一个孙子甚至上奏朝廷为她鸣不平，请求朝廷敕令代王好生对待徐妃，勿要太薄于夫妇之情。

　　代王亦非善类，他有着朱家的遗传病，性情非常暴虐，即便到了老年，还时常带着儿子，穿短衣小帽，袖中藏着锤子斧头，在闹市中杀人，或诱骗军民妇女入宫。而徐妃的所作所为，也不像大家闺秀，她是个恶毒的大醋缸，代王宠爱两名侍女，她嫉妒得要命，竟然令人往侍女口中塞粪，在她们身上刷满油漆，再浑身敷上药膏，令她们肌肤溃烂。二人如此恶行，也算是同类了。

　　代王劣迹非常多，如何处置他，翰林学士方孝孺提议从宽，请以德化导之。一代大儒方孝孺，现在是建文帝的老师和顾问，也是建文朝新政的主要规划师。

　　建文帝听纳了他的意见，没有将代王“下吏见官”，而是责令他离开封国，到四川与他同母哥哥蜀王朱椿同住。蜀王素有贤名，希望代王有样儿学样，迷途知返。但代王还未入蜀，朝廷已改变心意，转而将其就地监禁。

　　另一个贪虐成性、劣迹昭彰的齐王朱榑，也被人讦以阴事，旋即被召到京师，拘禁起来。代、齐二王，不久都被废为庶人。

　　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就在周、代二王相继落马之时，前军都督府断事高巍上书，将宗藩问题半掩的面纱掀开，对如何继承作为“祖制”的分封制度，进行了首次的政治检讨。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里放过狠话：祖训不许擅改一字，若臣下劝上违逆祖制，应视为奸臣，加以灭族之刑。言犹在耳，朝臣不会忘记，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如今的“后洪武时代”，那些话谁也不会放在心上，而削藩已是新朝君臣的共识。虽然朝廷没有公开讨论藩封政策，而削藩已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了。

　　高巍看到皇帝削藩之心太急，他担心欲速不达，像西汉景帝一样，因为骤然施行晁错削夺之策，引起天下大乱。他建议效仿汉武帝的推恩之令，将西北诸王的子弟分封于东南，东南诸王的子弟分封于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自弱矣”。他同时建议，皇帝应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遣使馈问，诸王之贤者加以褒赏，对于不法者，“始犯则容，再犯则赦，三犯而不改，则告宗庙削地而废处之”。朝廷若这样做，诸王“宁有不服顺者哉”！

　　现在看来，高巍的建议是非常有远见的。但遗憾的是，年轻的建文帝以及他雄心勃勃的辅臣们，并没有意识到朝廷的虚弱，以及行事过骤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对于高巍这个看起来迂缓的策略，他们没有兴趣。

　　削藩的步伐反而加快了，建文元年四月，岷王朱梗也被人告发不法之事，被削其护卫，废为庶人，迁到福建漳州，监视居住。最惨的是湘王朱柏，他的罪状是伪造宝钞和擅自杀人，先是降敕切责，然后遣使率兵到荆州府去逮捕他。湘王是个性情高傲的人，他说：“吾闻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决。我身为高皇帝之子，南面为王，岂能受辱仆隶之手而求活乎！”遂阖宫自焚死。这已是朱元璋第二个自焚的儿子了。

　　在靖难之役中，有一种传说，说建文帝害怕蒙上杀叔之名，严令不许伤害燕王，只许活捉，结果拘束了官军的手脚，反被狡猾的燕王利用。此说应出于臆造，其实建文帝已毙其一叔，再多一个，有何不可？

　　这样，被后世称为“仁弱”的建文帝，在即位一年的时间里，大刀阔斧，连扳5王，其他在藩诸王，无不悚惧，胆战心惊，不知下一个将轮到谁。对于这些皇叔亲王，建文帝不论其罪之大小，毫不客气，一概加以削除，可见建文帝对他祖父倾30年心力建立的分封制度，有多么厌恶，他急不可耐地要剿除他们，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的亲情和怜悯。

　　周、代、齐、岷、湘，这五位藩王成为第一批被削夺者，朝廷是如何选中他们的呢？一种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是，他们都是与燕王同恶相济，或者说是燕王的“手足羽翼”，朝廷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真正的目标其实是属份最尊、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

　　此说其实是可以存疑的。比如说与燕王关系亲密者：周王，《明史》借黄子澄之口，说他是燕王同母弟。然此说涉及到燕王身世，未为定论。但燕、周一个老四，一个老五，年龄相仿，朱棣即位后，对周王百般关照，他们关系亲密，应属无疑。

　　再说代王，这位皇十三子与四皇兄同娶徐达之女，既是兄弟，又是连襟，但两王关系亲密的证据不足，也不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紧密利益。不可以说，他们“亲上加亲”，关系就一定厚，代王一定是燕王之党。现成的一个反例是，徐达长子徐辉祖，是朝廷的坚定支持者，而次子徐增寿却暗通燕王，都是朱棣的小舅子，他们的政治立场却截然相反。

　　至于劣迹斑斑的皇七子齐王，本为一狂徒，他在洪武朝屡遭父皇训斥，侄子建文帝登基后拿他祭刀；他与四哥算是同病相怜，可四哥即位不数年，照样不客气，仍把他连同3个儿子都废为庶人，长期监禁，老七这一房子孙从此成了没有自由的庶民。这等人物，依我看，应是他自己不聪明，撞上了建文帝的枪口，不见得是朝廷处心积虑加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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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些迹象来看，朝廷选择打击目标，似乎是毫无章法的，甚至有些颟顸，缺乏规划和次第。以岷王朱梗为例，岷王是皇十八子，母亲为名不见经传的周妃，他年纪小，建文元年时才21岁，比燕王小了近20岁，当他出生时，四哥已经到封地北平去了，与这位小兄弟很难谈得上有亲密的交谊。

　　朱梗初封岷州，因此以“岷”为王号，但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以云南新附，宜用亲王镇抚，将他改封云南。岷王赴云南3年有余，但宫室未建，护卫军力薄弱；且封地在天日之南，又非强藩，不可能对远在东北数千里之外的燕王有所呼应。朝廷处置他，且处置极严（根据祖制，不许杀害亲王，则废黜监禁已是最重的处罚了），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对这样一只小鸡下手，徒然增加诸王的恐惧。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收复云南，是在洪武十五年春，到二十八年时，已经13年了，似乎不可再言“新附”。云南入大明版图后，一直由朱元璋的义子西平侯沐英镇守，直到洪武二十五年卒于镇。沐英死后，由其子沐春嗣爵，仍镇守云南。沐春在镇7年卒，没有子嗣，乃由其弟沐晟嗣爵来镇。朱元璋从未寄予任何一个异姓臣子这样的信任，让其父子相继，镇守一方。由此世人多猜测沐英实为朱元璋与外妇所生之子，是朱家的亲骨血，而不是名义上的养儿义子。当然此说只是野语，不可辄信。但朱元璋对沐氏的信任超乎寻常，却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突然派第十八子来镇云南，这使得沐家世镇云南的希望顿时泡了汤。沐晟是建文元年嗣爵，来到云南的，他到任伊始，即力讦岷王之过。而朝廷轻易地就听信了，将岷王废为庶人，移置漳州软禁起来。沐晟此举甚是高明，既迎合朝廷削藩的政策，主动提供炮弹，去除了一位藩王，同时除掉了沐家世镇云南的最大障碍。可以说，朝廷此举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朝廷，而是沐家，从此沐家永远以黔国公、总兵官的身份镇守西南一隅，与明朝相始终。

　　幼稚的建文帝和他空疏迂阔、志大才疏的辅臣们，被利用了而不知，还以为那20块大石头，又搬除一块，可以弹冠相庆了。

　　接下来，他们转移炮口，对准了最大的心腹之患燕王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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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三 北边起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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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朝廷出其不意对周王动手，各雄镇大藩的王爷们，个个风声鹤唳，神经过敏。要说诸王过去骄纵，或许可信，然而自此之后，谁还敢骄纵，定然是找死了。其实“骄纵”与否只是口实，朝廷削藩的决心不可动摇。

　　燕王朱棣作为皇帝年纪最长的叔父，理应对侄皇帝不顾祖制及“亲亲之义”，连续削夺藩封的行为表达态度。不知朝廷有没有这样的期待，或许方孝孺、黄子澄等一般儒臣私下里都希望燕王能够识趣，主动赞附朝廷的行动，自献护卫兵力，从此安心做一无权无势、衣食无忧的逍遥王。然而，他们发现，燕王对弟弟们一个个遭难，没有任何表示，只是称病不出，这令他们失望之余，开始着手采取军事措施，以迫使他那么做了。

　　金鼓锵锵，一步步直逼燕王府前。

　　燕王护卫军力人数虽然不多，但屡从燕王出塞，精于骑射，战斗力较强。朝廷首先以加强边备为由，将燕府护卫官军陆续抽调，分散到宣府、大同等地，令其离开“巢穴”。朝廷的措置可谓严密，除了架空燕王，剪除其爪牙，还强化军事压力：命都督宋忠、徐凯、耿瓛等帅兵分屯开平、临清、山海关等地，又调兵于彰德、顺德等地布防，从而对北平形成铁臂合围、瓮中捉鳖之势。燕王纵然不满，他敢不乖乖就范吗？

　　安排已定，就等待点燃炸药包的引信了。

　　建文元年六月，燕山护卫（燕府三护卫之一）百户倪谅从北平逃到南京“上变”，告发燕王谋反。当朝廷希望某王“谋反”时，从来不会缺乏证人。倪百户就是这样一位出卖主子的急先锋，他眼见朝廷将向燕王开刀了，燕王必不可免，为掇一份奇富贵，他抢先出首告发，立下头功。不出所料，朝廷一接到他的密报，毫不迟疑，立即采取行动，首先逮捕了燕府在京公差人员。燕府旗校于谅在锦衣卫狱里被活活打死，成为靖难之役前的第一批罹难者。显然，为了拿到燕王谋反的“证据”，朝廷动用了严刑。在掌握所谓“铁证”后，建文帝立刻下诏，公开谴责燕王，命北平守臣入王府逮捕王府官僚。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燕王朱棣就是一头待宰之猪了。王府高墙之外即为敌国之垒，他还能反抗吗？

　　朱棣仍在养病。政客的病，往往是招手即来，挥手即去。朱棣也不例外，生病只是他外示韬晦的一种手段，但我相信他此时一定是急火攻心，浑身起火泡，惶惶然不可终日。到底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还是主动出击，为改变命运而抗争？他犹豫不决。
　　正在此时，忽有一人来访，报称是北平都司都指挥佥事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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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一听此人的名字，就不想见。原来建文帝深知朱棣在北平经营20多年，与各种地方势力形成盘根错节的联系，故而对北平文武守臣实行大换血，朱棣多年经营的人事网络毁于一旦。而新来的守臣，都是各方面政治审查合格、忠于朝廷的官员，他们都负有监视燕王的使命。这位张信也是以“谋勇”受荐，从四川平越卫调到北平都司来任职的。

　　朱棣现在哪有心情与这些朝廷官员应酬，他皱了皱眉，摇手推说病重，不方便见，让门上回了他。可张信却固执得很，一连来拜了三次，非要见到王爷不可。他想，张信如此亟亟地想见我，莫非是来探察我是真生病还是假生病？朱棣干脆往床上一倒，真的装作不起的样子。

　　想史上装病最有名，且装得最像的，莫如司马懿了。曹爽不相信他的政敌是真病，派新任荆州刺史李胜皆辞行来探病，察其真伪。司马懿是个很有想象力的人，他不是躺着床上哼哼唧唧，他准备了两个情节：吃粥时故意嘴角歪斜，让粥汁淋漓了一胸；他又故意把李胜的任所荆州听成并州。如此，不须他呈上医生的诊断证明书，一个半身麻痹、耳目失聪、命不久矣的形象，已深深地刻在探子的脑海里，不仅博得了信任，还得到了同情。

　　我想，朱棣与司马懿是不同的两类人，他大概学不来老狐狸司马懿这一手。他衣服都没脱，拉被子把全身盖住，只露出一张苦脸在外面——这个不用装，现在谁比他苦？
　　他没有与躬身进来的张信招呼，静听他说些什么。孰料张信进到床前，二话不说，纳头便拜，旋即说出一番话来，让他惊出一身冷汗，登时就跳下床来。

　　张信说的是：北平都司及布政司已接奉朝廷密诏，马上要对燕王动武了！

　　张信来燕府告密，是对朝廷的背叛，他这是拿全家的性命在冒险。张信虽然是被人推荐，获得这份职位的，他也知道，燕王是朝廷目中之刺，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他到北平后，对燕王却有几分同情。当他与闻密诏的内容后，忧惧惶惑，不知所为。
　　他母亲发现他举止怪异，闷闷不乐，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不敢隐瞒，便将北平即将发生的大事告诉了母亲。张母大惊道：“你父亲经常说王气在燕，你切不可妄举，取灭族之祸！”

　　各位，现在是一个科学的时代，各路名流尚且崇拜“大师”，甘心受其愚弄，且莫说600年前的那个时代了。那时候的人，特别相信气运、面相、卜筮、地理一类的术学，许多人还精于此道，闲来无事时自己打一卦，大概张信之父也是能掐会算的，他早测出燕地有王气，并认定王气就应在燕王身上，所以一直在家里进行“理想教育”，希望孩子将来能在燕王驾前效力，那自然是好处多多，前途无限。如今张父已经去世了，他指引的方向还在那里熠熠发光。

　　我想，让身为朝廷命官，且前程光明的儿子背叛朝廷，去投靠一位马上要倒大霉的落魄王爷，这不是一般母亲能够做出的事，她自己不也说了，取舍皆有可能“取灭族之祸”吗？张家母亲想来也不会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巾帼战略家，坐在闺房里，摇一摇团扇，辄便看出燕王必胜，朝廷必败。对此我无法做出解释，只好奉献一个喜剧性的猜测：大约因为她老头子生前是有名的预言家，言无不中，如今他抛妻舍儿，一个人去了，张母特别怀念他，在未亡人心中，其遗言便是金科玉律，成为她的小宇宙的真理。所以张信一说起朝廷要拿下燕王，张母立刻神经发作，一定不准张信违先父之言，否则哭天抹泪，要死要活。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到，当众人都在推墙时，张信之母何以让他的儿子躲到那道危墙下去？

　　若谓张信之父也是一代神算子，只是名声不显，我还有奇怪之处未解。张信之父张兴是临淮人，生前任福建永宁卫指挥佥事，是一名中下级武功，任所又在南方，应该没有机缘结识燕王。他死后，由张信嗣其官职，先后在普定、平越等卫任职，也都是南方卫所。张信在来北平之前，应该也没机会瞻仰燕王风采。那么为什么张兴在万里之外，就观察到北平的王气，且深信不疑？张信为什么敢拼了全家性命，在燕王最为危难的时刻，弃明投暗，拜在燕王床前？

　　这个问题要得到解答，只能排除张兴观王气、张母以王气说服张信这一说法。燕王见张信来投，一定也深感诧异，必然下问：人家都烧热灶，你为何来烧我的冷灶？“王气”说，应该是张信就燕王之问而给出的解释，但绝不会是指引张信行动的唯一因素。

　　我猜想，自张信移官北平后，初识燕王，即为燕王的才略与风采（这也是王气，即王者之气）所折服，心里已经靠近他了，他甚至相信，一旦燕王举旗反抗，击败朝廷大军，也不是没有胜算。张信是个武人，他没有文人瞻前顾后、多谋寡断的毛病，他们往往凭本能驱动行事。不是么？在当时明显不利的形势下，燕府许多护卫将领，都义无反顾地追随燕王，而燕王靖难大旗一举，许多边将纷纷投入其麾下，这说明在那个尚武的时代，武人更相信武力，而不是来自于制度的权威，管他是皇帝还是老倌儿！

　　张信正是这样，他在大地开裂的刹那间，选择了向燕王那一边跳过去。

　　本来，燕王虽然对朝廷下一步将针对自己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存有一丝侥幸，直到得到张信的情报，才定计起兵。然而，他仍然犹豫不决，毕竟，他将挑起的这副担子太过沉重，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恰这一夜起了大风雨，将屋檐上的瓦吹落几片，在地上摔成粉碎。朱棣见了，以为是不祥之兆，脸色都变了。幸亏姚广孝机灵，马上说：“这是祥瑞。飞龙在天，从以风雨，这一场大风雨，是大王将化作飞龙登天的佳兆。绿瓦堕地，岂不是将为大王易黄瓦吗？”根据明代制度，亲王所居之屋，瓦用绿色，天子之居，瓦用黄色。朱棣一听要换瓦，才知道飞龙上屋揭瓦原来是天大的喜讯，才把噗噗乱跳的心放笃定了，立志反了。

　　于是他秘密联络护卫亲信，准备用武力与朝廷对话了。而北平都司、布政司官员并不晓得机密已泄，放松了对燕王的监视与警惕，待朝廷派遣的太监来到北平，众官意气洋洋，准备入王府捉拿燕王左右导恶之徒时，没料到燕王突然发难，擒贼先擒王，先将麻痹大意的三司长官张昺、谢贵等人诓入王府，立刻杀死，随即击溃围困王府的官兵，夺取九门，占领北平城，城头揭起霸王旗，从此开始了长达3年多的靖难之役。

　　张信率先输诚，立下大功，朱棣甚感其德，称他为“恩张”。夺取皇位后，虽然张某人并无军功，仍然被封为隆平侯，列“靖难功臣”之列。张家的侯爵是世袭的，兹后代代相传，与朱棣家的子孙共享富贵。

　　各位看哪，您要不信命，还真不行。同样是以家族性命做押，投一大注，燕山卫的倪百户，看起来是准赢的，最终却输个精光；而赢面极低的张信，却博取了世代的富贵，子孙受泽，连绵不穷。写到这里，容我也学老夫子们拽一句文：岂非命哉！岂非命也矣哉！——那么，朱棣的命运终将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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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三 北边起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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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揭竿而起，起初只是为生存，绝未想到夺取天下。他是被朝廷逼反的，若不是朝廷威迫太甚，下手太狠，他未必遽然而反，甚至可能不反。朱棣多次说他的处境，“身遭危祸，无所容生”，他是“为奸恶所迫，不得已起兵御祸”，应非矫饰，的属实情。

　　但“冤情”并不足以成为朱棣起兵叛逆的理由。他名正言顺的旗号，是“清君侧”，是“奉天靖难”，他要统率十万雄兵，入朝诛杀齐泰、黄子澄等“奸党”。

　　“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朱棣在反书上先把牌子一亮，摆出自己是先帝嫡子的身份，然后以至亲皇叔的资格，指出朝政昏乱、亲藩连遭横祸的实态。“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宄，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续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

　　他说自己“受封以来，惟知循分守法”，为什么如今不“守法”，要起兵叛逆呢？他说“今祸迫予躬，实欲求生，不得已也”，仍是一副理直气壮的姿态，举起了“红宝书”《皇明祖训》：

　　“《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在引用祖训条文后，他把自己的忠臣肺肠剖出来，亮给天下人看。“义与奸恶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鉴予心。”

　　朱棣“清君侧”，与建文帝“清燕王左右导恶之徒”是同一手法，都属于敲山震虎，明明要打的是老虎，对外却宣称是打狐狸——然而，狐狸死了，虎能独存吗？政治斗争所用的枪，射出的子弹常常是能拐弯的；政治不是武斗，不能直来直去，必须学会影射、反讽、指桑骂槐和王顾左右而言他。好像中国人的灵魂里都有“政治”的基因，人人都是政治家（我其实很讨厌这个词，“政治家”是否就是搞政治搞出了精，变成官场的千年老狐狸、万年不倒翁？翻不如政客这个词恰如其分），好比中国人特别喜欢“微言大义”，还把它的发明权硬惯在孔老先生的头上；圣人的号称，谁敢不从？话不明明白白说，文章不直直爽爽写，让听者、读者去揣摩，弄得人人都在动心思：“此话怎讲？此言何意？”词汇也花哨，名堂多得很，比如皇上就皇上嘛，非得说陛下，皇上明明在陛上站着，你为何说“陛下”呢？皇太子、亲王，则是殿下了。写信问候一位老朋友，说“老兄近日可安好”不完了，偏偏要说“老兄左右安好否”，难道你写这封信是惦记他的左右仆从，或他家的衣柜桌子吗？装得畏畏缩缩，却常常并非真心，嘴上甜如蜂蜜，肚皮的心思却狠如蜂针。每看到这些，我都不禁又笑又叹，中国文化里的这一套，在我看来，正是中国人精神萎靡、人格逐渐分裂的标志。

　　言归正传，且说朱棣明明反皇帝，却不说“清君侧”，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只反奸臣，不反皇帝了。尽管朱棣是直接受他侄子皇帝的迫害，他也不能反抗，放声大骂，因为“天地君亲师”，君臣的名分最大。为什么我说这一套是再虚伪不过的东西了呢？您瞧，打狗也得看主人吧，别的门派又没请你来帮忙，你却跑来帮人清理门户，不等于打人家掌门人的巴掌？所以，朱棣“清君侧”，就是打在建文帝脸上的一个响亮的大巴掌。

　　朱棣此举，是有法律依据的，那就是洪武年间的小红书：《皇明祖训》。朱棣在造反檄文中引用了一条，原文是：

　　“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

　　这一条确实是祖训的原文，是朱元璋昏头昏脑时写的，诸公明鉴，祖训里像这样的内容还真不少。他的本意是鉴于前代之失，如汉献帝被董卓、曹操等人先后挟持，他害怕朱家的后代皇帝无能，也受奸臣挟持，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靠各地藩封亲王起来扶持朝纲了。因此他规定：当朝廷之上奸臣当道时，亲王必须训兵待命，接到天子密诏后即率兵来朝，诛杀奸臣，然后还政于天子，收兵还朝。

　　这纯粹出于朱元璋罗曼蒂克似的幻想，如果《皇明祖训》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或中国的《理想国》，那一定是一部杰出的作品。然而，祖制相当于法律，在朱元璋眼里，其地位等同于今日之宪法，岂可像发烧说胡话呢？

　　这段文字的前半截，如今就被朱棣利用来反抗朝廷，以证明其反叛的合法性（他唯一的漏洞是没有接获天子密诏，但这打什么紧，清君侧本来就是自欺欺人的）；后半截子，则根本是梦话一篇，哪有向皇都进兵的人会轻易的“朝天子而还”，而不把宝座也捎带顺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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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训》条文的前提是天子为奸臣挟持，天子发衣带诏召兵，但建文帝并未被人挟持，朱棣也没接获密诏，是他自个颠颠儿地跑来替人家清理门户的。所以檄文虽然引了《祖训》，但只是偷换概念，掩耳盗铃。口词之辩毕竟只是细枝末节，惊动天下之事，到底还是要靠“肌肉”说话；如果光讲道理，那不容易了？“重文”的建文一方，派出方孝孺等一帮儒臣，与朱棣辩论三场，朱棣绝对要铩羽而归，自然天下太平，永远无争——可惜，这也是梦话。

　　燕王起兵叛逆，这是何等大罪，他的部下非常清楚。然而众多燕府护卫将领官兵，义无反顾地追随燕王，甚至朝廷方面的高级将领张信也临难投顺，可见，燕王朱棣确为人杰，他极善于延揽、笼络人，凝聚人心；而朝廷方面的所作所为，肯定也激起了较大的义愤，失去了一部分人心。

　　当然，一时人情不是最关键的，双方力量的强弱以及在战争进程中实力的转换，才是决定时势发展及人心向背的根本。当燕王杀戮北平守臣、起兵反叛的消息传到京师，尽管稍出意外，但在朝堂上并未引起太大的舆论涟漪，多数人甚至乐见燕王此举，认为燕王狗急跳墙，只是加速其失败。朝廷决定用武力平定燕王之乱，建文帝颁布诏书，向天下宣示燕王的罪行。

　　“国家不幸，骨肉之亲屡谋僭逆。”诏书首先表达了对骨肉屡变的惋惜，然后道：“去年周庶人橚，潜为不轨，辞连燕、齐、湘三王，皆与同谋。朕以亲亲之故，不忍暴扬其恶，止治橚罪，余置不问。今年齐王榑谋逆事觉，推问犯者，又言与燕王棣、湘王柏同谋大逆，柏自知罪恶难逃，自焚死，榑已废为庶人。朕以燕王棣于亲最近，未忍穷治其事。”

　　从诏书里我们看到，朝廷是如何抓住一只螃蟹而带出一筐螃蟹的：先是周王“不轨”，供出同谋燕、齐、湘三王。随之齐王“谋逆”，再次供出燕、湘二王同谋。如今齐王被废，湘王自焚，只剩下燕王一家了。——显然，虽然事发有先后，这几只蚱蜢都是拴在周王那一根绳子上的，是拔出周王这根萝卜带出的泥。

　　诏书说燕王“包藏祸心，为日已久”，罪状有二：“私印伪钞”和“藏匿罪人”。私印伪钞也是湘王的罪行之一，可能在洪武时，各王府为了增加收入，普遍都开办了地下印刷厂，私印大明宝钞。藏匿罪人，大约就是“盗贼渊薮”之类的说辞吧，意在指责燕王招纳亡命，早有不轨的企图。

　　诏书把燕王的罪行说得很严重：“先皇帝在时，震怒成疾，至于升遐，海内莫不痛愤，犹不自悔。”将朱元璋的死，一股脑归于朱棣：先帝就是被这个不争气的第四子气死的！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前文说到的，朱元璋在临终前一个劲地喊“第四子来未”？倒有可能是真的，但应该在里面加一个字：“第四子逮来未”？当然，建文帝的诏书也不可全信，只是将其作为一方的观点，与朱棣方的说法对照了来看，以明我心。

　　诏书说，燕王不知改悔易行，如今又“称兵构乱，图危社稷，得罪天地祖宗”。对此，建文帝表示：“朕不敢赦”，宣布削去燕王的爵号，黜为庶人——从此在官方文书里，燕王成了燕庶人。

　　学者们将前引《太祖皇帝钦录》里令晋王朱济熺调兵“在燕王右里行”的文字，解读为朱元璋试图用武力牵制朱棣，可能就是依据建文诏书里“先皇震怒”这一情节做出的推断。他们推测，建文朝所修《太祖实录》，在太祖崩逝的那一段，应该就是这么写的。可见，如果朱棣“靖难”未成，他将是明代第一个失败的恶王。

　　燕王已废为庶人，但“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走掉”，朝廷同时决定“命将致讨”，集齐大军，用武力消灭胆大妄为的“燕庶人”。

　　一场持续3年，蹂躏北方数省，死伤数十万的内战，开始了。

　　这场战争，或者说，中国历史上无数的类似战争，在每个时代，各有其特定的名称。如建文帝叔侄之间的这场战争，朝廷称为平燕之役，燕方则称之为靖难之役；毕竟燕难未平，所以历史上对这场战争，都取“靖难”之名。而我们知道，靖难只是一句政治口号，它并不能显示出历史的真相。这样的词汇还有很多，许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今天，我们很明确地知道，中国历史上，在这片中国人的土地上发生的所有战争，都是令人惨痛的内战，胜者不足以讴歌，败者亦足以惋惜。靖难之役，本质上就是一场内战，它的性质比宋金战争、宋元战争更容易认定，而且这场战争的目的，总只为争权夺利，而那么多人为了老朱家的家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在讨论所谓的靖难之役时，我们最好不要歌颂朱棣或某位将军的善于征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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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三 北边起风尘

　　46

　　当朝廷决定用兵时，征发大军不难，最难的是择帅。赵国40万大军，就是因为用了少不更事、纸上谈兵的赵括，才一败涂地的。但当建文帝环顾朝堂时，发现自己的选项其实非常有限。

　　不过现成有一个大将，据明史专家顾诚先生研究，朱元璋在去世前内定有“保嫡大将”，此人便是长兴侯耿炳文。

　　耿氏的名头远不及徐达、常遇春、汤和、邓愈等人亮，但他资格非常老，与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濠州太平乡人，当年朱元璋回乡募兵，年仅18岁的耿炳文随其父耿君用入伍，从此追随朱元璋，成为其嫡系。耿君用官至管军总管，在与张士诚的作战中战死，其职务由耿炳文承袭；而耿炳文半生战功，也主要在张士诚方面。

　　耿炳文军事生涯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特别长于防守，他据守位于朱、张两国相争前沿的长兴，“以寡御众，大小数十战，战无不胜，士诚迄不得逞。”耿炳文死守长兴城10年，为保护朱元璋的东翼立下了大功，以此在洪武三年受封为长兴侯。

　　但耿炳文不是横戈沙场的大将之才，他几乎从未独立统领过大军作战，缺乏统帅“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和能力。如洪武十四年出塞，他从大将军徐达；十九年征云南，从颍国公傅友德；二十一年北征，从永昌侯蓝玉，都是作为副手，起辅助的作用。蓝玉对于他来说，还是后起之辈呢。

　　直到洪武末年，将星尽陨，他才渐渐从名将的阴影下走出来，开始独树战功，如洪武二十五年平定陕西、徽州等地“妖民”之乱，三十年挂征西将军印剿灭四川寇贼等。然而严格来讲，这些都算不得军功，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镇压农民起义，属于戡定内乱，干的是内卫部队的活儿；虽然没有吃败仗，其“武功”亦不足称。可这位内战的“急先锋”，不顾老迈，披挂上阵，东奔西跑，倒也似模似样，像极一位威武大将军。他替晚年朱元璋解了不少忧，也加强了皇帝对他的信任。

　　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亲自做主，把已故懿文太子朱标的长女江都郡主，也就是皇太孙允炆的姐姐，嫁给耿炳文第三子耿璿。建文帝即位后，郡主升为公主，耿璿便成驸马爷了。顾诚先生认为，这一桩政治性婚姻实质上是朱元璋为保护即将继位的皇太孙在军事上做出的安排。

　　《明太祖实录》说：“太祖末年，旧人在者独（武定侯郭）英及长兴侯耿炳文，特见倚重。”洪武三十年正月，为平定蜀乱，朱元璋以耿炳文佩征西将军印，任总兵官，而另一位皇亲郭英只是为副，可证朱元璋在晚年对耿炳文倚毗尤甚。

　　朱元璋信任耿炳文，除了他是自己的同乡与嫡系，还因为耿炳文为人谨慎谦退。比如洪武二十七年耿炳文委托翰林学士刘三吾代为撰写《追封三代神道碑铭》，他特定嘱咐刘三吾，落笔一定要逊抑，功绩应归于上，他说自己的功劳是“狗之功也，其敢以自名”？他在阐扬祖德的碑文中，把自己拟作朱元璋豢养的一条猎狗，指谁咬谁，虽然打下不少猎物，也是因为猎人指挥有方，狗岂敢自居为功！耿炳文这种深自贬抑的态度，是功臣中是不多见的，因此很得朱元璋的欣赏。

　　与耿炳文比起来，武定侯郭英与皇室的关系其实更近一些：郭英也是早期追随朱元璋的嫡系，他的妹妹嫁给朱元璋为妃（郭宁妃），是朱元璋的大舅子，也是宁妃之子鲁王的亲舅舅；郭英有9个女儿，其中两个分别嫁给辽王和郢王，他的儿子郭镇娶了郭惠妃之女永嘉公主。郭英以功臣，兼为外戚；又以朱元璋的内弟，兼而为他双重的儿女亲家。这种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在朱元璋选择“保嫡”大将时，反而成为劣势。因为保嫡是要保证嗣君皇太孙的帝位不受诸王及勋臣的威胁，利益关系太复杂，其地位不易保持中立。而耿炳文作为皇太孙姐姐的公公，是未来皇孙朝的外戚，他必然会倾心维护皇孙朱允炆的帝位。

　　综合各方面考虑，朱元璋都认为，在己身后，耿炳文是在军事上、政治上均可以托付信任的不二人选。

　　可是，耿炳文虽然忠心，政治上可靠，又有姻亲的保障，但他毕竟是第二流的人物，无论在军中威望还是军事才能上，都略嫌不足。一场势将决定朝廷命运的大征伐，由这位长于守，短于攻的65岁老将挂帅，并不是最佳人选。可是，除了耿炳文，拜托朱元璋除灭的干净，朝廷竟再无合适的大将可用了！

　　建文元年夏天，朝廷仓促拼凑了13万大军，号称30万，以耿炳文挂平虏大将军印，率师北伐。用兵详情不细表，只说官军进到河北（黄河以北，非今冀省），在军随征的驸马耿璿建议集中兵力，直捣北平，不给实力较弱的燕王以喘息之机。可耿老将军却犹豫迟缓，大军滞于滹沱河南北两岸，且分驻于真定、河间、鄚州、雄县等地，给了敌人以可趁之机。八月十五中秋之夜，燕军乘月骤然来袭，官兵大败，耿炳文战死于真定，朝廷兵锋锐气由此大挫。

　　耿炳文在真定战死后，官军虽然损失较大，但实力犹存，燕军仍然无法改变蹙守北平一隅的被动局面。建文帝接到耿炳文的败讯后，才对战局发生忧虑，但用谁来代替耿炳文，建文帝却犯难了，朝廷所缺的不是兵，而是统兵之将啊。可托付者不仅需要较高的军事才能与威望，还要得到朝廷在政治上的绝对信任——毕竟对手是燕王，他在京城百官中也有着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

　　对于新的主帅人选，齐泰和黄子澄异口同声地推荐曹国公李景隆。

　　李景隆是李文忠之子，李文忠与朱棣是表兄弟，论起辈来，李景隆要喊朱棣一声四表叔。李文忠虽是朱元璋的外甥，但他比舅舅只小11岁，比表弟朱棣则要年长21岁。李景隆生年不详，他的年纪应与朱棣相仿。两人都是洪武后期的重要人物，但朱棣作为“塞王”，自洪武十三年就藩，立国几20年，多次统军出塞，拥有丰富的治国和统军经验。而李景隆的公爵是袭来的，不是靠军功自己挣来的，他在洪武十九年袭爵，此后多次奉旨出京操练军马，并且在建文帝即位之初，率军突袭周王，立下削藩的首功。可是就凭这点用兵的经历，与燕王比起来，不啻小儿科实习医生遇上了医学科学院院士。但李景隆自有其优长之处，他高高的个子，眉疏目秀，顾盼伟然，很有威仪；又是名将之后，平日里颇好谈兵，无论是展卷论战，还是撒豆成兵，都是滔滔不绝，很能唬人——不是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吗？除非他自己暴露，一般人们都相信，将门必出虎子，这是古代朴素的遗传学。可惜赵括的教训，就没人记得。

　　李景隆磨剑未试，朝廷就轻率地请他出来掌帅旗。请看官试想，以侄伐叔，以新进伐老成，仿佛以下攻上，以卑临尊，起手即觉不顺，成功还不等于碰运气吗？难怪朱棣一听用李景隆为大将军，将兵50万北伐，不仅不惧，反而笑道：“李九江（九江为李景隆小字）就是个纨绔少年，好对付！”于是他不顾飓风来袭，命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叮嘱他不要出战，自己则亲率精锐，直出关外的大宁，决定先解决威胁其背的大宁都司，再转过头来对付李景隆的大军。朱棣真没把李景隆和他的半百万大军放在眼里。

　　李景隆听说燕王北出，以为北平空虚，正是“击其虚”的大好机会，遂驱兵进围，把北平城团团箍了一个滴水不漏。然而这么好的机会，他竟然没能抓住，北平久攻不下，形成旷日持久之势。待朱棣略取大宁，挟持大批漠北铁骑转回来，内外夹击，遂大破官军，李大将军丢盔弃甲，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山东德州。

　　在李景隆出征离开京师之时，建文帝亲自为他配上大将军印信，赐给他通天犀带，并为他的战车推轮，在他登船之前，又在江浒之上设宴，为他践行，赐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即军中进止可以自专，不必请示朝廷，诛杀大将，也是如此）。当他初战大败之后，军势顿衰，从此被朱棣牵着牛鼻子走，再无建树。建文帝还听信了他的牢骚，以为他权柄太轻，诸将不听调遣，是以用兵不顺。《明史》说“景隆贵公子，不知兵，惟自尊大，诸宿将多怏怏不为用”，李景隆人笨怪刀钝，自己不争气，却怪麾下大将们不听话。建文帝便授予他“专征伐”的大权，特遣太监赍捧玺书，赐其黄钺弓矢——这是好古的建文帝从古书上学来，并造着古书上的记载打造的这一套家伙事儿，相当于赋予李景隆代天子亲征的大权，他要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哪个不听话，你随便杀，朝廷都不管，随你来——这下，你还打不赢，看你还有何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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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老天作怪，当钦差太监坐船渡江时，突然起了一阵怪风，将船吹翻，玺书钺矢尽没于江，只有太监如水鬼一般从水里爬出来，湿哒哒爬回去报告。朝廷上下都觉得这是很不好的征兆，但无人敢言，建文帝也只好故作镇静，令人重新打造黄钺弓矢，另差人送到前方。

　　著名的纸上名将李景隆不甘心失败，他决心报仇，建文二年四月，他调集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等军，于德州誓师，再次向北平进军。双方在白沟河大战，此战甚为惨烈，结果李景隆还是不支，新凑起来的60万大军一时皆崩。昔日沉于水的玺书斧钺，今乃沉于陆——朝廷至此才看到“天下陆沉”的可怕前景。

　　这一仗，官军死伤数十万，从此遂不支，再也无力组织大兵团作战；而朝廷与燕军的攻防态度，也自此易手，朝廷由攻转入防御，而燕军则频频南侵，常常饮马淮上，兵锋势不可挡。

　　朝廷通过惨痛的教训，才知道起用李景隆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只好把逃到济南的李景隆召回京师。黄子澄因为荐错了人，又羞又愤，见李景隆回京后，犹然觍颜高踞朝班之首，他气不过，就在上朝时，从班中疾步走出，愤然纠弹败军之将李景隆，请皇上下旨，就朝班之中将其擒拿，诛之以谢天下。后来，在燕军渡江，京城危如累卵之时，建文帝彷徨无计，方孝孺再请诛杀李景隆。建文帝念他是朝廷“肺腑之亲”，都没有同意。

　　对如此偾事败车的大将，既不杀其身，又不削其爵，建文朝廷何以行威令于天下？

　　李景隆兵败后，朝廷更是无人可用了，平燕战争后期兴起的一批将领，如盛庸、平安、何福、吴杰、房昭等，都是洪武晚年才得到拔擢重用的裨将，资历均较浅，尽管他们在内战中因军功而在官阶上获得快速提升——如盛庸因多次战败燕军，受封为历城侯——他们的弱点也是明显的：威望不够，缺乏指挥大军作战的经验。朝廷没有一位能够统领全局、众望所归的主帅，各军之间往往独立作战，缺乏有效的配合，经常被燕军各个击破，使有利的全局，无法转化为战场上的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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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李景隆数十万大军来攻时，朱棣没有龟缩在北平城里，做鱼死网破之争，而是趁巨网未合拢之前，率精骑直出永平，先击退围城的辽东官军，然后径趋关外的大宁都司。

　　镇守大宁的是十七弟宁王朱权。

　　当朱棣起兵之时，北平都司周围的诸王，是他最大的威胁。然而朱棣仿佛有天助，封地在太原的晋王朱棡，在建文帝即位前几个月突然死去，由世子济熺继位。新晋王年纪尚轻，根本不在燕王眼中。看官试想，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八年处死宋国公冯胜，此举谁是受益者？冯胜是晋王济熺的岳父，假如这位杰出的将领此时不死，即便不用他为征燕主帅，就是令他统领山西都司兵马，虎视北平，朱棣侧翼不安，岂敢放匹马南下？冯胜、朱棡先死，在此时开始显出其后果。

　　当时在从宣府、大同、开平、北平到辽东一线，除了燕王，还有多位“塞王”，他们是封在大同的代王（皇第十三子），广宁的辽王（第十五子），大宁的宁王（第十七子），以及宣府的谷王（第十九子）。其中代王已被废为庶民，看押于大同。辽、宁、谷诸王，都是燕王的弱弟，在洪武末年就藩，手握重兵。当因削藩引发的内战爆发后，朝廷不敢信任他们，下诏令诸王回京。

　　由于朝廷颟顸削藩，不讲究策略，使得这些藩王在平燕战争中不能替朝廷出力，发挥牵掣燕军的重要作用。如辽王朱植，颇习于军旅，且与四哥不甚相合。朱棣入京后，嫌其“贰于己”，尽削其护卫。这本是可资朝廷之用的力量，然而朝廷并不了解这些，也不懂得如何加以利用，只是轻率地将其撤回。辽王、谷王奉诏后立即弃国，逃回南京，手下之兵，顿时成为一盘散沙。

　　朱棣担心的只有宁王朱权。大宁都司在喜峰口外，是古会州之地，东连辽左（辽王封地），西接宣府（谷王封地），号称巨镇。宁王部下，带甲8万，革车6千，所属朵颜三卫（蒙古族）骑兵皆骁勇善战。宁王多次会同诸王出塞，以善谋著称。然而，善谋者，其心不易测。辽、谷二王离开封地归朝后，就是这位脑筋灵活、会写书、能修道的宁王不至，建文帝很担心宁、燕二王合流，使人流星雨一般去召他，他都不来，无奈，只好下诏削去宁王三护卫，以示薄惩——朝廷知道宁王此时是奇货可居，不敢把他整得太凶，否则等于把他往燕王那边推。

　　朱棣也清楚得很，宁王既不奉朝廷之诏，对自己的示好也不作任何答复，明摆着是想拥兵自重，坐观形势之变，以谋取个人的最大利益。宁王有了这种动机，就给了朱棣可趁之机。朱棣决心先收服宁王，改变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顺便夺取关外边骑助战，然而再转回身来对付李景隆的大军。

　　朱棣决心已定，迅速击退围攻永平的江阴侯吴高，随即自刘家口出关，间道直驱大宁。这时已进入九月，天气渐寒，宁王未料到四哥突然出现在城下，大吃一惊。虽事出仓促，亦不得不防。他集兵出城相迎，在马上问：“四哥此来何意？”朱棣捏着哭音，一副苦相，自称是穷蹙来向弟弟求救的，一定要进城面谈。宁王疑心四哥部众甚多，朱棣答应单骑入城，宁王一时抹不开脸，只好答应。两兄弟联辔进城，在厅中入座，燕王执宁王之手大哭，说自己不得已起兵，求宁王代为草表谢罪。

　　朱棣故意示弱，令精明的宁王上了当。以后数日，燕王都装着一副不知所出、百无聊赖的可怜相，博取宁王的同情，放松他的警惕，私下里却在城外伏下锐卒，部下偷偷入城，暗地里与朵颜三卫酋长及宁王部下联络，进行交易和收买（其中就包括请朵颜助兵，作为交换，朱棣将三卫之地割让给他们），宁王却恍然不知。

　　几天后，朱棣请辞，说要回北平，宁王亲自送到郊外。燕王又是擦鼻涕，又是擦眼泪，诱得宁王送了一程又一程，渐渐离城远了，突然间伏兵骤起，将宁王挟为人质，裹于众中南行。因为事变太突然，宁王部下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旋即为燕军制服。朱棣遂集大宁之众，以及宁府宫人，一起由松亭关入关，大宁成为一座空城。

　　可怜多智善谋的宁王，本想坐观鹬蚌相争，收渔人之利，却不小心，着了比他更为老辣的燕王的道，从此成为半个囚徒。朱棣发挥他长于文字的特长，凡军中檄文，多请宁王代笔。这枪手的差使，宁王不想干也不行。朱棣还耍他，向他保证，说事成之后，天下中分，一人一半。宁王不敢客气，只好付之于浩叹。待朱棣登基后，不求中分天下，只求改封南土善地（他的封地大宁已失，没法再回去了）。他想，现在还想什么呢？唯求过半身富贵日子吧。他看中的地方是苏州，请四哥把吴中之地封给他。可朱棣不答应。他退而求其次，再请封杭州，四哥还是不答应，这次列出建宁、重庆、荆州、东昌4个地方任他选，而这些地方，朱权又不愿意去。在南京住了一年，天天听他四哥杀人，日日受那受难者哀声的煎熬，第二年他答应去江西南昌，从此在赣江边上修道习曲，了此一生。

　　宁王部下锐卒，都为朱棣所用，特别是骁悍的朵颜三卫骑兵，成为朱棣打天下的重要资本。但三卫夷人不是平白替朱棣流血的，他们达成秘密交易，按今天的话讲，就是“密约”，朱棣许诺，待天下大定，将大宁都司内迁，其故地留给三卫牧放。朱棣对阶下囚宁王不守约，对朵颜三卫却很守约，他即位后，即将大宁都司迁到今河北保定一带，虽然都司的名义不灭，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尽捐于人了。

　　这项密约造成了深远而严重的战略影响，因为大宁地位特殊，它居于辽东与宣（府）大（同）之间，联络东西两边，大宁一失，辽东、宣大、开平一线失去呼应，整个防线就崩断了，再也守不住了，被迫后移。而北平（北京）失去屏障，由内地变为边地，当迁都之后，乃形成“天子守边”的形势，蒙古铁骑经常突入京畿，直接威胁京师的安全。此乃后话，当朱棣一心求生之际，他哪里管得这些？能卖的当然舍得卖，反正也不是自家的。

　　且说宁王轻易受了燕王蒙骗，被其辖制南下，所部人马也被收编。自此，辽东、山西、北平都司一线，群龙无首，没有一个能倡率团结众军的核心人物，这些地方的都督、都指挥等边将，毕竟是臣子，不同于燕王是亲藩，地位远不相逮，有些人还曾受过朱棣辖制，对其自然存有几分忌惮心理。所以自战事开展以来，虽然在形势上，这三地在北平背后，对其形成包围钳制之势，兵力上也占优势，但始终形不成合力，构成实际的威胁，却常常被燕军各个击破。

　　燕军在连续击破朝廷大军之后，转而进入反攻，双方在淮北展开持续的拉力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