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跳着跳着，有一个艺妓突然大喊大叫，说是她的一枚戒指掉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戒指，那是钻石的，价值连城啊。

　　松井一扬手，搜，非把这钻石戒指找出来不可。于是翻沙发的翻沙发，搬桌子的搬桌子，移座椅的移座椅，把房间里搞得乌烟瘴气。

　　王冷斋冷冷地注视着眼前这幕丑剧。

　　看来这枚戒指很有讲究，如果一会再找不到的话，大概就要赖中国人身上了，然后以此为借口，一支笔又得塞过来。

　　王冷斋起身朝松井拱了拱手。

　　你们慢慢找吧，在下另有公干，恕不奉陪。

　　说罢，飘然而去。

　　剩下的时间，只好让松井一个人“月下独酌”了。

　　见王冷斋把官方的门关得死死的，松井转而从民间着手。

　　有人要问，这条路桑岛不是没走通吗，他还来碰这个钉子？

　　得说松井这个“中国通”真是只老狐狸，他的脑子比桑岛可灵活多了，阳的不成，他来阴的。

　　与此同时，王冷斋并没有因为暂时得以“奉璧回朝”而掉以轻心。

　　不久，县政府的科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有几十位农民都把地卖给了同一个人。

　　这是哪位大财主，有如此魄力？

　　买地的叫谷文富，此人住在天津。

　　再一查，科员惊呆了。原来卖地的农民，竟然都是大井村的人。

　　大井村，卖地，天津的“谷财主”，此间必有蹊跷。

　　王冷斋闻报后，果断处置，专门派员到大井村等地进行调查，真相很快揭露出来：这个谷文富是个汉奸，他先以中国人的身份到大井村收购土地，然后再卖给日本北平特务机关。

　　这便是松井的阴谋：你们中国人不是不肯把土地卖给我们吗，那我就暗中找个中国人来收地。

　　王冷斋立即布置方案，从天津把谷文富捉拿归案。

　　谷文富这小子，自以为有日本机关撑腰，在王冷斋审问他时，竟然还敢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想拿他的日本主子仗势压人。

　　好，你自己也承认了，是与日人勾结来为害国家，那就怪不得我翻脸无情了。

　　王冷斋乱世用重典，宣布将谷文富予以正法。

　　明定典刑后，他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找来了一个“日本通”，通过这个“日本通”给松井传话：谷文富盗卖土地，罪不可赦，现已被我“宰首示众”，人证特证皆在，如果需要可以随时公示。

　　既是阴谋，“公示”就不好了，松井怕“公示”，自然也不敢再公开替谷文富“鸣冤叫屈”了。

　　处置完为虎作伥的汉奸，王冷斋又亲自深入大井村，逐一走访，跟大家讲，天地君亲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爱国爱民族，出卖祖宗庐墓是大逆不道的事。

　　何况现在的事情还不是光卖地租地那么简单，日本人狼子野心，他们这么做，是怀着不可告人的军事政治目的的，因此我们切不可为了区区一点个人小利而损害国家之大利，到最后，大利不保，小利焉能有存？

　　（787）

宝宝寒

　　中国的老百姓，只要你官府给他把道理讲清楚了，一般都是能通情达理且顾全大局的。经过王冷斋的耐心说服，大井村的居民集体在县府做了一个证明，每个人都在上面加盖手印，声明决不将土地出租或出卖给外人，如果日军要强占的话，即以流血相抗。

　　为此，当地农民还组织起来实行联保制，你监督我，我监督你，保证不向日人出卖国家一寸土地。

　　松井至此无计可施，而日军扩建营房和飞机场的计划也就此泡汤。

　　王冷斋以一文官身份，坐镇宛平，却犹如一夫当关，始终未让日本人找到一点缝隙，可谓既保其“璧”，又不辱于人，其才力气节真堪比古之名士。

　　拿不住王冷斋，日本人又来逼宋哲元。

　　在松井太久郎无计可施后，另一只“狼”（郎）来了——新近出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田代皖一郎（陆大第25期）。

　　 田代从前任那里吸取教训，认识到再让宋哲元自动自发地搞“自治政府”已经没希望了，所以他要以“经济提携”为由，重点打经济渗透战。

　　无非又是要求修路开矿这些，反正以前萧振瀛在的时候没得逞的，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还是一堆老问题，但是宋哲元倍感吃力。毕竟最善应付这些麻烦事的人不在了。

　　当然，打了这么多年人事交道，宋哲元的太极功夫也不是一点长进没有，无非两手，一曰拖，一曰推。

　　拖，既不说是，也不言否，既不拒绝，也不答应，就那样摆在那里，准备摆个天荒地老。

　　实在拖不过去怎么办？

　　再推。

　　推给南京政府，向上面请示，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这手功夫，第一回用，那叫新鲜，第二回用，叫做简单，第三回用，就面临着穿帮的危险了。

　　田代上了两回当，就不肯再上当了，相反，他还准备让宋哲元上一回当。

　　他专门派了一个汉奸文人去邀宋赴宴，没说要谈别的事，就是吃饭。宋哲元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就去了。

　　到了田代那里，这鬼子二话不说，就和算计王冷斋一样，如法炮制地把一份早就拟好的“经济提携方案”拿了出来：签字吧！

　　宋哲元那天不知道是被酒给灌迷糊了，还是发现了“筵席帷幕后暗藏的刀斧手”，总之他竟然真的在上面签字了。

　　但是一走出天津驻屯军的司令部，给风一吹，脑子就清醒过来了。

　　我这是犯了大错啊。

　　想想看吧，连王冷斋那样的的“七品芝麻官”都能够无畏无惧，“不辱使命”，“主公”的表现却如此糟糕，真是有够窝囊的。

　　此时，宋哲元文倚秦德纯，武仗冯治安。

　　按照萧振瀛临走时的安排，宋哲元在两次“丰台事件”后，就对冯治安大加重用。

　　宋哲元属于中国传统社会里的那种孝子。由于老母住在天津，他经常要到天津去探母，暂离北平期间，就由冯治安代理军长。后来更任命冯为河北省主席，将29军的很大一部分军务都交由其主持。

　　（788）

宝宝寒

　　现在，他深悔此次赴日本人的“鸿门宴”，由于没有早作准备，上了大当。为此特地对冯治安说，以后要是再有这样的事，咱们得商量好一个对策。

　　我去之后，如果一切都好，平安无事，那就打个电话给你，说一会儿就能回来。可是如果你在两个小时之内都接不到我的电话，那就证明情况不妙，得赶紧派兵把吃饭的地方给包围起来，以免我被日本人挟持。

　　说得挺好，可这毕竟是马后炮了。如今字据都在人家手里，怎么办呢。

　　不管它，那是他们逼着我签字的，当然无效。

　　白纸黑字，你说无效就无效？

　　宋哲元想了一下：那就还照老办法，给他拖着不办。

　　这回想拖就难了。当年何应钦的一张便条，都可以被解释为“何梅协定”，被紧盯不放，何况条款如此清楚，签字如此明白的一份正式协定。

　　被日方逼急了，宋哲元只好推到南京政府那里。老蒋不听犹可，一听大怒。

　　真是蠢到家了，这样的字你也稀里糊涂地签，脑袋长在肩上是干什么用的？

　　不准执行协定里的所有条款。

　　你不干，日本人哪肯让啊。

　　他们来逼宋哲元：别的缓一下还可以，但修路、开矿决不能缓。

　　宋哲元没有办法，惟有让29军驻南京代表到老蒋这里念苦经。

　　老蒋闭着眼睛思忖了一会，这样吧，到万不得已时，矿可开，但路绝不能修。

　　如果允许日本在华北修路，无异于“九一八”之续，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宋哲元或许不知轻重，老蒋岂能不晓其中利害。

　　在日本人一阵比一阵急促的催逼下，宋哲元不得不再次派出代表，专程赴宁晋见老蒋。

　　老蒋的答复一点没变：矿可开，路不能修！

　　以前，你截留税款，我可以谅解。你在背后搞小动作，我也可以既往不咎，或视而不见。但是，修路涉及华北主权，即将触碰国策的底线，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允许的。

　　老蒋的脸都板了下来，表情从未有过的严厉和可怕。宋哲元知道后果严重，哪里还敢再把这事往南京“推”。

　　此时的北平舆论界也对宋哲元签字一事议论纷纷，有人甚至认为他可能是有意为之。

　　话说得好听，从此服从中央，不再以“特殊自居”，弄了半天，你不还在朝着“独立或半独立的方向走”吗？

　　宋哲元异常尴尬，感觉自己里外不是人。

　　拖和推都不顶用了，这时候他就想到了以前也施过的一招，那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索性躲起来。

　　如果自己选择隐身，前台必须有人帮着打理，而打理的人，武可托付冯治安，文则须交代给秦德纯。

　　冯治安那边没有问题，本来很大一部分军务就交给他代理了，倒是秦德纯这里，责任太大，不知道对方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承担。

　　于是宋哲元便把秦德纯叫过去，告诉对方：现在日本人都把矛头针对着我，实在很难应付，不如我请几个月假，托辞到山东老家去给死去的老爸修墓，这里由你来负责周旋，你看怎么样？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适当应付办法”的，而且字是我签的，我不在，你应付时伸缩余地也比较大。

　　（789）

宝宝寒

　　萧振瀛走后，宋哲元最信任的就是秦德纯。他认为这位老伙计在他面临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慨然应之，未料“秦军师”却是一脸难色。

　　相比于“萧军师”，“秦军师”在与“主公”相处时更加注意把握分寸和尺度，言语行动都十分小心，就生怕一点不慎引起对方的猜忌。

　　朝廷之上，最信任有时也就意味着最危险，所谓伴君如伴虎是也。现在“主公”说希望自己离开后，这里由你负责，结果你痛痛快快就答应了，给人印象乐得跟什么似的，你意欲何为？

　　在这方面，萧振瀛倒是个爽快人，喜欢勇挑重担，可他不就因此吃亏了吗，还吃了大亏，从此失去了“主公”的欢心，连栖身之所都找不到了。他秦德纯可不愿做第二个萧振瀛。

　　所以得婉拒，一定得婉拒，还要记住提醒宋哲元：中央现在把防守华北的责任都交给你，即使你老人家躲在山窝窝里，一旦出了状况，老蒋还是一样会拿你是问的。

　　听起来，好象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意思，可这就等于告诉“主公”：整个华北都是你的，离了你，谁都不要想逞英雄。

　　知道宋秦的关系为什么一直都那么好，就跟从小玩到大的“发小”一样吗？

　　就因为宋哲元认定秦德纯这人“人性”，无野心，是个“忠臣”。

　　那我就留下来再看看吧。

　　作为对手，田代和松井这两只“日本狼”均非善辈，对中国人人性弱点的了解和利用，并不逊色于先前的土肥原、松室。

　　见宋哲元仍然在咬牙“硬顶”，他们意识到还必须到29军内部来做点文章。

　　视线集中在了任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身上。

　　天津的日租界里面，失意的政客，落魄的幕僚，比北平还多。这些人和整天聚在宋哲元周围的那些蜂蜂蝶蝶差不多，都是一心要通过做张自忠的“门客”，以便有朝一日“求得富贵”的主。

　　要想自己“人前显贵”，那就得先让“主人家”贵起来，如此才能攀龙附凤，水涨船高。

　　都不需要田代前去“多做工作”，天天想“富贵”想疯了的“门客”们就自觉自愿地在张自忠面前聒噪起来——宋哲元如今是重嫡系，轻杂牌。

　　谁是嫡系？

　　冯治安。

　　你没见宋哲元把什么好处都送给他了吗。按道理，你是“二头儿”，“头儿”宋哲元排下来就轮到你了。他不在北平，军队事务应该由你来代理才对。

　　结果，这好事却归了冯治安。

　　还有呢，别看宋哲元让你做了天津市长，可他还把自己的河北省主席一职让给了冯治安。与河北比起来，天津这才多大一点地面儿。

　　可以说，冀察两省两市，就数河北的位置最显要，本来这地盘也应该是“二头儿”的啊。

　　得出的结论就是，张自忠不仅早已沦为宋哲元的“杂牌”，而且连“二头儿”的排名位置都快保不住了。

　　如果你服软，那就俯身称臣，乖乖地在天津码头求个平安符吧，但倘若你还算个爷们儿，你不仁我不义，为什么一定要给这个没什么本事的宋哲元当“小弟”呢？

　　张自忠原来心里就有气，给“门客”们这么一渲染，果然憋不住了。

　　真是欺人太甚。我张某顶天立地一汉子，岂可久居人下。

　　（790）

宝宝寒

　　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仿佛天生是缺乏合作这一细胞的，所以上下五千年，内斗向为吾国之传统，而且它是可以由大大小小各种圈子组成的。大到国家，小到斗室，不排出个让自己心服口服的座次来决不罢休。

　　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胡适等人热衷的“民主宪政”从来都只能沦为书生之见，因为那玩意就需要大家坐在一张圆桌前搞合作。可是我们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圆桌，而是四方桌，谁居上首，谁陪末席，甚至连上桌子的资格都没有，这都是有讲究的，岂能允许你们随随便便，呼拉拉地聚一堆，成何体统？

　　据说桂系刚刚平定广西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雄”也是谁都不服谁，颇有自相火并之势。直到后来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

　　哪里？

　　广西金田。

　　那是当初太平军发家之所在。想想这些被清廷称为“长毛”的猛人吧，本来势头多好啊，可是江山才打了一半，就自己打熬不住，闹起了内讧，结果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想到这里，他们就不敢再闹了：人家好歹还拿下了半个中国，我们才刚刚搞定一个广西，争来夺去确实没有太大意思。

　　广西的“三雄”故事前鉴未远，华北的“双雄”暗斗却又要开始了。

　　张自忠对宋哲元不服气，想争做“头儿”，可是由于萧振瀛离开华北前做了布置，不仅冯治安站在了宋的一边，即如其他几个师长，也大多倾向于拥宋，这使双方实力达到了新的均衡，仅靠张自忠一人，如何能够再推得动宋哲元这座“大山”？

　　实力不济，那就得玩计谋。

　　张自忠的“门客”们便准备引用北洋时代“曹吴配”的办法，来架空宋哲元。

　　曹就是尽人皆知的“贿选总统”曹锟。这个曹锟为人其实并不算十分糟糕，他和吴佩孚一样，后来宁愿喝西北风也不愿担任伪职，颇有民族气节。之所以当年闹出“贿选”这样的丑闻，其实是因为他跟那个搞复辟出名的“辫帅”张勋一样，没有什么现代政治的意识。

　　张勋复辟，不是他真的想当遗老遗少，而是觉得非此找不到其它“起事”的理由。等到行动失败，听人家一讲，原来现在没人爱皇帝了，他都傻了。

　　怎么以前没人跟我说过啊？！真是后悔死了。

　　曹锟的头脑更简单。他是小商贩出身，以前是卖布的，就知道投资才有回报的道理。

　　现在要让人给我投票，不给对方一点“意思”，人家凭什么一定要选你啊？

　　岂止曹张如此，当时的大多数国人又能好到哪去，谁又真的明白“民主”、“共和”这些舶来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位美国人曾以旁观者的身份评价说，你们的民国，不过是美国共和政体的复制品，而且还是粗糙得不能再粗糙的那种，沙丘之上的空中楼阁罢了，是一定会倒的。

　　不能不说，这也是近代大家争相“把线装书扔到阴沟里去”所造成的恶果。洋人的那一套固然是好，可你真懂，或者会用吗？

　　可想而知，糊涂到这个份上的“曹总统”，自然也搞不清楚究竟该如何治国理政。事实上，他也确实就是朝廷的一摆设，平时诸事不问。“曹吴配”当家的是吴，也就是吴佩孚。

　　以“曹吴配”来套用“宋张配”，就是希望宋哲元退到一个名义上的冀察负责人，而由张自忠来主持一切，掌控实权。

　　（791）

宝宝寒

　　这事当然得宋哲元自己愿意。

　　经过暗中的联络，天津的“拥张派”便传话给北平的齐燮元、张璧，让后者找机会试探宋哲元。

　　与其说齐燮元、张璧这帮人是“拥宋派”，倒不如说他们是“骑墙派”更好。反正不管是“拥宋”、“拥张”，甚至“拥日”，无非是奔着名利二字去的，谁上来能给他们荣华富贵，就向谁“山呼万岁”。

　　宋哲元本来就是一把手，从他身上捞不着太大的“拥立之功”，但如果能够使“二头儿”张自忠“黄袍加身”，意义就不同了，一旦成功，那就是“开国功臣”的待遇啊，所以，这些人的热情比“拥张派”还来得高。

　　可是宋哲元并非曹三傻子（曹锟），他个人的自尊心很强，“宋张”关系也完全不同于“曹吴”，如何甘心充当傀儡一般的角色。

　　“拥张派”碰了一鼻子灰，张自忠自己也有些束手无策。

　　这时候就想到了要借助29军以外的力量。

　　关键是看谁能够制约宋哲元。

　　南京政府？

　　别开玩笑了，虽说宋哲元有些惧老蒋，但从心理上他并不真正害怕那个银样蜡枪头的中央政府。

　　说穿了，宋哲元忌惮的还是日本人。

　　不光宋哲元，当时的29军高层中，除冯冶安等个别人以外，很多人都有惧日心理。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这种心理基础最早还是来自于让29军一举成名的长城抗战。

　　在那次战役中，29军在前期打得确实堪称精彩，可是中后期尤其是后期就不行了，部队已到难以招架的地步，宋哲元自己也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进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

　　开始还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后来就知道那只虎的厉害了，毕竟不是纸做或者动物园圈养的，野性很大，力道很足，凶猛的很哩。

　　宋哲元在与日交涉时为什么一再退让，甚至该争的时候也不据理力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怕跟日本人真的打起来，自己不仅损兵折将，还会整个失去华北地盘——由惧日转化为惧战，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知道宋哲元有“惧”的一面，张自忠就在一群帮闲的怂恿下，打起了“以日制宋”的主意。

　　日本人一直猫着腰在旁边看好戏，早就等不及了，他们顺势把张自忠托起来，拿一堆舞台灯光照着，捧其为华北的中心人物。

　　不久，宋哲元就接到日方邀请，希望他能组团赴日考察。

　　宋哲元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办，去吧，万一日方趁机拿“经济提携方案”出来纠缠，在人家地面上，可以说没有一点回旋余地，但是不去吧，又可能“凭白无故”地得罪日本人：对你不好，你有意见，可我要是对你好一点吧，你又不赏脸。

　　两难择其中，他便让张自忠率参观团赴日。

　　事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张自忠接受宋哲元的命令，代其前往东瀛。

　　然而曾为冯玉祥秘书，时任“政委会”秘书长的戈定远事后却透露了另外一个内幕。

　　原来张自忠并非宋哲元所派，他是自己拿着邀请书去日本的！

　　（792）

宝宝寒

　　在当时，日本绕过宋哲元，而单独邀其部下，显然对宋哲元这个“主公”的声望和权威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甚至也是一种侮辱。宋哲元明知这一点，却也只能打碎牙和血吞，对外还要解释，这是自己的权宜变通之计，张自忠使日，实乃吾之驱使。

　　张自忠高高兴兴地带着手下几个旅长来到东京。在那一刻，他肯定认为由于日本人的“破格器重”，自己的光环超过了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踏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

　　在东京期间，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组织宴请，并照相留念。吃完饭后，其他参观团成员打道回府，张自忠和旅长们则留下进行会谈。

　　这是一次神秘的谈话，时间很长，一直谈到深夜才作罢。参观团的成员们只知道，返回的几个旅长神情紧张，问起来，只是说谈得不成功，却不肯透露一字半句。

　　尽管我们不掌握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讲求效率”的东条绝不会浪费时间，主客双方的话题也断不会只限于“吟风弄月”。很有可能，日方就是利用这一机会在试探张自忠等人，以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张自忠此时虽有“挟日以自重”的打算，可仅他一个人并不能决定如此大事——岂止张自忠，当时就连宋哲元，若想投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萧振瀛曾当着老蒋的面保证：我们29军都是爱国之士，一定会“永葆忠贞”。这不是纯粹的大话。一支用大刀砍过鬼子脑袋的部队，精忠报国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不是一两个首脑人物就能随意变更的。

　　宋哲元怎么样，身为华北土皇帝，可要是明着投降日本人，部队一样会不听约束，让他变成纯粹的孤家寡人。

　　显然，即使张自忠愿意，他也得顾及手下的旅长以及基层将士的情绪，断然不敢随意造次。

　　然而素来精于计算的日本人并没有白忙乎。

　　“参观”期间，日方着重于炫耀其军力国力。特别是在所谓的航空表演上，涂着膏药旗的日机从高空俯冲而下，几乎从众人的头顶一掠而过，气势十分逼人。

　　回来后，张自忠问随同诸将：感觉如何？

　　这几个旅长气得哇哇直叫：有什么感觉，小日本这么做，无非是要向我们示威。

　　张自忠默然无语。

　　人家的飞机能贴着我们头皮飞，我们却连块飞机皮都没有，若要言战，恐怕连公平较量的机会都得不到。

　　除了暗藏玄机之外，此行还让张自忠得出一个结论，即日本军事力量太强，29军轻易触碰不得。

　　此后，张自忠在对日态度上，一直是29军中的“主和派”，不能不说这次的耳濡目染对他的个人判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东京之行结束，要回国了。虽然此事并未上报南京政府，但既处于如此敏感关头，时间又长达一个多月，你再刻意隐瞒，也瞒不住国内外媒体和耳目众多的老蒋。

　　后者一听就急了。

　　（793）

宝宝寒

　　他不会去找张自忠，而是直奔宋哲元。

　　你知不知道现在中日外交关系十分微妙，为什么不通过中央政府，就擅自派张自忠去日本？

　　宋哲元不能说张自忠不是自己派的，更不好意思露出“宋张相争”的家丑来，只好辩驳说，此举纯系私人交情，或者说清楚一点，是张自忠和东条个人之间的应酬，无关国政大事。

　　此话不说则可，一说，老蒋拍案而起。

　　我看你真是昏了头了，“大夫无私交”，这句话你不懂吗？

　　宋哲元虽是武人出身，却也上过私塾，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孔子著《春秋》，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言臣当一一禀命，无自专之道也。

　　什么意思呢？

　　你做臣子也好，居地方诸侯也罢，没有天子之命，是不能随随便便把公家事当私人活干的，此之谓“大夫无私交”。

　　三国时候，诸葛亮和诸葛瑾那是一对亲兄弟，但都明白身为“朝廷大夫”，大家各为其主，只有公务往来，是不可以有任何私交的（“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

　　老蒋越说越上火：你们跟东条总比不上人家亲兄弟吧，有什么事情不能交给外交部来办，非要背着政府偷偷来往，显得你们多亲近似的。

　　宋哲元无地自容，亦无言以对。

　　日人邀张参观，本就是这样一个一箭三雕之计：拉拢张自忠，瓦解29军，对南京外交施以压力。

　　除了第一点未完全得逞外，后面两点均多少见到了一些成效。

　　老蒋认为，29军背着中央私自赴日“参观”这件事非常严重，必须严办，否则华北将不可收拾。

　　当然不能直接“办”宋哲元本人，而是撤掉张自忠，换个人去天津（“易人以代”）。

　　然而，宋哲元可以撤无军权的萧振瀛，却哪里能动得了兵权在握的张自忠。他就像当年张学良对待树大根深的汤玉麟汤二虎那样，不仅没将张自忠撤职，反而还发了个电报给对方，说只要有大哥一口饭吃，兄弟你就饿不着（“我任冀察委员长一日，即可维持一日津市之地位”）。

　　谁都看得出，这是讨好他的张兄弟的，但此举却把老蒋给深深激怒了。

　　你不换张，我就换你。

　　为了在华北抵御日本人，老蒋设想了一个新的三角模式。在这一“三角”中，左翼是阎锡山，右翼是韩复榘，居中为宋哲元。现在左右两翼特别是老阎那里，表面上已经越来越听话了，暂时不用过于担心。说来说去，老蒋最放不下的还是正面的宋哲元。

　　在老蒋看来，中央的人事命令都“为宋所梗”，无法落实下去，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你们竟然都可以私自“应邀”到日本去“参观”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谁能预料？

　　过去老蒋曾想以“剿共”之名，把29军调到南方去，但最后无疾而终，这个心思就不能再动了。军队动不了，那就只能动军头。

　　可宋哲元是什么人物，哪里是想换就能换得了的。这时候老蒋就想到了一个人——刘峙。

　　（794）

宝宝寒

　　刘峙在前期的国民党中央军诸将帅中，还位列“五虎”之首，连陈诚、卫立煌都不能望其项背，后来却因为贪财好物，在军事指挥上变得越来越笨蛋，成为国民党腐败将领的典型代表。不过这位无能的“老好人”兼“老病猫”对老蒋的“愚忠”却始终如一，从不敢动一点反叛的念头。

　　老蒋的办法是，用刘峙来与宋哲元对调，让后者离开北平，从而确保中央对华北的主动权。

　　但是另一方面，“对调”并不比直接换人来得容易。宋哲元又不傻，他怎么肯轻易离开自己的地盘呢。

　　29军难搞，老蒋就想到要给他们找一个对头。这个对头不是别人，恰恰是29军这支“新西北军”脱胎的所在——老西北军。

　　老西北军的实体当然是没有了，但老领导还在。

　　冯玉祥一听老蒋要派他去华北做说客，眉头就皱到了一块。

　　别的活我可以干，这个活我却干不了——当初我搞抗日同盟军，还是他把我从张家口赶走的哩，多一天都不让我呆，我如何能说服的了他。

　　直接跟宋哲元讲，谁都知道，没戏。

　　可是话又说回来，老蒋找老冯，也不是一定要他亲自去说服宋哲元。

　　只要能让这个宋某走人，什么办法不是办法。

　　见此情景，帐下走出二人，定睛一看，却是老冯的两位僚属：石敬亭和鹿钟麟。

　　石鹿献上一计，名曰：釜底抽薪。

　　宋哲元所恃者，无非底下四将：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外加一个张自忠。眼下传闻张自忠与宋不和，只要把冯刘赵搞定，那宋哲元不就玩不转了吗（“宋成孤立无能为矣”）。

　　游说的工作就转到了四将身上。

　　然而石鹿恰恰忽略了一点，29军内部虽有矛盾，但这些人要想吃上一口好饭，暂时都少不了宋哲元这棵大树在前面撑着，一旦宋有事，大家伙屁股底下的位子可就都坐不安稳了。即算是张自忠，在无法顺利扳倒宋哲元之前，也不愿意把宋张不和的一面暴露给“外人”知道。

　　于是当石鹿找上门以后，四将步调一致，都口口声声说宋哲元对我们很好（“待之素厚”）。至于对方提出的要求，他们回答得也很巧妙：要不要换宋哲元，那是中央权衡决定的事，我们这些师长可干涉不了。

　　调走宋哲元的事只得不了了之。

　　倭寇逼迫，老蒋动怒，内部又摆不平，这使宋哲元越来越感觉难以支撑。现在老蒋暗中动自己手脚，他正好借此“拂衣而去”。

　　“主公”之难，秦德纯都看在眼里，因此当宋哲元说自己“虚火上升，耳鸣不已”，所以非得“请假回籍”去山东时，他也没有其他理由可以挽留了。

　　宋哲元走时，留给秦德纯一计，可谓之“不降不战”：有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决不能接受，这叫“不降”，但我们又不能轻易和日军开战，所以为免激怒对方，也不要马上“谢绝”，这叫“不战”。

　　在秦德纯看来，这哪是“计”，分明是让他走钢丝，而且此招宋哲元自己也早就用过了，“至今已觉不新鲜”。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好使，这位“主公”会想到要躲起来吗？

　　难办归难办，既然没得选择，秦德纯也只得勉强接过折冲之任——宋哲元一走，千钧重担就完全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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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寒

　　咬着牙扛吧。

　　每一天都有日本人上门，往来川流不息。这些人中，还分为两拨，一拨是驻日使馆和天津驻屯军的，他们专谈外交，明着攻，另一拨是所谓的新闻记者和议员，这些人假装采访，暗着袭。

　　组团忽悠来了。

　　秦德纯与萧振瀛性格不同，一静一动，在早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秦曾一度处于下风，但随着不断的历练，他的能耐也在见长。

　　对付日本人，如果说萧振瀛使的是少林硬气功，秦德纯打的则是武当太极拳。硬也好，软也罢，用法之妙，存乎一心，到了极至都是上乘拳法。

　　日本武官问：你们什么时候兑现“协定条款”？

　　秦德纯回答：宋委员长不在，容我等调查研究一番再说。

　　他的“调查研究”自然是漫漫无期，有天无日头。

　　再逼急了，秦德纯一般无二地会效法“刘玄德故事”，当众就捂着脸痛哭，而且哭得非常具有“29军特色”，表情真挈，声音哽咽，中间都不带停的，弄得日本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最后不得不懊丧离去。

　　此刻，不是笑比哭好，而是哭比说好。

　　即使对那些搞暗袭的，秦德纯虽不胜其烦，但仍沉着应付，以太极功将其来势化为乌有，不给对方一点可乘之机，话里话外亦不令其挑出半点毛病。

　　宋哲元离去后整整四个月，他在对日外交中未有一点闪失，功力不可谓不深厚。

　　天津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这时60岁还不到，按说尚算“年富力强”，特别是在诱宋哲元上当，并迫使其招架不住，不得不因“多愁善病”而避居乡里之后，更有得意忘形之感。

　　这老小子自以为他是天下第一前锋了，可是没有想到后继的对手十分老到，完全是“S”身段的防守。太妖了，搞到他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结果心力交瘁，导致本来就有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趴到床上去了。

　　大家都是生病，宋哲元的病是假的，田代的病却是真的。

　　日本人在手段用尽的情况下，意识到，如果不对“存心赖帐”的29军施行“武力惩罚”，他们是再也难以前进一步了。自此，从东京到华北，“对华一击”论甚嚣其上，已成蔓延之势。

　　卢沟桥和它后面的宛平县城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丰台的日军步兵旅团频繁在宛平城外组织演习。所谓步兵旅团，其建制本来是天津驻屯军里面没有的。它是以防止东渡红军进入华北为名组制的，实际上就是一支武装到牙齿的野战部队，要论挑事，自然当仁不让，而且“热情有加”。

　　开始是每月一次，后来变成了半个月一次，再后来三到五天就搞一次，还是大演习。其演习方式，最初是虚弹射击，打的是空弹，现在改为实弹射击，黄澄澄的真子弹就填在枪膛里，然后射出去。

　　就连作业方式都变了，白昼演习变成了“晚自习”，黑黢黢的，一看就知道在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一足以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让很多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个地名脱口而出：柳条湖。

　　就好象早已准备好的程序，6年前，日本人曾经“淌”过“湖”，6年后，他们似乎又要准备“登”上“桥”了。

　　最让人感到惊心的是，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原先是由军部任命的，其时却成了天皇直接任命，变成了可与关东军平起平坐，而驻屯军也由一年轮换制变成了永驻制。这一切，与当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又是何等相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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