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定睛一看，却是说好一道来调查的北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

　　寺平掏出一张地图给王冷斋看。

　　一指地图上的宛平城——这是西门城外，你快让城内驻军撤到那里去。这是东门城内，我们的部队将开到这里。

　　凭什么？！

　　寺平说，你看不到现在情况很严重吗，调查来不及了，所以你得先处理再谈判。

　　怎么处理，就是让日军进宛平城。

　　原来和牟田口一个调调。

　　王冷斋紧盯着这个辅佐官：我们在你们北平特务机关部商量得好好的，先调查后处理。你刚刚说的那些什么情况严重，来不及调查之类，均离题万里，让人不知所云。

　　所谓“先处理责任”，这个牟田口刚刚向我提过，可是被我一口拒绝了。我不知道，你是奉了谁的令，敢这么说。

　　寺平一愣，知道眼前立着的是个明白人，靠混是混不过去的，不由脱口而出：平时我们日军进行演习，不都可以穿城而过吗，怎么今天不可以。我们不过是在遵循先例而已。

　　王冷斋立刻反驳：那是你无知。据我所知，你干辅佐官三个月还不到吧，问问你的前任吧。日军演习，从来都是在野外，我们什么时候允许你们通过宛平城的？

　　你说有“先例”，那我倒要请问一下，这是哪个月哪一天的事。

　　寺平被驳得哑口无言，脸上成了猪肝色。

　　说不过，他就来蛮的：我这是在奉命办理，奉谁的令，不用你管。反正是事在必行，如果你不见机行事的话，当心有危险。

　　见寺平理屈词穷，已经来到宛平城外负责指挥的第1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赶紧上前帮忙。

　　森田早在“一二八”会战时，就随久留米混成旅团到上海同中国军队打过仗，算得上是个侵华老兵了。

　　他铁青着脸对王冷斋一行说：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请你们下车看一看吧。

　　看什么？

　　“欣赏”他们的“军容”。

　　刀枪林立，寒兴闪闪，无非是向手无寸铁的王冷斋等人示威而已。

　　森田气势汹汹地说，十分钟内，请你拿出处理办法，如果拿不出，“严重事件”会立即爆发，到时，枪炮可不长眼，你们给我小心了（“殊为君等危”）。

　　黑洞洞的枪炮口朝着王冷斋，一场“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惨剧似乎就要发生在眼前。

　　然而，“布衣之威”，岂色厉内荏的倭寇之辈所能料知。

　　王冷斋毫无惧色。

　　我的使命就是调查，“他非所知”，个人安危更是早已置之度外。

　　我再说一次，这次先调查再处理的办法，是在北平特务机关，由双方共同商定下来的。你们前面说先调查，后面说先处理，天下事，没有可以这样自相矛盾的。

　　再说这里是谈判的地方吗？就算按照你们的意思办，先谈判，那也得到城里去“从容相商”。

　　对着寒森森、冷冰冰的刀枪剑戟，王冷斋正告对方，如果真的出了事，闯出祸，一切责任应由“君等负之”。

　　不卑不亢，锦里藏针，除了需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勇敢坚毅外，还得有中国传统策士的智慧。

　　果然，森田没法再苦苦相逼了，而且王冷斋说的也有道理：谈判不是不可以，但是得到城里去谈，荒郊野外的，连个凳子都没有，谈什么谈。

　　（807）

宝宝寒

　　森田跟寺平嘀咕了几句，便同意由寺平和众人一起进城谈判。

　　刚刚进城，城外忽然枪声大作。

　　日军进攻了。

　　时间定格在7月8日上午4点20分。

　　在这之前，牟田口亲自出马、寺平拦车、森田示威，一连串的行动均未起到效果，牟田口知道已经无法控制中方的调查人员了。

　　真相即将揭开，揭开的结果，当然是日军自扰扰人，最后还是得把部队撤回丰台去。

　　眼看就得白忙乎了，但是事到如今，没有一个肯放弃的。

　　趁着森田在前面“示威”，一木赶紧向牟田口“进谏”：不能撤啊，如果就这么撤了，支那军一定会说，怎么样，我们一开枪，他们不就只好停止演习并撤退了。

　　影响形象啊，如此，我们“大日军皇军”还有何威信可言，再说，以后还要不要再演习了？

　　最后这句话真是说到牟田口的心坎上了。那两个“奇袭计划”一直是他的得意之作，岂容半途而废，因此他也顾不得扯皮，再跟一木互相推卸责任了。

　　比原计划提前3分钟，牟田口下达命令——

　　“可以坚决开始战斗”。

　　得到令牌，做好准备的日军立刻潮水般地向宛平城东门涌来。

　　在战前的准备会上，金振中曾经再三叮嘱，如果真的打起来，不到100米不准开枪，因为这是最佳的射击距离，这时即使日军想转身逃跑，也难以挣脱火力网。

　　但29军在扩军之后，很大一部分都是刚刚招募的新兵，有句老话叫做“老兵怕炮，新兵怕枪”，许多人不敢把日军放这么近，大多数在3到4百米距离时就按捺不住开枪了。

　　好在部队有所准备，全部轻重武器一瞬间撒开欢，“快放”配“齐放”，也着实够让鬼子们喝一壶了。

　　激战中，日军炮火猛烈，一颗炮弹甚至飞过宛平城墙，把金振中的营长指挥部都给轰倒了。

　　危急关头，金振中赶紧奔上城头亲自指挥。

　　子弹在身边往来穿梭，身边的警卫两死一伤，但金营长不愧沙场勇将，愣是在弹雨中来来去去，并以“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来激励城上官兵。

　　打了一个小时，日军已在宛平城下躺了一堆又一堆，没奈何，只得“中场休息”，而城内代表也开始在专员公署内进行谈判。

　　看到军队已经动手，有人给自己撑腰了，日本代表的态度变得格外嚣张起来。

　　刚刚坐定，樱井便提出三点要求。

　　撤军：宛平驻军给我退到西门外去，退10里，少一点都不行。

　　赔钱：昨天晚上我们受到了“损失”，你们得赔。

　　罚人：最低限度要处罚营长金振中。

　　无稽之谈！

　　王冷斋一口回绝：尚未调查，何来撤军，何来赔偿？又何来严惩祸首？

　　金振中这时也坐在谈判桌旁，更是压不住心头之火：

　　我们为什么要撤，你们驻军丰台，离卢沟桥有八里之遥，却偏偏要赶到这里来演习，是什么用心？

　　“损失”，你们损失什么了，丢了兵应该由你们的军官负责，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你们进攻和炮轰宛平，我们死伤了这么多人，要赔偿的是你们。

　　作为中国军人，守土安民，职份所在，哪里轮得到你们来随意开“罚单”？

　　寺平见中方态度强硬，言语上占不到便宜，又拿出了他那套歇斯底里的作风，挥着拳头大叫大嚷： 好，你们不接受，那就让炮火把宛平城炸成平地吧。

　　王冷斋冷冷地看着这个疯子。

　　兵来将当，水来土掩，我们也不是没有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

　　（808）

宝宝寒

　　正在僵持当中，森田又派人送信，约宛平的最高军政长官——王冷斋和金振中出城谈判停火一事。

　　都已经打起来了，主将岂能擅离职守，轻入其觳中。商量下来，决定由“政委会”负责对外交涉的专员林耕宇出面，和那个只会“呱呱乱叫”的寺平一起出城。

　　再出城，就不能随随便便开门了。一者，宛平城门早被守军用麻袋严严实实地阻住，一时难以打开，二者，你怎么知道森田不是借此机会来“诈”我们的城门呢？

　　这时候就要效仿古人了。

　　林耕宇与寺平一起“缒城而出”，也就是用绳子拴住了，从城门上把人放下去。

　　事实上，“停火”早已成为不可能。

　　在桥本群向日本国内的陆军省、参谋本部分别作出汇报后，未等指令，他便对赶到北平的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下达命令，要求后者指挥从天津出发的1个日军大队，前去卢沟桥“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

　　 “头头”都说要打了，“停火谈判”如何还进行得下去。林耕宇始终不得要领，只得先行返回北平报告情况。

　　此时，王冷斋忽然想到，在日军发动的第一轮进攻中，其炮弹既然能准确命中营指挥部，说明对宛平城内我方军政机构的具体方位十分清楚，而下一个危险点无疑就是专员公署。

　　得换个地方办公。

　　5分钟后，一行人匆匆离开专署，刚刚跨出大门十余米，忽听轰然巨响，日军大炮已经“连珠而至”，并且弹无虚发，每一炮均落于专署之内，房屋倾刻倒塌。

　　谁也没有想到，一闪念之间，却有人间和地狱的区别。

　　日军大炮难道长了眼，指哪打哪？

　　其实这跟日军一直狼子野心，处心积虑地要对我们动刀子有关。

　　就在宛平专署成立的时候，身为日军大队长的一木曾经前来“道贺”，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平时出门都是骑一头东洋马，那天却步行而来。

　　等到炮火准确击中宛平专署，众人才算整明白。原来这家伙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要通过步伐测量，为开炮算好距离的。

　　营指挥部被击中当然也是如出一辙。

　　小鬼子真毒啊，看样子非得把我们斩尽杀绝不可。

　　王冷斋愤然向樱井抗议：你们一再开炮，必欲置我辈于死地，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调查和谈判没法进行下去了。

　　说完拂袖而去。

　　王冷斋走后，剩下的日本代表不知好歹，见左右无人，竟然还想借机“说降”金振中。

　　你只要在城池的东北角插上白旗，表明愿献出城桥，然后将我们送到日军军营，可保“将军”性命无忧。

　　金振中武人一个，跟王冷斋那样上过武校的文人可是大有区别的，不听便罢，一听勃然大怒。

　　都什么时候了，鼠辈还敢如此在我面前巧言令色。也罢，正好借你们的项上人头，来祭一下我死伤之军民。

　　警卫人员早就被这些日本人的言辞给激怒了，立即上前将这几个家伙拖了出去。

　　啪的一枪，日军翻译官第一个毙命帐下，人头落地。

　　见来了真的，剩下的日本人立刻抖成一团，脸上呈死灰色，完全没了刚才那种耻高气扬的神气。

　　（809）

宝宝寒

　　从北平来的几个中方代表见此情景，就把金振中拉到一边，劝他留一手，好做人质。

　　金振中一想有理。

　　也好，先寄下尔等性命再说。

　　说是不杀了，早已被吓破胆的樱井却哪里肯信。他一把抱住金振中的胳膊，拉住他的衣襟，死活不肯离开厅堂一步，惟恐被“小校们推出斩首”，那场面真是要多可乐就有多可乐。

　　金振中手一挥，绑了。

　　樱井被绳捆索绑，带到了城头上。

　　此时日军对城桥的进攻又进入了高潮。

　　在炮火掩护下，经过弹药和人员补充的日军再次哇哇大叫着扑了过来。

　　樱井战战兢兢地从城楼上探出头，挣得半句：队长别开枪，是我……

　　虽然顾问成了“人质”，日军却并没有停止进攻。

　　在森田攻城的同时，一木率日军排成4路纵队，向宛外西北的龙王庙和卢沟铁桥发动了攻击。

　　卢沟铁桥不是那座著名的石桥，旁边没有宛平城可以拱卫，除了桥头有一块空地可以建工事外，没法安置更多的作战力量。

　　原先在桥头屯守的只有一个排。金振中考虑到日军可能要发动进攻，特地又增援了一个排上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守桥官兵拼死厮杀，2个排几乎全部打到了光。日军在付出很大代价后，最终占领了龙王庙和卢沟铁桥。

　　听到北边枪声一阵紧似一阵，金振中担心铁桥有失，赶紧作出调整，抽出担任守备的主力连，由宛平公安队顶上，再调卢沟石桥以西的预备队，一共2个连，向铁桥东端的日军猛击。

　　这是一场真正的恶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29军一直打了2个小时，才收复铁桥，将日军击退至2里地之外。

　　城桥都这么不容易得手，在宛平城下直接指挥的牟田口忽然想到一个“高招”，那就是让城里的人主动“归降”。

　　他写了封函，让人送进城来。

　　在信函中，他要求王金二人下令，将宛平军民限时撤往城西10里之外，同时放出樱井。否则的话，等这里一开炮，城桥皆化齑粉矣。

　　这是一个让人献出城池，乖乖走人的劝降书。

　　王冷斋看罢冷冷一笑，执笔回信。

　　其一，本人不是军事人员，军队不属我管，所以撤兵与否，我回答不了你。

　　其二，城里百姓，自然有安置的办法，就不用你多操心了。

　　对于牟田口释放樱井的要求，金振中给来了个黑色幽默。他煞有介事地告诉牟田口：我不是不想放樱井，而是早就“令其出城”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们这位樱顾问愣是好样儿的，看到事态紧急，他“自愿”留在城内，要与宛平共存亡呢。

　　城外重兵压境，城桥守军面临着新一轮的严峻考验，而经过前面几个回合的较量，金振中也逐渐掌握了新的应敌之道。

　　日军打阵地战，开头总是拿大炮一顿乱轰，把你的阵地工事摧毁掉再说。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跟他硬碰硬，除留下少数人监视敌之动态外，大多数人必须一律隐蔽起来，这个叫做“以我所短，避敌所长”。

　　他炮虽然厉害，但也不可能一直这样轰，否则后面的部队就没法上来了，所以等他估摸着你的阵地已被炸烂的时候，下面就要上步兵了。

　　此时，按照规律，大炮不是停止，而是会朝阵地后500米作延伸轰击，以便切断我方援军。

　　日军的大炮转移方向，正是我们发威的时候。

　　（810）

宝宝寒

　　三个重武器连相互配合，轻重迫击炮连可先杀其威风，看着哪里冲锋的日军人头密，给他扔两个迫击炮弹过去助助兴，而重机枪连则集中火力，在近距离内进行猛扫。

　　这个就叫做“以我所长，击敌所短”。

　　冲过这几道火力网，还有鬼子兵能接近阵地的，我们的步枪子弹都可以省掉，直接拿出看家绝活，举起大刀跟他打肉搏战！

　　金振中虽不是出身于著名军校，但却绝对属于那种从打仗中学会打仗的老西北军精英，他从中原大战、长城抗战一路拼过来，刀口舔血，绝处逢生，其丰富的战场经验和指挥能力，不是光会念两句兵书的武秀才所能比得了的。

　　冯治安让他来扼守要道，也的确是用对了人。

　　7月9日。

　　一木为主将，在对中方阵地进行观察后，即按照日军的惯常打法，命令炮兵对城桥进行轰击。

　　2个小时后，和金振中预料的一般无二，大炮开始向阵地后方进行延伸覆盖，日军一个大队的步兵依次掩杀。

　　日军的进攻看起来是全方位的，但金振中听出，枪声最激烈的地方是永定河东岸的第12连阵地附近。

　　根据这一情况，金振中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到了第12连阵地前沿，同时充分发挥该营具有的重火力之长：轻重迫击炮主打敌之密集区域，重机枪攻其冲锋队形。

　　他自己则亲率2个主力连，从日军侧背冲过去，杀到酣处，大刀翻飞，血肉互搏。

　　此一战，从早上6点杀到中午11点，整整5个小时，却仍未能见出分晓。

　　眼见不能迅速取胜，金振中及时调整部署，又命令部队从后绕击，正面则发动反冲锋，几乎是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才得以迫敌后退。

　　不容易啊，日军战力之强悍，不打是不知道的。

　　7月10日。

　　牟田口接替一木，亲自指挥。

　　经过昨天的交战，牟田口已判断出河岸边的29军拥有重火力，东岸比较难以拿下，遂想到一招，叫做“声东击西，瞒天过海”。

　　当天他的打法似乎与一木并无区别，只是炮更猛了，兵更多了，蜂拥着向岸边杀来。

　　可是这只是虚晃一枪，他取永定河东岸是假，袭卢沟铁桥是真。

　　短时间内，铁桥东端阵地被日军包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战斗立时进入白热化。

　　金振中很快就发现了日军攻击点的变化，也把所有重火力调整方向，亲率两连之师朝铁桥东端进击，意图解围。

　　但日军十分凶蛮，一旦咬住目标就再也不肯松嘴了，任凭你怎么在外围砍啊剁啊，打啊捶啊，都无济于事。

　　从上午8点到下午1点，金振中始终没有办法砸开缺口，铁桥东端阵地遂为日军所占。

　　斗到此处，双方都差不多累垮了，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也无法再前进一步，只得隔开400米对峙。

　　在金振中指挥作战时，一名营部参谋官始终在旁观战，并随时将战况通过电话报知北平的冯治安师长。

　　冯治安虽人不在战场，但从参谋官的描述中也知道战况不佳。

　　看来需要再推上一把力，不过在这之前，他必须知道金振中的决心如何，因为如果前线的军事主官先软下来，你就是给他添再多的薪柴，这把火还是旺不起来。

　　冯治安指名要金振中亲自接电话。

　　冯问：卢沟桥之战举世瞩目，关乎29军荣辱，你应当如何？

　　金答：宁死战场，不死法场！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下午3点，1个营（曹营）悄悄地来到宛平，归并金振中指挥。

　　该营有4个连，700余人，他们一到，顿时军心大定，而金振中也从中读出了冯治安的意思。

　　那是东汉光武帝对他的爱将耿弇说过的一句话：有志者事竟成也！

　　（811）

宝宝寒

　　铁桥从哪里失去的，就必须再把它从哪里夺回来。

　　有志，还须有谋，有勇，更须有智。金振中反复思量，终于定下攻敌之策，那就是复制当年喜峰口的打法，对日军发动一次夜袭。

　　晚上8点，金振中召集众将，部署方略。

　　由新来的曹营接防原阵地，宛平城则交由宛平公安队负责，这样就得以把自己的这个营全部抽出，用于收复铁桥东端。

　　凌晨2点，这是发动夜袭的最佳时候。

　　金振中率领全营官兵，立于大帐之外。每个人都用白毛巾绕颈，同时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

　　今夜的口令是：必胜！

　　有人突然哭了起来。

　　不是因畏战而吓哭的，而是这一幕场景，不能不让所有经历过长城抗战的勇士们倍感亲切，进而激动不已。

　　想当年，每遇战况不利时，深夜奔袭，挥刀血战，几乎都是扭转局势的关键。

　　成败在此一举！

　　枪炮声最早是从接防的曹营那里打起来的，他们一打，就吸引了正面日军的火力，使对手根本想不到29军还别有所图。

　　牟田口白天用声东击西法，拿下了铁桥，晚上金振中要如法炮制，用同样的战法把铁桥夺过来。

　　金振中是很“好学”的，不光学牟田口，也学一木。

　　日军怎么用炮，他也要怎么用炮，用迫击炮。

　　正面一接战，金振中令旗一挥，一个营便整体向铁桥东端杀将过去。在部队行进时，轻重迫击炮随同前进，其战法也同日军如出一辙：先期对日军阵地进行轰炸，之后随着战况的变化，将射程适当延伸，以阻断日军后援及交通。

　　另外一个重机枪连则跟在部队后面，一俟遭敌拦击，则拉开火力网，通过有效杀伤敌军，给步兵开道。

　　我们的家当既然不咋的，自然更需这样精打细算，物尽其用才行。

　　牟田口好不容易把铁桥拿下来，自然也不敢忽视，特地在桥头驻有重兵。在火力较量一个小时之后，双方越走越近，终于缠斗到一处，开始了贴身肉搏。

　　勇士们执刀在手，呐喊向前。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29军自长城抗城以来，其大刀之威名布于海内，几乎无人不晓这支部队喜用善用大刀。据亲身参加过“七七事变”的老兵回忆，直到此时，日军对29军的大刀仍是心有余悸，非常害怕。

　　一般来说，如果光用剌刀打白刃战，早期的中国兵是难以胜过对手的。即如国内最擅肉搏的老八路和新四军，一开始也难以和日军单挑，只能靠人数多或抢先开枪，才能占到优势。可是29军的耍大刀跟拼剌刀不是一个路数，日本兵纵使拼剌技术再好，有时也破解不了对手的招式，结果稍一愣神之间，不是手腕被砍掉就是胸口得戳个洞眼儿。

　　大刀砍在一个个日军身上，血在到处飞溅，已经模糊了人们的视线。这是29军的战场，他们是今天的王者。

　　见铁桥方向杀声遍野，浪头已接近最高点，金振中知道要上预备队了。

　　会不会打仗，在某种程度上，就看你会不会用预备队。

　　发动夜袭之前，金振中从本营留了一个连，这时又把曹营的预备队拿过来，加上一个抽出的重机枪排，一共两连一排，金振中紧握在手，这就是他的杀手锏。

　　命令曹营倾全力发动猛攻，以拖住正面之敌，限制其对铁桥进行增援，与此同时，金振中则挥舞着“杀手锏”，突然介入在铁桥鏖战的双方战团，并出击日军左侧背。

　　机枪督后，大刀在前，这一顿好砍，把铁桥的日本守军打得晕头转向，有的鬼子兵于仓皇间甚至跪地求饶，再无一点“皇军威严”。

　　据记载，当时曾有人用大刀连砍12名鬼子，生擒1名，创下了长城抗战以来新的纪录。

　　到后来，连吹集合号都没有用，大家伙听不见，或者根本就不想听，火光中举目四顾，就看见一个个举着大刀的血人在追兔子一样地追赶逃蹿的敌人。

　　这一仗打得漂亮。29军以伤亡300多人的代价，几乎全歼日军1个中队。丰台日军一共才多少人啊，这亏吃得真不是一点半点，由此在短时间内已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卢沟铁桥和龙王庙一带也再次被我控制。

　　仗打赢了，但金振中却因在打扫战场时，被隐匿的日军所击伤，自此退出了宛平前线的指挥岗位。

　　日军在卢沟桥挑起战火，究竟意欲何为，中方高层必须迅速作出判断。

　　（812）

宝宝寒

　　秦德纯第一时间就给宋哲元和蒋介石各发了一份电报，请示机宜。

　　从秦德纯的内心来说，他是希望“主公”接报后能够迅速“启驾回宫”，以挽此危局的，但宋哲元在经历过两次丰台事件后，似乎已经得到了一些经验。

　　他认为事情并没有秦德纯说的那么严重，极可能又是日军在打“擦边球”，只要“镇定处之”，就能像以往那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位华北的封疆大吏并无一点要“启驾”动身的打算。

　　日本人曾评价宋哲元，说他其实没有多少领兵打仗的才能，虽然侥幸在长城喜峰口一战成名，但如果拿德国和日本军人的水准来衡量，“充其量一连队长之材耳”——不过是个当连长的料，或者就算撑死了，也仅是《水浒传》里呼延灼一样的人物。

　　水浒一百单八将，“双鞭呼延灼”是坐第八把交椅的，然而此人勇则勇矣，却没什么头脑，老是在战场上被别人算计，结果堂堂一位朝廷大将，却不得不在梁山上落了草。

　　然而，我们撇开宋哲元后来热衷其实又并不拿手的“政治”，其在军事上恐非一无是处，要不然当年也不会位列老西北军“五虎上将”了。

　　宋哲元如此“镇定”，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双方实力对比的自信。

　　这时的天津驻屯军登记在册的有5774人，论数量，半个师团也没有，而29军的总兵力已接近10万，至少相当于5到6个师团，兼之长城抗战时积累的威名，即使与天津驻屯军单独“对对碰”也并不吃亏。

　　从兵力部署上，也能看出宋哲元并非浪得虚名之辈。他没有将29军的兵力全部集中于北平一地，而是通过调兵遣将，在华北的中心地带构建出了一个独特的阵形。

　　“品”字阵。

　　这个“品”字，由29军三个相对独立，实际也是最核心的军事单位组成，其中，察哈尔的刘汝明为左翼，天津的张自忠为右翼，从北平一直延伸到保定的冯治安居中。在冯治安之前，有驻北郊的阮玄武的一个独立旅为屏障，在冯治安之后，有驻河北河间、大名的赵登禹的一个师为预备。

　　在中国古代兵法中，“品”字阵是侧重于防守的一种稳固阵形，其为历代兵家所青睐之处，即在于它能做前后左右之策应，非常灵活而有效。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何破这一阵法。

　　假如你先取中央，则两翼的刘张可“夹”可“包”，尾巴上的赵更可猛“扫”。

　　两翼很麻烦，那对手能不能先把它们“剪除”掉呢？

　　那也不易。中央的冯和尾上的赵同样能腾出手来断你后路，而你却始终不能够威胁到他的根本。

　　当然，29军的这种布局并非一朝一日所形成，其间也是由很多内部的人事矛盾和纠葛所无意成就，但宋哲元能看到这一点，并能化“无意”为“有意”，却也称得上是行家才有的手笔。

　　对着宋哲元的这一“沙盘布阵”，我们得说，宋哲元绝不是不会打仗，长城抗战的成就也不能说完全得自于“侥幸”。

　　可是他仍然只是“宋延灼”。

　　原因在哪里呢？

　　（813）

宝宝寒

　　宋哲元自就任华北的“委员长”，“战而优则仕”之后，就几乎再也不穿军装了，出场的标准装扮是瓜皮小帽配长袍马褂，常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印象。

　　“主公”如此，昔日武将们亦群起仿效，纷纷扔下大刀，戴起小帽。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何为“仕途”，在“仕途”之上应该干些什么，都不甚了了，乃至“见识常若顽童”，而他们本能的想法也是前面“打了天下”，后面得“安享富贵”了。

　　当时一位在北平居住的日本医生就感叹说，宋哲元的政委会一落地，华北就几乎又进入了武人当政的北洋时代。

　　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下，29军的士气和斗志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除了刘汝明师据守察哈尔外，其余部队官兵均居于燕京繁华之地，特别是很多中高级军官久不征战，多多少少染上了一些坏毛病。据说，在那段时间里，就连喜峰口的抗战英雄赵登禹本人都抽上了大烟，日日“沉沦于烟霞之癖”。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大敌当前，倭夷环伺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把南京拨下来的“国防费”都私底下分分掉，然后用一种纯粹的“驼鸟战术”来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

　　可怕的是，不独宋哲元本人如此，他周围的一众“武人兄弟们”也都好不到哪去。即如宋张相争，说句难听的，还不是闲的蛋疼才导致的结果。

　　“品”字阵是不错，但要真正发挥出它的能效，光有形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还得有势，也就是各基本单位之间要密切配合，不能内部互相掣肘。

　　但恰恰它“有形无势”。

　　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当天，29军将领还按照军中规矩，联名向作为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发去电报，汇报事情经过。

　　这个电报的内容本来没什么特别的，奇怪的是最后的署名。

　　依次排列是：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

　　同29军的其他高层一样，秦德纯一身兼有文武双职，他的军职是副军长，不管“聚义厅”内的座次如何，公开场合冯张都应列于他之后。

　　导致秦德纯如此“过分谦逊”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凭他个人，还是比较难摆平29军的内部关系的。

　　这个时候，天津驻屯军实际想击的是冯治安，即“品”字阵的中央，秦德纯既要依靠冯，又要拉住张，这个名单如何排法就难煞了人。

　　处于两难之下，他可以做的，也只能是先把自己排到末尾，然而这样一来，哪里还有一点“督阵之威”。

　　令秦德纯稍感宽慰的，倒还是老蒋的积极回应。

　　“七七事变”发生时，老蒋正在庐山，为即将开始的“牯岭谈话会”作准备。

　　所谓“牯岭谈话会”，实际上是国民党官方听取民间意见的一个茶话会。但老蒋对这种会议形式却非常重视，相当一部分原因，其实也跟宋哲元、秦德纯对待那些北平教授一样，要“礼贤下士”，因为到山上来开会的，除了各界名流，就是大学教授，像胡适这样的学界巨擘自然也在被邀请之列。

　　不过与宋哲元不同，老蒋肚子里是真有些货的，他对待“贤士”也不是完全故作姿态。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他就曾执弟子礼，拜国学鸿儒方东美为师，跟着对方学过《易经》和王阳明学说，而他的秘书徐复观，后来更是成为几乎能追上钱穆的新儒家领军人物。

　　卢沟桥的枪声传来，让包括第一批被邀上山的代表在内的兖兖诸公均吃惊不已，“人心为之震撼”。

　　（814）

宝宝寒

　　宋哲元自就任华北的“委员长”，“战而优则仕”之后，就几乎再也不穿军装了，出场的标准装扮是瓜皮小帽配长袍马褂，常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印象。

　　“主公”如此，昔日武将们亦群起仿效，纷纷扔下大刀，戴起小帽。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何为“仕途”，在“仕途”之上应该干些什么，都不甚了了，乃至“见识常若顽童”，而他们本能的想法也是前面“打了天下”，后面得“安享富贵”了。

　　当时一位在北平居住的日本医生就感叹说，宋哲元的政委会一落地，华北就几乎又进入了武人当政的北洋时代。

　　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下，29军的士气和斗志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除了刘汝明师据守察哈尔外，其余部队官兵均居于燕京繁华之地，特别是很多中高级军官久不征战，多多少少染上了一些坏毛病。据说，在那段时间里，就连喜峰口的抗战英雄赵登禹本人都抽上了大烟，日日“沉沦于烟霞之癖”。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大敌当前，倭夷环伺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把南京拨下来的“国防费”都私底下分分掉，然后用一种纯粹的“驼鸟战术”来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

　　可怕的是，不独宋哲元本人如此，他周围的一众“武人兄弟们”也都好不到哪去。即如宋张相争，说句难听的，还不是闲的蛋疼才导致的结果。

　　“品”字阵是不错，但要真正发挥出它的能效，光有形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还得有势，也就是各基本单位之间要密切配合，不能内部互相掣肘。

　　但恰恰它“有形无势”。

　　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当天，29军将领还按照军中规矩，联名向作为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发去电报，汇报事情经过。

　　这个电报的内容本来没什么特别的，奇怪的是最后的署名。

　　依次排列是：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

　　同29军的其他高层一样，秦德纯一身兼有文武双职，他的军职是副军长，不管“聚义厅”内的座次如何，公开场合冯张都应列于他之后。

　　导致秦德纯如此“过分谦逊”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凭他个人，还是比较难摆平29军的内部关系的。

　　这个时候，天津驻屯军实际想击的是冯治安，即“品”字阵的中央，秦德纯既要依靠冯，又要拉住张，这个名单如何排法就难煞了人。

　　处于两难之下，他可以做的，也只能是先把自己排到末尾，然而这样一来，哪里还有一点“督阵之威”。

　　令秦德纯稍感宽慰的，倒还是老蒋的积极回应。

　　“七七事变”发生时，老蒋正在庐山，为即将开始的“牯岭谈话会”作准备。

　　所谓“牯岭谈话会”，实际上是国民党官方听取民间意见的一个茶话会。但老蒋对这种会议形式却非常重视，相当一部分原因，其实也跟宋哲元、秦德纯对待那些北平教授一样，要“礼贤下士”，因为到山上来开会的，除了各界名流，就是大学教授，像胡适这样的学界巨擘自然也在被邀请之列。

　　不过与宋哲元不同，老蒋肚子里是真有些货的，他对待“贤士”也不是完全故作姿态。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他就曾执弟子礼，拜国学鸿儒方东美为师，跟着对方学过《易经》和王阳明学说，而他的秘书徐复观，后来更是成为几乎能追上钱穆的新儒家领军人物。

　　卢沟桥的枪声传来，让包括第一批被邀上山的代表在内的兖兖诸公均吃惊不已，“人心为之震撼”。

　　（814）

宝宝寒

老蒋在收到秦德纯发来的急电后，即刻回复。

    宛平城要“固守勿退”，给我坚决顶住，同时赶快想办法对29军进行全面动员，我会马上派兵支援你们。

　　这几年来，老蒋跟日本人打交道已经养成了一种“职业病”， 几乎可以说，日本人屁股一翘，就得捉摸对方大概要拉什么屎了。

　　对于“七七事变”，宋哲元认为只是过去“丰台事件”的重复，鬼子的目的无非是想把塘沽协定划定的那点圈子继续扩大，或者顺手敲点竹杠而已，小打小闹，动作不可能太大，因此“倭寇威胁间接甚于直接”，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和手段予以化解。

　　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也不是全无道理，但老蒋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事态很严重，而且极有可能扩大。

　　作出这一判断，老蒋凭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敏感和直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创立的一个对日情报机构。

　　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简称国研所）。

　　这在当年是一个非常绝密的部门，获取的情报只供给老蒋一个人，所以即使在国民党最高层，也少有人知。

　　早在三个月前，国研所即判定，日本陆军可能会在华北制造事变，而发生事变的时间，应在8月之前，最迟是8月上旬，最早是7月间。

　　国研所虽是搞机密情报的，却也不是测字先生，他们如何算得这么准？

　　因为8月在日本陆军中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日子。在这个月，陆军内部要依例进行大范围的人事调整，谁走运得到进一步重用，谁倒霉转入预备役部队，都得水落石出见分晓了。

　　国研所的情报表明，这个时候，陆军内的各个势力已经把在中国“争功”，特别是推进“华北自治”作为谁上谁下的一个重要砝码，“华北自治”的难以推进也成为很多人加官进爵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在“八月异动”之前，他们是非得花力气搬开不可了。

　　老蒋于5月下旬，即“七七事变”爆发的一个多月前，就已通过国研所获知了这一重要情报，这才能得出“七七事变”来者不善，是“直接威胁”，不可等闲而视之的结论。

　　至于对策，他的办法是沿用绥远抗战以来的策略，即以硬对硬，通过积极进兵北上备战，以吓退日本的侵略企图（“或可戢其野心”）。

　　他甚至认为，可以乘此机会，除去华北的两个心头之患：撤退丰台日军驻兵以及取消冀东伪组织。

　　卢沟桥之变虽是不祥之兆，但世上的事从来都是说不准的，有没有可能从此因祸得福，睡觉反而更安稳呢。

　　7月9日，即事变的第二天，老蒋升起中军帐。

　　征调三将：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集中4个师，开往河北，归宋哲元在保定一体指挥。

　　以上三路人马都是中央化了的地方军，基本都能听命于老蒋。还有一个靠得很近，但独立性相对强一些的，也就是居于河北的东北军万福麟，老蒋要他开往北平以南，以加厚29军的预备力量。

　　这是军略，在政略上，则遣出两名中央大员前去华北。

　　第一个是时任军令部长的徐永昌。这一位负责坐在板凳上看。通过设行营于石家庄，在督导冀察军事的同时，还得跟老阎打好招呼，协调双方的行动。

　　第二个是参谋次长熊斌。这一位负责来回地跑，跑的地方两点成一线，就是保定和济南。

　　干什么呢？拉住宋哲元和韩复榘，以免日本人又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大做文章，离间我们。

　　对外要备战，对内要抱团，这套打法，老蒋已经操练得很熟了。

　　（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