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可是老蒋的大动干戈，却反过来把宋哲元给吓了一大跳。在他看来，日本不可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像处理“丰台事件”那样，对日本人让一下步，即可“内部解决”。如果让中央势力这么一进来，以后想赶都赶不走，这才是对自己的最大威胁。

　　当然，老蒋的调兵遣将以及连颁金牌，宋哲元也不能全然不顾，而宛平和卢沟桥那里传来的枪声，更让他无法再心平气和地安坐于斗室之中。

　　7月11日，宋哲元终于离开山东乐陵。

　　可是他去的既不是援兵集结的保定，也不是“品字阵”的中心北平，而是侧翼的天津。

　　天津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去那里，就意味着宋哲元既不愿调度各路人马准备，也不会直接去指挥29军作战。

　　他是去谈和的。

　　有人说，这姓宋的是不是脑子烧坏了，你怕老蒋打你地盘的主意，要单干也成，那为什么还不赶紧带着自己的29军直接去卢沟桥“驱狼逐豹”呢。

　　问题的症结在于，此时的宋哲元也遇到了难题，而这个难题却是发生在他的内部。

　　与日军对比，原先除了占有人数的优势外，“品字阵”的防御体系也是宋哲元的一大得意之笔。可是这个阵法要能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一个人。

　　天津的张自忠。

　　拱卫北平的两翼，察哈尔的刘汝明离得较远一些，本身又面临着伪蒙军的压力，不便马上移师过来，只有张自忠的第38师离得最近，战力也最强。因此，张自忠的态度如何，对宋哲元的决策影响非常之大。

　　本来，“七七事变”是一个弥补内部缝隙，团结对外的有利时机，但这时候的张自忠在被日本人捧为“华北中心人物”之后，已经有些忘乎所以，常常自以为高明。

　　他跟宋哲元争，与冯治安也不睦。

　　从前在老西北军时，冯治安于张自忠曾有保举之恩，后来到29军，张自忠亦投桃报李，推荐冯治安担任师长。两人本为“手足”，可自从冯治安被宋哲元“拉”过去后，兄弟间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了。

　　在对日策略上，冯治安主战，张自忠就主和，基本上是“一个打，一个看”，俨然在唱对台戏。

　　在卢沟桥战事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日军伤亡很大，兵员和弹药粮草都急需补充，从哪里补呢，关东军、朝鲜军和国内军队都是远水解不得近渴，只能从天津的驻屯军大本营补。

　　从天津向丰台增兵，必须经过廊坊。

　　廊坊那时还不是市，是镇，而且是个小镇，驻守该地的是张自忠师第113旅226团。

　　看到这里，我们或许会生出一个疑问，既然必经之地驻有重兵，难道我们没有办法卡断日军这条“生命补给线”吗？

　　事实上，29军与日方是有临时协定的，上面规定，如果日军有列车通过廊坊，若不经过226团的许可，一律不准放行。宋哲元也曾声明在先，不允许日军利用这段铁路线作军运。可是问题在于日军向丰台增援时，根本就不从铁路上走。

　　那从哪里走呢？

　　从公路上走。

　　汽车运送或者干脆徒步行军，明白着就是要绕过“列车”这个禁忌。

　　当然公路也不是铺在天上的，它同样得经过廊坊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杨村。

　　（816）

宝宝寒

　　杨村驻有226团的一个连，他们的任务就是日日夜夜对日军进行监视。

　　注意，是监视，不是拦截。

　　一段时间里，卢沟桥打得昏天黑地，官兵们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天津日军及其辎重川流不息地往丰台开去，而谁都知道，那就是开过去打卢沟桥友军的，你说大家心里能是个滋味吗。

　　杨村的这个连于是一天数次请缨作战，得到的答复无一例外都是令人失望的“严令拒绝”。

　　终于，忍不住了。

　　连长杜巍然一个电话打到团长那里。

　　请另外派个连长来吧，我不想在这里干了。

　　团长很奇怪，问为什么。

　　杜连长摊开双手：没法干啊，下面的官兵都忍不住要打，万一真打起来，我是压不住的，那样责任就大了，到不如现在就先下来。

　　226团的团长叫崔振伦。他与金振中一样，也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

　　此时，团长的心情其实与连长没什么两样。手上拿着枪却不让打，别说下面的连长，他当团长的又何尝不觉得窝囊透顶。

　　但是军队是有军纪的，尤其张自忠治军十分严格，一般情况下，绝不容许下属有任何违背上级命令的举动。

　　知道团长也很为难，杜连长压了压火气，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公开打不行，我们就改装成土匪，离开杨树这里，到别的地方去打鬼子，而且打了就跑，绝不给本师惹祸。

　　崔振伦一听，主意是不错，可还是得向上面请示一下，要不然，若是追查的话，咱们还是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因为当时的旅长刘振三正在庐山受训，崔振伦便找到旅参谋长李树人，把事情一说，参谋长也觉得有理，后者便出面打了报告上去请战。

　　结果得到的仍然是回票一张。

　　不允许！

　　从旅到团到连，都看出来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不让打就是不让打，哪怕是看着自家兄弟在那里遭罪。

　　不久，崔振伦又接到了杜巍然的电话。

　　不是又要请战吧，真是头都大了。

　　幸好不是。

　　杜连长说，是这样的，日军的一辆辎重汽车陷到泥里面去了，跟只乌龟一样，站又站不起，爬又爬不出。

　　你们不是说不让打吗，可是那汽车一直陷着也不是个办法，所以得请示一下，怎么办。

　　依着崔振伦的性子，就应该把这汽车砸了算数。听杜巍然的语气，似乎也是这个意思，就等他下命令了。

　　但是别急，上面现在对这种事看得很严，所以还是得先向领导汇报了再说。

　　师部的指示再次令崔团长瞠目结舌，竟然是“责令”杜巍然连“帮助”日军一道把汽车拖走。

　　不但不打，还要出手相助，实际上就意味着在帮外人打自家兄弟，这种命令怎么传达法，到了连队，肯定要挨官兵骂的。可是如果不照样传达下去的话，又面临着违令之责，得军法从事。

　　崔振伦在房间里急得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苦无良策的时候，日本人倒主动来解围了。

　　他们自己把车开出了泥潭。

　　冷汗直冒的崔振伦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潭”是杜巍然连故意设置的“绊马索”！

　　上头不让打，下头要闹事，崔振伦和李树人参谋长反复商量，只能把杜巍然连从杨村调走，以免再让自己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可以说，“七七事变”以来，丰台日军之所以一直能撑住，很大程度上缘于天津驻屯军的不断增援，而天津援军之所以能保持畅通无阻，又不能不说是张自忠师袖手旁观、隔岸观火的结果。

　　不施以援手也就罢了，下面还有更让人难以接受的。

　　（817）

宝宝寒

　　张自忠开始越厨代庖，插手干预冯冶安师的作战行动了。

　　在金振中与日军反复争夺卢沟铁桥时，冯治安曾经和何基沣探讨过，要想把宛平战场的局面完全扳过来，光争一个桥是没有用的，即使今天我们拿下来，明天也可能再被敌人夺回去。

　　两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了一个地方。

　　丰台。

　　知道我们打仗为什么那么别扭吗？

　　就因为丰台在日军手里。作为拱卫京华的宛平和卢沟桥，本来枪口是应该朝西的，现在反过来了，得朝着东面打。长久以往，自然只能越打越被动。

　　丰台的战略价值，日本人是很清楚的。

　　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后来承认，丰台为交通要地，占据此处非常重要，说明日军窥视此处诚非一日。远在日本本土，但对华北洞若观火的石原莞尔更是一语道破“天机”，称日军驻兵丰台，是“七七事变”得以爆发的直接原因。

　　当初，王冷斋宁死不愿让日本人得到大井村的一寸土地，就缘于他深知大井村位于宛平侧背，对城桥威胁太大。惜乎宋哲元贵为一方诸侯，百战之将，为保一时苟安，竟在两次“丰台事件”中，将如此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轻易许人，真乃大失策也，误己误国，莫此为甚。

　　冯何计议已定，光夺回铁桥是不够的，最关键的还要把丰台日军予以消灭或驱逐。

　　冯治安连着两天大范围调动兵力，悄悄地从保定抽调一个步兵团和两列装甲火车，并从东北军万福麟那里借来一个骑兵团，在长辛店集中，就准备在金振中拿下铁桥后，由何基沣指挥，给丰台日军来个大突袭。

　　这个时候，在宛平和卢沟桥方向，29军前后至少可集结5个团，而天津驻屯军能作为主力的，却只有河边步兵旅团的1个大队，况且还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失，从双方此长彼消的士气来看，光靠长辛店的2个团加上宛平的2个营，就足以给丰台留守日军以致命一击了。

　　但是偏偏张自忠得知了这一消息。

　　那段时间，他和宋哲元一样，受周围一帮惯会“吹拉弹唱”的门客的影响，开始热衷于“角色转型”，跟日本人“谈政治”，其间，“应酬谈判，几夜无虚席”，那是每天晚上都有饭局，走起路来都是轻飘飘的。

　　他从天津打电话给前线的何基沣，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大打出手，这很愚蠢。

　　张自忠在军内无论是资历还是官阶，都比何基沣要高得多，后者只有洗耳恭听的份。

　　这个时候的张自忠，俨然已经从“军事家”变成了“政治家”，尤其是那次“东京之行”，更让他意识到，日军军力之强，远在29军之上，所以绝对不能轻易与后者为敌。

　　他一板一眼地教训何基沣：真的打起来，你知道谁会高兴吗？

　　何基沣不语。

　　张自忠自问自答：国民党（指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都高兴，他们就希望让我们29军去打头阵，然后自生自灭才好呢。

　　我知道你何基沣手痒痒，想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仗，可我们都是带兵的，还怕没有仗打吗，但我们打仗，说到底是为了团体（29军），不是为了个人好表现。

　　何基沣忍不住了，终于脱口而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去打日本人，而是他们日本人来打我们了！

　　张自忠一时语塞。

　　他实际上还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一些所谓的“政术”，都是周围幕僚和“帮闲”们给他提供的，一旦遇到何基沣这样的问题，他也答不上来。

　　（818）

宝宝寒

　　军队当然还可以硬性命令，下级服从上级，可是张自忠毕竟不是何基沣的顶头上司，他没法对人家呼来喝去。

　　走不了直线就走曲线。张自忠转而给宋哲元去电话，让后者直接给何基沣下命令。

　　张自忠出面打这种招呼，本来也有越权之嫌。

　　要不要打丰台，从上到下，自有“军长”宋哲元做主，如果宋哲元一时难以决断，他还可以让“副军长”秦德纯给他参谋，哪里轮到你一个师长来说三道四。

　　然而结果却是“军长”听“师长”的，而且言听计从，立即以29军军部的名义，严令何基沣：“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在29军中，一直盛传着一个说法，即宋哲元最顾忌张自忠，就生怕一个不好惹对方不高兴，因此在“出国考察”等事情上都是百般袒护，对方每次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也总是能照办的就照办，即使一时办不了，也竭力敷衍，反正从不给打回头票。

　　宋哲元胆小，不敢跟张自忠争？

　　非也。这恰恰体现出，宋哲元虽然因见识所限，有其处事偏狭的一面，但在维护“团体”方面，是具备克己让人的大局观的。

　　当年29军建军，在争执头把交椅应该属谁所有时，萧振瀛力挺宋哲元，理由就是宋“义高能得士”，像个做大哥的样子。

　　能做到这一点，与宋哲元的宽厚个性以及善待下属不无关系。

　　有人说，还宽待呢，他不照样把“首功之臣”萧振瀛给一脚踢出去，还逼其出国了吗。

　　我告诉你，按照故国老传统，对于君王或诸侯而言，这就算是“仁义之举”了。

　　读古史，我们在看到柳宗元、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豪被贬嫡到天涯海角，乃至“万里投荒”时，都会为他们感得不值，忍不住还要痛骂皇帝老儿两句。其实“文字由来重李唐”，唐宋时候的皇帝实在都称得上是仁厚之君，再怎么得罪他们，也罪不至死，那柳苏被赶得再远，不还是地方官吗？他们照样可以倒背着手，在山水之间优哉游哉，写下漂亮的文字。

　　可是到明清你试试，一语不合，不砍你脑袋，就是打烂屁股，充军流边，结果精神和肉体一道灰飞烟灭。

　　宋哲元对可能威胁自己权力宝座的昔日兄弟，如萧振瀛、张自忠，也并没有举刀相向，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意思。

　　须知，即在东北军中，素称仁厚的张学良也曾在“登基不久”之后，毫不留情地让“似有不轨之心”的杨宇霆人头落地。

　　萧振瀛不掌军权，宋哲元就让对方暂时“乘桴游于海”，但张自忠与萧振瀛不同，这位实际的“二头儿”可是有实力的，宋哲元没有办法释其权，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打，要么让。

　　从骨子上说，宋哲元是个硬汉子，乃至29军也打上了他的烙印，属于宁折不弯的那种。他身边的那些“谋食门客”曾经也不比张自忠少，撺掇宋张相争的“进谏”亦不绝于耳，都巴不得两人把刀子拔出来，朝对方胸口上互捅呢。

　　但宋哲元还是选择了“让”，因为他和萧振瀛都明白，无论谁赢谁输，这种内斗的后果都是很可怕的，无非是好好的一个“团体”四分五裂，29军彻底完完。

　　所以宋哲元在大部分时间都选择了让，并竭力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即宋张是真正的“兄弟手足”，对外说话都是同一个声音，做事都是同一个步调。

　　只是如此让来让去，把大好的作战方略都给“让”掉了。

　　奇袭丰台的计划只得就此搁浅，29军失去了一个彻底扭转宛平战局，以解城桥之围的良机，纵使金振中冒死夺回卢沟铁桥，也难补其憾，惜哉。

　　（819）

宝宝寒

　　自家兄弟，不仅打架不帮忙，还从旁掣肘，甚至与那个兄弟的对手勾肩搭背，谈笑风生，此情此景令旁人也感到不可理解，因此背地里称张自忠为“张宗昌”。

　　就是在这件事上，宋哲元看出张自忠无心于战，而这也大大动摇了其主动出击的信心。

　　张兄弟说得或许不无道理，就照他的办，让他主持和谈吧。

　　在外交方面，张自忠自认颇有发言权，并且早早地就在天津与日本人展开了谈判，好象他的本事比秦德纯和萧振瀛加起来都大一样。

　　这时候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外交家”。

　　宋哲元到天津仅仅两个小时之后，张自忠就得到他的许可，由秦德纯出面，与松井草签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又称“秦松协定”）。

　　“秦松协定”的答成，在内，当然是由于天津驻屯军在卢沟桥那里吃了亏，不仅铁桥被中方收复，河边旅团亦处于进退不得的困境，在外，则是由于收到了东京方面“不扩大”的命令。

　　卢沟桥枪声一响，日本军部也闻风而动，并针对“卢沟桥事件”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陆相杉山元赴会并首先发言。

　　这老小子对“七七事变”的反应，可用两个字形容，叫做“大喜”。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真的近了。

　　陆军中有名的“傻瓜元”激动得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形势一片大好啊，诸君。

　　看看外面的行情吧，苏联不会干涉我们，英国受到德国牵制无暇东顾，美国呢，国内那一堆烂事就够他忙的了，根本管不了远东。所以说“卢沟桥事件”来得正是时候，给我们出兵支那提供了一个“千载一逢的良机”，此岂非天意哉。

　　说到这里，他竖起了三个手指。

　　3个师团，我们只要出动3个师团，中国支那这个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必败无疑，并不得不向我们俯首称臣。

　　杉山元这番话立刻煽起了室内的“热情之火”。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陆大第32期）跟着手舞足蹈，像吃了鸦片一样兴奋：知道中国支那还能存在多久吗？

　　3个月！

　　不，3个月都高估了，应该说绝不会超过3个月。他们那样脆弱的军事力量，那样混乱的政治组织，怎么可能长期抵抗我们“皇军”呢。

　　与板垣这些人不同，武藤章喜欢的不是直接跃马上阵，他爱的是做“军师”和搞情报，绥远抗战时，他曾经跟田中隆吉一起在绥远帮德王搞过策划。德王翻船后，他也喝了两口水，心里面恨死了中国人，就恨不得立刻起兵把中国给灭掉。

　　在杉山元起头，武藤章帮腔之后，“灭华交响曲”的调门越弹越高，都快收不住了。

　　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陆大第35期）等人随后发言，一个比一个能吹。

　　这个说，只要日本国内一动员，你就看吧，运兵的列车一过山海关，中国军队铁定望风披靡，溃不成军。

　　那个说，不能这么讲，他们没那么弱。

　　不过也强不到哪去，只需在保定和他们打一次会战，最后准保把他们打得躺地上起不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一帮人拿中国之“弱”当消遣，个个满脸兴奋且充满“憧憬”，似乎已经提前把中国给“拿”下了。

　　以陆相杉山元、次官梅津为首的这批狂人，此时在日本军内是主流，被称为强硬派。

　　在强硬派发表高论的时候，有一个人始终镇定地坐在那里，似乎跟这片热闹气氛完全融合不到一块。

　　但是等他站起发言，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室内鸦雀无声。

　　（819）

宝宝寒

　　这个人就是已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的石原莞尔。此时声誉如日中天，被视为“日本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他拿出的对苏作战方略在参谋本部曾经被奉为经典，而由其一手主导的针对苏联“5年战备计划”也正在实施当中。

　　在刚刚听到“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时，石原也曾像杉山元那样激动不已，甚至喜极而泣，但是在抹干眼泪之后，他很快又冷静下来。

　　在侵华这一点上，石原和杉山元其实并无本质不同，也可以说，在整个日本军界，就没有不想打中国主意的，只是具体的策略有异罢了。

　　如果说杉山元是强硬派老大的话，石原就是稳健派的头。他懂得一句中国的名言，叫小不忍则乱大谋。

　　按照石原的设想，日本的“大谋”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而对中国是完全可以“小忍”一下的。

　　对于官职、军阶、资历甚至年龄都大于自己的前辈杉山元，石原也毫不客气，兜头浇过来一盆冷水：谁说3个师团就能灭支那的，这是空想！

　　那依你之见，需要多少个师团才能完全解决“支那问题”呢？

　　石原冷笑一声：别说3个，15个师团都不一定有办法！

　　一座皆惊。

　　听我道来。

　　如果听任“七七事变”扩大，战局极有可能演变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到时就麻烦了，很有可能陷入一个可怕的泥潭。

　　石原随即扳开手指算起了细帐。

　　我们现在有17个常备师团，经过全国总动员，可以扩大一倍，达到30个，但是其中只有一半，也就是15个师团能部署到支那大陆去，再多就不可能了。

　　另外，国内准备的军需，得动用一半。军费没个50亿（日元）拿不下来。

　　说3个月就能打垮支那，那是扯蛋，最乐观的估计，也得用半年时间。就这样，作战地域还只能局限在黄河以北，也就是支那的北方，实在不行才能包括一个上海。

　　因此，我们不能冒跟支那全面作战的风险，这个仗打不起。

　　说到这里，石原提到了一个人。

　　拿破仑。

　　一个曾经打遍欧洲无敌手的著名人物，诸君知道他第一个失误失误在哪里吗？

　　石原老师要给大家授课了，在座的大小将佐只能洗耳恭听。

　　拿破仑在他事业最鼎盛的时候，选择攻入西班牙，并让自己的大哥做了国王。他以为，一个欧洲都拿下了，小小的西班牙有什么了不起。结果这却成了他军事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不仅没有能够征服西班牙，反法同盟还趁势而起，把法军逼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

　　显然，在石原的故事里，那个无敌的拿破仑是日本，而中国无疑就是亚洲的西班牙。

　　分析完“不能打”，石原开始说“怎么办”。

　　（820）

宝宝寒

　　赶快把包括天津驻屯军在内的驻华部队统统撤到关外，也就是“满洲国”境内，然后呢，由近卫首相亲自坐飞机到南京去一趟，跟蒋介石认真地谈一谈，把中日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来个一揽子解决。

　　如何解决呢？

　　石原主张中止“华北自治”，并退还除伪满以外日本在中国的一切政治军事特权，那什么治外法权、“华北特殊利益”、陆海军驻兵权、租界，就连英美老外都不肯轻易松口的“帝国主义利益”，也可以放弃，还给中国。

　　除了一个罐罐，石原舍不得丢，那就是他在赖以成名的“九一八”中捞来的“伪满洲国”，那是日军备战的基地，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石原说，在解决“中国问题”后，要好好地利用这块基地的资源，进行“自我消化”，扩充军备，发展工业。

　　等到我们吃成一个胖子，到时先与苏联斗，等斗完苏联，中国是什么，不过是一碟供我们开胃的小菜，一口吞下，易如反掌！

　　不过在此之前，决不能贸然发动对外战争。

　　石原的这个思路已经可以上升到中国古代传统的谋略层次，所谓“不为小利必有大谋”，此君能称得上是日本近现代绝无仅有的战略家，确有一定的道理。

　　一开始，众人都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凝听石原的发言，可是听着听着，不对劲了，怎么话里话外全是“长他人威风，灭自家志气”？

　　武藤章在陆大只比石原低2届，可是论名气却远远不及对方。都是摇鹅毛扇的，怎么差距这么大呢。不服啊。

　　终于，他第一个耐不住性子，站起来反驳：阁下的话未免过于危言耸听了吧，有点杞人忧天，自己吓自己。

　　石原连瞧都没瞧对方一眼。在他眼里，武藤章晓得什么，一个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黄口小辈而已。

　　他朝在座将领扫视了一眼，开始对自己的滔滔雄论做总结了。

　　吾绝非大话欺人也。今日之支那非昔日之支那，昔日它一盘散沙，军民皆无斗志，而今日之支那却已趋向统一，能与我们一样，把举国力量都动员出来。

　　我料中日一旦开战，必将是一场长期持久战，而我日本到时也将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决不可能做到全身而退。因此之故，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与支那的全面冲突，“迅速、简单”地结束此次“卢沟桥事件”。

　　从日本人大多数“近视眼”的性格特点分析，我们就知道，对石原这一套坚信不疑的人并不是很多。尤其眼瞅着不仅这样一个“千载一逢的良机”即将失去，照石原的说法，竟然还要将伪满以外的权利还给中国，那更是有如在挖自己的心头之肉了。

　　当然，稳健派既能成为一派，也说明“吾道不孤”，虽是少数派，但也是有几个毛人的。

　　（821）

宝宝寒

　　在石原的发言过程中，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陆大第34期）等几个人，都听得摇头晃脑，看上去很“然其说”。

　　石原对自己的不屑态度，弄得武藤章大光其火，霍地站了起来，瞪着石原。

　　石原君的意思，好象是劝我们不要“无事生非”，弄出新的“华北事件”，但是好奇怪啊，难道以前的“满洲事件”不是前辈首创吗？我们只不过是沿着您的道路继续前行而已。

　　这句话结结实实地把石原给堵住了。

　　是啊，你能发动“九一八”，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制造“七七”呢，都是在江湖上漂的，没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道理。

　　见“大腕”石原被武藤章说得哑了火，一旁的永津赶紧卷起袖子上来了：我也认为石原君的论断是不对的。

　　他把支那想像得太可怕了。我们哪里需要出动那么多兵力，少量部队威胁一下就可以了。到时支那能不屈服吗？

　　以极小的代价获得极大的收益，谁敢说买卖不划算。这才是日本国防的上上策呢。

　　两个小鬼讨敌骂阵，强硬派的主帅杉山元随后掩杀过来。

　　石原的发言，让这位陆相憋了一肚子气，可是慑于石原“民族英雄”和“战略家”的光环，也只得暂时装出虚怀若谷的样子，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现在一看，场上形势似乎要转过来了，此时不上，更待何时。

　　杉山元一拍惊堂木：还商量什么商量，事情到这个地步，就得下决心好好地干它一把了。

　　我们不光是要解决“卢沟桥事件”，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制定计划，攻占支那的首府南京！

　　杉山元的言论立即把室内气氛带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而石原也被深深激怒了。

　　他坚决反对杉山元的“过激想法”。

　　我是主持对苏战略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决不能因为一个“偶发性事件”，就将力量消耗在支那战场上，必须得分清，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什么是日本“既定之长远目标”。

　　接下来便是石原和杉山元两个人的“英雄会”，双方各自代表一个派别的山头，展开了互不相让的大舌战。

　　与石原惯于长线操作不同，杉山元爱的却是短线捞金。照他的看法，中国这块肉，要是再不下嘴的话，眼看着就连油腥都要沾不上了。

　　石原说，我们可以等到把苏联搞定之后，回过头来再与中国计较。

　　杉山元却说，这哪里来得及啊。你自己都说了，中国自“西安事变”之后，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连国共两党都快走到一起去了，而且他还在加紧备战，如果再“姑息养奸”，以后还有什么机会吞并中国。

　　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在中国做好准备之前“先发制人”，打中国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回过头来再与苏美争雄未为迟也。

　　这就叫做，鱼与熊掌，吾可得而兼之。

　　本来是集体讨论，等到石原和杉山元一吵开了，别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了，就看见两个人的口水在漫天飞舞。

　　（822）

宝宝寒

　　既然“吵架的”争不出结果，他们就想起要找一个“评理的”。

　　先找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陆大第26期），不过让杉山元感到失望的是，今井清认为石原说的不无道理。

　　这不算，应该让参谋总长出来说句公道话。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也感到很难办。面前的两位，一个是“九一八”时的“民族英雄”（石原），一个是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两朝老将（杉山元），一个是参谋本部当仁不让的“天之骄子” （石原），一个是陆军省手执权柄的头牌大佬（杉山元），偏向谁都不合适。

　　再听听两人的言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难以决断是非。

　　载仁想了一会说，要不这样吧，对“卢沟桥事件”暂取“不扩大方针”，以后有什么事还可以再议。

　　亲王做出决断，杉山元终于无话可说了。

　　在稳健派的支持下，由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亲自署名，参谋本部向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田代发去电令，上面明确：“为防止事件扩大，避免使用武力”。

　　这表明到此时为止，“既有国策”在日本军政上层仍占有上风。

　　在载仁作出“不扩大”的“裁断”之后，杉山元当着面不敢表示异议，但其实内心是很不服气的。

　　一回寓所，他就把武藤章和永津这两个“知己”找来，三个人一道商量，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一机会。

　　石原的调调完全是“书生之见”，说什么就是派15个师团也没用。那是地道的胡说，目下之计，应该紧急派出3 个师团去华作战。

　　这时，杉山元不由长叹一声。

　　可恨现在的陆军高层，如总长、次长，都听信石原的邪说，不纳我等之计，如之奈何。

　　不过他很快就转忧为喜，因为他收到了两份请战报告，一份是关东军的，一份是朝鲜军的。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

　　当时关东军是以苏联为主要战备目标的，部队也重点部署在东北的“北满”和“东满”一带，本来抽不出多余精力来窥视中国关内。

　　不过，在“七七事变”之前一个星期，日苏曾爆发过一次冲突，即干岔子岛事件，正是这一事件，改变了关东军高层的想法。

　　干岔子岛位于黑龙江境内，号称江省“第一黄金岛”，面积是我们熟知的珍宝岛的近30倍。更让人称羡不已的是，珍宝岛名字里虽含“珍宝”二字，其实并没有真的奇珍异宝，而干岔子岛却是货真价实的黄金之岛，上面有的是金矿。

　　和珍宝岛一样，干岔子岛也位于中苏界河主航道的中国一侧。按照“航路中线”的国际公认标准，它跟苏联没有什么关系，可老毛子却不这么认为，听说岛上到处都是黄金，他们马上派了部队过来，越界上岛，把正在埋头采金的伪满官员和工人都赶走了。

　　伪满在帮谁采金？

　　当然是后面的日本人。所以关东军听了也不干了，第1师团（近卫师团）和伪满军随后赶到，双方舰对舰，艇对艇，炮对炮，在干岔子岛附近形成了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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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寒

　　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觉得为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岛跟苏联人干仗不值得。可是关东军却抢先出手，东京师团第一个向苏联炮艇猛烈开火，结果击沉一艘，击伤一艘。

　　苏联人吃了亏，不但没有反扑，还由政府出面服了软，正式确认干岔子岛属于“满洲国”，并从岛上全部撤军。

　　这个结果大出关东军意料之外。

　　分析下来，主要还是斯大林正在搞内部大肃反，没有多少热情和精力来顾及边境纠纷。

　　等到“七七事变”爆发，关东军的两个当家的，植田司令官和东条参谋长就由此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日苏之间短期内不会爆发新的战争，所以无需对苏联作过多戒备，此时正好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对冀察的中国军队进行猛击，以消除身背后可能出现的隐患。

　　与关东军相比，朝鲜军更为起劲。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参谋长久纳诚一少将（陆大第26期）在“请战报告”中，甚至表示，要充分把握好“七七事变”所提供的“机遇”，从而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

　　除了写“请战报告”外，两军都拍胸脯要分兵入关。

　　关东军要调2个独立混成旅团，外加6个飞行中队参战，而朝鲜军则承诺会派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赴援。

　　关东军还特地派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陆大第27期军刀组首席）和田中隆吉中佐等人乘机飞赴东京，向参谋总长和陆相“面谏”，请求对华作战。

　　关东军和朝鲜军本属驻外“藩镇”，管好自己那搭就行了，现在居然堂而皇之地“干涉朝政”，其做法着实令人瞪目结舌，但在杉山元看来却正好相反：此真忧国之将也！

　　有关东军和朝鲜军支持，杉山元的胆子也壮了。他当晚即颁下命令，要求京都以西各师团已服役两年的士兵延期退伍，仅此一举，总数约4万的老兵就得以留在陆军中，后来几乎全部被派往中国战场。

　　杉山元想打，可是参谋总长刚刚说过要“不扩大”，他也不敢马上就违抗上命。

　　于是就想到了“咬文嚼字”。

　　“不扩大”自然是“不扩大”，可是如果中国军队采取“挑衅态度”，那我们还能不向天津驻屯军增派“必要之兵力”，而听任其被对方歼灭吗？

　　老大发了话，喽罗们心领神会，迅速跟进。

　　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提议，对于“卢沟桥事件”，不能隔靴搔痒，应该永除祸根。

　　怎么永除法呢？

　　以前不是有个“何梅协定”吗，有了这个“协定”，中央军就不能进入华北，现在我们为什么不把“协定”延伸到29军身上去，都是支那军队，一个意思。

　　即使29军不肯退出华北，我们也要让他们撤到永定河以外20里，什么卢沟桥，宛平城，都是我们的，这样才算“彻底解决问题”。

　　武藤章虽然是参谋本部的，但这样显示自己聪明劲的机会岂肯放过，当下也赶紧把脑袋凑过来献上一计。

　　冀东的殷汝耕那里就搞得不错嘛，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式搬到冀察来，然后就能在“满洲国”边界开拓新的缓冲带了。

　　看到小的们如此拎得清，杉山元喜得心花怒放。他把这个“计”那个“计”放到一块，打一打包，当下就带着去参加了内阁临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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