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7月14日，天津驻屯军参谋专田找到宋哲元，提出了七项要求，除了“取缔排日运动”这些老生常谈之外，还包含了另外一个实质性要求。

　　那就是，北平城内的29军必须撤出城外，城里面看家的换成保安队。

　　这基本相当于“秦松协定”中提出的“宛平模式”，只不过宛平变成了北平。

　　正等着香月“报之以诚”的宋哲元吃惊不小，仿佛一下子从自己编织的梦境中被震醒过来。

　　北平是“品字阵”的中心部位，绝非宛平可比，如果冯治安的正规军队都撤出城外，靠区区保安队如何能守得住城池，这样做，不等于把一座北平城给直接交代了吗。

　　可想而知，这样离谱的要求，宋哲元绝不可能答应。

　　不答应，那就再谈判。

　　事实上，关于争端的解决，双方已有“秦松协定”，照那个做就行，为什么还要重新谈判呢？

　　然而谈判的人还是去了：张自忠和齐燮元。

　　谈下来的结果，却比“秦松协定”和“七项要求”的总和加起来还要苛刻。

　　你不是不愿意让保安队负责北平城防吗，那好，就让张自忠与冯治安调换，由前者的部队转而接管北平城防好了。

　　日本人提出这一条款真是煞费苦心。此可谓一箭双雕，既抬高了主和的张自忠，又挤走了主战的冯治安，如此一来，北平由“亲”自己的中国部队驻守，拿下这座城池岂非易如探囊取物一般。

　　接下来，又列举了立即撤兵、取缔抗日分子、处罚卢沟桥营长（指金振中）等各项。

　　当然，日方还留了一个让张自忠格外有“面子”的环节。

　　本来要宋哲元出面道歉的，但经过张自忠“竭力争取”，改由秦德纯代表道歉。

　　谈判结果往面前一放，宋哲元立刻陷入了困境。

　　他这才领悟到何应钦提醒的那句话，什么叫天津城“遍布日军”，这地方实在不应该来啊。

　　此时的天津，早已是群奸毕集。

　　作为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身边七个把兄弟，如齐燮元、张壁、张允荣、潘毓桂之流，几乎无不“亲日”。张自忠本人虽是一个出色的武将，但因“战而优”冒冒失失进入仕途后，则明显缺乏政治智慧，给这些小人一包围，脑子早就变得晕晕乎乎，不知东南西北了。

　　在他眼里，宋哲元其才其德，哪堪重任，还跟日本人打交道呢，一边去吧，这些事情，只有我张某人才能办得到，办得好。

　　用不着张自忠亲自出马，那七个把兄弟就争先恐后跑到宋哲元面前向他施加压力，无非是说如果不应允，日军就会如何如何，你姓宋的就可能如何如何。

　　宋哲元对“张兄弟”完全失望了。

　　原以为可恃之为依靠的天津城，竟然变成了危险之城，连自家的人身安全都堪虞了，真是“不识天津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城中”啊。

　　想跑，跑不掉。答应，不愿意。怎么办呢？

　　无可奈何之下，宋哲元又想到了老办法。

　　拖。

　　这样吧，对于日本人的这几个要求，我从原则上不反对，但是全部做到，需要做一些准备，所以能不能“延缓执行”呢。

　　然而此时，能不能拖，已不取决于他的意愿，而取决于日军大部队推进的速度。

　　第二天，7月15日。

　　日本国内的18 个飞行中队，组成临时航空集团，飞过山海关，向天津附近集结。加上此前关东军出动的6个飞行中队，总计出动24个中队，战机222架。

　　第三天，7月16日。

　　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酒井旅团）通过古北口，抵达北平对面的密云。酒井旅团是一个机械化旅团，含轻战车2个中队，轻装甲车1个中队，气焰张狂得很。

　　香月掐指一算，要照这样的推进速度，3天之后，也就是到7月19日，关东军和朝鲜军即可全部到位，而在华北全面作战的机会也就到了。

　　宋哲元你不是想拖吗，我让你拖不过去。

　　（835）

宝宝寒

　　香月要宋哲元限时表态，他把最后期限定下来，就是7月19日，到时如果宋哲元不肯签字，就停止“现地交涉”，对29军发动“讨伐”。

　　作为对宋哲元企图“拖延”的“惩罚”，香月又提起笔，加上几条更狠的。

　　首曰罚人，拿主战方的首要人物开刀。

　　宋哲元和稀泥，玩滑头，所以要正式道歉，再别拿什么秦德纯之类来蒙事了。

　　冯治安主战，罪莫大焉，处死都便宜他了，故且先免他的师长一职。

　　次曰谋势，解决攻占卢沟桥的侧背之患。

　　当时何基沣旅有一个团驻扎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附近，此地与宛平和丰台成三地三角，既可援助宛平，又可进袭丰台，还能在日军一旦占领卢沟铁桥时，与宛平守军成夹击之势。

　　香月让宋哲元把这个团撤走。

　　这个日本人到现在还没忘了“秦松协定”，不过他记得的都是对他有利的，防共亲日这些，至于“撤军”云云早就被他抛于脑后了。

　　他把“秦松协定”中要求中方的条件全都一古脑拎出来，然后让宋哲元签字。真是欺人太甚！

　　香月的方案出来后，连夜报送东京待批。

　　这一天，有很多人同样睡不着觉。

　　在此之前，老蒋与幕僚们反复商讨，终于确定了一个两手出击的战略。

　　连日来，他在庐山不断挥舞令旗，除发布军事征用令外，又以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名义号令全军，准备在万不得已时，不惜对日一战，放手搏它一下。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也是“应战不求战”，能局部解决而不扩大，那是再好不过了。

　　手下两个部门，外交部和国研所，一明一暗，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寻求能够和平解决争端。

　　在事变刚刚爆发时，外交部就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了严重口头抗议，可是你抗你的，日本人睬都不睬。

　　眼见局势越来越严重，新任外长王宠惠不得不亲自出马，敦请英美等国出面调停。人家倒是愿意做这个和事佬，毕竟华北如果打起来，他们的利益多多少少也得受损。

　　谁知日本政府见状，啪地把门一关。

　　谁都别想来做这个和事佬，中日之间的事，任谁都别想来瞎搀和！

　　英美不行，还有苏联。

　　王宠惠飞赴上海，找到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希望能与苏联缔结条约。

　　是那个互不侵犯条约吗？

　　非也，是互助条约。

　　前面我们说过，一个互助，一个互不侵犯，看看只差三个字，那来去大了。

　　鲍格莫洛夫一口拒绝。

　　“互不侵犯”可以，“互助”不行，这个条约一签，苏联是必然要参战的，你们这样做，就意味着要把我们苏联推到前线去。无论如何不可以。

　　在老蒋看来，“互不侵犯”远水解不得近渴，只得作罢。

　　到这个时候，似乎任何外交手段都无济于事了。

　　国研所带回一个新的消息，又给众人点燃了一点希望的苗头。

　　（836）

宝宝寒

　　西园寺的孙子西园寺公一已来到上海，秘密访问宋子文。

　　西园寺公一是近卫首相派来的，身负重要使命，但是这次密谈亦无果而终。

　　原因就在于，西园老的这个孙子也不是来做和平使者的。近卫这个软蛋，当着杉山元的面不敢吭气，却又怕戏真给演砸了，所以就私下派他过来探路，看看你们中国方面对“华北那档子事”究竟会作何反应，以便好让他对诊下药，早作预防。如此，哪有什么实质性结果可言。

　　最后的希望随之破灭。

　　到香月磨刀霍霍的时候，中方能想得到，能拿得出的招几乎都已经用尽了。

　　当天上午，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庐山召开了第一期谈话会。包括中共代表在内，全国各界名流158人与会（一说为160 人）。

　　眼看大难将至，老汪跟以前任何一次表现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慌了神，无主张，没办法。

　　后面还要再加上一个：好虚言。

　　他在开幕式和午餐会上共发表了两次谈话，大家都竖着耳朵，准备听他就华北紧急局势拿出应对之策，可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失望了。

　　汪精卫在台上洋洋万言，就没怎么涉及到众人关心的话题，好不容易听他提到了卢沟桥，但他说的“根本方法”却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这话听听很有道理，其实苍白无力，说了等于没说。

　　你能从这个“根本方法”里找到什么方法吗，究竟是战，是和，还是不战不和，坐等全国“精诚团结”？

　　不用说，讲的人有口无心，敷衍了事，听的人也是没精打采，不知所云。

　　关键时候，平时雄论滔滔、笔走龙蛇的汪实无主见，与日本的“绣花枕头首相”近卫倒是难兄难弟，几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这时，一旁看似沉默寡言、惜字如金的蒋却已成竹在胸。

　　此前，十分火急的情报已送到他的案头：关东军和朝鲜军正在大举入关，而日本内阁也通过了对华作战的阁议，而且还得到举国拥护。

　　老蒋心中明白，事已至此，恐怕“不能避战矣”。

　　面对日军的汹汹来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只记了四个字：外强中干。

　　凶什么凶，在我看来，你们不过是一群纸老虎罢了。

　　当然，纸老虎也属老虎之一种，你不认真对待，它还是要张口噬人的。因此，老蒋在战略上可以藐视，在战术上却不敢轻视。

　　29军守一线，他要守二线，这个二线就是保定，是孙连仲等中央军部队的集结地。

　　保定属河北地界，中央军大量开入此地，无疑是逾越了日本人所认定的“何梅协定”，等于是在不宣而战了。

　　倘若没点气魄和胆量，当时的国民党大佬中确实找不出第二人敢作此决断。

　　（837）

宝宝寒

　　在国民党的金字塔尖上，蒋汪并恃，但这两个人真的太不一样了。汪精卫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文人，而蒋介石从出身上看，则更像一个纯粹的武人，可若论治国理政的真学问，武人却要远胜于文人。

　　之所以如此，与蒋汪性格经历有关，但与两人的学问门径亦有关联。搞国际文化研究的李欧梵评议文采，说汪绝对要超过蒋，起码“不负少年头”这样的绝妙好词，蒋是写不出来的。然而蒋所擅长的，本来就不是吟风弄月，后者所承袭的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学，最欣赏的不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曾国藩的经世致用。

　　这样的纷乱时世，轮到大事临头，光会吟词弄月的确是什么用都没有，重要的是得拿出点王曾那样的心胸气慨出来，咬着牙往前冲！

　　晚上11点，老蒋给宋哲元和秦德纯分别发来密电。

　　他虽然不知道天津这里还发生了这么多细枝末节，但仅从他了解到的一句话中就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

　　这句话是日本外务次官崛内谦介传过来的，说是“已签地方协定为局部解决之基础”。

　　所谓的地方协定，毫无疑问指的就是“秦松协定”。老蒋从中看出了日本人肚子里要打的“小九九”。

　　什么叫做基础，那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第一步，说明他们后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宋哲元你开始不是跟我说过，只要签了“秦松协定”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日本人签这个协定只是“第一目的”，推其用意，后面肯定还有第二、第三……

　　在综合关东军正加速入关的情报后，老蒋得出结论，日军之所以还没接着往下数，是在“俟大军到集”，等他们的援兵到齐后，提出来的政治条件还不知道有多么“严酷”呢。

　　既然“今事决非如此已了”，事情没这么好解决，你宋哲元一定要像个汉子，坚持到底，至于“成败利钝”，是好是坏，你放心，我“愿独负其责”。

　　这也是老蒋有别于汪精卫等国民党大员的不同之处，即敢于担当责任，遇到大事难事极少闪烁其词地往后躲，当然他也会以此来要求别人。

　　话说到这个份上，基本上就把宋哲元往后退的路给堵死了，而宋哲元本人也产生了拖不下去的预感，他的心理天平越来越倾向于“战”。

　　在收到老蒋的密电后，他随即让秦德纯负责制定防守北平的局部作战计划。

　　没有任何意外，香月的方案在报到东京陆军省后，陆相杉山元见之大喜。

　　知我心者，其非香月君乎？

　　日本政府再开五相会议，说是开会商讨，其实都是杉山元一个人在唱戏，众人只有跟着画圈应诺的份。

　　从上次开始，杉山元就得到了一个经验，那就是跟这帮人说事，其它都是废话，你就强调一个足矣：华北形势十万火急，河边旅团已陷入“被歼灭的悲运”。

　　看来杉山元真是把他们同胞的习性都掌握得透透的了，他们就只能赚，不能折。

　　（838）

宝宝寒

　　杉山元说不能等了，谈判限期完成的决定马上得以通过。

　　杉山元说兵可能不够用，得立即进行国内动员，一个在国内动员3个师团的动议亦顺利pass。

　　后面这个动议倒不是临时的心血来潮。日本人做事，向来一板一眼，都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在处于“紧急状态”下，陆军要出动多少兵力，其年度动员计划上都有规定。

　　对于“华北有事”，是这么规定的：最多出5个师团，其中，2个由关东军、朝鲜军分别派出，3个由国内派出。

　　现在，关东军出了2个混成旅团，朝鲜军出动了1个师团，也就相当于2个师团，算完成任务了，接下来如果事态再“紧急”下去，自然只能打国内的主意了。

　　7月17日，五相会议结束后，日本驻华使馆即奉命向中国政府发出通告，实际上就是最后通牒。

　　香月在收到国内回复后，也正式通知宋哲元：7月19日之前，必须签字。

　　从中央到地方，从老蒋到宋哲元，大家都被逼入了绝境。

　　看起来，卢沟桥事变好象很偶然，但偶然中藏着必然，实际上日本早有亡我中华，入主中原之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有一种观念，就是认为他们这个民族原本就是从中国的中原、沿海流亡迁移过去的。

　　听到这里，你千万别高兴，以为他们是认祖归宗来的。其实他们想说的是下面一层意思，叫做：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中原不过是一座大舞台，能者居之，不能者暂退，最典型的是满族人，宋朝时他们在中原建立了一个王朝，取名为金，不久被蒙宋联军打败了，退一边去，但是过了若干年后，他们又回来了，重新杀到中原，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叫清的帝国。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既然我们大和民族原本也是从中国大陆退出来的，现在又重新强盛了，为什么不能再回来做皇帝呢。这跟蒙古人、满族人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一句话就能驳倒他们：世界已经进入了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时代，中国就是中国，日本就是日本，岂能混为一谈。

　　以前你来或许可以叫做逐鹿中原，有了这个神圣的国界之后，就只能叫侵略。

　　要不世界岂不乱了套。

　　日本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我们如何应对呢。

　　如果现在才考虑这个问题，那就太晚了，实际上倒溯好几年，以老蒋为首的朝野上下就已经在进行思考了。

　　据蒙古的德王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当年曾想办法打听到一段国民党高层的内幕，时间大约在1935年秋天。

　　这是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讨论的就是对日问题。

　　那时正是“华北事件”爆发，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被迫退出华北的当口，有人主张马上对日本还以颜色，组织过抗日同盟军的冯玉祥也持这一观点。

　　老蒋就站起来发言说，我们要以史为鉴，不能这么“冒进”。

　　（839）

宝宝寒

　　老蒋就站起来发言说，我们要以史为鉴，不能这么“冒进”。

　　在中国历史上，宋被元灭了，明被清亡了，这都没有什么，汉民族最终都能实现复兴——元之后有明，清之后有民国。

　　但这次日本侵略不一样，他们这个国家文化不弱，又有很强的排它性，如果被他们灭了，我们就完蛋了，以后就万劫不复，永无复兴的机会。

　　事实上，老蒋的这个说法并不是他的原创。

　　明末三大儒中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充分阐述，他把亡国与亡天下分开，认为亡国不过是改一个国号，比如把明改成清，但道统还在，“仁义充塞”，大家仍敬孔子，这样民族复兴就有机会。

　　什么叫亡天下呢，照钱穆的注解，就是传统文化倒掉了，那整个民族等于自动消解了，还谈何复兴。

　　这样的危险不是没有，事实上，日本在东北实行的就是这一套政策，连上课用的都是日语课本，如此一来，只需两代人的功夫，下一代就可能不知中华文明为何物了。

　　老蒋在会上说，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就仓促应敌，打又打不过，一旦亡国，就不易复兴了。

　　军政部长何应钦则做了个报告，把中日实力做了番对比，结论是以现有武器而言，实在抗不了多久，到那时，黄河以北必然丢失，长江流域亦不可保。

　　蒋何当时强调，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即算把黄河以北都丢掉了也没关系，以后还可以再夺回来。

　　德王在打听到这段内幕后的第一反应，却是加快了与日本的“合作”，因为他认为既然老蒋连黄河以北都“准备不要”了，那他的蒙古更不在话下，可以让他“自由处置”了。

　　那时候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没过多长时间，老蒋就会让傅作义在绥远主动干那么一下，差点把他的脊梁骨都给打断了。

　　其实老蒋当着众人的面，特别是为了堵住“主战激进派”的口，才说出了“黄河以北可以不要”这样的话。

　　失去“黄河以北”意味着什么，老蒋自己心里比谁都更清楚。

　　对于南京政府和老蒋来说，“黄河以北”的华北不同于东北，东北或可缓一缓，等个两年再说，华北却不行，那相当于是古代的中原，一旦失去，连带南京政府所在的华东都没了屏障，后者将直接面临外夷的冲击，情形不会比历史上苟安的南宋好多少。如此，中国还能叫中国吗？

　　所以，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华北问题，而是全国问题，日本向华北开刀，等于在向中国一国开刀。

　　如今已不是战与和的问题，而是战与“让”的问题，关键点就在于，你想不想，肯不肯把这个“黄河以北”，也即华北“让”给日本。

　　战与“让”，实际上就是战与降。

　　降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问题只在于战的时间，什么时候可以战。

　　（840）

宝宝寒

　　我们把日历翻到二十年前，即公元1915年。

　　袁世凯把文武百武都召集到一起，告诉诸人，在“国力未充”，若战必输的情况下，为了不致“重蹈甲午之覆辙”，将不得不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

　　这位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当时很沉痛地说，之所以暂时向日本人低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是整个国家的奇耻大辱。今后大家要“卧薪尝胆、奋发有为”，以雪前耻。要不然，我们就算是白白的“耻辱”了，十年之后，不但不能跟日本一决高下，亡国之危险还将“更甚今日”。

　　十年过去，到了1925年。

　　老袁的话竟不幸而言中，南北政府你来我往，打成一堆，此时北伐未了，中原未定，何谈复兴？

　　随后便有了“济南惨案”和“九一八”事变，日人兵临城下，亡国危险真的是超过了以往。

　　再过十年，新的“国家元首”老蒋倒真有了一点“卧薪尝胆、奋发有为”的气象，于是国家面貌也就有了一些不同，反过来国人“抗日御侮”的情绪变得更加高涨。

　　在1935年后，连向来主张隐忍的黄郛都极力催促加快备战步伐，实际上也就表明此时的国内舆论已不容许老蒋再稍作退让，更不用说把黄河以北都丢掉不管了。

　　到了1936年，整个中国已是图穷匕首现，除了屈膝投降，再没有任何可让之处了，而老蒋在经过绥远战役和南京中日谈判后，自信心却大增，认为自己的“不怕牺牲”是完全可以吓退日本的“不敢牺牲”的。

　　那么1937年的国内环境如何呢？

　　利用塘沽停战后的5年时间，南京政府完成了所谓的“黄金十年”的最后五年过渡：

　　经济方面，实现了币制改革，从而强化了对各地方政府的经济控制，也间接使其不再能够轻易脱离中央。

　　政治方面，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之后，全国统一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它派别再割据称雄的可能性基本已不存在。

　　当然，如果再给2年时间打打底，再根据国际时势应运而动，应该更好，可是日本人已不会再给我们机会了。

　　杉山元选择这个时候发动对华全面作战，就是不想让你这么“黄金”下去，而“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牟田口后来也心有余悸地说，幸亏早点发动对华作战，因为他在事变之初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国力战力能发展得如此之快，抵抗又能那么顽强，而这在长城抗战前后还是不可想象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17日，要“保天下”的老蒋走上前台，开始了他著名的一次演讲，这就是“庐山谈话”（实际上是第二次庐山谈话会）。

　　他把时光指针再次对准了1931年，那不堪回首的一年。

　　从那时候起，东四省失陷，到如今已6年矣。6年了，我们不仅没有能收复东四省，还在《塘沽停战协定》之后，被日本人又一次逼到了家门口。

　　刚刚的事，卢沟桥马上又要保不住了。如果卢沟桥失陷，北平的大门就没有了，而这座五百年之故都，必将沦为沈阳第二，今天的华北，转眼之间，亦不过是重蹈东四省的覆辙罢了。

　　再往下去，又怎么知道，南京不会变成“第二个北平”呢，如此“滚动法”，将如何得了。

　　说这些，老蒋是为了告诫众人，国家和民族已到了“极人世悲惨的境地”，不抵抗不行了。

　　老蒋要反复强调这些，是因为即使到这个时候，国民党内外也并不是都主张“战”，亦有主张“和”，甚至“退”的。

　　（841）

宝宝寒

　　胡适在应邀到庐山的当天，就对老蒋抱怨：华北民众都以为中央是不打算要华北了。

　　何出此言？

　　胡适说，若不是这样，中央军为什么不赶紧北上援救，进入华北呢。

　　据说胡适此言深深剌激了老蒋，使其不顾“何梅协定”的限制，加快督促中央军自河南开进河北。

　　但是胡老夫子对与日本全面作战却是抱消极态度的。

　　当时有一个“低调俱乐部”，其实就是一帮文人或偏向文人型政客的聚会，他们不算一个组织，只是主张相同，即认为中国虽然已在西安事变后做到了政治统一，但军力实在太弱，如果与日本全面开战的话，局面将变得不可收拾。

　　这个“俱乐部”里面，除了后来真的沦为汉奸的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外，胡适也赫然在列。

　　不战，那就只有避战求和。

　　老蒋说，我们是应战而不是求战，不是我想和他打，是他要打我，我只能被迫招架。

　　不错，我们是一个弱国，但事到如今，不能不保持“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历史的责任”，所以也就不能不应战。

　　下面这句话非常有名，也堪称正面抗日战场的点晴之笔——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我们还可以据此往前回溯。

　　1935年，那时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1936年，变成了“至不能容忍之时，即作最后牺牲”。

　　到1937年，实在忍不下去，只能“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一年又一年，一步一步“熬”过来，对于弱者而言，牺牲也许是我们最后的宿命，万不得已，只能“与敌作殊死战”，抗战到底！

　　针对华北对日交涉，老蒋当场提了四个条件，说是条件，跟宣战书没什么两样，因为每一个条件里面都包含着“不能”、“不容”这样的字眼：华北地方政权不容改变，官吏不能任意撤换。

　　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以及他们可能对此作出的反应，老蒋心里能不清楚吗，可事已至此，已没有退路可言了，打吧（“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蒋介石的这次演讲是很成功的，他在讲话中“沉痛而坚决”的表情和语调，都令在场诸人“群情感奋”，起到了在危难时期巩固人心，团结一致的作用。

　　但鲜为人知的是，其实在国民党高层，蒋介石的这次讲话还是曲高和寡。汪精卫等人都认为，内部这样讲讲可以，正式发表出去很危险，会坏事的（“人人为危，阻不欲发”）。

　　据老蒋说，当时就他老婆宋美龄一个人赞成公开发表演讲稿。

　　你们都不让发，我却一定要发。

　　这篇稿子是老蒋一个字一个字亲自写出来的，实际上是他这么多年积压在心头的话，不吐出来不痛快，而且他将此视作是给“倭夷”服用的最后一剂汤药，能不能管用都在此一举。

　　演讲发表后，果然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党派的支持。

　　（842）

宝宝寒

　　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甚至称这是国民党在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而当时尚被关在监狱里的“七君子”也称赞演讲把大伙拧成了一股绳（“全国人心，团结愈固，朝野步骤，齐一无间”）。

　　从讲台上下来，老蒋马上捎话给宋哲元，告诉他：大战则小安，小战则苛安，不战则不安。

　　这句话再好不过地阐述了老蒋自绥远之战以来的对日战略，即以“战”的手段达到“安”的目的，以“不怕牺牲”击退“不敢牺牲”。说到底，如果这时候能够不战，他还是不想战的，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战仍然是一种姿态，或者是策略。

　　意识到宋哲元对与日谈判可能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老蒋又在电报中回顾了当年的教训。

　　他说的是“一二八”淞沪会战。

　　开战前，本来已经和日方达成了和解，在限定的四十八小时内，就把书面答复书送到了日本领事馆，同意了他们的全部要求。可是他们怎么回复我们呢。

　　照样进攻。

　　可见，日本人是不重信义的，在他们这帮人眼里，“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合同不过是一张废纸，可以任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这可是我们吃了亏以后才得到的“实际之经验”啊，所以你寄希望于谈判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能做到以谈达和，唯一的办法只是以战促安。

　　当天，何应钦也如影相随，发来电报提醒宋哲元，日军正在大举进兵，北平城有随时被攻占的可能。

　　你千万别再在所谓的“政治谈判”中耽误时间和工夫了，快点做军事准备吧，三个地方，北平、南苑、宛平，都是要命的所在，要加紧构筑工事，集结兵力，作持久抵抗的打算。

　　其时，宋哲元在天津的日子非常难过。

　　老蒋在座谈会的讲话中曾点了一句：从现在开始，谁如果敢“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民族的千古罪人”。

　　这话说得已经重得不能再重了，而话中也是有所指的。

　　对于处于华北前沿的宋哲元来说，即使本人愿冒天下之大韪，背着“民族罪人”的重负去签字，也不一定真能避战求和。

　　老蒋不是说了吗，“一二八”淞沪会战的教训就在眼前，到时候，日军一手拿着签过字的协定，一手照样可能朝你开枪。

　　这是一个赌局，其中有一个结果就是输得精光，不仅丢掉华北，个人也会落下千秋骂名。

　　依其个性来说，宋哲元是无论如何不愿尝试的，可是他的做法却完全背道而弛。

　　他让张自忠去答复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表示自己将亲自出面道歉。除此之外，那个“责任者营长”，他也一定会在两三天内对其进行处分。

　　只有两条算是与日方要求不符。一个，由张自忠师驻防北平，改为由宋哲元的直属卫队负责，另外一个，则是没有提及罢免冯治安等主战要人。

　　但后面这两条，张自忠却没法说什么。

　　（843）

宝宝寒

　　他可以要求冯治安下来，由自己担任守城之责，但宋哲元要是亲自上，你总没有办法连“主公”都要取而代之吧。

　　至于冯治安，大家都是兄弟，曾有过命的交情，“罢免”一说也只能由日本人来说，他张自忠也不能抢在前面。

　　倒是宋哲元“主动道歉”的表示，令张自忠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宋哲元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对于这种“丢面子”的事向不肯为，所以上次才有让秦德纯代替他道歉一节。

　　宋哲元这回不仅答应亲自当面道歉，还拉上了张自忠一起去！

　　见到香月后，宋哲元向对方表示了“敬意和问候”，这也就算道歉了，都什么年代了，早已没了负荆请罪这一说。

　　回来之后，宋哲元逢人就说，这下好了，我们和香月谈得非常成功，“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不知内情的还真以为中日双方谈得其乐融融呢，哪里知道日本人的刀已架在了宋哲元的脖子上，就等他答是或否了。

　　这是7月18日的事，第二天，即7月19日凌晨7点半，宋哲元“失踪”了。

　　一问，到北平去了。

　　正式理由是：为了让部下遵守“协定”，必须去一趟北平。

　　等到要你签字了，你一声招呼不打地走了，去监督部下履行连字都没签的“协定”？

　　这话骗鬼都不信。

　　宋哲元不过是玩了一招金蝉脱壳，成功逃出天津城而已。

　　他曾给在保定的熊斌打电话，话里就透露“在天津不能有明白的表示”。连说话都不自由了，可想而知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实际上，早在7月16日，即老蒋发表庐山谈话的前一天，他已经在北平局部作战计划的基础上，偷偷地下达了“作战预先号令”。

　　当时酒井旅团已到达密云，宋哲元又不是傻子，眼瞅着关东军从长城外千里迢迢赶过来，他们来干什么，总不是为了到北平郊外旅行观光吧。

　　接到秘令的是冯治安。但是在发令后，宋哲元还是不放心，生怕冯治安有什么闪失。毕竟这件事情太重大了。冯治安勇则勇矣，就怕很多关系他摆不平。

　　但是在天津，宋哲元既不能作“明白的表示”，当然就身不由己。如此，自己都快要成为任人摆布的泥塑木偶了，又如何遥控指挥别人，甚至全局。

　　所以，他一定要跑出去，而且一定要跑得不动声色，让周围的人都浑然不觉。

　　宋哲元一跑，香月的要求就没了着落。

　　没了“大头儿”，还有“二头儿”，气急败坏的香月盯上了张自忠，准备扶后者上马。

　　晚上11点半。

　　香月和张自忠在张允荣的家碰面。

　　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张允荣是张自忠的七个把兄弟之一，日后却成了大汉奸，可想而知，有这样的“兄弟”一天到晚在身边转悠，会怎样影响张自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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