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班布尔汗

宝宝寒

　　
　　【正文】
　　
　　
　　文服无望，忽必烈不惜血本调集兵马钱粮准备二伐日本。至元十八年（1281年），已经灭亡南宋，水军、物资都更为充足的忽必烈正式下诏东征。此次东征声势比第一次浩大得多，共两路大军十四万人马，北路军由忻都、洪荼丘率领四万作战部队，战船九百艘，从高丽金州合浦出发；南路军由阿剌罕、范文虎、张禧率领十万江南军，战船三千五百艘，携带农具和稻种从扬子江口出发。两军约定于六月中旬在壹岐汇合，作战部队主管作战，屯田部队则负责在被占领区屯田，做长久打算。
　　灭宋战争，元军动用部队二十万，此次攻打日本，竟达十四万之多，忽必烈对于日本的重视已经仅次于南宋了。
　　
　　当南路军出发前，主帅阿剌罕病倒无法成行，由阿塔海代领其军。这个小变故看似没什么关系，但却直接关系到此次远征的成败。范文虎是忽必烈钦点的副帅，阿剌罕的离职，使他成为实际上的主帅。而范文虎其人懦弱无能，贪生怕死，根本不是做主帅的材料。六月初，东路军绕过对马和壹岐，侵入博多湾，攻克了志贺岛。但因为镰仓幕府已经在在博多湾附近建起了牢固的石堤，元军战舰竟找不到一处可以登陆的地点，只好停泊在海面。
　　以后一个月里，元军多次强行登陆失败，日军也多次进行偷袭，双方各有损伤，战况胶着之下，元军退到肥前的鹰岛，等待南路军赶来会合。
　　七月初，南路军终于到达，两军汇合。元军将领们正商议大举进攻，然而就在即将发起总攻的八月一日夜间，剧烈的台风再次来临，元军舰船大都捆绑在一起，面对如山巨浪，相互震撼撞击，纷纷沉没，数万将士还没有和日军交上手便葬身鱼腹。只有张禧所部事先筑垒平户岛，隔五十步停泊战舰，这才避免了风涛袭击。
　　一场像样的仗没有打，便损失如此之巨，再加上对台风的恐惧，元军统帅们都已斗志全消，只想逃走。只有张禧没有气馁，劝道：“士卒溺死者半，其脱死者，皆壮士也。曷不趁其无回顾心，因粮于敌，以进战。”但范文虎等人却说：“还朝问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完全不予采纳。
　　八月五日，范文虎等人丢下部队，乘船逃走。张禧无奈之下，只得尽量挽救士兵，平湖岛屯兵四千人没有船只，张禧叹道：“我安忍弃之！”将船上七十匹战马丢掉，将士兵装回。
　　饶是如此，近十万士兵仍是被扔在日本，群龙无首，在日军的攻打下很快溃灭。元军士兵大部被屠杀，少数江南士兵被俘虏后成为奴隶。
　　这一年是日本弘安四年，因此此战史称“弘安之役”。
　　
　　如果第一次征日，是败于天灾，这一次可就是天灾加人祸了。即使遭遇台风，剩下的近十万元军背海一战哪里就至于全军覆没？忽必烈用人不当，选择范文虎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辈领兵，就算没有台风，又岂能是上下一心，勇敢善战的日军的对手呢？
　　连续两次大败，损失十余万大军，而日本却连皮毛都没有伤到。这个时候的忽必烈恐怕已经气得七窍生烟了吧。他自然极不甘心，至元二十年（1283年），命阿塔海为日本省丞相，与彻里帖木儿右丞、刘二拔都儿左丞募兵造舟，准备三征日本。御史中丞崔彧、淮西宣慰使昂吉儿上疏言劳民太甚，请求暂缓，再加上江南出现动乱，第三次征日遂作罢。
　　日后，与安南的战争又开始激烈，忽必烈不得不下诏：“日本未尝相侵，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对于日本的军事行动终于彻底停止。到了元成宗继位，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儿请求再次用兵日本，安于守成的元成宗认为“今非其时”，没有听从。
　　战争是没有了，但有元一代，两国之间一直没有出现官方交往，“中日邦交”一直到明朝建立方才恢复。
　　
　　两次征讨日本虽然归于失败，但忽必烈此举对历史的影响却既深且远。
　　其一，百年倭乱。
　　因为战争，两国的官方往来断绝，元朝虽然大力鼓励海外贸易，但就是不许和日本做生意。而日本的金属等物资非常依赖大陆，从此走私贸易频繁起来。而既然走私是被元朝严禁的，日本走私商们为了避免被逮捕，便招募大量武装护从。商人一旦有了武装，便不再安心于辛辛苦苦贸易致富，而是经常地搞些抢劫之类的没本钱买卖，一些日本的大名（诸侯）也派遣私家船队参与，“倭寇”从此产生。从元朝中期到明朝中期，倭寇肆虐于中国沿海。直到明朝嘉靖末期，随着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日本国内局势逐渐稳定，倭寇才逐渐销声匿迹。
　　其二，日本不再安分守己。
　　从白江口海战之后，日本知道自身实力不行，便十分老实，没有什么对外扩张的野心。“文永”、“弘安”之役后，因为两场台风总是那么恰到好处的来临，从此便认定这是“神风”，日本有天神庇佑，永远不会沦亡，开始自高自大，乃至于在明治维新之后产生疯狂的对外扩张思想，最终差点把日本送进万劫不复。
　　其三，镰仓幕府的倒台。
　　虽然自卫反击战胜利了，但为了打仗和修筑防御工事，镰仓幕府几乎把府库都掏空了，各地诸侯为了抵抗元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还需要幕府赏赐。于是，镰仓幕府只好放任诸侯们大量侵占公地。这样一来，原本牢固的幕府经济体系之外出现了大量不为幕府管辖的土地和庄园，诸侯们对于幕府的经济依附减弱，幕府想要控制全国已经越来越困难。经济上出了问题，很快政治结构上也出了问题，众多武士因为战争而破产，而很多“百姓名主”，也就是占有很多田产的地主倒有相当数量因为发战争财而成为武士。这些人不但经济上和幕府没有联系，在人身上也和幕府没有主从关系，成为凭空而来的“第三势力”。他们有钱有武装，又不服幕府管束，日本的大乱便难以遏制。终于，在两次战役结束五十二年后，镰仓幕府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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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元朝与日本的战争，人们总该津津乐道“神风”，也都和日本人一样喜欢将之归结于天意。其实，要不是当时的日本武士为了保家卫国浴血奋战，台风恐怕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如果日军和宋军一般一触即溃，在“文永之役”时，恐怕就要被元军长驱直入了，那时候“神风”即使再厉害，又能帮得了日本什么呢？
　　忽必烈时期元朝进行的另一次跨海远征更能说明问题，那便是征爪哇之战。爪哇国是南海强国，此时是杜马班王朝统治时期。原本与元朝关系很好，在第二次征讨日本的至元十八年，爪哇王还派使者进献金佛塔。可是，忽必烈对于属国一般要求国王亲自朝见并派继承人为人质，这样的要求终为爪哇所不能接受。至元二十六年，元朝使臣孟琪在出使爪哇时再次提出朝见、人质等要求，因态度倨傲，爪哇王葛达那加剌将他黥面放回。
　　黥面对个人来说是极为侮辱的刑罚，加刑于使臣，则是对国家的侮辱。忽必烈大怒，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任命史弼为统帅，亦黑迷失、高兴为副帅，率兵二万，战船千艘进攻爪哇。
　　元军到达的很不是时候，此时原本被爪哇降服的葛郎国（谏义里）王室后裔哈只葛当起兵攻陷爪哇首都杜马班，杀葛达那加剌。葛达那加剌的女婿土罕必闍耶正在积聚力量准备反攻。听闻元军到来，土罕必闍耶向元军投降，并要求元军帮助自己攻打葛郎军队。史弼轻信其言，率军进攻哈只葛当，葛郎军遂大败，哈只葛当投降。
　　然而，土罕必闍耶并不甘心做元军傀儡，在谎称回城取正式降表脱身后，立即召集旧部夹攻元军。元军损失惨重，边打边退，以损失三千人为代价才登船撤走。元军虽然带回价值五十余万锭的珠宝香料作为战利品，但仍是得不偿失。
　　爪哇比之日本更为弱小落后，其地“千岛万岛南海南，谓远无虞险可守” 并未如日本一般有过战争准备，更没有“神风”相助，但仍然击败了元军，土罕必闍耶一战而奠定霸业，后来建立了统治伊里安岛、马来半岛达一百八十多年的麻喏巴歇王朝。
　　
　　在那个蒙古铁蹄席卷一切的年代，一些小国实在要比某些大国更有血性，更值得后代为之骄傲，如高丽，如日本，如爪哇，还有下一篇的安南。
　　
　　
　　
【下一章：热带雨林中的噩梦——元朝征安南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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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带雨林中的噩梦——元朝征安南之役
　　
　　曾经有一本《越南史》，是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官方所编，如果忽略国名，粗看之下，会误以为是我国官方历史教科书，词汇、腔调、叙事方式如出一辙，如“人民群众”、“阶级斗争”、“人民战争”、“伟大胜利”词语之类贯穿始终。所不同的是，以越南人的观点，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与中国截然相反。如“二征夫人”，于中国是掀起叛乱的“妖妇”，而对越南人来说，却是如杨门女将、穆桂英一般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镇压“二征夫人”的伏波将军马援，在中国是留下“马革裹尸”名言的一代名将，有着流传千古的“铜柱家声”，在越南史书中，便是“侵略者”和“屠杀越南人民的刽子手”了。
　　其实，二征夫人是否会认为自己代表越南人民，马援将军是否会明白自己是在侵略他国？后人的民族主义将古人绑架，有哪里管本来面目是如何呢？人们津津乐道本民族的英雄时，又会有几个想到这些英雄对其他民族的伤害呢？也许，后人们能够平和的看待祖先的过往，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祖先，便是对祖先最大的尊重吧。
　　
　　世界史上的超级大国总衍生出与自己文化相似或相同的大量卫星国，相对而言，因为内敛和不富有扩张性，中国数千年历史所产生的文化圈仅覆盖了周边的日本、朝鲜和越南三个国家。相比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可谓少之又少。而要说从制度、礼仪、文化与中国最为相近的便只有朝鲜和越南。
　　越南史称交趾，其领土是今天越南的北部，南部是占城国，是在明朝后期才为其所吞并。安南在秦汉三国时期，一直是中国领土，成为“交州”，三国时是吴国孙家的地盘。唐朝时，在宋平（今河内）设立安南都护府。到唐朝末年的唐懿宗时期，南诏国国王世隆崛起于西南，建立“大礼帝国”，击灭安南都护府，地盘遂为南诏管辖。随着世隆死去，大礼帝国衰微，安南又被五代十国中的南方十国之一南汉纳入统治，为交趾节度使辖地。
　　公元938年，交趾节度使杨廷艺叛南汉自立，被部将所杀，其婿吴权继起，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南汉水师，从此独立于南汉之外。不过，吴权的政权仍是五代十国乱世之延续，并未独立于中国之外。公元968年，交趾本地豪族丁部领平定境内的“十二使君”之乱，正式建号称帝，国号大瞿越，定都华闾（今宁平省宁平市），自称大胜明皇帝，这便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丁朝。这时五代十国已经被北宋所结束，宋太祖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称为“列藩”。这标志着这块土地从中国彻底分离了出去。
　　
　　交趾独立之时，正是中国从大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时代。大洗牌的过程中难免“礼崩乐坏”，城头变幻大王旗，法统荡然，“天子兵强马壮者居之”。交趾受其影响，于是先天不足。丁朝建立仅十二年便被大将军黎桓篡幼主自立，建立前黎朝。前黎朝也仅历三代二十九年便又被殿前指挥使李公蕴篡位，建都升龙（今河内），建立了李朝。
　　李公蕴被称为李太祖，与宋太祖一样，虽是出身行伍，但却非常明白天下可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在位期间，建书院，立科举，在国内大力推广儒学，终于使安南如宋朝一样由乱世走向承平，留下了一百一十六年的稳固江山。传到第六代李英宗时代，仗着国力强盛，出兵攻打北宋，连陷钦、廉、邕三州，北宋出兵讨伐却屡战不胜，最后只得接受李朝的谢罪，封李英宗为“安南国王”，越南的国名便从交趾改为安南。
　　
　　李朝通过普及儒学避免了武将篡权，但却忘了儒学也曾给外戚篡权提供过理论基础——比如王莽篡汉。公元1224年，外戚陈守度废黜李惠宗，立其女李天馨为帝，是为李昭皇。之后让继子陈日煚娶昭皇为妻，并强迫昭皇让位给陈日煚。1225年，李朝灭亡，陈朝建立。陈守度虽然是陈朝建立者，但并未称帝，而是扶持陈日煚为陈太宗，自称太师。
　　陈氏父子的命运有点像高丽“都房”执政崔氏，费尽心机好不容易获得政权，却马上就遇到了外来的强大威胁——蒙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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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公元1252年，还是宗王的忽必烈奉蒙哥大汗之命出征大理，在攻破大理都城之后留下猛将兀良合台继续攻略云南其他不愿归附的部落。兀良合台是蒙古名将速不台之子，在当时的蒙古帝国中属于超一流将才。在他的努力之下，不到一年，云南各地尽数平定。大理国远处西南偏僻之地，地狭民贫，蒙古帝国不惜以十万大军攻之，无非是为了战略包抄南宋。可是，当大理国灭亡，皇族段氏成为大理总管之后，兀良合台却发现，要包抄南宋还有一个障碍，那便是安南。
　　大理段氏软弱恭顺，对兀良合台平定云南大有帮助，对他来说，安南应该和大理差不多，没必要兵威相加，于是派出两名使者前去劝降。此时，陈太宗和陈太师还在篡国成功的喜悦中没有自拔出来，也不知道蒙古军的可怕，对于劝降断然拒绝，将蒙古使者投入监狱。
　　兀良合台哪里容得下这种侮辱，1258年初，与儿子阿术率军征讨安南。陈日煚作为开国之君，自然不是气壮如牛胆小如鼠之辈，亲帅主力布阵于红河南岸，“隔江列象骑、步卒甚盛” 。兀良合台此次南征，并非奉有中央命令，再加上忽必烈离开云南时带走了主力，因此兵力并不雄厚。日后兀良合台配合蒙哥汗出征南宋，麾下是一万蛮兵和三千蒙古骑兵，此时兵力应该与那时差不多。见到安南军已有防备，兀良合台命令所部分三路强行渡河，自己一路猛攻敌军阵营，儿子阿术负责切断安南军路上退路，大将彻彻都负责抢夺安南军战船。
　　兀良合台所部后来能够在孤军深入的情况下从云南势如破竹攻到湖南潭州（长沙），可想而知战斗力之惊人。安南军在东南亚诸国中虽称劲旅，毕竟是井底之蛙的水平，一战下来，土崩瓦解。太宗陈日煚本来无处可逃，但因为彻彻都只顾着追击岸上敌军，没有专注于俘虏安南军战船，终于使得陈日煚逃出生天。战后，兀良合台责彻彻都违命之罪，彻彻都服药自杀。
　　红河防线一丢，安南首都升龙便无险可守，陈日煚带着文武宫眷弃城而走，兀良合台占领升龙，发现派出的使者已经有一个瘐死狱中。这样的场景在忽必烈占领大理城时也发生过，忽必烈想要屠城，幸亏随军听用的姚枢等人力谏才作罢。兀良合台身边此时却没有可以劝谏他的文士，于是，为了泄愤，屠城令下，升龙顿时成为鬼蜮。
　　首都虽然拿下了，可国王没有抓到，安南也没有屈服，太宗陈日煚和太子陈日烜收集残部，准备反攻，大将陈国峻也率军从山西路东下勤王。兀良合台兵力有限，有陷入包围的危险，再加上热带雨林气候使得兵士尤其是蒙古兵颇多患病。无奈之下，兀良合台在占领升龙九日后，撤兵回云南。留下两名使者等陈日煚回来招降。待到陈日煚“回銮”，发现京城残破不堪，虽然大怒，但已领略蒙古军善战的他不敢再拘押使者，将两名使者捆绑送回。
　　
　　一个民族的领袖是否称职，就要看他能灵活的顺应时势来换得民族最大的利益。陈太宗陈日煚当初拒绝蒙古帝国的招降，在于不知彼不知己，在吃一堑之后得以长一智，传位给太子陈日烜，是为陈圣宗，父子二人开始改变“侍北”策略。1260年，大元王朝建立，陈圣宗主动遣使表示归附。忽必烈派礼部郎中孟甲，礼部员外郎李文俊出使安南，宣谕：“尔国官僚士庶：凡衣冠典礼风俗，一依本国旧制。已戒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尔疆埸，乱尔人民。卿国官僚士庶，各宜安治如故。” 安南从此得以短暂太平，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封陈日烜为安南国王。
　　但是，元朝对于藩属国的要求，有君主亲朝，太子入质，设置达鲁花赤的内容。这对于儒化极深的陈朝来说根本无法接受，陈圣宗以宣谕诏书中有“一依本国旧制”为理由，百般推脱。在阿里不哥尚未讨平，南宋尚未吞并之时，忽必烈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就这样一直推托到至元十六年（1279年），阿里不哥早已成为古人，南宋最后的抵抗力量也已灰飞烟灭，耐不住性子的忽必烈遣使提出：“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池，以待其审处焉。” 此时，陈圣宗已死，其子陈日燇继位，是为仁宗。仁宗知道这已经是最后通牒，拖无可拖，干脆积极备战，并将由元朝封为国王的叔叔陈遗爱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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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元十八年（1281年），原本已经臣服元朝的占城国出了乱子，王子补的不满元朝欲图直接统治占城，起兵反抗。忽必烈派大将唆都从海路攻打，占城不久便被平定，将其列为行省，与荆湖行省合并，称为“荆湖占城行省”，治所设在鄂州。占城在安南之南，这样一来，便实现了对安南的南北夹攻之势。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命第九子镇南王脱欢驻鄂州，全权负责征讨安南。
　　镇南王所部再加上荆湖占城行省，军势极为浩大，于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兵分六路压向安南。
　　陈朝早已准备翻脸，大军压境并不惊慌，陈朝名将陈国峻督率十万大军于万劫（今越南海阳）阻挡北路元军。仁宗也亲率十万军队于排滩抵挡唆都、乌马儿的南路元军。
　　有准备是一回事，部队经不经打是另一回事。在元军凌厉的攻势下，陈国峻、仁宗所部先后被击溃，首都升龙再次失守。镇南王脱欢在陈朝王宫中设宴款待将领，并向忽必烈报捷。
　　然而，安南军正面抵抗虽然失败，但很快便在陈国峻的筹划下，开始了游击战。主力部队分散四方，以小股部队不停地袭扰元军。元军欲寻安南军主力决战不可得，疲于奔命，损失惨重，再加上热带雨林气候使得兵士大量患病，战斗力日弱一日，眼看要陷入泥潭，脱欢无奈，只得听从众将谏言，撤军北还。
　　岂料，出击时安南军不见踪影，撤退时却四面八方而来。陈国峻指挥安南军民层层阻击元军，为保护脱欢安全，大将李恒舍命断后，且战且退，被毒箭射中膝盖，回到广西思明州后毒发而亡 。李恒为西夏王族后裔，在灭宋战争中屡立战功，更协助张弘范在厓山几乎全歼南宋水军，是元军中难得的悍将，结果却在热带雨林中殒命。
　　北路军撤退，南路唆都、乌马儿所部却还不知道，得到安南人告知后仍不相信，待看到北路军大营已人去营空才仓皇向顺化海岸撤退，结果耽误了时间，在入海口遭到安南军的包围，唆都力战而亡，乌马儿侥幸逃脱，损失将士数万。
　　
　　在至元十一年到至元二十一年的这十年中，世祖忽必烈可谓流年不利，在西面被自己的侄子海都压着打，西北防线退缩到斡端，东面连续两次征伐日本失败，损失将士十余万，这回竟然征讨安南也失败，且损失两员宿将。堂堂元世祖，继承了无敌祖父成吉思汗最大遗产的“众王之王”，竟然屡战屡败，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原本准备第三次攻打日本的计划被搁置，忽必烈决定“专事交趾”。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征调江淮、湖广、江西三行省的蒙古军、汉军、新附军七万人，云南蛮兵六千人，海南岛四州黎兵一万五千人，近十万人马再征安南。此战仍是以九皇子镇南王脱欢为统帅，设立“征交趾行尚书省”，以大将奥鲁赤为平章政事，程鹏飞、阿八赤为右丞，乌马儿、樊楫为参知政事，统归镇南王节制。
　　是年十一月，元军分东路、西路、海路三面攻入安南。
　　
　　安南军仍然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元军一路斩关夺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红河，再次占领升龙。
　　可是，安南经过两次战争洗礼，已经总结了丰富的抗战经验，在陈国峻的安排下，坚壁清野，主力分散，以小规模的丛林战骚扰元军，只等着元军疲敝之时再发动反攻。
　　面对安南的战术，镇南王脱欢也并非毫无应对，他吸取上次经验，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分兵占据安南州县，立寨防御。这一招确实有效地避免了被安南军搞得疲于奔命。但是，安南百姓抗战热情高涨，与元军极不合作，就地筹粮等同于缘木求鱼。而从本土运送粮食又遭到安南军阻截——运粮万户张文虎押粮渡海，在绿水洋被安南水军拦截。张文虎无奈之下将粮食全部沉于海底，率轻舟突围。
　　粮食不济，脱欢不得不放弃步步为营，命令所部寻找安南主力决战，可茫茫雨林，熟悉地貌的安南军总是隐藏的恰到好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找到。而潮热的气候又再次让元军成批病倒，脱欢除了仰天长叹：“地热水湿，粮匮兵疲”之外，拿不出任何好办法。
　　
　　一直拖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二月，斗志几乎为零的元军终于在听从众将领劝说的脱欢率领下分路撤退。同上次一样，这时候安南军如同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处处阻击元军。右丞阿八赤率精锐步骑开路，每天作战数十次，终于在内傍关中毒箭身亡。脱欢改道由单已县和盝州撤退，方才逃回广西，但所率人马已经损失十之六七。
　　陆军损失惨重，水军更惨。乌马儿、樊辑率水军沿白藤江入海撤退，在入海口遭到陈国峻伏击，安南军在河道钉了木桩，元军水师被困在江面进退不得，四百艘战船全军覆没，乌马儿、樊辑双双被俘杀。
　　再次惨败于蕞尔小国，忽必烈勃然大怒，虽然脱欢是他的亲儿子也无法姑息，将他先调至淮南江北，再迁汴梁，最后贬谪到扬州，并下令终身不准入觐。脱欢从此郁郁不得志，未能再被委任领兵，也没能再见父亲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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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三次击退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安南君臣百姓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自傲，但连年战争让小小的安南遍地焦土，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即使不被打败，也会被拖垮。陈圣宗做出了明智的选择，遣使上表，献上自己的金制跪像，谢罪乞和，并送还俘虏。
　　安南虽然服软了，可怎么看也像得了便宜卖乖。忽必烈虽然接受了贡礼，但仍然要求安南国王亲自朝见——也许忽必烈觉得，自己的闷气只有看到安南王跪在面前低声下气才能纾解吧。可陈圣宗和继任的陈英宗虽然愿意称臣纳贡，可就是不愿意亲自朝见，这也可以理解，自己把人家打得那么惨，一旦亲自去了，万一老皇帝震怒，还不得当场掉脑袋？
　　安南王不愿意亲自来，忽必烈的怒气始终难消，按他自己的话说，“此事犹痒在心，岂诸人爬搔所及”。至元三十年（1293年），已经在病榻上的忽必烈任命湖广行省右丞刘国杰为湖广安南行省平章政事，与宗王亦吉里带、江西行省枢密院副使彻里蛮调集五万六千大军准备四征安南。可老皇帝已经风烛残年，没等到大军出发便驾崩于大都。元成宗铁穆耳继位，下诏罢征安南，两国关系终于由战争走向和平。
　　战争可以加速文化交流，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和平交往虽然交流速度放缓，却往往更为持久，影响更为深远。元成宗之后，元朝和安南使节往来不绝，商旅互通有无，僧人、儒者相互学习。元朝的杂剧传入安南，从而形成了安南独特的歌剧艺术。
　　
　　征讨安南之役，与征讨日本之役一样，是史学家，特别是战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安南人以贫弱小国竟然能够顶住元朝三次大军侵袭，有人将之归结为热带雨林的恶劣气候导致元军疾疫横行，不战自乱；有人则说是因为安南人丛林战、袭扰战运用巧妙，使得元军如饿虎扑蚊，有力使不上；而越南人自己则说：“我国人民三次抗战获得伟大胜利。陈朝抗战已达到了一场人民战争的水平, 天才地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陈国峻。”
　　以笔者所见，将失败归结为气候，就如归结为“神风”属于荒诞，而说“人民战争”云云，则更是有些可笑。安南之胜利，其一在于坚决的抵抗意志；其二在于气候确实不适合元军；其三则是陈国峻高明的战略。这三点缺一不可，少了哪一个，安南的下场都有不会美妙。
　　就如另一个有着热带雨林保护的国家——缅甸蒲甘王朝，其国王那罗提鈳波帝也和安南陈朝一样坚决抵抗，但是因为缺少陈国峻这样的军事天才，只知道排阵迎敌，据城固守，而不能充分发挥地理和环境优势。最后王京陷落，国家分裂，蒲甘王朝成为一个个小割据政权，终于灭亡。陈国峻在越南是世代敬仰的民族英雄，如同中国的关羽、岳飞一般享受香火，他确实当得这样的殊荣。
　　
　　越南这个国家让人不得不钦佩，从北宋开始，到元朝、明朝、清朝以及后面的法国、美国，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或排名较前的强国，竟没有一个能真正使之屈服，在亚洲诸国中，其骨子里的桀骜和悍勇，恐怕即使是以“武士道”为标榜的日本也无法相比。然而，其国刚则有余，巧则不足，能够艰苦卓绝的维护独立和尊严，却不知该如何让国家真正富强起来。于是屡屡抗战胜利，而又屡屡遭受侵略，时至今日，在亚洲仍然是二流国家。所谓成也刚性，败也刚性。
　　若说以史为鉴，越南的历史倒值得人们反复推敲，深深思索的。
　　
　　
　　
【下一章：功过参半的“龙颈”——元成宗铁穆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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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过参半的“龙颈”——元成宗铁穆耳
　　
　　朝代的第二代君主，被称为“龙颈”。所谓“龙颈”，也就标志着既不可能如龙头——开国君主一般那么声名显赫，也不如龙尾——末代君主一般让人记忆深刻，他们往往被前辈的光辉和后辈的黑暗所掩盖，很少被人注意。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唐太宗李世民，隋炀帝杨广。不过前者是名为龙颈实为龙头的代表，而后者则是王朝二世而亡的代表。可以说他们都没有完全发挥龙颈应有的作用，更多的做了龙头和龙尾该做的事。
　　很么是龙颈该起的作用呢？就如脖子是联通大脑和身体的重要器官，脖子情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身体的运转。所以，承上启下，变乱为治，便是龙颈的责任。因为第一代君主戎马倥偬，将动乱的天下初步整合起来，但要完成一个帝国大厦却往往或因天不假年或因力有未逮而不能如愿，那么一个合格的第二代君主就需要平息没能彻底平息的动乱，完备没有完备的制度，启用没有发现的人才，完聚散漫的百姓。可以说，第一代君主是要打好地基，而第二代君主则是要打牢地基。
　　我们发现，凡是第二代君主担当好了龙颈的角色，一个“盛世”便会应运而生，如“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仁宣之治”、“康乾盛世”等等。
　　那么，大元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元成宗铁穆耳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龙颈呢？可以说他既是又不是。说他是，是因为由于他的垂拱而治，善于守成，使得元王朝在他之后延续了六十一年；而也正是因为他不思变革，抱残守缺，使得元王朝在他之后只延续了六十一年。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既是蒙古帝国继承者，又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元世祖、“薛禅汗”忽必烈驾崩于大都紫檀殿，庞大帝国的心脏一时间停止了跳动。国不可一日无君，对于集权国家来说，最高统治者的死亡或变更，是天崩地裂的事情。
　　所幸，老皇帝虽然享寿近八十岁，但在暮年并没有糊涂，早就在物色继承者的人选。当无可争议的继承人，仁慈孝友的真金太子先他而去后，他已经把眼光放在了第三代皇孙们的身上。
　　忽必烈有十二个儿子，大皇后察必所生的嫡子有四人，长子朵儿只，次子真金，三子忙哥剌，四子那木罕。朵儿只早逝，因此真金才为太子，可是因为忽必烈的寿命实在太长了，儿子们一个个都没能熬过父亲，真金、忙哥剌、那木罕都先于父亲离开人世。八个庶子中，也只有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平西王奥鲁赤死在父亲后面，然而首先他们或才能平庸或有过过失不可能被考虑，另一方面接受了礼法制度的忽必烈也会选择庶子继承皇位。第二代既然无法指望，也就只好寄希望于第三代了。
　　
　　在伯颜一章中介绍过，第三代中只有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有资格入选。可甘麻剌才能平平，且在与窝阔台汗国交战时吃过败仗，对以军功为立身之本的蒙古贵族来说这是大忌。铁穆耳倒是在镇戎漠北之时颇有战功，马可•波罗称赞他“生性善良，智勇双全，曾在几次大战中表现了自己的勇敢。” 而且，真金太子的太子妃，铁穆耳的母亲阔阔真，深得忽必烈和察必这对老夫妻的喜爱，公公婆婆疼儿媳妇，便会爱屋及乌对儿媳妇所喜爱的孩子也另眼看待。甘麻剌虽然也是阔阔真所生，但自幼被忽必烈夫妇抚养，和母亲感情比较淡漠，远不如铁穆耳。阔阔真对铁穆耳的偏袒，自然会对忽必烈产生影响。
　　本来铁穆耳已经胜出自己的二哥了，可他却也有一个要命的缺点——酗酒，“铁穆耳合罕是一个酒鬼。无论合罕（忽必烈）怎样规劝和责备他，都没有用。以至于合罕用棍子打过他三次并派一些护卫盯着他，让他们不给他酒喝的地步。”
　　正是因为这样的毛病，铁穆耳虽然比哥哥强过很多，已经处于无竞争对手的地位，可“皇太孙”的名分却迟迟定不下来。直到至元三十年，忽必烈才把原本真金太子的“皇太子宝”印授予铁穆耳，但也没有正式颁诏确定他的地位。
　　于是，在忽必烈驾崩之后，宗王、贵族、重臣不得不在上都举行“库里台大会”来选定皇位继承人，晋王甘麻剌趁机想要和弟弟一争高下，多亏托孤之臣伯颜和玉昔帖木儿的鼎力支持，铁穆耳才顺利的成为大元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元成宗、完泽笃汗，改年号元贞，以明年为元贞元年。
　　因为爱喝酒而让十拿九稳的事出现变数，铁穆耳痛下决心戒了酒，“现今当他做了合罕之后，他自动的戒了酒，喝的稀少了，从前忽必烈合罕无论怎样要求和强制，都不能阻止他饮酒。当他成为最高权力的主宰之后，至高无上的神就从他心中把对酒的嗜好给驱逐出去了。”
　　“至高无上的神”云云自是没有，但能够戒掉酒瘾却是需要极强毅力，要知道，除了毒瘾，酒瘾可说是最难戒除的。
　　
　　做了皇帝，自然要诏告天下，既要对上一任皇帝做一个大概的评价，也要对自己今后的施政方针做一下说明，在颁布的即位诏中，成宗除了对祖父做一些“临御三十五年，薄海内外，罔不臣属，宏规远略，厚泽深仁，有以衍皇元万世无疆之祚”之类的颂扬，还要对自己的合法性作出明确，指出父亲“德盛功隆，天不假年”，所以自己才会“仰荷先皇帝殊眷”，得以“ 亲授皇太子宝，付以抚军之任”，祖父去世后，自己受到“宗藩昆弟之贤，戚畹官僚之旧”的推举，才名正言顺的继位——我当皇帝是绝对没有任何法律和传统的问题的。
　　继位之后，要怎么干呢？成宗提出“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规，惟慎奉行，罔敢失坠。更赖祖亲勋戚，左右忠良，各尽乃诚，以辅台德。布告远迩，咸使闻知。”也就是说，先帝的制度、规矩自己要奉行不悖，先帝重用的臣子自己要继续倚为干成。
　　忽必烈称帝之时，指出要“祖述变通”，因为他要开创新的帝国框架，名为继承实则创业。而成宗最为紧要的问题就是要守成，保住爷爷留下的遗产，因此必须要对成规“罔敢失坠”，这是所有守成之君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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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政首在用人，想要“恪守成宪”，保持政策的一贯性，官僚系统便要尽可能的与前朝保持一致。同时，针对党争之类的情况，新皇帝也要有所调整，成宗一朝，所用宰辅重臣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基本上较为持平。而以施政理念而言，则也是汉法派、理财派平分秋色。
　　忽必烈执政的最后几年中，理财、汉法派的血腥争斗已经归于沉寂，忽必烈重用的完泽、不忽木、伯颜、玉昔帖木儿、月赤察儿等虽都不是汉人，却基本上是儒臣和倾向汉法者。对于这些人，成宗继续委以重任。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拜玉昔帖木儿为太师，仍兼御史大夫，知枢密院事；拜伯颜为太傅，仍兼枢密院事，加衔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拜宣徽使兼枢密院事月赤察儿为太保，录军国重事。这三位重臣便成为朝臣中最尊贵的“三公”。完泽仍为右丞相，不忽木为平章政事。
　　可就如前文所言，伯颜、玉昔帖木儿两位重臣都在成宗即位第一年便相继去世，月赤察儿又在大德五年前往漠北辅助成宗的大哥晋王甘麻剌对付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因此成宗一朝执掌朝政时间最长的却是政坛“小字辈”完泽。
　　成宗一朝先后有四位丞相，均是蒙古人，但却大半为汉法儒臣，完泽秉政时间最长，最受信任。伯颜、玉昔帖木儿去世后，完泽被拜为太傅，成为三公之一。既是右丞相，又是太傅，施政理念几乎贯穿了成宗执政期。其人是坚定的“平和主义者”，讲究“恪守成宪”，于朝政能少动便少动，而且喜欢“与儒臣论定朝仪”，时人称“ 一荐完泽，天下享和平清静之乐余十五年”。 完泽去世后继任为右丞相的哈剌哈孙虽为功勋贵族，却也坚持用儒家理念治国，“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倒是与哈剌哈孙并列朝堂的左丞相阿忽台是位伊斯兰教徒，颇有理财之臣的风范，可元朝以右为尊，左丞相的影响力相当有限。日后这位阿忽台在成宗去世后欲图协助安西王阿难答夺位，却被哈剌哈孙轻易击败。
　　
　　宰相领袖群臣，而平章政事作为“副宰相”，则更关乎朝政施行。成宗时中书省平章政事先后有不忽木、帖可、剌真、阿鲁浑萨理、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阿里、梁德珪、段那海等九人。不忽木是世祖朝末期汉法派领军人物，被称为“纯儒”。阿鲁浑萨理是畏兀儿人，受业于国师八思巴，原本精通佛学，后“习中国之学，于是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从而成为以“治天下必用儒术” 为根本理念的儒臣。与他相反，梁德珪虽为汉人，却信奉伊斯兰教，回回名叫做“暗都剌”，意思为“真主的仆人”。段那海族属不详，其他七人均属于色目人。这样看来，似乎副宰相中“理财派”较为占优，但赛典赤•伯颜（名臣赛典赤•瞻思丁之孙）、梁德珪、八都马辛等人与世祖朝的阿合马、桑哥等人不同，不但理财能力超群，而且并不擅权谋私，没有另立尚书省，在中书省内与完泽、哈剌哈孙共事并无抵牾，清理户籍，整顿税课等卓有成效，乃至“大德间颁赐倍于至元而赋不略加”。
　　以赛典赤•伯颜为例，他是元代“三伯颜”之一：有元一代有三位著名的伯颜，一位便是开国第一功臣伯颜，一位是元末大权臣伯颜，还有便是这位有着著名的爷爷，而自己也以理财闻名天下的赛典赤•伯颜。其人在中枢十年之久（至元三十年到大德七年），主要的功绩便是提倡节约开支、清理江南户籍和整顿选官之法，对于成宗一朝的政治和经济的平稳很有贡献。唯一的“污点”，便是请旨启用了“阿合马党人”阿里。不过阿里其人只是当年依附于阿合马，自己本身没什么过分的劣迹。成为平章政事后，干的也都是漠北购粮，整顿江浙财政之类实际的活。有历史问题，朝中又有不满他出山的势力存在，所以阿里从始至终也没有兴风作浪过，到大德九年去职后，其行踪都不为正史所载。
　　平章政事是副宰相，而中书右丞、左丞则可算作是“助理宰相”，在成宗一朝任中书右丞、左丞时间较长者有五人，分别是何荣祖、杨炎龙、张九思、尚文、何玮，均是深谙儒学的汉人。何荣祖在世祖时便是元代第一部法典《至元新格》的编撰者，成宗时更进一步编定了《大德律令》。张九思在世祖朝便是工部尚书，阿合马被杀案时，便是他第一个发现了假太子的真相。杨炎龙、何玮是真金太子生前便十分看重的儒臣，尚文更是粉碎答即古阿散诬陷真金太子的阴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谋主”。
　　不厌其烦的列举成宗一朝的宰相班底，读者应该已经有所明了。这样的宰辅班子，最大的特色便是持中、平和，没有哪个政治派系可以独大，政治稳定自是题中应有之意——成宗一朝除了并不伤筋动骨的御史台和理财之臣的政争之外，没有出现世祖时期血腥的政坛风暴便是明证。但是，这样的行政安排若要让国家有大的起色，则需要一位思大有为而心思缜密的君主，否则便会流为“不痛不痒之天下”。不幸的是，成宗铁穆耳恰恰是一个粗心大意而较为慵懒的皇帝，作为宰辅之首的完泽又是以恪守成宪作为最高施政要求，因此成宗一朝也就有了无所事事、人怀怠心、政令难行的低效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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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祖朝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要求官员限期五天处理一般公务，限期七天处理中等公务，限期十天处理重大公务，但是官员常用半年才能处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务，要用整整一年处理一件重要公务 。时人对官吏执行上司政令的低效，耐用“一紧二慢三休” 进行讽刺。成宗对此很有意见，大德三年他申斥六部官员说：“汝等事多稽误，朕昔未知其人为谁。今既阅视，且知姓名，其洗心涤虑，各钦乃职。复蹈前失，罪不汝贷。” 这是在要求官员们提高行政效率，实心用事。可这句话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皇帝在位已经六年，竟然连六部官员“昔未知其人为谁”，担任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职务，成宗这是否也算是“渎职”呢？长时间弄不清各部委长官的名字，那么对于地方官恐怕更是知之甚少，成宗想教育臣子好好工作，却先暴露了自己的不用心。教育的成效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教育没起作用，成宗便用惩罚的方式进行整肃。即位的第二个月便下诏各道廉访司及时追查转运司官员欺隐奸诈的案子，以防止管财政的官员贪污中饱。同年十月，要求中书省臣约束属宫官，凡对公事敷衍塞责者处以笞刑。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下诏告诫全体官吏，有再犯贪赃之罪者，罪加二等。不久，又将对贪赃罪的处理改为罪加三等。可是，所谓上行下效，皇帝本身不勤政，即使有惩罚机制，臣下的怠政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有所改变。
　　教育不行，惩罚无效，成宗也曾想过用选拔新鲜人才的方式改变政府的工作面貌。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成宗仅继位五个月，便“诏中外崇奉孔子”，大德六年（1302）六月，又“建文宣王庙于京师”，将儒学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予以推广。大德九年（1305年）六月，成宗在所下诏书中提出选拔人才的主张，曰：“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也。仰御史台、翰林院、国史院、集贤院、六部于五品以上诸色人类，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已（以）上；行省台、宣慰司、肃政廉访司各举五人，务要皆得实材，毋但具数而已。”
　　话说得不错，可纵观成宗一朝，没有如科举这样的固定选拔机制，这举贤才的主张始终只是聊胜于无，真正可以匡补时弊的能臣并没有能够充实到实际岗位上，更枉谈进入中枢革故鼎新。
　　
　　成宗庙号中的“成”字，在谥法中内涵相当丰富，竟有二十个解释——“安民立政曰成；刑民克服曰成；佐相克终曰成；制义克服曰成；礼乐明具曰成；持盈守满曰成；遂物之美曰成；通达强立曰成；经德秉德曰成；民和神福曰成；道兼圣智曰成；夙夜警戒曰成；曲直赴礼曰成；仁化纯被曰成；不忘久要曰成；德备礼乐曰成；德见于行曰成；久道化隆曰成；内德纯备曰成；坤宁化洽曰成”。可说德才、事功、礼乐、教化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其中如“安民立政、佐相克终、仁化纯被、持盈守满”之类，成宗可说及格，而“礼乐明具、通达强立、道兼圣智、夙夜警戒、不忘久要”之类可就差强人意，一味的守成，虽然能够与民休息，但弊病不除，得过且过，也就不能发现突出的矛盾而予以处理。世祖时代遗留下来的需要后继者解决的问题，可说成宗都没有能够解决，他所做的，不过是让这些问题不至于放大而已。
　　
　　懒惰的皇帝加上低效的行政机构，这样的组合来管理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想不出事也难。可历史上的算数总不是简单的正正得正，负负得负，成宗朝看起来不尽人意的政府在其统治前期却大有承平气象，官民两相安，这就不得不说归功于他在坚决守成的同时，变武功为文治，推行与乃祖相反的好静不好动政策——不那么积极进取的政府客观上促成了与民休息环境的形成。
　　守成是要“不变”，可变与不变总是辩证的，要守成除了“恪守成宪”，在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对于先帝一些政策也必须要有所调整，否则“成”必定难守。元世祖忽必烈“定官制，立纪纲”，“留意治道，固属开国英主”，但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嗜利黩武之心则根于天性，终其身未尝稍变” 。和西北驻蒙古汗国交兵是为了维护宗主权威，平灭南宋是为了一统天下，这都无可非议，但征日本、安南、缅甸、爪哇等等战役，全都是毫无意义的“面子工程”，且因为种种原因败多胜少，劳师糜饷，百姓也负担沉重——仅就征讨日本、安南和爪哇等国进行的打造船只的差役，就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被征发的工匠、民夫“离家远役，辛苦万状，冻死、病死不知其几” ，“工匠、牛畜死者相望。” 而四处征战产生的繁重军务开支导致国库空虚，为了弥补空虚重用理财之臣又导致政争不断，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政策变化频繁而百姓无所适从的情况。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泱泱大国最忌讳的就是政策多变。
　　成宗一继位，便停止了对安南的进攻，释放安南使节，同时又拒绝了大臣继续讨伐日本的建议，派使节出使日本。除了对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的战争仍要继续之外，所有对外战争全部叫停，并颁布了一系列养民之法，终于实现了大元开国以来迟迟未能实现的“与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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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朝廷机构来说，世祖末期废黜尚书省，成宗时代虽然用过理财之臣，但始终没有再复立；海外贸易上，世祖朝末期制定了“市舶司法二十三条”，对海外贸易进行了规范，成宗一朝仍然遵行不悖，虽有过一次海禁，却也是因为朱清、张瑄一案造成的连带影响，很快便又开禁了；以税法来说，世祖时代的定制，成宗也没有大的变动，如税粮，只是“复定上都、河间输纳之期” ，因为这两处一个气候寒冷，收获季节较晚，一个气候较暖，收获季节较早而已；如科差 ，将原定纳奉钞户的全科户、减半科户扩展为全部纳科差之户，也只是因为初时的复业户和渐成丁户（也就是经济困难需要照顾才能恢复生产的民户）已经不复存在了。倒是在江南实行的两税制，世祖时代只在江东、浙西征收夏税，其他地方只征收秋税，成宗为了增加收入，“始定江南夏税之制” ，在南方各地开始征收夏税。不过，两税制是宋朝旧制，世祖时代名为两税实则一税，成宗只是使之名副其实而已。
　　中国自古便是以农立国，与民休息首在重农。成宗一朝对农业、农民多有爱护条令，指出“国用民财皆本于农，所在官司钦奉先皇帝累降圣旨，岁时劝课，当耕作时不急之役一切停罢，无致妨农” ，“农民尽力耕桑之时，其敕有司非急之务慎勿生事烦扰”，禁止徭役“妨其农时” 。同时，成宗屡屡下诏减免赋役，规模较大的便有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减免所在本年包银、俸钞，以及内郡地税和江淮以南州县当年的一半夏税；元贞元年（1295年）停止一切非急需的工程营建，免除本年五月以前积欠的钱粮；元贞二年（1296年）要求权贵豪绅交纳所隐匿的江南田租，以减轻小民负担；大德二年（1298年）因水旱成灾，下诏减免受灾郡县当年田租的十分之三，受灾严重地区全部减免，老弱残疾及人丁稀少的民户免除三年差税，停止当年的一切土木工程；大德三年（1299年）免除当年内郡包银俸钞和江南夏税的十分之三；大德八年（1304年）下令天下官员体恤民情，减省刑罚，免除灾民差税一至三年不等。在国家减税的同时，也下令富户、田主减免佃农地租，至元三十一年便因为减免税赋总是恩及富户田主，而“其佃民输税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于是下令“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大德八年更是将江南地区富户减免地租设为定制：“江南佃户承种诸人田土，私租太重，以致小民穷困。自大德八年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制”。
　　减免农税之余，成宗也较为注意社会救济，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诸鳏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 ，“贫民疾病，失于救疗，坐待其毙，良可悯焉。宜准旧例，各路置惠民药局，择良医主之，庶使贫乏病疾之人不致失所。” 朝廷出钱赈济和赏赐百姓，也并不吝啬：“元贞以来，朝廷恪守成宪，诏书屡下散财发粟，不惜巨万，以颁赐百姓”。 史书上，随处可见“以伯遥带忽剌出所隶一千户饥，赐钞万锭”，“ 赐诸鳏寡贫民钞二百锭”，“ 以陨霜杀禾，复赈安西王山后民米一万石”，“ 赐章河至苦盐贫乏驿户，钞一万二千九百余锭”，“ 赐贵赤亲军贫乏户钞四万一千五百余锭” 之类的记载。
　　成宗执政时期，北方“京畿所储充足”。江南也摆脱了灭宋战争的创伤，“世道清平，人获休息”。 成宗确有守成安民之功。
　　
　　解决前代问题毕竟是杰出者的工作，这样的帝王在中国数千年皇权历史中能数出来的不过十个左右。能够让已有的问题不至于扩大，维持一个尚可的条件以待来者就已经是算是及格的君王了。成宗铁穆耳在元朝诸帝中被评价为“不好不坏” ，以笔者之意，如以百分制计算，他的得分可在七十分。
　　七十分不算高分，想来成宗若知道笔者这样评价他一定会不满，但这并非笔者要贬低他，实在是这位大元王朝的龙颈虽有善政也弊政连连，两相抵消，得个七十分，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