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闹鬼——揭秘明代宫廷秘史----皇帝不称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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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三 北边起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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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征燕之役军势不振，用兵难以为继的窘境下，本该“正大”的朝廷，却由一“光明”的夫子，想出一龌蹉之毒计，试图离间“燕庶人”父子。本书并不细讲靖难之役，然因此计之生，与未来永乐、宣德二朝皇嗣之争有着莫大的干系，涉及宫闱复杂的人事关系，所以有必要预做一介绍。

　　事情是这样的，燕王朱棣有4个儿子，其中长子高炽、次子高煦、三子高燧，皆为徐妃所出的嫡子；还有一个幼子高爔，母氏不详，也没有受封，应该是夭折了，不然，4龙争嗣，故事写起来会更好看。

　　在朱棣的几个儿子中，以次子高煦最为勇悍，据说他“身长七尺，力挽千钧”，尤为奇特的是，在他两肋之下，生有“龙鳞”数片。龙鳞是个啥玩意，它与蛇鳞、鱼鳞有何区别？我想谁也说不清白，反正献谀吹捧时便是龙鳞，贬低呵斥时便为鱼鳞，换而言之，胜者为王便为龙鳞片片，败者为寇便化作鱼腥点点，甚至是疥疮烂癣了。还有一点，假如高煦他爸爸不反，高煦终身只为一郡王，不是大兴王，便是海淀王，他即便长着一背的龙鳞，他也不敢轻易示人：你本为鱼虫，却生着龙鳞，幻想化龙，不是千年的妖精是什么！然而，一旦朱高煦做起“飞龙在天”的大梦，他辄惟恐人不知他有龙鳞异相。当靖难兵起后，朱高煦因为勇悍敢战，便追随其父在军，时常破阵野战。我没有验过他的正身，不知他有没有受过伤，想来他会有一个习惯，经常解开战袍，亮他的伤疤，顺便请众人更近一步，好好赏鉴一下他的龙鳞。众人怒目望去，见他肋下肉骨棱棱，仿佛老天爷打下的印鉴，一定大为诧异：此莫非异数？三王爷莫非天降的民人之主？

　　朱棣会忌妒此子吗？不会。有一位篡位的老前辈魏文帝曹丕，曾铸一把百辟露陌刀，刀身三尺二寸，鳞鳞如龙文，名曰“龙鳞”。在新的“篡位事业”的开创者朱棣眼里，亲亲宝贝老二高煦，便是他夺位的“龙鳞宝刀”。他把胡须一掀，满意地对着镜子说：我老朱也是有异相的！镜中的燕王，两颏下奇出两绺长须，像极了龙须；一部美髯，著名神相袁柳庄曾有预言：“待大王须长过脐，便是荣登大宝之日！”

　　父子都有人主之像，待老朱做了皇帝，小朱接着再干，这不皆应了天兆？可不为顺理成章之事？我猜想，自朱棣到处甩动他的“龙须”，朱高煦便肚皮发痒，开始巡展他的“龙鳞”了——他已打定争嗣的主意！

　　他的哥哥，燕王长子朱高炽，早在洪武二十八年18岁上，已被册立为世子，是燕王爵位的法定继承人，可谓名分早定。然而，朱高炽在两个弟弟的心目中毫无威信可言。老二高煦、老三高燧，本就不大把大哥放在眼里，在燕军揭起造反大旗，兄弟俩各授职任，一个随父野战，一个辅佐兄长在北平“居守”，为父亲开基创业立下功劳，他们对世子就更不敬了。

　　三兄弟关系不好，裂痕很深，便如鸡蛋开了缝，马上有奸佞小人嗅到腥臭，像苍蝇一般叮来了。这个小人原是燕王府的一名宦官，名叫黄俨。请各位记住这个名字，此人名气不大，却是明代历史上第一个呼风唤雨的权阉。

　　奴才往往是因为主子的宠信才得以擅权的，“黄阉”也不例外。黄俨是朱棣非常亲近信任的私人，朱家兄弟都不敢得罪他，不免还要客气几句，亲热地喊两声“老黄”。黄俨后来在永乐朝担任司礼太监，屡屡出使朝鲜，为朱棣办些见不得人的私事；在政治上他也发挥过较为重要的影响力，最主要的就是他积极参与朱家三兄弟的争权斗争，使朱高炽的储君地位遭到严重的挑战。而朱高炽长期为他父亲的巨大阴影所压迫，对黄俨百般隐忍，虚与委蛇，但一旦即位，立刻将这个“死太监”处死了。

　　黄俨在永乐朝20多年间算得上个大人物，可他的事迹，在《太宗实录》里基本上都被掩去。一则因为此人最后身败名裂了，一则为尊者讳，不欲多为此奸着墨，以防牵连到他身后的“圣神之主”永乐皇帝。

　　黄俨介入朱家三兄弟的争斗，他是有偏向的。当时三王争嗣的格局是这样：朱高炽作为嫡长子，居世子（后来是太子）之位，名位已定，是守方；而二子高煦，恃功倨傲，两肋又有“龙鳞”撑腰，他爸爸还常说他像自己（“以为类己”），他仗着这些，公然向哥哥的嗣君地位发起挑战，他是攻方。而三子高燧，在初期势力尚未养成，而两个哥哥打得又热闹，他乐得坐山观虎斗，主要是暗中使劲，并没有公开的行动。

　　各位！假如朱氏皇族内部没有大起火拼，众王子只好安分守己，各安本分，高煦兄弟绝不会妄生邪念。可是他们的父亲反了，嫌王当得不过瘾，还想来顶“白帽子”戴，他们也就有样儿学样儿，不甘心守分做郡王了，都蒸起一副热腾腾的心肠，想夺取长兄的储贰之位，将来好继承那顶“皇帽子”。

　　在靖难之役中，高炽、高燧以王子的身份“居守”，即看守大本营，仿佛守仓之猫，不容易见其劳绩；而高煦本人剽悍异常，朱棣将嚼子一放，他立马不顾生死地扑向敌人，又撕又咬，碎肉乱喷，血洗的功劳簿上，一颗颗人头是看得见、数得着的。他天天在爸爸跟前立功，朱棣满眼都是这位本领高强、能征惯战的好儿子，他将部下最为精锐的骑兵，即朵颜三卫蕃骑，都划归他统率，经常让他充当“军锋”，担任突击的任务。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冒暑进兵，率军突击至长江边上，导致京师震动。这是朱棣起兵3年来第一次如此深入，几乎要与南京城内眉毛着火的建文帝隔江对弈了。过去一般认为，因为建文帝“驭宦官”甚严，狼心狗肺的宦官们不待见他，纷纷与燕王私通，把京城的虚实透露给朱棣，使他不顾一切地直向朝廷的心脏冲来，而不是继续在淮北、河北一带与官军缠斗。

　　朱棣的新战略的确是高明且奏效的，但若要说，帮他出谋划策的高参是朝廷的宦官，则未必的确。因为建文帝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严驭宦官，使他们尝不到甜头，看不到前途，事实是，在朝廷的队伍里，也有许多充任监军的太监（可还记得给那个李景隆送斧钺，跌进江里的钦差太监？）。往往春秋来，冬夏去的北方铁骑，突然间出现在江淮之间，并且饮马长江，是朝廷与燕军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转变造成的。

　　然而，由朱棣亲自统帅的燕军主力，与江北官军反复拉锯，不仅没占不到便宜，反而在浦子口吃了大亏，力挫燕军的，竟是他的小舅子魏国公徐辉祖；而在江南，都督盛庸集兵固守，江防渐趋巩固。眼见京师便在眼前，而军事却要陷入胶着。朱棣望江兴叹，意志发生动摇，打算击鼓退兵。恰在此时，高煦率一只番骑精锐前来助战，朱棣得此劲兵相助，一时动情，拍着老二宽厚的背，鼓励他道：“好好干！世子多病。”原来，现代人喜欢说的“你懂的”，朱棣早学会了，在此处一试，顿生四两拨千斤之效。高煦自然心领神会，他受此肥饵，腰上的龙鳞益发痒痒难耐，于是殊死作战，大败朝廷江北诸军。而朝廷的水师，由都督陈瑄率领，全军哗变，投降了燕王。靖难之军乘船渡江，击败盛庸——自此，南京水陆防线全部崩塌，京师门户洞开，失陷已是早晚之事了。

　　各位，朱棣拍高煦的背，鼓励他好好干，这件事原载于成书于嘉靖年间的《姜氏秘史》（作者为姜清），而为《明史》所采信。然则各位，容我驳一句：这则拍背许诺、拿天下私相授受的话，若不是小说情节，也是朱高煦本人散布的谣言，不可轻信的。
　　判断史料真伪，其实有一法门，那就是“穿越”到实地去考察。试想如此“要命”的话，朱棣会不会用大喇叭广播，当众宣之？如果是一句私语，则旁人从何收听而来？又由谁记录在案？以什么样的渠道传播？如果解释不清，只见一趟子浑水，那么一定要拿笔在旁边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此乃吾之心得，今与诸君共之。

　　史传，高煦“恃功骄恣，多不法”。他最大的“不法”，当然是争宠夺嗣了。不然，何以其父以为“类己”？如果朱高煦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规矩人，当然和造反的祖师爷朱棣不是一路人了。世子高炽储君之位不稳，除了弟弟们能干，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父亲认为他不类己，不喜欢他，详情待后文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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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47

　　且说高炽要守住自己的地位，高煦欲取非分之物，双方攻防的形势，从靖难之役直到永乐初年，都没有太大变化。第三子高燧，此时年纪尚小，缺乏实力，但他性情乖巧，深得父亲宠爱。眼见两位哥哥内斗，他只是旁观，不动声色，暗暗积蓄力量，坐待其变。待到二哥失败，他才作为另一个有力的角逐者冒出来。

　　在许多人眼里，太监黄俨是高煦一党，但慢慢的，才发现他真正支持的其实是三王高燧。早些年他力挺二王子，并非他有拥立高煦之心，而是他始终反对长子高炽，所以才与高煦产生共同语言，经常在一起说世子的坏话，其乐无穷。

　　然而黄俨机心很深，他在高煦面前说世子的短处，其意在挑拨离间，给高煦这杆枪里装填上弹药，以加强打击世子的火力，请能征惯战的高煦火中取栗，他好和高燧坐收渔翁之利。

　　三王子高燧，是朱棣宠爱的幼子。黄俨作为主子最为“体己”的家奴，他显然看清了燕王不喜欢长子，而次子有功，幼子特别蒙宠这样一个形势，所以把宝押在高燧身上。黄俨积极地开展活动，他煽动其同伙，一帮太监老鸭子，整天在朱棣耳朵里聒噪，说三爷的好处（“往来饰誉高燧”），顺便极口攻击世子的短处。这既是为高燧取天下立功，也是从谄朱棣，仿佛慢揉他的软腹，令其舒坦。黄俨可真是一只老狐狸，彻底的政治动物，他虽然极得朱棣的宠爱，仍然在做着长远的政治投机，力图与朱棣最有政治前途的下一代建立起巩固的政治联盟。而朱高煦虽然只是黄俨手里的一支枪，却懵然不觉，对黄俨充满好感，引以为同盟。

　　燕王内部这些不稳定因素，很快被朝廷侦知。方孝孺有个门人，姓林，双名嘉猷，曾经在燕王府做过事，深知这些内情，他把这些情报报告给老师。方孝孺很快想出一计，要离间燕王父子，令其阵脚自乱。在奏明建文帝后，方孝孺以朝廷的名义写了一封书信给燕王世子朱高炽，向他陈说大义及利害，劝他归诚，并许诺将已经废黜的燕王之位封给他。

　　方孝孺如此谋篇作文，是有依据的。原来朱高炽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仅仅比建文帝朱允炆小一岁。洪武间，太祖朱元璋经常召孙儿辈来京，让他们与太孙一起读书，借以培养孙辈之间的感情。燕世子与皇太孙因为年纪相仿，性皆好文，相处比较融洽。这似乎是众所周知之事，朱高煦就拿此事作法，向父亲进过谗。他说：“世子有异心，您留他在北平居守，说不定他转而要投献城池，为朝廷固守，以抗拒父亲你呢！”朱棣不信，说：“你大哥素来孝谨，哪当有此？”高煦说：“大哥的确孝顺，可他在太祖时，与皇太孙关系好得很咧！”朱棣听他一挑拨，默然不答，大约也有些将信将疑了。

　　建文帝似乎也认为，凭过去的交情和亲近，再加进一些利害的调料，或许能够说动朱高炽；即便他不听，也希望此举能促使燕王父子互相猜疑，自乱阵脚。

　　朝廷使者很快带着蜡丸密书，偷偷来到北平。这哪里能逃过高煦兄弟和黄俨布下的严密眼线？他们马上知道了，不禁大喜过望，以为证据确凿，扳倒世子的天赐良机来了！

　　黄俨立刻差人骑快马赶赴军前，急报燕王：“世子与朝廷通谋，使者已经携密诏到了！”

　　朱棣非常吃惊，正在疑惑不决间，世子的使者也急急赶到了。原来朱高炽接到朝廷劝降书后，他并未打开，命人将来人与所携书信一起，直接押送父亲军中，听父亲处分。朱棣展书来观，立即识破了朝廷的诡计，不禁发了一通感慨：“我父子至爱，尚被人谗间，何况我与朝廷为君臣，奸人不更容易馋毁吗？”

　　朱棣可算是善于发挥，可不知他能否想到，帮助朝廷“谗间”他父子的，其实正是他的亲生骨血和他豢养的猎犬黄俨。（8.24更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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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三 北边起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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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方孝孺的离间计并不怎么高明，若论用心，却极为狠毒。

　　一说起方孝孺，人们马上会想到“灭十族”的惨事。方先生是愚忠建文帝的大忠臣，他不止自己捐生殒命，还赔上了“十族”人命为他的皇帝殉葬；方先生本为一代大儒和理学名家，因为他号“正学”，人称正学先生，学问做得最是醇厚温恭，可他为了救皇帝之急难，竟不顾斯文，献上一根蜇人的毒针。这似乎成为正学先生名誉史上的一大污点，有人就叹息道：“诱子劫父，殆所谓急而走险者耶？”

　　引诱人家的儿子背叛、劫持自己的父亲，如此毒计竟然是从一位大儒的脑壳里想出来的，这怎么可能？大概这就是人们说的铤而走险、狗急跳墙吧！

　　“幸亏没有成功，否则将遗羞万世也。”这位批评家说，“方孝儒自诩为‘正学’之士，说话做事都是照圣贤的规矩，何以这一次与生平之志如此背戾呢？难言哉！真是说不清楚啊！”

　　批评家向来是好当的，譬如的蹴鞠，臭而不通，可中国的圆球评论家，却一抓一大把，人才辈出，源源不绝。譬如这位批评家开阖嘴皮，把方孝孺揪起来批判，话说得也忒轻巧，他道燕王反抗朝廷本就不该，朝廷则更应该持正大之体，起正义之师去收服他，怎好想出那样龌蹉的点子，诱人之子以叛其父呢？此公差一点就要骂方孝孺遗臭万年了，幸得还差一步，朱棣没有上当，否则方孝孺真要一身臭熏熏的跑不掉了。

　　这位酸腐不可闻的评论家的中心思想是，孔子说：“君子即便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下，亦不改其志”，你方先生怎么临难就变了呢？

　　嘴皮子先生的论调固然高亢冬烘，倒也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方孝孺是道学名宿，道学家最喜欢讲的话是“道德战胜”，最忌用诈与用力。如何道学家也学人耍飞刀，千里外发功，取人首级呢？

　　我们不必苛责于古人，辄轻易论定方孝孺是个假道学，此翁甘受凌迟苦刑，碎骨也不怕，一定要痛快把篡逆之君骂一场，亦足以自明了。然而方先生的终极志向，亦不过“死君”而已；知遇之主在他心目中的分量，竟比倾十族之血还要重！既然如此，他急君之急，在朝廷大厦将倾之际，设此毒计，恐怕也无法顾及其毒了，反正是饮鸩止渴，只求一时速效，赔上自己的名誉亦不悯惜。

　　“朝廷用兵已久，兵士疲敝，如今燕军南来，漕路断绝，粮饷供应不上，形势已非常危急。”方孝孺道出朝廷面临的危局，然后说道，“为今只有这一计了。如果此计奏效，燕庶人必疑心世子，他若生疑，定然北归。燕庶人回到北平，则不得争中原，这样我军漕运就通了，并且可以趁机集兵追袭其后，大局或许可以崭然一新。”

　　方孝孺是在计无所出的窘境下想出的这条计策。然而，君子肚子里憋出来的妙计，欲其奏“安天下”之效，着实也难。被朱棣电光一闪，马上失效了——当然，其前提是朱高炽英明地做出了正确的反应，他若一时糊涂，打开了那封信，差不多等于亲手揭开了标注着自己名字的死亡密咒的封印。

　　“正义”的朝廷一方，现在真是有点病急乱投医了，除了使离间计，还绑架人质。

　　朱棣有一个女婿名叫李让，随燕王在大宁、白沟河等处作战有功，朱棣让他署掌北平布政司事，辅佐世子高炽居守。李让的父亲李申，官留守左卫（在京卫分）指挥同知，他亲家燕王起兵后，李申一家人立马被朝廷扣押，成为阶下囚。但朝廷并不着急诛杀他们，让敢于叛逆的罪人痛苦，他们的性命掌握在朝廷手里，建文帝希望这些人质能发挥一些价值，就让李申给他儿子写信，争取招降李让，立功赎罪。

　　“李让来降，饶你一家不死。”建文帝慷慨地表示。

　　各位看官，请试想，谁要是接到这样的家书，那定是要呕出血来的。然而，李让最终做出痛苦的选择，对家书不作任何回答。建文帝也无二话，将李申押赴市曹处斩，全家抄没，姻亲族党不是坐死就是徙边，李让一族瞬间灰飞烟灭。所以后来朱棣杀建文忠臣虽惨，建文帝这一方，也非仁善之辈。靖难之役，虽然是朱家的家事和帝室的内争，却是极为残酷的，所有人都必须在“忠、逆”之间做出抉择，不管它有多么困难。

　　李让的老婆在朱棣即位后，由郡主进封为公主（永平公主），李让也由仪宾升做驸马都尉，并在永乐元年受封为富阳侯，食禄千石，并在死后追赠为景国公。这是对他做出“正确”抉择的奖赏。

　　不过李让在死后却被追废为庶人，他儿子李茂芳也受到牵连，所嗣富阳侯遭到削夺，下狱身死。这是何故呢？原来李让在永乐朝三王争嗣的宫廷斗争中，再一次做出了抉择，然而这一次，他不幸地选错了支持对象，结果再一次给他的家族带来覆顶之灾。此为后话，容待下一章《三王争嗣》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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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一方所称的平燕之战，燕王一方称之为靖难之役。它实际上是一场由皇室内讧而引发的内战。对立阵营中的成员，往往交织着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情感，在忠君之义上，他们是对手，而在私谊上，他们又多为亲戚、旧故或僚友。

　　建文三年，燕军进攻河南彰德（今安阳），都督赵清严兵防守。朱棣派人劝降，说我与朝廷之争，这是我们朱家的家事，不管仗最后谁打赢，都是朱家人做皇帝，你作臣子的，何必执着呢？以此来游说他。

　　“殿下至京师之日，只须片纸相招，末将不敢不至。”赵清就此答复道。“但今日我为朝廷守此封疆，岂敢弃君之命？恕难从命。”

　　各位请看，赵清并没有拿朱棣作不共戴天的乱臣贼子，他说，我为朝廷守土，未奉朝命，不敢弃方寸之疆土；但他同时说，你只要打上金銮殿，“殿下至京师之日”，我就拥戴你，到时但管写一个字来招，我都不敢不奉命。

　　赵清的话代表了许多地方守臣的心理，在他们眼里，燕军不是盗贼和入侵的异族，朱棣与朝廷之争，是皇帝的家事，只要朱棣有本事推翻“今上”，登上宝位，戴上冠冕，他就是真命天子。事实也是这样，朱棣在建文四年夏天出人意料地突然攻破南京，曾几何时，“天下归心”的合法皇帝建文帝顿时变成弃物，偌大的天下，都赶热闹推戴新天子去了。从这个普遍的心理来看，朱棣用武力继承皇权，本身就具有了合法性，似乎完全不必冒充嫡子，行此多余之事。

　　这使得许多文武官员，特别是地方守臣，在与燕军作战时，意志不那么坚决，甚至采取骑墙观望的态度，不愿与燕王过分为敌。朱棣顿兵彰德城下，吃了赵清的软钉子，没法子，只得转而向西攻打林县西北的要地蚁尖寨，此寨一克，随即顺德（今河北邢台）、大名（今属河北邯郸市）、卫辉（今属河南新乡）等中原大城望风归降，黄河之北的内地，唯有保定还在朝廷手中。

　　相对于普通文武将吏，在这场内乱中，与皇室联系紧密的勋贵之家，他们之间利害关系的纠缠要深得多，也要复杂得多，因而做出抉择更难，往往没有作两全之策的回旋余地。

　　洪武、建文间最重要的勋戚贵胄，是魏国公徐家。徐达的子孙此时的地位非常尴尬，因为燕王朱棣的王妃，正是徐达的长女——明朝“勋臣第一”的魏国公，却是朝廷叛逆的至亲咧！

　　徐达一共4个儿子，分别叫辉祖、添福、膺绪、增寿，嗣国公之爵者为长子徐辉祖。徐辉祖同李景隆一样，都是第二代勋臣中特别受重用的人物，他们在洪武末年分领中军和左军都督府。中军都督府掌管北方都司卫所，所以徐辉祖多次到陕西、北平、山东、河南等地练兵。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趁机拉拢，但他很快发现，这位内兄不太讲情面，在许多事情上都不买他的账。朱棣部下有个蒙古降将叫阿鲁帖木儿，虽然已投到南朝，却仍然偷偷地与北元保持着联络，此事被徐辉祖查到了，立刻下令将他逮捕处死，朱棣亲自求情也不管用。

　　当朱棣决策起兵自救时，有个棘手的难题：他的次子高煦还在京师，就住在舅舅魏国公府。当时朝廷内外都怀疑朱棣有逆谋，但只是猜测，还没有掌握实际的证据，然而山雨欲来，已是风贯满楼。朱棣秘密派人上京，找到高煦，令他速速北返。朱高煦知道继续在南京待下去将有性命之忧，他不敢告诉舅舅，就在府中偷了一匹良马，不辞而别，逃回北平。等到徐辉祖发现，派人去追时，他已经逃出很远了。

　　徐辉祖不敢隐瞒，立即将此事报告朝廷。他的表现获得了建文帝的好感与信任，在建文末期，开始放他出外领兵，与燕军作战。徐辉祖颇有将才，他曾率兵增援山东，在齐眉山击败过燕军，直到燕兵渡江，他犹然奋战不已，且在浦子口力挫燕军，差一点让朱棣打了退堂鼓。

　　与徐辉祖坚定地站在朝廷一方不同，他的弟弟徐增寿所持立场正好相反。徐增寿是徐达最小的儿子，倚着父亲的荫功，已做到正一品武职的左都督；他虽然没干过什么实际工作，毕竟官高，也算是明初“官二代”中的翘楚。

　　建文帝知道他与燕王关系密切，在举朝舆论都说燕王必反时，曾亲口向他询问：燕王是否会反？徐增寿信口答道：“绝无此事！燕王与先帝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可徐增寿的包票并不灵，朱棣最终还是反了，但建文帝并未追究他胡乱替人做中的责任。可是徐增寿并无感激之心，反而暗中与北平方面联络，将朝中虚实透漏给燕王。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皇亲，是驸马都尉梅殷。

　　梅殷是开国功臣汝南侯梅思祖的侄子。梅思祖是一只善变的变色龙，他最先是忠顺于元朝的义兵元帅，后来叛元，追随龙凤政权的刘福通。他的叛变行为导致其父被元朝大帅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剁成肉泥（醢刑）。梅思祖的选择可是他亲爹的肉血化泥换来的，总要信守几天吧？可是不然，他依附龙凤政权没多久，又去投靠了张士诚，做了张的中书左丞，替吴国镇守淮上重地淮安。这样一个投降派，一来就让他做大官，张士诚算是对得起他了。那时张士诚与朱元璋作战正急，可梅思祖“没思”报答，反而很快辜负了张氏的信任，他献出所守四州之地，投降了朱军。为此，张士诚杀了他兄弟数人。

　　从梅思祖的“移动轨迹”来看，此人是一个泥鳅般滑溜易变而不讲信义之人，他永远只向强者输诚，谁要是和他做了亲，那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邪霉，梅思祖的老爹和兄弟，都受了他的连累，不得好死。

　　梅殷大概就是被梅思祖害死的某个兄弟的儿子，父亲死后，由梅思祖抚养长大。梅殷在洪武十一年“尚主”，娶了朱元璋的第二个女儿，马皇后所生的宁国公主为妻。梅思祖在洪武十五年卒于云南，但到洪武二十三年故丞相胡惟庸党案再发时，这位作古之人仍然受到追究，一家人都被杀死——梅思祖死了还连累家人，可称天下第一的扫把星。

　　梅殷作为驸马，幸免于难。

　　梅殷虽然也姓梅，但在情操上与梅思祖大异，他是个很忠实的人。据说，朱元璋在众多女婿之中，最喜欢梅殷，晚年因“诸王强盛”，还秘密地命他“辅皇太孙”。
　　当燕师日逼日近时，梅殷受命充总兵官，镇守淮安。淮安对于梅家可谓故地，当年梅思祖就曾替张士诚守过淮安，结果他拿淮安做了降顺朱元璋的见面礼。如今，面临燕军的猛烈攻击，淮安在梅殷的坚守下，坚如磐石。燕军兵力有限，也不敢拿生力军往这座坚城上硬撞。

　　建文四年，燕军取得军事上的重大突破，兵锋南下，直逼淮上，但欲渡淮，淮安则拊其背，令朱棣寝食难安，淮安成为必须拔除的背上芒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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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以为挟战胜之威，定能动摇梅殷，就遣使来求借道，说是要给凤阳的祖陵上香。梅殷的答复不卑不亢，他说：“进香，皇考（朱元璋）有禁，不遵者为不孝。”他没有说君臣大义，说的是亲戚间的话。

　　朱棣被拒，知道妹夫不是轻易可劝降的，于是亲自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书信，说“我兴兵诛君侧之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暗示梅殷螳臂当车，希望能用气势慑服这位不识趣的驸马爷。

　　不料梅殷回复得干脆决绝，他命人将燕使的耳朵和鼻子割去，然后将其放归，并说：“本帅留下你的嘴巴，好给你家殿下讲讲君臣大义。”朱棣气得要死，可是没有办法，只好向南越出泗州，出天长，取道扬州，进攻南京。

　　还有一位太祖的驸马爷，名叫李坚，尚的是朱元璋第7个女儿大名公主。李坚在建文初，以左副将军的官职从耿炳文征燕，以战功受封为滦城侯。在著名的滹沱河之战中，李坚受伤被擒，在械送北平的途中道亡。由他年仅7岁的儿子李庄嗣爵。朱棣即位后，将这位妹夫列名奸党，幸亏李庄的母亲是公主，才免于刑罚。但大名公主岂敢再居因伐燕之功而得到的侯爵？遂将封侯诰券上缴。

　　梅殷、李坚都是忠于建文帝的，在建文帝诸姑父中，也有倾心燕王的，比如驸马王宁。王宁所尚之主为朱元璋第6女怀庆公主，公主之母是成穆孙贵妃。

　　前文说到，孙贵妃收养过周王，她的女儿与周王的关系，在众兄弟姊妹中可能更亲近些。虽然燕王与周王是否是亲兄弟，还不明确，但二人关系亲密，则怀庆公主夫妇在情感上也与燕王较近。可能是这个缘故，王宁经常将朝廷的秘密情报泄露给燕王，事情败露后，被拿下锦衣卫狱，还被抄了家。

　　照理说，公主之府是应该免于抄没的，可能怀庆公主此时已薨了吧。王宁在洪武时，曾以驸马的身份掌后军都督府。在建文朝，却了无建树，令他备感落寞，便化一片哀思，寄情于燕王，顺便押一宝，希图异日有后福。

　　朱棣上台后，果然夸王宁“孝于太祖，忠于国家”，说他“正直不阿，横遭诬构”，封他为永春侯，予世券（即世袭）。这位潜伏在朝廷的南京情报站长，情报工作做的不咋样，更是丝毫军功未立，白白捡了个世袭的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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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三 北边起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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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平燕战争初起时，没有多少人认为燕王会操有胜券，然而我们从徐增寿、王宁等勋臣贵戚同情甚至背地里暗中帮助燕王来看，新的朝廷没有在“国有大事”之际甄别缓急，笼络、凝聚人心，犯了兴亡的大忌。

　　前文说到，朱元璋把死去哥哥的女儿，即皇侄女封为庆阳公主，这是破格的恩典。到建文小子即位时，老人家做公主已经20多年了，公主的名分又不能世袭，朝廷内外还有那么多大事需要处理，公主的封号正不正，是什么要紧的急务吗？尤其是朝廷正在厉行削藩，向一部分宗人下手，此时尤须维系皇室内部的人心。可年少气盛的建文帝偏要较真，上台未久，就把老姑的公主名号给削了，降称庆成郡主。老公主心里会怎么想？她对新君会有亲近感吗？

　　许多贵戚对建文帝一味倚赖黄子澄、方孝孺等一群文臣办事，而对勋贵较为冷落刻薄的做法非常不满——在太祖皇帝时，他们可是飞扬跋扈惯了，从没把满朝酸子（文官）放眼里的！这种心态为朱棣准确的掌握，他在反旗上就注着诛杀齐、黄等“奸臣”几个大字，不单齐、黄，在他嘴里，“左班文臣”就没有一个不是奸臣！当然，这本非燕王的本心，只是他利用在京勋戚的不满，故意喊出的一种口号。（注：明初重武轻文，武臣的地位要远远高过文官，这种状态直到宣德以后才得到转变）

　　总之，随着战局日益向燕王一方倾斜，许多贵戚开始与朝廷离心离德，他们心中的天平愈来愈向燕王倾斜，建文帝遭到出卖，只争早晚了。

　　当燕军渡过淮河，向长江挺进时，建文帝发现他的削藩政策大失宗室之心，然而到大难临头时，他所能倚重者，仍然还是宗室。建文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建文帝不得不请由公主降封的庆成郡主出山，代表他去燕王军中议和。

　　庆成郡主见到堂弟朱棣，倒还尽心替朝廷出力，苦口婆心劝他罢兵，说：“这三四年动军马，运粮的百姓、厮杀的军马，死的多了。事都是一家的事，军马不要过江，请转马回去，天下太平了，却不好！”

　　朱棣称郡主为“老姐姐公主”，他见郡主不说是衔君命而来，只称受了众兄弟姊妹的托来讲和的，也便只请郡主回去给兄弟妹妹们带话，压根不提建文帝。
　　他说：“我之兴兵，别无他事，为报父皇之仇，诛讨奸恶，扶持宗社，以安天下军民，使父皇基业，永传子孙万世，我岂有他心哉？”然后大骂朝中的奸臣如何戕害诸王，立誓必报此仇。但他不说这是自己的仇、诸王的仇，却说“奸党”害我父皇子孙，图我父皇天下，是“父皇之仇”；还说自起兵靖难，他如何“仰荷天地祖宗神明之灵，怜其忠孝之心，冥加祐护”，所以才累战累胜。

　　郡主的一团热火，被朱棣滔滔不绝的口水浇灭了，她心知亲情已无法打动燕王，便委婉地提出，只要燕王肯退兵，什么都可以商量，包括割让土地。

　　议和自然不是郡主自作主张，她一定得到朝廷的某种授权，才敢提出来。建文帝开出的具体条件不详，大概不是将北平一带永远割封给燕王，令其政令自专，朝廷不再干预，就是干脆把黄河以北他现在所占之地统统许给燕王。这对于朝廷已是剜疮割肉之举，但“燕庶人”此时已饮马长江，京师在其马鞭所指，这点诱饵岂能使他满足！

　　燕王不置可否，只是说：“今大兵渡江，众兄弟妹妹却来劝我回北平，况孝陵尚未祭祀，父皇之仇尚未能报，奸恶尚未能获，以尔兄妹之情度之，孝子之心，果安在哉？”

　　谈话到此，庆成郡主已知事不可为，只好叹息着回京复命。

　　不久，朝廷水师都督陈瑄率全军“起义”。长江之险是南京城唯一的屏障，水师倒戈，仿佛为北方铁骑搭起了浮桥。燕军抓住时机，六月三日从南京以东约百里的高资港渡江，击败尚在顽强抵抗的盛庸部水军，镇江守将童俊不战而降。八日，燕军进至南京东郊的龙潭。到这时，南京城破只是时间问题，城内的所有人都必须认真思考自己的出路了。

宝宝寒

　　六月九日，已经举足无措的建文帝急忙令在京诸王分守京城各门，他真是慌了神！否则他不该想不到，每个衔命的亲王，都可能在心里哼一口气：“小鬼，你今天才知道我们有用啊”？靠这些王爷守城，与请老鼠来看仓粮，有何区别？建文帝手里还死死攥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派曹国公李景隆、兵部尚书茹瑺和都督王佐等人前往龙潭，向兵临城下的燕王再申前议，请求议和。

　　庆成郡主做不到的，凭什么相信燕王的手下败将李景隆就能做到？建文帝此时也是百无聊赖，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

　　在实录中，朱棣的史官称朝廷此举实为缓兵之计，真实意图是等待勤王之师的到来，然后内外夹击，决死一战。并称这是方孝孺给建文帝出的馊主意，方孝孺还给建文帝准备了预案，一旦不能成功，将请建文帝学当年的唐明皇，逃到四川去，收集士马，以图再举。

　　自然，以燕王的英明，马上识破了朝廷的诡计，还借此把侄皇帝大大羞辱了一番。实录记载，李景隆等入见时，俯伏惶恐，汗流浃背，不敢仰视。朱棣不咸不淡地道：“公等勤劳至此，雅意良厚。”景隆等不能发一语，只是再三叩头。

　　“公等有所欲言，第言之。”朱棣道。

　　李景隆等就把割地讲和的话搬出来说了。

　　“公等是来作说客吗？”朱棣听罢干笑道，“我始无过，朝廷辄加以大罪，削为庶人，以兵围逼，还称大义灭亲。”

　　他的脸色渐渐沉下来。

　　“我今日救死不暇，要地何为？”他接着说道，“且割地何名？我皇考太祖皇帝混一天下，诸王裂土分封，各有定分，割地之说，是谁主张？这定然又是奸臣之计了！我今日之来，但欲得奸臣。公等回奏圣上，只要将奸臣送到军中，我即解甲免胄，谢罪阙下，然后归藩，永祇臣节。”他还赌誓说：“天地神明在上，我心明如皎日，不敢渝也！”

　　朱棣这番大话，可骗不了看官诸公，李景隆等人自然也是不信的。朱棣不过玩弄文字游戏，讽刺大厦将倾的侄子皇帝，戏耍几个使臣好玩罢了。可他们不敢反驳，老老实实听了一番教训，然后灰溜溜回去，乖乖地如实禀告。

　　孰料建文帝是急疯了的，如今已是慌不择路、饥不择食，燕王之言，大家都听得出来，那不过是曲高而不着调的戏言，他竟也信了，命李景隆等人复至燕军回话，称燕王所指的几个罪人俱已贬窜到外地，请俟其逮到，再送到燕王军中治罪（建文帝确实做样子，把几个“奸臣”的官给罢了）。

　　李景隆见皇上如此迂阔，迟回不肯动身，他晓得，现在就是把齐泰、黄子澄等“奸臣”的肉炖好了送到燕军营里，燕王也不会退兵。此行不过又是多此一举，况且他还非常害怕再见到燕王。

　　建文帝只好动员在京的十九皇叔谷王和二十二皇叔安王一起出城去拜访燕王，请他们务必把燕王劝转回去——建文帝亦真一痴人也！他要是能预知将来正是这几位王爷率先献城投戈，又率领满朝大臣合词劝进，他还不如趁早逃了，不管是入蜀还是入闽，总比被人逼在瓮中，自焚死了的好。

　　六月十一日，谷、安二王来到燕王军中，见到气雄万里的四哥。兄弟相见之下，既觉尴尬，感慨复多。安王朱楹才20出头，他比四哥小了约20岁，因为娶了徐达的第三个女儿，他与朱棣既是兄弟，又属连襟，应该算是很亲的了，可是他一共也没见过四哥几面，皇上令他来做说客，他实在觉得难以启齿，话不知从何说起，嗑不知从哪里开始唠，只在座位上腼腆扭动，频频转脸儿去觑谷王。

　　然而谷王朱橞更是觳觫不安，他本来镇守北边重镇宣府，当四哥起兵时，曾派人来向他征兵，他不敢从命，更不敢集兵相拒，于是脚底抹油，逃回京师。当逃兵比败军之将更丢脸。他绝未料到，有朝一日，将与四哥在这种情形下相见，不免把肠子都悔青了，只恨当初不附四哥起兵，否则现在也是从龙的功臣了。谷王想到这里，心下便动起歪心思来。

　　王爷们各怀心事，见到燕王，正不知如何开口，燕王却先哭起来，不禁吃惊。只听燕王愤然道：“弟弟们，你们也是来做说客的吧。你们替为兄想一想，朝廷所言，是否确当？是诚是伪？是出自于君断，还是奸臣之谋？”

　　王爷们慑于燕王的威势，不敢异议，只附和着说：“大兄洞察，弟弟们还有什么好说。弟弟们此行，实在是情非得已。”一句“情非得已”，算是把在京苦等佳音的皇上的全部盼头给浇熄了。

　　燕王又说：“我此来，但得奸臣而已，不知其他。”遂不再多说，命帐中赐宴，招待诸王。王爷们吃得没滋没味，仓促告了个饱，回京复命去了。

　　（注：实录所记诸王对朱棣的称呼，皆称“大兄”。但朱棣在兄弟行中是老四，他上头的3个哥哥虽然已经死了，但似乎不能像死账一样，便抹去不计吧。大兄的称谓，我怀疑不是诸王们从谀取巧，讨个彩头，便是史官又在做假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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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三 北边起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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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个谈判使团灰头土脑、铩羽而归时，建文帝虽极不情愿，却也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王朝的末日降临了。而讽刺的是，他由此才得了一次机会，检验到底谁才是忠臣。

　　树倒猢狲散，建文发现，血缘最亲的勋戚，最先背弃了他，而真正舍得为他献身的，只是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太常寺少卿廖升，听到谈判失败的消息，知道大势已去，在与家人诀别之后，于燕军进城前自缢而死，成为第一个为即将逝去的建文时代殉葬的大臣。

　　廖升之死，当然出自忠义，但可能也是为了保护其家人，因为他任过《太祖实录》（一修稿）的副总裁，实录里对削了爵的燕庶人没说什么好话，前胸钉一个“奸”，后背缀一个“逆”，而如今齐天大圣反上了凌霄宝殿，岂肯放过他。他趁早自死了，或许燕王念在他认罪态度好，不至于连累他的家属。

　　此时朝廷已经大乱，人人自危，个个思飞，大批官员聚集在朝堂上，坐等末日的到来。建文帝眉毛胡子全是火，一脑门烟熏火燎，一再向众官问计，可下面多数人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一些年轻激越的官员，情绪开始变得亢奋，对即将主宰其命运的燕王，言辞上也不恭起来，人群中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辩。许多人想不通，为何数年艰难，竟是这样一个玉碎的结局？这些捧读圣贤书的年轻人，虽不能披甲出战，但心中积郁的愤懑之气，几乎要爆炸，一定要抒发出来。

　　御史魏冕发现都督徐增寿站在朝班中，一副漠然的表情，还捻起指尖，作势弹了一下衣袖上的尘土。煌煌金銮殿上，难道会落下积灰？这条燕狗不过幸灾乐祸罢了！想到这里，魏冕气不打一处来，噔噔噔跑出朝班，立时参劾徐增寿，指责他暗通叛王，心怀异志，请严加处置，以振作纲纪。

　　与众官的心态不同，徐增寿非常坦然，皇上击朝钟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他不得不来，但他就是来看热闹的。

　　没想到被一个小官揪住，叨叨叨把他一顿数落，他的火也窜起来，不顾在朝堂之上，回口怒骂。而他傲然无君的举动立刻触犯了众怒，早有一班年轻的科道官，一齐拥上前来，举手抬脚，围打徐增寿。文官聚殴武将，这还是开国以来的第一遭。平日威严肃穆的宫殿内，立刻变成了贩夫走卒打闹的市井之地。

　　建文帝坐在金台之上，见殿堂间乌烟瘴气，一片混乱，脸色铁青，说不出话来。
　　只听魏冕与大理寺丞邹瑾高举牙笏，从班次大乱的人群里挤出来，大声疾呼道：“请皇上传旨，诛此逆臣！”建文帝心乱如麻，没作任何表示，从宝座上拂衣起身，望后走去。

　　朝廷、皇帝、百官，已如瓮中之鳖，困坐危城。

　　城中之人唯一能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坚守待援，这仿佛待毙之人，总要吃一副药，听一些药到病除的鬼话的。援兵在哪里呢？围城中也派出许多人，怀藏蜡丸，四处去征召天下勤王之师，但多数人离城未远，就被燕军游骑捕获。其实这些蜡书即便顺利送出去，也难得指望援兵的到来。个别漏网者，在燕王在京即位后，很快被地方拿送上京，转而成为地方官投靠新朝的投名状。

　　天地间已是一片乌沉沉、惨颜变色的末日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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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三日，燕兵大队出现在南京东边的金川门。

　　朱棣写了一封给众兄弟亲王、姊妹公主的信，射进城来，书上重复了五月二十五日“老姐姐公主”即庆成郡主来营交涉的话，但目下又与彼时不同了，大军已在城下，所以一番表白之后，他说了下面一段话：

　　“如朝廷知我忠孝之心，能行（周）成王故事，我当如周公辅佐，以安天下苍生。如其不然，尔众兄弟亲王、众妹妹公主及多亲戚当速挈家眷居守孝陵，城破之日，庶免惊恐。幸审之、详之。”

　　这等于是给建文帝的最后通牒，他不可能辛苦数年，占领了京城，又返回封地，他要学周公辅佐周成王的故事。

　　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在武王死后，辛辛苦苦辅佐他的儿子成王，稳定了新兴的周朝的统治，周公也成为孔子之前的一位圣贤。不过，朱棣自称要学周公，不太像，我们不妨给他换个例儿，他学的顶多是王莽摄政辅汉的故事——到了，还是要篡的！

　　这封信自金川门射入，它说是给亲王、公主的，想必当即就被屯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曹国公李景隆拆开看了。这两头滑头见机行事，立刻响应燕王的感召，下令军士解甲，开门迎降。而朝中尚不知觉。

　　建文帝此时宛如一只火中的困兽，须发皆燎，身心俱痛，不巧有个倒霉鬼撞上他的枪口找死来了。此人正是那位挨打的左都督徐增寿。他因为向燕王密通款曲，遭到严厉的弹劾，但数次被建文帝饶过，这回决不再饶。建文帝心里不痛快，要找人出气，登时想起他来，把他找来，狗血喷头，一顿痛骂，好像天下都是被他给败坏了。徐增寿匍匐在地，吓得大汗淋漓，浑身颤抖，不敢奏辩一言。他不说话，建文帝以为他故作倔强，欺负自己“柔弱”，愈发盛怒，当下拔出佩刀，一刀将他剁翻。

　　徐增寿真是笨的可以，燕王要进城了，好心写封信，请亲朋好友们赶快躲起来，他还不快点逃，居然去触建文帝的霉头，结果血涂殿庑，做了一只冤鬼（各位想看鬼故事的朋友，本书总算出现第一只鬼啦！）。

　　建文帝杀死徐增寿，忽听左右喧哗，称谷王和曹国公打开金川门投降了。建文帝听了，怔了一怔，如今京城已陷，还有何话好说。眼见宫中大乱，宫人四散奔逃。他身边的宦官也不安分了，有的竟然喧口叫嚣，请皇上避位（即让位），有的手脚麻溜，动手不动口，窃取了御宝敕印逃到燕营报效去了。建文帝知大势已去，两行泪滚滚而落，长作一声无可奈何之叹，就眼望苍天，举了一把火，要将这不再属于自己的花花世界烧个干干净净！

　　见宫中火起，一些朝臣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决心抛洒一腔忠臣之血，为亡君殉葬，有自杀的，有骂贼而为篡逆者所杀的；当然更多的人在为自己的前途打算，寻思以什么样的法子，为新主所知遇，朝廷换了，富贵可不许失！种种生态，皆不细表。

宝宝寒

　　上接50

　　且说朱棣见金川门大开，谷王、曹国公献城来降，大为高兴，立刻整军入城。同时派了两支特遣突击队，先去执行两项特别的使命：一支由宦官刘通率领，直奔宫城，救大内之火，并负责“清宫”，他还有一项秘密使命，那就是逮捕建文帝（刘通事下文再表），另一支则去解救禁锢已久的周、齐二王。

　　周王朱橚和齐王朱榑已被监禁3年之久，吃尽了苦头，这几个月来防守不那么严了，偶尔一些朝廷战局不利的风声也能透进森密的监室，他们不知该喜还是该忧。
　　这一天忽听外间甚是喧闹，兵器撞击之声大作，突然门被撞开，一队全副武装的军人，持刀挥剑，杀了进来。二王吓得浑身战抖，以为建文帝派人杀他们来了。等到军士们客客气气将他们扶起，才晓得是京城已破，燕王进城，出头之日到了。乃破涕为笑，重整衣冠，高高兴兴去见燕王。恰好燕王按辔进城，二王在马前叩头，燕王非常高兴，亲自下马搀扶，左边一搭，右边一扣，与二王携手走上金川门城楼，共话别情，兄弟仨眼泪合着鼻涕，又是笑又是哭，不知他们演的是甚么戏。

　　待城中略定，朱棣亟不可待地就要入宫，尝试一下九龙宝座的滋味了。一时兴奋，却忘了一件顶重要的大事。不过不要紧，有人提醒他来了。一个身穿七品文官官服的人出现在队前，报名自称是翰林院编修杨子荣，拜见燕王，有要事要奏。

　　朱棣让护卫放他近前，还未下问，这位年轻的杨先生慨然问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您是先展拜太祖之陵呢，还是立马即位？

　　即位是朱棣这位“当代周公”的心事，被此人说中，自然大喜。而“谒陵”之问，却提醒了他：此番进京，所扛大旗上不大书着“为父皇报仇”么？怎么刚刚得手，窃物还未入怀，就忘了那句口号了呢？

　　朱棣憬然醒悟，命人记下此人的姓名与官职，然后传旨：“摆驾，孝陵去！”说不得在老爷子坟前，落下几滴假惺惺的眼泪，虽然湿不了坟土，却希望骗得了世人的耳目。只叹坏脾气的朱元璋没法子从地底下跳出来，否则喂之以老拳，那戏就更好看了！

　　这位杨子荣，是建文二年进士，乃建文帝亲取之士，可天子老师刚死，他就溜达上终南捷径，投靠新主子去了，为虽然口称要当周公，实际上已戴上“白帽子”的燕王立下一功，“自是遂受知”。朱棣即位后，立即将他选入内阁，并且为之更名为荣，此人便是著名的明初“三杨”之一的杨荣。（注：三杨指三位姓杨的内阁辅臣，另两位是杨士奇和杨溥）

　　拜完陵，朱棣进入烟火还未完全熄灭的建文帝“故宫”。负责“清宫”的宦官刘通来报：皇上已自焚而死。朱棣悬着的心顿时轻松，不免又要扮一次哭相，苦了脸，令刘通将黑乎乎的玉体先敛起来，六日后以“帝礼”下葬。至于那具烧得不成样子的帝尸，他才不要看呢！

　　这时又抬来一具尸体，是都督徐增寿的。啊呀呀！这下可见着亲人了，朱棣抱着那具血糊糊的尸体，大哭起来。登基后，不忘小舅子殉死之情，追封他为武阳侯，谥忠愍，不久又进封定国公。他夫人徐达一门，就有了两位世袭的公爵，一位魏国公，一位定国公。因为定国公差差是一位“靖难功臣”，与朱棣这一系的关系比魏国公更亲近些，所以迁都后，定国公一族随驾去了北京，魏国公一族则被留在南京，世代担任南京守备的职务。一门两公，且与王朝相始终，这在明代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