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这时候，虽然萱岛联队不在，但这个兵营除日本宪兵之外，还有浪人和日侨武装起来的“居留民”武装，约有几百人之多。

　　日本在中国的侨民，可不等于中国平民，他们好多手里是有武器的，有的甚至是预备役军人，实际上，无论“九一八”，还是“一二八”，当时都有为数不少的“居留民”混在日军中一道作战，这是日本人自己也承认的一个事实。

　　这些人虽然没有正规军那么能打，可手里的枪也不是烧火棍，子弹也是能杀人的，加上兵营工事坚固，在冲锋过程中，起义部队就倒下了两百多人。

　　此时张庆余非常着急。

　　日军通讯畅通，如果时间耽搁太久，必然会开来大批援军，到时内外夹击，情况就不妙了。

　　有了，火攻。

　　正好西仓那里有个汽油库，张庆余就下令把汽油桶搬到西仓兵营周围，每搬一桶赏他二十元。

　　本来就是不给钱，大家也会去干，现在还有赏格，于是人人奋勇，没多大一会，兵营周围就堆满了汽油桶。

　　这么纵火一烧，步兵再借势一冲，缺口就被打开了。

　　据统计，在“通县事件”中，共有223名日人被杀，其中有军人，也确有日侨及平民。这与夜战中难以分清良莠有关，与此战中起义部队遭到较大伤亡，从而由愤转恨也有关系。

　　但日本人后来却把它渲染为所谓的“通县大屠杀”，这就显得太矫情了。众所周知，当初他们在中国，整村整村地把人全杀光是常有的事，区区几百个人，可以说连“小屠”级别都算不上。

　　你不可能要求你的部队都是野兽，而别人都是君子吧？

　　萱岛联队在大红门伏击29军的时候，那个爽啊，他们可能绝难想到，自己一走，老窝也会被连锅端掉。这就叫做因果报应，人在做，天在看。

　　在获悉通县有异后，香月手忙脚乱，想要调兵，偏巧这时天津之战又开始了，天津自然比通县还要重要，两下一权衡，只好先救天津。

　　通县无兵可援，便派了轰炸机过来。

　　这一炸还是有效果的。保安警察毕竟还是保安警察，张砚田和一个团长先吃不消，裹夹着一部分官兵弃械逃走了。

　　他们这一逃，对整个起义部队影响很大，一时军心动摇。张庆余看这样不行，通县很难守住，就决定率部到北平去与29军会合。

　　到了北平城下才知道，29军早就撤走了。

　　从城里冲出来的，不是接应他们的29军，而是日本宪兵队。那时候的北平，虽然大批日军尚未正式进城，但实际已为日人和汉奸所控。

　　双方这么一打，起义军不仅伤亡惨重，而且装殷汝耕的囚车也被日军劫去了。

　　前有堵裁，后有追兵，张庆余不得不率部撤往保定。

　　在那里，他见到了宋哲元。

　　宋哲元握着他的手，叹息一声：君不负我，我却负君，深觉愧对。

　　此时的宋哲元，无异于跌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

　　（885）

宝宝寒

　　就在那份发给老蒋的请示电报中，他说要让张自忠负责和议，这句话其实是很违心的，可是又不能不这样说。

　　他能把那一天的不堪往事都和盘托出吗？

　　那是自揭家丑。别人或许能，宋哲元这个人永远都不能，一直到死，他始终保持着这份属于他的自尊。

　　然而要是不讲，所有后果就全要由自己来背了。宋哲元很清楚，老蒋当初要的是守北平，而不是让他搞什么和谈。北平丢了，就是没有达成任务。

　　所以他在请示电报后面，也特地阐明了自己的责任：“实有亏于职责，拟请予以处分”。

　　当然，宋哲元也知道，老蒋不会真的处分他。毕竟他还是29军的首领，在国民党军队的体系中，如此的“自请处分”，也往往都是做的表面文章。

　　可是这一样不能减轻他的痛苦。

　　实际的情况是，退出北平这件事，不仅使29军的士气遭到很大挫伤，也使宋哲元在军中的权威和他本人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挑战。


　　更不用说，还有赵登禹的突然牺牲，张自忠的突然背叛，他们都曾是他的兄弟，曾经亲如骨肉，曾经朝夕相处，曾经相约同生共死。

　　宋哲元的内心，已经恍如被暴风雨扫过一般了。

　　还有什么脸面再指挥军队呢。

　　军长一职，也不想要了，他转而授给了冯治安，同时致电蒋介石。

　　在电报中，他说自己“刻患头痛”，头痛得受不了，所以“亟宜休养”，得休息了。

　　的确，从这时候开始，宋哲元在精神上就出现了异常，时常恍惚，时常错乱。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在说什么，做什么。

　　几天之后，宋哲元再发通电，引咎自责。

　　在这份通电中，他把责任都担了下来，承认自己“处置失当”，应该受到“国家之严重处分”。

　　平津失守，必须有人承担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宋哲元很清楚这一点，而身上精神包袱之重，也使他不再幻想逃脱处罚。

　　但是有人来给他卸包袱了。

　　此人正是老蒋。

　　在与宋哲元这个原华北诸侯打交道的过程中，你说老蒋心底里对宋哲元没有恨，没有怨？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很恨，很怨，甚至恨到恨铁不成钢，怨到哀莫大于人死。

　　可是恨过怨过之后，他又平静下来。

　　对宋哲元，不仅不能处罚，还要表扬。

　　为什么？

　　平津丢了就丢了，可是宋哲元过来，再也不用担心他投日或闹独立了，而且还可以用他来做一个榜样。

　　老蒋不是曾在华北设想过一个三角模式吗。现在居中的宋哲元是前车之鉴，两翼的阎锡山和韩复榘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如果对日再存侥幸心理，今后将会面临着怎样的严重后果。

　　这么一算，不吃亏。

　　一个人有没有大局观，就反映在他究竟喜欢算大帐还是计较小帐上。

　　当时媒体舆论免不了对宋哲元的责任问题口诛笔伐兼追究不休，平心而论，即使不算北平的失守，先前私吞国防费用、截夺中央税款乃至私自和谈、贻误战机，都是可以给人抓把柄的话题，而宋哲元“擅自”撤离北平一事则首当其冲。

　　对此，老蒋虽然心里很不以为然，可是他在回答外界质疑时却竭力为之辩白。

　　（886）

宝宝寒

　　我早就让宋哲元离开北平了，他应该在保定指挥军事嘛，怎么能在北平呢。这是我的一贯主张，宋哲元不过是照着我说的做了，而且还做晚了。

　　说到激动处，老蒋一伸手，索性把所有责任都揽了过去。

　　我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所有平津军事失败的问题，“余一人负之”，跟宋哲元没有关系。

　　这些言论都是公开发表在媒体上的。说完了这些，老蒋又让宋哲元到南京来谈一谈。

　　可是宋哲元哪里敢去。

　　你说的虽然是好听，我真去了，会不会让我上军事法庭呢。

　　照例，他得让秦德纯先给探一下路。

　　当着“秦军师”的面，老蒋着实把宋哲元一顿好夸，说他在华北“忍辱负重”，说他为中央赢得了“抗战的时间”，说得秦德纯都红着脸低下了头。

　　宋哲元不是把军长给辞了吗，这好办，老蒋大笔一挥，将29军扩编成第1集团军，让他去做集团军总司令。

　　宋哲元完全愣住了。

　　不久，他亲赴南京，并发表谈话：抗战必胜，拥护“蒋委员长”。

　　如此一来，老蒋又提前为自己赢了一局，而且以后还将从中得到更加令他意想不到的巨大回报。

　　此时的北平，却正在上演另一幕活闹剧。

　　宋哲元走人，张自忠认为华北的头非己莫属，但他没想到的是，由于脱离了抗日主旨，此时的他已众叛亲离。

　　据刘汝明回忆，在刚听到张逼走宋的消息传来后，他如同听到一声晴天霹雳，不由“大为困惑”，搞不清张自忠身上究竟出了什么状况。

　　当时旅级以上将官的像片都会被挂在部队营房，张自忠身为师长，更不例外，事发后，他的像片立即被愤怒不已的官兵撕得粉碎。

　　在日本人眼里，他也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眼看离间计已经成功，香月要踢开他，重开一席了。

　　出马的又是今井和松井这两口“井”。

　　他们找的人是江朝宗。

　　江朝宗是北洋遗老，跟段祺瑞、吴佩孚都是同辈人。可是跟后者相比，这人的德行操守实在是不怎么样，日本人把饵一扔过来，他就上钩了。

　　二“井”此行，是来谈成立维持会的事，他们让江朝宗当会长。

　　江朝宗也是一老滑头，他赶紧假意推托，说自己年纪大了，腿脚不好，干不了重活（“不堪繁剧”）。

　　当然，谁都看得出，这是托词。真实的原因在下面。

　　北平“治安”不是有张自忠和他的政委会在那里“维持”着吗，何必再多一层组织呢。

　　那意思，张某人要是不高兴，撸撸了我们怎么办，那可是一个手上拿着枪的人。

　　今井嘿嘿地笑了笑，两码事嘛，你以前也有政界经验，不要客气。

　　江朝宗马上回过味来了，看来日本人是早有准备的。

　　但是如果不把日本人的底全部探出来，做汉奸还是没安全感啊。

　　这个底，由一个叫末次政太郎的人主动透了出来。

　　在民国史中，末次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他跟土肥原他们不一样，不直接插手特务活动，主要是搞各种情报。后来被称为孤本文献大宝库的“末次资料”就来源于他创立的“末次研究所”。

　　这个人可以说凡是中日的事情，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

　　当着一众汉奸的面，末次道出了缘由。

　　（887）

宝宝寒

　　别看我们公开场合迎合张自忠，其实内心里恨他恨到剌骨的地步，廊坊之战，天津之战，“皇军”死了那么多人，我们除掉他才痛快，还能让他就职吗（“欲得而甘心，尚敢就职乎”）。

　　末次还没说“通县事件”哩，要牵扯起来，这跟天津之战又有脱不了的干系，要不是因此缺兵少将，张庆余的“造反”还不早就被抓灭了。

　　末次其实就是来给这帮汉奸吹风的。

　　他直接告诉江朝宗等人，就算我们暂时让张自忠呆在“委员长”这个位子上，也不过是几天的事（“亦不过数日事也”）。

　　7月30日，卢沟桥被日军占领。当天，北平成立“维持会”。

　　不过江朝宗老奸巨滑，他对张自忠仍有所顾忌，因此一直未正式就任会长一职。

　　张自忠虽然一时利令智昏，但他并不笨，马上看出情况不妙。

　　两会并存，说明人家要准备把你抛掉了。

　　军人的资本就是枪杆子，现在张自忠在北平还有两把枪：阮玄武旅和石振纲旅。

　　但是日本人既然想架空你，当然不会允许你再拥有枪杆子，何况还有天津之战的前鉴在那里，你这两个旅要是也不听使唤，再反戈一击怎么办。

　　一夜之间，阮玄武旅竟被日军围住缴械，6000官兵一弹未发，全部交出了手中的武器。

　　至于这么精锐的部队怎么如此容易就被“解决”，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阮玄武自己提供的，他说是他的副参谋长跟日本人勾结，把部队给出卖了，还有一种，却是说部队落此下场，完全是阮玄武指使那个副参谋长所为，是“里应外合”的结果。

　　不管怎样，这对张自忠本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其实他早应该知道，一个人如果轻易选择背叛，那这个报应也很快会转移到他自己身上。如此看来，即使阮玄武真的背叛了他，也不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

　　但阮玄武的结局仍然很倒霉，部队没了，手中空空如也，等待他的，亦只有逃亡一途。

　　现在，张自忠能够依赖的也许只有一个石振纲旅了。

　　石振纲旅此时却已是人心惶惶。

　　阮玄武旅和阮玄武本人的命运就直截了当地袒露在面前，连石振纲都感到，要是再不想办法，日本人同样会对自己下手。

　　其实，他下面的官兵，特别是刘汝珍和他的那个团，是早就不愿意留在北平了。

　　一个“广安门事件”，就打死打伤了那么多日本兵，对方会善罢甘休吗。

　　见石振纲也不安起来，刘汝珍趁势进言。

　　北平这里环境太恶劣了，我们在这里，只有投降一途，必须马上突围才行。

　　旅参谋长也赞成刘汝珍的意见，并且表示，如果不这样做，他就弃官走人。

　　石振纲见众人情绪很激烈，便也点头同意。不过他否决了刘汝珍的另外一个建议。

　　刘汝珍说，我们突围之前，先干他一下。北平城里不是有鬼子吗，我们杀他个一干二净，反正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成一双，然后再跑，岂不痛快。

　　石振纲认为这样不妥。

　　表面的理由是，不要把这座千年文化城给毁坏了，实质还是怕因此遭到日军注意和围攻，不但突不出去，还得被消灭掉。

　　最后众人的分歧开始集中到突围路线上。

　　往南，到保定，这是一开始大家都想到的。

　　但这条路线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南苑、大红门的失守，一路上已被日军重兵控制，很难突破。

　　（888）

宝宝寒

　　南既不成，何不往北。

　　往北，实际上是绕一个圈子，然后到察哈尔去找刘汝明。

　　这条路线好，可以出敌不意。

　　8月1日，深夜。

　　石振纲旅全部上刺刀，悄无声息地出了北平城。

　　他们此行聪明还聪明在，突围之前，已提前把北平郊外的电线都割断了，等到城内日军发现，却联络不上北郊的日军。

　　当然，这一路也并非坦途。后面的追兵，天上的炸弹，都会把一些意志薄弱者吓退。身为旅长的石振纲都走到半路了，还是心有不甘，竟然又脱离部队，折回北平去了。

　　刘汝珍扛起大旗，率部继续前进，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终于把部队带到了察哈尔。

　　好了，张自忠现在真的是清汤寡水，没有一兵一卒了。

　　搞“政治”，他根本不是这块材料，连那些昔日的“把兄弟”，见他已经失势，也赶紧换了一副嘴脸，对他再也不予理会。

　　所谓的“政委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已经完全被架空，成了光杆司令，再也无法行使任何实质甚至是形式的职权了。

　　8月6日，张自忠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声明，即日辞去一切职务，随后避入东交民巷。

　　从“主动视事”，到自行辞职，满打满算，仅八天时间。当时就有一家媒体报道说，张某只是“拘束地”过了八天委员长瘾，就被日本人一脚踢开了。

　　一个月后，张自忠化妆潜出北平。

　　他本意是回老部队的，也与部将联系上了，但是宋哲元明确告诉他，你必须先到济南，不能回部队，这是政府的命令。

　　话虽然没有全部讲出来，但里面的意思，已经非常明了。

　　你还认为你有资格带兵吗，把问题讲清楚才是首要的。

　　只有南下。

　　动身之前，张自忠与家人作了最后一次告别。

　　据他的弟弟回忆，此时的大哥面黄肌瘦，形容憔悴，见面后，很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

　　还说什么呢，如今说什么都晚了。

　　也许只是一念之差，一切却已难以改变。

　　最终，张自忠终于打破沉默。

　　你回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再不要问我了。

　　他是戴罪之身，所以不得不有上军事法庭的心理准备。此去，恐再不能归家矣。

　　胡适后来在见到蒋介石时，曾替张自忠辩护。

　　他说张自忠不应被谴责。

　　为什么呢？

　　因为他保住了北平这个城市，避免了不必要的破坏。

　　此时的胡适还是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成员，同时他又是一个很纯粹的文化人，议论时事常常免不了书生之见。

　　他并不清楚29军高层的内幕，也不知道，当初如果宋张团结对外的话，不仅北平有可能守住，华北局面也将完全不同。

　　张自忠一走，所谓政委会名存实亡，北平完全成了维持会的天下，而汉奸们也更向日本主子争相献媚，一出出伸手乞讨官帽的丑剧如期上演。

　　有个叫冷家骥的汉奸，见张自忠不在，北平市长一职空缺，便想自己坐上去，可是日本人不同意。

　　怎么办呢，他便厚着脸皮去找今井拉关系，求后者帮他说动香月。

　　仍然没消息，冷家骥想做官想得发了疯，索性豁了出去，又让江朝宗帮他去问。

　　江老头子被他纠缠不过，便去找松井“疏通”，说是你们原先答应过姓冷的，只要进维持会，就给他一个北平市长干干的呀。

　　松井哼了一声，胡扯，哪有这种事。

　　不仅没给，还把冷家骥叫过去，结结实实地骂了一通。

　　归根结底，香肠要由主人给，愿不愿给，何时给，还得让他说了算，这是一条犬就能自己随便索要的吗？

　　《嗛斋日记》的作者李景铭当时也在现场，目睹了冷家骥的丑态和狼狈之状，就嘲讽他说，国家都到如此地步了，你竟然还在“猎官”，真是无耻之极。

　　其实李景铭本人也是个官迷，他本来在河南，听到“七七事变”爆发，就急急忙忙赶到北平，进了维持会，并且还从别人那里抢到了一个财政局长的差使。

　　与冷家骥相比，两人真可谓是五十步笑百步。

　　（889）

宝宝寒

　　形势异常紧迫。

　　虽然当时全国抗日已大势所趋，但在国内党政界和知识界，仍有一些主和派。

　　典型的就是所谓“低调俱乐部”，站在台上的是汪精卫。

　　不过那时候他对究竟是和是战，实际上还是晃来晃去，动摇不定。

　　宋哲元退出北平那一天，他还发表了演说，题目就叫“最后关头”。

　　口号还是很响亮的，他说要大家一齐牺牲，就算是国人和土地全部化成灰烬，也不留一点“傀儡种子”，不让日本人得到一点便宜。

　　可是几天之后，这位仁兄的调子却又变了。

　　面对日军在华北的迅猛推进和29军的一触即溃，他不要大家“一齐牺牲”了，而是“要说老实话，要负责任”，更具体一点说，就是“不唱高调”。

　　作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当时肯定还不能说出，日军来势实在凶猛，我们打他不过之类的话。

　　公开场合，他只能婉转，唱不了京剧，唱唱越剧。私下里，他对中日之战一开始就是持悲观态度的。

　　相对于党政界，知识界也或多或少有些“畏战”情绪。

　　张伯苓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教育家，早在“七七事变”以前，他所创办的“南开体系”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框架。可是在天津之战中，他的南开大学校却首当其冲遭了难，所有校舍都被冲进来的日军骑兵焚毁一尽。

　　这位老教授流着眼泪对蒋介石说，如果仗继续打下去，自己的所有学校都将像这样付之于炮火，个人的几十年努力终究还是要毁于一旦了。

　　老蒋宽慰他说，你不要着急，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还你一个南开大学。

　　这些人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打发，最难缠的是胡适。因为此人学贯中西，又一直评论时事，身上颇有点书生意气，常敢言人之所不敢言。

　　与汪精卫欲说还休不一样，胡适几乎是在向老蒋“苦谏”。

　　就在国防会议的前一天，他还希望能够“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在胡适看来，其时中国军力，尚不足以战。如果战，则“中央军力全毁”，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中央军精锐将尽数毁灭。

　　这个老夫子始终在一边观察国内局势，虽然他一直口口声声在喊民主宪政，但他清楚地知道，国家“今日之雏形”，根本就不是靠他的那些民主理念支撑起来的，实际就是靠“中央军力”在维系，一旦毁坏，就什么都没有了。

　　胡适可怜巴巴地说，我们打，肯定是要败的，与其败而求和，还不如现在就着手，以谋求“五十年之和平”。

　　对胡适的话，老蒋一副置若罔闻的样子，在第二天的国防会议上，他还拿这位全国最著名的教授开了个玩笑，言谈中，“颇讥某学者之主和”。

　　某学者，影射的就是胡适。

　　其实这都是做给人看的，以便在国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抗日领袖形象。

　　内心里，老蒋又何尝想现在就打。他先前即使把中央军派入河北，也只不过是想吓唬一下日本人，以“自己的敢于牺牲”吓退对方的“不敢牺牲”。

　　（890）

宝宝寒

　　没有料到日本这次是动真格的，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往关内调兵，而且连取平津等地，以致整个华北已朝不保夕，如此，即使你想收都收不住了。

　　当年黄郛病重时，老蒋去看望自己的义兄，曾亲口告诉对方，抗战准备已完成了一半。

　　这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事，以此算来，到“七七事变”，至多才一半多一点。

　　蒋纬国在自传中披露，他父亲的备战构想，是预定在1939年之前，完成海陆空的全部配备，届时仅陆军就可编训出80个德械师。

　　然后，再启动收复国土计划，即先主动反攻东北，如果东北能顺利拿下，再趁势提出让日本把台湾还回来。

　　这是东边，等到这一边解决了，可转而向西，着手收复实际已处于独立状态的北疆广大区域。

　　晚清末造，李鸿章和左宗棠曾各执一端，一个要保东部海疆，一个要守西部边陲。那是实在没有办法，国力所限，只能顾一头，保得了这个就保不了那个，舍此不能就彼。

　　老蒋的计划，是在条件成熟后，把李左没搞定的事情打包一块解决。

　　但这需要时间。

　　胡适说得没错，现在和日本决一胜负，远未到“成熟”的时候，可是你能不打吗？

　　左宗棠当年远征西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不是一定要跟他们刀兵相见不可，问题是，你越低声下气，他反而越是盛气凌人，浑不把你放在眼里，以致胃口越来越大（“我愈谦，则彼愈亢。我愈俯，则彼愈仰，无所底极”）。

　　那是60年前，这位民族英雄针对阿古柏及其背后的“北夷”俄国说的。60年后，“东夷”日本的做派几乎如出一辙，说明“谦”和“俯”都没有用，对方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更何况，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政权其实根本就没有“和”的能力。这一点，胡适后来也看出来了。

　　“和”也需要能力？

　　当然，而且更需要能力，需要这个国家足够强大，才能真正做到所谓的“忍辱避战”。

　　苏联，面对日本在东北的挑衅，可以一忍再忍，因为他足够强大。

　　美国，面对日本在远东的胡作非为，也可以视而不见，同样因为他足够强大。

　　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忍辱”，皆因其内部政权巩固，本身都是重量级拳手，一个个肌肉发达得很，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能置对方于死地。所以，他们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轻举妄动，这样可以准备得最充分，并且能够找到最合适的出击时机。

　　老蒋可以吗，到现在为止，他的主要势力范围还是那几个省，好不容易借抗日建立起了一点权威，要是一下子又服软坐地上的话，再次从中央沦落到诸侯都有可能，还当什么全国领袖。

　　所以胡适说的那些，老蒋都明白，可是知道归知道，他却不能去做。

　　当着众人的面，他把这个看上去“愚腐而怯懦”的老夫子着实奚落了一番，可是私下里两人交谈，说到体己之处的时候，他又承认胡适说的不无道理，只是蒋某人亦有无限之苦衷耳。

　　（891）

宝宝寒

　　胡适你说要“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那我就要跟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第三国作保人，连谈判的结果都毫无保障啊。

　　关于这一点，老蒋深有体会，远有“一二八”，近有“秦松协定”，当时都答应得好好的，条件也满足他了，可是刚刚签好的书面协议，日本想撕毁马上就能撕毁。

　　老蒋的“苦衷”，不啻也狠狠地将了胡适一军。他既然推崇英美，自然对这些国家都很了解，后者号称“民主国家”，民众态度和自己的选票直接挂钩，他们是绝不会为了救中国而冒任何一点战争风险，从而引发选民群起倒戈甚至攻击的。

　　现在这种时候，又有谁敢跳出来引火烧身，充当你的“保人”呢。

　　至此，胡适开始从低调俱乐部中走了出来，在对日态度上也发生了根本转变。不久，他就接受老蒋的要求，远赴重洋，到美国做抗日宣传去了。

　　临走时，他诚恳地劝告自己的“低调同志”：和比战难，难百倍！所以，只能一战。

　　可是我们有打赢的希望吗？

　　按照老蒋自己在国防会议上的演讲，在中日之战中，假如中国能打赢的话，民族自可复兴，但是倘若战败呢，那就不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可以复兴的，有可能要“万劫不复”了。

　　后果这么严重，眼看两国的强弱对比又是如此悬殊，谁能打包票你必赢呢。

　　老蒋彷徨四顾，他要的也不是到处都有的“高调”，而是需听一些真知灼见。

　　大帐之下，忽有一人出班言道：能赢！

　　此人就是被称为民国兵学第一人的蒋百里。

　　在老蒋的诸多文臣武将中，杨永泰是比较纯粹的臣子，而黄郛则是亦臣亦兄，朱培德是亦臣亦友。

　　和他们比起来，蒋百里和蒋介石的关系则更特殊，却是亦即亦离。

　　民国年间，在国内军事学领域，论资历、学识和声望，几无人能出蒋百里之右。杨杰、白崇禧虽然也在“军事家”之列，可跟他比，还差得很远。因此之故，不光老蒋，当时军政两界的高层，都对这个军事天才不胜器重和仰慕。

　　据说冯玉祥练兵时，会给老西北军的部将们发小册子，里面都是一些名将的治军格言，比如里面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

　　这都不稀奇。稀奇的是，中间还有一个“蒋方震曰”。

　　方震是蒋百里的名字，百里为字，可知此君在民国将帅心目中的地位。

　　既然是名人，自然就会有名人的做派，可却又要在别人下面做事，怎么摆，往哪里摆都是一门学问。

　　老蒋授给他的官职很有讲究，叫做“军委会高级顾问”。

　　地位很高，但又不担当什么实责，没空的时候写写书，有空的时候顾顾问问，很适合蒋百里那种有些学究气的个性。

　　早在“七七事变”之前，蒋百里出版了一本书，正是此书最终奠定了他的大名。

　　书名：国防论。

　　（892）

宝宝寒

　　对于如何进行抗战，国共两党后来都有一些很精僻的论断，但无论是“用空间换时间”，还是“持久抗战”，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国防论》的影子。

　　这是一本兵学名著，但仿佛又是一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预言。

　　蒋百里认为，中国有把握打赢这场战争。

　　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虽不擅于外侵，却长于自卫，不以武功著称，但战胜强敌的例子亦不胜枚举。

　　蒋百里不在抗战前沿，从始至终，也未直接指挥过一仗，可他对胜利始终抱有信心。

　　他曾对人说，不管我们打到什么程度，“输光穷光”都不要紧，五年、八年、十年也无所谓，最后一定能赢。

　　显然，“蒋军事学家”的理论，曾直接影响了“蒋军事家”的判断、思维乃至斗志，但是后者作为担当实务之人，无疑比前者看得还要远一些。这个我们不妨放到后面慢慢分析。

　　8月7日，即张自忠宣布辞职的第二天，老蒋在南京主持召开全国将领国防会议。

　　要把举国诸侯都召集到一块，讨论合在一起打仗这件事，若放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各个山头的武林派别，什么少林武当，峨眉昆仑，过去多多少少都跟你有过那么一点恩恩怨怨，不是一个帖子发过去，人家就肯赏脸，来赴你这个武林大会之约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就连曾称霸一方的诸侯，也不能置之度外。

　　去，自然要去，但是大大小小的算盘还是要拨的。

　　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没有问题。

　　宋哲元即使到南京后还痛哭一场，后悔自己棋错一着，不仅丢了平津，还损兵折将，那惨兮兮的样子，把一旁的阎韩看得心拔凉拔凉的。

　　唇亡齿寒，再不往前顶一下，后面轮到的就可能是自己了。

　　广东的余汉谋问题也不大。

　　他是老蒋亲自扶上马的，“两广事变”结束又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稳，“造反”既无资本又缺胆量，所以只会“月亮走我也走”。

　　尚让老蒋把握不定的是西南那几个诸侯。

　　广西李白拿着老蒋“共赴国难”的电报，把桂系将领都召到一块商量。

　　这份英雄帖，四川刘湘和云南龙云也几乎同时收到了。得知李白那里也有一份，他们赶紧派人来劝阻，说你们千万别去，这老蒋一贯居心叵测，这次是不是想借抗战之名，把咱们这些老伙计都给扣在南京啊。

　　说得有理。可是桂系的这些人也不是缩在广西“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天天都在观察时势。

　　如今不比从前，是真抗不是假抗。

　　广西就跟当年晋东练兵的29军一样，也是把日本军阀作为假想敌的，否则的话，如何动员民兵，又怎样打造“民防建设模范省”？

　　倘若不去，平时喊的那些抗日口号岂不明白着是在自欺欺人。

　　去是肯定要去，问题是派谁去。

　　以前“两广事变”，白崇禧不肯去，李宗仁去了。大家排排座，怎么轮，也得轮得白崇禧了。

　　这是一个正名的好机会。

　　（893）

宝宝寒

　　白崇禧便说，这次老婆是坚决支持我去的，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

　　得知白崇禧铁定赴京，老蒋大喜过望，马上亲自派飞机到桂林来接人。

　　那天正好下着大雨，天气不好，就来了一架水陆两用座机。

　　估计这水陆机还属高科技，连飞行员都是德国人。飞机起飞后，先到南昌，本来想先下去休息一下的，不料雨下得越来越大，就像从天上倒下来似的，机场由于积水太深，连水陆机也没法停。

　　没奈何，继续往南京开吧。到了下关机场，往下一看，跟南昌没什么两样，也是水漫金山，根本就落不了脚。

　　这真急死人。幸好，旁边还有一个水上机场，总算是停住了。

　　白崇禧到达南京，把日本人都惊动了。

　　早在北伐时期，因为打过一些漂亮仗，白崇禧就有“战神”之美誉，乃至在他抵宁后的第二天，日本有家报纸即予以报道：战神归来，中日战争终不可免。

　　白崇禧赴约南京，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在国内声誉上率先拔得头筹，如此一来，其他西南诸侯再也坐不住了。

　　“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川滇两省都曾爆发大规模的抗日请愿游行，尤以四川最剧。人最多的时候，据说军师长的家门口都天天有人在演讲围观。

　　民国以降，所有国内省份，数川中内斗最为剧烈，简直就是又一个迷你版的“小中国”，诸侯争霸，群雄逐鹿，牛鬼蛇神全都出来了，打得那叫一个热闹。

　　这就让刘湘和龙云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舆论压力：打内战时你们那么起劲，怎么轮到外战（“国战”）就不吭气了？

　　说到底，在当时那种大气候之下，国内无论哪个政治派别或者“诸侯”，要想立住脚的话，都是要以抗战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的，要不然，牌子就很有可能被砸掉。

　　对于刘龙两个“诸侯王”来说，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就是，此前经过杨永泰等人的不断渗透，川滇从政府机关到军队，都日渐开始“中央化”，两省都有经过整军计划改编的“杂牌中央军”，这些军队可是直接归中央指挥的。

　　丢了枪杆子意味着什么，刘龙比谁都清楚。

　　与其坐等人家来“改编”你，还不如主动出击，有了军功，位置反而可能坐得更为稳当。

　　国防会议当天，刘湘就赶到南京，几天之后，龙云也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会议开始后，在讨论和战问题时，阎锡山第一个发言，极力主战。第二个发言人就是刘湘，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不仅主战，还报出了具体的数据。

　　一旦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并供给若干万担粮食。

　　当着大家伙的面，刘湘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把众人都给震住了，连旁听的孙科都偷偷写纸条，说没想到四川人这么会讲话。

　　会议结果，凡发言者，一致主战。其中，以“特工王”戴笠的发言给人印象最为深刻，他说猪养肥等人过年，是绝对等不来和平的。

　　此言一出，众皆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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