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老蒋说要战，大家也说要战，那是肯定要战了。但这时候国民党内及各派系的主流意见，仍是“以战避战”，或者说是“以战孤敌”，哪怕是战败后再讲和。

　　不是每个人都像蒋百里那样拥有超人自信的，而且这位军事学家也说得太吓人了，他是要砸破锅底跟人干哪，要知道，自古以来，打仗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最后赢倒赢了，却锅碗瓢盆全砸得稀巴烂，再也无法收拾，那这样的赢也自动贬值了。

　　毕竟大家不是在打电子游戏，这局结束马上就能重开一局。

　　老子在道德经中曾说，战争说到底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情比战争对国家和百姓的损害更大了。

　　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一场仗打下来，战败国固然是一头倒地，即使是战胜国，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恢复元气，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客观地说，“蒋军事学家”和“胡博士”的论点都有一定道理，打是一定要打，而且要抱着赢的希望去打，但如果能够适可而止，“战而后安”，那就得喊阿弥陀佛了。

　　不过在这之前，一定要像蒋百里说的那样，让对方明白，真的打起来，你也是要皮开肉绽的，那他就不敢再打下去了。

　　老蒋对国防会议“未有之盛况”以及所取得的成果甚为满意，认为是奠定了抗战“胜利之基”。

　　与此同时，国共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二次合作的谈判。事实上，召开国防会议时，周恩来、朱德都在应邀之列，且已到达南京，但他们并未出席会议。

　　这与双方在一些条件和协议上未能达成一致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当时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内部遭到很大阻力，汪精卫对此尤为反对。

　　过了一年多后，汪氏脱离重庆，叛国投敌，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不愿与共产党合作”。

　　若论声望和权威，蒋早已远远压过汪，但后者在国民党内仍拥有一定的支持者。

　　一边是汪的掣肘，一边是谈判进展不顺，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他为此时时感到头疼，“愤怒甚盛”。

　　可是蒋之所以能在国民党内成事，就在于他不仅“威”，大多数情况下还能“忍”，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

　　此前，他已经不顾汪精卫等人的阻挠，亲自干预“七君子”事件，下令把“七君子”都放了出来，并邀其来南京开会。

　　这不仅兑现了他在“西安事变”时的承诺，也为国共谈判的顺利进行搬除了又一道重要障碍。

　　谈判还在进行，只是谁再往后退一步的问题了。

　　举国都在磨刀枪，举国也都在看华北，而此时的华北，狼烟正在继续蔓延

　　（895）

宝宝寒

　　8月8日，日军举行北平入城式。

　　“中国驻屯军”（即编制扩大后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率领大队日军，趾高气扬地进入北平。

　　一位中国记者当时正在现场，他说他的心情，只有用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才能形容。

　　德国人打仗打赢了，法国的阿尔萨斯从此将归属德国。

　　老师于是对自己的学生说，知道吗，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一定要经常讲，永远不要忘掉。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阿尔萨斯人本身讲的就是德语，小说家只是借此渲泻自己的爱国情绪而已。

　　可是，北平不是阿尔萨斯。这里的人们一直说的是最标准的中国语言，它也许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可却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

　　东北人民的苦难，如今开始轮到华北百姓来承受了。《嗛斋日记》记载，北平城里，虽然表面上还是由中国警察在“维持秩序”，但手里拿的却不是枪，也不是警棍，而是钓鱼竿。

　　北平的“最后一课”，真是充满了悲凉和屈辱。

　　悲凉需要用行动来扫清，屈辱需要用抗争来洗刷。对于中方来说，和战方略既定，第一步无疑就是要在华北与日军抗衡。

　　还在平津未失之前，老蒋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宋哲元一退出北平，他马上就把应变方案拿了出来。

　　他将华北划为第一战区，自兼战区司令长官，帐下召齐“新五虎上将”，除宋哲元外，另有刘峙、韩复榘、白崇禧、顾祝同，以五大集团军的阵容，组成了一道防守屏障。

　　老蒋把阵势往前一摆，香月就立刻有了压力。

　　他手上虽有一师三旅团，但仅仅对付一个29军，尚且还感到兵力不足，乃至天津“后院起火”的时候，都不得不向关东军大本营呼救。现在前面呼啦拉一下子多出了这么多部队，就不敢再等闲而视之了。

　　不能进，当然也不能退，只能先守。

　　香月将主力全部收缩于平津，一面防备对手反攻，一面等待援兵，也就是国内动员的那3个师团。

　　与原先预想不同的是，即将开来华北的，将大大超出上面这个数字。

　　在这之前，为什么杉山元还觉得有点争不过石原，为什么所谓的强硬派和稳健派看上去还能够势均力敌，不是说大家真的被石原老师的“宏阔远见”所震慑了，而是对能不能在短期内全取平津乃至华北尚无百分百的把握。

　　可是实践证明，从香月奉旨出发，到平津沦陷，连一个月都不到，这使强硬派的尾巴一下子就翘到了天。

　　如今的杉山元乐得牙都快碎了，他再也不屑于与那个叫做石原的小年轻去白费口舌了。

　　（896）

宝宝寒

　　军人就得有个军人的样，看看这家伙，一天到晚没个正形，就喜欢靠一张嘴得不得。怎么样，支那有你说得那么难打吗，平津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被我们给拿下来了。

　　平津一战，使石原身上“民族英雄”和“唯一战略家”的光环大为褪色，后者关于“陷入中国泥潭”的预言在军部也几乎沦为了一则笑谈。

　　中国军队有什么呢，我们还没花太多力气，他脚下的地就在抖，他身边的水就在流，最后他也必将一无所有。

　　在日本国内，从关东军到参谋本部，从普通军人到议会政客，从一般国民到皇室成员，都被“胜利的光茫”搞得晕头转向，完全不知西东了。

　　在临时议会上，一下子通过了军部提出的 33 个提案。这些提案里面，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都有，反正一个目标，都是奔着侵华战争去的。

　　这标志着此时的日本国内，已由准战时体制向战时体制进行过渡。

　　作为元首的裕仁当仁不让，自己给自己戴了顶帽子，呼为“海陆军大元帅”，并建立了统帅部。

　　当然，统帅部只是一个名义，具体操持还得杉山元等人来。

　　这个时候，近卫首相来找杉山元谈话了。

　　他此行的目的，不为别个，说穿了，就是想再投机一把。

　　眼看平津已经拿下，便宜也占得差不多了，这位就想，为什么不趁此时让中国人站出来讨个饶呢，这样又有好处又有面子，岂不乐哉。

　　跟杉山元一说，后者也频频点头，对啊，我们原来持的就是“不扩大方针”嘛，只要中国军队自己退出河北，见好就收也行。

　　不过“停战”这码子事，当然不能由“得胜”的“皇军”主动提，得由中方提。

　　如何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中国人，这是个问题。因为不能通过公开渠道，只能走秘密渠道

　　平津沦陷之前，近卫曾派西园寺的孙子来华探听风声，这次他决定继续让“民间人士”发挥作用。

　　出马的是船津辰一郎，时任在华日商纺织业公会会长。看上去是个生意人，不过他以前在上海天津都担任过总领事，实际上有着一定的政府背景，也有外交经验。

　　根据国研所当时得到的情报，近卫是打算停战与“调整邦交”同时进行。

　　中方先提出停战：我打不过你，我认栽了。

　　然后将中央军全部撤出河北，再然后，对伪满予以承认或默认。

　　这个是实的，是日本准备让中国政府这么干的。后面还有虚的，即所谓“调整邦交”。

　　什么“淞沪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甚至于一纸便条的“何梅协定”，我们都废除，政委会和伪冀东自治政府也全部撤消。

　　船津秘密来到上海，他要见的人是高宗武。

　　（897）

宝宝寒

　　高宗武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也是“低调俱乐部”中的一位活跃份子。

　　胡适在未离开美国之前，曾一再叮嘱老蒋，谓外交路线不可断，而从事对日外交的人选，他又属意高宗武。

　　老夫子这句话不要紧，一下子抬高了高宗武的份量，结果形势这么紧张，蒋汪还都抽出时间分别约谈这位司长，可见期望之甚。

　　船津到上海的时候，高宗武也在那里。

　　他在干什么呢？

　　奉蒋之命，警告日本大使，如果战争在上海爆发的话，中国一定打到底，决不会再中途妥协，跟你签什么“塘沽”或者“上海协定”。

　　后者答应转报政府。

　　由于事先得到了国研所的情报，船津还未开口，高宗武对前者身上所负使命已经大致了解。会谈结束后，他即返回南京向蒋汇报。

　　至此，双方都给对方带了口信。

　　这两个口信，都互有说法。

　　先说船津的那一个。

　　日本要中国停战，并且“不扩大”，把战争限制在华北，这个老蒋信，但他同时也相信，所谓“不扩大”，是其不能也，非不欲也。

　　日本陆军的常备兵力，仅有17个师团，其中，关东军占去4个，朝鲜军占去2个，那就只剩下了11个。他总不能不留人看家吧，所以这次国内只能动员3个师团来华北。

　　“不扩大”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早在日本的年度计划里就规定得清清楚楚。上面说了，不能在华北、华中同时出兵，而只能一个个来。比如华北打仗了，那么华中就应采取缓和态度，而不能从华北“扩大”至华中，相反亦然，华中打仗，就不能“扩大”到华北。

　　已经派了3个师团去华北，在华北战事未最终见得分晓之前，华中等其它地方就应暂时“不扩大”。这才是近卫和杉山元见好就收的真实用意。

　　另一方面，老蒋对“调整邦交”那个段子则完全不信。

　　日本人那种性格脾气，尤其是在打“胜仗”的时候，他是肯主动把咽下去的肉再吐出来的主吗？

　　早在“河北事件”前后，就让他们撤废“淞沪”、“塘沽”两协定，甚至不惜以“共同防俄”来作诱饵，但结果怎样，两协定不但没废，还又多出了另外两个协定，成了现在的“四协定”。

　　那尚是29军能够控制华北的时候，如今平津都让你们给占了，却说愿意把“四协定”全撤掉，这不明白着是在忽悠人吗？

　　再说那个什么政委会和伪冀东自治政府，谁不知道你们又弄了一个维持会，到头来换汤不换药，华北只会变成真正的“华北国”。

　　近卫“诚意”到如此程度，就可想而知他的“船津工作”会有什么结果了。但老蒋为什么还让高宗武私下与船津接触呢，就是因为胡适留下的那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谈归谈，打归打。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高宗武带给日本大使的那个口信，里面究竟有什么玄妙呢？

　　（898）

宝宝寒

　　如前所述，日本原本从政府到陆军都没有在上海再开辟一个战场的打算，老蒋其实早就明了这一点。

　　可是海军会不会另开一席，这个事情得考虑，因为当年的“一二八”可就是日本海军先扯出来的旗子。

　　要观察这一点，只要看一个信号。

　　那就是日侨撤没撤。

　　我们不能否认，一个近现代国家真正强大与否，还得看它对侨民有没有保护能力。

　　为什么要说是近现代国家呢？

　　看看我们中国就知道了。几千年来，古代王朝对不在自己疆域内的“化外之民”似乎都没有什么保护意识。特别是到满清一代，朝廷之上，那些所谓的“主子”，视老百姓个个如“奴才”。别说华侨，即如对待国土之上的民众，又哪里肯负什么保护之责。

　　在一定意义上，民国是我们进入近现代的一个标志。里面那么多的优秀外交家，对国际惯例是知道也是尊重的。

　　可问题是，我们想保护，却没法很好保护，或者说，没有足够能力很好保护。

　　“七七事变”后，中国外交部曾一再讨论，要不要对日本宣战，最后的结论是既不宣战，也不绝交。

　　除了担心一旦宣战，外援军需无法输入外，在日华侨可能会遭驱逐或拘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没有那么多船，没有办法把他们接回来，即使接回来，战火就在国土上燃烧，我们能保护他们吗？

　　这都是个问题，所以“不宣战”也是对华侨的一种保护。

　　日本对日侨的保护当然也很上心。

　　散处长江沿岸的各地日侨，总计有29230人。人多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散，一旦上海这里打起来，直接派兵四处保护，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他只能在动手之前，进行大规模撤侨。

　　观察哨的任务，老蒋也把它交给了国研所。

　　根据国研所的观察，截止七月下旬，米内海相都站在稳健派一边，除因为华北局势紧张，把正在台湾海峡演习的第3舰队撤回上海进行警戒外，并未采取任何撤侨措施。

　　上海的日本海军也一直没有动弹，无兵力增加迹象。

　　这说明，日本海军不会像“一二八”那样轻举妄动。

　　可是自7月28日以后开始，情况就不对了。

　　日侨突然像下雨前搬家的蚂蚁一样，蜂拥着往外跑了。

　　最早是汉口的日侨。当时本来有一只日本商轮停在那里，准备装着货走路的，忽然接到命令，把货全部卸掉，只装人，而且迅速撤出武汉。

　　这之后，日侨就像疯了一样，拼命往船上挤，大多数人连身上的衣物都没来得及带，有的人刚刚还在吃着饭，扔了碗就跑。

　　其惊惶失措之态溢于言表。

　　真是太让人吃惊了，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吃惊的人里面，就包括老蒋。

　　老蒋吃惊，不单是认为日本有在上海动武的可能，还暗含着另外一个心事。

　　完了，一个重大的计划流产了。

　　（899）

宝宝寒

　　这个计划，就是一直在酝酿并实施当中的长江封锁计划。

　　近卫说要停战，老蒋也曾经有此一念，但正如他先前对胡适说过的，这种停战，一定要有调解人或者砝码才能得到真实履行。否则，“船津口信”中的什么“四协定废除”啦，什么“不干涉内蒙”啦，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以前的停战谈判都可以找到调解人，作第三方保证。比如“一二八”淞沪会战的时候，找了英美，最后就实现了停战。

　　如今调解人是找不到了，所以必要的砝码一定得有。

　　我们能找到什么砝码呢？

　　老蒋找到的这个砝码，就是封锁长江航道，将长江内的日舰以及沿岸各地的日侨，全部关在家里，一并俘虏。

　　好了，现在不是我主动要求停战，而是你要哭着喊着请我停战了。

　　这么多日舰和日侨，都在我手上，你说怎么办。

　　我看，华北也不用打了，你们先把日军全部撤出河北再说吧。

　　这个设想很大胆，但同时也具备很大的可操作性，如果不是中间出现意外的话。

　　当天汉口日侨急于撤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北方正好发生了“通县事件”，日侨及所谓的“在乡军人”多有伤亡记录。

　　日侨撤离，日舰也在争先恐后地往长江下游溜。

　　老蒋急了，立即下令给海军部部长陈绍宽，要后者封死吴淞口。

　　但还是慢了一拍，这几十艘军舰此时已经大部分冲过封锁线，逃到吴淞口外的内海去了。

　　此后整个计划都失去了执行的可能。

　　由于人多，船不够用，一直到8月9日，最后一批，约1千人的日侨，才在海军陆战队的护卫下撤至上海。

　　老蒋怒不可遏。

　　傻子都知道，一定是计划泄密了。

　　查，一个个地查，究竟是谁泄露了军机。

　　负责追查此事的是首都警备司令部外事组。

　　对于外事组来说，这是个相当棘手的任务。因为知道这一军事机密的，大多是朝中重臣，你怀疑谁好呢。

　　天下的第一破案高手是时间。

　　做过贼的人通常都不会只做一次，做了这一次，一定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只要等待。

　　大约一个月后，老蒋到中央军校讲话，警卫在听众中发现了两个陌生人。

　　这时候的老蒋已成为日本人想暗杀的首要目标，仅仅是几天前，日本为了将其暗杀，甚至不惜动用飞机袭击英国大使的车子，乃至导致那位大使都受了重伤。

　　原因也在于有人泄密，把老蒋可能藏身车内的情报泄露了出去。

　　大家立刻进行戒严搜查，但由于军校太大，还是被这两家伙给跑了。

　　不过事情至此，狐狸尾巴已经露了出来。

　　二人是坐车进校的，而每一辆进出的车子都必须登记，就在登记册上，前来侦查的外事组看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900）

宝宝寒

　　黄浚，字秋岳，行政院机要秘书。

　　其实在此之前，外事组已经盯上了他。

　　在英国大使受伤案中，老蒋为什么一开始想挤英国佬的车呢，就因为他认为日机胆子再大，也不敢向中立国大使馆贸然进行攻击。

　　本来他是在劫难逃了，可是吉人自有天相，临走时忽然又打消了这一主意。

　　事后，老蒋自己都觉得这事不对劲。

　　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我可能会坐英国大使的车的呢，要知道，这在当时也属最高机密。

　　了解这一机密的，还有一个汪精卫。

　　于是去问汪，汪精卫一拍脑袋，对了，我的秘书曾仲鸣也知道。

　　外事组再查曾仲鸣，曾仲鸣同样摸了摸脑袋，说还有一个人知道。

　　这最后一个人就是黄浚。

　　在民国文坛，黄浚这个人还是颇有些声名的，称得上是诗文俱佳。以诗而论，他是著名诗派“同光体”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连国学大师陈寅恪都对他的诗句念念不忘，赞赏不已。以文而言，他留下的民国笔记，更被认为是此间的第一流著作。

　　民国文人，尤其是知名文人，所能享受到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据说黄浚光给人写一寿屏，就可得大洋五百。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生活好的一点的人家，也得用上一年才花得完。

　　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平时尽管悠游山水之间，品读丘壑之美，于人于国皆有益处，有何不好，怎么会跟汉奸这样的恶名挂上钩呢。

　　外事组将黄浚逮捕归案后，一切真相大白。

　　原来这位老兄缺的恰恰就是钱。

　　黄浚自认名士，平时花钱如流水一般，像前面那个五百大洋，有时也不过是他打赏舞台歌女的一点小费。

　　他原在北洋政府里厮混，北洋倒台后，茫茫无所去处。时任南京政府主席林森便将他介绍给了汪精卫，汪氏也是一个诗人，因此对黄某很是赏识，不仅让他担任秘书，而且一些重大的会议都让他负责作记录。

　　公务员的薪水再多，对黄浚来说也是有限的，别的不说，光他小老婆的日常花费，就够他伤脑筋——后者号称北京八大胡同的第一名妓，这祖宗岂是一点点香火能供得了的。

　　于是黄浚也像当年的徐诗人一样，为了钱四处抓狂。只不过后者付出的代价只是生命，而黄诗人不仅丢了小命，连个人声誉也丧失得一干二净。

　　把他带上这条不归路的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

　　这须磨本来是个悭吝小人，要不也不会为了一架照相机的钱，死乞白赖地去求高宗武了。

　　可是这钱得看怎么花，为了把黄浚收买为“特务”，他是肯花钱的，而且他花钱还有个技巧，就是走的是文人路子。

　　直接塞钱那多俗啊，人家是以汉学爱好者的身份，去向黄诗人求教汉诗的，“教”来“教”去，后者就不由自主地拿钱做了汉奸。不但自己下水，黄浚还鬼使神差地把他在外交部供职的儿子也一齐带了进去。

　　后来须磨因为没搞定“藏本事件”，被日本政府召了回去，但是黄浚父子已经牢牢上钩，并不断把剌探到的情报交给日本人换钱。

　　（901）

宝宝寒

　　7月27日那天上午，陈绍宽在行政院作了一个封锁长江的内部报告，要求各部门采取配合行动。会上作记录的正是黄浚。当晚，他就把有关内容捅给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后者紧急通报东京方面，这才有了第二天日侨和日舰的夺命狂奔。

　　淞沪会战结束前夕，黄浚父子同被处决。

　　然而国家损失已无法弥补。这两父子帮日本人做了多年卧底，不仅卖情报，还卖地图。南京的飞机停泊地点共有13处，但在淞沪会战期间，被日机炸中的倒有11处之多。原因就在于日本人是按黄浚提供的地图下手的。当然，那些地图也价格不菲，一张就喊价150万呢。

　　观黄浚一生，只一个可悲可叹可耻了得，文人能做到这种寡廉鲜耻的地步，也真是死不足惜了。

　　现在我们应该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老蒋要着急慌忙地让高宗武去上海给日本大使“带口信”了。

　　他在继续观察日本海军的动静，看对方会不会因此先己一步动手。

　　中国海军的封锁长江计划尽管失败，但给日本海军造成的剌激不言而喻。

　　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是现场目击者，他认为中国军队可能已做好了在上海作战的准备，因此要求东京同意增兵，同时将已集中在上海的日侨分批输送回国。

　　但是，封锁长江与上海开战并不能全然划等号。这一点米内海相要比长谷看得更清楚，所以他没有立即同意后者的请求。

　　尽管如此，米内仍然暗中将海军陆战队和航空队调集起来，随时待命，以应对长谷所说的那个可能性。

　　日本暂时还不想在上海另开战场，老蒋其实也一样，这时候他的注意力尚集中在华北，即如封锁长江之举，也主要是想通过俘虏日侨和日舰来迫使日方在华北让步。

　　不是说他对在上海开战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长城抗战后，把朱培德、蒋百里、唐生智这些人召集到一块，穷数年之功，着力打造淞沪防线，还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吗。

　　但上海是什么所在，那是国际大都市，各国都在此处，不是你想打马上就能打的地方，而且中国自己也有通过它保持与国际社会联系的打算。

　　既然日本海军面对“封锁长江行动”都还能忍住不出手，那我们更没必要急于上去捅破它了。

　　此前，一位大将已来到南京。

　　他就是曾参与指挥过“一二八”会战的张治中（保定第3期）。

　　“七七事变”时，这位黄埔军校教育长尚在青岛养病，一听到卢沟桥那边打了起来，马上一跃而起。

　　国难当头，军人岂能安然躺于病榻之上。

　　正是用人之时，大将来到身边，老蒋自然高兴，马上授之以京沪警备司令一职。

　　不过他也知道张治中此行的目的，人家来了就是要打仗的，你让他在家里“警备”如何坐得住。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给我记住，千万不要在上海滩主动给我惹事啊。

　　（902）

宝宝寒

　　张治中答应一声，就去上任了。

　　当时为了备战，中国已在上海区域全面布防，仅从市内闸北到虹口的各个街道，就布满拒马、铁丝网等障碍物，而且还建筑了简易工事，设有岗哨，可谓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这情形让日本人看了当然很是不爽。

　　你还带信给大使，说要我们不得在上海动武，可你们自己却在加紧布防，这也太过分了吧。

　　日本海军武官本田辅少将“气不过”，便向来带“口信”的高宗武提出抗议，认为构筑这些工事有违“淞沪停战协定”。不过高宗武并没理他这一茬，转过屁股就打道回南京了。

　　另一名少佐武官干脆直接去找上海保安总团。

　　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要参观一下你们的工事，看看是不是符合“停战协定”的相关规定。

　　刚刚开口，马上遭到断然回绝。

　　让日本海军郁闷的事还在后面。

　　张治中上任了。

　　他以京沪警备司令的身份在上海转了几圈后，觉得光弄这些工事还不够。

　　张司令面陈老蒋，如果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我们怎么办？

　　“一二八”打响的时候，闸北好歹还驻有一个19路军，可是按照“淞沪停战协定”，如今的上海市内，只有保安总团，这个保安总团，虽然经过秘密设计和扩充，但也仅下辖两个团，大约只相当于一个步兵旅，在装备训练和作战能力上，更无法和主力正规部队相比。

　　你拿他们去与海军陆战队对打，可能很快就会顶不住，太吃亏了。

　　老蒋觉得有道理。

　　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张治中胸有成竹。

　　当然有，咱给他来个“偷梁换柱”即可。

　　具体来说，就是以化装后的陆军正规部队，来代替保安团，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既增强了兵力，又不会受到“淞沪停战协定”的影响和限制。

　　这招其实并不新鲜，宋哲元在守北平时就用过。张治中算是无师自通。

　　得到老蒋首肯后，张治中便急调驻河南的钟松第61师。

　　但是中国的运输能力和速度非常有限，不能说你一个命令过去，人钟松立刻就蹦哒着跑到你面前。

　　首先赶到上海的是钟松师的一个补充旅，其中一部分穿上宪兵服充宪兵，另一部分穿上保安服扮保安。

　　老蒋同意“偷梁换柱”，但同时在场的何应钦却隐隐有些担心。

　　何部长毕竟比张治中要老成得多，他认为这件事可能还是瞒不过日本人，弄不好，会“闹出事来的”。

　　果不其然。

　　日本人马上嗅出了味道，好哇，工事的事还没解决，你又要添兵，真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既然武官不起作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就亲自登门，找上海市长俞鸿钧讨要说法。

　　你们在上海究竟增加了多少保安队，筑了多少工事，你得给个数字我。

　　（903）

宝宝寒

　　俞市长是民国时的政经专家，擅拨算盘珠子，但他同时又是教会大学出身，做过记者，搞过宣传，英语极佳，口才很棒，遇到这类事几乎都是轻轻巧巧，四两拨千斤。

　　保安总团又不是正规部队，连我都没有这类明细册。

　　至于防御工事，拜托冈本君你回去翻翻“停战协定”的全部条文，有哪条说不让建了。

　　只要对照一下“停战协定”，就知道，中方无论是保安总团还是防御工事，都不成其为敌对行为

　　冈本无言以对。

　　俞鸿钧趁势反戈一击。

　　据我所知，“一二八”的停战协定线是八字桥，你们海军好象已经过线了，有没有这回事，那才是标标准准的“敌对行为”呢。

　　冈本赶紧走了。

　　日本人肯这么跟你“讲理”，是因为日侨和日舰还没有全部撤完。

　　到8月9日这一天，撤完了，他们的态度又重新变得嚣张起来。

　　跟支那人费什么话，我们直接去看看不就得了。

　　当天，陆战队驻沪西第一中队长大山勇夫军曹决定探探“虎穴”，他要去的地方是虹桥军用机场。

　　说是剌探军情，大山却不愿意“偷偷摸摸”。

　　他既不爬围墙，也未钻狗洞，而是带上一个一等兵斋藤与藏，两人骑辆摩托车（一说为汽车），大摇大摆，堂而皇之地就直奔机场入口处而来。

　　驻防机场的就是改装成保安队的补充旅。这些官兵都是正规部队，作战意识很强，门口的哨兵看到日本人闯过来，马上举起了枪。

　　此乃军事重地，擅闯者格杀勿论。

　　随着一声枪响，大山头一歪，倒在了车里面。一旁的斋藤见势不好，脸都吓白了，赶紧开着车想溜。

　　驻防官兵喝叫停步，但斋藤哪里敢停，就听见后面子弹嗖嗖的，无奈之下，他只好弃车往田野里钻。

　　到底是正规野战军，枪法还是有些准头的，斋藤跑着跑着一头栽倒在地，也翘了辫子。

　　在验尸时，补充旅从大山的衣服口袋里搜出两张名片，明确了死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身份。

　　此即虹桥机场事件（日方称“大山事件”）。

　　听说了一下子打死了两个鬼子，这消息着实把俞鸿钧市长吓了一大跳。

　　虽然这时距离“一二八”已相隔5年之久，情势也大有不同，但因为是和日本人打交道，俞鸿钧仍然不敢稍有怠慢。

　　这事恐怕瞒不住日本人，而且今后肯定还要引起外交纠纷。

　　为了交涉时对我们有利一些，俞鸿钧眉头一皱，随即从监狱里弄了一个死囚犯出来，让后者穿上保安团的衣服，然后将他打死在虹桥机场门口。

　　于是，整件事情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为：大山军曹要强行冲进机场，而且是他先开枪，把保安队员给打死的，我方纯属自卫。

　　（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