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空军战斗机三个大队，以四大队和五大队最为抢眼，三大队战绩老是垫底，因此三大队的正副大队长挨老蒋的骂也最多。

　　不过这个或许也可以叫爱之深恨之切，国家元首能跑到你面前训你，这待遇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也算一种激励方式吧。

　　老蒋演白脸，身为“航委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就扮红脸。空战期间，她几乎每晚都要由人陪同，去宿舍找飞行员闲谈，用以鼓励士气。

　　据老飞行员们回忆，宋美龄的普通话讲得不好，倒是广东话、上海话、英语说得很溜，所以她最喜欢同粤籍和沪籍飞行员聊天，如果对方碰巧是华侨飞行员，那双方就干脆直接讲英语了。

　　空军的待遇是最好的，几乎把能收集到的所有好吃的东西都给了他们。什么面包，牛乳，汽水，水果，都是那时最稀罕的玩意，因为知道这帮哥们在天上飞不容易，得消耗体力，没副好身板可不行。

　　由于八月份打得棒，当月给参战飞行员们发了双工资，并且规定，今后飞行员们的伙食一律由国家供给——放开肚皮吃吧，能吃多少吃多少，只要你们能把日机给揍下来。

　　在这种万民期待的氛围下，空军勇士们把“尽忠报国”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至，他们开始把陆军的活也接了过来。

　　从“八一四”开始，地面上的阵地、黄浦江上的日舰，全都进入了空军的攻击范围。

　　人的自信心上来，还有什么不敢做，什么不能做的。

　　8月17日，在轰炸日军军营的过程中，又冒出了一位英雄。

　　当天，五大队24队所属6架霍克，每架各携一枚五百磅炸弹，向位于天通庵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冲去。

　　三千磅炸弹全部命中目标。

　　如果一枚炸弹就有三千磅，弄个两三次，估计那司令部就撑不住了，遗憾的是没有这么大个头的炸弹，投弹时又不可能集中一处，只能分开来扔，所以暂时还奈它不得。

　　尽管这样，司令部周围的陆战队阵地和陆战队员还是遭了殃。

　　不幸的是，我们一架飞机也被地面的高射炮打掉了一只翅膀，更不幸的是飞行员在弃机跳伞后，被风一吹，竟然被吹到陆战队的阵地上去了！

　　这个飞行员叫阎海文，时年仅二十一岁，和高志航一样，他也是东北人，一个东北流亡少年。

　　流亡的隐痛都是一样的。

　　很多年后，人们或许还能想起当年东北籍飞行员的表现，他们完全忘记了生死的界限，他们只知道要洗刷耻辱，要打回老家去。

　　本来当天的出击名单上是没有阎海文的，小伙子还只是见习官，是新手不是老手。

　　阎海文一看急了，不断请战，甚至流着泪请求给他一次杀敌的机会，他要用实际行动为三千万东北同胞雪耻。

　　分队长拗不过他，这才把他的名字临时放入了名单。

　　阎海文落地后才发现自己已身陷敌阵。

　　很快，这个中国飞行员一动不动地卧倒在地，似乎已经死了，至少是晕了过去。

　　（925）

宝宝寒

　　日军很高兴，他们希望对方是“晕”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抓到活的，开战以来，中国空军几乎是把他们给打懵了，如果能够生擒“支那飞行士”，那就太好了。

　　陆战队员们越走越近，已经能看清楚飞行员那年轻甚至略显稚嫩的脸庞。

　　忽然“死人”一跃而起，双手各持一把自卫手枪，子弹扫过，五枪打死了五个鬼子（一说为七弹打死七人）。

　　阎海文是在“装死”。

　　日军没想到面前这人如此之勇，哪里还敢轻易靠近。

　　阎海文检查了一下手枪，里面还有最后一颗子弹，而四周围仍然不断响起要他举手投降的叫嚣。

　　我是不会被俘虏的，也决不投降，永不！

　　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对不起，我的故土，我的民族，今生再也不能为你尽力了。

　　就是这最后一颗子弹，令他的对手大为震惊。

　　日本海军后来专门在大场附近为阎海文建墓厚葬，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

　　这回不仅日军，就连日本媒体都瞪圆了眼睛，发出了一声哀叹。

　　“原来今日之支那已非昔日之支那！”

　　中国不一样了，所以才有这么多勇士。

　　两天之后，也就是8月19日，作为轰炸机大队的第2大队自广德机场出发，轰炸长江口外敌舰。

　　分队长沈崇海的座机中弹着火，他本来是可以选择返航，或紧急迫降的，大队长也示意他赶紧离开，但沈崇海和他的轰炸员任云阁却不愿放弃，而是继续前行，逐渐落在了编队后方。

　　等到轰炸任务结束，人们再也没能找到沈崇海的飞机。

　　当时地面有观战的百姓，他们告诉2大队，有一架负伤的中国飞机曾向日舰迎头撞击，以致粉身碎骨。

　　查对下来，这架飞机只可能是沈崇海的那架。

　　我知道，一直有人对日舰有没有被撞沉进行质疑。

　　沈崇海驾驶的轰炸机载弹量有限，能把偌大的日舰撞沉的可能性确实很低，甚至很有可能，他那架受伤的飞机在还没撞到日舰前，就已被对方炮火击中落进了大海。

　　可是这个很重要吗？

　　就算撞沉一艘日舰，对于数量庞大的日本舰队来说也并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其实对手早就告诉你了，他真正害怕的，是你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那种誓与敌同归于尽的无畏气慨。

　　据说，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有记载误为一二八会战时的白川）在召集部下讲话时，曾训斥这些家伙说，我们过去在日俄战争中很威风，可是现在这种不怕死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呢，我看，都被中国的勇士沈崇海、阎海文他们夺去了！

　　空军光彩照人，海陆军自然相形见拙，于是短时间内竟然成了人家的配角。

　　还记得“一二八”会战，也就是第一次淞沪会战时的那艘“出云号”吗？

　　这破船已经是中国人的老冤家了。当初“美髯公”胡厥文曾组织水手用鱼雷进行袭击，可惜未能得手。

　　五年过去了，如今，它仍然是第3舰队的旗舰，也仍然是我们擒贼先擒王的首要目标。

　　（926）

宝宝寒

　　空军像个老大一样，首先发话，派出3架轰炸机光顾，炸弹投下去，也打中了，却并没将“出云”给炸沉。

　　紧接着，海军赶紧出手——再不出手，除了沉船堵水道外，都没什么带劲的可讲了。

　　不过，这支海军却不是陈济棠的中央海军，后者仍然在正经八百地干着水电工的活哩。

　　其实更应该算是学校，它的名字叫做电雷学校，又称电雷系。

　　有趣的是，电雷系并不隶属于海军部，而是归军政部直管，校长就是老蒋自己（当然是兼的）。

　　在海陆空所有的中央系部队中，对于空军和陆军，老蒋基本都能做到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惟独海军，因为不是自己亲手带大的，怎么弄都弄不熟，非得拿糖果好话给哄着骗着，有时甚至还得看对方脸色。

　　到了一二八会战的时候，陈绍宽想不打就不打，弄得舆论一片哗然，老蒋自然也感到很难堪。

　　儿子还是亲生的好啊。

　　于是就有了几乎是照着黄埔套出来的电雷系。

　　就像黄埔军校平时上课，但拉出来就能打仗一样，电雷系也合军队与学校于一身，并且有一个响亮的称谓：海军的黄埔军校。

　　在陈绍宽的闽系中央海军看来，电雷系的这些人真是土得掉渣，连艘正经的大舰都没有，就只会捣估水雷鱼雷这些小玩意。

　　更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这个学校教出来的学生简直就是一帮下里巴人，竟然连海军的基本礼仪都不会，船舰相遇，人家给他们敬个礼，他们连怎么回礼都不知道。

　　那电雷学校练什么呢，简单，黄埔精神！

　　电雷系平时理解的黄埔精神，就是抱着雷，嘴里大叫，冲啊，然后不顾性命地往前冲。

　　听听他们给鱼雷艇中队起的名字吧，一共四个中队，分别以四个好汉的名字命名：文天祥、史可法、岳飞、颜杲卿（与颜真卿同时代同姓氏的一个硬汉子）。

　　也难怪闽系的“英式绅士”们要耸肩无奈了：你们以为这是在陆地上吗？真够傻冒的。

　　可是世界上的傻冒者往往是执拗者，而执拗者又往往更出色。

　　就在“绅士”们只能叮叮当当凿船的时候，电雷系却架起高射机枪，打下了一架木更津航空队的轰炸机。

　　这是海军打下的第一架日机，却跟中央海军没有任何关系。

　　在空军轰炸未能得手后，电雷系派出两艘经过伪装的鱼雷快艇，相互掩护，乘夜袭击“出云”号。

　　由于中央海军在长江口到处沉船，使本来快速精悍的鱼雷艇都受到极大束缚，拐了好多弯，绕过许多障碍，才潜入了黄浦江。

　　随着鱼雷射出，“出云”猝不及防，尾部受到很大创伤，可是它仍然没有沉。

　　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中国海军第一次主动攻击日舰。有此一举，已足以把“绅士们”给比下去了。

　　海空军都玩过了，陆军竟然也开始琢磨起了“出云”号。

　　为什么都要打它的主意呢，其实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因为黄浦江内的敌舰炮对陆军进攻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孙元良手下骁将黄梅兴就是死在炮火之下的。

　　如果能将“出云”号给搞掉，不仅可以使陆战队失去指挥中心，而且能够有效地威慑其它炮舰，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冤有头，债有主，陆军的操刀手还是孙元良师。

　　（927）

宝宝寒

　　具体策划者，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物——谢晋元（黄埔4期），时任旅参谋主任。

　　这个时候的谢晋元展示的是出谋划策的水平。

　　他发现黄浦江还没有被封锁起来，民船照出照进，便想到可以复制当年“美髯公”的民间打法，即弄一只小火轮进去发射炸弹。

　　方案很好，可惜真正实施时还是出了点偏差。本来是要求离“出云”三四百米的距离发射的，但这东西也没法现场排练，结果距离远了些，并未能打中“出云”，只炸掉了码头上的一些日军设备。

　　这“出云”能三番五次地逃过追杀，也算是有点狗屎运气。不过话又说回来，万吨级重巡洋舰，我估计就算是小火轮上的炸弹不偏不倚打中它，充其量也只能像电雷系发起的偷袭行动那样，予以部分击伤，要想完全打沉，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饶是如此，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震憾却不小。

　　想想看吧，海陆空全都来招呼了一遍，说不定还会来招呼第二遍，第三遍，虽然不一定能把“出云”掀个底朝天，但钻上两个洞还是有可能的。

　　“出云”是旗舰，一干海军指挥官都在上面，所以不是闹着玩的事，再说老在外面袭来袭去，长谷等人就是涵养再好，也静不下心来研究攻守之策了。

　　搬家，躲着你们还不行吗，不仅长谷把指挥部给移走了，就连黄埔江内的其它日舰，也跟着转移了位置，惟恐自己成为下一个袭击行动的目标。

　　这样一来，舰炮也休息了，我们地面部队承受的压力减轻不少。

　　“出云”现在大部分时间只能停泊在黄浦江中间，因为它如今成了“唐僧肉”，两岸都不敢靠得太近——浦西这边海陆空想“咬”它，浦东那边还有炮弹随时恭候。

　　此谓“浦东神炮”。

　　淞沪会战打响后，老蒋随即组建第8集团军，并任命张发奎为集团军总司令，以屯守浦东，守备杭州湾北岸。

　　张发奎曾经是北伐中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一二八”会战中声名赫赫的第19路军那时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个师，而蒋光鼐、蔡廷锴，包括叶挺，都曾是他的部下。

　　但是给张发奎的兵马实在太少，是苏浙边区军调过来的，一开始仅为一个步兵团加一个炮兵营，不过这也难怪，浦东那里本来也没什么日军，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负责站岗放哨。

　　浦东原来有海军陆战队的后方基地，遗有粮库、煤库、弹药库和材料库，且门口都有卫兵把守。

　　等到打仗的时候，浦西的陆战队自己都被逼到了海军司令部楼下，自然没能力再增援浦东，而看仓库的那几个毛人，与步兵团相比，连塞牙缝都嫌不够，所以很快就被干掉了。

　　干掉了敌人，自己却苦闷起来，因为他们只能隔岸观火。

　　浦东和浦西虽仅一江之隔，距离却不近，最难受的是没法通过无线电向外联系，更谈不上协同作战。

　　幸好还有一个炮兵营。

　　（928）

宝宝寒

　　炮兵营拥有12门德造“卜福斯”山炮。按照炮兵自己的统计，“卜福斯”先后击中过20艘以上的日舰，其中，老冤家“出云”是光顾次数最多的，最猛的一次，“出云”推进器都被打坏了，停了三天才修好。

　　遗憾的是，“卜福斯”毕竟是山炮，而非重炮，它的口径小，火力弱，炮弹炸不穿日舰上的装甲，至多只能在甲板上开花，间接造成杀伤，而不能将其完全击沉。

　　那么，为什么叫它们是“神炮”呢？

　　要论火力，日舰上都是重炮，只要一排重磅炮弹落到炮兵阵地上，这些“卜福斯”就得全完。

　　可是“卜福斯”打得着日舰，日舰却打不着“卜福斯”。

　　原因就在于这种德制火炮的射程有够远，最多可达到9千米，张发奎的炮兵就利用了这一特点，扬长避短，把阵地设在离江岸较远，日舰够不到的地方，然后想什么时候轰它就什么时候轰它，而自己却始终一无损失。

　　那这位要说了，你把炮兵阵地搬得那么远，怎么还可能射得这么准？

　　神，就神在这里。

　　炮兵营设置了两座观测所，其中一所设在江边一所高楼的楼顶上，楼底下就装着有线电话与炮兵阵地进行联系。

　　当时浦东岸边的高楼几乎都遭到了日舰和飞机的轰炸，唯独这座高楼独存。

　　再往楼下面看，你就知道了，那个“出云”舰有时就躲在离此不远的江面上。由于这里是炮兵阵地的死角，它怕“卜福斯”轰它，所以才拿高楼做掩护，孰不知对方的观测所就在自家脑壳上方。

　　看过“浦东神炮”，我想诸位肯定还是不爽。

　　陆军，你们得把风头夺过来啊，难道就玩个“小火轮”，隔着江打一下“神炮”？

　　着急的还有浦西这边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

　　自第一次总攻中途夭折后，他一直在酝酿第二次总攻，但对如何才能取得更大战果，心里也没底。

　　此时，老蒋给派来了高参，这就是以法肯豪森为代理团长的德国军事顾问团。

　　如果说美国人陈纳德帮了我们的空军，那么，德国人对陆军的贡献则着实不小，如果没有他们，朱培德等人在整军备战和修筑国防工事上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现在淞沪战场上的88师、87师几乎都是由其一手训练出来的德械师，看着弟子们在前面打仗，德国老师们早就按捺不住了。

　　我来也。

　　这些老外打仗是真有一套。他们提出，如果还象先前那样“硬啃”堡垒，可能是费了半天劲，仍然成效不大。

　　怎么办呢？

　　用我们的最新成果。

　　陈纳德有“陈氏空战理论”，德国顾问们则有“闪电战理论”，当然，“闪电战”不是他们的独创，而是当时德国军界上层的普遍共识。

　　两年之后，德军把这种理论正式付诸实施，在欧洲战场上摧枯拉朽，无人能敌。

　　这时的日军阵地有如一字长蛇阵，德国顾问说，我们把火力集中起来，“闪击”它的腰，将其拦腰斩断，然后顺势一刀，戳到心脏部位，给它来个透心凉。

　　如此，敌必崩溃矣。

　　好计。

　　张治中决定，由孙元良88师具体负责实施该方案，并定名为“铁拳计划”，同时抽调王敬久87师加入战团。

　　在淞沪会战打响前，87、88两师都接到了进驻上海的指令，但王敬久师的行动速度更快。

　　（929）

宝宝寒

　　在德械师训练过程中，王敬久师是机动摩托化作战的试验单位，所以他们接受过远距离机动训练，说白了，就是会开车。

　　一接到命令，立刻紧急征用300多辆汽车，连夜开赴上海。

　　他们驻防的区域为吴淞一带，即“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野外作战地点。这里原本有吴淞炮台，可是因为有淞沪停战协定的规定，大炮都被拆掉了，只留下了炮座的痕迹，所以王敬久师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像当年翁照垣那样保卫炮台，而是阻止日军从此登陆。

　　“八一三”枪声一起，得知孙元良师已经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干上了，而他们却只能搓着手，远远望着干着急。

　　幸好，河南的钟松师来了，总算把他们给置换了出来。

　　对于这个钟松师，我们应该不陌生。爆发“虹桥机场事件”时，负责驻守虹桥机场的就是钟松手下的补充旅。

　　早在一周多前，在接到张治中的调令后，钟松师就奉命往上海赶，可是陆军不是空军，这么多部队，却没有那么多车皮可用，就算你急得跳脚也是一样。

　　为了保证不违军令，大多数部队不得不采用一种折中办法，即优先输送一个旅、一个团，甚至是一个营或一个连，让他们扛着番号到目的地报到，其他部队则在后面继续赶路。

　　所以，这样的情况一点都不用奇怪：在上海作战部队的序列表上，钟松师老早就榜上有名，其实那就是一个旅而已，大队人马还没跟过来哩。

　　8月17日，凌晨，第二次总攻开始。

　　初看起来，两次总攻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孙元良仍把主力用于对陆战队司令部的进攻，“啃”不动大楼，就朝四周边打。

　　然而，这次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全师火炮都被他集中起来，对着日租界内的虬江路进行猛烈轰击，顿时，日军阵地火光冲天，烈焰熊熊。

　　毫无疑问，虬江路才是真正的“铁拳”所向。

　　紧跟着，“铁拳”挥出。

　　挑选出来的五百壮士，由营长刘宏深（黄埔5期）率领，杀入了日军阵地。

　　起头很不错，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德国的“闪电战”也不是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进行的。

　　开路的大炮大多准确命中目标，但碰到坚固建筑，仍无法将之彻底摧毁。其实德造火炮性能都还可以，如果抵近直射的话，未必不可以解决问题，只是当时竟然无人想到。

　　这样一来，通道依然被堵塞，日军照样可以躲在破破烂烂的建筑和工事后面，甚至利用坦克战车作为活动堡垒，向你不停地射击。

　　“闪电战”的精髓是什么，就是要奇袭，在最短时间把对方打倒在地。

　　现在奇袭不成，又变成了“啃”堡垒，“铁拳”打在了铁门上。

　　厮杀之中，刘宏深阵亡倒地，突击队无法再突入，其它区域也被迫进入强攻阶段，其中仅打一个法学院，就损失了一个营。

　　在此情况下，孙元良师的“铁拳计划”只得被迫中止。与此同时，王敬久师却进展神速。

　　（930）

宝宝寒

　　同为近卫师出身，“德械师”中的王牌，又一道打过“一二八”会战，87、88这两个师明里暗里，一向都有些竞争关系，双方从师长到一般官兵，在内心里也互不服气。

　　轮到我们给各位开开眼了。

　　王敬久（黄埔1期）虽未实际参与到“铁拳计划”中去，却也像模像样地组织了一支以团为单位的突击队，孙元良一拳砸向虬江路，他则往北四川路里面钻。

　　王敬久更具头脑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为这支突击队配备了步兵、炮兵、通讯兵，还别出心裁地安插了一个工兵爆破队，颇有点现代化多兵种合成作战的意味。

　　此前，大家都是用步兵去爆破，还真没谁想到过要发挥工兵在这方面的潜能，而这也不是王敬久在临战之时才一拍脑袋想出来的，

　　战前，孙元良派人侦察上海市区，王敬久也一样，不过侦察重点还有所不同。

　　孙元良主要考察的是自己的民房，然后在民房里修秘密工事，所以侧重于“守”，而王敬久紧紧盯住的却是日军的据点，他打算“攻”。

　　德国顾问们没有白训练，王敬久师连以上军官不仅会开车，还会画图。他们穿着便装，分批潜入市区，想办法把陆战队的那些街垒和地堡都一一画下来，然后按顺序统一编号，标志在五千分之一的地图上。

　　除此之外，又另外编一本册子，在这本册子上，详细说明每个据点通道的位置，射击朝向，有多少兵力，里面可能配什么武器，全都记得十分具体。

　　这种细活，日本人最喜欢干，而且干得很好，我们如果照此认真做一遍，就知道好处在哪里了。

　　册子印好后，每个团发一本，平时当小人书翻来复去看。

　　结果，到“铁拳计划”开始后，反而是王敬久师的突击队更神。

　　因为突击队只要按照地图和“小人书”操作即可。

　　他们围住一个地堡后，先用步兵“清场”，解决周边的陆战队员，接着炮兵轰地堡，要是炮弹轰不了，再用工兵爆破队去炸，十八般武器全使上，反正非把你这个地堡清除掉不行。

　　8月17日那天，突击队一口气打下了近10个地堡，吓得日军都不敢呆在小地堡里了，纷纷缩到大据点里面去，有的连头都不敢露一露，惟恐被流弹所伤。

　　王敬久还挺鬼，除了听通讯兵报告推进情况外，他要求各部队每占领一个据点，就要将街道门牌号码拆下。

　　拆这些小零小碎干什么？

　　作为凭据啊，这跟地堡要编号是一个道理，都是德式训练出来的思维。

　　最后一块门牌没法交，因为突击队已经打到黄浦江边了！

　　虽然打到江边，但却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堡垒都被攻破了。突击队曾先后攻占日本海军俱乐部和操场，但对沪江大学、公大纱厂、引翔港镇等据点的进攻，仍然未能得手。

　　原因跟孙元良师“刘宏深突击队”的情况其实差不多，还是缺乏有效的攻坚办法，工兵爆破队炸小地堡行，对付大一些的据点同样一筹莫展。

　　第二次总攻至此结束，虽未克竟全功，却也收获不小。

　　（931）

宝宝寒

　　8月18日，英国人跑出来劝架了。

  　他们提出一个新的建议，那就是将上海作为中立区，由各国向日本担保上海日侨安全，并向中国担保日方不利用公共租界为根据地，在此条件下，中日军队共同撤出上海。

　　倘若这一建议能付诸实施，等于淞沪停战协定至少部分失效，所以老蒋一口答应。

　　可是日本人却吃不了这个亏，长谷坚决不同意，而不同意的背后，则是援军的陆续到达。

　　就在张治中发动第二次总攻的前一天，即8月16日，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向海军军令部连发两份急电，要求速派援军。

　　那时，孙元良的“铁拳”还没砸过来，王敬久也没撬掉他十个地堡，可是经过第一次总攻的伤亡后，长谷已感得难以坚持。

　　他在电报中告诉军令部，中方正不断调派援军，如果己方再无动作，恐怕就真的只好撤出上海了。

　　在军令部之前，其实米内海相已经腆着脸，向杉山元请求陆军支援，后者也答应了。但是往上海派陆军参战，不是杉山元说一声就能过，还是得报统帅部待批。

　　8月15日，在看到中国军队在上海发动第一次总攻，而陆战队又打得咧咧咀咀的时候，日军统帅部才正式作出决定，向上海增派由2个师团组成的“上海派遣军”。

　　这仍然没有超出日本既定之计划。

　　按照长城战役的经验，当时只用了关东军的2个师团加3个旅团，还没有全部发挥作用，就把一切都搞掂了。

　　参谋本部据此认为，即使中日全面爆发战争，所需调动的国内师团也在其可承受范围之内，他只需用2到3个师团占领华北，1到2个师团打上海，再派1个师团奔广东福建，满打满算，6个师团，够得不能再够了。

　　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二十天之内，主要还是关东军和朝鲜军在出力，由于前有29军的拒不屈服，后有中央军大批北援，才把华北的份额用完了，接下来就是用上海的了。

　　但是“上海派遣军”也不可能一天就到达上海，军令部只得自己先想办法。

　　本来准备用于北方作战的海军被调回南方。陆战队两个大队此前正在旅顺口待命，计划登陆青岛，接到命令后于8月17日出发，18日早上正好赶到上海。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佐世保陆战队两个大队接茬出海，于19日夜间抵沪。

　　手中直接掌握的陆战队一下子猛增到10个大队，兵力多出2400人，更何况2个陆军师团已在路上，有这么多的牌，长谷自然不肯言撤，不仅没撤，他还扩大了防线。

　　见日方拒绝了中立国建议，老蒋即刻下令恢复攻击。

　　如果光从表面上看，此时的淞沪战场形势尚好，起码是我们压着对方在打，可是老蒋的心情却一点都轻松不起来。

　　空军虽勇但只能越打越少，陆军无法一劳永逸，海军呢，不提也罢，作用竟然仅相当于几道需要让别人抬抬腿的门槛。

　　国研所传来的情报则清楚地表明，日本海陆援军即将大举登陆上海，其国内的所谓稳健派已经威风扫地，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有点儿乱，得重新捋一捋。

　　（932）

宝宝寒

　　帮他一道儿“捋”的是陈诚（保定第8期）。

　　在国民党内，陈诚向有“小委员长”之称，其人的坚忍自律和军政才能几与老蒋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以保定资历出任黄埔教官，在北伐和中原大战中屡立战功，乃至位列早期国民党中央军五虎上将第二位，仅次于卫立煌。

　　这还不算什么，毕竟这个榜单越到后面越让人大跌眼镜，其中的蒋鼎文、刘峙都掉价掉得厉害，渐渐地不是虎而是犬了。

　　令人惊奇的还是陈诚中后期的表现，依靠一个第十一师，他发展出了独树一帜的“土木系”。这个“土木系”可不是某理工科大学里的土木工程系，而是一个出将星的窝，在它后面，跟着一大串“优等生”的名字——罗卓英，夏楚中，黄维，胡琏，……

　　之所以被称为“土木”，缘于“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是也。

　　老蒋是很相信陈诚的，一些觉得老头子偏心眼儿的就在背后说，那是因为两人都为浙江人的缘故，其实老蒋在军政部门的浙江同乡多了，你肚子里要没点真货色，如何能入得了他的法眼。

　　淞沪会战打响时，陈诚尚在庐山，在抗战问题上，他是个积极主战派，甚至跟何应钦都素不相能，常常是针尖对麦芒，所以他索性选择了窝在山里搞训练。

　　战事紧张，急需用人，老蒋在会战开始第二天即电召陈诚：速来京相商。

　　到了南京之后，老蒋给了他两条选择，或去华北战场，或去淞沪战场。前者负责指挥，后者前去考察。

　　陈诚去了淞沪战场。

　　去了以后他发现，在这一战场上的部队虽多，却还是不够用，看看据点大多被我们包围了，但是包围的密度不足，空隙太多。

　　孙子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人是对方的两倍，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和它打一仗，是他的五倍，就可以攻它的城了，但是攻了半天还是拿他不下怎么办，这时候就要围，而要达成围的目的，没人家的十倍人马通常是搞不定的。

　　陈诚希望的，不光是十倍，最好是二十倍，三十倍，如此才有把握“围而歼之”。

　　几天后，他向老蒋进行汇报，一同考察并且汇报的还有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保定2期）。

　　熊式辉看了战况，说不能打。

　　到底是老江湖，就算自家部队风头正盛，也知道情形不妙，这仗很难打赢，既然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呢。

　　对于这种就事论事的论断，老蒋并不感兴趣，他何尝认为淞沪会战能一定打赢，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

　　他扭头转向陈诚。

　　陈诚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打，而是要不要打。

　　哦，有见的，老蒋的眼睛立刻亮了。

　　具体说来听听。

　　陈诚首先提到的却是华北战场。

　　（933）

宝宝寒

　　如今中日双方正在南口对峙，华北战事继续扩大是一定的。一旦战事不利，日军完全可以沿平汉路快速南下，直取武汉。

　　武汉一失，中国战场即从纵向被剖为两半，那样的话，实在于我不利。

　　唯今之计，莫不如集中力量，继续扩大淞沪战场的规模，把日本原拟调往华北的兵力一点点诱到上海来，这样尚可收稳扎稳打之效。

　　陈诚的意思已经放在面前了，“沪战”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把全国的军事力量都集中到这里来大打，为此哪怕是削弱华北战场的兵力亦在所不惜。

　　老蒋豁然开朗，只不过并不是陈诚启发了他，而是“小委员长”搔着了“大委员长”的痒处。

　　陈诚这番论述，集中兵力以“围歼沪上之敌”才是真正的论点，所谓“诱敌南下”、“防敌直取武汉”只是用以支持论点的论据。这是站在一个战将立场上的考虑，

　　可是老蒋俯瞰全局，要“欲穷千里目”，所以必须想得更为深远一些才行。

　　在他那里，同样的论述，论点和论据却倒了过来，“诱敌南下”变成了论点，“围歼沪上之敌”反而成了“诱敌南下”的一个饵。

　　这些天来，盘旋在老蒋脑子里，其实一直是这样一个问题，并且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他只是需要一个人来支持这个答案，坚定他的决心罢了。

　　所以，在听完陈诚的话后，他才会表现得激动不已，连说了好几个“打！打！一定打！”

　　蒋纬国在书中记述，在谈到淞沪会战的前景时，他的父亲曾明确地向他表白过：这一仗打起来，上海、南京都不能守。

　　熊式辉知道的，老蒋也知道，淞沪会战确实不容乐观。

　　对着自己的爱子，他说出了心里话：中日之战，是老师与学生的对垒！

　　当年那些在士官学校教我的日本老师们，如今个个身负重任，他们不是在统帅部运筹帷幄，就是在侵华前线亲自统兵。

　　老蒋在日本真正上完的军校，是日本振武学校，属于陆士的学前班。从那里毕业后，他便进入了第13师团任士官候补生，也就是其津津乐道的“给军马擦身子”阶段，然后正好辛亥革命爆发，他便赶回国内当革命党去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拿到过陆士的毕业证书。

　　所谓他的陆士老师，能查证到的就是时任第13师团师团长的长冈外史（陆大1期）、联队长飞松宽吾。

　　可老蒋读书的时候还名不见经传，在部队侍候军马时更不过是个二等兵，长冈、飞松这些人怎么可能给来自中国的二等兵亲自授课呢，更何况，抗战全面爆发时，在前线吆喝的也并不是这些人。

　　所以老蒋在这里，其实是一种虚指，“日本老师”指的应该是同样出自陆大、陆士的杉山元、板垣之辈，而“中国学生”则包括了毕业自陆士、保定、黄埔、云南讲武、东北讲武，甚至纯粹草根版的那些国内将领。

　　老蒋对小蒋说，我们千万不能小看“日本老师”，他们对我们国家的战略战史是有研究的，有时研究的比我们中国人还深刻。

　　所以老蒋说他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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