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其实还是私心做怪。

　　若论当年在老西北军中的资望，刘汝明也是“五虎将”之一，本来仅次于宋哲元，但他在中原大战后兵少将寡，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投靠宋哲元，奉宋为老大，这导致他在29军“聚义厅”的排名座次上，不仅不如张自忠、冯治安这些“后辈”，甚至还不如“后后辈”的赵登禹。

　　刘汝明就是再“呆”，时间长了，也不会没有一点想法，弟兄们聚一堆的时候就算了，现在分开来，独自一个人据守察哈尔，不由自主地就有了拥兵自保的念头。

　　说起来，当时的宋哲元也真是悲哀的很，四员大将，或者说四个兄弟，赵登禹今不如昔，张自忠心怀不逞，刘汝明又是这样一种昏昏噩噩的状态，真打起仗来，能依靠的仅冯治安一人而已。

　　原指望“品”字阵在危急时能如鹰展翅，临到头来，看来看去，却只有半只翅膀能飞，如此，平津安得不失。

　　直到南苑血战，北平危在旦夕，察省的刘汝明还是动都不动，宛如被人施了定身法，倒是他的弟弟表现要强得多，后者在陷于北平的不利局面下仍宁死不降，最后率一旅之师，拼死冲出重围，跑到张家口来投奔大哥了。

　　现在的刘汝珍就像是长城抗战时乃兄的影子，可叹时过境迁，彼时曾威震罗文峪的一代勇将竟不可辨识矣。

　　杨参谋长虽是刘汝明的参谋长，但他又是当初由陈诚安插进来的，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和第13军还算是“自己人”

　　他对刘汝明的做法自然也很是不满，然而作为外来户，其职位仅摆设而已，这才想到要夜访吴绍周交底。

　　13军应立即开来，不过眼下问题并非你我所能解决。

　　四目相对之下，两个参谋长都心领神会。

　　惟今之计，须用它术。

　　汤恩伯通过电报把情况原原本本地报给老蒋，老蒋批转冯玉祥处理。

　　这时的冯玉祥已重新出山，在“蒋委员长”下面就任副委员长。

　　在国民党内，老冯属于坚决主战派，这个电报当然让他很难接受，因为刘汝明说来说去，毕竟还是他的旧部。

　　当下大笔一挥：这小兔崽子，杀了算了（“如所报属实，请依法拿办”）。

　　老蒋要的其实就是一态度，杀头就算了。刘汝明有军队有地盘，也不属你老冯管了，岂是大吼一声就能人头落地的。

　　老蒋找到老冯商量，老冯果然有办法，他让鹿钟麟出面疏通。

　　关键时候，还是老关系比军令管用，冯玉祥和鹿钟麟都是刘汝明过去在老西北军里的“领导”，后者却不过这个面子，才不情不愿地同意13军由张家口过境，并至南口接防。

　　由于担心军中官兵因愤愤不平而引发祸端，同时又害怕过境或接防时再遇到其它阻挠，汤恩伯一路上都不得不小心谨慎，对着鹿钟麟和刘汝明陪尽笑脸，说尽好话，惟恐中途发生新的变故。

　　随同汤恩伯来南口采访的范长江描述了这位军长大人此时的心境——

　　汤恩伯对“所遭受之常人意料以外之打击”，尤觉痛心。当有人提及这些伤心事时，他就再不言语，总是含着眼泪，黯然神伤。

　　人不畏外在之强敌，而忌内在之困难。

　　范记者由此感慨：人不身临汤氏之境者，又安知其难言之痛哉。

　　（955）

宝宝寒

　　当时平绥铁路正遭到频繁轰炸，日机早上炸，铁路只能下午或凌晨进行抢修，一修好后，立即抢运部队，但即使这样，每天最多也只能抢修一次，每次最多只能运一个团。

　　到8月4日，到达南口的仅为王仲廉第89师先头部队，包括师部、直属部队以及三个团，而刘汝明在南口，也跟其他二十九军将领在平津一样，并没有筑什么象样的国防工事，守军仅能“堆石为垒，聊做遮蔽而己。”

　　汤恩伯据守南口的日子即从这一天开始算起。七天之后，也就是8月11日，南口战役开始，铃木旅团主力沿平绥铁路向南口进发。

　　按照“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的本意，是要在华北取守势的，那时他的主要目标是保定。

　　不过当时的保定，是中央军大量集结之地，香月感到仅凭手下的一师三旅团，还没有能力一举拿下。

　　他要等。

　　等国内那三个师团，人全部到齐了，再南击保定不迟。

　　这时旁边忽然来了一喝了鸡血的。

　　少要担心，休要害怕，某来助你。

　　定睛一看，是关东军。

　　关东军说，反正新师团到来还有一段时间，闲着也是闲着，我们一道去打察哈尔吧。

　　如同过去搞冀察自治一样，在侵华问题上，“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虽然总的目标一致，但还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

　　“中国驻屯军”声言要为“满洲国”建立屏障，所以侧重点在华北，而关东军以对苏备战为务，它的重点则在内蒙。

　　如果完全据有包括察省和绥远在内的内蒙，关东军就可以直接越过外蒙，如此，一旦日苏战事爆发，苏联就会面临来自东北和绥察的两路夹击。

　　本来他们是想做无本生意，自己不花本钱，靠以华制华来达到目的。不料事与愿违，一个绥远抗战，把德王、李守信、王英等人打得一个个脸如死灰，从此再也不敢轻易往前冲了。

　　伪军不敢上，不等于内蒙就不要。以前是拿不到部队调令，现在好，方便之门已经大开，此时不击，更待何时。

　　这个时候，中苏还没有签约，关东军入关既有贼心，又有贼胆。

　　香月听说关东军肯帮忙，积极性也上来了。

　　南口那里一直攻不下来，看来光用小动作还真是不行。

　　即使新师团来到华北，不还得防着来自内蒙方向中国军队的侧击吗，倒不如从现在做起，先攻破南口，再与关东军合力拿下察省。

　　两个打手一拍即合。

　　在此之前，铃木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中将（陆大24期）已经派出小分队，对南口实施了先期侦察，甚至还试着攻击了一下。

　　当然没有攻得动。不过，铃木对此是不会介意的。按照平津战役，包括南苑之战的经验，他认为，只要主力上来，至多一天解决问题。

　　然而第13军的战力完全超乎想像，想一次性解决问题的铃木差点被对手给解决了。

　　（956）

宝宝寒

　　照例，日军的立体打法差不多，就是在步兵未动之前，都要先发挥一下其“钢铁部队”的优势。

　　日军炮兵战术区分十分细致，山炮打第一线，野炮击第二线，重炮则轰第三线，反正哪一线你都不要心存侥幸。

　　王仲廉师的装备在第13军里面算是最好的，拥有山炮9门，不过也已经过时了，属于日本大正时期产品，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用了，因此以炮对炮，很难与之正面抗衡。

　　日军炮弹一来，我们不仅山炮自动关机，就连小炮也赶紧藏起了事。

　　小炮，那也不多呀，王仲廉师有小炮连，但所谓的小炮连，每个连只有两门小炮，一门配炮弹一百发，打完就算，多一发都没有。

　　你要是用小炮还击，打得着打不着对方且不说，咣咣两记被人家的山炮砸个稀巴烂才是大事。

　　所以连小炮连的连长自己都说，他每天趴在山头上就是听炮，而不敢回炮。

　　再往后去，迫击炮、重机关枪也时常哑声，怕遭炮弹。

　　在轰过炸完之后，日军步兵上来了。

　　铃木旅团属于关东军编制，入关后又刚刚击败29军，官兵一个个骄狂得很，武士道精神十足。

　　据王仲廉师的一个副官主任回忆说，他在后山用望远镜曾看到日军向山头冲锋的场面。

　　如同在操场中演练一般，那真是一丝不苟，你看不出有一点慌乱的神情。不管山上怎样弹如雨下，很少看到他们有低头弯腰的，即使中弹倒地也一脸强硬，为他们的天皇效忠到底的决心十分坚挺。

　　普通部队看到这样的气势，恐怕早就招架不住了，但13军并非普通部队，而13军的最高指挥官汤恩伯也确实有两下子。

　　客观地说，抗战中日军总打胜仗，我们老吃败仗，武器优劣和部队训练固然是主要的，但将领在战术运用上的短长亦不容忽视。

　　当初蒋百里在预测中日之战前景时，曾站在纯军事学的角度，提出一点最大的忧虑，就是军官素质与日方有不小差距。

　　日本的师团长，一般都必须毕业于陆大，此外，还要积累有相当的资历，否则决爬不到那么高的位置。

　　这并不单纯是在论资排辈，实际上也是在挑选军事教育和实战经验都双重拔尖的最佳人选。

　　反观国内，黄埔生已经逐步走上舞台，但黄埔课程级别太低，仅仅是为训练连排长而设，从军校毕业后，这些“连排长”没打几仗就升到营团级了，先前经历的又主要是国内战争，导致指挥高等级战争的经验严重不足，现在要他们一下子调度一个师或一师以上的军，乃至十万二十万的集团军、方面军，就难免会有困难。

　　其实老蒋自己也未尝不清楚这一点。

　　他曾对蒋纬国说，中国的黄埔军官必须降两级对待，比如原先当团长的，你只能把他看成是排长，当军长的，你就只能当他是团长。

　　所幸，除了正在长大的黄埔生外，我们还有其他“生”可用。

　　（957）

宝宝寒

　　在国民党中央军里面，向有“陈胡汤”三系的说法，正好代表了其将领的三个流派。陈诚出身于保定军校，胡宗南毕业自黄埔军校，汤恩伯则是日本陆士的代表，后面这一系统的存在，恰是对“学生打老师”的一个有力旁证。

　　同在日本学习军事，老蒋其实只到门口，甚至连门都没进去，他的军略思想大多来自于中国传统典籍和具体实践，当然还得加上点个人悟性，而汤恩伯却完完整整地把一部日本军事课程都学完了，并且可以说是学到了其中一部分的精髓所在。

　　日人作战，于局部领域特别是攻防战上最为讲究，到极致处时，常能有如外科手术一般精细，因此很多情况下均可收以少胜多之效。

　　汤恩伯学了日本的军事学，他同样很讲究。

　　山地攻防，那也是要讲科学的，不是瞎打。

　　汤恩伯要求所有战壕都必须挖在棱线上，而不是山头正面。

　　什么叫棱线呢，

　　你站在山顶上，山的两面都能看得到，这个位置就叫棱线。

　　一座山头或者一座高地，在军事上有正反斜面的说法，敌人从正面进攻的那一面，就叫正斜面，反之即为反斜面。

　　现在日军的炮火完全压倒了我们，你再在正斜面上挖战壕，那就是纯粹找抽型的，挖了也等于白挖，都得给对方废掉。

　　所以你最好躲在反斜面，日军的大炮如果直瞄，它炸不到你，即使是曲射炮，也最多轰到山脚下或者另一个山头上。

　　不过反斜面上做工事也有弊端，那就是对方一旦占据棱线，就能立刻封死你。

　　显然，对山头攻防战而言，得棱线者得天下。

　　按照汤恩伯布置的打法，当大炮乱轰时，守军官兵均在棱线战壕内隐蔽，正斜面只保留少数监视哨。

　　炮火一停，监视哨看到日军步兵上来了，马上报告，于是大家赶紧从战壕里露出头来，迎头阻止。

　　这样一打，守军的伤亡有时比日军还轻。

　　铃木是陆大出来的，他并不是没脑，见棱线被控，就转而调飞机定点轰炸，让你在棱线战壕里都没安全感。

　　白天，作为南口第一线的龙虎台阵地终于被日军夺去了。

　　师长王仲廉（黄埔1期）命令旅长，去，给我把阵地夺回来。

　　旅长在指挥所眼见得前面打得风云变色，觉得难度太大，稍一迟疑，王仲廉转身就把这个机会给了团长罗芳珪（黄埔4期）。

　　罗芳珪二话不说，一冲而上，深夜收复龙虎台。

　　王仲廉随后进驻旅指挥所。

　　旅部不需要了，我直接指挥团长吧。

　　旅长面红耳赤，身子一歪，病了，在居庸关的医院里整整躺了两天，第三天，一掀被子，又哇呀呀叫着冲上了第一线。

　　实在丢不起这个人啊。

　　其实旅长并没有那么怕死，实在对手炮弹过于猛烈，在阵地上压得人连头都抬不起来。

　　铃木也看到了这一点。起初，他是以大队为单位冲锋的，后来觉得伤亡太大，不划算，便改成了中队，以后又减为小队，到最后，就变成了以班为单位轮番往上冲。

　　人数少了，但由于有机炮作后盾，效果却依旧不差。

　　再想像以前那样跑棱线战壕里“隐伏不动”就有些难了，对方会用飞机投弹或更精准的炮击来摆平你，可是坐等挨轰，又不啻在坐着等死。

　　（958）

宝宝寒

　　汤恩伯再变一招，由王仲廉从各部队抽出一些机动兵力，组成大大小小的敢死队。

　　白天，当日军大炮轰得最凶的时候，大家就离开阵地，但离开不是说后撤，而是钻到阵地前面的高粱地里面去。

　　要知道，铃木现在基本就不舍得上人，只会玩炮，而打炮的时候，他们的步兵是不会冲锋的，更不知道你们还会向着他们跑，竟然到高梁地里“躲猫猫”去了。

　　一到傍晚，我们的敢死队就从高梁地里出来，对已盘踞山头的日军发动猛袭。

　　白天被炮弹炸苦了，一有短距离肉搏的机会，敢死队员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在“一命拼一命”的呐喊声中，一样杀得本也疲困不已的日军人仰马翻。

　　你不就只有一个班吗，全干掉。

　　铃木再想精打细算，这回也不能省了，只好再把大队派上去。

　　见铃木旅团锐气已消，汤恩伯知道是时候了。

　　反击。

　　在进攻之前，身为军长的汤恩伯直接和罗芳珪挂通电话。

　　他用已累得沙哑的嗓音授之以计，并再三表示对罗团长的表现完全“放心”和“相信”。

　　一言赠与罗芳珪：人生百年，终须一死，好汉倒在阵头上，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

　　士为知己者死。罗芳珪挥师猛进。

　　第一个要掀的是坦克车。

　　以前长城抗战时，日军坦克就张狂得不得了，简直如入无人之境，连刘戡这样的德械师都抵挡不住。

　　刘戡打仗够疯了，但也只有一个刘戡，而第13军打起仗来却几乎个个都像是疯子。

　　罗芳珪先在两边山脚下组织火力网，轻重机枪一打，原来跟在坦克车后面的日军步兵掉了队，人车脱节了。

　　剩下的事，就是要让坦克车现一下眼。

　　我们的步机枪打不穿钢板，甚至小炮山炮都没用，明明炸了个正点，那坦克车被打翻了，却打不烂，照旧能翻个身继续往前爬。

　　包括罗芳珪这些官兵，很多人此前也未看到过坦克，遂名之曰“铁怪”，但他们对待“铁怪”的态度是：用牙咬，也得把你给活活咬死。

　　即使是铁布衫和金钟罩，也自有其命门，“铁怪”与之类似，看上去似乎刀枪不入，可上面不还有窗户口吗，鬼子坦克手得靠这个窗户向外射击啊。

　　捅它的命门。

　　罗芳珪带着两个连扑进坦克群，然而不顾一切地攀上坦克车，拿着手榴弹的，就把手榴弹往窗口里扔，带着手枪的，就举枪朝里打。

　　面对这群不要命的“疯子”，“铁怪”也惧了，不得不后撤。

　　两辆坦克，因为里面的人都死了，开都没法开，活活地就毁在了阵地上。

　　那一天，作为先锋官的罗芳珪真的是打疯了。

　　他们这个团连飞机都不怕，靠着手上的步机枪，愣是打下了一架日机。

　　坦克飞机都是这种遭遇，日军步兵的命运可想而知。

　　铃木没想到对方反击如此犀利，不得不且战且退，依山固守。

　　结果，竟然被13军给包围了！

　　罗芳珪却还没有要歇手的意思，他转而对铃木旅团展开围攻。

　　（959）

宝宝寒

　　团长如此，下面的班排乃至连长也豪气冲天，争着拿攻上山头打赌，彼此之间展开了竞赛。

　　罗芳珪团两千四百多人，最后在前方的部队打到仅剩四百来人。王仲廉又接着把剩余的一团两营全部拉上一线。

　　在指挥作战时，罗团指挥所曾被炸塌，罗芳珪受伤倒地。

　　王仲廉以为这个得力干将没得救了，伤心不已，未经核实就发电上报，结果京沪报纸第二天都登出消息，言“罗芳珪全团殉国”。

　　幸好，消息不确，罗芳珪又救活了，但也可见其时鏖战之残酷。

　　在如此前仆后继的冲击之下，铃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退再退。

　　这下好，不仅被围，连后方补给线都给切断了，所有弹药粮食都到了要依靠空投的地步。　　香月惊闻铃木旅团被围困，第一反应就是铃木指挥太孬，不是汤恩伯的对手。

　　一个陆大生，怎么会打不过陆士生呢，真是奇怪。

　　赶紧换一个更优秀的吧。

　　香月中意的这个人是板垣征四郎（陆大28期）。

　　若论陆大资历，板垣其实比铃木还要抵四届，但在日本军界的名声，却是后者不能相及的。

　　日人有谓，石原之智，板垣之胆。

　　板垣胆是有的，可是他在“七七事变”以前当特务却当得很不成功，甚至还很丢脸，大概特务这个行当不光要胆，亦需有“智”。

　　现在好了，板垣终于回归了他中意的老行当，做师团长了。他任职的广岛第5师团就是此次增援华北的三师团之一，而且刚刚才到。

　　新师团本是用来进攻保定的，但如今南口形势不妙，香月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急调板垣师团前去南口增援，并规定自板垣到达后，铃木旅团亦归其指挥。

　　板垣和土肥原、冈村宁次等一样，都是陆士16期毕业的。若论陆士届次，汤恩伯还要比板垣低两届。

　　板垣自然急着同汤恩伯一较短长，但在板垣师团到达南口之前，铃木还得自己给自己解围。

　　先被第13军围困，再听到将被低届的板垣夺权，铃木真是又羞又愤。

　　光靠步兵冲不出去，搭救他的仍是蜂拥而上的“钢铁部队”。

　　能调集到的飞机大炮全上了。

　　前面被罗芳珪一打，坦克变成了“脆脆”，无奈之下，原本只轰第三线的重炮予以集中，每四门成一行，排三列纵队，把坦克车围成一圈，像幼稚园一样地把他们“保护”起来。

　　然后他们再按照“里坦克，外重炮”这样的摆法，一圈一圈地向前绕过去。重炮则一歇不歇，从早到晚地放。

　　除了地面外，天空中每天还有20多架飞机“定点轮守”，朝山头上不停地投放炸弹。

　　如此高密度轰炸，使得南口前线几乎每一方寸之地，皆有炮弹落过，见者描述，在进南口的路途上，已到了“一步一弹”的程度。

　　第13军官兵尽管悍勇，却也是血肉之躯，经此重击，铃木之围自行解除，并转守为攻。

　　汤恩伯在后方指挥部焦虑不安，致电王仲廉：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宁死尽以维护此阵地”。

　　王仲廉奉命死守阵地。

　　（960）

宝宝寒

　　为了尽量减少损失，他不得不将一线部队分散开来，以两人为单位，在山石上掘开隐蔽洞躲藏——就算这一炮正打在头上，损失也仅两人。

　　有的山头打到一个连只剩一人，但仍不肯退却。

　　有的山头整个被炮火掀了个底，人亡阵地才亡。

　　《大公报》当时派战地记者实地采访，同样惊骇于第13军异乎寻常的意志和战斗力。

　　他们抓到一个细节，一个机枪连的连长，指挥几挺机枪在山头阻击日军，嘴里骂骂咧咧，意思是嫌机枪手打得太慢。

　　你们这么磨磨叽叽，鬼子都要冲上来了。

　　过了一会，实在耐不住了，正好旁边一个机枪手阵亡，他便接过机枪自己打。

　　这回倒是不慢了，不料打着打着，由于动作过猛，他一不留神滑了一跤，结果骨碌碌地从山上跌了下去。

　　人跌下去，机枪却抱在怀里不肯放。

　　一个鬼子军官看到山上猛不丁掉下一个人来，吓了一跳，握着指挥刀就要上前看究竟，没想到这连长端得凶猛，他把机枪一放，竟然空手就生生地把对方的指挥刀夺了过去。

　　倭刀在握，反手便是一下。

　　鬼子军官戴着钢盔，第一下砍在钢盔上，第二下换了角度，才一刀将其毕命。

　　砍了鬼子，连长捡起机枪，爬到山头上继续干。

　　《大公报》不是普通报纸，那时是全国第一大报，记者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但这样刚猛而且利索的中国军人，他们还是头一回见着和听说。

　　之后，他们见到13军的前线官兵就竖起大拇指，连夸好样的，有的记者甚至还从身上掏出银元，塞进士兵口袋，以示钦佩之情。

　　几天之内，铃木旅团的伤亡无以复加。据一位滞留北平的摄影师口述，那时他亲眼看到从南口运回北平的军车一辆接一辆，“车水马龙，日夜不停”。

　　车上装的不是别的，都是南口战役中战死日军的尸体和伤兵，其伤亡之重可想而知。

　　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在北方终于遭遇到了最强悍的对手。

　　在此之前，铃木旅团几乎没打过什么像样的大仗和恶仗，这个身上带着关东军标签的混成部队骨头都有些轻了。

　　但是长城不是给你们旅行的，那是要付出点代价的。

　　已经第十天了，过了老蒋亲自规定的据守期限，可是援军还是没有来。

　　汤恩伯感到在南口难以再撑下去，决定逐步收缩兵力，退守居庸关。

　　他将撤退计划报给蒋介石，同时询问援军何时能到。

　　老蒋也很着急，当即电令卫立煌加快行军。

　　卫立煌（中央陆大1期）此前刚刚被任命为第14集团军总司令，但是这个集团军尚在组建当中，身边只有一个李默庵第14军为基干，其余部队都尚在南方。

　　他自己也知道军情紧急，所以顾不得等所有人马完全聚拢，就先率14军出发。

　　问题是这时候的平汉铁路一片混乱，仅仅往南方逃生的民众就把火车挤得要冒烟了。在与铁路局交涉后，总算争取到每隔一刻钟开一趟运兵车。

　　但是火车到了北平西南的琉璃河就停住了。

　　（961）

宝宝寒

　　平汉铁路本来是可以通过卢沟桥到北平的，那里倒是离南口最近，可你能去吗，遍地都是鬼子。

　　下车吧。

　　绕北平西侧，翻山越岭。

　　蒋介石得到了卫立煌传来的沿途行军报告，知道对方并没有消极怠工，还在拼命赶路，于是致电汤恩伯：再坚持几天，援军就到了。

　　汤恩伯在收到电文后，便暂停了撤退计划。

　　多少再熬两天。

　　这两天却不是好熬的。

　　8月16日，板垣率广岛师团到达南口，随同他一道来的，还有重炮兵联队和战车大队。

　　重炮轰击，多至5000发的炮弹，炸得山头上几无任何藏身之处。

　　30余辆中型战车坦克横冲直撞，中方内外壕工事均被冲毁。

　　经过一整天的血战，守卫龙虎台的最后一个排全部战死。至夜幕降临，汤恩伯不得不忍痛下令退守居庸关。

　　防线岌岌可危。

　　此时距驻军南口已近半月之数。可是卫立煌还没有露面。

　　老蒋自己都沉不住气了，连连急电卫立煌，要求后者无论如何，就是晚上爬，也得给我尽快爬到居庸关。

　　老蒋亦知汤恩伯处境之难，人家可早就超过你约定的防守底限了，于是连口气也缓和了——

　　如果“万不得已”，那你就再退守怀来县吧，但这是最后一道防守线。

　　怀来为第13军军部所在地，离居庸关约有一百多里路，可这点路对于拥有机械化优势的日军来说，并不算什么，何况怀来不过一县城，那是连居庸关的险要都没有了。长城且不能守，县城如何能守得住？

　　还是老老实实守居庸关吧。

　　在卫立煌未到达之前，只能独自挣扎了。

　　用“挣扎”二字来形容并不为过。

　　本来汤恩伯手上刚刚又多出三个师，但由于南口失守，防守面积骤然扩大，要守的地方一下子多出来了不少，而板垣此时也趁势将广岛师团向居庸关两翼扩展。

　　打防守战，守方兵力最不够用，因为你要防的是一个面，漏了哪里也不行，都可能被对方找到可击之处。

　　三个师放手里还没热乎过来，马上又只好再撒出去，到最后，连第13军的预备队——王万龄第4师都派出去了。

　　板垣师团比铃木旅团要厉害得多，现在两军合攻，其攻势更甚于南口之时，居庸关的战况经常让在百里外的汤恩伯一夕数惊。

　　那位著名记者范长江此时也在怀来，他看到，士别三日，汤恩伯已瘦得不成样子，“两个眼睛深深地凹入，整个身体剩下了皮包骨头”。

　　记者们至此都“惊异”了，乃至“有几分认不清楚”。

　　原来自南口开战以来，身为一军之长的汤恩伯竟然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囫囵觉，一刻不停盯着的就是两样东西，一张地图，一部电话。

　　他的精神，完全依靠香烟在维持着，因此才会“瘦得像鬼一样”。

　　至此，汤恩伯遂得“铁汉”之名，而这个名字在抗战的中前期，一直伴随着他。

　　“铁汉”要咬牙继续苦撑。

　　（962）

宝宝寒

　　经过居庸关前的血战，又有好几个山头失去了，而这对防守来说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要想多守哪怕半日，惟一的办法，只能冀望于“回光返照”，把那几个山头再夺回来。

　　汤恩伯问王仲廉还能集中多少人马。

　　王仲廉本人就在居庸关的山洞里直接指挥作战，实在没地方坐下来，只好弄了一节火车车厢临时代替。由于屡次上阵督战，身为师长的他也曾经被日军的炮弹削过头皮，若不是脑袋上顶着个钢盔，几性命不保。

　　他的师原本有两旅四团，但打到现在，满打满算，连一个团都没有了。

　　师长反过来问军长，还能不能再派点人过来。

　　现在的怀来城里，连预备队都派出去了，哪还有什么能打仗的人。

　　汤恩伯默默无语，把怀来城的最后一个兵都搜罗出来，交给了王仲廉，里面就包括他的卫兵和勤务兵。

　　王仲廉终于凑够了一个团，所有勤杂人员、伙夫、马夫都在里面。

　　当天晚上，王仲廉带着这些人发动反攻，又夺回了三个山头。

　　这时汤恩伯的身边仅有两个传令兵跟从，成了标准的光杆总指挥。得悉反攻得手的消息，他惟有苦笑自嘲：不想残兵亦能镇守居庸关！

　　据说汤恩伯曾亲自到居庸关前线去过一次，去了以后，对着手下那些已被耗得接近油尽灯枯的子弟兵，他无言以对。

　　嗫嚅半天，只有一句：我们要好好地打呀！

　　然后就难过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居庸关正面虽然守住了，但侧面却出了问题。

　　与汤恩伯相比，作为进攻方的板垣要轻松多了，毕竟前者要防的是一个面，而他只需要攻击选定的任意一个点。

　　板垣选的这个点，叫做骡子圈，守军是刚刚增援过来的李仙洲第21师。

　　李仙洲（黄埔1期）曾参加过东征，军事素质还不错，但他那个师是由杂牌刚刚改编过来的，战斗力还未完全形成，又刚刚进入阵地，根本不是板垣师团的对手，所以一触即破。

　　得知骡子圈被突破，汤恩伯大惊失色。

　　经过日本陆士的系统教育，他对日军惯用战术再熟悉不过，板垣“校友”下面会用什么招，心里已经十分有数。

　　两个字：迂回，迂回，还是迂回。

　　通过骡子圈，板垣很可能会从侧面包抄，迂回到你后面去，那样比正面突破的杀伤力还要大。

　　放在板垣这个位置上，他可做出的迂回动作可小可大，小者抄袭怀来，大者包围张家口。

　　无论哪一个，咬准的都是你的咽喉部位。

　　急电，急电，这回不光是给老蒋的，阎和傅也各收到了一封。

　　按照战区划分，这时的平绥路以东方向，是为二战区。阎锡山是战区司令长官，负总责，下面再设第7集团军，总司令是傅作义，汤恩伯是前敌总指挥。　

　　汤恩伯内心里最希望傅作义亲自来救。

　　大家都是战将，能不能打，都得比战绩，傅作义因为绥远抗战而声名鹊起，那是要攻攻得上，要守守得住，自然是最佳人选。

　　但是傅大将军一时来不了。

　　他的顾虑却是刘汝明。

　　此时的刘汝明，虽已被授以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一职，但仍然心猿意马，态度不明。

　　万一我们都到了居庸关，鬼子从张家口绕过来，把门一关，不全给一网打尽了？

　　刘汝明为什么不肯一道上呢，其实说白了，还不就是想保他的察省地盘。

　　因此之故，傅作义的当务之急，还不是援汤，而是赶鸭子上架，把刘汝明弄到战车上去。

　　（963）

宝宝寒

　　很快拿出了方略，那就是“树榜样”，你不打我来打，让你看看，如果打的话，地盘只会多不会少。

　　绥军主力兵发察北。

　　但这样一来，绥军暂时就无法直接增援汤恩伯了。因为对于傅作义来说，这时候最忌分兵，如果把部队零打碎敲，分割使用，结果很可能既救不了汤恩伯，察北也拿不下来。

　　欲取察北，就要把绥军握成一个拳头，如此打出去才有力量

　　派援的任务留给了坐镇山西太原的阎锡山，后者紧急征调陈长捷师赴援。

　　调往居庸关之前，陈长捷尚在干着工头的活，带着他那个师丁丁当当地在雁北修工事哩。

　　在晋绥军将帅中，陈长捷（保定7期）属于古怪和不合群类型的，平时喜欢较真和捉摸事，而他较真和捉摸的通常又只有一样，那就是打仗。

　　此人乍看文质彬彬，似乎很难把他与打仗联系到一起，但是我们从宝山守卫战中的那个“眼镜”姚子青身上已经看到，这种书生模样的人，往往还最能打。

　　在下不才，孤陋寡闻，但在我看过的几乎所有抗战回忆录中，以陈长捷写的文章予我印象最为深刻，一看，你就会明白，这人就是一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料，思路异常清晰，视野十分开阔，而且常有较为深刻的见解蕴藏其中。

　　真的，他的记述是可以作为军校指挥学专业教材的，我以为。

　　这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天才，不仅是人才。

　　可惜，在吾国的环境之下，天才这个名字往往就意味着悲剧的开始。

　　光会打仗，怎么行呢。

　　说起打仗，傅作义亦十分了得，傅陈二人后来也惺惺相惜，可傅能在绥远打下一片天，成为一方小诸侯，那就不光是一个会打仗就能框范住的，其间的奥妙多了去。

　　可陈长捷除了擅长打仗以外，几乎就是一个“呆子”，平时既不会看上司脸色，又不会逢场作戏，虽有突出的军事干长，却显得锋芒毕露，在庸禄成风的晋军将领中，几如异类怪物一般。

　　自然，陈长捷这样的伙计就是再能干，也不会讨阎老板的喜，因为后者平时喜欢的，就是一群成天围着他转的“乖孩子”。

　　于是，最不讨喜的，便被老阎“借”了出去。不过，能以这样的方式“借”到汤恩伯手里，也算汤氏之福，因为陈长捷才是真正能帮上他忙的。

　　陈长捷的师，可名之为“工兵师”，部队里锄头钉钯倒是很多，唯独缺的是战时装备，但他的实际战斗力，却是晋军中的翘楚，比晋军其它部队都要高出老大一截，即便威猛如绥军各部，也鲜有可匹敌者，只是老阎不识宝，一直不予重用罢了。

　　本来陈长捷可全师迅速开上前线，但是没想到半路却多出了个设卡的，那就是张家口的刘汝明。

　　前面已经打得火星直冒，那么危急了，这个糊涂蛋竟然还秉持着先前的思维，就像对待汤恩伯一样，横竖不让你通过。

　　要到居庸关，从张家口走最近，又不可能自己人先打起来。无奈之下，陈长捷只能选择晚上偷偷“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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