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既然是偷偷地，那就不能聚在一起，非得排队才行，所以望眼欲穿的汤恩伯首先盼来的是陈长捷的先锋官——张树桢。

　　强将手下无弱兵。张树桢手下虽仅一团之众，但闻听前线十万火急，不待全师集结，便急行十八里，正好挡住从骡子圈蜂拥而入的日军。

　　当时冲进来的日军还不是很多，所以双方形成了暂时的对峙，紧张局势稍得缓解。

　　倘若张树桢再晚一点出手的话，水就要淹到汤恩伯的脖子以上了。

　　张树桢（保定9期）为人机警干练，在初步站稳脚跟后，他没有坐等后续部队，而是自己爬上山头，把战场地势以及敌我双方位置，一个个标注并测量出来，绘出了一份“临时地图”。

　　如果没有保定军校的严格训练，这种短时间内绘地图的绝活，可不是普通军旅之人所能干的。

　　等到陈长捷率全师到达前线，更加突出了此举的重要性。

　　陈长捷手上也有一张地图，却是前清光绪年间的，距现在整整四十年了！

　　更糟糕的是，那时候的人们还没建立起测绘学概念，所谓的地图，跟古玩店里的“长江万里图”差不多，无非是某个文人或者小吏在周围溜了一圈，然后回到斗室凭借记忆，写意式地记下山川形胜而已。

　　对于战场指挥官来说，地图可不是一般的重要。

　　明末清初时，有一个叫顾祖禹的无锡人，写了一本奇书，当时很多人看了都不知道作者写此书是干什么用的，“骤读，每不知其用意所在”。

　　不懂归不懂，书却是奇货可居，价格贵到吓人，直到清末，买一本手钞的也得用去白银四十两，史载，无锡当地人多以誊写该书为生者。

　　实际上它是一本军事地理书，一村一溪一山一店皆记之甚详。顾祖禹是明末书生，也跟“明末三大儒”那样搞过反清运动，失败后才不得不隐居山林著书。他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给后来的反清义军做指路明灯。

　　让人吁叹的是，几百年之后，顾氏之书并没有被拿去反清，却被人读后用在了与太平军作战方面，而且立即见效。

　　此书名叫《读史方舆纪要》，读这本书且享得大名的人，叫左宗棠。

　　据说日本人对此书也十分重视，“战时行军，多行其意”，可见许多年过去，山川形胜仍未有大的变化。

　　但毕竟时代在演变，以前打仗用放大镜就行，现在最好还得用显微镜。

　　陈长捷手中的地图，甚至都不如《读史方舆纪要》，拿着这种地图上阵，有如盲人骑瞎马，要到东，它可以指你到西，要到西，它可以指你到东。

　　想要最精确的地图，还得到日本人那里去找。

　　后来陈长捷弄到一份，主人是一个受伤被俘的日军中队长，他随身的挎包里有很多地图，其中一份就是长城地形图。

　　让陈长捷惊讶不已的是，这张地图绘制得极其精准，连小村庄和单家独户的房子都标注在上面，长城上哪里有碉堡更是画得清清楚楚。

　　（965）

宝宝寒

　　这都是“九一八”以前绘制的，日本人不仅参考《读史方舆纪要》，也动手画了各种各样精细入微的军用地图。

　　此类地图，打仗时每个军官人手一份，而我们的那张前清老地图，还必须是团长以上的才有。如此，打仗时岂能不吃亏。

　　从此以后，晋绥军都知道了日本人手里有这样的好宝贝，作战时第一个抢的就是地图。

　　刚上前线的陈长捷还没弄到“宝贝”，老地图又没法用，若没有张树桢的“临时地图”，就得变成瞎子一个了。

　　从“临时地图”上看，骡子圈之后，850高地最为关键，一旦为敌所占，则从骡子圈撕开的口子必然扩大，随之居庸关和怀来城也将重新面临威胁。

　　正在山头指点着，一眨眼的工夫，850高地上的友军已经失守，日军控制了高地。

　　板垣能战，确非虚言，他也看到了850高地的重要性。

　　此处必舍命相夺。

　　不需陈长捷发令，张树桢已快马杀出。

　　晚上6点，到达高地。

　　所有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都集中起来，以压制日军火力，但进攻并不顺利，因为我们是仰攻，而“敌弹亦密如豪雨”。

　　一直杀了三个小时，从枪炮战到白刃战，双方反复拉锯达二十二次之多。在靠前的两个营长一死一伤的情况下，高地仍未得手。

　　第二十三次．

　　张树桢把预备队拉上来，他要亲自组织冲锋。

　　这位保定军校的英才对士卒慨然言道：神圣领土一寸不能丢，如果丢掉，就需要我们军人去拼命，然后再把它夺回来。

　　言罢，脱去上衣，袒臂冲杀。

　　枪弹伴随左右，死亡如影相随，未及山顶，胸腹已各中数弹。

　　身负重伤的张树桢随即命团副督队，继续冲，一直到克复850高地，将山顶的日军全数歼灭为止。

　　张树桢流着血，坐在地上，给陈长捷写报告，请求以团副代其职务，然而还没等把团副的名长写完就已撒手人寰。

　　手里尚捏着这份带血的绝笔报告。

　　至此，包括团长在内，张团已战死大半，只能缩编为一个营了。

　　板垣在争夺850高地未果后，又把眼光转向了附近的横岭城。

　　这回，他准备变变新招。

　　可是被陈长捷发现了。

　　喜欢看地图的人最重细节，他手下的一名旅长一直在炮兵观测所紧盯日军动静，眼看着有一个联队分三路潜入了横岭城前沿，但却不急于进攻。

　　不用问，这是要等天黑后偷袭我们的。

　　午夜过后，果然来了。

　　陈长捷早已撒下大网，敢死队秘密分布于各个小道，不过看到小鬼子来了，却没有急于阻击。

　　不用着急，可任尔过去。

　　敢死队手里有灯，等日军全部过去以后，便把灯提了起来，然后照明弹也飞上了天空。

　　这是信号，与正面阵地里应外合的信号。

　　黑夜成了白昼，照亮了鬼子们吓得煞白的脸。

　　还有好东西招呼你们呢。

　　这帮来偷袭的日军都带着六零迫击炮，与之相应，正面阵地上早就为他们备好了山炮和零线子母弹。

　　（966）

宝宝寒

　　对晋绥军的这种零线子母弹，我们其实早就见识过，在当年的长城抗战中，傅作义已经小试一把——就是那种能够遍地开花，让你躲都躲不掉的炮弹。

　　日军遭此“意外”，赶紧择路后退。

　　哪里去，敢死队现身，以机枪、冲锋枪和手榴弹猛击，后面几种武器也堪称太原兵工厂的当家花旦，顿时打得鬼子又只好折返回头。

　　你说是挨炮轰好呢，还是被冲锋枪扫痛快呢。

　　在这种二难选择之下，日军偷鸡不着蚀把米，输得一塌糊涂。除一个中队长被俘外，光六零炮就缴了十七个。

　　那张很牛的地图就是在此战中获得的。

　　陈长捷君临居庸关前线，只刷刷两刀，已使战局大为改观。

　　就在居庸关报捷的同时，绥军在察北战场上也旗开得胜，察北重镇商都攻下来了。

　　首功之臣为董其武。

　　当年的绥远抗战由董其武一炮打响，现在的商都之役同样由他操刀，而所用战术仍为绥军惯用的奇袭。

　　可惜开局不顺，原因是此前有一支晋军骑兵部队曾在周围袭扰，增强了商都伪蒙军的“防袭”意识，不仅深沟高垒，还调来了一个日军小分队协防。

　　奇袭奇袭，就要人家没有防备，已经如临大敌了，如何还有“奇”字可言。

　　结果，奇袭就变成了攻坚。

　　不用说，我们最头疼的就是攻坚，淞沪会战那样的大战是这样，商都这样的小战也是如此。

　　某种程度上，攻坚质量如何，就得看炮兵水平怎样。

　　董其武倒是带来了一个炮兵连，不过他们是临时从山西调来助阵的晋军，之前双方没有经过实战配合，并不知道其水平如何。

　　这一检验，原形毕露。

　　那炮打得真是不敢恭维，让照着城墙打，却各打各的，有的打到了城里，有的虽然“侥幸”打在了城墙上，却由于火力有限，只给城墙“整了整容”，弄出了一身麻点。

　　我要的是缺口，缺口。

　　没有。

　　反而城里的伪蒙军把他们的炮兵调上来，用汽车装着，流动射击，效果比晋军炮兵还要好。

　　奇袭不成，强攻受挫，转眼两个回合过去了。

　　俗话说得好，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董其武明白，第三次攻城可能是属于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尽管这里不是上海，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也非板筑夯土的商都土城可比，董其武的资历更难与张治中相提并论，但是这位绥军勇将随后的打法却可为所有攻坚战提供一个经典的范例。

　　所有火炮给我把目标集中起来，既然你们轰不准城墙，那就打城垛，城垛后面的日伪军。

　　进攻部队则一分为三，其中之一仍沿袭原来的进攻方向。

　　不过这是佯攻。

　　真正攻的是另外两支，一支迂回到城东南，一支绕到城东北。

　　三个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登城。

　　在实战中，由于伪蒙军被两边吸引，正面火力不自不觉减弱，佯攻部队乘势而上，佯攻也变成了真攻，结果他们反而第一个登上了城——所谓水无常势，战无常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察北首战告捷，特别是斩获商都，令傅作义终于放下了一个心思。

　　（967）

宝宝寒

　　当初绥远抗战，在拿下百灵庙之后，他本来就是想一鼓作气拿下商都的。因为在傅作义的眼里，商都位置十分重要，是绥东门户，拿下这里，就等于守住了绥远的东大门。

　　现在它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用来敲打刘汝明。

　　此时正是说动刘汝明的好时候。

　　傅作义亲自来到张家口，找到刘汝明，双方一谈就是三个半小时。

　　当着刘汝明的面，傅作义把刚刚得到的一个重要情报告诉了对方，那就是蒙疆兵团正从热河向张北前进。

　　关东军不是说好要同“中国驻屯军”一道谋取察绥吗，所谓蒙疆兵团，就是以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为司令官，以关东军三个混成旅团新近组成的一支派遣部队。

　　张北现为李守信的伪蒙军据守，而张北背后就是张家口。

　　你要清楚，危险就在眼前，要想避祸，只有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把张北拿下来。

　　刘汝明的脸色变了几变，张北并不好打呀，要不我还不早就揽过来了。

　　傅作义笑笑，看到商都没有，我已经攻下来了，伪蒙军没有什么了不得，日伪军只有合在一起才难对付。

　　再说了，张北也是一个很好的地盘，难道你就不想要。

　　这就叫“威逼利诱”，没有办法，你对刘汝明这样的，只能用这类招数。

　　刘汝明终于点头。

　　从张家口出来，傅作义仍不放心。

　　一个老是想着保地盘的人，必定作战意志不坚，要是刘某临时变卦或生出枝节怎么办，所以还必须在刘汝明身后再布一枚棋子。

　　绥军各将均有派遣，身边能调动的只有晋军李服膺的第61军。

　　傅作义令李服膺伏于察省一侧，并当面指示，如果发现刘汝明出兵张北行动迟缓，则不惜进入察区，逼迫或代其作战。

　　这个世上，会打仗的人很多，但有的只是将，有的却能成为帅，傅大将军实乃帅才也，每一步几乎都想到了，而各个步骤又都丝丝入扣，衔接紧密。

　　后方部署妥当，傅作义又从张家口赶到怀来前线，当着汤恩伯的面宣布自己的全盘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等卫立煌到达之后，傅卫协手，从南口侧后抄击日军，将板垣会歼于长城一线。

　　此时汤恩伯也与卫立煌联系上了。

　　这个卫立煌怎么如此磨蹭呢。

　　答案是他被堵在半道上了。

　　大家都在收集情报。卫立煌驰援汤恩伯的情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也拿到了。

　　香月熟知战阵，当然明白此举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南口战事可能要因此而翻盘了。

　　他立即从第6师团中抽调出一个旅团，编成牛岛支队，由该支队对卫立煌进行拦截。

　　卫立煌迟迟不能赶到，是因为双方正在路上打来打去呢。

　　眼看就要到了，还被鬼子拦了路，卫立煌急得两眼冒火。

　　不过他告诉汤恩伯，自己已采取了折中办法，即以一部与敌缠斗，主力则继续绕路北进，几天之内即可望赶到居庸关。

　　傅卫都将调兵过来，而且不光是救急，还要翻盘，这一前景令汤恩伯大受鼓舞，前线官兵甚至喊出了“打到北平去”的口号。

　　败事的人又来了。

　　（968）

宝宝寒

　　还是刘汝明。

　　傅作义那么苦口婆心，等前者一走，他却还是敷衍了事。

　　让他率主力攻张北，他就仅仅派了一个保安队到张北周围去晃了晃，还晃而不打，理由是在等待李守信“反正”。

　　让他与日本人彻底断绝往来，斩断瓜葛，他却把张家口特务机关的日本特务都给放跑了，以至于东条英机对张家口的情况了如指掌。

　　29军的一个完整师，则被他调到察南，而他自己的一家一当以及察省政府也都跟着避了过去。

　　这一切的一切，竟然是为了匪夷所思的两个字：中立。

　　没错，就在大伙都在想着如何御敌的时候，这小子还在卖小聪明，指望蒙疆兵团光打绥军和中央军而不打他。

　　“诸侯思维”真是害人不浅啊。

　　可是傅作义不是还在他旁边放了一枚棋子吗。

　　棋子不灵。

　　刘汝明找借口拖延，不让李服膺入察，而后者也就看都不看，闭着眼睛在旁边睡大觉。

　　实际上，李服膺也是“能不打，最好不打”。

　　晋绥军这个系统很奇怪，在它里面，其实只有绥军会打仗，而晋军里面，又只有陈长捷能独当一面，像李服膺、王靖国之类，别看出身都不错，也是堂堂的保定军校毕业生，但不知道是一直在太原这个金银窝里养尊处优，还是被阎老西管得太死的缘故，反正是都不太会打仗。

　　战场亦如赛场，到了最后，越是高手，练级的机会越多，越是菜鸟，上场的次数越少，大家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走，距离越来越远，就形成了如今这样一种高者愈高，劣者愈劣的局面。

　　毫无疑问，李服膺算是一个劣将，他跟“承平日久”的刘汝明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在刘李二人打瞌睡的当口，只一天时间，蒙疆兵团即开来张北，进攻机会一去不复返。

　　你想“中立”，日本人可不干，东条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张家口。

　　刘汝明措手不及，防线很快就被突破，随即放弃张家口南逃。

　　此时这位长城抗战时的英雄犹如惊弓之鸟，他说他在张北一线看到蒙疆兵团有两百辆坦克在隆隆开进。

　　两百辆坦克，那能顶得住吗。

　　其实，哪是什么坦克，不过是日军的运输车而已。

　　刘汝明如此惊慌，一旁的李服膺亦属同类菜鸟，匆匆做了几个应付差事的动作后，就赶紧扑拉着翅膀跑了。

　　对于刘汝明放弃张家口南撤，当时仍随军的范长江曾奋笔疾书，写成一篇评论，题目就是“可杀的刘汝明”，前方将士争相传阅，特别是对处于绝境的13军鼓舞极大，怨愤之心这才稍稍得以缓解，有人甚至夸奖这篇评论的声援作用“不啻十万雄兵”。

　　斗志虽没有垮，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动的局面。

　　蒙疆兵团指挥官东条十分精明，他没有马上占领张家口这座空城，而是率先扼断了平绥铁路的火车站点。

　　这比直接控制张家口还要人命，控制了快车道，就等于让你没法再坐着火车来去了。

　　本来运筹帷幄，以为稳操胜券的傅作义闻听，不由大惊失色。他急忙将绥军主力调回，欲进行反攻，但为时已晚。

　　（969）

宝宝寒

　　老话说得好，屋漏偏逢连夜雨，关键时候，卫立煌派出北上的主力部队也遇到了新的难题。

　　永定河发大水，他们被洪水挡住了。

　　一边是总后方被截断，另一边是洪水不可能暂时退下，南口战场再次拉起了红色警报。

　　坐困怀来城的汤恩伯赶紧向老蒋请示方略。

　　还有什么办法吗。

　　事已至此，远在南京的老蒋其实已回天无力。

　　要说急，上海更急，当时善通寺师团已在川沙口登陆，罗店也已经变成了“血肉磨坊”。

　　就算现在让老蒋改变主意，再调南方援军北上也来不及了。

　　只得硬着头皮答复：死守勿退。

　　“死守”了这么多天，汤恩伯却不可能再“勿退”了。

　　到这时，他手上还有阎老西拨过来的晋军，人家好心好意帮你，你就是不考虑自己，也还得顾及别人。

　　8月26日，汤恩伯下令，全军突围。

　　他反应还是很迅速的，第二天，张家口就被蒙疆兵团给占领了。若再迟一步，想突也突不出去了。

　　抗战中，老蒋在无可奈何之下，经常会让大伙死战。可是这种想法有时未免一厢情愿，特别是战役打到末尾的时候，官兵均疲惫至极，原先的勇猛之士也大多所剩无几，处于包围圈之下，部队往往不是一溃千里就是坐着等死。

　　不是要持久战吗，能留着一点是一点吧。

　　此时，距离南口战役的打响时间，正好是半个月。在这半个月里，日军公布伤亡数据为2600人——要知道这里面除了关东军旅团外，还有被日本人封为第一主力的板垣师团，皆为日军中的绝对精锐，而中国军队伤亡则高达29736人。乡民皆谓，这一仗，山上的中央军“死海了去了”。至今，在从南口到居庸关的这一带长城，仍可见累累弹痕和未及掩埋的将士遗骸。

　　先占平津，再夺张家口，出兵以来可以说无仗不赢，无战不克，这一“辉煌战绩”令日本统帅部忘乎所以。

　　人的瘾头上来，是止不住的事，“中国驻屯军”已经不好玩了，而且也太慢，得加食添料，升升级。

　　升级后的名称叫做华北方面军。

　　虽然“中国”变成了“华北”，名称缩小了，但容量却扩大了，继第一批3个师团到位后，一下子又从国内调来4个师团，加上华北原有部队，总数达到了8师1旅团。

　　不是说来3个师团就到极限了吗，哪里又多出来这么多编制和人马？

　　原因是，被“赢”这个激素一打，日军急速“增肥”，短时间内就变成了胖子。

　　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仅有17个常备师团，但几乎每个师团都有一支对应的预备役部队，这批人就叫“在乡军人”，全部都经过军事训练，各师团还为他们专门建有武器库。

　　不打仗时，“在乡军人”们就在当地当农民的当农民，经商的经商，轮到打仗了再紧急动员，发放枪支弹药，通过这种办法，短时间内即可由一变二，组建出一支新的师团，名之为新设师团（或称特设师团）。

　　比如，在刚刚开来的4个师团中，第108师团就是新设师团，它是由第8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组成的。

　　（970）

宝宝寒

　　华北方面军又分为第1军和第2军，香月“中国驻屯军”的那套班子直接归入第1军。

　　接下来，华北方面军和蒙疆兵团分了一下工，从三条铁路分头并进。

　　蒙疆兵团继续沿平绥铁路杀向绥远，而华北方面军则专事料理华北，其中，第1军沿平汉铁路直逼保定，第2军则沿津浦铁路攻向山东。

　　打到这个份上，中日还是一个都没向对方宣战。

　　要不要断交宣战这个东西，我们费尽思量，日本人其实也没少消耗脑细胞去捉摸。

　　我们怕一旦宣战会失去外援，日本也怕，尤其担心美国按照“中立法”不向它出口石油和钢铁，要是缺了后面这两样宝贝，日本的战争机器如何还开动得起来，海军更是干脆自宫算了。

　　想来想去，不能宣战，但是既然仗都打得翻天了，总得有个表示才行。

　　于是，9月4日，就有了裕仁天皇的那份《致帝国议会开幕式诏书》，在这份诏书上，这位日本天皇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本来是要跟中国谈合作的，没想到对方不领情，所以现在只能让我的军人来帮他开开道，醒悟醒悟了。

　　和我们在淞沪会战时发布的自卫声明一样，这份诏书其实也就算是宣战书了。

　　以此为号，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陆大21期）于当天，蒙疆兵团司令官东条英机（陆大27期）于次日，分别下达了作战命令。

　　华北狼烟再起。

　　而在南方，淞沪会战还没有了断的迹象，倒像是刚刚开始。

　　日本二次向上海增兵，本以为依靠上海派遣军的那两个师团可以一锤定音，然而锤子却始终落不下来。

　　从战略目的来看，当初两师团是要断守军退路的，但这一目的并未能达到，相反，两个师团加一个陆战队，还被分割三处，虹口的照旧在虹口，宝山的在宝山，罗店的归罗店，都没法连成一体，更别提彼此呼应了。

　　怪谁呢，怪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指挥无方？

　　松井一脸委屈状，他说他从东京出发时就跟送行的杉山元强调过，两个师团是不够的，五个还差不多。

　　行了，那就再派三个吧。

　　当初为了动员三个师团到华北去，日本军政两界讨论来讨论去，口水满天飞，弄得陆相杉山元本人都差点没有脾气，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日本的气候，使得派兵出国已成惯性动作，没人拦了。

　　杉山元更是着急慌忙，恨不得手指一点，三个师团就马上飘洋过海，飞到上海。要知道，在开战以前，他可是在裕仁天皇面前信誓旦旦拍过胸脯的，说是一月之内就可结束战事。如今一月早过，淞沪会战连一点消停的迹像都没有，这让他如何能坐得住。

　　只有身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仍坚持原有主张，即不能再向中国增兵，同时要停止作战，可是他的意见还有谁会听呢。

　　之前，参谋次长今井清一度支持过他，可是随着香月轻取平津，老头子便再不言语，直到因病退职。

　　继之而起的是多田骏。这位在担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时，曾大力推行“华北自治”，要归类的话也算强硬派。不过在担任参谋次长后，石原整天在耳边吹风，令他也有点心动了。

　　（971）

宝宝寒

　　现在的石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痛心疾首。

　　你们只看到一个中国支那，却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大敌——苏美。

　　在东北周围，苏军光步兵师就有14个，关东军有多少师团呢，呵呵，4个！

　　现在的苏军已经突飞猛进，他们一个步兵师的实力就不比日本的师团差，14打4，怎么跟他斗？

　　是啊，我们的机械化部队看上去很牛，在华北几无人可敌，可是在东北一带呢，关东军有200架飞机，苏军有900架，关东军有100辆坦克，苏军有800辆，只是人家的零头而已。

　　不说陆军，就是在上海打仗的海军也应该睁开眼醒醒，你们不是要南下吗，可是看看情报——

　　“九一八”之后，美国就在菲律宾和马尼拉大肆构筑地下工事，那分明也是冲着我们来的。

　　多田骏如今身份不同了，他不能老像做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时那样，一味贪功，多少也得有点大局观。

　　听听石原所说，似乎颇有些道理，中国不可怕，可怕的还是北方的苏联，如果专盯着中国打，消耗了实力，怎么对苏备战。

　　于是他向稳健派跨了半步。

　　可是也仅半步而已，多田骏身上同样有日本人常有的那种侥幸和自大心理，他认为只要再用一下力，对华战争即可结束，到时再谈对苏备战不晚。

　　石原完全成了孤家寡人。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眼看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无法协调，只得亲自去皇宫晋见裕仁天皇。

　　裕仁如今已不记得杉山元的“一月为期”了，经过自己亲家的一番说道，一个月成了三个月，好，那就再增兵吧。

　　天皇既已批准，到石原这里无非是过一过程序了。

　　9月7日，石原在增兵计划上签了字，随即他就提出辞去作战部部长一职。

　　20天后，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自此离开了日本军界的权力中枢。

　　终于出局了。

　　在一般日本人眼里，这个曾经发动“九一八”的“民族英雄”早已廉颇老矣，不再能称其为英雄。

　　即使重回关东军司令部，石原也很不愉快，他一直看不起那个被他称为“上等兵东条”的上司——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

　　石原认为东条纯属平庸之辈。

　　可是老天就是这么不公，平庸的上司一路春风得意，后来竟做到了首相。做了首相的东条毫不犹豫地给时任师团长一职的石原穿了小鞋，迫使这位天才的属下退出现役，到一所大学教书去了。

　　教的课是国防学，可是真正的日本国防其时已摇摇欲坠，而“石原教授”仍旧无可如何。

　　他再次引起人们注意，是日本陷入中国泥潭不能自拔之时，这时候日本人才发现，石原讲的也许是对的。

　　然而一切都晚了，他只能和他的那些同胞们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向失败的命运走去。

　　某种程度上，石原就像那个长了一对阴阳眼的占卜师，预知到了未来的灾祸，然而没有人相信他。

　　这个恶果其实还是他自己亲手种下的，在若干年以前，在“柳条湖”，在“九一八”。只不过当初他以为栽下的是一棵参天大树，没想到却是差点给本民族带来灭顶之灾的毒苗。

　　虽然是敌国，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石原是一个颇有些远见的谋略之士，一个真正有点头脑的人。

　　我看到过一张石原的照片，那是年轻时候的石原，那时的他称得上英姿勃发，充满朝气。

　　（972）

宝宝寒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这也算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吧。

　　这样说来，他身后的那个民族同样很悲剧。它曾经吸收了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好的东西，直到现在，还能在这个国度找到一些汉文化的痕迹。可是学了那么多，唯独没有学好中国的一句古语。这就是先贤曾经反复说过的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石原再聪明，也没有能超越出这个局限，而这才是很多日本式悲剧的真正根源。

　　还是说说派去上海的那三个师团吧。

　　名额是三个，但其实真正出兵时，远远超出了既定数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当时中方将出兵重点转向上海，导致日军在华北战场上推进速度极快，而上海战场却处处受阻，所以不得不向上海大举增兵。

　　一个淞沪战役，一个南口战役，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后者半个月就结束，并占领了张北口，而前者打了这么多长时间仍然难分高下。

　　原本日军统帅部的视线大部分集中在华北，这时候都不由自主地转向南方。

　　为了对淞沪战场情况作出切实评估，参谋本部还专门派了一名参谋到上海视察。

　　这位参谋回来后大叫不好。

　　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数量要远高于我们，现在还在不断增加，而且战斗力也不是原来认为的那样不堪一击，许多部队的抵抗非常顽强，即使是遭炮击或被包围时都“绝不后退”。

　　结论是：两个师团“已陷于严重的苦战之中”。

　　事实上，自川沙口登陆之后不到三周时间，两师团已伤亡4080人，接近于南口战役的两倍。其中，有些联队伤亡尤其惨重。

　　善通寺师团第44联队，联队长就是那个“七七事变”时被天津驻屯军参谋长赶走的和知鹰二，他的联队在罗店这个“血肉磨坊”里已几近被磨成豆腐渣，如果没有后续兵员补充，有跟没有都差不多了。

　　除了战死战伤之外，生病的也有很多。

　　听听北郊那些名字，什么江湾，蕴藻浜，都跟水有关系，江南水塘蚊虫又多，逢到天气热，蚊虫更多，这些蚊虫别的做不了，咬上鬼子两口还是可以的，那些身体稍差一些的鬼子兵一旦受不了就只能躺下歇工。

　　看到报告，日本统帅部吃惊不小。

　　尽快搞定淞沪战役，把战争资源集中于上海，开始成了日本军政上下的共同想法。

　　除了国内刚动员的三个师团外，又从台湾抽调由日军守备队组成的台湾旅团。

　　不是说上海派遣军损失严重，有的联队已经到了不补不行的程度了吗，赶紧再从华北抽调多达10个大队的补充兵到上海，以帮助上海派遣军恢复元气。

　　10个步兵大队是什么概念，多加2个，就是一标准师团的规模了！

　　除了步兵，还有其它军种。

　　原先在上海作战的，主要是海军航空队，但日本海陆二军在配合上素来存在问题，特别是上海派遣军登陆后，松井抱怨最多的，就是海军航空兵不会打仗。

　　轰隆隆那么多飞机，要它的时候没有，不要的时候在天上瞎转悠，连侦察个情报都不会。

　　我们陆军不是有航空队吗，还是让自己人来吧。

　　（973）

宝宝寒

　　于是决定从台湾调来第3飞行团，用于淞沪战场的配合作战。

　　炮兵，原随上海派遣军过来的，仅有重炮兵一个联队，这是根据“一二八”会战时的经验，认为在水网地带炮兵不适用。

　　打了几仗后发现，最靠谱的还就是炮兵，这次就派出了整整一个重炮兵旅团。

　　细细算下来，哪里是三个师团，这分明已接近五个师团了嘛。

　　想想看，如果这么多部队压在华北会是怎样一种局面，恐怕华北战事结束得还要迅速，那日军就可以马上“自北向南”了。

　　这正是老蒋曾顾虑到的。

　　现在，日本统帅部终于跟上了我们的节拍，开始不停地向上海调兵，从本土调，从华北调，其作战方向和重点都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也算可喜可贺。

　　既然对手如此不惜工本，我们再不卖点力气，就太不给面子了。

　　南京统帅部军令频发，来上海集结的，不仅有中央军，还有天南海北，五花八门的地方军，主要是南方军，包括粤军、鄂军、湘军、川军、滇军、桂军，也有一部分北方军，像东北军。

　　除桂军以外，这些所谓的地方军，跟原先的“诸侯武装”相比，已有明显不同，区别就在于它们都已按照政府的整军计划，实行了“中央化”。

　　即如川滇两省派到淞沪的川滇两军，其实并非刘湘、龙云控制的嫡系军队，可以算作是正规的国防军，不仅受南京统帅部直接指挥，而且由于经过“淘冗选精”，战斗力较之以往也有显著提高。

　　那段时间，在通往淞沪的各条道路上，随处可见“勤王之师”，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

　　这些地方军在未“中央化”之前，都是从内战的你争我夺中走过来的，今天打，明天和，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也没打出个子丑寅卯出来，现在要变内战而为“国战”，立刻有了一种保家卫国的荣誉感，觉得这才像个国防军人。

　　 赴沪参战的湘系中央军里面有一个91团，这个团出名是因为曾全歼日军一个中队，而己方只伤一人。

　　宝山二次失陷后，该团奉命在距离20里的地方安营驻守。

　　半夜十二点，两个哨兵听到不远处的稻田里水声潺潺，还有人影不断在晃动。再凑过去仔细一瞧，呵，鬼子们正像螃蟹一样趴在里面呢。

　　这是准备对91团发动突袭的，只不过天照应，一帮狼崽子还未部署完整就被发现了。

　　指挥官得到报告后，马上点起人马，从后方绕过去，然而端着剌刀像扎西瓜一样挨排扎，扎到天亮，一点数，一共扎了190个鬼子！

　　可见，“地方中央军”虽属中央军中的杂牌，但也不是白给的。

　　一些在抗日战场上即将叱咤风云的战将此时也纷纷登上点将台，薛岳、胡琏、王耀武、张灵甫、孙立人……

　　不过，在帅位上却少了两个人。

　　冯玉祥原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此时调走了。

　　第三战区管的就是淞沪战场这一片，可老冯实际上没管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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