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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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19日，张作霖翩然入京，当时大家都对这个自告奋勇的和事佬寄予了厚望，就连一向跋扈的徐树铮都亲自到车站去迎接，这等礼遇不实在不低。张作霖的高兴那当然是不用说了，要知道，仅仅做个“东北王”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衣锦夜行，唯有成为北京甚至全国的焦点，这才是他追求的目标。这一次他受万众瞩目，身负调和之重任，倘若大家都卖他个面子，那就别提多风光了。

张作霖到北京后，首先去见大总统徐世昌，听听阁老的意见；接着，又去见了靳云鹏，劝说劝说，疏导疏导，但这都是表面功夫，张作霖心里也很清楚，总统和总理那都是线外傀儡，真正的幕后人却是段祺瑞和曹锟，这二位才是决定局势的重头人物。

张作霖来京之前已经准备了一个调停方案，那就是挽留靳云鹏、撤换安福系三总长，对此，段祺瑞未置可否，徐世昌则请他去征求曹锟的意见。随后，张作霖又偕同江苏、江西、湖北、河南等省督军代表前往保定，同曹锟商议解决办法。曹锟见张作霖带着一大帮子人来，自然是殷勤备至的好生招待，张作霖也是满面春风，得意非凡……毕竟，张家和曹家是亲家嘛！

但是，酒桌上的谈笑风生总归是属于吃吃喝喝的范畴和层次，一旦开起会来，那气氛可就不一样了。曹锟和张作霖关系不一般，自然不好拂了老张的面子，但吴佩孚在会上义正辞严的慷慨陈词，无非是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曹锟唱的是白脸，吴佩孚唱的是红脸！
说句实话，老张看不惯段祺瑞手下的那个徐树铮，但曹亲家下的那个吴佩孚也是个刺头，特别是吴秀才在会上的发言，让他听得是句句刺耳。

老张心想，你吴佩孚不过是个小小师长，动不动就老段如何如何，你又算老几呢？我们和老段老曹出来混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呢？什么“身为军人，食国之禄，保国之责，义所难辞”，话说得好听，怪不得人家说吴秀才就长了一张嘴！还扯什么“部下之兵，久经训练”，你想吓唬谁啊！

但是，既然曹亲家不肯表态，那张作霖也只好嗯嗯啊啊，由着吴佩孚他们先来。会后，直系方面提出了5项条件1、解散安福系；2、靳云鹏复职；3、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4、罢免安福系三总长；5、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辖，罢免徐树铮。

谈到这里，张作霖心里已经凉了半截，知道自己这次是白来了。且不说前四项已经是困难重重，光这第五项，就完全没有可能……傻子都知道，哪个军阀会自动放下武器呢，这种条件没得谈嘛！

张作霖回京后，把保定方面的条件交给段祺瑞，段祺瑞一看这第5条便立刻跳了起来：“吴佩孚不过区区一师长，竟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若要如此仗势欺人，尽管与我兵戎相见，难道我还会怕他不成？”

张作霖见段祺瑞真的动怒后，只好劝说道：“我也是苦苦相劝，但不见他们让步。段总理也别生气，为个后生小子气坏了自己身体，大可不必。”

段祺瑞听后，恨恨的说：“徐树铮不费一枪一弹便收回外蒙，他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如今却非要罢了他的官职？打狗还要看主人，这分明就是要和我过不去。他们如果一定要罢免徐树铮，那好，吴佩孚也必须同时罢免！”

正当张作霖还留在京中做最后努力时，曹锟、吴佩孚却7月1日发表了《直军将士告边防军将士书》，矛头直指徐树铮和安福系。两日后，曹锟、李纯等人又联名通电声讨徐树铮，并宣布其“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权柄、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的六大罪状，看来不把徐树铮搞下台是誓不罢休。

面对直系的电报攻击，皖系这边也没有闲着，他们同样连发通电，指责曹锟和吴佩孚“拥兵自重、干涉国政”。总而言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电报你来我往的打嘴仗，能解决个啥问题？

7月4日，徐世昌在直系的压力下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开去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一职，改授为威远将军，西北边防军也改由陆军部接办。此令一出，直系是高兴了，但皖系则一片哗然，被空授了个将军的徐树铮找到老段哭诉，而老段岂有不知“打狗便是打主人”的道理，他随后便以边防督办的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给部队发足军饷和弹药，做好应战准备。

在直皖双方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张作霖还能有什么作为，只能宣布调停失败，灰溜溜的自个出关去了。

到了这份上，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打吧！

《北洋年代》 连载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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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短命的直皖战争

1920年7月8日，段祺瑞从团河回到北京城，当天上午便召开军事联席会议，参会人员包括皖系京畿各军将领、部分内阁阁员、京城卫戍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等近百人。

在会上，段祺瑞怒气冲冲的说：“国家以纲纪为重，纲纪不振，则国不存。吴佩孚受贿通敌，无故撤防，现在又在保定兴风作浪。督军曹锟，不但不约束部属，反而以兵力胁迫中央，要挟总统，提出种种破坏法律之主张，还要求解除徐树铮之职，简直是无理之至！”

说到这里，段祺瑞看到下面的人一个个都点头赞同，于是满意的接着说：“徐树铮此次宣慰外蒙，没有用中央一分钱便收回了万里疆宇，曹、吴等人却反而要罢免徐树铮，这是赏罚不分，是非不明，如此以往，纲纪荡然！”

下面的人听到这里，有的人就喊起来了：“总理，他们这是骑在我们头上拉屎了！我们不能再忍了！”有的则说：“是可忍孰不可忍，看来不武力解决是没有办法了！”更多的武夫则嚷嚷道：“总理，你就下命令吧！咱们打他娘的！”

看到部下们一个个都情绪激昂，老段一拍桌子：“我宣布，为了维护国家纲纪和元首的威信起见，我们不得不兴师讨逆！现在便进入军事状态，如有不听命令者，军法处置！”

随后，段祺瑞宣布将边防军和西北军改称为定国军并自任为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京师戒严总司令，吴炳湘为副司令。下午，段祺瑞发出通电，讨伐曹、吴：“本上将军创建民国，至再至三，参战一役，费尽苦心，我国国家地位才获提高。此后正应整饬纪纲，岂能容鼠辈任意破坏法律，现特请大总统迅发命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官职，交祺瑞缉拿，余众概不株连！”

随后，段祺瑞又派徐树铮带卫队到总统府，要求徐世昌立刻发下将曹锟、吴佩孚等人褫职的命令。徐世昌当心局势无法挽回，开始还不肯发，徐树铮冷冷的道：“定国军现经整备，备齐即发，你发也是发，不发也是发！”

无奈之下，徐世昌只好发下命令，罢免吴佩孚本兼各职，曹锟则褫职留用。

保定那边也没有闲着，曹锟接到褫职令后不屑一顾，随后便召开会议，宣布讨伐段、徐，并将自己的军队称为讨逆军，由曹锟自任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双方纷纷调兵遣将，冲突一触即发。

从兵力上来看，直皖双方势力相当，皖军计有曲同丰的边防军第1师、陈文运的边防军第3师、魏宗瀚的陆军第9师、李进才的陆军第13师、刘询的陆军第15师、西北军宋子扬的第2混成旅等，约合兵力5万余人。另外，还有马良的边防军第2师和西北军其他混成旅也在山东等地策应。

直系这一方面，主力是吴佩孚的陆军第3师一万余人，另有王承斌的直隶第1混成旅、阎相文的第2混成旅、萧耀南的第3混成旅、曹锳的第4混成旅，还有董振国、彭寿莘的几个直隶补充旅、孙岳的卫队旅等，兵力也在5万有余。另外，为对付马良的边防军第2师，直军派有商德全的直隶第5混成旅在德州监视。

从双方的布防来看，战线主要是在北京与保定、天津之间划一中分弧线，其中以京奉线为东路、固安一带为中路、琉璃河、涿州及高碑店一带为西路，其中又以西路为主战场。其中的对阵形式如下：曲同丰、刘询所部在西路与吴佩孚部对阵，陈文运、李进才部在中路与萧耀南、彭寿莘部对阵，徐树铮所部西北军在东路与曹锳等部对阵。

令段祺瑞感到震惊的是，在直皖战争爆发前夕，关外的张作霖突然宣布讨伐徐树铮，随即挥师入关并进占天津的马厂、军粮城等地，很明确的站在了直系的一边。张作霖参战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徐树铮在战前用重金买通了满蒙边境的土匪，让他们前去关外骚扰奉军，以做牵制之用，免得奉军站在直系的一边。

但是，小徐固然是聪明过人，他这步棋走的是很对的，但问题是那帮子土匪毕竟是土匪，这些唯利是图的家伙毫无战斗力，他们与奉军一接战便或逃散或俘虏，被俘的也不将江湖义气，一下就把徐树铮给供了出来。

《北洋年代》 连载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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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原本就对小徐恨之入骨，此次得知真相后更是勃然大怒，他心想：小徐啊小徐，别人都说你是机关算尽太聪明，我看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倒好，居然算计到老子的头上了！好啊，今天就老账新账一起算，不把你往死里整，我就不是这东北王了！

段祺瑞并不知道小徐暗中捣鬼的事情，他原本以为张作霖即使不站在自己的一边，至少也应该保持中立、坐观成败，谁想这个老胡子居然也和曹锟、吴佩孚一个鼻孔出气，这回，老段的鼻子又给气歪了一下。

但是，此时的直皖战争已经是如箭在弦，不得不发……没有退路了。

7月14日晚，战争正式打响。首先是西路皖军的曲同丰边防军第1师及刘询的陆军第15师率先向直军发动进攻，并于当晚攻下涿州，迫使直军退回高碑店；与此同时，中路也发生激战，但皖军未能攻下固安。

次日，徐树铮指挥西北军第2混成旅等部进攻驻天津杨村一带的曹锳部直军，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直军渐获优势。但直军的炮兵架设好大炮准备攻击的时候，突然一队日军赶来，宣布铁路沿线2公里内不得开炮，所设的大炮必须立刻移走，否则将诉诸武力。直军一时猝不及防，只能后退撤防，而皖军则趁势撕开直军的防线，把皖军逼到了天津的北仓一带。所幸的是，张作霖的奉军及时参战，这才稳定了天津一线的战局。

但在16日这天，皖军在西路主战场和中路都遭遇了重大失败，首先是西路直军诱敌深入，皖军不明就里，孤军深入，而这天突然天降大雨，雷电交加，边防军第1师依仗强大的炮火向直军攻击……但因为天气的缘故，不幸落到了刘询的15师阵地上，结果引发了友军的极大愤怒并溃散甚至回击。刘询的第15师本来是冯国璋的部队，本就和皖系不是一条心，这下干脆投降了直军。在失去了友军的支持后，曲同丰只能命边防军第1师退守涿州。

段祺瑞没有想到的是，中路的边防军第3师陈文运部被直军萧耀南部和彭寿莘部彻底击溃。在这场激战中，师长陈文运在指挥时被击成重伤，最后被卫兵架着逃走，余众溃散，而友军第13师也大部投降了直军。

17日，吴佩孚分出一部直军为佯兵，另亲率所部迂回到侧翼突击边防军第1师。在吴佩孚第3师的猛烈攻击下，边防军第1师伤亡惨重，第1旅旅长范尚品战死，第2旅旅程长发战败潜逃，曲同丰见大势已去，只能屈膝投降。

据传，吴佩孚击败曲同丰还有这么个笑话，说曲同丰在武备学堂当教习的时候，本是吴佩孚的老师，他见吴佩孚是自己的小老乡（曲是烟台人、吴是蓬莱人），对吴也多有照顾，还称赞吴佩孚将来必是将才。但战场毕竟是战场，如今师徒兵戎相见，讲不得什么情面。曲同丰兵败之时，亲自将他俘虏的正是这位小老乡，当时吴佩孚率部策马奔袭，直扑边防军司令部，曲同丰正错愕间，只见吴佩孚已经出现在自己面前，并给昔日的老师敬了个礼，报告说：“老师，你已经被俘了！”

中路溃败、西路曲同丰连带司令部人员被俘的消息传到天津后，徐树铮这下也慌了手脚，他匆匆赶回了北京，其所部西北军等也被直军、奉军各个击破，或投降、或溃散，不复成军。至于在中西路后方指挥的前敌总司令段芝贵，这位北洋宿将在战前十分猖狂，他把司令部设在火车上，并声称不需几天便可把直奉两军彻底击溃，届时仍旧坐火车返回。

据称，段芝贵的火车上不但有军用品，还有烟枪14杆、麻将牌7副，光专门的大厨就有24名。在直皖两军开始交战后，段司令仍旧坐在麻将桌上不肯下来，当随员们向他报告战况时，他就一边打麻将，一边读战报，并为自己镇定从容的大将风度而陶醉。后来，当他听说吴佩孚的军队已经攻过琉璃河并向长辛店扑来时，这才慌了手脚，急令火车立刻启动，撤回北京……所幸段司令有先见之明，火车头都是朝北的。

弄了半天，段芝贵把司令部设在火车上，原来是为了逃跑方便的！

段芝贵逃回北京后，众人围住他问前线战况的时候，他这才缓过劲来，摸着头连声说：“好险！好险！”

另一边，吴佩孚听说段芝贵在交战过程中还在打麻将，忍不住大笑道：“老段用小段这样的人做前敌司令，如何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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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地区，段祺瑞的小舅子吴光新已经被王占元软禁，其所部也被收编或遣散。在山东的边防军第2师马良部开始攻入了德州，但皖军主战场失利后，商德全旅率军反攻，马良部最终归顺了直军。至于驻扎各地的其他西北军各旅，因为兵力有限，后来因皖军战败而或被收编或被遣散。

7月18日晚，段祺瑞呆呆的坐在饭桌前，几天之间仿佛老了十岁，两角的鬓发也看上去更加的稀疏斑白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亲手打造的边防军和西北军如何会失败如此之速，而又败得如此彻底。

直皖之战，纷纷扰扰，漫卷风云，其矛盾冲突酝酿了近两年，双方相互指责恫吓的电报战打了几个月，而真正的战争其实只有3天（14日晚到17日已基本结束）。

3天，就3天。老段的一世英名就这样付之流水了。

这时，大弟子靳云鹏来到段府，劝告老师承认失败，宣布停战算了。在靳云鹏的建议下，段祺瑞只好派出傅良佐前往天津求和，但傅良佐刚下火车便被扣留，随从被告知：只有投降，没有求和一说！

事到如今，老段只好在靳云鹏等人陪同下，去总统府请求大总统徐世昌下一道停战令，免得直军继续进攻北京，届时更加不可收拾。徐世昌也不希望战争继续，他二话没说，当场便发下停战令。等老段走后，徐世昌冷笑道：“老段啊老段，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7月19日，段祺瑞宣布引咎辞职，辞去边防督办一职并请撤销历年之勋位、勋章，边防军、西北军也即日解除，以谢国人。据说，在失败之后，段祺瑞曾想举枪自杀，幸好多年的老大哥、老将姜桂题在旁拦阻，这才没有惨剧发生，姜桂题还斥责段祺瑞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失败就要自杀，那我岂不是死了好多回了？”……姜还是老的辣，姜桂题不愧是参加过甲午战争的老将。

在直军、奉军开进北京之前，为逃避直系的追拿，安福系政客及皖系骨干如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朱深、丁士源、姚震、梁鸿志等9人逃入日本使馆寻求庇护，李思浩则逃入华俄道胜银行避难。有人劝老段也赶紧像张勋那样，去使馆区避避风头，但遭到了他的坚决拒绝。

老段虽然输得一败涂地，但这口气还在。他非但不去使馆区，就连北京都不出，成天就呆在家里……哼，看你老曹和小吴能奈我何？

老段的沉着是有底气的，当时还真没人能把他怎么着。且不说曹锟是老段多年的同袍，就连吴佩孚在名义上也算是他的学生（后起的蒋介石也是如此），再加上徐世昌、张作霖、姜桂题、张怀芝等这些老关系，还有大弟子靳云鹏等人为之奔走斡旋，在老段头上动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毕竟，老段对民国还是有功的嘛！不能让他太难堪，不然大家都不好看了。

7月29日，总统府通令惩办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朱深等十名祸首；数日后，又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当然，公理掌握在胜利者手中，国内外概莫能外，由此，撤销曹锟、吴佩孚等人的处分也就不在话下了。

这一次，皖系虽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段祺瑞毫发未损，他仍旧在家里和客人们打打牌、下下棋，等到风声平静后，段祺瑞便去了天津，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和黎元洪倒是可以同城相怜），直到4年后再次被推为临时执政。这是后话，先搁下不提。

说到这里，有人或许会问，边防军、西北军都是挺牛的嘛，边防军是清一色的日本军械、日式训练，西北军也都是外国进口的先进军械，当时这两支部队的供给军饷也最为优厚，而军中干部都是军校毕业生，人员素质应该说是相对上乘，如何会一败涂地呢？

民意不民意我们就不去扯它了，任何事件的成败是非往往取决于细节。参战军、西北军在各方面确实不差，但唯独缺乏的历史和实战。任何一支优秀的部队，一定是有着光荣传统……失败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最可怕就是从来没有失败过，也就是没有历史。

一支新军队，在己方取得优势的时候往往勇不可挡，但一旦受挫，则容易军心动摇甚至立刻溃散，这其实都是缺乏实战的结果。再者，参战军和西北军的炮火固然猛烈，但当时的炮战技术似乎用得并不恰当，因为炮兵的威力主要在于远战，轰击密集人群比较有效，而吴佩孚的军队大都是散兵线进攻，而且突击距离很短，所以炮兵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自身的安全反成了问题。

再说了，边防军和西北军对阵的是吴佩孚的北洋第3师，这可是一支有着20年多年历史的老部队，从辛亥之役到二次革命再到湘鄂战争等等，可谓是身经百战，军中干部所积累的战争经验可是一种极为宝贵的财富。

因此，由学生班子组成主要干部队伍的边防军和西北军去打第3师这样一支成熟的部队，肯定是要吃大亏的。再说了，吴佩孚也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将才，曲同丰虽是老师，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不必不如老师嘛！

至于外援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皖军这边虽然有日本在暗地里帮忙，但奉系则直截了当的加入了直军一方，这就使得战局更加不可逆转了。作为日本，它虽然有心帮助皖系，但毕竟不能过于明目张胆，再者，皖系的失败是如此之速，它也就无可奈何了。事实上，段祺瑞的失败对日本来说确实是一种莫大的损失，看着自己扶持了好几年的皖系在几天之间便迅速垮台，日本心里恐怕也是很不是滋味。

不管怎么说，战争结束得很快，这对老百姓来说是幸事。此时的军阀战争，武人们还算讲点武德，失败了就是失败了，不苦苦纠缠……敢于承认失败，也算一种勇气和高效率。至于后来的国内战争，武夫们不肯承认失败，非要死缠烂打，那就更加流氓和不堪了。

直皖战争是北洋系内部的第一场战争，段祺瑞的一世英名被毁于一旦，而皖系作为一种政治势力也烟消云散。但是，倒了袁世凯，便有南北战争；倒了老段，军阀间的攻伐非但不会减少，反而更加的频繁了。

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军阀时期嘛，大家公认的规则不就是四个字嘛：

“力大为王”！

《北洋年代》 连载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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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吴佩孚平定湘鄂

直皖战争结束后，以曹锟为带头大哥的直系军阀一跃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首要力量，曹锟也被任命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则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巡阅副使。

战后，由于收编了边防军和西北军的部分兵力，曹锟、吴佩孚的军队也随即急剧扩张，其基干部队由一个师、四个混成旅、四个补充旅变成了六个师、三个旅，分别为吴佩孚的第3师、阎相文的第20师、王承斌的第23师、张福来的第24师、萧耀南的第25师、曹锳的第26师及孙岳、葛树屏、商德全的三个混成旅。

这部队一多，驻军的营房便成了问题。当时曹、吴军队可以驻兵的地方虽然有保定、天津、马厂、廊坊和北京的南苑、北苑，但这些地方的营房仍旧不能满足扩充的军队，因此吴佩孚提出将一部分部队拉到洛阳去，因为徐树铮的西北军在那里刚修建好的营地现在没有部队驻防，一来可以分兵就食，二来也可以就近控制河南地盘。

曹锟和吴佩孚商议后，觉得派其他人去恐怕不放心，最好还是吴佩孚率第3师和新编的第24师张福来去比较合适。当移防计划宣布后，曹锟身边的人不免议论纷纷，说吴佩孚这是翅膀硬了，想和曹大帅分庭抗礼，自立门户，自己想在洛阳搞一套。不少人还不断的在曹锟面前进谗言，编排些吴佩孚的不是，试图挑拨两人的关系。

听得多了，曹锟便把这些人训斥一顿：“你们说子玉这不好、那不好，好啊，打仗的时候你们去，行吗？到最后，还不是靠子玉去替我卖命么？”

曹锟这么一说，下面的人也就没话说了……确实打不过吴佩孚嘛！

吴佩孚听了这些流言，鼻子哼了一声道：“这些庸才，目光短浅，只知道嫉贤妒能，半点本事没有。洛阳乃是十省通衢，四通八达，地理居中。所谓中，便是天下之根本，我驻兵在洛阳，乃是居中而御外，宜于武力统一中国。何况，巩县兵工厂便在附近，而武汉、南京的兵工厂也可以通过京汉线、津浦路、陇海路相联，打仗打的就是军火，一旦开战，这些枪械子弹都可以通过铁路朝发夕至，岂不方便？”

由此，吴佩孚便率领军队到了洛阳，成立了直鲁豫巡阅副使署。在吴军驻扎洛阳后，当时的传言就更多了，很多人在曹锟面前说吴佩孚野心太大，在洛阳培植自己的亲信，还说直系中分“保派、洛派”，曹大帅要小心自己被架空。但是，曹锟始终对吴佩孚信任有加，而吴佩孚也一直对曹锟忠心耿耿，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分歧。

有意思的是，吴佩孚之前激烈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但当他取得优势后却同样接过了老段的这面大旗，只是不像老段那样过于露骨。吴佩孚这个人一贯不注重虚名而注重实干，他在率领第3师进驻洛阳后，便在那里潜心练兵，韬光养晦，开始了新一轮的厉兵秣马，以图来日一统中原。

1920年的下半年，民国的政坛上相对比较平静，各地修养生息，军人们练练兵，政客们磨磨嘴皮子，文人们发发文章、搞搞新文化运动，至于工人农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总而言之，天下太平，暂时无事。

如果非要说有事，却不得不提两件蹊跷的事，一是江苏督军李纯在这年的10月12日突然死于江苏督署内；二是次年的8月，新任陕西督军阎相文也突然自杀于督军署内。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按说，督军们那一个个就是土皇帝，上管不着、下不敢管，天不怕地不怕，为何好好的幸福日子不过，偏一起玩起了自杀的把戏？

先说江苏督军李纯，他死的那年仅仅46岁，可谓是年富力强却又突然死于非命。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李督军“浓眉大眼、鼻头端正，相貌雄武”，分明是个“勤勉细密、精明干练”的人物，如何说死就死了，未免让人怀疑。

《北洋年代》 连载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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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纯是天津人，年青时曾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不久便跟随袁世凯编练新军，标准的科班出身、小站班底，由此在军途上也是一帆风顺，顺风顺水，到清末的时候已经升为第六镇统制，可谓是年轻有为，机遇眷顾。“二次革命”后，李纯因镇压有功，升任江西都督，冯国璋在1917年去北京做大总统后，又将他调任江苏督军……四十出头便做到两江总督的位置，这放在清朝可算是腾云驾雾般的升迁速度了。

据官方发布的消息，说李纯是因为国家分裂、政事不修，进而愤然自戕，并留有遗嘱为证。但是，李纯在官场一帆风顺，在商界投资又生财有道，实在是看不出他为何要如此忧国忧民，进而采取如此之激烈举动。

官方说法靠不住，小道消息倒是满天飞，一是说李纯的小妾与他的马弁（又有说是参谋副官的）私通，不巧被李纯发现，慌乱之下，马弁竟然将李纯击毙；另又有人说，李纯暴死是因为被北京政府授了苏皖赣巡阅使，但安徽、江西不服管制，李纯因此受了刺激，精神失常所以开枪自杀；还有一说更邪乎，说是李纯和养女有染，养女婿不甘受辱，结果愤然将之刺死；更有人说，哪有那么复杂，李纯其实就是被自己部下给做掉的，而嫌疑最大的，莫过于遗嘱中的指定接班人、帮办军务齐燮元。

李纯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众说纷纭的，谁也说不清，死人又不会说话，也只能算是民国的一桩悬案。

李纯的死，倒是便宜了部下齐燮元，让他继任了江苏督军一职。齐燮元是直隶宁和人，他与李纯是老乡，光绪年间中过秀才，后入保定军校而走上军途。李纯做第六镇统制的时候，齐燮元是参谋长，一路紧跟，果然大有回报，最后顺利的做上了江苏督军一职。

另外一个自杀的督军是曹锟手下的阎相文，他原本是直隶第2混成旅的旅长，直皖战争后便升任陆军第20师师长。由于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是皖系中人，直系挟大胜之余威，便要扩张地盘，想将陈树藩赶出陕西，让自己人去做这个督军的位置。

陈树藩盘踞陕西多年，岂肯束手就擒，于是直系便只有武力解决一途。1921年6月，被任命为陕西督军的阎相文以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从湖南撤回后驻防河南信阳，并随后改称为陆军第11师）为前锋直捣西安，驻湖北的吴新田第7师从武关、紫荆关入陕侧击，阎相文则亲率第20师紧随冯玉祥所部之后，准备武力接收。

在强压之下，陈树藩的军队迅速瓦解，其本人也仓皇逃出了西安，从此一蹶不振。随后，冯玉祥、吴新田和阎相文的部队相继开进西安，陕西也就此落入了直系的势力范围。

但是，会做官的人往往风生水起，不会做官的人则是疲于奔命，不堪其苦，不幸的是，阎督军偏是后者。首先，陕西的军队太多，有阎相文自己的、冯玉祥的、吴新田的，还有民党的靖国军、陈树藩的余部等，这军队一多，粮草军需都要地方供给，而陕西在民国初年便一直遭灾，老百姓不堪重负，阎相文是百般罗掘，也是难以满足那些军人的需求。

再者，阎相文入陕后，曹锟、吴佩孚手下的一些顾问、参议等都拿着条子跟了进去，据说人数达到上百人。这些人个个都有后台，他们成天找到阎相文要吃要喝要官要贪，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阎相文招待不好，便有人向曹、吴打报告，结果常遭一顿训斥。由于局势一直动荡不安，而自己内部也矛盾日益激化，阎相文在穷于应付而不可得的情况下，竟然干脆自寻短见，于1921年8月22日吞服鸦片，自杀于陕西督军行署。

由此看来，官也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做的，特别是脸皮薄的人，不能做官哪！

《北洋年代》 连载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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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这两件蹊跷的事，再来看看南方。就在阎相文强行进入陕西的同时，湖南也闹起了乱子。原来，当时各省自治的风潮颇为流行，什么“湘人治湘”、“鄂人治鄂”，什么“联省自治”，各种名目，品种繁多，在湖南人将张敬尧驱走之后，一些籍贯湖北的民党也想来个“驱王运动”，把山东老汉王占元王督军给赶出湖北，来个鄂人自治。

由于吴佩孚在1920年率军北撤，湖南便成了湘军赵恒惕的天下。当赵恒惕在忙于制定首部湖南省宪时，同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几个湖北佬，如做过陆军部次长的蒋作宾，还有李书城、孔庚几个同学跑到湖南来求助，要求湘军帮助出兵湖北，驱逐王占元。

来到湖南之后，蒋作宾便鼓起如簧之舌，他对赵恒惕说：“赵兄赵兄，你湘军帮助我们赶走王占元是大有好处的。你看啊，我们拿下湖北之后，汉阳兵工厂便可为你所用，今后枪械子弹不用发愁；其次，你现在不是在湖南搞自治嘛，如果我们拿下湖北，届时湖南湖北搞联省自治，岂不是声势更壮？还有，你们要是帮我们赶走了王占元，届时你们可以派两个师驻扎鄂北，费用由我们湖北来出，也可以帮你们解决点财政困难，这多好的事啊！”

赵恒惕听了不免有些动心，但他又想起之前与吴佩孚的约定，于是便犹豫了一下，说：“这王占元毕竟是直系的人，万一吴佩孚援助他的话，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拿下吧？”

蒋作宾说：“哎呀，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在直系也布有眼线，现在王占元在直系已经失势，吴佩孚是不会帮助他的。再说了，直系和奉系现在关系也很紧张，他们自己在北方还乱糟糟的，哪有时间来管湖北的事情呢？”

在众人的七说八说之下，赵恒惕的雄心壮志也似乎被唤醒，他说：“既然如此，我们就走一步是一步，试试看吧！”

蒋作宾说的王占元与吴佩孚的矛盾，这倒不是捏造。当时吴佩孚也是以“鄂人治鄂”为借口，将籍贯湖北、曾做过总统府秘书长的夏寿康推荐去做湖北省长，意在分权，但夏寿康带着随从去上任后，却被王占元派出部将孙传芳率兵前去挡驾，在威胁和恫吓之下，夏寿康只好怏怏而退，由此王占元与吴佩孚便闹下了矛盾。

1921年7月20日，赵恒惕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出兵援鄂的问题。在会上，大概是出于抢夺地盘的考虑，赵恒惕手下的两个师长宋鹤庚和鲁涤平表现非常积极，他俩一唱一和，积极表态支持出兵。赵恒惕见部下士气很旺盛，便决定组织“援鄂自治军”，由他本人出任总司令，宋鹤庚担任总指挥并兼第1军司令，鲁涤平为第2军司令，旅长贺耀祖等分别为第1至第5纵队司令。

在同一天，蒋作宾等人也组成了湖北自治政府，由蒋出任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由此，湘军进攻湖北的战役正式打响。最搞笑的是，王占元为了祸水南引，还在之前给了赵恒惕一些军火、军粮和银元，试图让湘军去驱逐境内的滇军，没想到这笔生意赔了夫人又折兵，亏大发了。

在听说赵恒惕正式出兵“援鄂”后，王占元慌忙组织防守战线：以第2师师长孙传芳为中路总指挥，防守在羊楼司与咸宁一线；第21混成旅刘跃龙为左翼司令，防守崇阳、通城一线；第18师师长王都庆为右翼司令，防守公安、石首一线。

最开始的时候，赵恒惕还先礼后兵，奉劝王占元自行引退，免得兵戎相见。但武夫们一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好言相劝要是管用，这世界上就没有战争了。既然谈不拢，双方便开始在中路开始交火，战争打响。

羊楼司、赵李桥一带的争夺是这场战争中战况最激烈的，双方打了八昼夜，互致重伤，士兵们死伤枕藉，尸横遍野，当时又是酷暑季节，尸体腐烂，臭不可闻，真是人间地狱之惨状。

在战争打响之后，王占元也只好厚着脸皮向曹锟、吴佩孚发电报请求援助。吴佩孚在接到王占元的电报后，勃然大怒道：“赵恒惕不守信用，那就休怪我无情！要不把他们打回去，我们北洋系颜面何在？不行，非把他们赶回去不可！”

说罢，吴佩孚便乘车到保定去请示曹锟去了。曹锟接报后，随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援鄂”的问题（你也援鄂，我也援鄂，到底援的是谁，只有自己最清楚）。在会上，王承斌、张福来、萧耀南、彭寿莘等人均主张出兵，顺便把湖北也拿下算了。

曹锟也主张出兵，但他不希望过于直接，毕竟王占元是自己的多年同袍，面子上说不过去。吴佩孚见曹锟不肯明确表态，便说：“老王对咱们还算不错，此时拿下湖北也确实有乘人之危的嫌疑。不过，他在湖北也确实贪酷搜刮，民怨甚大，本早该让他下台。既然大家都支持出兵，我看就先打一下，至于会发生什么情况，到时再说。”

曹锟说听后，未置可否，只说由吴佩孚看着办，只是不要让王占元太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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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吴佩孚命靳云鹗的第8旅及河南宏威军赵杰部为前锋，萧耀南的第25师为主力随后跟进，出兵援鄂。在出兵的同时，吴佩孚已经秘密安排萧耀南出任湖北督军，并暗授机宜，让萧耀南到湖北后只作壁上观，迫使王占元自动引退。

萧耀南率军到达汉口后，他并不与王占元见面，而是暗中鼓唆汉口镇守使杜锡钧和第8师师长王汝勤（原师长王汝贤已死，师长由其弟继任）进行“倒王”活动，敦促王占元赶紧下台。此时的王占元前线吃紧，请求萧耀南派军支援又是被置之不理，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王占元只好8月5日向大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几个小时后，总统府便下令准免王占元的本兼各职，并随后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

王占元在离开湖北之前，非常恼怒的说：“我一个快六十岁的人了，在湖北也呆了快十年，最后竟然以这种方式被赶下台，这‘曹贩子’、‘吴小鬼’也不讲义气了！今后看谁还敢跟他们共事！”临走前，王占元将已经被软禁了几个月的吴光新给放走了，算是给段祺瑞一个交代。

在王占元去职后，吴佩孚立即率军南下汉口，并令湘军退出湖北。由于湘军在前期作战中占据优势，又夺了大片湖北的地盘，他们非但不肯退让，反而在咸宁、通山等线发动了新的进攻。

接报后，吴佩孚大怒，说：“我一生用兵，不为戎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现在湘军违背协议，进占湖北边境，既然他们不肯退，那就只有兵戎相见，一决胜负好了！”

随后，吴佩孚便指挥靳云鹗的第8旅、河南赵杰旅及第25师在汀泗桥将湘军击退，随后又将第3师和第24师的各一个旅，外加山东第1混成旅调到汉口，准备进攻岳州。由于吴佩孚得到了海军的支持，在军舰的运送和掩护下，吴军于8月27日清晨在岳州南门外大石桥一带迅速登陆，抢入岳州。

此时的赵恒惕尚在睡梦中，得到吴军进攻的消息后，他还未来得及指挥部队抵抗，城门已告失守，赵恒惕在慌乱之中。只得率领少部分卫队仓皇逃走，其大部分部队和司令部人员都做了吴佩孚的俘虏。

由于岳州失陷，加上赵恒惕的湘军主力被击溃，在湖北其他地区发动进攻的湘军也纷纷败退，此次的湘鄂战争以直军大胜而告终。但是，吴佩孚并不想乘胜追击，因为他在湖南呆过近两年，知道湖南人不好对付，即便是占领了，统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此他派人把赵恒惕找来谈判，准备将湖南变成南北之间的一块缓冲地。

当赵恒惕垂头丧气的来到吴佩孚所在的“楚材舰”后，吴佩孚坐着不动，一句话都不说，只是瞪着他看了足足有五分钟，把赵恒惕看得脚底都发麻了。身为败军之将的赵恒惕当时站又不是，坐有不是，举止不安，尴尬异常。

呆了好一会，吴佩孚才开口说道：“与朋友交而无信，驭部下无能，你是愿打还是愿罚？”赵恒惕诚惶诚恐的道：“此次战争，我也受人愚弄，最后骑虎难下，还请大帅原谅！”

既然赵恒惕已经服了乱，吴佩孚也就哈哈一笑，不再难为他了。于是，两人言归于好，并在兵舰上商议如何善后的问题。由于原师长宋鹤庚、鲁涤平不听指挥，赵恒惕便在吴军的帮助下将其所部缴械，宋、鲁两人逃匿。至于岳州，仍旧按前协议划为不设防城市，直军湘军均不驻兵，湘军全部撤出湖北，吴军也撤出湖南，湘鄂签订停战协议。

由此，湘鄂之争也就告一段落。

在这次战争中，有两个人却值得一提，一个是原王占元的部下孙传芳，在王占元被排挤走后，吴佩孚并没有撤掉孙传芳的师长职务，反而将之委任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信任有加，以示重用人才不分派系。由此，孙传芳后来暴得大名，成为东南五省领袖。

另外一个则是后来成为抗日名将的于学忠，当时湘鄂爆发战争后，川军也来浑水摸鱼，进攻鄂西南。在与赵恒惕达成协议后，吴佩孚乘军舰亲临督战，于学忠当时是炮兵营营长，他亲率所部绕到川军背后炮击，令敌方阵脚大乱，结果吴军几乎是不战而胜。吴佩孚对此役赞不绝口，称于学忠是天生将才，当即提任他为团长。在随后几年中，于学忠又被一再提拔，接连升任旅长、师长。

可惜的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惨败，于学忠也只能投入了奉系的门下，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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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皖战争结束后，皖系势力被大大削弱而直奉势力则此消彼长，大为加强。但是，战后的利益分配是由双方的实力和出力程度来决定的，因而皖系得益多而奉系得益少，两派势力也暗生摩擦，并最终酿成第一次直奉战争。
　　
　　从地盘上来看，以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扩张明显。首先是陕西督军陈树藩被赶走后，由曹锟的部下阎相文出任了新督军，虽然这位不走运的新督军很快便到阎王那里报了道，但继任者则为第11师师长冯玉祥，也算归入了直系势力范围。冯玉祥在恩师陆建章死后，他的部队本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在过去的几年中可谓是备尝艰辛，这次受到曹、吴的青睐，自然是以身投靠，惟命是从了。
　　
　　接着，吴佩孚借着湘军进攻湖北的机会逼走了原督军王占元，接着又南下亲征，将自己的死党萧耀南扶上了湖北督军的位置，因此湖北又揽入了曹吴直系的怀抱。至于江苏，在督军李纯死于非命后，继任督军齐燮元因为根基未稳，又有浙江督军卢永祥在南边压迫，此时只能先投靠了曹锟，以求庇护。
　　
　　眼看曹、吴在各省攻城拔寨，奉系的张作霖就很不高兴了。张作霖这个人别看他是胡子出身，但野心很大，其欲望决不仅限于关外。这时恰好安徽督军倪嗣冲因病去了天津，无法视事（1924年去世，据说是精神分裂症……倪嗣冲这个政治变色龙，想必是变过头了），直奉两派便打起了安徽督军的主意。
　　
　　首先，是张作霖提出让张勋来出任安徽督军，因为张勋是他的亲家，又因复辟失败而长期潜藏天津租界，这时见风声过去了，老张又想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于是便缠着张作霖帮他出头，谋上这个安徽督军的位置。
　　
　　说实话，张作霖的这个提议也确实是有点荒唐，因而遭到直系的反对也属正常。在未与张作霖协调的情况下，曹吴便安排原张勋的部下张文生出任了安徽督军，张作霖得知后也没有办法。
　　
　　这时，恰好蒙边出了乱子，徐世昌便将此边境问题交给了张作霖，并委派他作蒙疆经略使，这样张作霖便东北巡阅使和蒙疆经略使两肩挑，这才稍微心理平衡了一点。但是，没过多久，由于直军南征湖南胜利，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加上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直系的地盘已经连成了一片。
　　
　　在之前的两年，张作霖不顾吴佩孚是曹锟主心骨的事实，多次对吴佩孚进行贬斥，比如吴佩孚多次通电取消新旧国会和南北议和代表、成立国民大会以解决南北分裂的问题，
　　张作霖就很不以为然，他在公开场合对别人说：“我就知道曹巡阅使。吴不过是个区区师长，全国的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就不少，倘若人人干预政治，那成什么话？”
　　
　　眼见吴佩孚由一个小小的师长变成了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两湖巡阅使，张作霖就别提有多气恼了。为获得补偿，张作霖以辞去蒙疆经略使、对蒙边问题甩手不干为要挟，最后迫使徐世昌将原热河都统、老将姜桂题调回北京充当有职无权的陆军巡阅使，而改由奉军第28师师长汲金纯出任热河都统，张作霖这才算出了口气。（注：老将姜桂题于次年去世，寿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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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再次爆发，各省军阀纷纷来京索要所欠军饷，内阁总理靳云鹏焦头烂额、毫无办法，只得坚决辞去总理一职。在无人接手的情况下，张作霖把洪宪帝制的罪魁、安福系的骨干梁士诒推了出来，而徐世昌也希望借这个财神的善舞之袖，渡过当前的危机。曹锟、吴佩孚原本是不同意梁士诒组阁的，但梁士诒答应上任后先解决直系军队的军饷问题，这才勉强同意。
　　
　　1921年12月24日，梁士诒内阁成立。上任之后，梁财神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是利用过去积累的老关系进行借债，拆东墙补西墙而已（当然，此等拆挡之法，亦非一般人所能为之）。至于梁士诒内阁借债的对象，肯定又是日本无疑。
　　
　　为了笼络人心，梁士诒在元旦发布赦令，赦免了原皖系的段芝贵、曲同丰、陈文运等人，接着，随后又安排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复出，其目的便是向日本借债。由于借债一时不易，梁士诒答应拨给直系军队的300万欠饷落了空，吴佩孚等人对梁士诒恶感倍增，随后便寻机倒阁。
　　
　　这时，在美、英、法、日、中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解决巴黎和会上搁置的悬案，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的山东问题。在一番激烈的外交谈判之后，日本答应退出山东，但胶济铁路须中国用钱赎回，在赎回之前日本有权进行管理。
　　
　　由于梁士诒急于借债，对此条件满口应允，但消息公布之后，遭到了吴佩孚的激烈抨击，说梁内阁“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不异于李完用、张邦昌之流。数天后，吴佩孚再次攻击梁士诒，并称“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吴佩孚还杀气腾腾的表示要“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能在保持沉默了，他随即发表通电支持梁内阁，并指斥吴佩孚“是非不问，辄加攻击”。而吴佩孚更加咄咄逼人，称“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国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
　　
　　直奉相互攻讦，相持不下，梁士诒的戏也无法再唱下去了。好在梁财神还有自知之明，他知难而退，在组阁不到一个月便告假出京，做了缩头乌龟。
　　
　　在电报战中，张作霖非但没有占得上风，反而屡次被吴佩孚用“爱国大义”这个独门暗器点中要害，不免有些恼羞成怒，要耍起胡子作风蛮干了。好在这时皖系也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护法政府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我的朋友，奉系和皖系及其孙中山革命党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
　　
　　大总统徐世昌见这些武夫又要动刀动枪，不免有些着急，但他有没有什么实质性办法去约束这些人，只好请出北洋系的元老们王士珍、鲍贵卿等人分别去奉天和保定劝导张作霖和曹锟两个大佬，请他们以黎民性命安危为重，不要再次大功干戈。
　　
　　几个和事佬的劝导固然给双方消了点气，但更重要的是，双方还没有到彻底决裂的地步。在张作霖这边，想象中的反直系三角联盟因为各种原因而化为泡影，而曹锟终究是个忠厚人，他也不想和张亲家撕破脸皮，因为对吴佩孚多有约束。
　　
　　1922年3月中旬，曹锟派弟弟曹锐去奉天给张作霖祝寿，顺便也探探张作霖到底是怎样的底牌。但是，曹锐到了奉天之后，张作霖对军政事务避而不谈，只是派部下孙烈臣来问：“咱们大帅想请教曹四爷，到底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
　　
　　曹锐听出了话中的意思，加上他一向对吴佩孚的作风很不以为然，于是便回答说：“请转告张大帅，我们曹家兄弟是不会做对不起亲戚的事的！”
　　
　　到这时，张作霖才提出了他的要求，那就是：1、梁士诒销假复职；2、直军退出京汉线北路；3、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
　　
　　曹锐回到保定报告后，曹锟一听就皱起了眉头，说：“我是直鲁豫巡阅使，京津一带本就是我的地盘，如何让我撤出京汉线北路呢？就其他两项，子玉恐怕也不会答应呢！”
　　
　　在得知曹锟的态度后，张作霖决定先下手为强，随即便往关内运送军队，准备以枪杆子决胜负。吴佩孚这边也没有闲着，他也借着做寿的名义，将直系将领集中到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对奉军作战。
　　
　　4月10日起，奉军便源源不断的开进关内并改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镇威军司令部设在天津的军粮城，兵力计有张景惠的第1师、邹芬的第16师、张学良的第3混成旅、郭松龄的第8混成旅等12万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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