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子》完结：25年没有新生儿诞生，世界会怎样？--作者:英国推理女王P.D.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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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献给施以援手的女儿克莱尔和简！

第一卷 末日
2021年1月-3月
第一章 2021年1月1日，星期五
2021年凌晨，午夜刚过3分钟，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一家酒馆内，地球上最后一个出生的人因斗殴身亡，享年25岁2个月12天。如果这最初的报道可信的话，那么约瑟夫·里卡多的死正如他的出生一样，可以说是不同凡响。他是人类官方记载中最后出生的一个（这与任何个人美德或天赋无关），这种不同凡响一直都是他难以应对的。现在他死了。在英国，消息是通过国家无线广播9点钟的节目发布的。我听到这则消息纯属机缘巧合。当时我正下定决心开始写这本后半生的日记，无意中看了一下时间，心想也许正好能赶上收听9点钟的新闻简报。里卡多的死讯是最后一条新闻，只有简短的几句，播音员的声音拿捏得很到位、很平淡，丝毫没有感情流露。可是对我而言，这则消息倒是给写这本日记增加了第三个小小理由。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同时也是我50岁的生日。新年的第一天离圣诞节太近，以致一个礼物（从来也说不上比我收到的其他礼物好多少）要用作两种庆祝，会让人心生不爽。可在小的时候，我对此毫不在意。我一直都很喜欢自己的这种与众不同。

开始下笔了。新年，我的50岁生日，里卡多的死，这三件事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分量去填满崭新的散页日记本的前几页。可是我要坚持写下去，算是抵御个人倦怠的一个小小防备吧。如果无事可记，我会写下无事可写的空虚。假若到了将来，在我年老的时候——我们多数人都有望活到这一天，成为延长生命的专家——打开一罐自己储存的火柴锡罐，点燃自己虚荣的小小篝火。我无意把日记留作个人最后岁月的记录——即便是在自我膨胀到极点的时候，我也不至于那样自欺欺人。我，西奥多·法隆，哲学博士，牛津墨顿学院教研员，研究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学家，离异，无子嗣，独居。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是英格兰总督兼独裁者罕·里皮亚特的表弟。这样一个人的日记会让人感兴趣吗？不过话说回来，额外的个人记录也根本没用处。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都在准备着为后来者们留下证据（我们偶尔也会相信这些后来者们会理解我们）。这些后来者来自另外的星球，或许会登陆这个绿色的荒蛮之地，追问这里曾经居住过什么样的感性生命。我们储存书本、手稿、辉煌的绘画、乐谱、乐器以及人工制品。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至多在40年后将会被封存起来，不再灯火通明。现在依然挺立的座座大楼，会为它们自己代言。牛津不太坚硬的石头也挺不过几个世纪，而且这所大学已经在讨论重修墙体剥落的谢尔登剧场。不过，我倒是喜欢想象这些神秘的生物会在圣彼得广场登陆，想象着他们进入雄伟的大教堂，一言不发，脚步声在沉积了几个世纪的灰尘中回响。这里曾是人类最伟大的教堂，里面供奉着他们那个族类的一位神灵，他们会发现这点吗？这位神灵被如此隆重、气派地供奉着，他们会对他好奇吗？这位神灵的符号曾经很简单，就是两根交叉的小棍，在大自然里随处可见，现在上面却镀有金层，装饰着珠宝，金碧辉煌，这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吗？也许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根本生不出敬畏或好奇？我们发现了一个星球（是在1997年，对吧？），科学家告诉我们那里可能有生命。尽管如此，却几乎没有人相信那些生命会过来。那些生命一定存在。认为在浩渺的宇宙中只有一个小小的星球能够有生命存在并发展，这肯定是不切实际的。只不过是我们到不了他们那里，他们也不会过来。

20年前，全世界对人类将要永久失去生殖能力这种说法已经将信将疑，寻找最后一个出生的人类成了全球性的热潮，甚至上升到了民族荣誉的高度，演变为全球性的角逐，竞争激烈、残酷，却不得要领。按照条件，这个人的出生必须有官方公告，出生的日期和准确时刻都有记录。这样一来，很大一部分只知道出生日期不知道准确出生时刻的人被排除掉。人们普遍认为（不过并没有刻意强调）结果永远不是终结性的。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在某个遥远的丛林中，在某个原始的小屋中，最晚出生的人类已经毫无声息地降临这个世界，而我们毫无察觉。但是经过数月的筛选、再筛选，混血儿约瑟夫·里卡多得到官方认可。欧洲西部夏令时1995年10月19日3点2分，私生子约瑟夫·里卡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医院出生。结果一经公布，整个世界似乎突然意识到搜寻了无意义，兴趣转向别处，只剩下他一个人面对无人不晓的出名身份。现在他死了，我怀疑是否会有哪个国家迫不及待地从被人遗忘的那些人中拉出其他的符合条件的人。

我们愤怒，锐气受挫，与其说是因为我们族类濒临灭绝（更不要说是因为我们无能力阻止），不如说是因为我们无法找到原因。这种失败很惨重、很屈辱，拥有西方科学与医药的我们无法接受。曾经出现过很多难以诊断和治疗的疾病——其中一种在根除之前几乎让两个大洲人口灭绝——但我们在最后总能说明原因。即便是今天，很多病毒和细菌依然掌控着我们，像不断发起攻击的宿敌，一旦胜券在握，就会毫不犹豫把我们击倒。这似乎是对人类的公开侮辱，令我们气愤不已，可是我们可以给这些病毒和细菌命名。西方科学一直是我们的神佑，它有着多种能力，可以保护我们，让我们活得舒适，治愈我们的疾病，提供温暖、食物和娱乐。我们毫无顾忌地抨击着这个神佑，偶尔也会拒绝它，就像人总是拒绝自己的神灵一样。可是我们知道，尽管我们大不敬，作为我们掌中之物和奴隶，它依然不会吝于向我们付出：止痛的麻醉药、备用心脏、新的肺腔、抗生素、汽车和电影，应有尽有。一按开关就会来电，如果灯不亮，我们可以找到原因。我从来都不擅长科学，上学时，我对它所知甚少，现在我50岁了，却并没有更了解它。即便是对科学的成就并不理解，我还是奉其为神佑，和那些心中的神佑已死的人一样有着同样的幻灭感。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怀孕的女性成为无法掩饰的事实的时候，一位生物学家信誓旦旦说过的话：“我们也许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找出全球不育的原因。”现在已经过去25年，我们再也不期望能有什么进展。就像发情的种马突然成了性无能一样，我们被击中自信的核心，备感屈辱。我们有知识、有智慧、有能力，却再也不能做动物本能的事情，因此我们对诸神既膜拜又憎恨，也是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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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成了“末日之年”，全球共知。90年代晚期有一场大规模的公众讨论，议题是“发现治疗全球性不育方法的国家会不会与世界共享，以及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人们普遍认为不育是全球性的灾难，世界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到90年代晚期，我们提起“末日”时还是把它当作一种疾病，一种功能障碍，早晚都可以找到病因得到治疗，就像人类找到治疗肺结核、白喉、骨髓灰质炎以及最终找到了艾滋病（尽管找到得太晚了）的治疗方法一样。一年一年过去了，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共同付出的心血却毫无结果，于是完全的公开不复存在。研究进入地下，各国的奋战让人关注又止不住疑惑。欧共体共同行动，在研究设备和人力上投入颇多。巴黎郊外的欧洲人类生殖中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研究中心之一。这些机构至少公开地轮番与美国合作。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后者更努力。不过还没有跨种族的合作——成功的回报太过丰厚。如果研究有了成果，在怎样高昂的条件下，它才会被允许共享？这个问题引发了热烈的猜测和讨论。人们普遍认为，治愈方法一经发现就应该共享；这是科学知识，没有哪个种族应该，或者说，可以据为己有。可是，在不同的大洲、国家和种族间，人们彼此不信任却着魔般地关注着对方，从小道消息和猜测中获取力量。古老的间谍活动重返江湖。老特工们一个个放弃舒适的退休生活，从惠桥[1]和切尔滕纳姆[2]走出来，传授他们的技艺。间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便是在1991年冷战正式结束以后也是如此。间谍活动集青少年的掠夺行为与成年人的背信弃义于一身，令人痴迷，很难完全弃绝。在90年代晚期，间谍机构活跃起来，造就了新的英雄、新的无赖和新的神话。冷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盛况。我们尤其关注日本，部分原因在于害怕这个拥有先进技术的民族已经快要找到治愈方法了。

1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观望，但再也不这么急切，也再也不抱希望。间谍活动依然在进行中，可是现在距离最后一个人类出生已经过去25年，在我们心中几乎不再相信这个星球上能再次听到新生儿的哭声。尽管英国总督百般努力，通过开放国家色情商店的方式刺激我们不断减弱的性欲，但收效甚微。浪漫的和理想的爱恋已经取代了原始的肉体满足。不过在肢体感受上我们有替代品，在国民医疗保健范围之内的人都可以享受。我们开始衰老的身体接受着轻轻敲打、拉伸、按抚、抚摸、涂油、增香。我们修指甲、修脚、测量身体、称体重。玛格丽特夫人学院成了牛津大学的按摩中心，每个星期二下午我都要躺在那里的小床上，看着外面依然有人照料的花园，享受着这份国家提供的、时间精打细算的感官放纵。尽管只是幻觉，我们却不辞辛苦，着魔一样想留住精力充沛的中年（青春的幻想已不大可能）。高尔夫成了全国性的运动。为了建成更具挑战性的球场，大片的乡村土地都被改造，重新整理，其中有些地方的景色在整个国家都排得上号。如果不是“末日”来临，环保组织者会对此进行抗议。一切都是免费的，这是总督承诺过的娱乐活动。有的场所已经开始排外，不受欢迎的人不能进去，不是通过明令禁止的方式（那是违法的），而是通过不假言传的暗号。在英国，从小耳濡目染，即便是再不识趣的人都能看懂。我们需要这样区别对待——平等是一种政治理论，不可能付诸实践，即便是在罕提倡平等主义的不列颠也不例外。我曾经尝试着打高尔夫球，可是找不到乐趣，或许是因为我能打飞草皮，却总是打不中球。现在我跑步，几乎每天我都会在波特草坪或者是人迹罕至的威萨姆森林的小路上跑步，我统计着公里数，之后还要测心跳、体重变化和耐力。我和其他人一样想活着，着魔似的关注自己身体的功能。

替代药品、芳香油、按摩、按抚法、涂油、致幻药、非插入性性行为的研究，很多都能追溯到90年代早期。电影、电视、书本以及生活中的色情场景和性暴力在增加，越来越不加掩饰，我们西方人却越来越少做爱和生孩子。可是在当时，地球人满为患，这种情况似乎备受欢迎。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知道这是终结的开始。

在90年代早期我们就应该有所警觉。早在1991年，一份欧共体报告表明欧洲儿童出生数量大幅减少——1990年为820万人，在罗马天主教国家减少的幅度更大。我们当时认为自己知道原因，这种减少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是因为生育控制和对流产的态度更加开明，职业女性为了事业推迟怀孕，以及家庭想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而艾滋病的传播（尤其是在非洲）使人口减少的情况更为复杂化。有些欧洲国家开始发动声势浩大的运动，鼓励生育。不过多数人都相信这种人口减少是我们所期望的，甚至是必要的。人口过多会造成地球的污染，因此人口减少乃众望所归。多数人认为与其关注人口减少，不如希望国家维持好现有人口，保存好自己的文化和种族，养育足够的年轻人来维持经济发展。可是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个人提出人类的生育能力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末日”降临如惊天霹雳，让人难以置信。似乎一夜之间，人类就失去了生育能力。1994年7月，人们发现甚至连用来做实验以及人工受精的冷冻精子都不再管用，这尤其让人惊恐，给“末日”蒙上了巫术、神灵干预的神秘面纱，让人心生迷信，充满敬畏。古老的神灵再次显形，大显神威。

直到1995年出生的这代人性发育成熟的时候，整个世界才彻底放弃了希望。当时的检查覆盖所有人，却没有一个人能产生有用的精子。于是我们知道智人的末日真的来临了。正是这一年，2008年，自杀率开始上升。主要不是老年人，而是我这一代人：人届中年，一天天老去，社会腐朽，检查让人备感羞辱，却是形势所迫，这一切我们都要承受。罕那个时候已经接任英国总督，试图阻止正在蔓延的自杀行为，于是对死者在世的近亲征收罚款。而现在那些丧失能力、需要照顾的老人自杀，国家议会则会给他们的近亲数量可观的抚恤金。两者的力度可有一比。罕的政策生效了，和世界其他地方庞大的自杀人数（尤其是在那些尊奉祖先崇拜、注重家族延续的地区）相比，自杀率是降下来了。可是那些活着的人却完全听命于几乎无处不在的消极论（法语里叫作“普遍的无聊感”）。它像一场隐伏的疾病，在我们身上突然发作——确实这是一种疾病，其症状很快被人们所熟知：身体疲乏，精神沮丧，原因不明的心神不定，容易感染，让人痛苦不堪的持续性头疼。和许多人一样，我与这种疾病展开搏斗。有的人——其中就包括罕——从来不会患上这种病，或许是由于缺乏想象力，或许（就罕来说）是因为自我意识太过强大，以致任何外来的灾难都不能畅行其道。我现在依然需要与这种病搏斗，不过对这种病的恐惧已经减少。我用以搏斗的武器是书籍、音乐、饮食、酒以及自然。这些同时也是我的慰藉。

而这些让人平息下来的慰藉同时也苦乐参半地提醒着我们，人的幸福时光是短暂的。那么，快乐时光什么时候是持久的呢？在牛津灿烂的春日里，在贝尔布兰顿大道上一年比一年可人的缤纷花朵里，在石头墙壁上挪动的阳光中，在迎风招展、花朵绽放的七叶树上，在豆花盛开、田野馨香的气氛中，在第一片飘下来的雪花中，在精巧柔美的郁金香花中，我依然可以找到快乐，只不过更多的在于心智而不是感官上。享乐不必有所吝啬，因为在未来几百年的春天里，花儿再无人赏看，墙壁会剥落，树木会死去、腐朽，花园会变成杂草园。因为所有的美丽都比人存在的时间更长久，尽管记录美丽，为之欢欣鼓舞，大肆庆祝的是我们人类。我这样告诉自己，可是现在快乐如此之少，即便是有，也与痛苦没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会相信吗？我能理解那些没有子嗣希望的望族和大地主把产业撂荒是怎样的心情。我们所能体验的只有当下，而不可能是别的时刻。理解了这点，我们就几乎获得了永生。为了我们人类（姑且不说为了我们自己），我们的思绪越过几个世纪，回到祖先那里寻找自信。没有拥有子嗣的希望，不能确保我们虽然临近灭绝却依然活着，所有的思想和感官上的快乐对我来说都不过是防止我们垮下的防护，尽管这种防护很可怜，也不足以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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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没有了子嗣。怀着与悲伤的父母同样的心情，我们把让我们痛苦的所有东西都收了起来。公园里的儿童游乐场已经被拆除。在“末日”来临的最初12年里，秋千被扎紧、挽起来，滑滑梯和攀登架再也不刷漆。现在这一切终于消失，柏油游乐场地已经是杂草丛生，野花点缀，像是小小的坟场。玩具娃娃对精神有点错乱的女人来说已经成了孩子的替代品，除此之外，所有的玩具都已经被烧掉。学校不再招收学生，要么用木板封起来，要么用作成人教育中心。图书馆里的儿童书全部被撤掉。只有在磁带和各种录音带上我们才能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只有在电影或电视上我们才能看到年轻人阳光活泼的身影。只有少数人不忍心去看，但是大多数则像吸食毒品一样欲罢不能。

1995年出生的孩子被称为“末日一代”。人们对他们进行研究、检查，为他们绞尽脑汁，珍视他们，纵容他们。他们所得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年代的人。他们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获救的出路，而且他们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无与伦比的漂亮一代。在其残忍的终结中，大自然似乎想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所失去的东西。男孩子们现在已经是25岁的成年人，个个强壮、富有个性、聪明、潇洒，像活力四射的神。他们中的很多却很残忍，傲慢，有暴力倾向，而且人们发现全世界的“末日一代”都是这样。那些夜晚在乡村四处开车转悠，伏击、恐吓路上没有防备的人的骇人的“油彩帮”据说就是“末日一代”。还有谣传说，在这些人被抓住的时候，如果愿意加入国家安全警察就会免受惩罚，否则（即便是不再有不轨行为）也会被遣送到流放地马恩岛。所有的暴力犯罪者、盗窃者，或多次行窃者现在都被遣送到这个岛上。但是如果我们想不用设防地在崎岖的二级公路上开车，想要我们的城市安全的话，重新采用19世纪的驱逐政策就可以有效地打击犯罪。

女性“末日一代”则有着非同寻常的美：古典、缥缈、慵懒，没有生气与活力。她们的风格与众不同，其他的女性绝对无从模仿（也许是惧于模仿）。她们留长发，披散开来，前额留住发辫或束着缎带，留直发或者是编着辫子。这种发型只适合具有古典美的脸庞：额头很高，眼睛很大，很亮堂。和“末日一代”的男孩子一样，她们似乎也没有人情味。“末日一代”的男男女女都与众不同，他们受到纵容，被追捧。人们惧怕他们，对他们充满迷信般的敬畏。我们听说，有些国家常常把他们拿来做祈求生育仪式（经历了许多个世纪肤浅的文明之后再次复活）上的祭品。我偶尔会很好奇：如果我们得到消息说这些被烧死的年轻人已经被古老的神灵们笑纳，已经祈求到孩子的话，我们欧洲人会怎么做。

或许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愚蠢造就了“末日一代”，把持续的监控和完全放纵结合起来的社会制度是很难有助于健康成长的。如果从婴孩时起就把孩子当神一样供奉，那么他们长大后很容易变成魔鬼。关于我怎么看“末日一代”以及他们怎么看自己，我有着很鲜活、生动的记忆。那是去年6月，一个炎热的天气，却不怎么闷，天空晴朗，湛蓝高远，微云像棉絮般轻轻浮动；甜馨、凉爽的风吹在脸上，不是一个印象中的让人热得发软的牛津之夏。我当时去拜访一位在基督教学堂里的大学同事，已经进入沃尔西教堂的宽阔的四心拱门，准备穿过汤姆方庭。这个时候我看见了他们，一群“末日一代”，四男四女，很优雅地站在石头基座上。女孩子们波纹状的头发闪闪发亮，透明的衣服上打着皱褶和环结，像是刚刚从教堂前拉斐尔派画作的橱窗里走出来。四个男孩站在她们后面，双腿稳稳地分开站着，胳膊交叉，眼光并不在女孩子们身上，而是越过她们的头顶看过去，似乎在傲慢地确认对整个院子的所有权。我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女孩子们转过头来看我，眼神空洞、冷漠，却很明白地发散出轻蔑。男孩子们只是微微皱皱眉，然后就收回眼光，好像视线所及不值得关注，又继续盯着院子看。我当时想，我现在也这样想，不用再给他们上课我是多么高兴。多数“末日一代”拿到了第一学位，但学业也到此为止，他们对继续上学不感兴趣。我教过的“末日一代”的大学本科生很聪明，但具有破坏性，纪律性差且厌学。他们有一个从未问出口的问题：“这样有什么意思？”我很高兴这省去了我回答的烦恼。历史阐释过去，理解当下，面向未来，对一个末日将至的物种来说是最没有价值的。

大学同事中，丹尼尔·赫斯特菲尔德以完全冷静的态度对待“末日”现象。他当时是统计古生物学家，他的思想有着不同的时间维度。和古老赞美诗中的上帝一样，一千年在他眼里就像过了一个晚上。在一次学校年度宴会上他坐在我旁边，我当时负责学院的葡萄酒。他问我：“法隆，你准备拿什么酒让我们来配松鸡吃？应该拿好酒。有时候我担心你有点太爱冒险。我希望你已经制订出合理的喝光计划。即便是到我临终的时候，一想到这些没有礼数的‘末日’人随意处置学校的酒窖我都会很痛苦。”

我说：“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依然在储酒，当然数量在减少。一些我的同事觉得我们太过悲观。”

“哦，我觉得你们怎么悲观都不为过。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对‘末日’持这样惊讶的态度。毕竟，这个星球上曾经存在过40亿种生物，39.6亿种现在已经灭绝。我们不知道原因。有的灭绝原因不明，有的则是因为自然灾害，有的是因为流星和小行星撞击。考虑到这些大规模的灭绝，似乎真的没有原因认为人类应该免除在外。我们人类本应该是所有生物中生命最短的，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除了‘末日’，或许还有一个大小足够毁掉地球的小行星正向地球移动着。”

他开始大声地嚼着松鸡，好像这样的前景让他满意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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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21年1月5日，星期二
在罕的邀请下，在那两年里，我成为议会成员，类似于理事会观察者兼顾问的角色。记者们发新闻，说我们两个从小一块长大，亲如兄弟。这是很常见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从12岁起就一起过暑假，但是，仅此而已。记者们的错误并不令人惊讶。我自己都有点相信。即使现在回想起夏季学期也是枯燥的，无非是按计划排得满满的日子，既不痛苦，也不恐怖，因为我很聪明且有相应的人缘，偶尔也会有短暂的快乐。我得忍受这样的日子直到放假的幸福时刻来临。在家待上几天之后，我就会被送到乌尔谷。

即便是现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也在试图理解自己对罕的感情为什么如此强烈而且能持续这么久。这跟性无关，连所有情谊中都会产生的本能性触动几乎都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身体接触，现在想起来，甚至在嬉闹玩耍的时候也没有。我们间也没有什么嬉闹——罕讨厌身体接触，而且我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也尊重他这种“闲人免入”的内心隐秘。同样，这方面他也尊重我。我们之间同样也不是一方处于掌控地位的关系：年龄大的（只大四个月）掌控着对他崇拜有加的小的。他从来不让我有不如人的感觉，那不是他的风格。他欢迎我来，没有特别热情，就像是在等待自己的胞弟，自己不可分的一部分回来一样。那时，他有一种魔力，现在依然有。魔力常常受到蔑视，可是我永远弄不明白为什么。真正喜欢他人的人才有这样的魔力，至少在真切相遇和说话的时刻如此。魔力通常是真真切切的，可能肤浅但绝不虚假。罕和人在一起时，给人的印象是亲密无间、兴趣盎然，除却对方不再需要任何人。但如果在第二天听说对方去世时，他情绪不会有丝毫波动，甚至会眉头都不皱一下地杀死对方。现在当他在电视上对着全国民众做季度报告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依然有着同样的魔力。

我们两个人的妈妈现在都已去世。她们是在乌尔谷走完生命旅程的。乌尔谷现在已经成了议会提名者的养老院。罕的父亲在罕成为英国总督的第二年死于巴黎的一场车祸。这场车祸有一些难解之处，细节从来没有披露过。那个时候我觉得它奇怪，现在依然如此觉得，这也使我对自己和罕的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一方面依然认为他无所不能，一方面又要让自己相信他很残忍、不易说服，远远超过常人想象，和他小时候没有两样。

这姊妹两个所走的人生道路截然不同。我的姨妈，兼有美貌、抱负和运气，嫁给了一个中年的准男爵。我妈妈则嫁给一个中层的公务员。罕出生在乌尔谷——多尔赛特郡最为漂亮的庄园别墅。我出生在萨里郡金斯顿当地医院的产房，之后被带回家——一套半独立的维多利亚房子，它所处的街道漫长、阴暗，一直通向里士满公园，两边的房子别无二致。我在充满憎恨的氛围中长大。我现在还记得，夏天妈妈给我收拾去乌尔谷的行李时的样子：焦虑地挑选着干净的衬衫，似乎满含敌意地拿起我最好的夹克衫，抖一下，仔细地查看着，就像是恨这些衣服花了她不少钱，却从来没有过合身的时候。当时为了不影响我长个子，衣服买得很大；而这会儿太小了。对于自己姊妹的好运气，她的态度表现在一系列不断重复的话语中：“幸好他们不会为了吃顿晚饭而换衣服。我不会为了一顿晚饭就买上一件夹克，你还太小。荒唐！”还有必然要问的问题——问的时候她把眼神避开，因为她并非没有羞耻感——“我猜他们相处得还行吧？当然了，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卧室通常是分开的。”最后还有：“当然了，对塞丽娜来说那没关系。”即便是12岁的我都知道对塞丽娜来说那不会没有关系。

我怀疑我母亲想起她姐姐和姐夫的时候要比他们想起她的时候多。甚至连我过时的教名也归功于罕。他的名字随着他的祖父和曾祖父起的，多少代人以来，“罕”一直是里皮亚特家族常用的名字。我也是随祖父起的名字。我母亲弄不明白为什么在给孩子起名字的古怪程度上他们也要压过我们。乔治阁下让她困惑不已。我现在还能想起她不无抱怨的话：“在我看来，他一点都不像个准男爵。”他是我们两个见过的唯一一个准男爵，于是我不由得想在她的构想中他该是什么样子：是凡·戴克画像中走出来的那种脸色苍白、充满浪漫气息的样子，还是冷傲具有拜伦风格、面庞涨红、虚张声势、声音洪亮、擅于使唤猎犬的样子？不过我知道她话里的意思，在我看来他也不像个准男爵。确切地说，他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乌尔谷的主人。他长着一张黑桃脸，面庞红得也不纯净，嘴巴很小、湿润润的，胡子看起来既假气又滑稽，一头红发（罕继承下来了）褪色成干草一样的土褐色，凝望着自己的属地时眼睛满是困惑和忧伤。不过，他擅长射击——我母亲也会赞同这种看法。罕也擅长。罕不能动他父亲的普德莱猎枪，不过他自己有好几把步枪，我们常常用来打兔子，另外还有两把手枪，可以安上空弹壳玩。我们会在树上张起标靶，练习好几个小时来提高射击成绩。经过几天的训练，步枪和手枪上我都比罕强了。这出乎我们两人的预料，尤其是我。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喜欢或者说擅长射击，发现自己很喜欢射击的时候，我甚至有点惊慌、有点愧疚。手枪握在手里的那种感觉，那种令人满足的平衡感，几乎是一种感官享受。

假期里罕没有其他的陪伴，而且看起来也不需要。没有雪伯恩公立学校的朋友来乌尔谷。当我问起学校的情况时，他总是闪烁其词。

“没什么，比哈罗公学好多了。”

“比伊顿公学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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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去那里了。曾祖父受到严重的指控，收到很多言辞激烈的信件，公众抨击猛烈，众叛亲离。我都忘了是怎么回事了。”

“你从来不介意重回学校吗？”

“我为什么要介意？你呢？”

“我不介意。我喜欢学校。如果不能在这儿，我宁愿上学也不愿意过假期。”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情况是这样的，校长想要了解你，他们认为拿了人家的钱就得这样。我让他们摸不着头脑。这个学期我会努力学习，分数名列前茅，成为宿舍管理员的宠儿，可以稳妥地拿到牛津奖学金，而下个学期就会惹出很大的麻烦。”

“什么样的麻烦？”

“不足以被开除的麻烦。当然了，在接下来的学期里我又成了一个好孩子。这让他们很困惑、很着急。”

我也不了解他，可是我并不着急。我连自己都不了解。

当然，我现在知道为何他喜欢我在乌尔谷。现在想来，我自己从一开始就在猜想着。他对我绝对没有义务、没有责任，甚至连朋友之间的义务或个人选择的责任都没有。他并没有选择我。我是他的表弟，是推卸不掉的，于是我来了。有我在乌尔谷，他再也不需要面对那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你为什么不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度假？”他为什么要邀请？他有丧父的表弟要照应。他是独子，我使他免去过多父母关照的压力。我从来没有意想得到这种关照，可是没有我的话，他的父母就会觉得有必要表现出来。从儿童时起，他就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生活的质疑、好奇和干涉。我很理解这一点；我也完全一样。这是一种偏执的自负。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或者想要弄明白的话，可以追溯一下我们共同的先人，找出根源，应该非常有意思。我现在意识到，这种自负是我婚姻失败的原因之一，可能也是罕从未结婚的原因。重重工事防卫着他的心灵和大脑，而工事的铁闸门要用比性爱强大得多的力量才能撬开。

暑假漫长，有好几周，其间我们很少见到他的父母。和多数青少年一样，我们睡得很晚，等我们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吃过早餐。我们的午餐是在餐厅里吃的：一热水瓶家制的浓汤，面包，奶酪，肉酱，厚厚的水果味很浓的家制蛋糕。这些都是一个处境悲惨的厨师准备的。她毫无逻辑地一方面抱怨我们制造额外的小麻烦，一方面又抱怨没有隆重的晚宴让她一展身手。我们及时回家换衣服吃晚饭。

我的姨妈和姨夫从来没有什么娱乐，至少我在的时候是这样。我和罕吃饭的时候，他们的交谈几乎只限于他们两人之间，偶尔会扫一眼我们两个不好伺候的年轻人，交换一下眼神，秘不可示，心照不宣。他们的谈话时断时续，内容无一例外是关于我们两个的。他们说话就像我们两个不在场似的。

我姨妈，很雅致地剥掉一个桃子的皮，眼睛都不抬一下，说：“孩子们可能想去梅登堡。”

“那里没有太多能看的。杰克·曼宁划小船去收龙虾的时候可以带他们出去。”

“我觉得不能相信曼宁。明天普尔市有一场音乐会，他们也许会喜欢。”

“什么音乐会？”

“我不记得了。我把节目单给你了。”

“他们也许愿意在伦敦待上一天。”

“这么可爱的天气不能去伦敦。他们在露天的环境里会更好。”

罕长到17岁，第一次有权利动用他父亲的汽车的时候，我们曾开车往普尔市去找女孩子。我觉得这种游玩很可怕，于是只跟他去了两次。那感觉像是进入一个外星人的世界：咯咯的傻笑声，互相追逐的女孩子，大胆、挑衅的盯视，明显无用却必须进行的聊天。第二次之后，我说：“我们不能装出感受到爱慕的样子。我们甚至都不喜欢她们。人家当然也不喜欢我们。如果双方只想上床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省去这些令人尴尬的前戏呢？”

“哦，她们似乎需要这些。不管怎样，你唯一能接触到的那样的女孩子是需要提前现金付账的。我们可以去普尔市碰碰运气，看场电影，喝上几个小时或许就可以。”

“我不想去。”

“你或许是对的。第二天早上我老是觉得不值得这么麻烦。”

我不愿意去，兼有尴尬、害怕失败和羞愧感。这些他肯定都知道。可是他能让这些听起来并非这么回事。这就是他的典型风格。在普尔市的停车场里，我和一位红头发女孩在一起失去了童贞，当时感觉非常不舒服。而我却怨不得罕。在我笨拙地摸索的时候，以及事后，那个女孩都很明确地告诉我，她知道怎样更好地度过周六晚上。而且我几乎不能确定这次经历对我的性生活是否有着很负面的影响。毕竟，如果性生活是由年轻时的第一次经历决定的话，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将会注定是独身。人生中没有什么比这种经历更能说明苦尽甘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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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厨师，我能想起来的其他佣人并不多。有一个叫霍布豪斯的园丁，对玫瑰有着一种病态的厌烦，尤其不喜欢玫瑰和其他的花混种在一起。他会抱怨说，怎么到处长的都是玫瑰。他技巧娴熟，不无憎恨地修整着攀爬植物和标致的灌木丛，满腹牢骚，就好像这些植物都是神秘地自己冒出来的。还有斯科韦尔，长着一张漂亮、精致的脸，他到底是做什么的我终究没有弄明白：车夫、园丁学徒，还是勤杂工？罕既不无视他的存在，也不会有意去冒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哪个佣人动过粗。为什么这样子呢？如果我对表哥细微的表情不够敏感，没有觉得这样的问题不合适的话，也许我会这样来问他。

罕是我们外祖父的最爱，对此我毫无怨言。这在我看来太正常不过。有一年圣诞节，很不巧我们所有人都在乌尔谷，我偶尔听到一小段对话，至今依然记得。

“我有时候会想，西奥会不会最终都没有罕成功。”

“不会的。西奥长得好看，很聪明。不过罕非常人能比。”

我和罕似乎联手促成了这种判断。我考上牛津的时候，他们很满意却不无惊讶。罕考上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我考了第一名他们说我是幸运。罕只是取得第二等学位的时候，他们抱怨，不无宽宏大量地说他没有用心去学习。

罕没有提过要求，也从来不把我当穷亲戚对待，每一年都免费提供暑假去处，供我吃喝，要的是我的陪伴或存在。如果我想一个人待着，我尽可以这样，不必担心会听到抱怨或评判。我通常一个人待在图书室。这间屋子让我快乐，里面有好几书架的书，全都包着真皮，有壁柱和雕刻的大写字母，有带有雕刻的巨大石制壁炉，壁龛里放着大理石半身像，巨大的地图桌子可以摆上我的书和假期作业，皮质扶手椅颜色深暗，通过书房高大的窗子，从草坪到河流和桥的风景一览无余。就是在这里，在浏览乡村历史的时候，我发现内战时的一次小战役就发生在这座桥上：五个勇士凭借桥的地势对抗圆颅党的人，直至所有人都坠落桥下。他们是具有浪漫主义勇气的人，甚至他们的名字都被记录下来：奥默罗德、弗里曼特尔、科尔、拜德尔、费尔法克斯。我激动地跑去找罕，把他拽到图书室。

“快看，那次战斗的确切时间是8月6日，下周三。我们应该庆祝一下。”

“怎么庆祝？往水里扔花吗？”

不过他既非轻视也不是鄙视，只是有点被我的热情给逗乐了。

“为什么不用酒向他们致敬呢？搞个仪式。”

我们既喝了酒，又搞了个仪式。太阳落山时我们去了桥边，带着他父亲的红葡萄酒、两把手枪，我抱着带围墙的花园里摘的一大捧花。我们两人喝酒，然后罕在桥栏杆上站定，两支手枪朝着天空开火，我则大声喊出那几个人的名字。这是我从儿时起所能记住的时刻之一：那充溢着纯粹快乐的傍晚时光，没有愧疚、厌腻或悔恨的阴影。夕阳中罕站定的身影，他火红的头发，颜色变淡的玫瑰花瓣从桥下漂过，渐行渐远。这一切，永远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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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21年1月18日，星期一
我现在依然能想起在乌尔谷度过的第一个假期。我跟随罕沿着走廊尽头的通道，上了两段楼梯就来到房子顶部的一个房间。这里越过阳台可以望见对着河流和小桥的草坪。刚开始时，受母亲愤愤不平情绪的影响，我很敏感，想着自己是不是被安排在佣人的房间里。

没想到罕说：“我就在隔壁。我们有自己的盥洗室，在走廊的尽头。”

我现在依然记得那间屋子里的所有细节。从上学起一直到离开牛津，我每一个暑假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变了，可是这间屋子丝毫没有变化。想象中，我眼前闪过一个接一个的形象：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个个都难以置信地是我的模样——年复一年地在夏天里打开这扇门，名正言顺地走进这座祖屋中。8年前母亲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回过乌尔谷。现在，我再也不会回去了。有时候我会幻想着等老了我会返回乌尔谷，在那间屋子里死去。最后一次推开那扇门，再看一眼有四根带雕刻的柱子、铺着褪色的丝绸拼接床罩的单人床；弯木制成的摇椅，上面的靠垫都是早已去世的里皮亚特女人们手工绣制的；乔治亚时代的桌子依然闪着光泽，有点磨损，但依然结实、稳固、堪用；书架上摆放着19世纪和20世纪男孩子的书籍：亨蒂、费尼莫尔·库柏、瑞德·哈格德、柯南·道尔以及约翰·巴肯；抽屉是拱形前脸，上方带着有点脏的镜子；古老的版画上是战争场景：受到惊吓、在大炮前腾跃的战马，怒目圆睁的骑兵军官，即将枯竭的纳尔逊河。我现在还能记起那天我第一次走进那间房子的情形：我走到窗台前，隔过阳台望过去，看见了坡地草坪、橡树、缎子一样的河流和那座小小的隆起的桥。

罕站在门口，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我们骑车出去。准男爵已经给你买了一辆自行车。”

我后来才知道他很少用其他的方式提及自己的父亲。我说：“他真好。”

“说不上好。他必须的——对吧？他要是想让我们在一起就得这样。”

“我有一辆自行车。我通常骑车上学，我本可以带过来的。”

“准男爵觉得在这里准备一辆更方便些。你不一定要骑。白天我喜欢骑车出门，你要是不想去的话可以不去。骑车不是一件义务。在乌尔谷没有什么义务，除了不快乐。”

我后来才发现他喜欢说这种讽刺性的、假装大人的话。它们都是针对我说的，我也确实都听进去了。不过我不相信他所说的。第一次去那儿时，我天真地为此着迷，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家里人会不快乐。他肯定不是当真的。

我说：“有时间我想看看这座房子。”说完我脸就红了，害怕让人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潜在的买主或是游玩者。

“我们当然可以看。如果你能等到星期六，从教区牧师处过来的马斯克尔小姐将会尽地主之谊。你要付一镑钱，不过还包括花园。为了帮助教堂筹措资金，这里每隔一个星期都会在星期六开放。莫丽·马斯克尔在遇到不懂的历史和艺术知识的时候，就会用想象虚构。”

“我宁愿你带我看看。”

听到这话，他没有回音，只是看着我把行李费劲地放到床上，然后打开。为了这次出行，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个新的行李箱。我很不幸地意识到这只箱子太大、太时髦、太过沉重，我真希望带来的是自己的老帆布小旅行箱。我当然带了很多的衣服，全是不合时宜的衣服。不过他没有评论，我不知道他这样子是出于世故圆滑还是因为他压根就没有注意到。我赶紧把衣服塞进一个抽屉里，然后问道：“住在这里有人生地不熟的感觉吗？”

“这里可以说不方便，有时候很枯燥，但绝不是人生地不熟的。我的祖先们已经在这里生活300年了。”接着又加了一句，“这是一座很小的房子。”

他说起祖先留下的遗产时充满轻视，听起来像是想让我不至于拘束。可是当我看他的时候，却发现一种秘不示人的暗自得意，这种情感几乎快从他的嘴和眼的动作中表现出来，却被他控制住，最终没有绽放成露齿的笑容。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那种表情，对以后的我来说，它却是再熟悉不过的。我那个时候不知道，现在依然不知道他有多在乎乌尔谷。乌尔谷现在仍然被用作少数特权者——议会班子的亲友、区议会或当地议会成员，以及那些被认为对国家做过贡献的人——的养老院和退休后的去处。在母亲去世之前，我和海伦娜会定期来这里。我现在还能想起来她们两姊妹一起坐在阳台上，裹得严严实实以抵御风寒。一个得了晚期癌症，另一个患有心病性哮喘和关节炎。她们面对着死亡这个镇静剂，嫉妒和憎恨全都烟消云散。想起世界上将再也不会有活着的人类时，我能想象出这样的画面——有谁想不出吗？——伟大的教堂、寺院、宫殿和城堡挺过了很多个没有人的世纪；英国图书馆，在“末日之年”前刚刚开放，里面有精心保存起来的手稿和书籍，可是再也不会有人打开、阅读。可是在内心深处，只有想起乌尔谷的时候我才会有所触动：那幻想中没人住的房子散发的霉味；图书室里开始腐朽的镶板；斑驳的墙面上到处攀爬的常春藤；遮蔽了碎石路面、网球场和曾经花园的茂盛杂草；那间小小的靠后的卧室，再也没人进去过；再也没有更换过的被单最终腐烂掉，书变成灰尘，图画从墙上坠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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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
我母亲在艺术上有傲人之处。不，那只是一种自负，甚至是不真实的。除了拼命地争体面之外，我妈妈没有他求。不过，她确实有艺术天才，尽管我从来没有见她画过一幅原创的画作。她的业余爱好是临摹古老的艺术原件，通常是从《女性专属画报》或《伦敦新闻画报》的残破书页中取下来的维多利亚时代场景。我现在也不认为有什么难的，可是她确实运用了一些技巧，很小心地让色彩与历史相符（这是她告诉我的），尽管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她是怎么确保做到的。我现在想来，她最接近幸福的时刻就是坐在餐桌旁的时候：眼前摆着一张报纸，画纸摊开在上面，旁边是颜料盒、两个果酱瓶，一盏台灯角度调试得正好，一丝光都没泄掉地照在图画上。我过去常常看着她忙活，看她灵巧地把细细的刷子蘸到水里，看她在调色板上搅动，调和蓝色、黄色和白色等各种颜色。餐桌足够大，就算不能放下我所有的作业，至少也可以让我用来看书或写周记。我那个时候喜欢扬起头审视她，用时很短，心中毫无怨愤。我喜欢看各种明亮的色彩在画纸上播洒，把微型图画单调的灰色变成充满生气的一幅幅场景：拥挤的火车站里，带帽子的女人们在送她们的男人上克里米亚战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穿着毛皮和撑裙的女人们正在为圣诞节装饰着教堂；维多利亚女王在护卫的护送下，在穿着衬架裙的孩子们的簇拥下，正在宣布世界博览会开幕；男人们蓄着胡子，身着颜色鲜亮的上衣，女孩子们胸部丰满，腰肢纤细，身着夹克，头戴草帽，身后的背景是爱西斯湖，早已弃之不用的大学游艇正在航行；教堂外面零零落落的礼拜者排起长龙，在治安官和他的女人的带领下正准备参加复活节敬拜，背景是春花灿烂的墓地。这些画面让我着迷，成了我的一种兴趣。或许正是小时候的这种痴迷引导着我成为一位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家。我现在研究19世纪——和我初次涉猎时一样——这段历史时期像是透过望远镜看到的世界，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让人不由痴迷于它的活力、它的道德严肃性、它的光辉灿烂以及它的腐败气息。

我母亲的爱好并非无所图求。她常常在当地教堂的牧师格林斯特里特的帮助下把画裱糊起来，而且两人定期一起去古玩店把画卖掉（我则很不情愿地跟着）。格林斯特里特先生手指灵巧，擅于糊画裱框。除此之外，我现在已经无从知道格林斯特里特先生在她的人生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在不离左右的我不在场的时候也许扮演过什么角色），正如我现在也无从知道母亲画那些画赚了多少钱一样。我现在还怀疑我参加学校组织的旅游，买板球球拍，以及毫无顾忌买的那些额外的书，所有这些开支都来自她的这笔额外收入。我也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参与其中：图画都是我找的。我常常在金斯顿的旧货店里翻找；放学回家的路上或星期六的时候，还会跑得更远，骑车15或者是20英里去一家旧货店，因为那里总能弄到最好的战利品。多数图画都很便宜，我都用零花钱买来。最好的那些图画都是偷来的：从精装书中撕下插图，手法很熟练，毫发无损，从书背上扯下图案，夹进我上学用的绘图纸里。我需要搞这些破坏，我觉得多数男孩子都需要干些无伤大雅的坏事。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我。我穿着校服，令人尊重，上的是文法学校，买的东西不多，在柜台付款时没有慌张过，也没有明显的不安表现，偶尔还从商店外面的杂书箱子里买上一本比较便宜的二手书。这种单独行动，这种风险，这种发现宝物的激动心情以及带着战利品归来时的欢欣鼓舞，都让我很享受。我母亲除了问我花了多少钱然后把钱补给我之外，很少问什么。就算是她怀疑有些画的价格要比我告诉她的高，她也从来没有问起过。不过我看得出她很高兴。我不爱她，可是我会为她去偷。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餐桌旁，我认识到有很多方式可以让人毫无愧疚地不去为爱而付出。

尽管我或许会欺骗自己，但是我知道，或者说我认为自己知道，自己恐惧对他人的生活或幸福负起责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于个人的缺点我一直都善于编造借口。我倾向于把这一切归罪于1983年。那一年我父亲终于没有战胜胃癌。我听到大人们是这样说的：“他没能战胜。”我现在知道那是一种战争，需要些许勇气，即便他无从选择。我父母努力不让我知道消息最坏的一面。“我们尽力不让孩子知道”是另一句我经常听到的话。这意味着，诸如父亲生病了，要接受专家诊治，要去医院做手术，很快就回来，又要回医院了之类都会告诉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告诉我。有时候这些也不告诉我，常常是我放学回家发现他不在了，妈妈焦躁地清扫着屋子，脸板得如岩石般。不让孩子知道意味着没有兄弟姐妹的我生活在一种不可预知的威逼之下，三个人不可逆转地朝着某种不可想象的灾难运行着，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了，也是因为我的过错。孩子们总倾向于相信大人的灾难是自己的错造成的。我妈妈从未向我提起过“癌症”这个词，除了不小心之外，从未说起过他的病。

“你父亲今天早上有点累。”

“你父亲今天要回到医院去。”

“把客厅里的课本拿开上楼去，医生要来了。他想和我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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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这些话时眼睛常常不看我，就像是父亲的病痛令人尴尬，甚至有些不合时宜，不适合给一个孩子说。也有可能这是一个更深的秘密，一个共享的痛苦，是他们婚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一切都理所当然，就像把我排斥在他们的婚床外一样。父亲的沉默在那个时候看像是一种拒绝，我现在想不清楚他是不是有意的。是他不愿我们因痛苦、疲惫和慢慢逝去的希望而疏离，不愿增加分离的痛苦吗？可是他对我没有那么喜爱。我不是一个让人容易喜爱的孩子。还有我们是怎样交流感情的呢？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所拥有的世界既不是活人的世界也不是死者的世界。他们总是给人一种陌生感，我见过父亲的样子，之后也见过其他人的样子。他们会坐起来，说话，听人说话，倾听，甚至还带着微笑，可是他们的魂魄已经飘离，我们根本无法进入他们幽暗的无人领域。

他死去的那一天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有一件事例外：我母亲当时坐在餐桌旁，终于流出了挫败和愤怒的泪水。当我不无笨拙和尴尬地试图用胳膊抱住她时，她哀号道：“为什么我的运气总是这么差？”这话在一个12岁的孩子听起来——现在似乎也一样——这种反应对于个人灾难来说显然是不够充分的。这影响到了我之后的童年时代对待母亲的态度。这当然是不公平的，是挑剔的，可是孩子们对待父母都是不公平的和挑剔的。

无论有意无意，父亲去世的那一天除了那一件事之外我什么都忘记了，可是我现在却能想起他下葬那天所有的细节：薄薄的细雨中，火葬场看起来像是一幅点彩画；我们在搭建的教堂里等待着，等前面的人火葬结束，然后列队进入，在那些刻板的松木靠背长凳上各就其位；我的新套装的气味；小教堂靠墙堆放的花圈；棺材很小——小到令人难以相信可以容下我父亲的身体。我母亲很焦虑，希望一切顺畅，可是她准男爵妹夫将会到场所带来的恐惧让这种焦虑有增无减。他没有来，正在上预备学校的罕也没有来。但是我的姨妈来了，穿得太过时髦，是唯一一位不是一身黑色的女性，未尝不好地给了我妈妈一个抱怨的理由。当时是在吃完丧宴上的烤肉之后，两姊妹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我第二年应该在乌尔谷过暑假。之后的过暑假模式就这样确定下来。

可是我对于那一天的主要记忆是那种压抑的毫不平静的气氛，以及聚焦到我身上的很强烈的不满情绪。友邻们一改惯常，都身着黑色。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之后被他们反复说起的那句话：“西奥，你现在成了家里的男人。你妈妈就指望你了。”在那个时候我是不能说出我用将近四十年时间才发现的自己的真实想法的。我不想让任何人仰仗我去保护，去给予幸福，去给予爱，什么都不要仰仗我。

我现在很希望对父亲的记忆能更快乐些，希望对这个不可或缺的、可以把握住并使之成为我一部分的男人有一个清晰的影像，至少是有些印象；我现在很希望能说出甚至三个他具有的标志性品质。多年来现在第一次想起了他，说实话我想不起用什么词来形容他，甚至连温和、和蔼、聪明、充满爱心这些词都想不起来。或许这些品质他都有，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对于他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他要死了。他的癌症来得不急也不仁慈——癌症什么时候仁慈过吗？——他撑了三年才去世。现在看来，似乎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被他死亡的眼神、声音和气味所笼罩。他就是他的癌症。那个时候我什么别的都看不到，现在依然如此。多年来，我对他的记忆（与其说是记忆，不如说是他的化身）有一种恐惧。在他死前的几个星期，他开一个锡罐时把左手食指割破，妈妈用线和纱布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结果伤口发炎，血水和脓液从鼓鼓的纱布中渗出来。他似乎并不在意；他用右手吃饭，左手放在饭桌上，轻轻地照护着，略显意外的样子，就像是手已经与他的身体分离开，跟他毫无关系一样。可是我的眼睛却挪不开，饿跟恶心打着架。在我看来，他的那只手是恐怖的、可憎的。或许我把对他不治之症的不可言说的恐惧都投射到他包扎起来的手指上了。在他去世后的好几个月里，我经常做着同样的噩梦，梦到他站在我的床尾，用流着血的黄色的残手——不是一个手指而是整个手掌——指着我。他从不说话；穿着他的条纹睡衣一眼不发地站着。他的眼神有时候是在祈求我无法给予的东西，更多时候是严厉的指责，就如他指着我的手势一样。好长时间里想起他时都是充满恐惧的，都是他流血和脓的样子。现在想来似乎这样对他不公平。现在作为成人，我尝试着用业余的心理知识去分析这种噩梦，结果同样令我不解。如果我是个女孩子情况会更好解释些。我尝试着去解释，当然也是尝试着去驱邪。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招术还真管用。在我碾死娜塔莉之后，他每个星期都会光顾，而现在他再也没来过。我很高兴他终于走了，带着他的痛苦、他的血水和脓液。可是我希望他给我留下一种截然不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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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2021年1月22日，星期五
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如果我没有从她身上碾过去把她压死，今天我女儿将会过生日。那是在1994年她15个月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和海伦娜当时住在拉斯伯里路上一栋爱德华风格的半独立房子中。对我们来说，房子太大也太贵，可是海伦娜在知道自己怀孕之后一直坚持要一栋带花园和朝南婴儿室的房子。我现在想不起来事情发生的具体场景，到底是海伦娜交待过我要照看好娜塔莉，还是自己心里想着她和妈妈在一起。这个在询问时肯定提到过；可是官方明确责任认定的那次询问已经从我记忆中抹去了。我现在记得的是当时我正要离开家去大学。海伦娜前一天把车停得很别扭，于是我把它往后倒，好更顺畅地穿过狭窄的院子大门。拉斯伯里路上没有车库，我们房子前有两辆车的车位。我肯定是忘了关前门，娜塔莉（她13个月的时候就会走路）蹒跚着在我后面跟了出来。这个细小的过失在询问时肯定也确认过了。不过有些事情我确实记得：左侧后车轮下像碾着斜面一样，轻轻颠簸了一下，却似乎比斜面更软、更容易碾压、更柔弱。猛然间，我意识到是什么了，不会错，绝对不会错，太恐怖了！五秒钟里，毫无声息，接着一声撕裂的尖叫声响起。我知道是海伦娜在喊叫，可是又难以相信听到的是人声。我现在还记得那种耻辱感。我动不了，下不了车，甚至无法伸手打开车门。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邻居乔治·霍金斯开始重重地击打车窗，嘴里喊叫着：“滚出来你个混蛋，滚出来！”看着那张贴在车窗上因愤怒而扭曲的脸，我现在还能想起当时自己无关紧要的想法：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我不能假装着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不能假装是别的人干的。我不能假装着自己没有责任。

恐惧和愧疚淹没了悲伤。如果海伦娜能说“亲爱的，你更不好受”，或者“亲爱的，你一样不好受”，或许我们还能从婚姻的废墟中挽留住什么。不过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头就注定是走不远的。可是话说回来，她是不会那么说的，她不会那么想。她认为我在意的东西很少，她说得没错。她认为我之所以在意得少是因为我爱得不多，关于这点她也没有错。我很高兴为人父。当海伦娜告诉我说她怀孕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是很常见的情绪：毫无理性可言的骄傲、温柔和惊喜。我对孩子确实有感情。如果她能更可爱些（她简直就是海伦娜父亲的缩小版）、更柔和些、更容易互动而少些哀号的话我会更爱她。我很高兴没有别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些文字。她已经死去将近27年了，而我现在想起她来还不无抱怨。海伦娜则被她完全迷住，完全着了魔，成了奴隶。而且我现在知道是嫉妒使我对娜塔莉失去兴趣。假以时日我是可以克服这种情绪，至少也会做出妥协的。可是我没有时间。我知道海伦娜绝不会认为我是有意碾压娜塔莉，至少在她理智的时候不会这么想；出于迷信或是残存的善意，即便是她在最生气的时候也尽力不说那句无法原谅的话：“我希望死掉的是你。”只有丈夫病态而且脾气不好的女性才会说这样的话。可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她会选择娜塔莉而不是我活下去。我并不是为此而责怪她。在那个时候，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现在依然如此。

躺在特大号的床上，我离她远远的，等着她睡着，心里却明白她要几个小时才能入眠，不由担心第二天还要写满满的日志，担心自己该如何应对未来无数个睡眠破碎的夜晚，在黑暗中一遍又一遍地祈祷着申辩着：“看在上帝的份上，纯属意外。我不是有意的。碾压自己的孩子的父亲并非只有我一个。她应该照看好娜塔莉，照看孩子是她的责任，她分得很明白孩子不是我的责任。至少她应该好好看着她。”可是愤怒中的自我辩解和孩子为打碎花瓶找借口一样，是毫无新意、毫无用处的。

我们两个都知道我们必须离开拉斯伯里路。海伦娜说：“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了。我们应该在市中心附近找一栋房子。毕竟，那一直都是你想要的。你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这里。”

她话里有论断只是未说破：“我们要搬家了，你高兴了吧。你很高兴她的死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葬礼之后的六个月我们搬到了圣约翰街一栋乔治亚风格的房子里，前门开在大街上，停车很困难。拉斯伯里路上的房子老少皆宜，这栋房子适合灵巧而身体健康的人和独居者。这次搬家很符合我的意愿，因为我喜欢住在市中心附近。乔治亚风格的建筑——即便是那些状况不好，需要不断维修的——都比爱德华风格的建筑品质好。娜塔莉死后我们没有做过爱，现在海伦娜搬到了她自己的房间。我们两个之间从来没有说起过，但是我知道，她这样子是在告诉我没有第二次机会，我不仅杀死了她心爱的女儿，而且还掐灭了再有一个孩子的希望，掐灭了生一个儿子的希望（她怀疑儿子才是我想要的）。可是那时候已经是1994年10月，再也没有选择了。当然，我们也不是一直都不在一起。性与婚姻远比想象的要复杂。时不时地，我会走过隔在她和我房间之间铺着地毯的几英尺路。她既不欢迎我也不拒绝我。可是我们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大，更难以弥合，我也不想努力去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