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骨头会唠嗑：法医真实探案手记·南方篇》-真实而沉重的刑侦现场-作者：廖小刀

black白夜

可能是我的出现，让她回想起2天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她不安地揉着手腕，捆绑造成的瘀伤还没有完全消散。

绑架她的是刚租住一天的男房客，韦建军。

当天，韦建军以打扫房间的名义，将女房东骗到房间，随后掏出折叠刀威胁，用尼龙绳把她绑起来。搜走现金和手机后，他还用透明胶封住了女房东的嘴巴。

直到有房客下班回来听到动静，女房东才被解救。

女房东是在广东十几年的老一辈打工者，她早就习惯了如今安稳的生活。当时给她验伤，她还在咒骂韦建军：“没想到这个中年男人这么狠，不给房租还抢我的钱。”但今天见到被杀掉的女孩，她只剩下庆幸。

现在看来，女房东确实幸运。她逃了，她的女租客却没能逃脱。

站在半掩的门口，即使戴着一次性口罩，我还是能隐约闻到飘出来的腥味，那是大量血液散发出来的味道。

散乱的血足迹，侵占了这个小房间一半以上的地板，女孩的尸体就侧倒在床边。

这是一个23岁的女孩，她的手脚被尼龙绳紧紧勒住，显出暗红和瘀肿。一圈又一圈的透明胶带死死封住她的嘴，由于胶带勒得很紧，女孩稚嫩白皙脸上的五官都扭在了一起，看起来痛苦而绝望。

这胶带，绑得比2天前的手法狠多了。

女孩的裙子被撩起到腰部，大腿内侧留着几个斑驳的血手印，这表明她生前可能遭遇过性侵。

翻动女孩的尸体时，她胸部的伤口还在不断淌出暗红色的血液。当我检查完女孩尸体，从她身边站起来时，原本雪白的橡胶手套上已经猩红一片。

这样的景象，任谁看了心里都会不好受。我不知道，如果自己换到胜哥的位置，能不能承受得住。我叹了口气，换上新手套，继续勘查。

阳台上还晾着洗好的运动上衣和短裤，窗户上的防盗网完整，门锁没有被破坏，也没有技术开锁的痕迹，桌上女孩的手袋敞开着，似乎被洗劫一空。

图财吗？

时间如此接近的案子，相同的手法、相同的工具，甚至是相同的作案动机。

追查这个叫“韦建军”的租客，是当务之急。

看完现场已经临近中午，我顾不得休息，直接开车去了殡仪馆，案情紧急，必须要第一时间解剖尸体。

我没想到，家属更早抵达殡仪馆，他们是来签解剖尸体通知书的，同时想再看看遗体。

裹尸袋摆在冰冷的不锈钢解剖台上，我只拉开了上端，露出女孩被胶带缠绕着的脸。

年轻的面容在死亡面前变得扭曲。我不能让所有的尸体细节暴露在家属面前，我不忍心。

女孩的男朋友红着眼睛，双肩止不住颤抖。他和女孩本来决定今年就结婚，前几天才看好了婚纱。

女孩的姐姐和姐夫也在一旁抱怨老天不开眼，姐姐说自己前一天还和妹妹打球，为什么今天就走了。

报案人是女孩的姐夫，这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显得比自己的老婆还悲痛。他早上打电话给女孩，发现电话关机，去了女孩的出租房才发现，女孩已经倒在血泊中了。

当母亲试图用手触摸女儿冰凉的遗体时，我提醒她那可能破坏留下的痕迹物证，会让凶手更难被抓获。

送他们离开解剖室的时候，女孩父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道：“你们一定要抓到那个杀千刀的凶手！”

我抿着嘴，望向他的眼，点了点头。

每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都没法说出“节哀顺变”这个词，沉默大概是我唯一的回答。

韦建军跑路了。

胜哥查抢劫案时，曾调取过外围的监控视频。2天前，韦建军在抢劫女房东之后，坐上一辆假牌照的摩托车，离开了现场，那是他最后一次出现。

这种抢了就跑的小毛贼，在胜哥眼里，再普通不过。他们往往自觉走投无路，为了下一顿的饭钱，抢点钱就跑，甚至觉得被警察抓到也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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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如果发生在我和胜哥刚工作那会儿，一点都不奇怪。2000年，走在街边的人都不敢把包背在身后，只能抱在胸前。要是谁三五年没被偷过、抢过，可以算得上是奇迹。

但现在，社会治安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仅是警察，就连普通人也放松了警惕。

公寓楼门口本来有监控，但坏了，女房东舍不得钱，一直没有安装新的。于是最有可能留下线索的地方，现在无从查起。

但有个好消息是这次涉及命案，人力物力调配不会再捉襟见肘。案件会上，局长同意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并且指示各部门全力配合。

胜哥终于不是孤军奋战了，但这样多的警力，能否在短时间内破案，胜哥又背上了新压力。

在此之前，同事整理过一份受害人关系名单，上面记录了和女孩有关的人，翻开第一页，上面有她的家人、男友，以及隔壁的房客。

但那时我们都太自信了，没有人细看这份名单，每个人都坚信只要抓到韦建军，就能给女孩一个交代。

在几十千米外的建筑工地上，我们找到了韦建军。

胜哥举着枪冲进宿舍的时候，韦建军正赤裸着上身呼呼大睡，被摁住的时候，还是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

韦建军显然没有料到自己这么快就会被抓到。他认为抢了钱就跑，不用身份证，也不联系家里人，警方根本拿自己没办法。

但这是命案，全区上百名警察都出动了。

看到韦建军还一副装傻充愣的样子，胜哥狠狠地扇了一下他的头。不理会他呼痛的声音，胜哥拉住反背在后面的手铐，把人扯到床边，然后在床头摸出了女房东的手机。

韦建军这家伙，看着死硬，但面对证据，比谁都老实。他知道，老实交代犯罪过程能少受很多苦。

韦建军说，他跟着老乡从老家来城里打工，想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但转悠了几天都没有合心意的，手头越来越紧，此时恰巧看见房东挎包中有现金，就动了歪心思。

韦建军承认了抢劫女房东的过程，对杀害女孩的事却只字不提。

带韦建军回局里的路上，胜哥慢慢察觉到有些不对劲，韦建军的反应，根本不像一个刚杀人的逃犯。

胜哥试探着问道：“抢完女房东之后，你有没有回过那栋楼？”

“我都抢完了，还回去干啥？”

胜哥安排同事夜间突审韦建军，自己则赶回工地，进一步核实韦建军在命案发生当晚的行踪轨迹。

与此同时，我接到DNA实验室打来的电话，先胜哥一步确认了韦建军口供的真实性。DNA检验鉴定结果显示，女孩身上提取的生物检材出现了一个未知男性的DNA。它既不属于女孩的男友，也不属于韦建军。

韦建军确实绑架了女房东，但他不是杀害女孩的凶手。

胜哥传回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和韦建军住在一起的3个工友都表示，凶案发生那晚，韦建军和他们是同一时间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又一起开工的。韦建军没有交通工具，无法在工友睡觉的几个小时里，往返好几十千米作案却不被工友察觉。

最初的推测被推翻，“头号嫌疑人”的嫌疑被彻底排除。一切回到了起点。

胜哥和我有种被戏耍的感觉，同时又为自己的惯性思维感到一阵恼怒，现在我们得找到那个真正的凶手。

我来不及失落，又打开了电脑里现场勘查的照片。

夜色笼罩，窗外是万家灯火。我知道，对于胜哥来说，今晚又是一个不眠夜。队里为了这起案子，投入海量警力，结果竟然抓错了人。

我翻动电脑上的照片，那张女孩下身血手印的特写，再次闯入我的视线。从尸体上得到的信息来看，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犯罪，如果不是为了钱，那应该就是为了性。

我们必须顺着新的方向调查，遗留在女孩身上的男性DNA，可能来自凶手。

胜哥冲进我的办公室，浑身烟味。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那份早被遗忘的受害人关系名单。

“这孙子不是奔着钱去的，是奔着女孩去的！还有什么线索吗？”他捧着杯子，布满血丝的眼睛瞄向我电脑上的照片。

“勘查现场时，我注意到女孩房间的门窗没有损坏，说明凶手是正常进入的。而能敲门进入或者有钥匙的人，应该是女孩认识的熟人。再加上女孩的死亡时间是凌晨前后，能在夜晚顺利进入女孩房间，这个人她应该非常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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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思路以后，我们找出一个原先就在名单里的名字——女孩异常悲伤的姐夫，刘森。

胜哥对刘森展开了调查。他发现，女孩每天都能接到这位姐夫几次甚至几十次的电话，两人过高的通话频率显得关系太过于亲密。

按照刘森接受例行询问时的说法，案发前一晚，他和老婆、女孩一起打羽毛球，晚上10点多把女孩送回了公寓楼。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女孩，却无人接听，等他过去才发现人已经死了。

我们还找到一个重要的线索，女孩的房间是刘森帮忙租下的。

亲自租的房子，最后一个离开现场又第一个回到现场，众多的巧合让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第一时间排除男性亲属的嫌疑时，我们先调查了女孩的男朋友，但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接触这个姐夫，难道真的是灯下黑？

就在我和胜哥猜测两人关系时，DNA比对结果来了：女孩身上遗留的DNA是刘森的！

拿着检验结果，胜哥敲开了刘森家的门。

开门的是女孩的姐姐。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胜哥总觉得，相比在殡仪馆初次见面时的悲痛欲绝，这次女孩姐姐的态度很冷淡，似乎已经从妹妹死亡这件事中走了出来。

还没等胜哥追问，女孩的姐姐就开始抱怨，说丈夫在女孩死后这两天格外颓废：“啥也不管，啥也不干！”

察觉到她只是单纯地找人倒苦水，没有更多隐瞒和目的之后，胜哥找了个借口支开了她。

在卧室里，胜哥找到了刘森。他正仰面朝天，百无聊赖地瘫在床上抽烟，床边的烟头堆起了一小撮。

关上房门，胜哥警惕地打量着这个男人，一边交谈，一边仔细观察他的神色。胜哥注意到，刘森一直表现出懊悔，反复强调自己没想到日租房会这么不安全。当试探着提起他和女孩频繁的通话记录时，刘森有点急了。

在胜哥反复几轮施压之下，他承认，自己和小姨子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我们是相爱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离婚”。

“那天晚上，我们搞完之后我就走了。”刘森直接承认精斑就是他留下的，但否认杀害了女孩。

当他意识到胜哥怀疑他是杀人凶手后，并没有表现出凶手被发现时那种惊慌失措，只是一个劲儿跟胜哥强调，自己对女孩有多好。

根据刘森的说法，胜哥联系了排查监控视频的兄弟。在离现场不远的路口，当晚确实有刘森开车通过的图像，并且根据时间推测，他待在现场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

拿到结果后，胜哥没有说话。刘森的作案时间不足，线索又断了。

没有新的证据和线索，我们除了一遍遍叮嘱刘森保持通讯畅通外，什么也不能做。

那天深夜，我和刚回来的胜哥在刑侦楼里碰上了，不过是几天的奔波，他的眼圈已经有些浮肿。看到我，胜哥突然感慨道：“我好像越来越不能熬夜了。”而我摸摸自己的发际线，也无奈地扯起了嘴角。转眼间，我们都不那么年轻了，熬夜查案这种事，越来越不适合我们这帮老家伙了。

这些年过去，当初一起熬夜的兄弟们慢慢地都散了，有的去了治安大队，有的去了派出所，警队“老头”只剩我和胜哥两个。可没有这帮老搭档，眼下的这起案子，有点无力啊。

前段时间的调查，已经排除了受害者男朋友，现在她姐夫的线索也断了。嫌疑对象一个个被排除，警队士气低落。名单第一页，还剩一个叫何沐的人，他是受害者隔壁的房客。

我们也不是没怀疑过此人，但经过调查，他最近一直在附近上网，警察打电话也接，压根没有要跑的意思，哪有那么傻的嫌疑人。

我和胜哥只能把希望放在名单上，我们俩坚信，真凶的名字必定在这里面。

法医不需要像侦查人员一样到处奔波，“现场”才是我的战场。

案发后第三天，我决定再回一次现场。就算体能差了，我的大脑和眼睛还是能派上用场。

我把缠绕在门上的警戒线解开，再次打开房门。尸体已经被搬走，现场只剩下血迹，各种物品因为检查被翻倒，小屋一片狼藉。

再次检查屋内物品时，一个放在抽屉里的笔记本吸引了我的注意。上面除了简单的备忘事项，更多的是一笔一笔的日常消费支出，原来受害女孩有记账的习惯。

账本并没有什么稀奇，但其中一个信息，瞬间击中了我。笔记本上的最后一条记录，日期定格在案发那天：一袋梨，1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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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现场极其熟悉，对这袋梨却毫无印象。我在垃圾桶里翻找了半天，里面空空荡荡，没有任何果皮、果核和食物残渣。

那袋梨去哪儿了？

抛出这个疑问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全身的血都在往头顶上冲，身体因为兴奋而微微颤抖，那是肾上腺素在急速分泌。

更令我兴奋的还在后面。女孩原来躺着的位置，只剩下一层厚厚的暗红色血凝块，没有了尸体，周围的血迹形态反倒更加清晰。

我打着手电筒，蹲下来，仔细辨别着地面的灰尘痕迹，本来被尸体挡住的床尾地面，似乎有点异样。

我低下头，尽量让身体贴近地板，望向床底，手电筒的光探进了床底的黑暗，斜照到地板上，一大片人形的灰尘擦蹭痕迹赫然出现。

我招呼着民警合力搬开铁架床，床下的景象慢慢地完整呈现在我们眼前——是一个成年人的形体痕迹，有人曾经在床底躲藏过很长时间！

在女孩回来之前，凶手就藏在床下，等待时机合适再爬出来杀人。之所以等了那么久，是因为当晚出现了特殊情况，女孩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刘森也跟着。

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曾经同时有过3个人，两个人在床上，一个人在床下。

我将现场发现的新线索告诉了胜哥。

有了大胆的猜测之后，接下来就是加倍小心的求证。凶手是怎么进到女孩房间的？

我想起女房东的那串钥匙。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刚刚睡下，被我的电话吵醒后，一副不耐烦的口气。

“房间都是原装钥匙，没有配过！”在我的追问下，她回答得无比肯定，但是我更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我翻出当时拍摄的女房东钥匙的照片，那是一大串钥匙，每个钥匙上都贴着小标签，上面写着对应房间的号码。女孩的房间是203，对应的钥匙上，横形的摩擦划痕还很新。那是配钥匙才会留下的痕迹。

证据从来不会说谎，肯定有人配过钥匙，如果不是女房东，那么有条件偷配钥匙的人，只剩下居住在这栋楼里的住客。

现在距离发案的时间并不久，凶手遗留的证据和线索，比如作案时穿过的衣服、用过的凶器等，说不定还在某个房间里。

我突然察觉，这么多天过去，凶手可能就在我身边。

我和胜哥当即决定，对整栋楼进行地毯式搜查。

听说要搜查整栋楼，女房东显得很不耐烦：“我真是倒霉死了，出了这档子事还让不让做生意了！”

如果告诉她凶手可能还藏在楼里，她怕是更没有生意了。

我从一个民警那里要来了警棍，揣在裤兜里，用右手紧紧握着它。在勘查现场和案犯撞个正着这样的事，在我身上发生过不止一次。你永远不知道，哪扇门的背后是凶手。

以前，我曾经接过一起“双尸命案”，凶手杀人后没有离开现场，我勘查现场时，他一直站在围观的人群里瞄着我，直到被我们抓获。

胜哥还在外面调查线索，我必须得小心点。

来到被害女孩的房间附近，我们决定从两边的房间开始查起。我被右侧那间房子所吸引，按照女房东的说法，这几天，里面住着一个30多岁的单身男性——女孩的邻居何沐，他也在我们的名单上。

房间里东西不多，凌乱的衣服随意丢在床上，垃圾桶里是吃剩下的外卖盒子，几只苍蝇围着这些开始腐败的食物盘旋，阳台上没有洗过的衣服。

这间屋子的主人应该有两三天没有回来过了。

这时，桌上的一个塑料袋让我心头一动，我快步走过去，是一袋普通的梨，紧紧扎住的袋口旁被撕开一个口子，袋子上还残留着超市的售价标签，16.80元。

何沐，男，33岁，梧城人，有盗窃前科。

我们的关系人清查名单里，他的名字就在第一页，只是前期侦查重点都放在其他人身上，加上案发后的那两天，他并没有逃离的迹象，所以暂时被忽略了。

勘查过何沐的房间，我可以断定，他在案发后的这几天，虽然没有离开本地，却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栋公寓楼，甚至连行李都没有收拾就不见了踪影。

更可疑的是，他的房间里有一袋和女孩记账本上价格一样的梨！

胜哥马上派人去摸排何沐的动向。调查显示，他这天早上才坐长途车离开了本地，距离现在不足3个小时！

我把装梨的袋子送回去提取指纹和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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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这个塑料袋上发现女孩或者女孩姐夫刘森的指纹，就可以证明这袋梨来自案发现场，何沐就是凶手。

胜哥没有再回现场，他和同事在路上接到消息，不愿意再等指纹的结果，车子直接掉头往梧城去。

“要是让他跑回老家，往山上一钻，我们更麻烦。”这种事情，在他的刑警生涯里并不罕见，上一个逃亡千里的家伙，胜哥花了26天才将其追捕归案。

长途客车行驶并不快，中途还要上客，胜哥觉得自己能在客车驶入梧城前截下何沐。

胜哥出发一个半小时后，指纹检验的比对结果出来了，塑料袋上确实有女孩的指纹。胜哥的当机立断，为抓捕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把检验结果第一时间告诉了胜哥，接到确定的消息后，胜哥在电话那头轻快地说道：“我就知道是他。”

挂电话前，我只叮嘱了一句：“小心点，注意安全。”

胜哥挂掉手机，将旧尼桑车的油门踩到了底，那辆平时开起来随时可能抛锚的破车，被他在高速公路上开出了惊人的车速。胜哥回来后告诉我：“我感觉自己好像还是很年轻。”

当天下午，林州高速路休息站，胜哥追上了载有何沐的大客车。这是客车抵达梧城前，最后一次中途停靠，差点就让他跑了。

下车之前，胜哥掏出腰上的92式手枪，再次退出弹夹检查了一下子弹，上膛，打开了保险。

他和同事对了一个眼神，一起摸到大客车的车边。司机正放低了靠背打盹，后排的何沐埋着头，手上捧着一碗泡面。

胜哥打了手势，和同事猛地一下冲上去，用枪指着他，吼道：“警察，别动！”

看到举着枪的胜哥，何沐哇的一声大叫，手一抖，一碗泡面扣在自己身上，整个人瘫在座位里。

精神高度紧绷的逃亡和突然出现的胜哥，彻底击垮了何沐抵抗的意志，回程路上，他交代了所有的作案过程。

提取完何沐身上可能遗留的物证，我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花了七八分钟才看完胜哥刚刚完成的，那份远比普通笔录更长的讯问笔录。

最后一页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上述笔录我看过，和我所说的一致。”后面是何沐的签名和按压的指纹。

看到这行笔迹和那个按得很实的指纹印，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你杀她，就因为她不理你？”我抬起头，有些疑惑地看着铁椅上拷着的男人。

“她又不是什么好人，整天带不同的男人回去，居然还不理我。那两个男人可以，凭啥我不可以？”坐在我对面的何沐脱口而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只是遗憾为了这个女人最终赔上了自己有点不划算。

女孩搬进来时，何沐已经在这里住了5天。他只住得起这种不要押金的短租房，正忙着四处找工作、找门路弄点钱。

在楼道上错身而过的时候，他就惦记上这个新邻居。年轻、漂亮、打扮入时，用着高档手机，按他的说法，“一看就有钱”。

他制造机会和女孩偶遇。每天碰到的时候，他都会直勾勾地打量女孩，故作潇洒地和她打招呼，视线追着女孩的背影，直到她关上房门。

有几次，他甚至在听到女孩开门的声音时，故意开门出来，为的就是和女孩多打一次招呼，多看她几眼。

但随后的七八天里，他目睹了女孩和一个年轻男孩讨论着选哪件婚纱，也注意到了有一个中年男人对她车接车送。他认定，脚踏两条船的女孩绝不是什么正经人，那两个男人能够勾搭上她，自己或许也有机会。

但何沐的搭讪一直被忽略，他不仅没和女孩熟络起来，女孩见到他还会躲着走。

期望破灭后，怨恨和愤怒正在悄然累积。

案发前两天下午，经过一楼时，何沐发现女房东不在前台，一大串钥匙就搁在桌上，他几乎是一下就想到了女孩。

“有了她房间的钥匙，不管要做点什么都方便，别人可以，我也可以。”那一瞬间，他觉得命运在向他招手。

他拿走了203的钥匙，配好后又放了回去，神不知鬼不觉，过程顺利得他自己都有些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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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那时候的女房东正被韦建军绑在房间里，徒劳地挣扎。

钥匙拿到了，女孩的生活规律也早已一清二楚，但是何沐还没想好要做什么。

这时，他听说楼里发生了抢劫案。原来这么简单，一把刀、一条绳子，就能搞到钱，警察问过房东之后，就没再来过，也没有听说谁被抓住。

下定决心的何沐在杂货店买了手套、尼龙绳和透明胶，又在夜市买了一把折叠刀和一瓶可乐。

案发当晚9点，他带着买来的工具进入了女孩的房间。在椅子上不安地等待了半小时之后，他相中了唯一能藏人的床底，想给女孩一个“惊喜”。

晚上10点多，房门处传来钥匙转动开锁的声音，女孩回来了。

躲在床底的何沐，盯住门口。门开了，但是进来的不是一个人，女孩的身后还跟了一个男人。

何沐不知道进来的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要藏多久。

时间一分一秒慢慢流逝。等男人离开，何沐已经在床底趴了一个多小时，他觉得四肢僵硬，忍不住翻了一下身，女孩察觉到了动静。

“别吵，我只是求财。”何沐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折叠刀。

女孩吓坏了，她认出床底的人是邻居。何沐把女孩手袋里的钱全部翻了出来，加上零钱也只有200多元，比他预计的还少。但这个时候，他想要的已经不仅仅是钱了。

“我准备走，但我怕你叫。”他谎称自己想走，用绳子绑住了女孩的双手和双脚，又用透明胶封住了女孩的嘴巴。

他试图侵犯女孩，可能是心里发慌的缘故，他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不甘心的他想起了那个可乐瓶。

在女孩痛苦的呼叫声中，何沐掐住了她的脖子，看着女孩扭曲的面容，此刻的何沐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杀了她。

他把折叠刀刺入女孩的胸口，鲜血涌了出来。

何沐想走时，又感到口干舌燥，他发现桌上有一袋没有动过的梨，便扯开袋子拿起一个，啃了几口。随后，他把剩下的梨和作案工具都拎回了自己的房间。

当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准备对女孩下手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回忆，又像是在酝酿词语。

“第三次吧，那几天我3次跟她打招呼，她都没理我，事不过三。”

而女房东被抢劫那天，放在桌上的钥匙让他看到了自己得手的机会。

这个凶手和这些年抓过的其他凶手没什么两样，既不疯狂，看上去也没有格外凶恶。但是，他让我想到早些年见到的那些家伙，缺少常识，没有一技之长，这个社会还没教会他们生存的正确方式。

于是他们选择了最粗暴的几种方式——偷、抢、骗，甚至杀人。他们只是无知地认为，既然别人可以，那么我也可以。至于被警察抓到，这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这些年，这样的人被陆续送进监狱，犯下严重罪行的还在继续服刑，罪行没那么严重的，出来之后也发现，以前的粗暴手段越来越不适合现在的城市。

到处都是监控，普通人身上再也没有多少现金可以抢劫，很多人因此按下了心中的恶念。

但何沐显然是不知悔改的那一类人，有盗窃前科的他，只要一发现犯案机会，恶意就会释放，“他们可以，我也可以”。

当我问何沐为什么一定要杀死女孩的时候，他抬起之前一直耷拉着的脑袋，瞄了我一眼，随意地说：“她认出我了，不杀她没法跑，抓到了至少也得蹲10年。”

在他们看来，蹲10年大牢和亡命天涯之间是不需要权衡的。

抢劫杀人的罪行，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格外平淡，没有歇斯底里的咒骂，甚至没有一丝情绪上的起伏。

我想替女孩谴责他、咒骂他，但我知道，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何沐不会悔改。

我走过去，再次检查了一下何沐的镣铐，将已经铐牢的手铐和脚镣又压紧了两格。我想，这样或许能让他体会到一点被捆绑和束缚的痛苦。

只要有我们在，他们不可以，何沐也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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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深渊之下
案发时间：2004年10月

案情摘要：尼姑庵杀人案的凶手当庭喊冤，法官“刀下留人”。定罪证据遭到质疑，作为法医的我成为舆论中心。

我需要将律师提出的疑点一个一个消除，让证据像钉子一样，一颗一颗，钉住罪行，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一天，法医的命运被迫和一个死刑犯捆绑在一起，整整8年。

有人指责他做伪证，有人说他不值得信任。稍有差错，死刑犯出狱，他自己进去。

这个故事关乎的不仅仅是一个法医的命运，背后的案件改良了整个区域的侦破流程。

法庭空旷，任何声音都显得格外洪亮。

“被告人田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老法官大声宣读完最后一段，放下了手里的死刑执行令。

作为中级人民法院资格最老的刑事法官，今天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庭上宣判。

旁听的人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往外走，相互间压低声音交谈，发出一阵含糊的嗡嗡声。

突然，一个异常响亮的声音从被告席上传来：“我是冤枉的！我没杀人！”

人们停住脚步，老法官也诧异地抬头，所有目光一齐注视着被告席上的男人。

老法官工作了30多年，见过数百名死刑犯，这些人经过长达数年的审判，对结果早有预见，被宣判的最后一刻，大多是恍惚和沉默的。但这个田华，从执行令宣读开始，就一直重复着同一句话：“我是冤枉的！我没杀人！”

庭内静得可怕，喊冤的声音在四周回荡。

一个命案的卷宗多达数百页，并非经办者的老法官，现在手里只有一份执行令。

田华被架着往庭外走去，他的叫喊声变了调，越发声嘶力竭。老法官心里也越来越没底。

今天宣读执行令的本不该是他，经办该案的法官突然生病住院，老法官帮忙“客串”走个场。

就要退休了，老法官不想在这时出现冤案。看着田华被带出审判庭，他没有跟随去刑场，反而叫住了副检察长。

“我担心案子有差错，刀下留人！”

我听到“刀下留人”这句话时，是两周后——案件被发回重审。

推开会议室的门，局长、检察院副检察长、主办该案的女检察官已经在等我，他们还保持着上一秒闲聊的姿势，见我进来，一瞬都不再讲话。

屋里的空气像是突然凝结，三个人面对着我，正襟危坐。

“案件的关键点还是在廖法医这边，我们来是希望再次确认一些细节问题。”副检察长率先开口，态度客气。

两年前，负责田华案的法医是我的同事，后来他调回家乡，我接手了。

不是自己一路跟下来的案子，我心里多少有点忐忑，所以当初拿到案件资料，我最先翻看的就是证据。

田华被捕后显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的口供前后多达9次，起初他还承认有罪，等案子到我手里的时候，他开始一次次推翻先前的口供，辩解自己无罪了。

虽然口供不稳定，当年的办案过程也存在一些瑕疵，但万幸的是，案发现场有田华留下的血迹——这是定罪的铁证。

我定了定神，从档案袋里翻出上百张照片，再一一排列，长长的会议桌被占掉了三分之二。

女检察官拿起其中一张，多少带点质疑的口气发问。

我一边解释，一边递给她几张照片，都来自案发中心现场。

那里是一座尼姑庵，上下两层。一楼佛堂里，金色观音像一脸平和慈悲，二楼，凶手却在她头顶上方大开杀戒。

两个尼姑倒在二楼地上，原先素净的长袍，浸透了鲜红的血液。

其中一个尼姑明显经历了一番搏斗，但只让凶手受了点小伤。我们在屋内提取到了“第三人”的血迹。

凶手没有丝毫怜悯，刀刀致命。血不断向外涌，渐渐漫过大半间屋子，滴滴答答，湿透了二楼的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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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地板上遍布斑驳的“血鞋印”，但都来自两位受害者。凶手为了不留痕迹，特意脱掉了鞋，他很小心，却没注意到自己的袜子沾上了血。

于是，凶手在通往房间的路上，留下了一个扎眼的“血袜印”。

红色功德箱上的挂锁被随意丢在一旁，里面的钱已经被洗劫一空，零星散落的几枚硬币也淹没在这片血泊之中。

金色观音杏眼微阖，她若有灵，一定静静注视着凶手离开。

“有些细节，后期需要你来补充。”看完了所有照片，女检察官回到位置上，用笔记录着什么。

对于发回重审的死刑案而言，我知道这话的分量有多重。

自从“辛普森杀妻案”之后，国内对现场证据的出处也越来越重视，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物证只会是“毒树”，只能结出“毒树之果”。

我在走廊和女检察官握手告别。临走前，她说起代理这个案子的新律师：“苏律师经手过很多大案子，听说挺难缠，你要有心理准备。”

在我看来，案件本身铁证如山，换一个律师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我冲女检察官笑了笑，算是谢过她的好意。

很快，我就吃了律师一个下马威。

那段时间，我总在大清早接到女检察官的电话，问我案发现场的细节。

女检察官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苏律师会见完田华，一口气提出了十几个案件重大疑点。

我明白，他这是想效仿“辛普森杀妻案”的辩护过程，那起案子最后就是因为证据有瑕疵没能宣判。

田华案审理期间，我们圈子里正掀起一阵“辛普森热”，没想到冥冥之中竟和我的案子产生了连接。

果然是办过大案的架势。苏律师抓住了一个要点——只要证明卷宗里的证据都是可疑的，他就有机会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

我接手这个案子时，也反复阅读过卷宗，有的地方确实挺巧，比如田华落网的过程。

发生命案后，他没有像正常凶犯一样逃窜外地，反而继续在警方的眼皮底下活动。那里是一片工业区，多是外来人口，常常是还没认清脸，对门就换了租客。田华藏在其中，给警方的调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眼见警方的动静越来越小，田华干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身背命案，还跑去朋友家偷东西，只偷了300元。

警方赶到，把田华逮了个正着。

他之前没有正当职业，盗窃赌博，前科累累，早就上了警方的黑名单。

负责抓捕的胜哥掏出手铐，意外看到上面刻着“四川峨眉山警械厂”几个字。他猛地联想起尼姑庵发生的凶案，受害的两位尼姑正是当地做生意的人从峨眉山请过来的。

更让胜哥血往头顶上涌的是，田华手上有新伤口！结合这个人的“黑历史”，他脑子里瞬时响起警报，一刻没耽误，扭送田华去验了血。

结果显示，田华的DNA与尼姑庵现场凶手留下的血迹完全吻合。

案子办多了，这种程度其实都算不上巧合。没日没夜的排查、取证，我们比凶手多的不只是运气。

至于为什么在杀人之后还敢“出手”，田华有两种说法，起先是说朋友欠了他几百元不还，就想着去拿点东西抵账。后来他又不承认了，说报警的人跟自己有仇，自己是被陷害的。

田华的反复无常，新律师的不遗余力，都让我对自己手上的证据更加慎重。

我的对手们显然意识到，这是一桩“认罪必死”的案子。

我需要将律师提出的疑点一个一个消除，让证据像钉子一样，一颗一颗，钉住罪行。

第一颗“钉子”，就在案发现场。

打开门上的挂锁，我伸手推开尼姑庵的铁门，生锈的门栓发出一声刺耳的“嘎吱”声。虽说是尼姑庵，但从外表看就是一个有些简陋的二层小楼。

在广东，观音信众很多，如果不是发生了命案，这里也应该是香塔垒得老高，燃尽的香灰积下一层又一层。

现在，这里俨然一幅被废弃的景象。解封初期一两个月，尚有附近的村民来打扫，但是很快就再无人光顾。

black白夜

命案后两年的时光里，尘土侵袭了庵内所有的角落，我穿着鞋套走过，在地面上留下了一串清晰的足印。

从大门进去就是一楼的佛堂，正中神龛上，那尊1米多高的金色瓷质观音像依然立在那儿。

尽管已经落满灰尘，但观音像还是一副慈悲面容，当初，血案就发生在观音像正上方的房间里。

我本能地抬手想要拜一下，又突然反应过来这是案发现场，不太合适，只好作罢。

不知道田华拿着刀从普度众生的观音大师眼前经过时，是否和我一样，有一瞬心神动摇。

环顾了一圈破旧的佛堂，我叹了口气，向二楼走去，那是两名尼姑生活的区域，也是案件的中心现场。

原本铺满地板的血迹虽然被清理过，但楼板上依然留下了大片大片暗色印迹。一张长桌，上面只孤零零地摆着一个抽纸筒。正是在这里，我们提取到了田华的滴落状血迹。

二楼有一扇横窗，从最初的现场照片和痕迹来看，田华正是通过这扇横窗进入现场的。

但这一点受到了苏律师的质疑。这扇横窗宽60厘米，高度不足30厘米，开口扁而窄，外部没有落脚点。他提出一个疑问，狭小的窗口能否让一个成年男性通过？

现在，这扇窗户就在我眼前。

我站上凳子，贴近窗口，撒上尘土。

窗外，与田华身型相近的治安员顿了几秒钟，开始摸索着爬进横窗，努力将自己塞进那个小口。

氛围很紧张，所有人都盯着那扇横窗。外面的治安员背对我们，臀部不断摇摆，挪动向前。

如果他停住了，卡住了，就意味着我们的证据将直接被推翻。

四周静悄悄，录像机闪烁着红灯，镜头对准窗口，录下了这一切。

先是腿，再是躯干，当治安员的头也顺利地钻进来之后，我松开了自己捏紧的拳头。这个治安员能顺利通过，那么田华也行。

治安员进入时在窗口留下的灰尘痕迹，和现场照片上显示的一模一样，这说明凶手就是从这个窗口攀爬进入现场的，我们最初的判断并没有错。

律师的第一个质疑被钉上了“钉子”。

我们收拾好工具，准备锁上门离开。不知什么时候，屋外已经聚集了数十个附近的村民。

见我们出来，人群里前排的几个稍稍低下头，嘟囔道：“那个案子不是人都抓了吗？还来这里干啥？”边说，眼睛边止不住地往我们身上瞟，嘴里的叨咕也没停：“听说那个田华都快枪毙了，却在刑场喊冤，上面说是要重新查。”

“你说会不会真的是警察栽赃啊？听田华老婆说他胆子小得很，根本不可能杀人。”我侧身从这些村民和他们的议论中经过。“谁知道呀，现在的警察除了会给我们开罚单，什么案子都破不了。”

虽然我只是法医，既不开罚单，也不抓人，但我是警察，穿着警服就不好与他们辩驳。

一回单位，指挥中心就通知我，有家报社想就这个案子对我进行采访。

“刀下留人”以后，媒体对案子的关注越来越密切。新闻网站做了实时更新的案件专题网页；各路媒体采访完田华的家属，又找来“专家”分析，连住在田华家附近的村民都忙着发表感想；甚至有记者直接打到我的私人号码上想约采访。

但“案件还在侦办，具体细节不便公布”，这是指挥中心给出的意见。作为案件经办人的我，在这一刻，只能保持沉默。

看着报道凭空发酵，自己却不能发声，我突然感觉很憋屈，就像被人打了一顿，我还不能还手。

我拒绝的那些发言机会，最后都到了苏律师那里，他主动找来记者“爆料”。一时间，大小报纸的社会版块整版都是这个案件。

我拿着那些报纸，看了看，没有说话，又折好放了回去。

后来有人问我什么感觉，我说，没有什么感觉。

再有人问我，我还是说，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当法医那么多年，我还是喜欢和尸体打交道。活人太复杂。

与我回避媒体不同，据说，苏律师是在报纸上看到这起“刀下留人”的奇案，自己找上门来的。

不难理解，这种“刀下留人”的案件实在罕见。他复印了厚厚的卷宗，在看守所会见了田华。

black白夜

看守所的兄弟告诉我，苏律师翻看案卷的时候，田华就在一边翻来覆去地辩解，辱骂警察。

“我没有杀人！”太久没有人可倾诉，田华见到苏律师时，只反复地说这一句。

苏律师知道，仅凭一份“死不承认”的口供显然不够。

在各大报刊上，他提出了关于血迹的两点质疑——

怎么证明田华的伤是行凶所致？怎么证明现场血迹不是警方后弄上去的？

案发现场的血迹，正是给田华定罪的铁证。我们抓到人后，也确实在他右手食指上发现伤口。

但按照苏律师的说法，田华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甚至会晕血，他惯用右手，如果右手持刀，搏斗受伤的就该是左手。

至于田华右手食指上的伤口，苏律师说那是田华被捕前修剪橘树弄伤的。

苏律师正在撬动整个证据链的基石——田华留在现场的血迹。只要推翻这个证据，杀人指控就会土崩瓦解。

我是一个法医，耍了那么多年刀，对这玩意儿再了解不过。

在普通人的想象里，搏斗中容易受伤的是非持刀手。实际上，由于普通小刀没有护手，凶手捅刺时只要碰到骨头，握刀受力的那只手就容易滑出去，这种情况食指最容易受伤。

与田华搏斗的尼姑，肋骨上有多处捅刺伤，这说明凶手捅刺时刀尖必定受到阻力，而田华右手食指的伤口就是典型的“捅刺行为”造成的损伤。

至于律师说血迹是警方后来涂上去的，这根本办不到。

现场取得的血迹照片，放大后能看到血迹呈“滴落状”，这是液体血液才能形成的形态。但田华被捕后，我们没有给他抽过成管的血。

我手头只有一张滤纸卡，上面是星星点点干燥的血迹，根本不足以拿到现场造假。

可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些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猜测，因为我的沉默，越发挑动了外界对于这起传奇案件的敏感神经。

那位素未谋面的苏律师，此时完全站在我的对立面，围观人群心中的天平不断向他倾斜。

我只是一个法医，解剖台才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拿了那么多年手术刀，突然要我拿起话筒发声，真的太难。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我知道，自己唯一能依仗的，只有证据。

但我远远低估了这股“声浪”的能量，在接下来的对抗中，这无形的浪潮几乎将我淹没。

就在苏律师向媒体“爆料”后的第四天，我的同校师兄李法官，向我出具了法院的公函。我盯着那张薄薄的A4纸，足足一分钟。

白纸黑字，公函上的要求写得很明确——封存、检查原始的DNA检验记录和电子数据。

他们想要将物证从我这里带走，委托第三方鉴定。

我看了一眼师兄，他脸上带笑，态度极和蔼，说出口的话却是在下达指令。

我没有选择。

我预料到这个案子会进一步核查物证，但法院现在提出的要求，摆明不是简单的怀疑。

对于一个法医来说，专业水平被质疑不可怕，谁都不是万能的。但这样一封公函，是我职业生涯第一次面临如此严酷的指控——做伪证！

这比破不了案更让我难受。

来人在师兄的指令下开始忙活起来，每个人都在拍照、四下翻找。我定定地站着，像置身在一场风暴的正中心。

“咔嚓咔嚓”，照相机按下快门的响声，让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就像被脱光了衣服一样，浑身不自在。

下一秒，我逼迫自己挪动脚步，接过法院的U盘，把手僵硬地放到鼠标上。服务器的记录显示，电子数据没有任何修改痕迹，早在田华被捕3天前，我们就得到了现场血迹的检验结果。

除非我们能穿越时空，否则苏律师所谓的造假指控，根本不存在。

从嗡嗡鸣响的机房出来，我在前带路，一行人沉默地向另一栋大楼走去。那里是存放物证的档案室。

我将他们留在门口，穿过眼前一排排架子，熟门熟路地翻找。最后，我亲手把装着关键证物的牛皮纸袋交给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