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骨头会唠嗑：法医真实探案手记·北方篇》-沉重又重口的刑侦现场-作者：刘八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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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青纱帐恶魔
案发时间：2004年9月

案情摘要：某村玉米地中发现一具女尸。

死者：赵玉芬

尸体检验分析：

颈部有勒痕及月牙状皮下出血。右手有明显抵抗伤，中指几乎全断。全身共17处创口，其中颈部3处，胸腹部9处，腰背部5处，最窄创口2厘米。

据创口形状推断，凶器为单刃锐器，刃宽至少2.5厘米，刃长超过15厘米。

望不到尽头的玉米地里，镶嵌着一条狭窄的土路，路上挤满了人，一条警戒带将他们拦住。警车在这里缓缓停下，等到随车扬起的尘土散去，阵阵玉米芬芳的气息飘进了车窗。

我所在的北方小城有很多玉米地，每年夏末秋初，玉米拔节抽叶，成片的玉米地就会变成绿色的海洋，本地俗称“青纱帐”。

繁盛时的青纱帐高过人头，覆盖大地。往年这个时候，青纱帐都承载着农民丰收的希望。

但从这天起，青纱帐成为罪恶与恐惧的代名词，它的阴影足足笼罩在本地二十余年。

那是我做法医的第一个月接到的第一起命案。在车上，身边放着银光闪闪的法医勘查箱，我难掩心中的激动，想象自己是一位持刀的战士，在奔赴战场。

一旁坐着我的师父余法医，四十出头，国字脸上两条浓眉。他脸色阴沉，一路沉默。看到他，我察觉事情严重，刚才的胡思乱想全没了。

刚走下警车，余法医便被团团围住。辖区派出所副所长凑近介绍，死者丈夫在旁边，村主任领着其他村干部，也在现场，镇上的领导和公安局的领导正在赶来。

余法医很不高兴，皱紧了眉头，悄悄跟我说，人多了只会添乱。

民警领我们穿过警戒带，证据与痕迹慢慢展开在土路上，七零八落——

路边的大梁自行车，车筐扭曲变形，像一张歪斜的大嘴。路南侧排水沟一片狼藉，几棵歪倒的玉米和杂草，地上留下许多凌乱的脚印。一旁散落着10本杂志、1捆芹菜和几个西红柿。

跨过排水沟，我们走进玉米地。玉米叶抽打胳膊，又痒又疼。大约50米后，眼前出现一片压倒的玉米秆，一具女尸仰面躺在那里。

她几乎一丝不挂，只是脖子上缠着些衣物，脚上穿着肉色的尼龙袜。看起来已人到中年，脸色苍白，眼角布满皱纹，身形略显臃肿。在她南侧3米处，在一小截残留的麦秸上，有一条白底小花内裤，格外扎眼。

尸体保持死时的姿势，双臂弯曲向上，摆在头边；双腿叉开，左腿挺直，右腿略弯曲。一件白底紫花衬衣被掀起到乳房上方，褂角揉搓成一团，塞在口中。口角位置湿了一大块，分不清是水还是血。

尸体不远处有一只布鞋，颜色和现场的血迹差不多。头部半米左右有一条棕色裤子，裤子外翻，也沾了不少血迹。裤腰位置有新鲜的撕裂痕迹，还有一条白布腰带，一端有新鲜的割断痕。

余法医蹲下身子，我协助他进行了尸表检验。

死者身上有17处创口，其中颈部3处，胸腹部9处，腰背部5处，最窄的创口也有2厘米。右手有明显的抵抗伤，中指几乎全断，仅靠残留的少量皮肤和手掌相连。

根据创口形状可以判断出，凶器是一把单刃锐器，刃宽至少2.5厘米，刃长超过15厘米。后来根据解剖检验，死者死因是失血性休克，多处脏腑被刺穿。

刀刀毙命，凶狠残忍。

“老余，你来讲两句吧。”案情分析会上，刑警大队长摆了摆手，会议室顿时安静下来。

技术和侦查部门开会，总是围绕死者身份、死亡时间、死因、作案过程和作案动机展开。

法医是死者的代言人，不仅要弄明白死因和死亡方式，还要尽量准确地推断作案工具、刻画嫌疑人，甚至进行现场重建，也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再现、还原整个犯罪过程，需要精湛的技术和全面分析能力。

余法医眉头紧皱，右手轻轻抚摸深蓝色的笔记本封面。他翻到折角的那页，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他清了清嗓子——

“死者赵玉芬已经告诉了我她的遇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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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刚刚，他找来几位同事进行实验，一位和死者身高接近的女警扮演受害者，不同身高体形的男同事扮演嫌疑人，模拟捅刺。他站在一旁记录，时不时指导几下。

余法医语气肯定地说，嫌疑人是一人作案，在一对一的情形下，考虑到死者身体强壮，嫌疑人是青壮年男性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应该是体力劳动者。

结合现场和尸检情况，推测死者的遇害过程有8个步骤——

厮打：上午10点30分左右，赵玉芬骑自行车回家，路过玉米地时，和嫌疑人狭路相逢。嫌疑人欲图不轨，赵玉芬不从。两人在田间小路发生厮打，导致自行车歪倒在路边排水沟，沟里留下了两人凌乱的脚印。

追捅：赵玉芬打不过嫌疑人，转身向村子方向跑了十几米，被嫌疑人迅速追上，从背后捅了一刀。鲜血顺着死者的背部往下淌，滴落在玉米叶上，渐渐浸透了上衣。

扼拖：嫌疑人用胳膊勒住赵玉芬的脖子，把她倒拖进玉米地，在脖子上留下勒痕。她掉了一只鞋，另一只鞋的脚后跟上有泥土擦蹭的痕迹。

脱衣：嫌疑人用匕首挑开赵玉芬的白布腰带，开始撕扯裤子。她拼命拉住裤子，导致裤腰被扯断。她见难逃魔爪，开始高声呼救。嫌疑人把她的衬衣翻起，将下端塞进她嘴中。

控制：赵玉芬在地上滚动，趴着向远处挣扎，手脚和胸腹部沾了不少泥土，地上的土也因沾了鲜血而变得湿润。嫌疑人迅速骑跨在她身上，用匕首猛刺她的胸背部，大量鲜血流淌到地上，形成血泊。

性侵：赵玉芬的力气随着大量失血渐渐变弱了，嫌疑人把她的身体翻过来，进行性侵，并且在她体内留下了生物物证。

刺杀：赵玉芬性子很烈，不断反抗。嫌疑人恼羞成怒，左手狠狠掐住她的颈部，导致颈部月牙状皮下出血；嫌疑人右手持匕首扎向她的颈部和胸腹部，刀刀毙命，赵玉芬渐渐失去了意识。

辱尸：嫌疑人并不解恨，又在赵玉芬的尸体上狠狠踩了一脚，把玉米秸秆插进她的下体。

听完余法医的分析，第一次面对命案的我像是亲眼看见了嫌疑人的作案过程，嫌疑人的一举一动都符合现场和尸检情况。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大家不住地点头。

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现场法医”的魅力。从师父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好法医的标准：他需要看现场，把尸体和现场结合起来，让尸体开口说话，对命案现场进行还原和重建。

接着余法医又说，死者背部的一刀，位于右肩胛骨下方，创道略向下走行，且刃口向下，有向下的血迹，应该是站立位时形成，再结合刚刚的模拟试验，嫌疑人应该与死者身高基本持平，作案时右手持刀。死者身高1.65米，嫌疑人身高不会超过1.7米。这也和痕检技术员对现场足迹的分析一致。

我们再次回到村里，用了半个多月，走访排查了那片玉米地周边3000多户居民，所有符合“矮个青壮年男性”特征的人都被重点“关照”了一遍。那段时间，DNA实验室每晚都加班到深夜，所有人都疲惫不堪。

案情还没有取得一点突破，新的奸杀案又发生了。

就在当月，离学校不远的玉米地里，一名年轻的女教师在下班途中被奸杀。

玉米地里依然歪倒着一辆自行车。

死者胸背部被刺中3刀，流出的血把干土浸成了血泥，散发着独特的气味。派出所买的4罐灭害灵都喷完了，也没能阻挡蜂拥而至的苍蝇。

我和余法医蹲在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鼻腔里充斥着灭害灵怪异的香，感觉头昏脑涨。

连续两起命案，地点相同、时间相近、作案手法相似，并且现场留下的几枚脚印显示，此案嫌疑人的鞋不大，似乎也是矮个子。

虽然压力巨大，不过大家也觉得，如果两起案子能并案，破案的日子或许不远了。

很多时候，不怕凶手再出手，就怕再也不出手。

但DNA检验鉴定结果像是一盆冷水，浇在每一位办案民警的心头——两起案件的嫌疑人并非同一人。

10多天后，我们确定了杀害女教师的嫌疑人，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曾3次入狱，这次刚出狱不到两个月又犯下大事。

他鞋码确实不大，可个子却不矮。痕检技术员摇着头说，这是个体差异。

该案与赵玉芬案极其相似纯粹是巧合。

此后，赵玉芬案陆陆续续查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破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刑警队的工作也渐渐恢复了日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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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都以为，赵玉芬案与女教师案一样，只是个案而已。

直到一年后，2005年9月的一天，晚上8点多，值班室的电话铃声响起：“南王村玉米地里发现一具女尸……”电话那头声音不大，略有些颤抖。

警情立刻在局里炸开了锅，我们又想到了赵玉芬案，两次案发地仅相隔8千米。

那天，余法医生病，只有我一个法医去了现场。晚上9点30分，我和同事到达玉米地。村支书驱散了村民，吩咐在周围安上5个灯泡。虽然光线略有些发黄，但已经十分明亮。

玉米地里只剩下我们技术科的4个人和2名派出所民警。各种飞虫聚拢过来，嗡嗡地围着人转。为避免蚊虫叮咬，我穿上密不透风的隔离服，身上很快汗涔涔的。

那是我作为新法医，第一次整晚都待在野外现场。静谧的玉米地里，蟋蟀阵阵低吟，玉米叶窸窸窣窣，飞虫撞击在灯泡上，啪啪乱响。

灯泡照着死者李兰英。她51岁，身高约1.55米，头面部缠着一条灰色围巾，将双眼蒙住，上身的两件衣服被掀到胸部上方，胸腹部和下身裸露，右脚踝位置有一件灰白色的短裤。

我头皮发麻，这现场比女教师案更像赵玉芬案。

李兰英身上的伤口比赵玉芬的还多，密密麻麻的，足足有20多刀。

我判断凶器依旧是单刃锐器。最宽的创口2.5厘米，也和一年前赵玉芬的伤口一样。

案情分析会上，余法医让我介绍尸检情况。我照葫芦画瓢，模仿上次余法医的分析，大致还原了死者的遇害过程。看到大队长鼓励的眼神，我忍不住又说，两起案件的作案过程相似，损伤类型也基本一致，很可能是同一嫌疑人干的，如果真是这样，可以并案了。

但刚说完我就有些忐忑，怕事后余法医嫌我毛躁，在DNA检验鉴定结果没出来之前就乱说。

没想到，散会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法医就应该勇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哪怕错了，只要有理有据就行。”

得到师父的肯定，我顿时觉得心里充满了力量。

几天后，我的判断得到了DNA检验鉴定结果的支持：李兰英和赵玉芬体内的生物物证来自同一人。

一个连环奸杀案的嫌疑人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隐藏在夏末秋初的青纱帐里，丝毫不避讳作案时间，专挑落单的妇女，善于用刀。

没人知道他下一次作案是什么时候，我们必须尽快破案。

赵玉芬和李兰英案后，我们有了嫌疑人的DNA数据，可那时技术还不成熟，没有数据库，无法比对。

神出鬼没的青纱帐恶魔成了本地人心中的梦魇，玉米地变成一个恐怖的地方，妇女小孩都不敢单独去，多数村民都结伴而行，很多人还在自行车上放一根木棍。

公安局只能加大防控力度。一到秋天，除去年纪大的民警和部分女警，全局数百名警力都撒进方圆几十千米的玉米地，在进出玉米地的主要路口轮班值守。4个人一组，2个人车上蹲守，2个人步行巡查。

我们技术科也排了班，除了每天留下两个人处理日常工作，其他人都钻进了青纱帐。我和侦查员大韩多数时候都是晚上的一班。

一天，我和大韩蹲守在玉米地旁的小路上。汽车的空调坏了，车窗开着，蚊子在我们耳边盘旋。

“快趴下！”大韩突然低声说，同时伸出一只手按在我头上。一个男人从我们面前的岔路口一闪而过。他走过去后，我和大韩悄悄下车，手里拎着伸缩警棍，远远地跟他身后，进了玉米地深处。当强光手电照在他身上时，他正蹲着身子，手里拿着一沓信封往包里塞。

大韩大吼一声，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我紧跟着大韩，眼睛盯紧那人的手，生怕他掏出什么。

那人似乎被我们吓住了，没怎么反抗，就被扑倒在地。他刚想挣扎着起身，大韩用力把他的胳膊往背后一别，那人就乖乖地不动了。

“大哥，大哥，别杀我，钱都给恁。”那人低着头，不敢看我们，身子抖得厉害，一个劲儿地用本地方言央求，“我木见着你们的脸，恁别杀我，我保证不报警。”

月光下，我和大韩相视一笑，敢情这小伙子把我俩当成了劫匪。我们亮明身份后，那小伙子松了口气，竟瘫坐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

原来他是一位医药代表，要赶往附近一家医院，恰好路过玉米地，就悄悄进来分装现金。

青纱帐里我们的蹲守故事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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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中秋夜，我和大韩抓住一个偷电缆的团伙，顺便捣毁了一个专收赃物的废品收购站。还有一次，我和大韩看到一个女的往玉米地里跑，一男一女在后面追。我们把他们3个人请到了公安局，一番调查后发现他们是一个藏在农村的传销团伙。

又一年，还是那片玉米地，我们围捕了一个持枪杀人犯。罪犯畏罪自杀的地方，离赵玉芬的死亡地点不远，有人觉得，是赵玉芬的亡魂帮了我们。

一时之间，容易藏身遁形的青纱帐反而成了治安最好的地带。唯独青纱帐恶魔再也没出现，像人间蒸发了。

直到2007年，我们竟然在一起旧案里发现了他的魔爪。

当时公安局引进了新设备PCR扩增仪，大大提高了DNA检验效率和成功率，DNA实验室开始梳理积压的旧案。在对当年物证重新检测时，发现青纱帐恶魔的DNA比中了一起2001年的命案。

这起案子也发生在玉米地里，案发地点距离2004年赵玉芬案的发生地仅20千米。

这说明，嫌疑人在本地至少犯下3起命案。

之前，我对2001年命案略有耳闻，但几次想和余法医谈论，他都兴致不高。现在案件有了进展，余法医终于拿出厚厚的案卷，和我说起当年的情况。

那是2001年8月的一天，下午5点多，有人在自家玉米地发现一具女尸，浑身沾满了血，随即报警。

受害人46岁，她家玉米地和报警人家的玉米地仅隔着一条生产路。和几年后的两起命案一样，死者也是上衣被掀起，下身赤裸。在尸体的左胸部外侧，有一个暗红色的印记，形状像一把单刃匕首，长12厘米，宽2.5厘米。余法医分析，这是生前伤，很可能是匕首按压胸部形成了皮下出血。

这说明嫌疑人携带了刀具，但在该案中，他没有使用刀具行凶，只是用作威胁的工具。和后来两起案子不同，死者身上并没有发现锐器伤，死因是机械性窒息，也就是因为机械性暴力作用引起的呼吸障碍所导致的窒息，如压迫颈部或胸腹部，异物阻塞呼吸道等引起的窒息。

这几起案件，强奸方式类似，作案工具有重合，但致死原因不同，可以看出，青纱帐恶魔的作案手法在进化，从早期的粗陋，到后期的娴熟狠辣。

我惊喜地在案卷中发现，2001年命案现场周围有不少人见到了他——

案发前半小时内，先后有3个村民看到一个陌生男人。他身高大约1.7米，偏瘦，小平头，上身穿白色短袖衬衣，下身穿灰色短裤，拎着一个白色塑料绳系的网兜。

此外，案发前一个月内，还有两个妇女分别在玉米地看到过一个故意暴露生殖器的变态男人，外貌也与此符合。

在2001年这起凶案的帮助下，我们对青纱帐恶魔的了解大大增加，他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

从此，再蹲守玉米地时，只要见到有一丝相似的人，哪怕只是发型相同或脸型相似，我们都立刻上前盘问，生怕漏掉大鱼。

我们还请画像专家制作了嫌疑人模拟画像，公安局人手一份。因为破案心切，有段时间无论见到什么人，我们都盯着脸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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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法医，经手的第一起命案一直没有结果，始终让我无法释怀。

师父余法医同样无比纠结。只要有新命案发生，他总会提到青纱帐恶魔。有时在现场，有时在尸检，他会毫无征兆地蹦出一句：“也不知道青纱帐恶魔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还活着？”

师父既希望青纱帐恶魔已经得到报应死了，又希望他能接受法律制裁，看看究竟是个什么人。但年复一年，我们蹲守青纱帐抓了一个又一个，都没有如愿。

我们不想放弃，根据他的特征，再次重点排查四类人员：有强奸、性犯罪前科人员，与案发地有关系的前科人员，2001年至2004年间在押人员，其他符合作案条件的外来人员。

排查缓慢地进行着，直到距第一起玉米地强奸杀人案整整10年时，青纱帐恶魔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

2011年11月21日，黑暗的夜空突然出现一道亮光——嫌疑人DNA比中了一位正在监狱服刑的人员。

消息传来，同事们兴高采烈，我的鼻子却酸酸的。6年多，我眼前时常浮现那几起命案惨烈的现场。青纱帐里那深红色的泥土，压得我喘不过气。

DNA比中的人叫李东明，正在省内某监狱服刑。2007年2月3日，李东明因一年前的一起抢劫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期间表现良好，多次获得减刑。

监狱协助我们采集了李东明的血液，检验结果显示：死者阴道拭子中检出精斑，未排除为李东明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

这意味着，精斑就是他留下的，李东明就是青纱帐恶魔。

李东明被从监狱羁押到看守所。我第一时间去了一趟，想看看青纱帐恶魔到底长啥样。

小眼，长脸，大鼻子，白净，偏瘦，颈部肌肉很发达，眼神深邃而平静，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和其他嫌疑人很不一样，他既不紧张害怕，也不恼怒争辩，只是静静地盯着民警，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刑警队好几位同事参与办理过李东明2006年犯下的抢劫案，他们都见过他，但谁也没想到他就是青纱帐恶魔。我还曾给抢劫案中的伤者做过伤情鉴定，当时也没想到，这是被青纱帐恶魔弄伤的。

回忆起来，那段时间DNA实验室的仪器恰巧出了故障，送检的李东明血样没能检验出结果，但由于结果并不影响定罪量刑，很多人觉得DNA检验与否无所谓。再后来，大家就忘了这件事情。

好在，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他。但让我们都没想到的是，对李东明的判决会面临重重困难，而他的身上，背负了远不止3条人命。

2013年夏天，法院通知余法医和我出庭质证，我们并没有考虑太多，心里只想着赶紧判了这个恶魔。

以前我也参加过几次出庭，最多是被辩方律师问一些程序方面的问题。这起案子虽然是零口供，但DNA被比中，相当于是铁证，我们觉得十拿九稳。

直到见到律师的一刹那，我心里暗道：唐律师——不好！

唐律师也是法医出身，在本地小有名气，和我师父余法医年纪差不多。与我师父低调温和的性格完全不同，唐律师的气场要强大许多。转型成为律师之后，他专接和法医鉴定有关的案子，成功率很高。

在法庭上，唐律师提出了很多关键问题，公诉方和我们都被问得窘迫。最致命的是，唐律师找到了一个漏洞，一棍打在了我们的“七寸”上——

“现有证据没法排除李东明存在同卵双胞胎兄弟的可能，所以没法确定这3起杀人案的凶手百分之百就是李东明。”

当老唐用略带沙哑又充满磁性的声音说出这几句话时，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

这个案子有一点十分棘手：李东明是个没有身份证的黑户，自从成年之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坐牢，个人信息只能追溯到1996年，再之前的资料一片空白。

档案里写着，李东明生于1976年，在1996年因抢劫被判了5年，2000年11月3日减刑释放；2006年又因抢劫被捕，2007年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第一次被抓时，李东明身上没有身份证和其他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公安机关也查不到他的身份信息。他自称不知道父母是谁，自幼跟随拾荒老人长大，此后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都沿用了这份档案。

也就是说，尽管唐律师的理由听起来荒谬，可李东明身份信息之谜，的确是我们最大的漏洞——只要他自己不承认，谁也不知道李东明有没有同卵双胞胎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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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于相信DNA检测技术的威力，却忽略了它的局限性。同卵双胞胎即单卵双胞胎，他们来自同一受精卵，拥有完全一样的染色体和基因物质，而当时的DNA检测技术还无法对同卵双胞胎进行区分。

检察院公诉科提出延期审理的建议，法官同意了。

然而，在此后的历次审讯中，李东明态度都非常激动，拒不认罪，加上他本身又没有任何可查的身份信息，我看得出，连检察院都开始怀疑，是不是你们公安真的抓错了人？

2014年8月，又一次延期审理一个月的期限眨眼间就到了，我们只能递交了现有材料。

法院坚持认为本案中的DNA鉴定不具有唯一性，排除不了同胞兄弟作案的可能，并明确告知我们，假如再没有强有力的直接证据，会判李东明在本案中无罪。

当年12月，李东明服刑期满，如果被释放，再抓他就难了。

只剩不到4个月，我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DNA实验室。为了确认李东明身份以及有没有同卵双胞胎兄弟，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DNA排查。

当时，局里的DNA实验室正在建设Y-STR DNA数据库（以下简称“Y库”）。Y是性染色体，只有男性才有，且传男不传女。一个庞大的家系，只需要采集少量Y染色体样本，就可以掌握整个家系的Y染色体特征。将嫌疑人的Y染色体和这些家系特征进行比对，就可以初步判断嫌疑人属于哪个家系，从而找到身份。简单来说，就是收集男性的染色体信息，再结合中国大多依照男性姓氏聚居的习惯，根据男性父系氏族的亲缘关系锁定嫌疑人。

从2014年6月开始，我们一方面大量采集血样入库检验，另一方面开始了细致耐心的比对工作。

当年10月，第六次比对时，Y库里已经有6000多份信息。正是通过这次比对，我们发现了一个家族，和李东明的Y染色体特征十分接近。

被我们锁定的家族是一个居住在东山岭村的李姓家族。经过多年开枝散叶，家族成员众多。通过初步调查，符合嫌疑人Y染色体特征的家族成员至少有500多人。

大队长把专案组分成两个组，一组对在城区生活过的原籍为东山岭村的58名李姓男子及他们的相关亲属进行逐一排查，另一组入驻东山岭村，深挖线索。

几乎在同一时间，两个组各自获取到同一条重要线索。

有个外村的女人，随夫迁到东山岭村，现居广州。同事找到她时，她提到自己的两个侄女在20多年前被一个叫李春江的男子残忍杀害，该男子也是其中一位死者的丈夫，老家正是东山岭村，案发后一直潜逃。

与此同时，东山岭村的调查也取得了进展。一位村民反映，在20年前，他妻子的两个汪姓侄女，被一个叫李春江的人残忍杀害。李春江作案后一直没被抓到。

所有线索指向同一起案件和同一个嫌疑人——李春江，他会不会就是李东明呢？假如李东明就是李春江，那他身上至少背负了5条人命，真是名副其实的杀人狂魔。

一个清晨，我和几位同事一起赶到汪家。那是一座笼罩在树荫里的大宅，院里有个老人正在烧水，柴火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这位70多岁的老人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红着眼睛招呼我们进屋里坐。

他就是受害人汪氏姐妹的父亲。我们递给他10张不同男性的照片，老人一会儿就挑出了李东明，使劲捏着他的照片，手抖得厉害。

老人泪流不止，哽咽着说：“是他，没错，就是他！”他双手撑着膝盖慢慢站起来，脸上的皱纹在抽搐。

闻讯赶来的其他亲属也都对照片进行了辨认，他们非常确定，照片上的男人，就是李春江。汪氏姐妹的哥哥、弟弟和嫂子对李春江的印象很深，这么多年过去，仍清晰记得他的模样和生活习性。

李春江身高1.66米，比较瘦，平头，长脸，皮肤白净，小眼睛，眉毛的前半部分很浓，后半部分稀疏。不抽烟，也很少喝酒，自称会武术，平时不太喜欢与人接触。汪家人一致声称，李春江不是双胞胎。

很快，院子里挤满了村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目睹了当年那起惨案。在大家断断续续的回忆中，20年前的情况逐渐清晰起来。

至此，我们已经基本确定，李东明就是李春江。

但我们心里清楚，只靠辨认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

当年李春江作案时本地技术手段落后，还没有开展DNA检验工作，我们手头没有李春江的DNA数据，不能直接进行DNA比对，只能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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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李东明的刑期就要结束，我们一方面继续和检察院法院沟通，另一方面全力寻找和李春江有血缘关系的亲属。

李春江父母均已过世，他在东山岭村没有直系亲属，但汪氏姐妹的亲人反映，李春江有个姐姐叫李红梅，住在城区，当年就是她在中间做媒。

第二天一早，我跟随几位同事赶到城区，找到了她。

我大吃一惊，李红梅居然是个老太太，看起来至少70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脸上布满皱纹。眉眼倒是和李东明有几分相像，都是小眼睛、长脸。

看了李红梅的身份证，我才恍然大悟，姐弟俩竟相差20多岁。

李红梅指着李东明的照片喃喃地说：“小如意啊，就算烧成灰我也能认出你来！”尽管李春江是她除了老公孩子之外唯一的亲人，可李红梅早就当他死了。

采血的时候我问她：“李春江有双胞胎兄弟吗？”

李红梅摇了摇头，说：“我家只有两个男孩子，李春江还有个哥哥，比他大10来岁，多年前就死了。”

后来，我们找到更多和李春江可能存在遗传学关联的亲属，提取血样进行检验。

2015年2月2日，DNA检验鉴定结果终于出来了。通过线粒体DNA检验，李红梅和李东明在检验的4个区间线粒体DNA片段相同，不排除来源于同一母亲。

这个结果明确了，李东明就是李春江，是身负5条人命的杀人恶魔。

经过多日的调查走访，我们也基本拼凑出李春江的人生轨迹。

李春江出生在1965年腊月，家人特意给他取个小名叫“如意”，希望老天庇佑他顺心如意。一家人都很宠溺他，可能正因如此，他从小就不听管教，性格顽劣。在八九岁那年，父亲去世后，李春江跟随母亲去了东北，投靠舅舅。

后来，李春江母亲去世，舅舅劝他找点活干，介绍他跟着一位木工做学徒。但电影《少林寺》上映后，李春江深陷其中，憋足了劲要去少林寺学武。很快，他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姐姐李红梅在他出生前就结婚了，婚后一直在城区定居。1990年年初，久未谋面的小弟忽然出现在她面前。从那之后，李春江就暂住在姐姐家。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姐夫将他介绍到单位做了临时工。

1991年5月，在大姐介绍下，李春江与一位叫汪玉娟的女孩相识，不久结婚。

李春江嫌弃在单位上班挣钱少，于是买了一辆三轮车，去菜市场卖菜。汪玉娟觉得很没面子，不愿意一起去卖菜，李春江就打她。李红梅见到弟媳身上的伤，只能说一些安慰的话，但根本管不住弟弟。

汪玉娟经常给父母打电话，说李春江欺负她。有一次，她哭着对母亲说，李春江喝酒之后又打了她，自己想回家。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汪玉娟的父母没想到事态的严重性，只是安慰她，结婚过日子就是凑合，尽量别惹老公生气。但汪玉娟说，李春江脾气很古怪，有时根本没惹他，也会挨一顿揍。

1992年7月，汪玉娟父亲去跟李春江同村的亲姐姐家走亲戚。得知父亲来了，汪玉娟跑过去，一见到父亲就哭起来，说李春江虐待她。

姑姑把侄女领到里屋，查看她身上的伤。只见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大腿根部和会阴部有许多新伤老伤，腹部和背部还有烫伤痕迹。

汪玉娟告诉姑姑，平时打骂也就罢了，李春江有“那方面”的嗜好，喜欢在发生关系时虐待自己，把大腿根都掐紫了，还用剪刀捅刺她大腿根。

那天晚上，汪玉娟告诉父亲，自己不想回李春江那里了，想跟着父亲回老家。汪父点了点头，表示明天带她走。

没想到当晚8点多，李春江找上门，进不去屋便在楼下吆喝：“你们要是把她领回家，我就杀了你们全家！”

汪家三人很生气，第二天一早，汪父带着女儿回了老家。

5天后，李春江来到汪玉娟老家，说话不像上次那样冲：“你们大人有大量，我要把媳妇领回去好好过日子。”

见女婿态度比较好，汪父留他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并叮嘱他，以后不可以再打老婆。

饭桌上，汪玉娟没有多说话，只说自己在老家还没待够。汪父告诉李春江先回去，让女儿先在家住几天。李春江在汪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走了，说过几天再来接汪玉娟回家。

汪玉娟偷偷告诉父母，李春江“那毛病”怕是很难改，自己是真怕了，不敢再跟李春江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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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母心疼闺女，让汪玉娟在家里住下来。但汪父却觉得，两口子床头吵架床尾和，过段时间闺女就自己回去了。

半个月后，1992年8月2日，李春江再次造访，态度大变。他质问汪玉娟为什么还不回家，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今天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不走了！”李春江已经失去了耐心，话越来越狠，语调越来越高，“你们别逼我！”

以前，汪玉娟并不敢和李春江争吵，这次因为在父母家，守着父母和妹妹，她胆气也壮了不少。

汪玉娟的妹妹汪玉兰在家附近一家工厂上班，那天她正好休班。看到姐姐在争吵中处于下风，甚至还被李春江推搡了好几把，眼瞅着就要动手，汪玉兰不干了。她从屋里拿出一根链子锁，站在姐姐身前，大声说：“你要敢动我姐一指头，我就跟你拼命！”

李春江很生气，指着汪玉兰的鼻子说了句“你等着”，转身就走。

汪父叮嘱老伴，最近几天把门锁起来，别让李春江进家门。

第二天中午吃过午饭，汪母把家里的大门反锁后，就和女儿、外孙去大炕上睡觉了，汪父则去了另一间房屋午休。

汪母正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到嘭的一声响。她一下子睁开眼睛，从床上坐了起来。

只见李春江拿着镢头站在炕头，镢头击中了汪玉娟头部，血喷溅到枕头和墙上。

和丈母娘对视后，李春江拿着镢头往外跑。汪玉娟满脸是血，汪母顾不上去追李春江，赶紧用手抱住了女儿。可汪玉娟只能喘粗气，根本说不出话。

汪父听到妻子号哭，马上起床跑来。看到女儿汪玉娟头上有血，他扭头往外跑。

刚冲出屋门，恰好发现有人扭着身子趴在东侧院墙上，正准备往隔壁的院子跳。那人跳之前一扭身，两人视线碰到了一块儿，正是李春江。

汪父找出钥匙，将大门上的锁打开，去隔壁院子寻找李春江，但那时李春江早已不见踪影。

汪玉娟被送到医院后不久就死了。汪家乱成一锅粥，直到医生提醒，才想到报警。刑警队接到报警的时候，已经是下班时间。

那时通信很不方便，值班民警去家属院挨家挨户敲门叫人。余法医刚准备吃晚饭，闻讯后立刻回了局。那时他刚参加工作四五年，还是一名年轻法医，但局里法医少，他已经开始挑大梁。

要去现场的人太多，一辆警车坐不下。等余法医和痕检技术员骑着摩托车赶到现场，距离案发已经过去4小时。

这么多年了，余法医依然对那个溅了血的花枕头记忆深刻。枕头上那片血渍有人头那么大，枕套上浸染了鲜血的鲜花看起来异常妖艳。

此后一段时间，余法医一闭上眼就能看见那个花枕头，那片血渍会慢慢变大，染红整个枕头。

那时余法医结婚不久，家里用着款式相同的花枕头，后来他实在受不了，就让媳妇把枕套换掉了。

初步勘查现场后，余法医在医院对受害人汪玉娟进行了尸检。死因简单而明确，钝性暴力打击头部，致颅骨骨折、颅脑损伤而死亡，“势大力沉，一击毙命，够狠”。

案发当晚，公安局封锁了周边地区并进行搜捕，可惜没能抓住李春江。

大家忙完再回到现场就快天亮了，死者家属多数都离开了，但还有几个人留在那儿，神色慌张。原来，死者的妹妹不见了，大家正在四处寻找，村里的左邻右舍也在一起帮着找。

很快，噩耗再次传来。

清晨，众人来到江玉兰工作的工厂，一位早起上班的同事反映，汪玉兰和她姐夫一起出了厂，往旁边的玉米地去了。

“坏喽，坏喽！”汪父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吆喝起来。

众人直接去了玉米地，在那里发现了汪玉兰的尸体。

后来一位村民说，前一天傍晚，曾看到一个男人从玉米地里走出来，脸上有伤，像是被挠的。那男人的外貌特征和李春江极为吻合。

“两只眼都剜出来了。”余法医讲到汪玉兰的时候，眉头紧皱着，表情很沉重，看来他极不情愿去回忆当年青纱帐里的场景。能让一名法医如此在意，现场一定异常惨烈。

根据调查，李春江用镢头击打妻子汪玉娟后，并没有立刻远走高飞，而是去了汪玉兰的工厂，找她出来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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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工友的面，汪玉兰见李春江态度还不错，就跟随他到了玉米地。四下无人，李春江撕下伪装，露出了凶恶的獠牙。

汪玉兰没想到姐夫竟对自己起了歹念，转身往外跑，但常年锻炼身体的李春江非常敏捷，汪玉兰只跑出去10多步就被他追上，一下子扑倒在地。

汪玉兰极力反抗，指甲抓破了李春江的脸。这让李春江更加凶性大发。他撕扯下汪玉兰的裤子，把她的内裤塞进她口中。在施暴过程中，他时不时用拳头捣击汪玉兰面部，导致她面部多处皮下出血，眼周青紫肿胀。

李春江还用手掐住汪玉兰脖子，指甲在她颈部留下印痕。汪玉兰由于窒息，反抗越来越弱。最后李春江强暴了汪玉兰，造成汪玉兰处女膜新鲜破裂。

但李春江心中的怒火还没有熄灭。他又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狠狠地捅向汪玉兰阴部，接着又用匕首刺进汪玉兰的左眼眼窝，抠出了左眼。在用匕首抠她的右眼时，匕首崩断了，半截匕首留在了右眼里。

那年，汪玉娟24岁，妹妹汪玉兰只有21岁。

作案之后，李春江连夜逃离本地。他先是回了东北，然后又去了南方，之后下落不明，成为一名逃犯。

但仅仅4年后，1996年，李春江就悄悄潜回了本地，租住在离自己家不到100千米的村子里，并且犯下了2起抢劫案，3起玉米地奸杀案。

直到DNA检验鉴定结果出来，李春江依然辩称，自己不是李春江，从未到过公诉机关指控的3名受害人被害的地方，也从未强奸杀害过妇女，从未结婚，不认识也没杀害过汪玉娟和汪玉兰。但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这些都不重要了。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他还有新招。

2015年9月14日，李春江被正式逮捕，连同20年前的命案，一起被提起公诉。

这时李春江突然表现得十分反常，时而胡言乱语，自称是北京的高官，正在执行特殊任务，所有人都无权审判他；时而对着空气挥舞拳头大骂，声称有人在跟踪他，窃听他的信息；时而说自己是火星人，飞船没能量回不去了。

李春江要求我们为他做精神鉴定。

经历层层波折后，李春江的谎言被拆穿了。法院认定，根据现有证据，李春江根本不存在任何精神问题，犯案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在DNA数据比中李春江4年后，法院终于做出了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判处李春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但李春江以“自己是李东明不是李春江”为由，提出上诉。

最终上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直到此时，李春江还是不承认自己是李春江。

有同事认为，面具戴久了便无法摘下，李春江陷入自己编织的谎言中无法自拔，欺骗别人的同时，他自己也渐渐变得深信不疑。

但是，我觉得以李春江的聪明程度，他肯定不会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

法律规定，只要有证据证明其违法犯罪，可以以“无名氏”或其自述的身份信息对此人进行处罚。所以此前法院出具的两份有罪判决上的姓名，都是其自称的“李东明”。

就这样，李春江摇身一变成了李东明。第一次出狱后，他曾以写有“李东明”名字的判决书为据，多次到派出所让民警为他落户。但他缺失的身份信息太多，又无从查起，最终未能审核通过。

2006年初，李春江竟还以此为由，去省公安厅上访。

那天正好一位厅级领导在信访处接访。李春江一上来就很激动，他越说越气，最后指着领导的鼻子骂起来。旁边几个民警让他闭嘴，要把他轰走，领导却摆了摆手，让他继续说。

李春江换了副面孔，他蜷缩在椅子上唉声叹气，诉说委屈和艰辛。他说自己当年无奈之下犯了罪，希望社会能对刑满释放人员多一些关爱。

说到最后，他流下了几滴眼泪，像一只受伤的小狗，看起来非常可怜。

领导似乎受了触动，好言安抚李春江，让他回去等消息。李春江还是不肯走。这位领导被逼得没有办法，承诺他一定会给出一个答复。李春江这才起身，满意地离去。

那天，他一定觉得，自己即将成为李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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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北桥牙医灭门案
案发时间：1999年腊月

案情摘要：北桥村牙科门诊医生何立斌一家四口惨遭灭门。

死者：何立斌一家四口

尸体检验分析：

何立斌：面部肿胀，上嘴唇部分缺失，牙龈和牙齿露出。右胳膊肘弯曲，右前臂上举，呈握拳姿势；左胳膊伸直，左手半握。胃内无食物；

何立斌之妻：右脸变形，伤口密集，手背见明显抵抗伤。胃内无食物；

何立斌之子：颈部见两个大洞。胃内无食物；

何立斌之女：前额正面劈开，颅骨及脑组织可见，颈部有一大洞。胃内有少量食物。

在我们那儿，法医爱喝酒似乎是件天经地义的事。

老一辈的法医们习惯出完现场用白酒冲冲手，再来两口。消毒、解乏，捎带着还能缓解精神压力。

同事告诉我，我的师父余法医以前也是海量，但奇怪的是，从我认识他，他就滴酒不沾。

有一回，我去余法医家，见到他橱柜很显眼的位置摆着半瓶白酒——不是啥好酒，但看起来放了很久。

见我盯着那半瓶酒看，余法医岔开了话题，招呼我喝酒，自己却只喝茶水。

我越想越觉得这瓶酒有蹊跷。

只是我没想到，他不喝酒的原因，竟然和一起尘封多年的大案有关。

那是一起几乎成了我们当地公安系统传说的大案。

在那起案子里，余法医把自己的手和一具尸体缝在了一起。

1999年，腊月，余法医坐上一辆汽车，一路颠簸紧急赶往案发现场。案发地点在一个新建开发区，被划出来只有三四年，由一些沿海小镇组成。这些小镇民风淳朴，虽然地广人稀，但管理规范。然而这天，新区里的北桥村，却发生了一起灭门惨案。

当天早些时候，村里人几乎都在忙活，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千禧年。一个小伙子急匆匆拐进公路旁的小巷，早晨的阳光把他的身影拉得老长。

小伙的姑父叫何立斌，是远近闻名的牙医，平时在家坐诊，家门口的槐树上挂着“北桥牙科”的小木牌，在微风中轻轻晃动。

小伙子想借辆自行车，见大门虚掩着，就毫不犹豫地推开了。但一进去，他就发现平时被姑姑打扫得一尘不染的院子，这天有些不同，尤其是地上还有许多滴落的血迹。

他开玩笑地朝屋里喊：“姑父，怎么给人拔牙也不止个血？”院子里一片死寂，无人应答。小伙子沿着血迹径直走到姑姑家的起居室，拉开纱门，探头往里一瞧，就再也迈不动步了。

小伙子赶紧向警方报了案，没一会儿，这件事就无可避免地迅速在村子里传开。

恶性案件很容易引起恐慌，对一个新区来说尤其如此，警察不仅要破案，还要尽快。那天的出警非常迅速，驾驶员硬是把原本1个多小时的车程，压缩到40多分钟。一路上，余法医攥紧扶手，下了车感到一阵头晕，差点吐了出来。

但他来不及抱怨，很快就被现场的惨烈震惊了。

推开两扇黑漆木门，余法医和痕检技术员老邓一起走进院子。院子很宽敞，院中间是个砖块围成的小花园，花园墙边有个红色塑料桶，里面盛满了污水，老邓上前看了看，找到一根带血的木棍。

院里一共有7个房间，南面两个是仓库和厨房，西边两个是牙科诊所，东边三个是起居室。起居室门前，晾衣绳上的衣服还半干半湿，地砖上有许多血迹，墙角的拖把下面淌出淡红色液体。

余法医推门时，刻意避开了带血的门把手。当他迈进房间的一刹那，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伴着潮湿的空气涌进他的鼻腔。

客厅很乱，沙发垫散落一地，墙上、地上、镜子上到处都是喷溅血迹。客厅正中有一床血染的棉被，隐约凸起一个人形。余法医小心拎起棉被一角，底下露出一个身形魁梧的男人，仰面躺在地上，身子周围全是血。

男人衣着凌乱、面目全非，脸肿得厉害，上嘴唇少了一大块，形成一个豁口，露出了牙龈和牙齿。

“他真的是死不瞑目，眼睛睁得又大又圆。”至今，余法医仍记得和牙医何立斌第一次见面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