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班布尔汗

宝宝寒

引子

　　中国是喜欢“大”的，“大”字之后跟着的总是吉祥、体面，生了儿子，要说得了“大胖小子”；结婚了，要说“大喜”；家里人丁兴旺，便是“大户”；当了官，便是“大人”；统治者丰功伟绩，称为“大帝”……，虽也有“大难”、“大祸”之类不吉利的说法，但相对于褒义词，还是要少得多。
　　历朝历代的国号尤其如此，都要在前面加个“大”以示威严雄壮：大汉、大唐、大明、大清等等，且不说确实算得上大的汉唐，即使偏安一隅或割据一地的政权，也要在国号上加个“大”字。如前段时间火爆的《大宋提刑官》，宋慈其实是南宋人，那时的宋丢了半壁江山，连首都都不叫“京师”而叫“行在所”，皇帝除了孝宗有恢复之志，其余都萎靡不振，气概上也小的很，委实算不得“大”， 可要是实事求是的说“小宋”，就毫无气势，不要说当时的宋人绝不会自认为“小”，恐怕片子也火不起来了。
　　
　　相对而言，灭亡南宋的元倒是真的很大，这个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从其前身蒙古帝国开始便处处要体现其“大”。成吉思汗的汗号虽有多种解释，但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如海洋一般广大的汗”。从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到蒙哥汗，祖孙四代马不歇鞍东征西讨，灭国无数，为的就是要实现一句豪言——“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们的牧马之地”。 直到1259年，蒙哥汗在攻打南宋时，暴死于重庆钓鱼城，蒙古的征服巨浪才开始退潮，蒙古帝国也随之崩溃。
　　忽必烈在打败弟弟阿里不哥后，正式成为帝国的第五任大汗。但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蒙古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分为了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和忽必烈所统治的蒙古本部、中原汉地、云南及西藏五大部分，忽必烈将自己能够掌控的领地重新整合，建立了大元王朝。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嫡亲孙子，大元朝脱胎于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等四个大汗也被忽必烈追封了皇帝庙号，但若将元朝的历史从成吉思汗开始算起则不符合实际。就如拜占庭帝国可算是罗马帝国的延续，但说起拜占庭帝国史无论如何也不能从罗马建城算起。何况从制度上、文化上罗马与拜占庭已经大不相同。元与蒙古也是如此，随着灭亡南宋，元王朝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内敛型王朝，与蒙古帝国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外侵型帝国已是霄壤之别。
　　以笔者观点，元王朝的历史应从1260年中统建元开始算起到1368年元惠宗放弃大都北遁为结束，共享祚108年。
　　
　　虽然不能等同而论，但作为蒙古帝国遗产最大的继承者，元王朝也很讲究对“大”的追求。其国号“元”意思便是“大”，史书曰：“昔之为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以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谓之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这么一看元朝的国号翻译成白话文可称为“大极大”，再加上首都也名为“大都”，可说把“大”推到极致。
　　且不说元朝直接统治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可说“舆图之广，历古所无”，而极盛时期，伊朗高原的伊儿汗国，俄罗斯的金帐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东亚的缅甸、安南、占城、暹罗、罗斛、高丽、爪哇及南海诸国甚至印度的马八儿、俱蓝等国均是元的臣属，再加上伊儿汗国有亚美尼亚、安条克等属国，金帐汗国有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等属国，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土地向元朝人敞开着大门，元朝皇帝敕旨所到之处，都会得到或真心或假意的尊敬，这样“天下共主”的威势，可说空前绝后。散曲大家马致远在《中吕•粉蝶儿》中唱诵：“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马致远一生仕途不顺，最大不过任工部主事，晚年归隐林泉，自称“闲身跳出红尘外”，哀叹“空岩外，老了栋梁材”，算不得“既得利益阶层”，这样带有自豪感的咏唱，应是发自肺腑。
　　
　　元朝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各样的文化都包容囊括，胸襟也很广大，皇帝宣 称各种宗教是自己的五个手指，长短虽异，却都不可废，提倡信仰自由。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汉传佛教，西藏的藏传佛教，欧洲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和天主教），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都受保护，甚至连术忽教（犹太教）、摩尼教（也就是《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也有一席之地。皇帝的宫廷中，各种信仰、各种民族的官员齐聚一堂；社会上，各种文化相互交流，无所滞碍。这样的开放，中国历史上只有唐和民国方可比肩，而唐朝时，萨珊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后起的阿拉伯帝国都称雄一时，大唐天可汗只能与他们并驾齐驱而无法独领风骚；民国时虽然开放，却始终为内忧外患所困扰，国际地位偏低。如元朝这般以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强者地位掌控文化交流，二者均难以相比。
　　这种交流对于中国影响甚剧，直到现在仍然看得到。以现在来说，因为收藏热，在艺术品方面人们感受最深，收藏家马未都在谈到青花瓷时便提到：“元代文化是波斯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的结合，青花是波斯文化，蓝色调是伊斯兰的主色调之一。在古代，蓝和绿是一个色，是主色调。在元之前，中国没有青花。波斯带来了这种蓝色的纹样，可以画在瓷器上。……青花瓷前面，无论中国陶瓷怎么更迭，都是各领风骚，可是青花瓷的突然出现，马上成了主流，七百年来没人撼动它的地位。从元以后，明清两代，民窑、官窑占第一位的，都是青花瓷。晚清的时候，粉彩挑战过它的地位，最后也是败给了它。”还有景泰蓝，“元代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工艺品，还有就是景泰蓝。它是以蓝色基调为主的，元代始创，跟景泰（明代年号）没关系。……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景泰蓝是明朝景泰年间发明的，后来发现元朝就有很多景泰蓝，到了景泰年间，在元代器物上刻了“景泰年制”。其实景泰蓝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就是掐丝珐琅工艺，是中东阿拉伯人传来。明初《格古要论》中称其是从“大食”传来的工艺。大食，就是阿拉伯地区的古称。聪明的中国人学会了这门手艺，再把中国纹饰套进去，发扬光大，变成中国独有的宫廷文化”。
　　当然，元朝留下的文化交流的遗产，并非近视让人陶冶情操的艺术品，天文、历算、数学、医学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受惠于文化上的交流。
　　在天文学上，元政府主持翻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主持“回回司天监”，制造了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仪器，中国本土的科学家郭守敬则吸收其中精华改进和制造了简仪、仰仪、圭表、候极仪、浑天象、立运仪、景符、窥几等仪器，并与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出我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而这部历法的编成，则得益于在全国各地设置的27个天文观测站。
　　同时，《授时历》的编成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这比欧洲领先三百年。
　　在医学上，出现（金）元四大学派，综合了中医和阿拉伯医学的《回回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医药学典籍，共有36卷，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我们现在熟悉的很多药方例如芳香挥发药、滴鼻剂、露酒剂、油剂，糖浆剂等并非传自于扁鹊、华佗，倒是来自于阿拉伯医学带来的“海药”。
　　
　　古代的文化交流往往都要因为战争才得以实现，元朝尤其如此，这必然会对文明本身造成极大伤害。蒙金战争、蒙宋战争以及最后的元宋战争都相当的残酷，使得中国尤其是北方受创极深，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结果难以抵消这种损失。可元朝建立后因为社会环境宽松，统治者对于文化几乎没有横暴的干涉，使得中国本土文明迅速恢复，总体上得到了进步而并非倒退。
　　钱穆先生就指出元朝“书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于是也就产生了陈垣先生所说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的感慨，黄东发、王厚斋、胡三省、马端临、吴澄、刘因、许谦、郑玉、蒙卿、柳贯、虞集等等学人，群星璀璨；
　　文学上，中国文学所称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前三者均产生于立国三百年左右的朝代，而元曲却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取得并称的地位，产生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等大家。诗歌界产生四千多个诗人，存诗十三万余首，而殊为难得的是水平并未低于唐宋，更有萨都剌、贯云石、于阙、迺贤等色目诗人横空出世；
　　于农学，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
　　于科学技术，印刷术从毕昇的泥活字进步为金属活字。火炮技术上出现金属火铳，元末战争中，无论元军与义军交战还是义军自己战斗，火铳的使用都是海量，最典型的战例便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造船术和航海术的进步产生了汪大渊这样远航非洲的航海家，明朝初年的郑和大航海所依仗的很多便是元朝发展而出的航海技术。黄道婆更是因为改进与发明棉纺织技术而名垂千古。
　　
　　《左传》有云：“君以此兴，必以此亡”。似乎处处体现“大”的大元王朝，只存在了百年便冰消瓦解，却也是倒在了“大”上。
　　“大”自然可以说宽、博、雄、壮，但另一面也是粗、陋、散、纵。元朝的主要统治地域是汉地，但却并没有将汉人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全国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对全国实行信仰自由自是好事，但统治者本身也在各种信仰之间游荡不能确立国家根本治国理念，就会让国家的根基完全建立在强大武力之上，“天下马上治之”，必然容易松动。
　　元朝的法律是杂糅了蒙古扎撒和唐宋法典而成的，本身便有很多抵牾，而元朝历任皇帝还“唯知轻典之为尚”，元末叶子奇所著《草木子》提到“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前朝时便认为“其失在于纵驰”。对百姓用轻典自然可以获得民心，但对官员也是如此必然会导致腐败盛行而治贪不利，朝廷欲要宽以待民，贪官酷吏却使得民怨沸腾。没有主体意识形态，本身是异族入主，而又用法宽纵，可想而知反抗的星星之火始终不能防患于未然，一旦中央政权衰弱，便是燎原烈火。
　　元朝人分四等，从法律上确定民族压迫政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自然常怀愤愤,最大族群的精英对于这种压迫必然很难对朝廷产生归属感。相对的，因为统治宽松，社会经济发达，等级制度在很多时候并不能保证处在第一、二等的蒙古人、色目人处于强势，终元一代，蒙古人、色目人普通百姓因穷困而沦落为汉人、南人奴隶者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异民族政权，本民族百姓必然会因为这些情况而减弱对朝廷的向心力。
　　蒙古人粗犷豪爽，快意恩仇。这样的性格作为个人可算是优点，但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就必然会缺少缜密的思虑和精明的算计，元朝历十一帝，几乎每次皇位更迭都要有残酷的杀戮甚至大规模的战争。权谋家设计于密室，发难于朝堂，一二人便可定大位的情况比较少见，动不动就明刀明枪的对垒。皇族、贵族、重臣之间的内耗往往导致举国不宁，国家大丧元气。而这样明目张胆的夺权斗争也必然使得皇室威望在民间下降。
　　元人自称“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成宗之后，对外战争基本停止，三件大事便只剩下狩猎和宴会了。朝廷由上至下，一片享乐之风，各种游戏种类繁多，如围猎、打马球、捶丸（步行打球）、蹴鞠（足球）、射柳、射圃、角羝、双陆、象棋、围棋、撇兰、投壶、顶针、续麻、拆白、道字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到了“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的地步。国家根本大事尚未安定，这样消弭志向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可以想见。到末代皇帝元惠宗时，宫中盛行“大喜乐”的超级荒淫游戏，面对“红巾万千”而束手无策，可说早有前因。
　　当然，冥冥之中的“天意”也不可忽视。元、明时代是中国天灾极为频繁的阶段，各种天灾频仍。虽然“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但皇位争夺的残酷，皇帝们在位时间的短暂，这样的仁政必定大打折扣。到末帝惠宗时更是几乎年年有灾，尤其黄河决口，数省成为泽国，在加上人祸的推波助澜，终于使得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
　　
　　因“大”而兴也因“大”而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无论如何，元王朝作为一个绚丽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绝非黑暗、停滞所能囊括，其功业和失误都值得人们思索。中国历史走向在元朝有着决定性变化，之后的明、清可说都在元朝身上找到自己的立国之本、治国之术。只可惜他们在吸取教训的同时并未发扬元朝的优点，明朝制度严明，崇尚集权，吸收了元朝的教训，可除了成祖朱棣之外，所有的皇帝都趋于保守，失去了海纳百川的胸怀。清承明制，在集权上更进一步，而且也乐衷与开疆扩土，将明朝放弃的元朝所能管辖的领土收归囊中。但在文化上比明朝更为保守，成了“关起门来的天朝”，社会活力大衰。
　　当大都城最终被北京城所替代，中古中国的辉煌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没落，而曾经恐惧“黄祸来袭”的欧洲却因为受蒙古西征残破伊斯兰世界之惠开始了自己的腾飞，当他们也如蒙古崛起时一样用炮船代替战马冲出欧洲时，世界格局便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意志重新洗牌。
　　
　　即使到了今日，元朝的遗产似乎还在若隐若现的影响着我们。
　　

　　【下一章：峨冠袍带聚漠北——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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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冠袍带聚漠北——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
　　
　　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龙兴之地”，这并不是仅指其起源于此，更因为这里是一个王朝走向辉煌所需种种要素的孕育之地。其领导者要在这里锻炼、成熟，去具备作为一个王者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而辅佐他成就功业的文臣武将也要在这里聚集，组成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智囊团和人才库。
　　蒙古帝国的龙兴之地无疑是斡难河，也就是今天蒙古国温都尔汗市东北石勒河的支流，现在的名字叫鄂嫩河。这里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也是初步崛起时的大本营。在走出蒙古高原杀向世界之前，成吉思汗就是在这里聚集了众多猛将谋士，蒙古人、回回人、契丹人、畏兀儿人中的精英簇拥着一代天骄一步步将籍籍无名的小游牧部落经营成震撼世界的铁蹄洪流。
　　但对于大元王朝来说，其“龙兴之地”却是在今天内蒙古的正蓝旗境内一个有着美丽名字的地方——“金莲川”。
　　
　　金莲川地处正蓝旗闪电河（也称滦河）沿岸，原名为曷里浒东川，其地“龙冈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都东北不十里，有大松林，异鸟群集，曰察必鹘者，盖产于此山。有木，水有鱼，盐货狼籍，畜牧蕃息，大供居民食用。然水泉浅，大冰负土，夏冷而冬冽，东北方极高寒处也”。 是绝佳的避暑胜地，辽代时便是皇帝和达官贵族们的游猎避暑的所在。到金代，金世宗完颜雍选择夏宫时，来到此处，看到茂盛的金莲花“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中，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灿然。” 故将“曷里浒东川”更名为金莲川，在这里修建了凉陉离宫。
　　北方的游牧民族都不喜炎热，即使占据了富庶的中原，要在故乡草原找一处避暑之地，契丹人如此，女真人如此，蒙古人也是如此。这金莲川后来便在忽必烈时代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名为“开平”，元朝建立后，成为两都之一的夏都——“上都”。当然，忽必烈刚来到金莲川时，是要经这里经营成为自己的根本之地，而并非仅是避暑的别墅。
　　
　　1251年，也就是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汗登基第一年，36岁的忽必烈被任命主管漠南汉地，驻帐于金莲川。这可算是拖雷一系在成吉思汗去世后长时间被压制之后的扬眉吐气。
　　蒙古帝国第二代人物中，拖雷可算是最为杰出的。成吉思汗时代便随着父亲南征北战，西征之时，三个月内便攻占呼罗珊全境。窝阔台主政时期，更是以四万铁骑进行战略大迂回，借道宋境在钧州三峰山与金军主力决战，一举全歼金军十五万之众，使得“金之精锐尽于此矣” 。不但能力非凡，而且拖雷因为成吉思汗嫡子中的幼子，有着蒙古传统的“守灶”之权，是为“灶主”，可以继承父母最大的遗产，所以在帝国第二代中，实力最为雄厚，即使可汗窝阔台都深为忌惮。在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继位之前，更是执掌帝国中枢，做了三年“监国”（这个幼子守灶的传统可说相当重要，日后会给帝国以及后来的大元王朝带来无数变故）。
　　可也是因为能力超群而又实力雄厚，就必然成为秀于林的木而被“摧之”，在三峰山取得大胜之后的回师途中，拖雷蹊跷的染病去世。各种史书均记载，是因为窝阔台汗患病，需要有至亲之人饮下“巫水”代替窝阔台汗升天，于是拖雷“当仁不让的”做出了牺牲。自然，不论是中国的《元史》，伊朗的《史集》还是蒙古的《蒙古秘史》都把这次事件说成是兄弟友爱的表现。可实际情况如何，却并非那么简单，后世学者有推测是窝阔台汗借机在巫水中下毒，除掉这个对自己汗位威胁最大的兄弟，可说相当有道理。
　　道理在哪里呢？那便是拖雷死后，窝阔台汗屡次侵夺拆分其遗孀嗦鲁和帖尼掌管的拖雷部众和军队，先是将拖雷系的逊都斯两个千户以及雪尼惕一个千户拨给自己的次子阔端。后来更是想强迫嗦鲁帖嫁给自己的长子贵由，以便名正言顺的将拖雷系所有财产军队划归自己家族管辖。对代替自己死去的兄弟的遗孀如此催逼，可想而知当年的“友爱”含金量有多少了。
　　
　　蒙古帝国的崛起靠的是男人们的刚强，但在这刚强背后，总有着女性的温柔和智慧在起着作用。成吉思汗就得惠于自己的母亲可额伦夫人和自己的妻子勃儿帖，拖雷一系可以出现两位蒙古大汗和伊儿汗，也是因为嗦鲁帖的智慧与坚韧。面对这窝阔台汗的步步紧逼，嗦鲁和帖尼首先顾全大局，主动割让逊都斯两个千户以及雪尼惕一个千户，以换取家族的安宁。而当窝阔台汗动了彻底吞并拖雷遗产的念头后，则绵里藏针的回复说希望能够抚养拖雷的孩子们到成年之后，委婉的予以拒绝。
　　拖雷去世时，忽必烈只有十八岁，虽然已经成年，但一下子没有了父亲的庇护，自己家族又不为新可汗所容，境况自然相当窘迫。人们总是认为贫寒之家在丧失男主人之后会出现“含辛茹苦”的情况，实际上，富贵之家，尤其是王朝的贵族因为所面对的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危险，更加要如履薄冰。嗦鲁和帖尼一面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周旋，一面教育抚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几个孩子。虽然钟鸣鼎食，其苦状也可想而知。
　　直到窝阔台汗去世，窝阔台家族爆发汗位继承之争，嗦鲁和帖尼趁机支持贵由继承汗位，才算扭转了家族的危机。贵由才能有限，纵情酒色，在位时间又短，对拖雷系已经没有了什么威胁。到他去世时，汗位传承又出现了问题，嗦鲁和帖尼趁机联络金帐汗国可汗拔都，同时依靠自己小心保存下来的拖雷系军队，一举掌控了帝国中央权力，让自己的长子蒙哥成为了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蒙哥继位的库里台大会上，几个弟弟包括忽必烈在内负责维持秩序，监视宗王和将领。待到仪式结束，大局抵定，就将几位弟弟都安排到要害地区，掌管实权。忽必烈是弟弟们中最年长和最有能力的，被委派掌管漠南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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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可能是母亲嗦鲁和帖尼的教育不分主次，对所有的儿子都寄予厚望，使得无论哪个儿子都思“大有为”，可以说没有一个是甘于人下的。忽必烈尤其如此，还在蛰伏期，便很不安分，所谓“始居潜邸，召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士大夫云合幅奏，争进所闻”，在他身边“论定大业，厥有成宪”，从而聚集了一批“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 ，形成了日后“金莲川幕府”的雏形。
　　
　　忽必烈身边，最为重要的三个幕僚，对日后“行汉法”，以及大元王朝的开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一是河东交城人张德辉，字耀卿，号颐斋，原在金朝在御史台衙门供职。金亡后，投到蒙古大将史天泽幕下，1247年成为了忽必烈身边幕僚。
　　其二是河北邢州人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年轻时曾隐居为僧，又名子聪。1242年随禅宗宗师海云法师北上到蒙古帝国都城和林论道，从此便留在忽必烈身边。
　　其三是河南许州人姚枢，字公茂，号雪斋、敬斋。早年在杨惟中幕下，后被引荐给窝阔台汗。1241年任燕京行台郎中，但因与主管官员意见不合，弃官而走，隐居于辉州苏门（在今河南辉县北）。1250年，在忽必烈四处寻访人才之时复出，投在忽必烈门下。
　　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三人在忽必烈身边，不知有多少建言献策，但最重要的往往就一句话，决定了忽必烈日后的政治走向。
　　张德辉在面对忽必烈所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时，慨然答道：“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分之一，不过阅薄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这番话，可说是解除了忽必烈对于行汉法的疑虑。试想，金朝汉化很深，结果在蒙古的进攻之下几乎无还手之力，不把其灭亡和儒家学说分开，怎么会让忽必烈相信儒家可以帮助治国呢？
　　刘秉忠对忽必烈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 ，这话千百年来一直为劝谏开国皇帝最简单也是最实在的话，对于武功极盛而文治极不足的蒙古帝国来说，更是至理名言。
　　姚枢则简明扼要的列出了自己“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录为八目:日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远佞” ，更提出救治时弊的具体主张：立省部,庶政出于一途;举贤任能,慎重选拔,裁汰冗员；废除世袭,颂行奉禄;打击贪脏,广开公道;定法律,审刑狱,生杀大权归于朝廷；设监司,明黜陟,分辩善恶;定征敛,简驿传,减轻地方州县之负担；建学校,重儒学,培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搞好社会风俗；重农桑,轻赋税,省徭役,禁游惰,减轻民众负但；奖励耕织,抚恤鳏寡;推行屯田,以实边防；通漕运,广储蓄,以备饥荒；立平准,管物价等等。
　　张德辉、姚枢、刘秉忠已经是在将忽必烈看作日后一个开国帝王来培养，而忽必烈也把他们当作自己日后的宰辅来使用。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好笑，当时的情况来看，忽必烈完全说不上必然会有日后那么光明的前途。但在众多蒙古的贵族中，他是唯一一个对于汉法有着浓厚兴趣，并希望借之成就事业的皇族子弟。即使明知道忽必烈恐怕难以在日后的博弈中胜出，张德辉等人也必须一试。
　　有人把他们说成是“汉奸”，似乎不该为异族出谋划策。但是，儒化很深的金朝、西夏已经灭亡，那个一直苟延残喘的南宋虽然可称是“中华正统”，却是扶不上台面，灭亡只是迟早问题。这些儒生要想延续中华文化的命脉，还能依靠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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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蒙哥称汗，忽必烈出镇漠南汉地，当初那些还看似缥缈的希望一下子清晰了起来。无论是忽必烈本人还是身边的谋臣们，都开始加大积蓄力量的力度。尤其是对于人才的储备，更是四方延揽，不遗余力。很快，在藩邸旧臣的基础上，大批汉人文士聚集在了金莲川。
　　被忽必烈招入金莲川幕府的人士，可以考证的有六十余人。除了先前所说的刘秉忠、张德辉、姚枢外，又有赵璧、王鹗、张文谦、窦默、许国桢、郝经、许衡、商挺、刘肃、宋子贞、王恂、李昶、徐世隆、李德辉、张易、马亨、赵良弼、赵炳、张惠、李冶、杨焕等等。再加上一直充任忽必烈王府宿卫的廉希宪、董文用、董文忠、贺仁杰、阿里海牙、谢仲温、姚天福、高天锡、谒只里、昔班、阔阔等，形成了文武兼备的人才库。其中，姚枢、刘秉忠、张德辉、张文谦不但学识广博，而且足智多谋，是忽必烈的智囊；廉希宪、阿里海牙有勇有谋，是绝阵战场的将才；赵璧、郝经、马亨善于理财，帮助忽必烈掌管钱袋子；王鹗、徐世隆文采飞扬，作文倚马可待，是忽必烈倚重的笔杆子。有他们在身边，忽必烈想不成就一番大事业也是很困难的。这些人日后在大元朝廷中“布列台阁，分任岳牧” ，成为蒙古帝国向大元王朝过渡时期的主要政治班底。
　　依靠这些人才，忽必烈开始着手治理久被战祸所荼毒的中原地区，派杨惟中、高挺、史天泽、廉希宪分别管理邢州、河南、陕西等地，“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
　　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金莲川相地形、建城郭，营造自己的固定大本营。刘秉忠选址于滦水之阳、龙岗之阳，认为两者合为重阳，是为最吉祥之地。这座城市便是日后的开平——上都城。当然，在这里筑城，并非仅是为吉祥，更是因为此处北连朔漠，难控江淮，是经营天下的根本所在。
　　
　　这时候的忽必烈，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人才、民心、物资、根据地的种种准备，尤其在意识形态上，更是确定了以汉法治汉地的方针。所缺的，恐怕就是作为自己哥哥的帝国大汗蒙哥能够早些驾崩，让自己来继承大位，那么一切都顺风顺水了。
　　可是，无论是蒙哥汗还是以阿里不哥为代表的蒙古其他贵族，对忽必烈的种种作为都十分不满。他要想没有流血和争斗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只能是一种妄想。后面的路虽不算很漫长，却也充满着艰辛和危险。
　　
　　以后人的“后见之明”，认为忽必烈选择汉化是理所当然，进入中原，被汉文明所包围，不汉化又怎么样呢？
　　实则不然，蒙古与在其之前的契丹、女真以及其后的满族不同，后三者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对汉文明也有或深或浅的了解，蒙古人对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对汉文明也没什么体会。
　　当今世界，武力的强大与文明的发展相辅相成，越是文明的国家，科技发达，武力也就可以独步世界。而13、14世纪的地球上，越是文明的国家越是因为其文明导致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以及军事力量互相掣肘从而变得软弱，文明的优势根本无从体现。此时的蒙古从成吉思汗开始，四处攻伐，天下无敌，不会因为文明的落后而有自卑感，无论汉文明还是西方的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对他们来说至多只有“器物”上的可取之处，而绝无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方面的学习必要。在有着全世界最强大武力的民族，很难愿意向被自己征服的民族学习的。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无论勇猛也好、庸碌也好，无不认为蒙古传统是最好的，祖先留下的扎撒和箴言便是金科玉律，莫说“汉化”，就是稍有不遵都是犯罪。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以及诸多贵族均是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看到帝国日后的统治重点以及认为帝国需要改变统治方式，并在潜邸时便慢慢做着准备，这样的勇气和眼光是极为难得的。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人分为三种类型，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忽必烈在当时的蒙古贵族中无疑算是先知先觉者，他已看出从窝阔台汗时代开始，蒙古传统的种种制度已经不适合统治一个如此巨大的帝国，要想使辉煌继续，必须要有其他的方式。那么，已经统治了中原的蒙古人，走向汉化，也就是必由之路。
　　蒙古帝国崩溃后各自为政的其他汗国最终也走上了向统治地主体文明学习的道路，但相对于忽必烈，都只能算是“后知后觉”，北亚和东欧的金帐汗国在传到第七代可汗月即别汗时才确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直到1346年分裂之后，统治东部的秃黑鲁帖木尔汗才宣布皈依伊斯兰教；西亚的伊儿汗国也是在传了六代可汗之后，才出现了合赞汗进行伊斯兰化的大改革。至于坚持蒙古传统的海都、阿里不哥，便要算是“不知不觉”了。
　　
　　当然，忽必烈的“先知先觉”鲜克有终，以至于元朝最终也没能成为北魏或是清那样的朝代，却又是后话了。
　　
　　
　　【下一章：兄弟阋于墙（上）——忽必烈与蒙哥汗的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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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阋于墙（上）——忽必烈与蒙哥汗的暗斗
　　
　　任何朝代的帝王，都希望继承者能够“甚肖朕躬”。这是一种渴望让自己的功业能够在后人身上继续发扬光大的期盼。而继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可汗，要说最“肖”他的，恐怕要算两代之后的蒙哥汗了。
　　窝阔台汗能力上并不逊色于父亲，在位期间，确定赋税制度，修建和林城，派遣“长子西征”直抵多瑙河，并最终灭亡了世仇金朝。但相对父亲的刚猛雄峻，却显得软化了很多，时人评价他“天容睟表，一类释迦真象，仁厚有余，言辞极寡，服御简素，不尚华饰，委任大臣，略无疑二，性颇乐饮。及御下听政，不易常度。当时，政归台阁，朝野欢娱，前后十年，号称廓廓无事” 。因为嗜酒和滥赏，使得取得的功业被很大程度的抵消了。嗜酒不用说，窝阔台汗在位短暂，仅十三年就去世便是最大的恶果，而滥赏，简直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伊朗史学家拉施特编纂的《史集》中记载，和林城修建完成后，窝阔台汗一次巡查国库，看到存有两万金巴里失。便道：“要这么多积蓄有什么用呢？还得派专人来看守，让所有愿意得到金子的人来拿吧。”于是乎，全城的贵族、大臣、百姓、商人、士兵一人拿一份，皆大欢喜，可国库一下子空空如也。要是有用钱的时候怎么办，窝阔台汗就不管了。另一位伊朗史学家费志尼在自己的《世界征服者史》中写道，“没有人得不到他的赐物或份儿离开他的御前，也没有乞赏者从他嘴里听见‘不’或‘否’字。” 蒙古帝国的财政混乱，时常入不敷出的弊端，便是从这里开始，有元一代也没能克服。
　　窝阔台汗去世前，原本定自己的三子阔出之子失烈门为继承人。可皇后脱列哥纳凭借自己临朝称制五年之间的机会四处活动，让自己的长子贵由继承了汗位。这一变故，可说是窝阔台家族的悲剧。贵由其人能力远逊乃父，而又有着父亲嗜酒的毛病，其在位三年而亡，没什么作为。窝阔台家族从此衰落，而拖雷家族则终于咸鱼翻身。
　　在《蒙古秘史》中记载，成吉思汗选择窝阔台为继承人时，窝阔台曾经担心地问道：“在久远的将来，我的子孙中生出个裹以饲草而不为牛吃，裹以脂油而不为狗吃的臭东西，怕做出射麋鹿而中小鼠的事情来，怎么能够传承汗位呢？”成吉思汗回答道：“如果，窝阔台的子孙确实是个裹以饲草而不为牛吃，裹以脂油而不为狗吃的东西，那么我们家族血脉中还生不出个英杰之人吗？” 也许窝阔台当时就看出自己的长子不堪大用，才有了这样的担忧吧，他去世前选定孙子失烈门为继承人，本想避免自己担心的局面出现，结果妻子不懂事，该出现的还是出现了。倒是成吉思汗似乎有着先见之明，窝阔台虽然孩子不争气，可拖雷一系果然出了一个可与自己媲美的可汗人选，那便是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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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蒙哥是个性格“刚明雄毅”的人，年少时便很受窝阔台汗的器重。在母亲的精心操作以及叔伯哥哥拔都的鼎力支持下成为可汗后，立即便扭转了窝阔台汗、贵由汗时期财政窘迫、政出多门、中央软弱无力的局面。不但控制滥赏，整顿财政，而且事必躬亲，“凡有诏旨”，“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 ，这样的勤政，中国历史上恐怕也只有秦始皇、明太祖和清世宗可以相比。很快，窝阔台汗晚年和贵由汗时代衰微的汗权得以巩固，蒙古帝国再次焕发了成吉思汗时代的雄浑之气。
　　可是，蒙哥汗是个“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 的人物，对于祖父传下来的蒙古传统有着极强的自豪感，不愿意接受任何被征服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影响。对于忽必烈安定漠南汉地的作为，他自然很满意，但当忽必烈越来越倾向于汉人儒士，开始有意无意的改变蒙古传统的时候，他便不能容忍了。
　　
　　在即位之初，蒙哥汗对于忽必烈有着百分之二百的信任，让其掌管漠南汉地军民一切事物，几乎与封国无异。在当时的蒙古帝国来说，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便是中原，忽必烈身边臣属无不弹冠相庆，只有姚枢闷闷不乐。忽必烈问其故，姚枢答道：“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如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见夺。不若手握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 忽必烈恍然大悟：是啊，国家根本重地给了我，哥哥要是日后后悔，可就麻烦了。于是上表要求只领军事，蒙哥汗可能这时候也明白了过来，于是欣然照准。
　　亲兄弟地位一有差别，便立即开始互相动心眼，所谓“最是无情帝王家”，倒不是帝王都无情，而是权力的巨大诱惑，任何人都会展露人性最丑恶的一面。骨肉亲情与天下至大的权柄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不过，兄弟二人的第一次暗斗，总算在姚枢的未雨绸缪之下隐然无声的度过了。蒙哥汗没有减少对忽必烈的信任，1252年，委派他南下攻打大理国。当然，地处偏僻而又没有多少油水的大理国并不是主要目标，蒙哥汗的战略，是要以大理国为踏脚板，包抄消灭当时最富庶的国家——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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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大理国可算是中国古代各边疆政权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了，这当然要拜武侠大师金庸先生所赐，那“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传奇曾经不知让多少或年老年少的“金粉”为之痴迷。可惜，历史中的大理国可没那么威风，其太祖段思平在云南建立大理国后，一直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关注于内政，在当时世界上不显山不露水的。历代皇帝无论宋朝同不同意，都奉宋皇为宗主，对内往往被权臣制约，可说“南帝”做得都不怎么舒服。待传到十二代上德帝段廉义时，出现权臣杨贞义之乱，上德帝被杀。而另一权臣高智濂又起兵杀杨贞义，扶立上德帝之侄段寿辉为帝，是为上明帝。按说高家也算是霍光一类的人物，可忠臣没做多久，高智濂之子高升泰便废掉上明帝的儿子保定帝段正明（这就是《天龙八部》里段誉的伯父了，可惜没有小说里那么厉害）自立为王，并改国号为“大中”。
　　可能真是天佑大理，高升泰只当了一年“大中王”便一命呜呼。临死前也感到自己悖主篡位于心有愧，于是恢复大理国，立保定帝之弟段正淳（段誉的父亲，也是很窝囊的）为帝，高家则做了“中国公”，掌握实权。从段正淳起，大理国便被称为“后理国”。
　　到忽必烈准备兵威相加的时候，后理国主已经传到了第八代段兴智，依然是傀儡，真正的当家人是高升泰的后人第十四代“中国公”高祥。君臣二人都没什么才能，国家衰弱不振，内忧有丽江的麽些蛮割据和建昌府段氏自立府主不听调遣，外患则有云南西部和缅甸腊戍一带的金齿诸国逐步蚕食国土。本来已经应接不暇，蒙古大军又压境而来。
　　
　　蒙哥汗为了这次南征下了大投资，让名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统领西路军，诸王抄合、也只烈统领东路军，忽必烈自领中路军并担任总指挥。三路大军共十万之众，浩浩荡荡南下大理。而忽必烈也将自己金莲川幕府中的核心人物姚枢、赵秉忠、张文谦、廉希宪等人带在身边参赞军务。
　　既然那要打云南，就要路过四川，可四川此时还是南宋国土，要是硬闯就成了伐宋而不是灭大理了。于是三路大军只好取道吐蕃。吐蕃在吐蕃帝国灭亡后，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1235年，窝阔台汗次子阔端第一次用兵吐蕃，吐蕃各地大小领主在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的斡旋下，相继归附。但还有零星领主没有臣服，忽必烈这次借道，搂草打兔子，顺便将一些桀骜不驯者征服，没等进入大理国境，先和吐蕃人打了几仗，算是热身。
　　1253年10月，忽必烈的中路军和兀良合台的西路军进入大理国境，来到金沙江畔。史载忽必烈驻马江边，看着滔滔江水，凝神良久，直到随从提醒才回过神来。也许是感到此番出征路途艰险，现在到达目的地，很有感触；也许看到江水奔流而感到年华易老，应尽快有所作为吧。若是忽必烈精通汉语，懂得作诗，想必会有感怀之作留下的。
　　
　　大理国主段兴智听闻蒙古军杀到，便想投降，这也怨不得他没骨气，虽然大理国表面上姓“段”，可自己和祖先都是权臣的傀儡，国家早就不是自己的了，何必冒险打仗呢？可“中国公”高祥却坚决主战，理由正好相反，虽然自己不是皇帝，却是“太上皇”，大理国是自己的家业，怎能拱手让人？
　　高祥是实权派，他要抵抗，段智兴无力反对，只能跟从。可蒙古军的战斗力超强，大理军虽然在金沙江周边诸多城寨中英勇抵抗，却无法阻挡蒙古军前进的马蹄。十二月，忽必烈的中路军抵达大理国都大理城下，而兀良合台西路军也在攻破龙首关之后在城下与忽必烈汇合。
　　到了这个地步，要么投降，要么凭借倚点苍山靠洱海的大理城防负隅顽抗。可高祥却选择了最为愚蠢的方式，在斩杀了忽必烈派来招降的三个使者后，挟持着段兴智与自己的弟弟高和率军出城决战。这样的作为可算是自寻死路，一战下来，大理军几乎全军覆没，高祥、高和兄弟与段兴智逃走，忽必烈趁机发动攻城，原本固若金汤的大理城一夜之间就被蒙古军占领。
　　在搜索典册图籍过程中，三个使者的尸体被发现，忽必烈勃然大怒，想要屠城。张文谦、姚枢、刘秉忠等人急忙劝谏：“杀使拒命者，其国主耳，非民之罪。” 忽必烈对他们一向言听计从，于是下令不许军队进城抢掠，大理国三百年的文明精华才算得以保存。
　　国都拿下了，可国主和权臣还没有抓获。这时，东路军也赶到了，于是忽必烈派大将也古率军追击大理国君臣，在姚州（今云南姚安）将高祥、高和兄弟斩杀，段兴智逃到陪都善閳（今云南昆明）。主宰大理国一百多年的高氏灭亡，大理国也就没有了主要抵抗力量。1254年春，忽必烈留兀良合台继续追击段兴智和征讨不愿臣服的部落，并任命刘时中为宣抚使治理民政，自己率主力北返。是年秋，兀良合台攻陷善閳俘虏段兴智，并将之送回漠北草原面见蒙哥汗。蒙哥汗表现的很大度，不但没有杀他，还赐给金符让他回云南帮助招抚其他部落。段兴智回国后全力帮助蒙古军平定云南各地，蒙哥汗大喜，赐他“摩诃罗嵯”称号（此为梵语，意思是“大王”），并让他管理云南各族。段氏近两百年被权臣架空，倒是在亡国之后有了实权，其太祖段思平要是地下有知，是该欣慰还是该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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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大理既平，对于南宋的战略包围也就达成了，忽必烈在此役中是总指挥，自然是头号功臣。而以武功立国的蒙古，这次南征，拓地千里，也大大的提高了忽必烈的声望。以前一些宗王还说他没有战功只重文治，现在可说事实胜于雄辩了。蒙哥汗也对弟弟的作为很满意，让他在关中、南京（汴梁）选择一处做自己的封地，在姚枢的建议下，忽必烈选择了关中。之后，蒙哥汗又把怀孟封给他，这样一来，忽必烈的汉地封户达到四万四千户，而且具有了“天府陆海”的关中，实力大大增强。
　　回到金莲川，忽必烈继续推行以汉法治汉地的尝试，并且上奏蒙哥汗希望能够让自己便宜治理黄河以南，不受燕京尚书省的节制。此时，君臣兄弟俩的感情是蜜月期，蒙哥汗照准此意。这样一来，几乎整个中原都受忽必烈管辖了，他大张旗鼓的进行自己改革，派遣幕府中精于民政、财政的人才充任各地官员，而且“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如任命张耕、刘肃为刑州安抚使，史天泽、赵璧为河南经略使，廉希宪、商挺为宣抚使，管理京兆分地和关中，姚枢为关中劝农使，马亨为榷课所（也就是税务所）长官。
　　很快，中原、关中等地出现“大治”景象，人口增长，赋税增多。原本苦不堪言的汉族百姓，对这位与其他人大不相同的蒙古王爷顿时充满了感激之情，虽然未必会如姚枢所说“如赤子求母” ，但民心向背与否已然是必然的了，时人称忽必烈为“贤王”，认为他“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算得上“中国之主” 。
　　在获得民心的基础之上，忽必烈又大力笼络汉人世侯，对他们极尽礼遇恩赏，使之对自己感恩戴德。
　　所谓“世侯”，是指汉人地方实力派。在蒙古不停的打击金朝之时，因为金军的节节败退，尤其是迁都汴梁之后，中央朝廷逐渐失去了对各地的控制。一些地方上的豪门大户或者地方官员，便以“保卫桑梓”为名组织私军，割据一方。成吉思汗时代，命智将木华黎为太师国王专门经略中原，木华黎看出了这些人物的作用，对之采用招降手段，规定凡是纳土归降者，便任命为原地的地方长官，授予行省、领省、都元帅、副元帅之类的高官，后又授予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之类的蒙古官职，并且可以世袭。各地土豪大多都是识时务的“俊杰”，除了少部分有着忠义之心外，基本上都接受了这种招降。于是，西京刘黑马、真定史天泽、顺天张柔、东平严实、济南张荣、宜都李璮、大名王珍、中山邸顺、河东李守贤、太原郝和尚、巩昌汪世显等人都成了蒙古帝国的新贵，无不是统兵数万，辖地千里，专制一方的“土皇帝”，因为其爵位可以“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些人便被称为“世侯”。
　　按照法律，这些世侯都要效忠于蒙古大汗，在封地收取的税款也要有相当部分上缴汗廷，军队也要随时听从大汗调遣。而忽必烈向蒙哥汗要了便宜治理中原的敕旨后，也就有了便宜和世侯们交往，将之纳入自己麾下的机会。这些世侯谁然没什么民族大义，而且几代在蒙古人治下享受荣华，但毕竟还是汉人，忽必烈这个对汉法、儒生极为感兴趣的蒙古王爷对他们来说无疑会亲近很多。何况，县官不如现管，忽必烈是直接和他们打交道的皇亲，并且是掌管漠南汉地的最高长官，是不能怠慢的。于是，世侯们对于忽必烈的关系逐渐紧密，他们是忠于汗廷还是忠于忽必烈，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同时，忽必烈还开始建设自己的“小金库”。榷课所长官马亨是忽必烈金莲川幕府的心腹，掌管榷课所之后，财政大有改观，可说日进斗银。可流水般的银钱却是一分一厘也没有交给汗廷，而是都进入了忽必烈的“藩库”。
　　
　　用儒者理民政是获取了民心，笼络汉人世侯是获取了军心，现在又聚集了大量的金钱。忽必烈要干什么？当然，他这么做是有充足理由对汗廷和自己的大哥蒙哥汗交代的：这是为了攻略南宋所做的准备。但在漠北的蒙古宗王们，尤其是蒙哥汗可却不会轻易接受这个理由。原因很简单：这样的做自然可以说是攻宋，但若说你是要准备造反，也未尝不可。
　　对于蒙哥汗来说，这个弟弟的种种作为已经不能姑息了，私自接交世侯，不缴纳充足的税款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明目张胆的开始抛弃传统，对于从祖先那里传下里的种种制度越来越不重视。无论作为君主还是大哥，他认为自己有必要敲打敲打忽必烈了。
　　“正巧”，许多大臣和宗王都在弹劾忽必烈，各种罪名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端：其一，“中土诸侯民庶翕然归心”，其二，“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 。有人告发，自然要调查，但这两条罪名都是可以上升到“谋反”重罪的。以这样的罪名调查，就要做好诛杀弟弟的准备。蒙哥汗虽然“刚明雄毅”，却并非冷酷无情，他还不想彻底割舍骨肉亲情，于是，他以经济问题入手，对忽必烈治理的地区进行整顿，于是在1257年，开始了著名的“阿兰答儿钩考”。
　　
　　钩考，又称作理算，意思是财务审计，是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进行清理、核算的一种方式。这是避免地方截留钱谷，私设“小金库”。阿兰答儿是当时蒙古帝国都城和林的副守，是蒙哥汗的心腹重臣。阿兰答儿对忽必烈治理的汉地进行财物审计，便是“阿兰答儿钩考”。
　　阿兰答儿其人在《元史》中记载性格苛刻横暴，擅作威福。这当然是因为忽必烈吃过他的亏，官方记载绝对不会有什么好评价。从整个钩考过程来说，阿兰答儿确实是残暴专横，对忽必烈的势力极力打击。不过，从当时蒙古帝国和蒙哥汗利益来说，阿兰答儿又可说是“铁面无私”，他不但严格执行了蒙哥汗的命令还有所发挥，设置了专门的“钩考局”，列出一百四十二条条例，对于所有征商事宜不分巨细一律严查。一时间，关中、中原一带与忽必烈关系密切的官员都被整肃。
　　经姚枢、赵秉忠等人劝谏而成立的宣抚司、经略司、从宜府、行部等衙署全被被取消。赵璧、马亨等官员称为重点钩考对象，赵璧被多方罗织罪名，虽因其想来善待下属，无人告讦而作罢，但仍被处于罚款。赵璧两袖清风，拿不出钱来，所幸忽必烈代他偿还才得以免罪。
　　而掌管税收却从不上交汗廷的马亨就没那么幸运，被逮捕押解南下燕京关押。临行前，忽必烈为马亨送行，难过的说：“你走了，我怎么帮你脱罪呢？”可阿兰答儿有汗命在手，忽必烈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忠臣被抓走。马亨在狱中饱受摧残，但坚不招供。阿兰答儿碍于忽必烈的面子最后也不得不将之释放。
　　至于世侯中与忽必烈走得近的史天泽、刘黑马也都被褫夺了行政官职，只因为是“勋旧”而没有被过分追究。史天泽主动提出：“经略使司我实主治，是非功罪，皆当问我。” 希望能保护一些下属官员，可惜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在阿兰答儿严厉的钩考之下，中下级官员被折磨致死者有二十余人，免职、罚款者不计其数。
　　
　　面对着如此局面，忽必烈的愤恨和委屈可想而知，但从钩考一开始，他的军政一切权力便被剥夺，他没有任何力量作出反抗，只能在开平城里生闷气。姚枢见状，连忙进谏：“大汗既是王爷的君主，又是兄长。千万不要计较置气，不然会有更大祸患。还是主动去觐见大汗，解释一切，消除大汗对您的疑心，才能长久安全。”忽必烈认为有道理，于是忍下怒气，主动前去觐见蒙哥汗。
　　是年12月，经过多次请求，蒙哥汗终于同意召见忽必烈，兄弟二人在可迭烈孙之地相见。俗话说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没有见到弟弟时，蒙哥汗自然可以下手狠一些，待到一见面，同母所生的亲情便不能不顾了。没等忽必烈作出解释，蒙哥汗便主动下令停止了钩考，对一些被关押的官员，只是杖责一顿完事，安抚了一肚子牢骚的弟弟。
　　汉地众多官员们的噩梦终于结束，忽必烈也获得了安全保障，可汉法治汉地的改革夭折了，自己失去一切权力，成为了闲住王府的“富家翁”，什么抱负、理想似乎都成了泡影。
　　兄弟君臣之间第二次暗斗，忽必烈大败亏输。
　　
　　

宝宝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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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父亲暴死之时，被钩考之后的忽必烈是最低落的时期，他只能在众多谋臣的劝解下，隐忍蛰伏等待时机。
　　时机似乎很快就来了。
　　兄弟相见之后的第二年，1258年2月，蒙哥汗开始了对南宋的总攻击，宗王塔察儿（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之子）统率东路军攻打荆襄、两淮，蒙哥汗自己率西路军军攻打四川，汉地世侯们的军队分别归于东西二路。两路大军十万余人，声势浩大。
　　从蒙哥汗即位以来，虽进行过多次对外战争，但他从来没有御驾亲征过。对于西亚的远征，他把指挥权交给了三弟旭烈兀，南征大理总指挥是二弟忽必烈。这一次，蒙哥汗的亲自上阵，除了鼓舞士气之外，还有着难以言说的苦衷。
　　蒙古在还是小部落时，便是用战功来衡量一个统治者是否称职。成吉思汗时代，近乎所有的大型战役，可汗本人都要亲临阵前。成吉思汗缔造了一个无往不胜的“战神传说”。窝阔台汗时，虽然自己身体不好，仍然亲自指挥灭金之战。到了蒙哥汗时代，虽然他本人“刚明雄毅”，使得帝国上下纲纪肃然，可自己却没有值得夸耀的战绩。两个弟弟一个灭了大理国，一个远征西亚灭了亦思马因宗教国和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显得自己这个大哥在在战功上相形见绌。而忽必烈在平定大理之后种种的“不臣”之举，更让他感到自己必须打一场大仗巩固自己权威的紧迫感。
　　正如蒙哥汗自己所说：“我们的父兄们，过去的君主们，每一个都建立了功业，攻占过某个地区，在人们中间提高了自己的名声。我也要亲自出征，去攻打南家思（南宋）！”
　　在蒙哥汗出征前，忽必烈和其他宗王赶到玉龙栈为兄长送行，除了说些预祝胜利的吉利话，忽必烈也希望大哥能够让自己参与这次南征。可是，蒙哥汗却下旨：“忽必烈合罕腿有病，他以前已率师远征，平定作乱地区，今可让他留在家中养病” ，宴会之后，忽必烈悻悻然返回。
　　蒙哥汗当然不会愿意忽必烈跟随南征再建立功勋，他希望自己能够独立完成灭亡南宋的使命。可是，当蒙哥汗一路上攻克诸多要塞逼近南宋四川的大本营重庆时，东路军的塔察儿却在攻打樊城失利后便顿兵不前，恣意享乐，放纵抢掠，数月之中没有攻下一个城池。蒙哥汗大发雷霆，派使者申斥，表示要“下令狠狠惩罚你们！”但东路军不能前进，自己西路军即使能够一帆风顺也难以达成一举灭亡南宋的目的，他必须选择换帅。
　　同时，忽必烈和他的参谋们也随时在关注着前线的战事，听闻塔察儿失利的消息，近侍、康里人燕真进言道：“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舆远涉危难之地，殿下以皇弟独处安全，可乎？” 忽必烈于是立即上书蒙哥汗请求统兵。蒙哥汗虽然并没有解除对忽必烈的疑虑，但第一正是用人之际，第二毕竟血浓于水，于是下令：“今可让他率领塔察儿诺颜的军队向南家思边境推进。” 同时，命留镇云南的兀良哈台率军自南而北包抄南宋。
　　忽必烈终于再次获得了兵权，兄弟二人第三次暗斗，自己算是小赢一局。
　　
　　当然，无论是蒙哥汗还是忽必烈都不会想到，这一次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暗斗。接下来，蒙哥汗将退出竞技场，换上忽必烈与自己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明刀明枪的大打出手了。
　　
　　
　　【下一章：兄弟阋于墙（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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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阋于墙（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战
　　
　　站在高处的人最容易迷失自己，尤其是站在高处又作出了成绩的人，就更容易失去对自己的把握。古代的帝王们鲜有能认清自己只是一个凡人，充其量只是个优秀的凡人而已，在一片赞颂和阿谀之中，总认为自己天赋异禀，无所不能。很多杰出的帝王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其根源，往往就在于此、
　　这样的通例，蒙哥汗自然不能例外。他是一个杰出的草原帝国的政治家，他可以将诺大的帝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可以选拔最得力的人去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他可以让祖上的功业继续发扬光大，但是，他绝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虽然他身上流着军事家成吉思汗和拖雷的血，可他并没有遗传他们神鬼莫测的军事谋略和机变百出的战场指挥能力。
　　这一点，从他亲自指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远征一开始，蒙哥汗把自己的主攻方向放在川蜀，就已经犯了兵家大忌。蒙古军擅长平原野战，山地作战经验不足，对于四川的气候也很不适应。而四川则是南宋“吴家将”吴玠、吴璘、吴挺兄弟子侄两代苦心经营的战略防御重地，名将余玠又依靠山地构建了固若金汤的山城防御体系。虽然自古北方政权南征都要先夺取四川然后顺江而下，形成“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可首先要确定当时的四川属于软柿子才能成功。如三国时曹魏灭蜀汉，是因为蜀汉弱于东吴，好下嘴。宋太祖统一江南，先灭掉后蜀，也是因为当时的后蜀后主孟昶暗弱无能。而南宋时的四川可以说是整个防线中最硬的一块骨头，直到日后南宋灭亡，四川也是在最后被拿下的地区。蒙哥汗出兵时，忽必烈的谋臣商挺便说过：“蜀地险远,瘴疫时作,难必有功,万乘岂宜轻动?”可说是预言了蒙哥汗日后的失败。
　　一路之上，虽然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今四川广元西南）、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今阆中县东北）、李居山（今四川南充市）、大良山（今仁寿县境内）、隆州（今四川仁寿）、雅州（今四川雅安）在兵锋扫荡之下先后被攻陷，但有很多都是守将不战而降，真正的恶战并未发生。待到1259年初，西路军主力抵达重庆合州钓鱼城下，这才算是遇到了劲敌。
　　钓鱼城坐落在今重庆合川县城东5公里的钓鱼山上，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三百米。山下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极为险要。城分内、外两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都系条石垒成，坚固无比。外城之外还修建有一字墙，守军可以用之阻碍城外敌军运动，而自己却可通过外城墙运动至一字城墙拒敌，与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点。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可谓外有天险可抵御大军强攻，内有粮秣可供长期坚持。
　　当然，坚城如果是庸将把守也不难攻破，可这时守卫钓鱼城的是勇将王坚，其人忠义双全、有勇有谋，斩杀了蒙哥汗的劝降使者，督率所部殊死抵抗。蒙哥汗率军从二月开始围攻直到七月，钓鱼城都巍然不动。蒙古军不但损失无数士兵，还折损了大将汪德臣、董文蔚。到了六月，天气逐渐炎热，军中疟疠、霍乱横行，士气低落。
　　面对不利局势，大将术速忽里提议留少量军队困扰，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出三峡，捣荆楚。可蒙哥汗却并没有采纳这合理建议，而是呈血性，继续强攻。结果，是年7月，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蒙哥汗便死于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有记载说他是身患痢疾，有记载说他是被炮石所伤 。
　　作为军事统帅，蒙哥汗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既不能临机应变，也不愿采纳臣属的正确意见，只是一味蛮干，结果竟然以大汗之尊战死阵中，真是“千金之弩，为鼹鼠而发“ ，败得窝囊，死得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