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在平灭了石友三后，这十多万东北军就地驻扎，没有回师东北，也许是想趁势拥兵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也许他光顾着玩了想也没想，反正没有人知道张学良这么安排的用意。此时留在关外的东北军战斗人员加非战斗人员还有19万人，都属于东北军派系中的杂牌部队，分别驻防在东北各处，其中黑龙江5万，吉林8万，辽宁6万，而东北首府沈阳只有区区一万五千人，而沈阳驻兵处北大营只有第七旅的8000人。
　　18日这天晚上，10点20分，日军突袭北大营。事发时，张学良因为正在华乐戏院看戏，没有及时联系上，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下令不抵抗，等张学良得到消息后，也同意不抵抗，等待外交交涉。
　　当时的东北军依仗着得天独厚的肥沃土地和矿产资源，经济十分发达，自民国起的席卷全国的内战也没有波及到他，因此攒下了好大一笔家当，拥有完整的陆海空三军建制，陆军中还有装甲部队，沈阳兵工厂还能自行生产步枪，轻重机枪，因此部队硬件质量极高，但指挥员素质就差多了，张学良本来就不是一步一个脚印摸爬滚打上来的将军，和身经百战的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没法比，老军头们多是跟张作霖混的，出身草莽，骑马抡枪拼命没问题，真正统帅千军万马作战就差强人意，而手下少壮派军人中更没有中央军里那些黄埔精英，所以东北军的实际战力并不如他们对外展示的那么强，而张学良在“九一八”中懦弱的表现，更使人有将怂怂一窝的感觉。
　　以至于马君武后来写诗骂张学良：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其中提到了当世三大美女，一个是赵四小姐赵一荻，当时是张少帅的情人后来成为了张的妻子，一个是朱五小姐朱湄筠，他是内务总长朱启龄的闺女，还一个是当红影星胡蝶，就说张学良你整天沉迷酒色，不干正事，整个一个纨绔子弟。要说这张少帅周围确实美女云集，这首诗写的也不算冤枉他，只不过如果认为张学良就是酒色迷心而做出的狗熊决定，也未免太简单了些，更多的原因是张学良政治经验与智慧不足。
　　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的摩擦在张作霖时代就开始了，张作霖一直执行的是小便宜可以给但决不吃大亏的做法，张学良继位后也采取这个政策，但是张学良太过年轻与幼稚，第一，你既然断然拒绝了日本人要他称帝的建议，就应该提高警惕，以防日本人报复，可他没有，不光没有，还把精锐调到关内，大本营沈阳守备异常空虚。第二，对日本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他们还和之前一样是挑衅，只要不出大事，定可小事化无。关于第一点，可能很多人不服气，因为事后大家都知道攻击北大营的日军只有不足700人，而关东军所能调动的所有武装力量也不过两万多，所以说不论是东北还是沈阳，再怎么空虚也能与之一战，这点我同意，但大家不要忽略了，即使日本人都是武士，但并不是SB，你驻防8000人，他敢用700人进行攻击，但你如果驻军八万，他也许根本就不敢做这样的冒险，毕竟没开打前，打死那帮小日本也不敢相信对面是一群拿枪的兔子。第二点嘛，张学良这么考虑并非没有道理，毕竟各种各样的挑衅已经很多了，所以再让一让，也许就又相安无事了，只不过这种考虑很没血性。

宝宝寒

　　到了20日，沈阳、长春、营口相继失陷，你不抵抗，可不一马平趟吗，东北军奉张学良命，向关内撤退，他们不知道，此一去是漫长的14年的等待，张雪良不知道，此一去，是70年的漂泊，终老不得还乡。
　　蒋介石呢，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是如何行动的呢？从19日开始一连数日的蒋介石的日记的开头都有一句话：雪耻，人定胜天。可见他对于日本的强盗行径气愤不已，可是，他却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是希望通过国联的调解，“以求公理之战胜”，另一方面，“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这算什么玩意儿呢？关东军在东北的人数是明账，十数倍于敌的东北军难道就拿不回沈阳、长春吗？你蒋介石在日记里唱高调有什么用，跟丫的拼呐。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的，包括我当初也是，不过后来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发现问题没这么简单，日军进攻北大营，东北军当即还击，不给对手机会，然后再由中央出面和日本谈判，请国联调停，那么也许又可以换回几年的和平。因为你日军攻击我，我奋起自卫，即使有什么问题，也是地方军队自己做主的应激反应，中央有回旋余地，可当东北军大部已经撤到锦州，此时再下令反攻，则变成了政府行为，那么接下来就不是东北军对关东军，而是中日对抗，请问1931年的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东北军消极避战，中共在江西武装割据，汪精卫在广东另立中央，中原大战刚刚结束，那些个被打败的军阀们是否真听你号令完全没有把握，请问这个时候真的可以对日一战吗？ 所以，蒋介石坚定的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被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的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但是，如果此时蒋介石调兵北上，与日军厮杀，请问红军真的不会继续攻城略地，扩大势力吗？事实上，就在“九一八”之后不久，中日两军还在锦州对峙的时候，中共建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咱们任何一个人处在蒋介石的位置上，前面张学良的东北军也许不听号令（后来证明确实如此），后面广东国民政府、江西苏维埃政府都宣称你是非法并派兵北进，你该如何？
　　这时候，蒋介石向广东的汪精卫发出了和平信号，国家危难之际，我不和你们争了，只要你们可以负起国家统一之责，那么请你们到南京来，我们这所有的干部都可以让贤，我可以和你们合作，也可以交出权力。汪精卫一看，你蒋介石大度，我也不能小气了，共赴国难嘛，你下野，我也不上台，于是开了个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及陆海空总司令等职，推举了孙科当行政院长，主理国事。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这辈子仗着父亲的荫庇，始终做着高官，但人们除了知道他是“孙中山儿子”以外好像再无印象。
　　孙科上台后，坚决反对蒋介石对外妥协，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说，日本人很强大，请中央政府派兵增援，孙科就召集众将商议，何人领兵驰援锦州？竟无一人愿往。张学良一看，管你什么中央严令，下令放弃锦州，撤到关内。如果说“九一八”之夜，事出突然，情急失智的话，不战而退出锦州，则完全不可原谅，日军攻打锦州已经是12月底的事了，你在那有十几万军队，还可以从关内调十几万出关，你好歹打几枪啊，身为封疆大吏，你守土有责，“九一八”之夜可以说你政治智慧不足，而这次则完全是私心作怪，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其他那些拥兵自重的大员们也不是什么好鸟，都把持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恐怕自己的势力受损。孙科这时才明白蒋介石在这个位置上的难处，张学良就是不听中央政府的命令，自己还拿他一点办法没有，喊喊口号容易，真做事就难了。
　　后来大家知道了，“九一八”事变实际是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哥仨自作主张策划和实施的，三个人一个中佐俩大佐，也就是一个中校俩上校，就把事给办了，别说日本政府，连日本陆军部都不知情，关东军总部也只是默许，国民党这群大员们知道这个后，肯定后悔的脸都绿了。
　　

宝宝寒

　　动用极少的牺牲，轻松攫取日本本土三倍的疆域，日本陆军军威大振，别看日本陆军对中国军队的时候自信满满，但尚未得到世界公认，在英、法、德、美等国眼里日本陆军只不过是一二流部队，而合日本陆军多年相互不服气的海军就不同了，因为日本是岛国，所以优先发展海军，自从灭亡了北洋水师后，日本就昂首走入了世界海军强国的行列，这时候号称世界第三，你排不上号的陆军立了这么个大功，我海军岂能落后。这时候，日本军人干政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他们非常忠诚于天皇，但对于文人政府却并不买账，见到中国这个软柿子，不捏捏感觉对不起自己，你陆军不是在东北干了一票吗，那我还海军就拿下上海让你瞧瞧。
　　1931年的1月18日，几个日本和尚在上海街头和中国人发生冲突，被一群中国人围打，结果一死两重伤，这下在日本国内可就引起轰动了，你当是打死个中国人呢，随随便便就处理了，你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我大日本帝国的臣民，这还了得，于是20日，近千名日本侨民在日本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前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我看好多国家都是如此，如果感觉自己受到了哪国的欺负，都是到自己政府那去示威，要求政府保护自己，只有我们中国，一般是不向自己的政府提要求的，比如人家炸了咱们的大使馆，我们就没有要求我们政府该如何如何，而是直接组织人马跑到人家大使馆门前去骂街，然后把人家大使馆的玻璃给砸了，表现极其英勇，真民族英雄也。话说日本侨民这么一闹，日本有话说了，限1月28日前，道歉、赔偿、逞凶、解散反日组织，不然的话，有你们好看。事后证明这事根本就是一个阴谋，那群打死日本人的中国人实为他们雇佣，直接策划和实施此事的日本特务是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日本人就喜欢搞这一套，“九一八”之前弄了个“柳条湖事件”，后来的“卢沟桥事变”之前弄了个日本士兵失踪事件，值当的吗？流氓干坏事还需要理由吗？
　　1月22日，上海外海的日本舰队进入黄浦江，准备开始封锁上海港。日本舰队包括巡洋舰“大井”号和航空母舰“能登吕”号等主力舰只，军舰数量突增到24艘，飞机40多架。你说日本人厉害不，人家那会儿就有航母了。
　　孙科上台前猛烈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上任后本想来点强硬的，和日断交，对日宣战，可这还没过几天，就光剩挠头了，国库异常空虚，中央军两个月没发饷了，那些个地方军阀们内战说打就打，让他们打日本人，都往后哨，都想着别人先上去拼。日本人在黄埔江上陈兵虽然只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但那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精锐，有数十门舰载大炮可以覆盖你上海市， 40多架飞机可以空中打击，还有装甲车几十辆，而在上海驻防的19路军虽然有万把人，但只有步枪和手榴弹这样的轻武器，少量的机关枪，极少量的迫击炮，连钢盔都没有，难怪日本舰队司令盐泽幸一狂妄的宣称四个小时拿下上海。更重要的是，战端一开，日本随时可以从本土调兵，而孙科已经对于自己领导抗战的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他根本不知道有谁能够听他调遣。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25日，“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挑担压断脊”的孙科辞职。
　　汪精卫临危受命，几个月前还大骂蒋介石不抵抗的汪精卫，态度180度大转弯，命19路军将其防区靠近日本租界的一带交给国民政府直属的宪兵第十六团接防，宪兵就是现在的武警啊，作战能力是无法和军队相比的，然后说，华北战局吃紧，命十九路军做好几日内北上抗日的准备。东北华北交界处战局吃紧，你不从河北、平津、河南、山东调兵，你调上海的部队干什么？
　　原来早在23日，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亦等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进行应对日军可能进攻的部署，并下达命令“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向我驻地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 戴戟亦慷慨激昂的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之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亦三个血性汉子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
　　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本总指挥、军长、司令愿与我亲爱之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沪淞万国俱瞻之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否则，军人殉国本分内事，此物此志，可以昭世界而信神明。
　　说的很清楚，军人的职责就是卫国守土，这哥仨打定主意要和日本一战了。正因为此，汪精卫才要把19路军调离上海，人家何应钦在给蔡廷锴的电报中说的很清楚了 “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务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事。”意思就是说，几位爷，你们给我消停点，咱能忍就忍吧。
　　28日，在日本人限期的最后一天，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奉命将承诺答应四项要求的书面答复送达日本领事馆，其中第四项稍微打了点折扣，只取缔了一个反日组织。同时蔡廷锴电告十九路军78师也准备下午向宪兵第十六团移交防务。汪精卫这算盘打的很清楚，我在你最后期限之前，答应你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打我。

宝宝寒

　　日本人一看，也是大吃一惊，本来是想借机找个理由拿下上海，可见过窝囊的，没见过这么窝囊的，这玩意儿咱还怎么打啊？后来一想，还找什么理由啊？，“我是流氓”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吗？于是在1月28日晚上11点半，也就是中国政府同意他们的要求8个小时以后，日本驻沪最高指挥官盐泽幸一少将发出公告：中国方面将闸北所有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在1月28日前立刻撤退。这他妈都几点了，离29日只有不到半个小时了，中国军队就是想撤，也来不及啊。日本人当然知道你来不及，所以连等到29日的耐心都没了，一声令下，大举进攻闸北的中国守军。
　　这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八一南昌起义就是以该军为班底的，我们前面讲过，蔡廷锴也率第10师参加了起义，只不过部队刚出南昌他就把部队拉跑了，在中原大战之后，该师升格为19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3万余人，其中第60、第61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驻守上海的是78师的两个旅，此时受到攻击的是156旅，他本来是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第16团移交防务的，此时面对日军的武力进犯，当即予以还击，16团虽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含糊，马上参战，“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
　　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中国政府“绝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只得点头哈腰陪笑脸求一时之安，实为万般无奈下做出屈辱之举，可你日本人太猖狂了，太欺负人了，我都这样了，你还不放过，那我就只好和你拼上一拼了，遂命19路军反击，“为执行中国主权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己的手段，并对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
　　从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几乎都是一触即溃，根本还没有多大伤亡，心理防线就已经被摧毁了，等到“九一八”则登峰造极到不触即溃，所以也难怪人家日本人狂妄的叫嚣四个小时占领上海。可这次不同了，当日本人以这样的优势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面的这支装备低劣的部队，表现出的战斗意志丝毫不输于自己，这“铁军”的称号是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限制了他们重武器的使用，轻武器乃至肉搏的对抗中，又一点便宜占不着，交战首日就伤亡800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只得暂停进攻，同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增兵。
　　日本罢兵，南京政府这边却没闲着。这一打仗，汪精卫才发现自己的能力确实无法控制局面，所以在1月30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重新请蒋介石出山主持，会上大家一致推举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宣布迁都洛阳，准备持久抗战，“蒋委员长”从此成为我们最熟悉的对蒋介石的称呼。蒋介石一上任，即刻把原驻守南京一带的十九路军二个师增援上海前线。同时把中央军最精锐的德械师87师和88师逐步调往苏州，并将这两个师合并成第五军，由主动请缨的张治中将军率领，作为上海作战十九路军的的预备队，随时准备出击。接着，又调动了中央教导总队和财政部税警总团准备接应19路军，87师，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都是德械模范军，不光武器先进，而且训练也是由德国教官来进行的，30年代，德国陆军可是号称世界第一啊。财政部税警总团，看这个名，大家肯定以为和城管水平差不多，其实非也，这是一支用财政部相对充裕的资金武装起来的劲旅，武器非常先进，跟税收没任何关系，而是用陆军编制，首任团长是西点军校毕业的王庚，各级军官大都是留洋的，所有教程都采用美国的，是另一支中国的模范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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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蒋介石斗了这么久，在日军兵临城下之际，又携起手来，2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将中国划分了四个战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一副积极抗战的架势。可架势摆起来容易，真正要做全面抗战，很显然太过仓促了，这不，汪精卫电令张学良从北平出击日军，施围魏救赵之计，以缓解上海压力，可张学良只是支支吾吾，却未发一兵一卒。连刚刚被端了老窝的张学良都不肯发兵，又怎么可能调动的了冯玉祥、李宗仁和阎锡山呢？
　　可日本海军就显的上下一心的多了，这么费劲却拿不下上海，这不是让陆军看笑话吗？于是持续增兵上海，最后竟然增兵到9万人之多。而中国方面呢？除了19路军的三万多人，就是张治中后来增援的第五军三万多人，第五军作为预备队，在开战半个月后加入战斗，蒋介石告诫张治中，必须完全听从19路军蒋光鼐的指挥，不要发生隔阂。为什么要这么叮嘱呢，原来这19路军，虽然也属于中央军，但却是隶属广东中央的，这次宁粤息兵，才跟着汪精卫北上过来的，和蒋介石的中央军分属两个派系。
　　你蒋介石在江西不是还有大部队呢吗？往回调啊，说的容易，2月4日，也就是日军在上海发起第二轮攻势的第二天，红军悍将彭德怀就率军兵临赣州城下，赣州是除省会南昌外江西第二大城市，蒋介石只好分兵去救，在赣州先后投入了近五万的兵力与红军激战。
　　这是怎么回事啊？说来也简单，老工人向忠发死了后，成立了一个由博古、洛浦（张闻天）和卢福坦组成的临时政治局，代表党中央发号施令，博古任总书记，这哥几个对革命极其狂热，上任伊始，就派周恩来去江西，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个职务原来是毛泽东代理的，现在你别代了，接受批判吧，罪名就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哈哈，从当年领导农会起，毛泽东就非常“左”倾和激进，只不过在一次次失败后，逐渐认识到了原来那些东西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劳而无功，于是更加切合实际了些而已，可党中央不干啊，所以毛泽东你就别在军队任职了，你就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吧，中共从来是党指挥枪，党指挥政府的，所以这个在党内无职在军内无权的主席实际被架空了。这时候张国焘任前委书记的鄂豫皖根据地也干的风生水起，他手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的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已经不输朱毛缔造的红一方面军。除了红一，红四外，经过三次反围剿，其他红军武装发展的也极其迅速，已经拥有了15万大军。
　　“九一八”之后，党中央脑袋更发热了，国民党内忧外患，其统治已是危机重重，我们就要趁此机会拿下中心城市，日本人占了东北后，肯定会进攻苏联的，所以我们要武装保卫苏联。净他妈扯淡，日苏（俄）在中国东北的冲突根本就是狗咬狗，你不老老实实保卫中国，保卫哪门子苏联啊。还说什么“任何外传所谓朱毛愿意一致对外的说法都是可笑到万分的谣言，蒋介石才是我们最最不可调和的死敌”。看见没，国难当头，李宗仁、冯玉祥至多是不帮忙，这可好，还有捣乱的。毛泽东是坚决反对攻取中心城市的，一是攻不下，二是攻下了也守不住，原来吧还来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现在党中央直接派人来了，周恩来上任了，毛泽东又被挂了闲职，那就没人能顶的住瞎指挥了。好在周恩来不那么“左”倾，在他的斡旋下，最终决定攻打赣州，按照党中央的意思，直接就打南昌了。
　　江西不能有失，否则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即便淞沪战事紧急，也只能调回第四军团总指挥蒋鼎文和他手下的两个师增援上海，其余各部只能原地警戒。又调动了驻杭州的上官云相第47师、驻河南的胡宗南第1师驰援上海。这已经是仓促之下，蒋介石所能调动的所有部队了。
　　战斗在焦灼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这次从本土出兵也是事发突然，海军部开始根本没想着调动这么多人跨海征战，所以并没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在国联的强力干预下，日本就送了个顺水人情，3月3日，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3月7日，红军久攻赣州不下，撤兵。在这个过程中土肥原跑到天津，找到了溥仪，请他到东北当皇帝，这小子一听，好啊，就跟着去了，于是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溥仪又继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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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5日双方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全线后撤回到战争前的日本租界内，而中国一方则把军队撤出上海市，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这个协议怎么样呢？以我看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能换得的最好结果，是以四千多烈士的生命和一万多英雄的鲜血换来的，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他告诉日本人，中国军队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队也可以做到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绝不退缩，中国军队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我可以断定，如果蒋光鼐、蔡廷锴学了张学良，那么全面侵华在32年就会开始，那么中国将万劫不复。
　　汪精卫感觉自己做了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毕竟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军队和日军打的还算是不错，可没想到铺天盖地的板砖向他砸来，激愤的民众认为《淞沪停战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中国的土地，我们中国的军队想到哪就到哪，你汪精卫非但不派兵去收复东北，却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混蛋吗？叮当五六，还把派去签约的郭泰祺给胖揍了一顿。
　　汪精卫受不了了，他决定辞职出国，此公只要遇到困难就出国，屡次三番如此，说明两个问题，一没有权力欲，二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这次走之前，他给张学良发了份电报：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所要军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勿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此时的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要说张学良不生气，那搁谁也不信，日军占据东北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命人把张学良的家产装了一火车给张学良送回来了，这个本庄繁原来是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和张学良的私交不错。张学良一见这一车东西就急眼了，你这不是埋汰我吗？把这些东西给我拉回去，原样摆好，我回头自己去取，拿了我的东三省，你把整个日本赔给我都不够。所以要说张学良没血性，那是冤枉他，但确实能力不足，这支原本强大的东北军被他带的士气全无。如果说之前消极避战还是为保存实力的话，那么此时的张学良实际已退无可退，我相信他下令死守热河不是装样子的，只可惜一只绵羊所率领的必然是一群绵羊，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依然绕梁，汤玉麟已经弃城而逃，使张学良成为人们心中十足的笑柄。
　　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是狗血喷头，大家这时候又开始呼吁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了，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也找到张学良，汉卿啊，现在船上有三个人，这个船上不能载三个人，总得有一个先跳下去。张学良一看，大哥你不能跳，那只有我跳了，1933年3月10日，张学良通电下野，离开了东北军，出国考察。3月底，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此时的汪精卫已经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汪蒋二人一致认为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以积攒实力，因此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非常扯淡的协定，等于默认了日军对东三省以及热河的占领。这次该轮到汪蒋挨骂了，要说那时候的民主气氛还真不错，可以公开骂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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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章 红军不怕远征难
　　日本亡我之心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表现出来，扶植溥仪弄了个满洲国，名义上是个独立国家，但一是没什么人承认，二是自己的内政外交都交由日人管理。这么个儿皇帝当着不知道有什么意思。可对于日本人，东北太重要了，后来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靠什么来维系，靠资源匮乏的日本本土根本不可能，靠的就是沃野千里的黑土地。
　　中国该怎么办呢？
　　日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国内如此纷乱的局面和脆弱的工业基础，使国民政府根本不敢与日本一战。这点上，汪精卫与蒋介石难得的取得了一致。两个人都认为，中日早晚必有一战，但这一战要尽可能的往后拖，越拖的久，对中国越有利。因为他们需要时间做两件事，一是发展经济，做战前准备，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
　　蒋介石拥有了黄埔学生军后，几乎是所向披靡，后来以黄埔军人为骨干所建立起的中央军体系，其战力也足以傲视群雄，靠的是什么？当然，装备、指挥艺术、正规化建设都是其原因，但有一点更主要的是他们要讲究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从黄埔军校到中央军一直在贯彻一个很单纯很高尚理想——救中国。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就崇尚舍生取义，也就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可以放弃生命，一个连命都可以舍弃的部队，自然是可怕的。我们现在越来越不重视崇高理想了，崇高的理想成了调侃的笑料，不知不觉间，精、气、神被抽空了，试想，如果人人都认为“当兵为拿饷，当官为发财”,这样的军队还可怕吗？所以说国民革命军比当初的军阀们要能打，而中央军就更能打。
　　那么红军呢？他们是什么状况呢？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国民党和共产党非常像，国民革命军和红军也非常像。首先，从起源来看，国共都起源于先进知识分子，其次，国共两党在初期都没有自己的主张，不论是国民党推崇的民主还是共产党推崇的阶级斗争，都是舶来品，极少自己的创造，与中国实际是否相符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第三，二者还有一段相互融合的时期，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几乎都是国民党员，甚至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因为在起源上有这么多相同点，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两个党其实就是兄弟，一奶同胞。说到部队，那渊源就更深了，如果说国共两党是兄弟的话，那么国共两军就是双胞胎，本来就是黄埔系和赤黄埔系嘛，红军就是从国民革命军中分出去的，抗日的时候红军又当了10年的国民革命军。所以说，红军也是讲究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的，他们的崇高理想也是“救中国”。
　　只不过，双胞胎兄弟在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一个留在了城市，一个被逼入了深山，躲入深山的兄弟整日里粗茶淡饭，蓬头垢面的，却依然高谈阔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整日为稻粱谋的人，是无法理解为理想献身的快乐的。其实作为兄弟的中共，和国民党大哥比起来，不光没有执政经验，连在基层当官的经验都没有，除了少数贺龙、叶挺、朱德这样的行伍出身的军人外，剩下的人连科长都没干过，可他们也有他们的优点，从国共合作开始，中共就没有被安排掌军从政，只被安排了个宣传鼓动的闲职，这点上还真就成就了中共，他们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听听这些口号吧：“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哈哈，言简意赅，易读好记，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大处着眼——共产主义，小处着手——打土豪，分田地。事实证明，这种宣传鼓动工作，效果极其明显，越来越多的山乡农民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国民政府在平息了共产党的几次起义后，认为他们已经不足为患，所以对那几个占山为王的“流寇”并没太上心，一门心思的忙于北伐、平灭各路诸侯，等这些事做完了，回头一看，好家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好大一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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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优秀的军事指挥干部在红军中成长起来。
　　彭德怀，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时，年仅32岁，此人性格极其刚烈，其所辖部队也以快、狠著称，我们大多数人更崇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慧型将军，而一提猛将，总是想起咋咋呼呼的张飞、李逵之流，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自己匹马单枪如何如何的，那叫匹夫之勇，而真正的统帅级猛将是可以将自己的部队都训练成张飞、李逵，大家想想，一打仗，对方阵中一下冲出千万个张飞、李逵，那够多吓人啊。而彭德怀恰恰是一个统帅级猛将，敌往往为其不顾一切的凶悍说震慑，不战自乱，一战即溃，因此彭德怀被称作“红军之狮”，一头率领千万头狮子的狮王。
　　林彪，那个在黄埔四期被分到慢班，和人打架让人揍了一顿，木讷的近乎阴郁的文弱青年，在进入部队后，迅速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与彭德怀不同，林彪很少拉开架势和你兵对兵将对将的“君子战”，他打仗更多的是把功夫用在战前，观察地形、探听虚实、调动兵力等等，一旦在局部取得优势后，才率兵突袭对手，在井冈山时期，林彪最拿手的就是突袭，用优势兵力，以众击寡，林彪很少让部下去拼命，只要他命令出击，那么必然取胜。林彪寡言少语，不擅交际，在性格上似乎缺少作为统兵大将的威严，但却在23岁就成了红四军的军长，25岁就成了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手下那些骄兵悍将一个个对他俯首帖耳，原因就在于对林彪的信任，林彪也因为其刁钻的用兵、迅捷的突袭而赢得了“红军之鹰”的称号。
　　后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并而成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是毛泽东，后来换成了周恩来，就冲这样的人员配置，大家也会知道这是红军第一主力了，加上这这支部队拱卫党中央，所以又称中央红军。
　　黄埔一期的徐向前，南昌起义的时候只是一个上尉参谋，是个连级军官，四年后的31年，他已经是可以和红一方面军比肩的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了，统帅千军的徐将军此时年方而立，蒋介石都奇怪，徐向前是我的学生吗？黄埔一期总共几百人，有这么一个人物我怎么没注意到啊。也难怪，黄埔一期豪杰辈出，为人木讷，不事张扬的徐向前属于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色，这样的人如果搁到现在，最多最多熬到上校团长，然后转业到地方某个机关的保卫部门，喝茶看报了此残生，可时势造英雄，在那战火不断的乱世，徐向前沉稳、果敢的性格，以及在黄埔学到的专业知识，使他很快脱颖而出，毕竟那个时代当将军不需要给上级汇报表演，打的赢就上，打不赢没准连命都没了。
　　32年5月，国军又开始围剿了，这是第四次围剿，蒋介石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方式，首先集中30万人马攻击鄂豫皖根据地，鄂豫皖的领导人是张国焘，此人论学历，是北大毕业，论资历人家参加了中共一大，并且在一大上就被选为了党的领导，此时白手起家建立了鄂豫皖根据地，还拥有了一支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也足见能力不错，这里说明一下，鄂豫皖苏区与中央苏区并未打通，相互之间相互策应本来就有诸多不便，加上红军本来就是各自为战的武装力量，东一股西一股拼凑而成，虽然都叫红军，但却山头林立，以至于解放后拜将封侯之时，还要考虑平衡各个山头的利益呢，因此说，党中央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并未落实，一打起仗来，还是各自为战。此时，敌人几十万大军杀来，张国焘、徐向前一看不好，留下俩师和你打打游击，剩下的一声令下，撤，就跑到川陕边界去了。之后，蒋介石亲督大军攻击中央苏区，这次人马已经凑到了40万，而且还有了空军支援，可说是势在必得。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军职，中央派来的周恩来代替他成了总政委，可周恩来对部队实际情况并不熟悉，加上此人极会做人，自己初来乍到，还是低调些好，所以第四次反围剿的指挥工作就交给朱德全权负责。南昌起义的时候，朱德的职务是排在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之下的，很多人认为朱德后来之所以一直是中共军队的总司令以及后面成为十大元帅之首，是归功于他阴差阳错的先上了井冈山，其实这只是一个原因而已，而且不是一个主要原因，南昌起义时的连长林彪后来的排位还在他们几个之上呢,说白了，那个时代是不兴滥竽充数的，是骡子是马溜溜看，朱德有机会先上井冈山，只不过先得到了一个溜溜的资格，但最终牢固的占据中共军队一把手的位置，则完全是因为其出色的军事素养和智慧才能。
　　第四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总共只有7万人，而红四方面军在自己逃脱后，也未能再给予红一方面军任何的有效支持，但这样的危难也给了朱德展示自己的空间，朱德不会像彭德怀那样拼掉一万，整死你两万，因为那样红军不够拼的，朱德也没有象徐向前那样，以撤出根据地来换回部队的完整，根据地打下来不容易，岂能轻易放弃。朱德为人极其沉稳，作战组织又体现出和他的性格不同的灵活，彭德怀是目的定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林彪是根据实际情况，定战斗目标，打哪指哪，朱德不能跟这二位一样，他是总指挥，他必须要有战略目标，但他又懂得妥协，一旦发现目标难于达成，他会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制定目标。最终，在朱德的指挥下，红军利用对苏区地形熟悉，耳目众多的优势，两次成功的诱敌深入，并以大兵团设伏，最终大破敌军，非但寸土未失，还使红一方面军加地方武装超过了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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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在地盘在扩大，军力大发展的时候，中共中央搬过来了。这个中央是由苏联扶植并确立的，博古在接替向忠发工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行总书记之职，指挥全党时，年仅23岁，搁现在也就是出入各大招聘会，四处投投简历的年龄，你直接让他领导中国革命，岂不扯淡。也许苏联认为，一个传声筒，岁数大小无所谓，只要俄文够好就行。接着共产国际又为苏区派来一位军事顾问——李德，这哥们32年毕业于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之后就来中国了，没带过兵，也没打过仗，和当初派给黄埔军校的那些个教官不可同日而语。
　　
　　博古先留法后留苏，接受了正统的苏式马克思主义教育，亲眼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采，在他看来，苏联的先进经验是必须学习的，执行苏联的命令是组织原则，跟他们这些饱喝洋墨水的比起来，毛泽东的学历就太低了，即没见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也不清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当然就更无法和他们比了，整天想着占山为王，不思进取，按你老毛的主张，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夺取革命胜利啊，要不是你毛泽东在根据地有些威望，我直接就把你给撸了，因此才给毛泽东弄了个“国家主席”的闲职，此时的国民政府和苏维埃政府实行的都是“党国”体制，即党指挥枪，枪指挥政府，所以此时26岁的博古就成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真正的一把手，风光无限。
　　蒋介石组织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这一次，国军方面接受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第一、不再轻敌，要把红军当一个强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而是步步为营。就这两条的改变，实际使战场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当我认真对待你的时候，我会更缜密的调动军队，不给你局部优势的机会，这对于人数和装备占优的国军是相对容易的。第二点尤为重要，蒋介石说了，匪区不过500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他推平，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整顿民团，发给武器，使他们平时能够充当宪兵警察维持社会治安，战时可直接参战，由各师党部遵照《农村土地处理条例》、《农村合作社组织条例》等推行“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佃农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25%，办理土地登记，组织农村合作社等，以推行农村改良；由军队党部人员会同县长，负责采办民食，办理平籴，发放医药，招抚投诚，实施救济，组织感化等，以转化民众心理；根据行营颁布的《剿匪区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和《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等，由各师党部会同县政府、区公所办理自新自首。除行营或省设感化院外，各部队设临时战地投诚俘虏收容所，地方设感化班、劳动团，以推行心理瓦解战术【注39】。这招太厉害了，也就是说，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特别是“二五减租”政策，比红军的“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要温和的多，也更具合理性，今天我没田地，把土豪打了，分了地，回头我努力耕种，有了结余，你好吃懒做，败了家，是不是一样也可以把我打倒，再分我的地啊。再加上打土豪风险太大，减个25%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啊，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再让人家抢回去来的划算，事后证明，国民政府《农村土地处理条例》、《剿匪区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几条政策的实施，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此下去，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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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命令“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坚筑工事，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土匪用声东击西，摇旗呐喊，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打击我们的精神，从而讨取便宜，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强固自己的工事，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注40】，这么打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
　　红军此时的最高军事当局是由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这三位都无直接指挥部队的经验，而国军的堡垒政策，也确实棘手。前三次围剿，主要是地方军阀为主，而从第四次围剿开始，蒋介石亲任统帅，开始调动他的嫡系中央军，也就是那个由黄埔军人为骨干建立起来的部队，第四次围剿虽然没能拿下中央苏区，可是将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给端了，使得中央苏区孤立无援。等到第五次围剿时，因为《塘沽协定》签订，日本人在华北的攻势暂停，而由于日本人的入侵导致一直纷争不断的国民政府竟然团结了起来，以至于这次蒋介石可以调动50万大军，倾力而为。
　　可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呢？加上地方武装，总共10万人，如果任由国民党步步为营的推进，那么“国将不国”，“三人团”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据险而守，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用钢铁的意志，对抗凶悍的敌人，在前几次反围剿时，红军所表现出的战斗意志明显高过国军，这是红军最可自豪的地方，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附和了“三人团”的军事部署，可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要糟糕的多，这次国军以黄埔系军人为骨干，身先士卒，军长旅长经常会出现在战斗的第一线，团长一级则不光是直接参加战斗，甚至率众与红军肉搏，作为主攻的第三路军，其死伤的官兵比，高达1:11，出现了一个连连排长全部阵亡后，依靠一个军士指挥仍然坚守住阵地的情况，时任红五军团13师政治部主任的莫问骅后来回忆说，“敌人在我们阵地前倒下一大片，可后面的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李德回忆说“第五次反围剿，国军几乎没有起义的，只有少量被俘的”。可见其高昂的斗志完全不输给红军，另外就是武器装备的优势，中共第一大将粟裕回忆,红一军团主力19师，战斗力很强，擅长野战，可没见过装甲车，部队一看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顿时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让两辆装甲车就冲垮了，另外这次的国军每个连都配备了机枪，多的连甚至有六挺之多。
　　 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的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的10月初，以红军失败告终，历时一年，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消耗战略，就是不为所动，就是步步为营，用最笨的方法去求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5倍与己，装备占有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达到的。
　　 后来看到我们的史书上写的是，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主导地位”以致遭到失败。这点我就闹不明白，王明30年就跑苏联去了，那时他才26岁，37年才回国，真不知道一个二十啷当岁的年轻人，身在苏联，怎么就有本事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后来又说是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所致，如果继续执行前几次反围剿的经验就能如何如何，要我说博古、李德确实不行，但把责任简单的推给他们，也毫无道理，人家国军不是傻子，你前四次用这招赢了我，我到第五次了还上你的当吗？学张国焘，不打就跑，也许可以保存更多的实力，但只要打，请谁当统帅都无法打破国军的堡垒政策，何苦把责任都推给这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