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档案:只有警察知道

明镜止水

《只有警察知道》的作者马拓，2009年毕业于北京警察学院侦查系，如今身为85后的他，就职于北京市公安局，是一名身在帝都的小警察。马拓成日面对各类千奇百怪的社会事件和案件，熟悉警方办案的基本流程、方式和规则，同时积累了很多素材。

小说将以一位屌丝型的小警察意外获得一个调查所谓的惊天秘案的机会为切入点，在大案件中贯穿数个小案件。大案件是一件看似难以攻破的杀人命案，屌丝小警察要和另一位的“高富帅”并且“高端黑”的同龄警察进行博弈。两人斗法的过程千奇百怪，妙趣横生，包括所谓捉奸、设局、恶搞等诸多喜剧元素。与以往的侦破、悬疑小说不同，本书重点打造的是一种在国内几乎绝无仅有的喜剧风格悬疑惊悚内容。这种形式即能迎合推理迷、又符合喜爱喜剧的读者的阅读口味。虽然仍以悬疑推理为基础，却一改传统惊悚小说沉重、压抑甚至恐怖的风格，把搞怪、嬉闹、幽默等元素融合进整个故事，接地气，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保持对故事的亲切和依赖，时而捧腹，时而紧张，惊声尖笑。

楔子

我当警察刚满四年，抓了三年半贼，今天还是第一次如此正式地坐在便衣支队领导的办公室里。那办公室真亮堂，大玻璃大瓷砖，总是阳光普照。我陷在沁凉的皮沙发里，惴惴不安地等着领导发落。

但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什么事惹着他了。我这个人总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从不风平浪静。尤其是昨天，我和同事两人贸然行动，导致两个扒窃嫌疑人逃脱，至今还没有抓到。领导一定是要借这个机会治我，他专治各种不服。

“我错了，领导，我知道，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二对一，这样既能保证安全，也能控制局面。昨天是我们不好，我们没有履行好职责，导致了这种后果！”我发现人要是不按自己的风格说话，吐字比咽牙还难。就这么两句话，说得我腮帮子直疼。

“什么？还有这回事！真是蠢材！”

我一看，完了，自取其辱了。

“你怎么就不能转转你那脑袋！”

我被他吼蒙了，赶紧一百八十度地转脖子摇脑袋。他更起急了：“我不是让你转脑袋，是让你把脑袋转起来！唉，不是不是，你都把我气糊涂了……”

我说：“我也糊涂了。”

但领导就是领导，变脸堪比翻书。他瞬间就和颜悦色起来：“其实今天我找你来，是有这么回事。从明天起，你要到咱们分局的刑警队上班了。你被他们借调走了！喏，这是文件。”

“什么？”我蹦过去把文件抢过来，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因工作需要，孙小圣同志借调我分局刑侦支队，时限待定。”

后面就是报到日期和需要带的东西什么的。我比刚才还蒙。刑侦支队是我们分局的尖兵团，当初毕业时无数同学神往，但被选拔进去的寥寥无几。那个地方能满足所有公安学子的成就感；建功立业，流芳百世，没谁听见了不流口水的。我能被那儿选中？那不就好比烫山芋变成香饽饽嘛，谁信啊！

“领导，你可别逗我，今儿又不是 4月 1日，你要是把我这根儿筋挑起来，我可收不回去。”我把文件扔到沙发上，做出一脸困惑状。

“嘿！”领导牛眼一瞪，“你小子，我吃顶了跟你逗着玩儿？有那工夫我回家逗逗我们家那两只八哥好不好？逗你你能放什么好屁啊，还不如听几声鸟叫呢！你不好好想着怎么在那儿表现，争取留在那里，反倒来质问我？”

“所以我才纳闷儿啊！您不想想，我才工作四年，没现职也没功奖，昨天甚至还犯了错误，怎么人家那儿就突然要我了？”

“这要问你啦。”他点起一根烟，隔着烟雾看我。

我登时明白了，跟轰苍蝇似的挥挥手：“我可没有亲戚朋友在那儿啊。有这条件我也是不会去的。我这人有自知之明，抓贼还抓不利落呢，要是干刑警搞案子，局长说不定都会被我拉下马！”

“行了，你下午就给我老老实实报到去！成天就知道练贫！”

弄得跟真事儿似的。我一边撇嘴一边出来，按照文件上的联系方式给刑警队打了电话。联系人叫赵青宇，听声音够当我叔叔的了。他却说他不是刑警队的，是纪委的，然后问了我一些简单的情况，约我到分局见面。挂了电话我还仔细翻了翻文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刑侦支队”，怎么又冒出个纪委领导？看来神秘单位果然都是野路子。

下午我按时到了分局，找到了赵青宇。他大概 40岁出头，方头大耳，俩眼贼亮，一看就是老谋深算的主儿。他让我管他叫赵书记，估计在纪委也算个中层。他还给我介绍了一个人，那人我认识，是我们分局刑侦支队的谢峰谢支队长。谢队长一见我就笑了：“孙小圣，还真是你！我就说嘛，不会错。咱一年到头虽见不着几回，但每次开会都能听你们队长提起你！”

八成都不是什么好话。我讪笑着，心里有成千上万个诅咒。

他们找了间屋子，进去坐下就开始聊天、抽烟。最开始好像是一些业务方面的话题，然后是几个所谓可圈可点的案子，我也听不懂，就坐在一旁犯愣。神游了半天，再听，发现他们竟然拉起家常来了。什么房子装修的事儿、孩子上学的事儿，简直不亦乐乎了。他们好像故意拣了我听不懂的话题在聊。

我看着墙上的钟，说：“开饭了！”

“哎哟！”谢队率先站起来，“老赵中午就在我们这儿吃吧。”

“不了不了。”赵青宇也站起来，指着我冲谢队说，“那小圣同志就交给你啦。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说着又扭脸看我，“你可一定要守规矩。好好听谢队的话，我会不定期与你联系的。”

他就要走，我追着屁股出去：“赵书记，你这就走了？你还没说为啥要把我调过来呢！”赵青宇脚步没停，扭脸冲我笑笑，又冲我后面的谢队做了一个手势，我就一把被谢队长拎回了屋子里。“你在楼道里大呼小叫什么？”他挤眉弄眼地看我，跟刚才俨然两副嘴脸。

“我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当然要问了！”

“怎么没明白？你在我这里工作，也要受赵书记的领导。同时你依旧是便衣支队的人，因为你的人事关系还在那里。你要是跟以前似的吊儿郎当，我就给你踹回去，让你继续去抓贼！”说完，他拿手指头点了点我的脑门儿。

“那你倒是说说，你们这是什么阴谋？总得跟我讲清楚啊！不讲出来，我怎么完成任务？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完成？搞得这么神秘，不会是让我当卧底去勾引哪个失足犯罪的富婆吧？”

谢队一口水喷出来：“你也不找个镜子照照你自己！你不是问任务吗？现阶段你的任务就是：赶紧融入刑警队这个集体来，全面接触业务，熟悉一切侦查办案流程。等到水到渠成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你的任务！我把你安排在三队，那里有你认识的人吗？”

我想了想：“以前有一个同学。不过前一阵听说他走了。”

谢队顿了两秒，扔下水杯：“行，我知道。下午我带你过去认门儿。现在，吃饭！”

我想了，既来之则安之，何况不管怎么说，刑警队也比便衣队强。和平年代，没有什么比当刑警抓坏蛋更正能量的了。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光辉了起来。在刑侦支队三中队的这段时间，我不仅开了眼界，也长了智慧；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我们一起和坏蛋斡旋战斗、苦中作乐的这些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人间冷暖、旦夕祸福。大家都讲“好死不如赖活着”，人生在世，有什么能比安然终老更珍贵的？作为警察，这已是必备的感悟了。所以我愿意把我经历的一些案件讲给大家听，把我们的激动、恐惧、振奋、无助和经验与你们分享。

但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我跨入刑侦三队的那一刻起，我已经无路可退地上了赵书记和谢队的“贼船”！

明镜止水

残缺的面目
如果你有一个很熟悉的朋友，某一天，他近在咫尺，你却看不见他的脸，你还会像以往一样跟他袒露心扉、畅所欲言吗？你可能会说上网聊天不就是这样吗？兴许看不见对方的脸，聊得才更尽兴、更游刃有余呢。

那就按你的逻辑走。你在网上聊天，和你看不到的好朋友。突然，又有一个陌生ID发来信息，说他才是你的好朋友，那个人是冒充的。你会怎么办？你相信谁？向这两个人核实你们本应共晓的信息？比如你的生日、毕业学校、家庭住址……不太现实。如果第一个人能轻易和你聊上路，那他未必不知道这些。如果第二个人能自信满满地质疑第一个人，那么他就更有信息渠道。

你说，还是约出来见见真人吧。见了真人，一目了然。两个人都出现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崩溃地发现，两个人全都毁容了！

1 _

这个下午我就以“工作交流”的名义来到了刑侦支队三队。分队长名叫薛仲凯，不到 40岁，大麦秆子一样的身板儿，看上去还有点儿驼背，和我心目中的刑警形象简直有天壤之别。薛队官比谢队小，人却比他严肃，说话从来是目不斜视、笑不露齿。他向我一一介绍了几位跟我搭档的队员：白面书生苏玉甫，比我还小一岁，特长是搞电脑；猛男宋琦，一身腱子肉，据说除了他媳妇，打遍天下无敌手；另外两个都是女的，一个是廖洁，跟着出外勤，一个是王姐，负责内勤。

有领导在场，各位都有点儿拘谨，客套几句，匆匆退去。之前谢队也跟我打好了招呼，据说包括薛队在内，没谁知道我是从纪委抽调过来的。所以让我禁止“三瞎”：瞎问、瞎聊和瞎打听。我也不是傻子，既然搞得如此神秘，背地里又挂了块纪委的牌子，那肯定和纪律作风有关系，说不定是要我来挖什么惊天内幕的。

整个儿一无间道啊！

也许搞无间道的，都是按这个套路选人。所谓卧底，既要卧得住，又得来自底层。自然就是我这号的了。但凡有点儿关系和背景，能让人起疑的，那绝对不叫卧底，那就成内奸了。

整个下午我在幻想中开展自己的神秘任务。我用以前抓贼的功力瞄着屋里这几个人：他们正在给一起伤害案收尾，虽然忙，但井井有条。宋琦从法医中心取回了被害人的鉴定意见后，苏玉甫和廖洁给被害人做了告知笔录，王姐则在电脑前敲敲打打。整个办公室键盘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虽然各自忙碌着，但依旧有人见缝插针地开玩笑、扯闲篇。相比之下，里屋的薛队倒始终未露面，整个下午都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好像在汇报什么事情。

一个下午很正常地过去了。鱼不惊水不跳。

到了晚上，宋琦等人押着嫌疑人走了，王姐也拎起包跟我说了拜拜。薛队终于出屋了，告诉我今晚要值班，明天开始正式接触案件。我愣在了原地一会儿，回过神来才发现他已回屋了。竟然第一晚就让我值班！真是不人道。反正我什么也不会，值就值吧，反抗也是徒劳。我抬手看表，将近晚饭时间，于是下楼去食堂。好像来到刑侦支队的意义就剩这一日三餐了。

我心里边骂边下楼梯，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竟是谢队。我颠颠地跑进去，准备好好倒倒苦水。谢队问我：“这一下午感觉怎么样？还适应吗？”“谢队，没我什么事儿啊！你们到底叫我来干什么？”我弄出一脸苦相。

“没跟你说吗，现阶段赶紧融入三队。只有你尽快融入进去，能够协助处理案件，才有能力和机会完成这个任务！”看来他又准备跟我唱高调了。我准备开溜，他却一把抓住我的后脖领子：“嘿，你小子，真是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

我恭敬地等着他启蒙，他愣了愣，带我走到旁边的一处阴影里，用同样阴暗的声音问我：“你之前说有个同学在三队，那个同学你还有联系吗？”

真是奇怪。我那个同学叫李出阳，按说以前也是他谢队的兵，怎么给我的感觉他对这个名字讳莫如深呢？

我说：“李出阳是我大学同学，我们在警院四年一直都是一个宿舍的。后来分到一个分局，头两年联系得还挺频繁；后来他总说工作忙，一直没机会出来坐坐，就基本失去联系了。他从刑侦支队调走我还是听别的同学说的呢，不过具体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您知道吗？”

谢队直眉瞪眼地看着我：“他不是调走了。他是辞职了。”“辞职？”我眼睛瞪得比他还大，“你的意思是他离开公安队伍了？不当警察了？”谢队点点头，仿佛那也是他不愿接受的现实。“为什么？”

他又开始打马虎眼儿：“你不是总是问你的任务是什么吗？好，既然你说你在三队没事儿干，那你就在这几天给我想办法联系上李出阳。但是你记住，”他在我脸前晃悠着食指，“你千万不能露出马脚。你可以告诉他你来到了刑侦支队，但绝不能告诉他你是赵书记介绍过来的。至于见面的方式，你自己做主，可以是叙旧，也可以随便找个事由。我相信这点智商你还是有的吧！”

“那我见到他之后有什么要问的吗？”

“问他当初为什么辞职啊！你不是很好奇吗？就让他自己给你答案。 ”谢队整了整衣服，快步走向楼下自己的车，“当然，尽管有可能他说的不是实话。”说罢他开了车，扬长而去。

吃了饭回到办公室，薛队不知去了哪里。我在屋子里转悠了一会儿，想着谢队跟我说的那些奇怪的话，始终觉得莫名其妙。想当年李出阳在学校也有一号。他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才貌双全的人。人帅，脑袋机灵，做个实验、搞个现场模拟什么的，那些仪器在他手中就像玩具一样，被他摆弄得既听话又利落，从来都是一遍就过。不像我，用老师的话说就是看似挺灵，实际拙得要命；用铅粉扫个指纹都能把自己弄黑。

最难能可贵的是，李出阳不仅头脑聪明、身手敏捷，人还非常低调。这家伙出身书香世家，虽算不上博学多才，但斯文的气质还挺极致。遇事沉着冷静，吃了亏也能格外隐忍。所以在学校里追他的女生海了去了，排成队比食堂打饭还热闹呢。这家伙天生就是给别人当情敌的料。

当时我们一个宿舍四个人，另外两个是外地生，一毕业就回原籍工作了。只剩我和李出阳偶尔能见个面。不过这也是前两年的事，后来就因为他太忙基本上也碰不着了。

他辞职？难道说是攀了什么高枝，挣大钱去了？从性格上分析，不像。难道说是出了什么事儿，被清出公安队伍了？更不可能。连我这样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人都战战兢兢过来了，李出阳城府那么深，更不会到这步田地。

这个谢队和赵书记，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我自己在办公室里瞎琢磨的工夫竟然睡着了。知道自己睡着，还是因为电台大叫一声，给惊醒了。我肿着眼睛一听，好像说的是哪里失火了，让相关人员到现场。我还没听完呢，电话就响了，是薛队打来的，让我赶紧到楼下等他，说去出那个现场。宋琦他们送审还没回来，办公室里没人，只能带我充数了。

我抬眼一看墙上的表，已经凌晨 5点，天都露出鱼肚白了。果然是第二天就开始正式接触案件，没见过这么精确的部署！

我下了楼，薛队已经备好车，正闪着警灯等我呢。看他那架势，我就知道八成是硬仗。于是问他去哪儿，他说：“玉川！那里的精神病院着火了，得赶快过去看一眼。”

我跳上了车后，他又不放心地问我：“你胆儿不小吧？”

我一愣：“不小啊。小能干这行吗？”

然后就是一路无话。玉川是古城边上的一处山区，白天看是美丽的环山，环山中间，万物生长、花香鸟语，甚至有一些外省的游客还爱到那里游玩采风。但是一到晚上，那里的闭塞和幽静就凸显无遗，因为是环山，所以地势不平、层峦叠嶂，总是发生很惨烈的车祸。

这种地方往往也有优势。不久前有人在那里建了一所精神病院，接收那些老病号或者被社会遣送过去的、在外流离失所的疑似精神病的患者。没想到昨晚这家医院竟然失火了，而且烧得很彻底，三个小时才完全被扑灭。

医院成了一堆黑胡椒似的断壁残垣。所有的病人资料都没了，所有的监控设备都毁了，一切几乎都不复存在。本身就残缺和神秘的一座建筑，像团夭折的秘密一样，正随着浓烟渐渐淡去。

一片与外界隔绝的废墟，一群生前就胡言乱语的亡魂。这样的调查，怕是电视剧里也不多见吧！

当时刚刚破晓，我们驱车到达现场，那座乌黑得没了形状的建筑蹲坐在山脚下，灰白色的烟气从砖缝、地皮中吐出来，好像童话故事里的黑暗城堡一样。还没下车，一股股刺鼻的煳味和化学味道就向我们袭来，我的嗓子忽然像连续嘶喊了好几个小时一样痛哑。薛队扔给我一只口罩：“赶紧的，听说有三个幸存者刚被送到医院，再看看里面还有没有！”

跳下车，我们才发现正门已经被烧坏，铝合金变了形，我上去就要撞门，没想到刚一碰到门我就大叫起来。那哪是门啊，简直就是一块铁板烧，烫得我手指头瞬间红成了胡萝卜头。而且这是密码门，即使知道密码现在也无济于事了。

绕到被砸开的侧门，我们先上到二楼。二楼是生活区，也是防护措施最密集的区域。从门厅到走廊有两道密码门，所有窗户都上了护栏，所有楼梯间都安了护网。但此刻这一切的一切都化作了无形无状的黑色物质，有的粘在墙上，有的脱落在地。我们拿着设备边走边拍，步步为营，生怕把某具化作灰烬的尸体漏掉。

我终于明白薛队为什么在车上问我胆大胆小了。那个场面我就是再抓十年贼可能也遇不上：尸体多数呈焦炭状，惨不忍睹。人体和其他物质一样，被烧后都会水分尽失、大幅度萎缩。不是亲眼所见的人是不会体会到那种惨烈的：蜷在角落里的连四肢躯干都难以辨别，像一团团风干的沥青；能看出人形的，模样更是可怖，粘在地板上，扭曲、狰狞，全是常人根本无法摆出的姿势。

他们当时一定经历了莫大的痛苦。尽管他们都是精神病患者，尽管他们多数人都早已注定要孤独终老，但这样的死法，还是让人唏嘘不已。

废墟里一共发现七具被烧焦的尸体，全在二楼的生活区。几个先期勘查现场的同事把我和薛队叫过去，其中一个人指着身边的一扇被烧得漆黑一片的门说：“这间看上去像是药房。里面找到了一些酒精之类的痕迹，很有可能是起火点。”

踏进门去，我们发现这是个套间。外间比较宽敞，有椅子、桌子和电脑，里间像是休息室，有单人床和电视机。这里果然比其他地点损毁更严重。墙皮几乎全部脱落，房间里几乎不剩什么完整的物具。外间的外墙上有一扇窗子，又小又高，抬眼望去只能看见灰蒙蒙的天空。

窗子下面有一只倒地的架子，看上去像是摆放器具和药物的。玻璃瓶和各种器皿碎了满地，像一片黑压压的蚂蚁。俯身闻去，果然还残留着一丝酒精味。

薛队让我拿着相机对窗子和药架子反复照相，又对别人说：“把这间屋子看好，仔细提取足迹和指纹。”

看完现场回到队里，领导们对这件事也是莫衷一是：精神病院是民办的，而且刚刚成立没多久，很有可能是管理不善、设备不全导致发生火灾。那么这就应该算是安全事故，得追究医院法人及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但也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人为纵火，同样不能小觑。可是别忘了，那间医院都是精神病人，如果是患者纵火，即使纵火者还活着，也无法追究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那么说到底，还是出在医院自身上。一条玩忽职守罪就能给管理者定性。

正在开会，薛队接到电话：医院法人已经逃逸。看来那位老兄已经心虚了。

依照薛队的指示，宋琦和我下午一直在医院附近走访，希望可以遇到目击者。我这也是新媳妇出嫁——头一遭，虽然有猛将宋琦带队，但基本也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在路上我就问他：“这玉川白天人就不多，晚上就更难找到什么目击者了吧？我看还是以调医院外的监控为主吧。”

“你懂什么？”宋琦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医院外面马路上即使有摄像头，也都是交通探头，录的全是马路，能照到什么？”我说：“那就算咱们绕着山路开上半天，估计也碰不上几个活人，怎么取证啊？”

我还真错了。虽然医院地处偏远，游人稀少，但一路这么开车过来，我才发现医院门口的主路是连接市区和郊区的干道，而且道边有一些农家院餐馆和小工厂。宋琦带着我挨家挨户地进去走访，刚开始的几户都表示当晚没有人出去或者没有路过那家医院，所以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在折腾了一下午后，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让我在一个洗车店里找到了两个当晚路过医院的工人，而且他们的话让我们眼睛一亮！

他们说，昨天他们去市里进车蜡，回来路过医院时大概晚上 10点，那时候他们特地往医院大楼瞥了一眼，发现里面漆黑一片！

漆黑一片至少说明存在一种可能性：停电。

之前说过，医院设备不完善，供电经常出现问题。那么停电之后发生火灾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我跟薛队汇报后，他沉吟片刻，说：“还是先去医院走访一下那几个幸存者吧。听说他们的状态都稳定了。”

我们驱车去了医院。路上我心里毛得不行，心想现场那些格外瘆人的尸体已经让我够呛了，这重伤员指不定恐怖成什么样呢。看来我这处女任务是相当严峻啊。

不过这位幸存者的状况没我想的那么严重，虽说也基本毁容了，脸被纱布和绷带紧紧包着，只露出双眼和双唇，但肢体还是完好的，被裹得像个粽子，四肢吊在病床上，鼻子上还插着好些管子。医生说他除了面部大部分烧伤外，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医生。”我扭头冲薛队笑着：“这回好办了，这是大夫！我以为会碰见个胡说

八道的病人呢！”薛队牛眼一瞪：“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我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刘挚友。我是西北大学毕业的，37岁，你们可以去查。”他的声音沙哑缓顿，毫无音色可言，好在医院病房格外寂静，我支棱着耳朵才得以勉强听清。

然后他又报了身份证号和户籍地址。但他又说：“我的老家没人了，

要不我也不会一个人在外面漂着。”薛队问：“你还有什么能证明身份的物品吗？”他指指床头柜上的一只手表：“那是我入院时戴的手表。别的东西就没有了，都被烧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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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挚友说，当晚着火是意外。他们医院刚刚建立，再加上是私人医院，病人不多，设备也不齐全，停电是常事儿。当时恰逢停电，他和另一名叫方涛的医生安排所有的十个病人睡下，然后两个人轮流值夜。轮到刘挚友休息时，他就在药房里间的宿舍里睡觉，衣服都脱了，后来有个叫赵一多的病人非让给他开安眠药，否则睡不着觉。他就给他开了少量安定，不料赵一多大喊“不够”，两人起了争执，赵一多碰倒了药架子，酒精瓶被摔碎，酒精溅到蜡烛上，就发生了火灾。

我如实记录。又问：“后来你见过方涛医生吗？”

他摇摇头，显得很落寞：“我一醒来就在这里了。有他的消息吗？我的其他病人还好吗？”回来的路上，薛队问我怎么看待这个人。我说：“思路清晰，情感自然，倒不像精神病。您怎么看？”薛队点了一支烟：“你说得有道理，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不 过如果真像刘挚友说得这么轻巧，这案子就完全是一起事故了。”我看了他一眼，心想：你是职业病犯了吧？这会儿苏玉甫过来说：“刚才内勤联系西北大学和刘挚友的原籍了，确实有这么个人。不过因为伤者面部包扎得太严实，所以比对不了照片。”

薛队说：“不过，刘挚友的话倒是次要。主要是那块手表。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身上是不允许携带金属物或者饰品的。所以大概能判定他就是刘挚友。当然还要看接下来对另外两个幸存者的访问。”

2 _

第二个伤者比刘挚友严重些。全身 45%二度烧伤，虽然生命暂无危险，但恐怕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康复治疗。他的整个头部也被包着，身上比刘挚友多插了一些管子。见我们进来，他显得有些惊恐，眼睛睁得很大，五官都挤在了一起，加上脸上的纱布跟管子，有点儿像外星人。

薛队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不说话。眨了一下眼睛，倒真像是外星人面对地球人的表情。我大声说：“嘿，问你叫什么呢！”

旁边一个护士手里的瓶瓶罐罐在地上开了花。她尖叫着：“哎哟，你瞎嚷嚷什么？这是病房！没素质！”

“你有素质，动静一大连个盘子都端不住！”薛队说：“行了！孙小圣，你给我闭嘴！”病床上那位竟哆嗦了起来：“我叫刘挚友，是那家医院的医生。”我以为自己听错了，问：“你再说一遍？”薛队暗示我别露相。我又正色道：“你把你的证件号和家里的电话号码说一下。”

对方报了身份证号，又说：“我叫刘挚友，安徽人，西北大学的。怎么……有什么问题吗？”他吃力地抬了抬头。这时，那个护士又要给他打针，半天没找到血管，搞得他咬牙切齿。完事后，他对护士说：“姑娘，你这扎针手法不对啊。我建议你平时没事儿的时候用针头扎点滴管练习练习！”“老家的电话呢？”“我老家没电话。老家……没人了。”“这里有什么亲戚朋友吗？”“除了方涛就没有了。他怎么样了？”

我知道此刻不能像之前一样被人牵着鼻子走了，反问：“你把当时着火的经过跟我说一下？”

“当时着火？”对方好像呛了一下，气喘吁吁，“我早就跟院长说过，跟上面协调协调，老这么停电不是办法，有时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说说，病人晚上吃药、换药是常事，再说每个病人服药的时间都不一样，服的药物也不一样，有的要吃齐拉西酮，有的要吃氯丙嗪和利培酮。万一弄错了怎么办？有可能要出人命的！”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火是怎么着起来的？”“我不知道！当时我在值班室值夜，方涛在药房休息。后来我打了个盹儿睡着了，火就烧起来了。”忽然他一脸惊恐，絮絮叨叨：“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我和薛队对视了一眼，问：“你们那里晚上给不给病人吃安定一类的药？”

对方的回答斩钉截铁：“当然不。我们医院从来没有安定。我们是以康复和救助为主的，那些药只有正规的大的治疗医院才有。进那些药是需要批文的！”

这就怪了，难道说医院里有两个医生都叫刘挚友？显然不太可能。那么他们两个至少有一个人在说瞎话。为什么说谎？是因为说谎者是精神病，还是因为这起着火事件有更深的阴谋？我感觉黑暗里好像打开了一扇门，但推门一看，里面仍旧是一片漆黑。

从医院出来，我和薛队一路无话。然后他接了个电话，告诉我：“医院院长可能跑了。现在网上正在给挂逃犯。只剩下最后一个幸存者了！”我说：“不会又是一个刘挚友吧？”“但愿是赵一多！”

除了轻微的烧伤外，第三个幸存者行动基本自如，是在民警的陪伴下来到队里的。这个人 30岁上下，方头大耳，目光有神。他的第一句话令我们精神一振：“我叫方涛，是医生！”

但我马上冷静下来，问他：“你的证件呢？”“证件？”此人忽然激动起来，“你们家着火了你还能什么东西都齐全吗？别把我当犯人审！”

薛队挡在前面，语气缓和：“我们的意思是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你们爱信不信！”

“有没有你家人的联系方式？”

“没有！”

“你要配合工作，我们是公安机关的！”

这个自称方涛的人呆窘起来。几秒过后，忽然蜷身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主，想硬硬不起来，想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时手足无措了。

薛队拿出两张照片，分别是刚刚洗出来的之前两位伤者的照片。他敲敲他：“认得他们吗？”

对方鼻涕眼泪地仔细看着，指着第一位伤者的照片说：“这是几天前救助站送来的病人。”然后又仔细看着第二位伤者的照片，破涕为笑：“这是刘挚友！太棒了，他还活着！”

然后他就小孩子一样攥着第二张照片不撒手。“包得这么严实，你怎么认出来的？”我很纳闷儿。“那你就不要问我！”他唰地把照片扔到地上。这倒是有几分精神病患者的意思了。旋即，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有些失态，又问：“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他们都说自己是刘挚友！”“那多简单。刘挚友是医生，你们可以问问他医学常识，谁说得出来当然谁就是了！”我想起之前第二位伤者向我们侃侃而谈说起给病人换药的细节和与护士的对话，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你还是给我们说说当晚着火的过程吧。”“当晚……”对方只是重复我的话，然后忽然从椅子上跌倒在地，浑身缩成一团瑟瑟抖动，口中不知所云，“着火……火光冲天，惨叫……跑……”他竟然开始吐白沫了。我记着笔录，正琢磨措辞呢，一见这架势，还以为他模仿当时患者们的反应呢，还笑哈哈地说：“行了行了，你不用学这么生动，说主要的！”

“癫痫！”有人说。我们一伙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控制住，让他缓病。癫痫俗称羊角风，是种很麻烦但不要命的病症。犯起病来哭天抢地、要死要活，但症状一过去基本又和正常人无异了，这位“方涛”同志也一样。可只要恢复过来，再一提着火的事儿，他马上又会发病。好像是孙悟空听到了紧箍咒，没几句就大口地吐白沫。薛队赶紧嚷嚷：“先不提着火的事儿了，别刺激他！ ”我会意，愣了一会儿赶忙道：“那你说说着火以后的事儿？”没想到这老兄抽得更厉害了，一巴掌拍到薛队脸上，薛队揉着脸上的“五指山”冲我吼道：“孙小圣你闭嘴！”折腾了一个下午，我们一屋子人满头大汗。最后薛队头晕眼花地说：“把他带走，去市里的精神病院给他做鉴定！我觉得这位是最不靠谱的！”

宋琦和王姐他们一直在当地派出所和区政府负责联系死者的家属。但让人感慨和吃惊的是，这几天竟然没有一名死者家属前来认尸。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全市精神病院里的病人，很多都是靠社会救助在疗养，很多在医院里待了多年都没有家属来探望，他们自己也没有回家的意识。有的人在里面病死、老死，家里人要么联系不上，就算联系上了也是听凭医院处理，连面都不会露。这些生前就被冷落在医院的人，死后仍是孤魂野鬼，颇让人唏嘘。

谈到尸体，薛队说：“第一个自称刘挚友的人说医院里有十个病人、两个医生，全是男性。如果除去那三个生还者，应该是九具尸体，可迄今为止只发现七具。那两个人失踪了？”

“失踪”往往能给人希望的错觉。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但凡有“失踪”，就是凶多吉少。尤其是这种火灾案件，尸体八成是炭化在哪个角落了。我们都心照不宣地叹了口气。

我们又去医院找到之前那两个患者，分别给他们看了第三个人的照片。这次他们两人倒都给出了同样的答复：“他不是方涛，是个老病号，狂躁症，一直在我们医院接受治疗。”

我把第二位伤者的照片拿给第一位看，对方说：“虽然包得比较严实，但看身段和脑瓜的形状能认出这是前几天救助站送来的病人。因为行为像精神病，又没确诊，所以先到我们这里进行观察，准备几天后送到大医院。”

第一位看着第二位的照片也差不多这么说。

我们只能联系救助站的人员。他们来到医院后看了看，都说：“实在认不出来了。”

我问：“当时你们送的那个人是什么状况？”

工作人员回忆：“具体情况我也记不清了。我们是接到地铁站站务员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个人在地铁里晃悠，不出站也不乘车，问他什么他也不答话，衣衫褴褛的，身体也很虚弱，感觉像是拾荒的。后来我们把他接到站里，发现他精神也不太正常，总是胡言乱语，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却从来不说。我们怕再让他待下去会在站里惹出事儿来，就送到了医院想让他们观察和确诊一下。”

救助站的人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正常，但好像又什么都没说，什么都很可疑。可人家办事一切都符合程序，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将第三个幸存者的照片登报，看看全城有没有认识他的人。

登报第二天就有人上门。该人称是第三个伤者的朋友。据他说，这个人确实是医院的医生方涛。我仔细观察这个人，身形高挑，五官清秀，眉间有颗痣；看样子很像知识分子。我问他：“你怎么称呼？”

“我叫沈京。”他话语铿锵，掷地有声。

“你是方涛的什么人？”

“我是他以前的房东。他没找到工作之前租过我的房子。虽然他没什么朋友，却是个挺好的人。据说他出来打工时，和老家的父母闹翻了，所以从没听他说过亲人的事儿，也没有他老家的电话。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

薛队将信将疑地看着他：“他租过你的房子，那你那儿一定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吧？把复印件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得对比一下。”

“警察同志，一看你就没租过房子，”沈京说得慢条斯理，“你要是当房东，还留着以前房客的身份证复印件？现在这人的法律意识这么强，就算我想留，人家也不干啊。一般是退房时就还给人家了。人家怕你冒用这玩意儿开信用卡办业务！”沈京飞出一个白眼儿。

我登记了沈京的证件，又听他说：“方涛有癫痫症，受刺激了会发病，你们不要过度刺激他。”

沈京走后，我们开了案件分析会，把此案的怪圈摆到桌面上：第一个人自称医生刘挚友，戴着病人不可能有的手表；第二个人自称刘挚友，熟知医学药理；第三个人自称医生方涛，虽然情绪不太正常，但有第四个人沈京出来证明。

与此同时，第一个人称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是病人；第二个人称第一个人和第三个人是病人；第三个人称第一个人是病人，第二个人是刘挚友。

如果第一个人说的是实话，那么他就是刘挚友，第二个人、第三个人都是病人。沈京对警察撒了谎。如果第二个人说的是实话，那么第一个人和第三个人就是病人，沈京依旧在撒谎。沈京是正常人，没有理由撒谎。所以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都应该在撒谎。如果沈京说的是实话，那么第三个人说的就是实话，他就是方涛，第二个人就是刘挚友。但第二个人推翻了第三个人是方涛的理论。逻辑又不通了。薛队忽然扭头问我：“孙小圣，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糊涂了。”我照实说。宋琦在边上反问：“关键是，一个有癫痫病的人，能当医生吗？而且是精神病院的。如果病人发了病，他又犯了癫痫，怎么办？”

“再通知沈京来队里，让那个自称方涛的认一认！”薛队交代。

不料此时联系不上沈京了。他留下的手机号，打过去永远是关机。按照他身份证上的地址找过去，那里已经拆迁了，户籍还没来得及更改。线索又断了。

当天我们又去了一趟医院的遗址。我特意又仔细观察了药房，发现一个特点：只有这里的窗户和别的窗户不一样，位置比较高，面积比较小，最重要的是没安防护栏。在三名伤者的叙述中，只有第一个人正确描述了起火位置，而且有一个听起来很自然的理由。当然，不包括那个安眠药的疑点。

我和宋琦等人在薛队的带领下在现场待了一上午，到了饭点刚要吃饭，就接到王姐的电话，她告诉我们市精神病院给“方涛”做鉴定的大夫让我们去一趟。薛队接过电话听了一听，马上眉开眼笑，赶猪似的把我们轰上车：“快快，有人要现出原形了！”

市精神病院坐落在古城中心，有方圆几百里最大最权威的精神病鉴定机构。给“方涛”做鉴定的大夫好像跟薛队很熟的样子，亲自把我们迎进办公室。薛队屁股没坐热就直奔主题：“我说徐大夫，那家伙到底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你就给我下个结论吧，我们这案子要多怪有多怪，就靠他打开突破口呢！”

徐大夫是个女的，戴个大厚眼镜片，跟《蜡笔小新》里的上尾老师似的。她扶着眼镜先笑笑，说：“老薛，不瞒你说，这个人你们送来时，一没有以前医院的介绍信和病历，二没有他的直系亲属或者同事朋友的陪同，所以仅仅靠短时间的观察，我是不敢给你出鉴定意见的。”

“什么？”薛队唰地拉下脸来，“那你让我风风火火赶过来干什么啊？我以为你都手拿把掐了呢！”“你急什么？”徐大夫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你们都跟我来，小点儿声！”我们跟她出了屋，来到走廊里的一个小门前，看她把门上的小铁窗拨开一个缝。顺着缝隙望去，里面坐的正是那个自称方涛的家伙。那家伙正对着桌子上的一只鱼缸使劲儿摆弄着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儿？”薛队问。

明镜止水

徐大夫说：“来的第一天，我们在装满水的鱼缸里放了几张金鱼的画片。问他这是什么。他的回答很正常，说是纸片。可是我们告诉他，这不是玩具，这是真的金鱼，能用钓竿钓上来的。你猜他怎么说？”

“他就信了。这不他正拿着小钓竿钓呢嘛。”听廖洁这么说，我才看清原来“方涛”手里拿的是一支玩具钓竿，正不厌其烦地对着鱼缸口往里伸呢。

“他没信。他说我们骗他。”徐大夫耸耸肩膀。我们大家面面相觑。徐大夫又说：“不过我后来告诉他里面确实是真的金鱼，只不过是一 种非洲少见的品种，类似比目鱼。然后我拿出了一把香蕉，说如果他能用小钓竿从缸里钓上一条来，就给他一根香蕉吃；钓上两条给两根。于是他就一上午在这儿钓鱼，虽然一条还没钓上来，但玩得别提多开心了。”

我们还是不解其意。宋琦沉不住气了：“徐大夫，您有什么话就别绕弯子了，这家伙是不是还是精神病？要不能干这种傻事儿？”

徐大夫把我们领回办公室，说：“从这个案例来看，他属于典型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且幻觉妄想感很强烈。虽然他有自己的客观性，但只要外界给他一些影响或刺激，他就会执拗地把一件物品幻想成另一样物品、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事……”

“我明白了！这就说明……”我先大声叫道。“我也明白了！”廖洁跟我抢答。“孙小圣你先说！这说明什么？”薛队指指我。“这就说明，我们要想让他说真话，也要给他香蕉吃！”

连徐大夫在内都傻了。他们呆怔几秒，集体大笑了起来。

我刚要辩白什么，廖洁就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当你有什么高见呢，闹了半天就这个。我来说吧，既然这个病人能把一样物品幻想成另一样，把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那他就很有可能把一个人当成另一个人。那也就是说，他不是方涛，他所谓的刘挚友，也不可能是刘挚友！”廖洁在结尾处还拍了一下巴掌。

“我就说嘛，一个癫痫病患者，碰到精神病患者犯了病，人家还没怎么样，他倒先抽了。这样的人怎么当医生！”宋琦咬着笔杆子。“那不是还是要给他好吃的才管用吗？我说的也没错啊。”我一脸不服。薛队拿起桌上一根香蕉，深深地闻了闻，慢条斯理地剥开皮，然后……猛地塞到了我嘴里。

3 _

我们千恩万谢辞别了徐大夫，顾不上吃午饭，火速赶到了医院。在病房里，第二个幸存者正饶有兴致地看着闭路电视。见我们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进来，吓得又哆嗦起来。

这回是薛队亲自出马，为稳妥起见，他特地从医院精神科借来一名大夫助阵，问道：“刘挚友，说说你当年学医时的经历吧。怎么选择的专业，又是怎么来到玉川精神病院工作的？”

“你们不相信我？”他气息虽弱，但掷地有声。

“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一个精神科的大夫，可不仅仅要掌握几个药品名称和扎针的手法。如果你能告诉我平时你是怎么工作的，我就相信你。”

“我……我每天早上给病人测体温、量血压，饭前安排他们吃药，如果碰到有人犯病发狂，就给他们上约束带……”

“除了这些呢？”

“除了这些……”他开始左顾右盼，眼珠子来回乱转，“除了这些，我还给他们打针，带他们放风……”

“那我问你，你们医院的病人都来自哪里？”

他眼珠转得更厉害了，嘴却像封了胶，半天不动。

“如果是公安局送来的病人，你们都需要走什么程序？你怎么和病人的原籍联系？如果是救助站或福利院送来的病人，你们怎么接收？如果是家属送来的患者，又需要什么手续？”薛队像连珠炮一样发问，我感觉对方挨不了多少枪了。

“我就是刘挚友！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你们这群笨警察、庸医！ ”忽然他一改之前的虚弱无力，嗓门儿大得震天。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中度烧伤的患者竟有如此旺盛的精力。

“我是刘挚友，我 2000年大学毕业，我只身一人来到玉川，在这间破医院里，成天跟那群精神病病人打交道，你们可不知道那帮人有多难伺候……”

医院的精神科大夫后来对我们说：“这个人应该是典型的妄想症。他幻想自己是刘挚友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从对这个人的了解来看，他原来应该是学医的。后来可能受了什么刺激，精神不正常了，被送到那里治疗，碰到刘挚友，让他产生了跟对方互换身份的妄想。这在精神疾病里是很常见的。”

从病房里出来，我们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亢奋地探讨起来。两个精神病病人现了身，案件似乎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宋琦从外面买来了盒饭，我们一边吃一边分析：“方涛”是假的，那么刚才那个刘挚友也是假的。现在又有了一个问题：沈京到底何许人也？他为什么突然冒出来做了伪证？难道说这起着火事件背后，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现在找不到沈京了。他就像是水里的蛤蟆，冒了一下头，咕叽了两声，就缩回去了。这可不行，甭管他是故意捣乱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做伪证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薛队边嚼着米饭边部署：“继续给我找那个沈京，必须找到这家伙。我老是觉得这起着火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苏玉甫说：“队长，第一个幸存者的病房就在隔壁，咱们过去看看吗？”

薛队扔了饭盒，说：“去看看，去看看。我还真有话想跟他聊聊。”

第一个幸存者还在输液，见我们进来，很恭敬地跟薛队打了招呼，并从容地称呼我为“孙警官”。他的记性还不错。

薛队说：“刘挚友，你仔细想想，之前给你看的那张严重烧伤的患者的照片，也就是你说被救助站送到医院的那个病人，还有没有其他特征？他为什么疑似精神病？”

这个刘挚友瞧着天花板想了一下，说：“您要是这么问，我倒是想起一点儿……我跟他聊过，他以前好像是学医的，在读博士时压力太大，落下了病根儿，从业后没两年就彻底发病了，然后就一直接受治疗。好像是妄想症，在医院他和我接触最多，也愿意跟我探讨医学常识，所以可能会把自己幻想成是病院的大夫吧。”

这么一理似乎什么都顺理成章了。薛队坐着半天没言语，自顾自想着什么，下意识要点烟，被护士制止了。护士满脸怨气，一边给刘挚友拔针一边说：“警察同志，你们不会跟刚才在隔壁似的，又弄出那么大动静吧？病人需要休息，你们总这样可不行！”

听她这么一说，薛队立马站了起来。护士以为薛队怒了，正愣着，没想到薛队上前握着她的手说：“谢谢你，护士！”护士干笑半天，挤出一句：“知……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我们一伙人云山雾罩地跟着薛队出来，问什么他都不说。他在走廊尽头打了两个电话，又对苏玉甫耳语了几句；苏玉甫点着头，对宋琦和廖洁说：“走吧，跟我回队里一趟！”

他们三个脚下生风地走了，剩下我和薛队在走廊里傻坐着。我问薛队我干什么，薛队说：“咱们在这儿等着就行。”

我说：“这案子不基本能结了吗？很简单的一起意外啊，哪个是正常人，哪个是精神病患者也一目了然了。咱们还在这儿等什么？”

薛队的牛脾气又上来了：“让你等着就等着，哪儿那么多废话！”然后他就不再理我，自顾自玩儿上手机了。那样子整个儿一老小孩儿。

我小时候得过多动症，天生坐不住，在椅子上怎么待着都不舒服。尤其是思想一空闲，嘴就更不老实了，问薛队：“薛队，原来李出阳是不是在咱们队啊？”

薛队姿势没变，眼珠子朝我滑过来：“是啊。怎么了？你小子还认识他？”

“我同学我当然认识啊。你知道他为什么辞职吗？是犯错误了吗？”

“我怎么知道？虽说我是他的一级领导，但我管吃管喝，总不至于还管他拉屎撒尿吧？”他朝我冷笑道。

“瞧您这话说的，”我硬着头皮跟他逗贫，“我这不就是好奇嘛，李出阳以前那么优秀，在刑侦支队都干不下去了，我这跟他比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我担心我以后会扛不住啊。”

薛队把手机放下，眯着眼睛看我：“放心，你没那扛不住的机会。”

这算什么话，好像我多上不了台面似的。想跟他顶嘴，他却又低头玩儿上了手机。什么玩意儿，谢队都没他这么不可一世。对面的两个小护士正在前台说笑，我乐颠颠地加入进去。别看我在业内不吃香，女人缘还是挺足的。

我在前台和两个护士聊得热火朝天，薛队就坐在椅子上打呼噜。中午刚过，宋琦、廖洁和苏玉甫就满头大汗地回来了。他们三个到薛队跟前跳着脚说：“嘿，你还真猜对了！”“猜对什么了？”我伸着脖子问，手里还攥着一把从小护士那儿讨来的瓜子。

他们从牛皮纸袋里掏出两张纸，好像是指纹卡一类的东西，分别拿给薛队看。薛队端详了一会儿，说：“走吧，现在咱们就去会一会这个真正的刘挚友。”

刘挚友午睡刚醒，见我们又杀回来了，显得很是意外。这回屋里没护士，薛队也随便起来。他把窗帘打开，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最靠近刘挚友的地方，说：“这样我能看清楚你的表情。”

“你们还有事儿？”“对。有事儿。我想问你，你们医院有没有给患者使用安定的资质？”刘挚友好像明白了什么，脸在纱布后抖动了一下，有点儿像冷笑：“你说进安定需要批文，确实。但如果我们这家私人医院事事都按程序走，都正规化，也就不会着火了。”“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薛队笑笑，“你之前说你在药房里间睡觉，衣服都脱了，为什么不摘掉手表？你平常就是戴着手表睡觉的吗？”他脸上的纱布又抖了一下：“我要掐时间和方医生换班，经常怕错过

时间。”“要是你，你怎么办？”薛队看着宋琦。“我会把表放在床头柜上，随时都能看。睡觉还戴着手表，那不是给

自己找罪受吗？”宋琦耸耸肩膀。“这是个人习惯不同！”刘挚友放开声音。“还有，案发现场的药架子上发现了你的鞋印。你是取药还是攀岩啊。

药到底放在第几层？”对方有汗水渗出了纱布。

薛队把一沓纸扔在他面前：“好了，陈三贵，别打着刘挚友的名号招摇撞骗了。前几天你在地铁站里伺机作案，差点儿被收容，你怕人家把你送公安局，就故意装疯卖傻。一个月前友丰商场的盗窃案是你干的吧？”

“什么陈三贵？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行了吧，指纹都对上了。你的所有信息和前科记录，包括你的掌纹指纹，公安网上登得齐全着呢。看看那几张纸吧。”“你们根本没有给我印过指纹！印泥呢？印纸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廖洁又从包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张照片：“记得我让你辨认过这些照片吗？相纸上就有你的指纹啊。看来你以前被取过指纹啊，这些你还挺懂！”

薛队说：“别看你毁了容，别看你装疯卖傻，指纹总是变不了的。十亿人里都不见得有指纹重复的。怎么着，还非得给你验验 DNA？ ”他一下臊眉耷眼了。然后他说：“我是陈三贵。可着火确实跟我没关系！”我记得上学时老师讲过，这是犯罪嫌疑人典型的回避心理。迄今为止

没人暗示他与着火有关，甚至没人提过这是一起人为纵火案。他却自己先抗拒起来。好比一个小孩儿偷吃了苹果，妈妈问他苹果怎么不见了，他却说“不是我吃的”，这当然是此地无银了。

宋琦问：“那药架子上你的鞋印是怎么回事儿？别看着火了，但有些痕迹是烧不没的。你入院时穿着和其他伤者不一样的运动鞋，肯定是早就准备好了什么行动。那两个大鞋印子，静电一吸附就跃然纸上了。别再狡辩了。”

陈三贵闭上眼睛。两片眼皮被四周纱布衬得又黑又肿，像两片干瘪的核桃壳。薛队说：“我来帮你理理，你看对不对，陈三贵。那晚确实是刘挚友和方涛值班。但以你在医院里那几天的观察，但逢方涛值夜，他都溜出去开小差，所以当那晚方涛又溜出去时，你趁着停电，就跑到药房准备顺着那个没有护栏的窗户逃出去。当时刘挚友在里屋睡觉，你先偷穿了刘挚友的运动鞋，又看见刘挚友的手表放在桌上，就顺手牵羊戴在了手上，然后爬上药架子准备翻窗。不想药架子失去平衡，一下把你拍翻在地，酒精溅到火苗上，瞬间就着了起来。里间的刘挚友被惊醒，冲出来发现失火就大喊大叫地找方涛，被你用扫把打晕在了楼道里。对不对？”

“找到方涛了？”他终于反问。

“暂时没有，但这和给你定罪没什么关系。”谢队笑笑。

陈三贵哭出声来：“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以前顶多是小偷小摸，我没想杀他们。他们都是精神病病人，我和他们有什么仇啊，赖就赖那破医院哪儿哪儿都是铁栅栏、电子门，我出不去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直接流露情绪。

“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知道吗？七条人命，你挫骨扬灰都赔不起！现在我就传唤你！”薛队气得要抬手打他。

后来我问薛队，他是怎么忽然对看似无懈可击的陈三贵起疑心的。薛队说：“你还记得吗，咱们第一次询问他时，他只是说第二个患者是救助站送来的，并没有提到这个患者的特征和他把自己幻想成刘挚友的情节。但那天护士的话提醒了我，一定是咱们在对那个病人问话时，那个病人在屋里的大喊大叫被隔壁的陈三贵听到了，所以第二次咱们询问陈三贵时，他自作聪明地改了口风，特地加上了他听到的内容。”

我说：“高，实在是高。”

“这就叫高？这是破案的惯用思路，是你从来不动脑子！”

“我没说您，我说陈三贵。”我冲口而出。

“你小子！”他一巴掌拍我后脑壳上。宋琦和苏玉甫他们一阵哄笑。

第二天晴空万里，我们最后一次去了医院的遗址进行扫尾工作。山谷开阔，艳阳高照，谷底里沉着一片巨大的阴影，把里面本应鲜艳的野花野草变得暗淡无光。反倒是那座乌黑的小楼，顶部迎着阳光，成为了山谷里最鲜亮的一抹颜色。我拔了一束白花放在楼前，告慰那些亡魂。但愿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糊里糊涂，笑口常开。

廖洁叹了口气：“唉，最后还是没有一个家属来认尸。看来有时候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宋琦说：“那不一定。别看这些人死得惨，活着时候也没家，但得了精神病，最起码没了正常人那么多忧愁、压力，成天傻吃傻喝、悠然自得。现在有哪个正常人能有这份福气？”

我说：“是啊。人生苦短，甭管别人对自己怎么样，自己活好了才是真的。”

我们正聊着，薛队在旁边接了一个电话，眉毛高挑，格外兴奋。

“是方涛找到了？”

“不是。刚才有个报案的，说有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到银行捣乱，被按住了。他说他叫沈京！”

明镜止水

俗话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相信不少人都看过《一千种死法》吧，虽然那是策划拍出来的电视节目，但其中的巧合、寸劲儿，都能置我们于死地。

但你想过没有，有时候巧合也是制造出来的，寸劲儿也诞生于蓄意的阴谋？

4 _

结了陈三贵的案子，我在三队算是稍稍进入了点儿状态。刑侦支队的模式和便衣支队大不一样。以前抓贼的时候，只要自己的组有计划、有方向，那么只要每月完成任务，工作时间就自由掌握；而刑侦支队是盯班制，总共四个中队，每天一个分队值班，其余的工作日都要审理各自的案件，所以很拴人。一礼拜之后，我只是刚刚适应了晚上值班不哈欠连天罢了。

直到有一天我在食堂看见了谢队，我才想起自己身上还有一个“无间道”的任务呢。那次我溜之大吉。因为我知道，越是谢队这种平常看上去大大咧咧、平易近人的领导，越是大智若愚、心思缜密。真要是被他捉住，知道我还没联系过李出阳，他一定会把我往死里整的。

晚上我赶紧给李出阳打电话，不想竟是停机。这再正常不过了，他和我曾经师出同门，又在一个分局共事四年，现如今不明不白地辞了职，当然也会在同学圈子里销声匿迹。记得刚毕业一年，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因为心存贪念被一个歌厅的老板拉下水，收了几个月的“保护费”之后被市局清理出门户，还判了刑，到现在都杳无音信。谁愿意成为别人耻笑的靶子啊。

不过这样也能看出，李出阳的辞职的确另有隐情。

我给班里其他同学打电话，仍旧打探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上QQ，他的头像永远是灰的，留言也如石沉大海。我不知道除此之外他的别的联系方式了。看来，赵书记和谢队交代我的惊天大任务，在还没运作之前，就胎死腹中了。

这可怎么办是好？直接去找赵书记或者谢队说？恐怕他们得臭骂我：早干什么去了？一个多礼拜了，现在才来这套，不是装孙子吗？再说了，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好歹也是四年大学同学，怎么可能就无迹可寻了呢？如果真是这样把他们惹急了，把我退回便衣支队，再跟我们队长添油加醋地一说，那我以后在分局也别混了。

这叫什么事儿！李出阳，你辞职就辞职，干吗拉我当垫背的？

那几天我像耗子躲猫一样四处乱窜，一是躲谢队，二是找李出阳。谢队是好躲，他最近去市局培训，得一礼拜呢，李出阳那儿依旧是没进展。尝试着问了苏玉甫和王姐，两个人都是讳莫如深，表示并没太深接触过，不知道家住哪儿、家里电话是什么。我心想，好歹也是三年的同事，谁信？可又不能深问，防止露馅儿。刑侦支队的人个顶个精得都跟猴似的，谁睡着了都比我醒着明白。唉，我看我也没必要再问宋琦和廖洁了。

不过话说回来，整个三队我和宋琦还算是最搭调的。宋琦是我的校友，虽然有些人五人六，但跟我也算臭味相投。值班时我们没事儿就谈天说地，天南海北。有时候下班，他还请我去健身房健身。他那一身腱子肉就是成天在健身房里泡出来的。

这天下午，他叫我来健身房一起练练，晚上再一起回单位。他的那家健身房离我们分局不远，叫“超能训练营”，和一般的小作坊还不一样，器械、泳池、温泉、桑拿、美容……一应俱全，足足占了三层楼，据说是古城里头一号。宋琦说，他这健身卡就比市面上的贵好多，要是办个全套的VIP，半年的工资都不见得够。那都是上流社会的消费，咱们小警察连个热闹都看不来。

什么是上流社会的人？宋琦给我指了指他身边跑步机上的一个中年人。那人看上去 50岁上下，有些秃顶，腆着肚子，穿着塑身衣，正挥汗如雨地狂奔。“你看那个，挺普通一人吧？好像是什么公司的副总，姓戴，干什么都一掷千金，在这儿是超级 VIP，每次来都是健身房老板亲自迎接，然后派好几个人前呼后拥，有专门的训练器械。好像在这儿还有股份呢。”

“你看看他胖成那样，练得出来吗？”我说。

“这你就不懂了，像这种大boss，成天应酬，大鱼大肉吃着，灯红酒绿过着，能没个高血糖脂肪肝？没事到这儿练练，就算没什么效果，也算心理安慰了。总比天天吃补品强。尤其最近，他天天过来，凡人不理，肯定又是应酬多了，身体盯不上了。”

“也是，”我在一边玩儿着杠铃，“像他这号的，能多活一天，就多享一天的福。可惜命呢。”

“可不，你瞧他那速度调得多快，要搁我，长时间都不见得能坚持。真够玩儿命的。”

我一看，可不，那家伙累得脑袋上直冒蒸汽。那跑步机不仅速度快，坡度也调得高，他那俩腿跟风扇似的狂转，真不敢想象一个腆着大肚子的人能跑得这么欢。我爸跟他差不多岁数，要是让他老人家也上去跑几步，恐怕不出一分钟就得从上头摔下来。看来这有钱人花钱的理念也跟咱平头老百姓不一样。花钱买罪受不是？

宋琦朝我耸耸肩膀，戴上耳机调好速度开始了他的万里长征。我虽没怎么练，但碰碰这个玩玩那个也弄了个满身大汗，想着去更衣室找东西洗洗澡。正准备动身，忽听见不远处一声巨响，扭头一看，刚才在宋琦身边健身的那位戴老板已经从跑步机上摔了下来！

因为此刻是午时，人不多，健身房里又放着摇滚乐，所以就我俩发现了这情况。我们赶紧上去准备把他扶起来。但到他面前才发现情况似乎没我们想得那么简单：因为他的机器速度调得太快，所以他摔倒时因为巨大的惯性，脑部撞到了跑步机的控制台，又在倒下之后被传送带甩出了跑步机。这一撞一摔之间，血流满面。再加上这个人的身体本就虚弱，所以看上去脸色惨白，浑身是汗，怎么叫都没反应。

越来越多人发现了异常，都过来围观。健身房的经理跑过来，心惊肉跳地给急救中心打了电话，然后反复在患者身边喊着“戴先生”，嗓子都喊哑了对方也没个动静。经理手忙脚乱地找来了毛巾，一边给他擦汗一边询问着有没有人懂急救，先给弄个人工呼吸或者心跳复苏什么的。没人应声，这年头，这情况，出个主意都担着莫大的风险呢，谁敢往火坑里跳？

经理让人找来戴先生的手机，往他们公司拨了个电话。我才知道这个戴老板的全名叫戴鑫，所在公司就是古城赫赫有名的“圣奇国际”。这个“圣奇国际”总部就在古城市区，所以很快有人赶到了现场。过来的两个人一个叫杨子汉，据说是戴鑫的私人医生；另外一位叫刘意涵，是秘书。他们进来时急救中心的大夫也赶到了现场，先观看了戴鑫的生命体征，又是翻眼皮又是摸脉搏测心跳的，然后就开始让无关人员散开，又把窗户什么的全打开，给戴鑫做心肺复苏。

我们一干人等被疏散到门口，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说什么再有钱管什么用？不是该歇菜照样歇菜？看这阵势，人八成是悬了。正在说着，我见门外有个人脑袋探了一下。我下意识扭脸一看，觉得好像是李出阳的脸！还好我反应快，追出去时看见他身影还在下面楼梯上，我三步并两步跳下楼梯，跑着到了一楼。大厅里除了前台有两个接待，别的地方空空如也。再往外走，发现一辆黑色奥迪车已经绝尘而去。我的两只眼睛都是 5.1的，瞪大了往驾驶室玻璃处一看，那张棱角分明的脸确定是我的校友李出阳无疑！

这就太蹊跷了。我边抹着头上的汗边琢磨。我确信刚才没出事时李出阳肯定没在健身房里，现在出了这档子事儿，怎么他倒出现了？难道说他跟这个戴鑫有什么关系？如果真是亲戚朋友，那他又为什么不进来，仅仅是躲在外面看一眼？

横不能是为了躲我和宋琦吧？

我气喘吁吁地回到健身房，宋琦告诉我戴鑫已经死了，猝死，体表来看是心肌梗死发作，很致命也很迅速，应该是过量运动导致的。我看见急救中心的人把尸体放在担架上运了出去，一边的跑步机也关上了。戴鑫的秘书刘意涵还在一边哭哭啼啼。

这起意外发生得很突然，但论起来似乎也顺理成章。戴鑫已是中年，身宽体胖，应酬繁多，估计“三高”俱全，今天这么猛一锻炼，身体上肯定难以承受。戴鑫家属那边只有妻子赶来，在急救车前号啕大哭，说自己简直没了活路了。

“肯定是谋杀！有人要害我们全家！”她号叫着，然后拿出手机报警。

“超能训练营”楼前围满了人。戴鑫的妻子杨玥枫还在救护车前叫魂，工作人员拉的拉扯的扯，没谁能把她和担架分开，周围还有不少路人拍照，场面好不热闹。正乱着，我手机响了一声，拿起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上面写道：注意跑步机。

我一激灵，来不及细想，赶紧把内容拿给宋琦看。宋琦问这号码是谁，我说不知道。宋琦说：“赶紧上去看看，如果跑步机有问题，那说不定这是谋杀！”

我们上楼的工夫，已经有 110过来了。我给两个出警民警看了工作证，说了一下当时发生的情况。我尤其提到怀疑那台跑步机有故障。他们让工作人员把那台跑步机重新启动，然后观看端倪。

“怎么可能是这机器的问题呢？警察也太小题大做了。”人群里有人先不屑起来。跑步机开始运行，民警让工作人员把公里数设成5、速度设成8，看上去运转并无异样。很快跑步机里程结束，停止运行，一切没什么不对劲儿。健身房的经理在一边说：“不可能是机器的问题，我们这儿的机器虽不敢说是最先进的，但绝对是保养得最好的。定期检修设备、定期检测控制电脑，不会出问题的。”

我问那个经理：“刚才你说戴鑫每次来都用这台跑步机，对吧？”

经理点点头：“对，他说这个位置好，临窗，他健身时从来不把手机带在身上，所以公司如果有人来找他，都会在楼下跟他打招呼，他在窗口的位置就很容易看见。因为他是大客户，所以我们也就对这台机器格外上心，维护得很好，连跑步机上的电视都是信号最好的。”

“问题绝对不可能出在跑步机上。因为这台机器又不是戴专用的，只有在他预约后我们才为他预留，其他时候别的会员也会用这台机器健身，别人也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啊。”

“对，我就用过，没什么不对劲儿啊。闹了半天你们健身房就为了应大老板的口儿，我说这机器上的电视怎么是最清楚的呢！”人群里有人抱怨。

看起来倒真像起意外事件了。但我依然犯嘀咕——那条提示跑步机的短信实在太诡异了。关键是经过核对，跑步机并没有问题。

我给那个陌生的号码打过去，竟然提示我对方不在服务区。不在服务区有很多的可能性。要么就是真的不在，要么有可能是手机在开机状态时直接被抠了电池，要么有的用户把关机设置成了这种提示。总之，不能一概而论。

难道说是有人发错信息了？这种巧合太不可思议。是有人恶作剧？这种动机很匪夷所思。那么只剩一种可能：有人在借我之手，扰乱视听。这种人，必须符合两种情况：一是到过现场，知道戴鑫毙命一事；二是了解我的身份，有我的手机号。

那么只有一个人具备这些条件——李出阳！

我倒吸一口凉气。感觉自己明白了什么，又瞬间糊涂得晕头转向。他跟戴鑫会是什么关系？

宋琦觉得我不太对劲儿，也问：“你琢磨那条短信的事呢吧？真是邪了门儿了，能是谁发的呢？”

“不知道。打不通。有可能哪个目击者认识我，瞎怀疑来着，又不想露面，就来了这么一手。”我顺嘴编了个违背常理却逻辑通顺的猜测。宋琦骂了句：“那更是捣乱！那两个派出所民警估计得笑话死咱们——刑侦支队的就这智商？跑步机杀人？”

人有旦夕祸福，甭管多有钱，该玩儿完时也得玩儿完。我和宋琦互相感慨着回了单位。没想到到了晚上，薛队忽然过来找我们，问我们下午健身房遇见的事儿。我们才知道，原来戴鑫的妻子杨玥枫坚称丈夫是被人害死的，所以必须让公安机关立案，同时要求法医对尸体进行鉴定。属地派出所没有能力接这起案子，只能转给刑侦支队。本来今天不是我们队值班，但谢队一听当时我和宋琦在现场，再加上今天值班的二队倾巢出动搞一起盗窃案了，这个案子便转到我们队了。

“唉，上健身房练个身体，倒把自己个儿练加班了。”宋琦无可奈何地叼上了烟。

“走吧，还是先做笔录吧。你别说，下午练这么一会儿，我这精神头还挺足，让我睡我都睡不着。”我抬起胳膊做伸展运动。

“你等着吧，明天就该浑身疼了。”

戴太太在询问室里哭哭啼啼。我和宋琦在她对面坐了 20分钟，问了无数个问题，得到的都是她的哭声。后来宋琦烦了，一拍桌子：“你哭他就能活过来啊？”

“有人要害他。就是那个赵威，肯定是他！”

“赵威是谁？”

杨玥枫边擦鼻子边说：“是他的一个员工，上个月被他解雇了。跟了他好多年，后来因为工作上的一点儿事儿两人起了争执，赵威发狠话说要报复他。肯定是他！”

我说：“你要搞搞清楚，你老公是在健身时猝死的，现在没有线索显示他是被人谋害的啊。”

杨玥枫瞪着我说：“你也说了是‘现在’，谁能保证以后会不会有线索？再说了，尸检结果也没出来，你怎么知道他没被人下毒？”

我和宋琦对视一眼，问她：“那你说说，你为什么怀疑那个叫赵威的人？”

杨玥枫说，赵威原来是戴鑫的司机，跟了戴鑫好多年。戴鑫平时脾气不好，对赵威比较苛刻，总因为一些小事儿斥责赵威。本来这么多年赵威也忍过来了，但最近赵威的妻子生病了，赵威总因为照顾妻子耽误工作，而戴鑫另外的司机又恰巧被调走了，所以戴鑫总不给赵威批假。上个月赵威的妻子发病，正赶上戴鑫去机场，所以赵威接戴鑫时迟到了，被戴鑫大骂了一顿，而此时赵威的妻子的病情又突然恶化，被医院发了病危通知。后来戴鑫再次数落赵威时两人发生了争吵，赵威的积怨爆发，激怒了戴鑫，直接把他解雇了。

“赵威家的经济状况不好，他妻子又有重病，戴鑫这么一来，等于断了赵威的活路，再加上他的妻子随时有可能没命，我猜赵威肯定是恨透了戴鑫，才想方设法加害戴鑫。”杨玥枫说。

我跟宋琦向薛队汇报了情况，薛队靠在椅子上想了想，说：“她说的有一定参考价值。尤其是如果这时候这个叫赵威的妻子死了，他万念俱灰，很可能会对戴鑫采取报复行动的。而且他跟随戴多年，熟悉他的各种习惯、生活方式，包括他经常来健身房健身、健身前后的饮食、行走路线等等。如果他想要下手，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

“那现在怎么办？传唤赵威？”

“那不行。”薛队弹了弹烟灰，“你们先去调查走访一下，别针对赵威，谁都问问，顺便问一下赵威家里的情况。就作案动机来说，肯定先要把他

设成重点。”

5 _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去了圣奇国际。那是幢金碧辉煌的大楼，里面的工作人员络绎不绝，电话声此起彼伏。据说这家公司主营进出口贸易，老总叫戴垚，是戴鑫的叔伯兄弟，做期货和股票发家的。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短短十几年间，圣奇国际已经从最初一个小小的组装公司发展成了集进出口、地产、电器于一身的大型家族企业。我和宋琦也有幸在这座泰坦尼克式的堡垒的中心，见到了他们唯一的真正巨头——戴垚。

明镜止水

这次会面也是戴垚的初衷。堂弟因故身亡，作为并肩战斗多年的战友，他当然要把缉拿真凶的愿望向警方表达出来。但除此之外，这位其貌不扬的老总并没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他给我们沏了一壶上好的猴魁，冲我们感慨了几句，甚至掉了几滴眼泪。宋琦说：“您也别太伤心，重要的是，现在您有没有怀疑的人，能给我们提供一下侦查方向。”

戴垚想了想，说：“大鑫工作特别认真，当然就对手下人比较苛求，但都是仅限于工作方面。除去工作，他还是很关心下属的生活的。当然这也是因人而异，比如他之前那个司机赵威，家里困难，妻子重病，他隔三岔五就接济，后来赵威因为实在不能再担任工作，他就想先给他调离岗位让他休整一段时间，但赵威不同意。后来据说赵威还管戴鑫借过钱，但戴鑫没借，两人还起了争执。最后戴鑫就把他辞了。”

戴垚很懂得领导艺术。态度全在话里，立场却是绝对客观的。我和宋琦都笑笑，问：“那您听说过这个叫赵威的司机在事发前有没有什么异常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毕竟只是个司机而已，还是被辞退的。具体情况你们可以去戴鑫的部门了解了解。”说着，他打电话叫了戴鑫生前的秘书刘意涵。

我和宋琦之前在现场见过刘意涵，是个 30多岁只会哭哭啼啼的女性。这次见到我们，她很是义愤填膺，没等我们开腔就一直向我们描述赵威的为人：“简直就是一只喂不熟的狼。按说他也是公司的老人了，但最近才露出真面目。你说他家里有困难，让他休假他又不休，嫌钱少；戴经理要经常出车，碰巧他另外一个司机又被调走了，所以赵威又嫌活儿多。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有了很大的矛盾。其实我早应该看出这个人来，本来嘛，一个司机，平常比我们秘书还趾高气扬，经常在大场合里对我们吆五喝六！有一次戴经理在省里出席会议，让他临时回来接我给他送材料，你们猜怎么着，他愣是让我自己连夜坐动车去的省里，完事还不让我告诉戴经理。我可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你们经理？”

“怎么告诉？”刘意涵翻着眼睛，“赵威从十几年前就跟着经理，两个人一起喝的酒比我给他写的稿子还多呢。你知道人家具体什么关系？我要是给他点了，还能吃这碗饭吗？”

“不过我听说，后来他们两人关系恶化了，这些你知道吗？”

“知道，”刘意涵带着一丝漫不经心的冷笑，“赵威的媳妇有病，管戴经理借过钱，当时我就在办公室里，后来戴经理让我出去了。不过后来我听见两人在办公室里吵了半天，最后赵威脸红脖子粗地出来了。”

在戴鑫的办公室里，我们又见到了戴鑫生前的医生杨子汉。杨子汉说，他自己原先供职于市里一所知名的保健医院，有一次戴鑫代表公司去那里给医院捐助电器设备，两个人便成了朋友。后来杨子汉搬了一次家，嫌单位离家太远，便离职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新单位。而戴鑫那会儿正好因为一次饮酒过量导致酒精中毒，恢复过来后需要做一段时间的康复，便请杨子汉过来当自己的私人医生。杨子汉这一干就是两年。

“你这两年一直都是给他当私人医生？”

“是啊，虽然挣的没有医院多，但还是比较轻省的。”杨子汉低头笑笑。他岁数虽然不小了，但看上去还挺腼腆的。

“你们戴经理在事发前身体状况还稳定吗？”

“挺稳定的。虽然他有高血脂、脂肪肝的问题，但基本不妨碍他锻炼。我每个礼拜都定期给他开一些保健药，清单在这里。”

他递给我们一张刚刚打印出来的表格，上面列着一些药品名称。“我知道，如果他是医学上的猝死，我也有责任，因为在他进行剧烈运动前我没有履行告知的义务……”杨子汉的头埋得更低了。

“现在先不要说那些，”宋琦摆摆手，“法医的鉴定结果现在还没有出来，如果真是运动导致猝死，那更大的责任还是在他自身。”

“不可能是猝死，一定是赵威！”刘意涵大声抢断，“戴经理的身体一直很好，除了酒喝得多点儿，去过医院，没得过别的什么大毛病！而且这两年他很控制饮食，身体比往年强多了。”

我平常最烦这种红口白牙瞎分析的人，看着她说：“你要搞清楚，你们经理是死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的。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赵威在那家健身房里出现过，也没有人看见赵威去过那里。”

刘意涵冷笑起来：“你见过赵威？你说他没去过健身房，那你们调取超能训练营的监控录像了吗？你们调取超能训练营附近路上的监控录像了吗？有工夫在我们这儿扯闲篇，不如去干正事儿！”

我的暴脾气腾地上来，刚要指着鼻子训她，被宋琦一把拉住：“你现在把赵威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告诉我吧。”

回到队里没多久，负责联系赵威的苏玉甫和廖洁就打回了电话，宋琦接了电话后向薛队汇报：“联系不上赵威。刚才去了他家小区，他的邻居说，上个礼拜他妻子去世了！”

薛队一拍桌子：“务必把这个赵威给我找到！”

我们分两队行动，苏玉甫和廖洁去健身房调取当日的监控录像，我和宋琦则去了赵威妻子生前进行治疗的医院。大夫说，他妻子患的是尿毒症，两年里一直进行透析治疗，但最近半年因为经济原因，透析的频率降低了，所以最近两个月病情急剧恶化，体内的器官都衰竭了，赵威一直陪伴左右。一个礼拜前医院再次下了病危通知，隔天便回魂无术。但赵威陪妻子走完最后一程之后就再没露过面，现在尸体还在太平间放着呢。

“警察同志，你赶紧帮我们找到这个家属。遗体一直放在太平间也不是个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他家里的联系方式，还得靠你们了。”大夫一脸无奈。

“您好好想想，在妻子过世后赵威有没有什么异常表现？”

“异常表现……”大夫昂着头，“这个家属平时虽然脾气急点儿，但照顾妻子一直很任劳任怨。据说他家孩子在外地上大学，我也没接触过。不过那天刚宣布他妻子死亡后，他进重症监护室见妻子最后一面后，确实有点儿反常。”

“怎么回事儿？”

“当时他拿着一只很大的黑色行李袋，我们问是什么，他说是一些洗漱用品，想给妻子理理发、梳梳头、擦擦脸。护士说那些东西不能带进重症监护室，要梳洗也得等尸体拉出来再说。他不同意，就跟我们护士吵起来了。”

“然后呢？”

“医院的规定当然不能违反，我们当然不能让他把那些东西带进去。但是这个家属当时很有情绪，所以拉拉扯扯了好一阵，最后还是我出面，帮他提着东西，才算让他进去了。他那包很沉的，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不过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一些梳洗用具，应该不是那个重量吧。”

我和宋琦给医生做完笔录，在车里聊着赵威这个人。宋琦认为，赵威肯定是恨透了戴鑫的，多半会把妻子不治身亡的大部分责任算在戴鑫头上，起杀心也不是不可能。而且医生提到的赵威那日拿着的沉重行李，很可能就是准备作案用的凶器一类的东西。

“可问题在于，戴鑫根本不是被故意伤害而死的啊！”我在他长篇大论之后说。

“你想，你要是蓄意杀人，肯定也会多管齐下，对不对？何况是追随戴鑫多年的司机，他肯定有很多种方案。”宋琦不屑一顾。

回到队里，廖洁正在跟薛队分析从健身房拷回来的监控录像。他们说，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赵威的信息来看，没有疑似赵威的人出现在健身房里面。甚至说，戴鑫从进入健身房到毙命，几乎都没跟什么人接触过。这就没道理了，难道说赵威会意念杀人？

薛队吩咐苏玉甫：“你这样，先把赵威的个人情况做成协查通报给指挥中心发过去，让他们给各个派出所传一下。一会儿咱们再去走访走访赵威的街坊四邻。”

苏玉甫刚走出门，没两步又折了回来：“孙小圣，值班室里有个男的找你！”

我过去一看，正是上午刚见过面的戴鑫的私家医生杨子汉。杨子汉是个很腼腆的人，见到我有点儿局促，哈着腰说：“对不起，孙警官，我自己在办公室琢磨了一中午，觉得有些情况还是有必要过来跟您说明一下。”

他看上去至少比我大 20岁，这么客气我反倒不自在起来。我把他带到一间没人的屋子，给他递了支烟。我很少见医生抽烟，但他接过来大口大口地吸着，手还颤着，倒有点儿像抽大麻。

我说：“您讲吧。”

他见我打开了记录仪，做了个暂停的手势：“孙警官，我是来提供情况的，这个……就先不必要了吧。”

我想了想，把记录仪关上，笑笑：“看来是很重要的情况。没关系，那咱们就当闲聊，我知道医生都比较谨慎，所以说出来的话一定都是有凭有据的。”

杨子汉又把头低下了：“是这样的……上午，我不方便说，其实戴经理还有别的疾病……”

“什么病？”我一探头。

“他一直以来就患有慢性心力衰竭，确切地说是左心有些衰竭。但是并不算严重，一直靠药物控制治疗，不过控制好了、运动得当，一般是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只要没有外界刺激，他和平常人没什么区别。”杨子汉猛吐几口烟，缓缓说道。

“您的意思是……他可能受到过什么刺激，造成心脏病突发？”我问。

“我没这么猜过。”杨子汉躲着我的眼睛，“我只是把我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了。”

“可是你上午为什么不说？”

“我是怕……”他给自己续上一根，缓了半天神才说，“我是怕刘意涵听了，告诉戴经理的家属。那他们肯定以为我没尽到医生的责任，在明知道他有这种慢性心脏病的情况下还放任他去剧烈运动。其实我一直建议他不要运动过量，可我毕竟不能时刻在他左右……”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又问：“杨先生，今天上午一直是刘秘书在跟我谈论赵威这个人，你对他怎么看？你觉得他有可能是凶手吗？”

这下杨子汉拨浪鼓似的摇头：“人命关天的事儿，这个可不好瞎猜。我又不是警察。我从来都是眼不见不为实的！”

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想了半天，最后只能说：“你把联系方式给我留一下吧。”

送走了杨子汉，我把了解到的情况跟一屋子人说了，宋琦先皱起眉头来：“我怎么老觉得这个杨子汉没头没尾的这些话，是在暗示什么。”薛队点点头，说：“有人就是这样。越是想跟你说什么，越是要让你自己把他的初衷琢磨出来。”正说着，廖洁接了一个电话，竟大喊了起来：“嘿，有个派出所查出了赵威的踪迹！”

那个派出所就在超能训练营附近，我们一伙人赶过去，是副所长接待了我们。副所长让我们在他狭小的办公室坐下，介绍着他们民警曾经碰到赵威的过程：“是这样，昨天下午我们有民警在附近的地铁站巡逻，碰到了一个携带刀具的人准备进站乘车，安检员就把这人检举到了民警那里。后来从这个人留的身份证复印件上来看，正是你们要找的赵威。”

说着，这位副所长让人拿进来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一把大概 30厘米长的西瓜刀，刀刃在白炽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有些刺眼。“这就是当时赵威携带的刀？”“对。”然后副所长又把电脑打开，调出一段昨天地铁里的视频监控，果然看见安检机旁出现了赵威的身影。当时赵威穿着一件很普通的 T恤，戴着一顶棒球帽，提着一只应该就是上午医生提到的很大的行李袋。“是他是他。查出刀后，就让他走了？”宋琦一脸急切。“是啊。”副所长爱莫能助地说，“你们刑侦支队天天办刑事案件，

可能有所不知，首先是他带的这把刀不属于匕首、弹簧自锁刀、三棱刮刀那种管制刀具；再者他在过安检机时就被工作人员拦下了，并没有带着这把刀进站乘车；所以根据咱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他并不属于携带管制器具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交通工具，所以说我们的民警当时对他短暂留置之后，核查了他的身份，让他写了个检查，留了身份证复印件，就让他走了。”

“这个人的态度当时怎么样？情绪如何？”

“情绪……我不知道，据说态度很好，自愿把这个刀上交了。因为西瓜刀在街面上也很普遍，现在又是夏天，哪儿哪儿都能买得到，所以我们批评教育了他一番之后就放行了。总不能因为一把西瓜刀就把他拘了啊，何况他也没有任何前科。”副所长耸耸肩膀，“我看你们还是先在网上给他挂个一级临控吧，这个人很可能再次乘坐地铁，那么到时不管他带不带刀，都有可能被查获了。”

人家说得有凭有据、合乎情理，虽然此人有作案嫌疑，但当时没有任何犯罪迹象可循。何况还是一个根本没定性，甚至不知最后能否定性的所谓杀人案！一级临控基本就是逃犯的意思。所以就现在这个案子而言，把赵威算作逃犯，很牵强。毕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有重大嫌疑，一切都只是怀疑和排查。

我和宋琦一遍一遍看着监控录像干着急，薛队则陷在沙发里皱着眉头抽烟。副所长看我们一筹莫展的样子，又说：“不过话说回来，一把西瓜刀，杀伤力是有，但很多时候并没有一刀毙命那种威力。很多人雷声大雨点小，拿这种家伙复仇的，多半也都是做做样子、吓唬人。你们也不要被误导。”

吓唬人……心脏病……健身房……我在脑海里把这些词一个一个地接起来，忽然好像形成了什么。我腾地站起来，大叫宋琦：“上回健身房的经理是怎么跟咱们说的？为什么戴鑫会一直选择那台跑步机？”

“因为那台机器设备好，离窗户近啊……”宋琦还没说完，也跳起来，“戴鑫是什么时候死的？”

“昨天咱们去健身，进门前我看了一眼表，是下午3点半！ ”

我们又从头看了一遍地铁监控录像，赵威出现时，画面清楚地显示时间是16:46。这个地铁站离超能训练营步行不过十分钟的路程，也就是说，昨天事发时，赵威还是很可能去过超能训练营的。

“可是不应该啊，那座健身中心的监控录像我们都看了啊，没见到类似赵威的人啊。难道说我们眼花了？”苏玉甫一脸无辜地看着廖洁，廖洁却白他一眼：“你眼花了，我可没花！我能保证赵威肯定没出现在健身房里，至少是没出现在健身房的监控范围内！”

“走，跟我去趟健身房！”薛队大步流星地叫我们。

到了健身房，一切如故，很多健身发烧友还在器械上挥汗如雨，完全没了昨天的紧张气氛。只不过那台跑步机被套上了罩子，暂停使用。估计是有人嫌晦气。我们在经理的陪同下，又仔细观看了那台跑步机所在位置的地形。跑步机临着一面巨大的落地窗，视野开阔，能把超能训练营的大门和院子尽收眼底。薛队问：“院子里有监控吗？”经理说：“没有。”

到目前为止事情已经基本清楚了：因为妻子生病的缘故，赵威和老东家戴鑫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尤其是赵威屡次向戴鑫借钱，戴鑫已经不愿再伸援手，而且赵威的妻子病情恶化，最终不幸病故。而赵威因此情绪崩溃，并对老板怀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但因为自己已经离职，没有了正常接触戴鑫的渠道，所以尽管熟知戴鑫的生活工作规律，却无从下手。再加上他本身并无太深城府，所以对复仇之事并无周密策划，看到路边有卖西瓜刀的，就买了来，想着哪天砍戴鑫一下；就是砍不到，也要吓吓他。于是他就拎着刀，来到了戴鑫锻炼的健身房；并且准确地找到了戴鑫所在的窗口位置。

明镜止水

戴鑫那边，也对赵威的妻子的病故异常震惊，甚至有些歉疚；从而也有一些恐惧，担心赵威狗急跳墙报复，心理上一直有些负担。同时他心脏又不好，再加上当时正在剧烈运动，所以看到赵威杀气腾腾地出现在了窗外，甚至还可能看到赵威亮出了明晃晃的西瓜刀，于是突然心肌梗死，一命呜呼了！

赵威看到戴鑫一头撞倒在跑步机上，知道自己把他吓坏了，甚至有可能猜到出了人命，便急匆匆离开，乘地铁时又被民警查出了包里的刀具。他佯装无事，但心里知道自己已经露了马脚，便赶紧出走，逃离警方视线。

听了我和宋琦七拼八凑的分析，薛队良久不语。他在车里抽了半天烟，才说：“照这样说，咱们绕了半天，还是回到了原点：戴鑫意外猝死。顶多给赵威定个蓄意杀人，还要看到时候赵威本人认不认、有没有别的证据佐证。”

“关键还是要找到赵威，咱们想到的这些，也许只是一个框架，还要靠他自己一点点地把内容填进去。”我说。

“你小子，现在还一套一套的。”薛队笑笑。

6 _

我们开始寻找赵威的踪迹。在他家周围部署了警力，并且走访周围群众，查找赵威的踪迹。苏玉甫负责医院那边的布控，告知大夫和护士一旦发现赵威立即与公安联系。廖洁还联系了赵威在苏州上大学的儿子，他儿子却表示最近也跟父亲失去了联系。具体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

按薛队的分析，赵威应该还没离开古城。第一，今天刚刚事发第二天，加上他本身应该没什么计划，应该不会这么快逃跑；第二，他妻子的遗体还在医院太平间，他不太可能就此逃之夭夭。

果然，就在我们进行严密布控的第三天晚上，赵威借着月色鬼鬼祟祟地回到了他住的小区。我们在小区监控室进行仔细比对，确认是他本人之后，马上实施了抓捕，赵威就在推开家门的一刹那落了网。抓他时他还大声喊冤，说自己没杀人，只是想吓吓戴鑫而已，他的死和自己没关系。

我们连夜对赵威进行了突审，他对我们交代的情况和我们之前分析的基本一致：因为对老板戴鑫怀恨在心，所以一直想方设法报复，但始终没有章程。这种意念在他妻子去世后更加膨胀，于是鬼使神差地买了一把刀，准备在戴鑫上下班或者应酬的路上下手。可由于戴鑫新换了司机，而且有了防范意识，他一直没有机会。终于那天他跟踪戴鑫发现他仍按照老习惯在下午去了健身房，又是自己一人开车前往，便想在健身房外藏匿，等他出来时跟他理论，或者是胁迫和报复。没想到他刚一进超能训练营的大门便发现戴鑫在窗口看到了他，他便改变了主意，干脆先亮家伙吓唬吓唬，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没想到却看见戴鑫忽然摔倒，自知情况不妙，于是溜之大吉。

“我不知道他怎么就发生了意外，我什么都没做，我连健身房的大门都没进！”他在讯问室里大喊，吵得我们全捂住了耳朵。薛队一拍桌子：“你给我小声点儿！”然后掏出一只塑料袋，“这里面的东西你认识吗？”他看了看，是他之前买的那把西瓜刀，便臊眉耷眼地点点头。

“这把刀是你准备做凶器来进行打击报复的，对不对？说明你有主观上的故意！而且几乎所有证人都指认你和戴鑫生前有矛盾，你的动机很明显！何况你不吓唬他，他又怎么会突发心脏病死在跑步机上？”薛队说。

“刀是我的，但我没冲他砍过一下。照你这么说，满大街都有拿这种刀的，那岂不是谁都是杀人犯了？”他还振振有词。薛队点上一支烟，不紧不慢：“赵威，你跟着戴鑫多少年了？”

“大概十五六年吧！从公司还是个草台班子起就跟着他干，没日没夜，随叫随到，简直跟狗一样！没想到那个王八蛋最后这么对我！”赵威咬牙切齿地说。

“对，十五六年。戴鑫的工作、起居几乎都离不开你。你也肯定带他去过医院进行过慢性心力衰竭的治疗。尤其是在杨子汉给他当私人医生前。这本早年的戴鑫的病历本就是我们在你家找到的，上面清楚地写有心外科医生的诊断记录。”

赵威死死地盯着薛队手里晃动的塑料袋，不发一言。

“这就说明，你知道戴鑫心脏不好，受不得刺激，所以你就更要吓他。尤其在他身体不胜负荷或者是很虚弱的时候。你想把他吓坏甚至吓死，对不对？”

“一派胡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给我看证据！”“证据，还不够多吗？你蓄意杀人未遂，就等着坐牢吧！”薛队站起身来，又叫我们：“跟我出来一下。”回到办公室，薛队问苏玉甫：“法医那边有结论了没？”苏玉甫说：“因为是猝死，所以化验比较复杂，我下午联系了法医中心，他们说最早也得明天下午出结果，而且还是临时的。正式的还要等四五天呢。”薛队对我们说：“那你们就做案卷吧。估计得忙活一晚上，等明天鉴定结果出来，直接附卷，然后送法制处审核。”

我们做了一宿的笔录和案卷，第二天早上眼圈都肿了。没想到等到中午法医中心的鉴定结果还没出来，苏玉甫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个结果。薛队急得在办公室里团团转，宋琦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廖洁则对着电脑皱眉头。一会儿等薛队出去了，我问廖洁：“你怎么了？”

廖洁说：“我怎么觉着有点儿不对啊？”“怎么不对？不是很顺理成章吗？”

廖洁摇摇头，小大人似的说：“就是因为太顺理成章了，所以让我感觉有点儿假——或者说，是有点儿太巧了。照这么说，这个赵威杀戴鑫，脉把得也太准了。要不是他之前和戴鑫的矛盾太公开，或者案发时你们不在场，那他岂不成了杀人于无形了？快能当杀手了。”

我笑笑：“你哪儿来那么多假如？事实就是，他现在被抓了，他马上也要被拘留了，然后就是进看守所、进监狱。你真以为他策划得天衣无缝啊？”

廖洁说：“当然不可能天衣无缝。我只是说这个案子的巧合太多。你不觉得？你有没有一种赵威想让戴鑫死戴鑫就死的感觉？你们还分析说赵威没有充分的杀人准备，我看，世界上没有比赵威杀人更利索的了吧！”

我表面上不露声色，心里把整个案子又重新理了一遍，果然发现一些问题。首先，赵威自己说，买刀只是为了威胁和吓唬戴鑫。那他威胁和吓唬的目的是什么？道歉或者要钱？或是恢复工作？好像都没必要。再者，如果赵威持刀是为了杀害戴鑫的话，他的整个行动又显得过于愚蠢，逃跑也显得很业余。于是矛盾就出来了：在他的所有不必要的目的和低劣的作案手段之后，戴鑫如他所愿地死了。他没出手，甚至也没有声色俱厉地恐吓过。他的敌人就自己消亡了！尽管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他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杀人犯。

“是有点儿……邪乎。”我自言自语地说。忽然有好几个人进来了，薛队也跟着回来了，好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向我们介绍：“这位是咱们分局法制处的同事，来先期介入这个案子的。”

大家互相致了意。我见过为首的那个中年人，好像是法制处的副处长，叫陈天晨，姑且先叫他陈处。陈处说：“我们看过了你们网上报过来的案子，我想说一下我们处里的意见。”

我们一屋子人屏住呼吸。尤其是我，感觉不太妙。再看薛队和廖洁，也是一脸紧张。

陈处说：“首先，赵威的笔录不瓷实。你们呈报的案由是故意杀人，这就需要体现赵威本人的主观意识；而目前来看，赵威说买刀只是为了恐吓戴鑫，并未实施行为，那把刀也并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凶器’。其次，戴鑫本身的身体疾病也是死亡的一大诱因。即使赵威知道戴鑫有病一事，我们也觉得给他安一个故意杀人罪不太妥当。太大了，不服众。何况他现在还不承认！”

“那按什么来定？过失致人死亡？”薛队一脸认真。我和宋琦等人则拉着脸，不发一言。昨晚累了一宿，说推翻就被推翻了。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过失致人死亡？太轻了吧？何况他本身就是冲着吓唬戴鑫去的。怎么能叫过失呢？”苏玉甫说。

“当然还是这个案由，”陈处看了看蔫头巴脑的我们，笑笑，“但是证据一定要足。尤其是赵威本人的笔录，一定要明确地找出他的动机，模棱两可不行，简单暗示也不行。还有那几个证人的笔录，比如戴鑫的秘书、医生，也要再梳理一遍，不要全是主观推断，一定要有亲眼所见的过往细节。最后就是法医的鉴定结果。这起案件比较特殊，必须要有鉴定结果，临时的也行，但一定要向法医咨询清楚。没有鉴定结果，我们可是不敢收人的。”

廖洁拿个小本子都记不过来了。薛队听完陈处的长篇大论后，又把他带到办公室里去商讨，并吩咐我们按照陈处的意见重新做笔录。宋琦说：“这工作量可大了去了，还是先给那家伙办延长传唤吧。”

这时苏玉甫接了一个电话，捂着听筒跟我们说：“好像法医那边出现点儿问题。我得过去一趟。”说完，他就风风火火地出门了，留下我们三个面面相觑。

宋琦也收拾东西，叫我：“走，咱俩先去趟健身房吧。我估计赵威那里一时半会儿还问不出什么，再去案发现场看看还有什么线索没有。然后再去圣奇国际给杨子汉他们做第二次笔录。”

我们很快到了健身房。这是案发后我们第二次来到这里，健身房经理已经有些见怪不怪，直接问我们还需要什么帮助。我们转悠了两圈，问了他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刚要坐下来细聊，我就接到了薛队的电话，问我们在哪儿。挂掉通话，我下意识打开短信页面，又发现了之前那条匿名的短信：注意跑步机。

我抬眼往那个熟悉的角落里一看，那台跑步机竟然没有了！“戴鑫常用的那台跑步机呢？”我问。“哦，被收起来了。因为一直盖着也没人用，占地方，我们就把它拉进库房了。”经理眨巴着眼睛说。我和宋琦对视一眼，又问：“就因为出了上次那件事儿，那台机器就被你们废了？那不是你们这儿最好的机器吗？”经理只是说：“是啊，但是谁还敢用啊。搁在那里只能碍眼。”我说：“能再把它拉出来，让我们看一眼吗？”经理想了想：“没必要了吧。昨天刚拖进去，今天拖出来，还得再收个二回。还是……”

宋琦打断他：“还是拉出来看看吧。今天来这儿我们也是想再排查排查有什么可疑的线索。如果你们这里没什么异常，那这件案子你们不就彻底没责任了吗？你说是不是？”

那经理说：“好吧，你等等。”

20分钟后，那台机器又出现在我们面前。看起来跟上次无异，只是落了些许灰尘。通上电源，按下启动按钮，传送带就轰鸣起来。好像确实没什么让人起疑的地方。

我反复看着手机中那条短信，短短几个字，总想从中间分解出什么其他意思。“注意跑步机”，指的是这台机器吗？怎么个注意法？我按下通话键，朝这个陌生号码拨过去，是关机。

宋琦观察半天，又朝远处望去，看见有几个人在跑步机上跑得正欢。

他忽然说：“把这台机器搬过去。”“搬到哪儿去？”“和其他机器放在一起。我想和那些跑步机对比一下。”

“有什么可对比的？都是一样的机器。”经理摊开双手。

“当然有必要。如果真是一样的，那比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宋琦反问，一脸的咄咄逼人。

“我看，还是不用了吧。”那经理冷笑着，“我不知道民警同志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是对我们这里的管理工作有什么意见？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应该由我们这里的管片派出所来处理吧？没听说刑警队的同志还要检查我们的安全隐患啊。”他这么说着，身边已经围了好几个人，有保安、服务员，甚至还有几个五大三粗的教练。

我看这阵势是要跟我们干仗，干脆掏出工作证：“嘿嘿嘿，你看清楚，正常执行公务，怎么着，你想抗拒执法？”

但工作证毕竟不是尚方宝剑，那经理也明显经验丰富，是根老油条，比画着冲我们说：“好啊，你正常执行公务，那最起码要有什么检查证、搜查证吧？总要有个凭据吧？或者说最起码要有工商部门在场监督吧？不能光凭你亮个证，我们就唯命是从吧？照你这么说，我们开张关张还不都你说了算？”

几句话把我说得火直往脑门儿上蹿：“我还就说了算了，你现在就给我停业！现在公安机关要进行取证！”

那经理马上笑着冲周围人拍手，大叫：“好啊好啊，大家看看，警察越权执法，要咱们停业整顿呢。大家都别练了别练了，今天各位的时间到此为止，如果有觉得亏的，找这二位警官进行补偿！”

他这么一说，那些会员也稀稀拉拉地过来了，三三两两地议论着，质问声骂声不绝于耳。有的说：“这两个二百五想要干什么？三天两头地来，还让不让人消停了？”这还算好听的，有的竟然说：“警察有什么可牛 ×的？该上哪儿上哪儿去！”给我气得肺都快炸了！

那经理又肆无忌惮地笑笑，说：“两位小兄弟，我是无所谓，话已经撂这儿了，我可以随时关门。但我们这里的会员很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们可得跟他们解释清楚。”我刚要冲他嚷嚷，宋琦一把拉住我，又跟经理说：“行，你营你的业，我们不看了。”说着，就拉着我往门口走。一群人骂骂咧咧地散开，我到门口再也绷不住了，气得冲宋琦大叫：“你没看他嚣张成那样！破健身房经理就了不起了？还不是仗着人多狐假虎威？咱就应该死扛！”宋琦却不露声色，观察了一下地形，问我：“这个健身房就这一个门吧？”我没好气地说：“这得问你啊，我又不经常来！”宋琦拍着我：“你在这儿把好门，别让他们把那台跑步机运出去，我现在给薛队打电话！”

没想到不过一刻钟薛队和廖洁他们就到了，他们身后竟然还跟着大批身穿制服的人马。我的底气一下足了，赶紧上前跟他形容那经理无法无天的行为，薛队听了没什么反应，反倒一脸严肃地问我们两个：“你们真认为那台跑步机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没问题我磕死！”我脱口而出。“你行了，就知道赌气。我问你你是怎么看出有问题的？”宋琦问我。“没问题那经理为什么死乞白赖地拦着我？”我振振有词。

宋琦撇嘴说：“我都不敢保证有问题，我只是怀疑。但那经理阻拦咱们也不是没他的道理。可是咱一旦发现疑点，不排除是万万不行的。所以薛队，查不查就看您了！”

薛队想了想，又往里瞄了一眼，最后说：“查！没问题怎么了？没问题是应该的！”

明镜止水

我和宋琦带着一伙人浩浩荡荡地杀了回去，经理也带着一群小弟过来短兵相接。薛队给他亮明了身份，说：“派出所的同志我给你带来了，你是想以安全检查的名义开箱验货呢，还是想以配合调查的名义给我们提供线索呢？”然后又扭头冲我们说：“孙小圣、宋琦，把执法记录仪打开，我倒要看看今天有没有阻碍执行任务的！”

那经理瞪着我们一大伙人，良久才说：“好，你们就仔细查查，我可先说好了，有问题咱再单说；要是没问题，别怪我告你们！”我们这下人手足了，七手八脚地把跑步机搬到了一台模样相同的机器旁边。我问宋琦：“怎么个查法？”

宋琦站在两台机器前仔细端详了一下，说：“全都运行起来。把速度、坡度、圈数都调成一样！”

我们把两台机器都调成了每小时 8公里、坡度0.5。两台机器顷刻间轰鸣起来。

坡度看上去并无异样。薛队让一个侦察员上去试速度，侦查员每台机器上去试了一下，下来说：“感觉都一样，没啥区别啊。”

“不可能！”宋琦说，“我试试！”他上去皱着眉头跑了两圈，然后换另一台。

等他下来，大家都问：“怎么样，有什么反应没有？”宋琦瞪着眼睛不语。

旁边又有人起哄了：“瞧瞧瞧瞧，我就说过，警察除了瞎猜就是瞎猜，抓不到人，来这儿抓跑步机了！”

“不可能啊！速度和坡度都没问题，可为什么就……”宋琦一脸纳闷儿地看着我。

我说：“要不定时试试？”说着，我上前把每台机器定时五分钟。大家站在一边静观其变。

同样的坡度、同样的速度，两台机器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在我们面前重复完全相同的运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抻着脖子注视着它们。那样子，好像真等着什么凶手现形一样。

五分钟就要到了，我扭脸看看大家，薛队、宋琦、廖洁，包括健身房经理都是一脸汗水。整个房间里除了两台机器的轰鸣没有任何杂音。假如两台机器同时停止，那么几乎可以说明，我们这次的推测又错了。我们费劲儿地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一个耻辱的原点。我攥着手机，仿佛能感受到那条神秘短信正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在我心头：注意跑步机！我心里也应和着：一定有问题！

忽然，那台普通的机器停了下来。我抬表一看，正好 5分钟——而那台戴鑫用的跑步机依然在轰鸣！

1秒、2秒、3秒……半分钟过去了，戴鑫的跑步机还在照常运转！这个时间，应该已经超出了误差的范畴！我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再看薛队和宋琦，也瞪大了双眼、合不拢嘴。那经理更是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滚了一脑门儿！

戴鑫用的那台机器几乎超时运转了大约一分半钟。这时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局势，薛队让侦查员把守住健身房的出口，健身房的工作人员一概不准离开。那经理更是被我们牢牢地控制住。实际上他已经瘫在一台半圆仪上，两条腿软成了面条。

我们这次又换了一台对比的机器，把两台的运行时间都设成 20分钟。廖洁打开了记录仪，启动之后还不到十分钟时，忽然有人说：“听！是什么声音？”

宋琦过去一看，是戴鑫用的那台机器的电视屏幕下喷出了冷气。宋琦扭头问我：“你开冷气开关了？”

“没有啊！我没事开它干吗！”我说。

宋琦一拍巴掌：“冷气也有问题！”

这次戴鑫用的跑步机运行时间比正常的机器足足多出五分钟。一切落定后，我们几个站在那个经理的面前，问：“怎么样？你有没有什么话跟我们说？”

那经理吓得脸蛋子直抖：“是机器的问题，为什么来问我？你们去找厂家好了！”

我笑道：“你早知道有问题，作为这里的负责人，为什么不找厂家解决？”他说：“我不知道！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那你那么着急把这机器收起来做什么？”

他一时无话。薛队一挥胳膊：“行了行了，孙小圣，瞧你嘚瑟的。赶紧把人给我带走！”然后又叫宋琦：“联系这台跑步机的厂家，找个技术人员到队里，跟他们说，想要不担责任的话，就赶快来！”

7 _

回到队里，跑步机厂家的技术人员很快给戴鑫用的跑步机做了鉴定，结论是计时器被人调过，冷气系统也有问题。薛队问：“怎么调的？”

工作人员说：“系统电脑里的时间默认一分钟肯定是 60秒。但是目前来看，这 60秒的时间被人重新定义过，肯定不止 60秒。我刚才测试了一下，系统里的一分钟，大概合我们准确时间的 75秒左右。这肯定是被人刷过系统后，改动了里面的原始设置。”

苏玉甫在一边推算着：“如果一分钟合 75秒，那么 5分钟的时间，就要 6分 25秒，如果是 20分钟就需要 25分钟，如果是一个小时，就需要……一小时零一刻钟！要是两小时，就会多出整整半个钟点！怪不得戴鑫要犯心脏病猝死呢！”

工作人员还说：“冷气也有问题。不过目测来看，我只能说是自动开关被人动过，或者最起码是有故障的。这个还要我们把它返厂后再检测。”

薛队把头靠在转椅背上，皱着眉头念叨：“这个凶手，真是够有心的。这种杀人手法我倒是头一次见。”

“我也是头一回见！”我和廖洁异口同声。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薛队叼上烟，“你们说这个戴鑫也不是傻子，健身时也不见得就光认跑步机上的时间。他怎么就没发觉这跑步机被人动过手脚了呢？像苏玉甫说的，两个小时就多出半小时，他自己就不看手表吗？”

宋琦想了想，说：“这就是凶手的高明之处。他不改速度、不改坡度，偏偏改时间。为什么呢？因为速度、坡度，都太过明显，即使他自己太投入没察觉，那周围人肯定也能看出来。你调个每小时 8公里，实际上是10公里，那周围很可能就会有教练、朋友什么的问他为什么跑那么快。但如果改时间，就不会这么容易被人发现。因为健身者跑步时一般会听着歌、看着电视来分散注意力，被动地等着机器停止。”

“对！那经理自己都说，那台机器是所有机器里电视信号最好的！ ”我一拍桌面。薛队好像明白了什么，跟我和宋琦说：“你们两个现在就去讯问那个经理，我觉得他很有问题！”

那名经理真名叫李国新，虽然之前慌了一阵，但此时明显有充足的心理准备，问什么都是一副无辜的样子。他说他只负责店里平时员工的管理，机器的来源和维护都由厂家负责。我们讯问了三个小时，烟抽了好几盒，那家伙还是铁嘴钢牙。最后宋琦冷笑着问：“李经理，你可以什么都不认。但你别忘了，你的健身房有两个斜对角摄像头，基本能覆盖所有角落。你在健身房里干过什么、见过什么人，我想只要我们稍微下功夫调查一下，很快就能一览无余了。所以现在是给你一个亲口供认的机会。”

宋琦刚说完没几分钟，王姐来到讯问室，冲我们耳语说：“厂家那边来信儿了：那边领导一开会，吓唬了几句，马上有个叫何越的技术员就认了，说是一个月前李国新给他塞了钱，让他改系统设置。其余的他就什么都不知道。”

“人带回来了吗？”“厂家已经把人送过来了，薛队和廖洁正问着呢。”我们的底气马上足了，冲李国新笑道：“你认识何越吗？他可是你的合作伙伴啊！”

李国新最后承认是他做的手脚。但依然存在问题：他只是说想在跑步机上做一个试验，看看这样是否有助于会员克服心理障碍，迅速增强体质，激发他们的运动潜能。

“放屁！”宋琦气得口不择言了，“你能再找个靠谱点儿的理由吗？还激发运动潜能，怎么不找那些体质强、没疾病的激发？怎么就偏偏激发个有心脏病的？”

“真是这样，警官，”李国新说得不紧不慢，好像有一肚子的借口。

“我只是随机找了一台机器测试，然后自己回去做记录，看看用这台机器的会员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准备在所有健身器上推广；这样有助于我们的会员更有效率地运动、更快地见到锻炼成效。这也是一种营销策略嘛。”李国新嘴边漫起一丝苦笑，“况且，我根本不知道戴总心脏有问题啊。他天天来我们这儿运动，一会儿杠铃、一会儿拉力、一会儿游泳的，要是你，你能以为他是个随时会猝死的人吗？”

他这一席话说得我们哑口无言。然后他又把之前的理直气壮收回去，主动放低态度：“我知道我错了，我这样做是对顾客的欺诈，所以我愿意承担责任。但是我真不是故意要伤害戴总！他是我们的大顾客，大VIP，和我无冤无仇，我怎么能害他呢！”

明镜止水

回到办公室，薛队问我们情况。我们简单一说，薛队也是一筹莫展：“刚才给那个叫何越的技术员做笔录，他跟我说，李国新确实是以这理由让他私自篡改系统的。他们这样做，听上去有门有道，但实际上还是牵强。”

“要么就是李国新与何越结伙作案；要么是李国新谋划，何越只是收钱干活儿的，不知情。我更偏向于后者。”薛队自己分析。

“嗯，何越是厂家的人，按理说跟戴鑫没有任何交集，不太会有主动害戴鑫的意识。而李国新这么老谋深算，即使有杀人目的，也不可能告诉何越。”

“我看倒可以先给何越定个破坏生产经营罪。”宋琦笑笑。

“先不说那个，”一边的陈处摆摆手，“现在的关键是要把李国新的犯罪动机找出来。我认为你们薛队分析得很对，这个健身房经理既然这么做，一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不然他不可能铤而走险。而且就结果来看，他的针对性非常强——就是这个戴鑫。”

可是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呢？或许这就是李国新的高明之处。既杀人于无形，自己又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果结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充其量只能给他定个过失致人死亡了。那么这在量刑上有可能还没有赵威重呢。真是狡猾透顶！

忽然薛队一拍大腿：“我知道了。如果要找到李国新的犯罪动机，那么他肯定要知道一件事！”

我转着眼珠想了两秒，马上跟上：“戴鑫的病情！”

宋琦马上站起来：“我去给那个私人医生杨子汉打电话！我怎么把这家伙忘了？”

薛队把宋琦按住：“先不要急。咱们好好计划一下！”

薛队吩咐宋琦先不要联系杨子汉，以防胆小怕事的杨子汉开溜。他让宋琦直接到圣奇国际去找他，然后把他带回队里来做笔录。宋琦拿上车钥匙就匆匆忙忙地赶了出去。

宋琦刚走，苏玉甫就风尘仆仆地回来了：“这一天在法医中心蹲得我快累死了，不过有重大发现啊！”

“什么重大发现？”

“经法医中心鉴定，戴鑫的死亡并不是我们一直认为的心脏病突发，而很可能是因为一种叫作‘低钠血症’的病发，从而导致的猝死。”

薛队上前一把抢过他手中的鉴定意见书，眯着眼睛读着：“肺部严重肿胀……细胞外液容量过多……血清钠水平低于 110 mmol/L……这也看不懂啊！”

苏玉甫把双臂撑在办公桌上，一副学者的样子：“我听法医给我解释了半天，大概明白是这么回事儿：低钠血症是一种血液中钠成分流失的疾病，中老年人很容易得，如果严重的话，就会危及生命，比如猝死。而戴鑫心脏不好，又患有这个病，再加上他的剧烈运动，可能就是导致他猝死的原因。当然，这是临时鉴定意见，但法医中心目前一致认为是这样。”

“怎么样会得这个病？”

“很多种原因，比如蛛网膜下出血、甲状腺功能减低等。但是有两点我觉得最值得咱们关注，法医说大量利尿药的使用和一些精神类药物也会诱发这种疾病。”苏玉甫认真汇报。

大家面面相觑，都没听明白。谁也不是医学专家，听他这些术语如听天书。“利尿药，就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药物之一！”

薛队眼睛一亮，马上站起来：“我知道了，杨子汉是戴鑫的医生，那么戴鑫的心脏病肯定也是一直由杨子汉治疗。所以他很有可能让戴鑫服用了大量利尿的药物，导致他患上低钠血症。那么不管是不是故意，杨子汉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孙小圣，赶紧给宋琦打电话，让他把杨子汉给我带回来！”

杨子汉很快被带了回来，与此同时，还有在他办公室找到的一些购买药品的发票和单据，包括他上次拿给我们看的给戴鑫服药的清单。苏玉甫找到法医进行核对，发现其中有大量的布美他尼、托拉塞米等高效利尿药，也有百忧解一类的抗精神类药物。法医当时就斩钉截铁地说了：“是这些没跑了，我们今晚就尽快化验，相信过两天就能得出更精确的结论。”

杨子汉刚开始和李国新一样，坐在椅子上闷头不语，我们问急了，他才说都是正常用药，不信可以去查阅有关资料。但当我们把法医的鉴定意见告诉他，并且跟他说法医还会进一步对他所用药物及剂量进行核查时，他有点儿坐不住了。

“你也知道，如果是我们这里化验出来、得出结论，那么你就被动了，再承认，性质也不一样了。当然，如果你能揭发检举，那就是立功情节了，我们也会让法院酌情给你量刑。”

杨子汉的心理素质显然和李国新不在一个档次上，他很快就泪流满面了。他咬着牙说：“这个戴鑫，就是个十足的浑蛋！”

“为什么？你是他的医生，他都听你的，为什么你们之间还有恩怨？”

“他知道我在心力衰竭这类疾病上算是专家，脾气又好，所以一直胁迫我、恐吓我，让我从医院辞职，专职给他做医生，让我随时随地在他需要时出现，像狗一样！”杨子汉一脸的鼻涕眼泪。

“你是正规的医生，为什么怕他？他胁迫你，你可以报警，难道说你有什么短处攥在他手里？”

“当然不是。可是他财大气粗，手下有很多马仔，赵威就是其中一个。刚开始我不同意，他就成天诱惑我，带我上夜总会，找小姐，还趁我睡熟之后让小姐给我拍艳照，放出话来如果我不同意他的要求，就把照片发到网上，让我身败名裂，没有一家医院敢用我！你们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死！他不是让我给他治病吗？不是让我帮他康复吗？他太小看我了，我就活活把他治死！”

宋琦一拍桌子：“你好歹是个医生！医者父母心，你知道不知道！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恐吓、威胁都是犯法的，你完全可以采取法律手段，完全可以不被他控制，你却反而采取了这么极端的方法。你太小看警察了吧！”

“我没办法啊！”杨子汉在屋子里号啕大哭起来。

我最受不了大老爷们儿掉眼泪，简直如坐针毡，赶紧问他：“对了，那你认不认识李国新？”

“谁？”

“李国新！就是那家健身房的经理！”

杨子汉木然地摇摇头：“我不认识。”

“你再想想！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再隐瞒，只能让你的坦白半途而废了！”

他在椅子上挣扎起来：“我真不知道啊！你们想，我已经交代了我自己的问题，何必再隐瞒其他细节？你们该知道的都能知道，我又何必自欺欺人？”

我和宋琦对视，都没法再从杨子汉的话中找到破绽。从讯问室出来，薛队正在签杨子汉的呈请拘留报告书，然后问我：“怎么样，能查出杨子汉和别人合谋吗？尤其是那个叫李国新的经理。”

我和宋琦摇头。确实，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杨子汉仇视戴鑫的心态是独立的、手法也是自我的。而且没有线索显示戴鑫和健身房经理李国新认识或熟识，甚至两个人连最起码的交集都少得可怜。如果仅仅凭借一台跑步机就给李国新定杀人罪，恐怕在法制处那里就要被打回来，别提检察院和法院了。

薛队在椅子上掐着脑门，想了半天，最后说：“等法医最后的结论出来，如果戴鑫完全死于低钠血症引起的猝死，那么对李国新来讲，咱们只能放人。”

“可是他的那些理由也太说不过去了啊！怎么听怎么像编的。”

“那你就找出他杀戴鑫的动机！一次没有动机的作案，对于正常人来讲，可能吗？”薛队对我们两个横眉立目。

晚上吃饭时我下楼，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琢磨半天，才想起是我在警校时的校友吴良睿。这家伙原先和我不同班，但因为一次期末考试时钢笔没水，我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所以每次碰见我都特热情。

我也很吃惊：“哎哟，你怎么在这儿！”

他也一脸纳闷儿：“这话应该我问你啊。我一直在刑侦支队啊。你怎么跑这儿来啦？怎么着，现在刑侦的案子也需要你们便衣支队介入啦？”

“我是借调过来的。”我谨记谢队说的话，要模糊自己的来头，赶紧转移话题，“你呢？你在几队？”

“我在技术队。前几天一直休年假呢。走吧，老同学，一起喝点儿去吧？”

“我值班呢。哪有你们搞技术的那么闲。”我朝他摆摆手，准备离开。

他也跟我道别，然后抱怨道：“谁闲啊，现在帮一队上个专案，天天搞监听，我耳朵都木了。”

我忽然止住脚步，折回来，问他：“对了，你能帮我查个手机号吗？就是查查这个号码的主人。”

吴良睿上下打量着我：“你们案子里的？那你可得先问问领导去。我可不接私活儿啊。”

我笑道：“哪儿能是我们队里的事啊，我们队里的可不用我操心。”我表面镇定，心里头噼里啪啦地编瞎话：“是一个骚扰电话，成天给我打，我都快烦死了，你就帮我行个方便呗。”

吴良睿说：“行，你把号码告诉我吧。能查到我就帮你查查。不过先说好，你可得替我保密。”

我赶紧掏出手机让他记了那条匿名短信的号码，然后千恩万谢，心里祈祷着能有一些意外收获。我总感觉，要想破解李国新是否存心杀害戴鑫，这条短信是独一无二的突破点。

明镜止水

每个人都有单独在家的经历。当敲门声响起时，就代表了一种未知的来临。你不知道到访者的身份、相貌、性格、目的，你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敲错了门。

你说，我会看猫眼，会接通门禁通话器。

可你别忘了，一切都是能够伪装的。记得小红帽的故事吗？记得画皮的故事吗？记得什么叫引狼入室吗？

有时候，危险就潜伏在你的眼皮底下，你却还盲目地自信。

8 _

法医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基本能确定戴鑫毙命于低钠血症引起的猝死。杨子汉难逃制裁是肯定的，但是就健身房经理李国新是否违法，我们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种声音以薛队为代表，他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无法将戴鑫的死亡与李国新篡改机器数据联系到一起，那么就无法认定李国新对戴鑫有谋害意图。顶多是为了商业效益存在一定的欺诈行为。另一种声音由法制处陈处发起，他认为李国新是否有动机还待查，可以先对李国新进行拘留，获得更长的调查取证时间，由刑侦支队和预审大队联合，继续深挖案情，搜寻证据。即使检察院不予批捕，最起码也不会给这个案子留下一条尾巴。

讨论进行了一上午，两种声音不相上下。后来分局局长杨胜东把薛队、谢队以及陈处都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则在办公室等信儿。中午吃饭时宋琦兴冲冲地进来，大叫：“我就说怎么着李国新和那个技术员何越都应先以破坏生产经营罪拘留！看来李国新少说也得是缓刑了！”

没想到我们还没应声，后面薛队黑着脸就进来了：“你吵吵什么？你懂个屁！等他把咱们告上法庭，你出庭啊！”

说得我们一屋子人都蔫头巴脑，只得赶紧埋头办手续。一直忙到晚上，杨子汉的手续还没做完，更可气的是陈处还让我去杨子汉曾经工作的单位取证，给他以前的上级领导做笔录，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物。幸亏谢队推门解救了我：“孙小圣，你跟我先出一个现场去！陆庭小区发现一具女尸！”

女尸可是所有侦探小说必须提到的，我一下精神百倍，扔下电脑就跳到门口。谢队厉声道：“你看看你那形象！把扣子都给我系上，把帽子也戴上！陆庭小区那么多老百姓，你怎么一点儿都不注意警容风纪！”

我一路挨着骂，跟他来到这座位于市区边缘的中档住宅区。这样的小区在古城有很多。古城虽然经济繁荣，但由于主打三产，照顾旅游业，市区内的主流建筑都是古建筑，三步一牌坊五步一佛庙的。市中心的住宅区都是大户的套院，现在都是有钱人的私宅或者公司。再加上近年来一些低矮民房的拆迁改造，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一般都住在环市中心的新建小区里。这陆庭小区就是其中一幢，里面住了很多白领，有租房的，有供房的，还有一些吃瓦片（依靠房屋出租生活）的本地人。见警车呜呜地开进来，事发楼下已经被住户围得水泄不通。

我们上了四楼，发现 501的厨房里有一具头朝窗户、面部朝上的女尸。从面部的铁青程度和四肢僵硬程度来看，应该是刚发现没多久。一个在现场勘查的技术员跟谢队说：“初步看就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死者脖子两侧有瘀痕和破皮，应该是凶手留下的。”

那女子五官精致，而且好像还是素颜，脸上基本上看不到化妆的痕迹。而且衣着也很随意，就是普通的居家服，只不过上衣的扣子从上面开着两颗，这好像不大正常。

“死者身份确认了吗？”谢队问。

“还没有。但从室内的摆设和生活用品来看，死者生前应该是一个人居住。这应该是她的手机。”旁边一个侦察员提起一个塑料袋。

“从手机的联络人里查查她的身份，还有赶紧找到她的身份证件。现场有被翻动过的痕迹吗？有贵重物品吗？”

“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卧室的柜子里有一些现金，数目不大，还有一些银行卡和首饰。感觉不太像是图财害命。”回到队里没多久，技术队吴良睿那边就带来了话，说是现场没提取到有价值的指纹和足迹。看来是被人故意擦拭过。

我趁着谢队跟薛队讲案情的工夫，跟着吴良睿到了他的办公室，问他号码帮我查得怎么样了。吴良睿正抓着面包大嚼，见我进来先一通抱怨，说什么工作太忙了云云，只是帮我草草地查了查，发现那个号码是没有用身份证注册过的，而且最起码已经三天没开过机了。我问：“那能帮我定下位吗？”

“大哥，你太高看我了，就算是开机的号码，也得有充足的通话时间来定位，再想精确，那就不是我一个人能搞定得了了。”他两手一摊。

“为什么不能？只要他开机！”我一脸不屑。

“你开玩笑呢，那也得谢队批示才能给你细查。我倒想问问，一个骚扰电话，你用个软件屏蔽了不就行了吗？至于这么上心？”

我看了他半天，终于试探着问：“哎，原先咱们队的李出阳，你不会不认识吧？我们班的，和我一个宿舍的那个？”

吴良睿面无表情地点下头，继续嚼着面包：“认识。”

见我不说话，他也不开腔，拿起杯子使劲儿喝水。我只能采取主动：“你知道他为什么辞职了吗？”

“我怎么知道？不过他的事你最好别打听。”他耸着肩膀，把剩下的皱巴巴的塑料袋扔到垃圾桶里。

“为什么？你就照实告诉我，我又不传出去。”

“你查这个电话跟李出阳有关？”

“当然没有了，我是看见你突然想起来了。刑侦支队除了你我，好像就没有李出阳的同学了吧。”吴良睿把门关上，一脸严肃地坐下来，又神神秘秘地让我坐下。

我见他有吐口的迹象，赶紧催：“你就说吧，这儿就咱们两个，还搞得跟地下工作似的。”

“我也只是听说，具体的也轮不到我知道。我只知道李出阳在辞职前上了一个专案。这个专案好像只有谢队、你们队的薛队和宋琦，还有刑侦总队的几个人参与，其他人一概不知。李出阳脑袋瓜子聪明，人又成熟，据说他把案情理得门儿清，又自己摸出了不少线索和证据。但是他却辞职了，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

虽然他说得含糊其词，但也是我来到刑侦支队之后听到的有关李出阳最详细的描述了。我一脸兴奋，赶紧追问：“那你知道他们上的是什么专案吗？”

“好像是个杀人案。嫌疑人是个年轻女性。别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和那女的有私情？”我觉得听到这里我只能这么分析。

吴良睿赶紧挥手：“我一猜你就和他们一样肯定往这方面想！具体的谁知道啊。不过我倒是觉得，要真是有私情，哪能这么容易就批他辞职？且得查他呢。”

我想到自己就是冲着查李出阳去的，先汗颜了一把，又说：“那个女的被处理了吗？”

“没有，说来也怪，到现在那个案子还没下文呢。据说只有李出阳掌握了证据，但他辞职了，所以全部线索都断了，也就更别提形成什么证据链了。更奇怪的是，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李出阳和那女的有私情。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李出阳自主脱离公安队伍。你说这事奇葩不奇葩？”

“是挺奇葩的，要不然谢队……”我差点儿就说出谢队委派我的任务了，赶紧改口，“要不谢队他们现在缄口不提这事儿呢。”

“别说你了，我在刑侦干了三年，眼看着他们上专案上了两个多月，也没再听到这个案子有下文啊。说不定就当无头案，不查了。要是再查，发现李出阳真有事儿，那咱这儿可就该鸡飞狗跳了！”

我正想再问什么，就听楼道里薛队正在扯着嗓门儿喊我。我回去一听，他们分析案情正到关键之处。说是这个女尸案现场最大的疑点就是虽然死者被掐死，衣服也被扯开，但目前并没有性侵的迹象。而且从现场来看，屋内仍留有相当一部分财物，比如笔记本电脑、iPad（苹果平板电脑），甚至还有一些银行卡。如果是劫财的话，不像是熟人作案的特征。如果是劫色的话，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薛队说，感觉像是有人临时起意，入室劫财劫色，但因为某种原因，劫色没有得手。

“死者名叫傅欣欣，是古城郊区人，公司白领，一直独自租住在陆庭小区。家属已经联系上，正在从郊区往这里赶。”廖洁说。

“小区有监控吗？”

“小区大门口有，但院内的监控少得可怜。单元门口肯定没有。”

“走访周围住户有什么发现吗？”

“周围住户普遍反映傅欣欣生前独居，有个男朋友，来过她这里两三次，但最近一个月都没来过。”

薛队用手指头敲着桌面，说：“这样，尽快督促技术队把现场发现的可疑物品归纳出来，然后把收集到的指纹尽快输机，对照信息库，看看有什么收获没有。苏玉甫去电话局调傅欣欣的通话记录，宋琦和孙小圣去傅欣欣单位走访，重点是找到她的男朋友，我和廖洁留下接待傅欣欣的父母，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线索。”

这时已经过了凌晨 3点，我和宋琦眯了一小觉，赶在早上 9点就到了傅欣欣的单位，那是一个时尚的图书公司，傅欣欣还是个小官儿，好像是编辑部主任。据她的同事反映，傅欣欣还算比较好接触，除了有些拜金外，对朋友比较仗义，对下属也很照顾，公司里没什么仇家。她生前确实有个男朋友，但是她两个月前就跟搭档说已经分手了，也没说明是什么原因。

“你猜可能是什么原因？”我问她的搭档。

“唉，钱呗！”她的搭档聊起八卦来就滔滔不绝，刚才这姐们儿还在我们面前哭了一鼻子呢，现在又畅所欲言起来，“欣欣这个人，对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她自己挣得不少，但还老是做梦有一天能发大财，当上大老板；所以工作上拼命，生活上苛刻。她男朋友叫高野，是她的大学同学，不是本地人，专门为她来到咱们省，在古城的一家出版社上班。刚开始我们公司就利用高野从出版社弄到了一些书号，后来这层关系用不到了，两人也就聚少离多了。而且出版社一个月能挣几个钱？所以我们姐妹们早就说他们长不了。”

“你认为两人从关系转淡直到最后分手，他们之间有矛盾吗？或者你听说过他们吵过架什么的吗？”

“哎哟，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私生活的事儿，欣欣想说就说，不想说我们也从来不问。毕竟她还算是我的上司呢。不过你想啊，他们两个一旦分手，肯定是欣欣提出来的啊。哪个男的被甩了心里能没想法？”

从傅欣欣的公司出来，我们第一时间给薛队打了电话，薛队的意见很明确：高野还是有一定作案嫌疑的，所以务必要联络到这个人。

找高野很方便，他所在的那家出版社虽然古旧，但确实是古城出版界的老字号，我们到那里时他正在办公室校对书稿。见到我们一行人很莫名其妙，他问：“怎么，我出的书里有什么违禁的内容吗？”

听说自己的前女友死于非命，高野的眼睛瞪得比鸡蛋还大，颤巍巍地站起来，在阳台上抽了半天烟才缓过神。他问我：“你们不会是怀疑我吧？我跟她都分手两个多月了，基本都没怎么联系过。”

“一次联系都没有？”

他狠狠地吐着烟雾：“要说一次都没有，也不是。她郊区的父母去年买房子管我借过六万块钱，当时我们还没分手，分手后她说一定在今年上半年一次性还给我呢。上个礼拜我给她打了个电话问这事儿，不信你们看这个。”他三下五除二地打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抽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就是傅欣欣写给他的借条，与他所说无异。

我们还是把高野带回了队里。在询问室，宋琦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案发时他在哪里；第二，他们是如何分手的。

高野说，昨天是礼拜日，他一直在自己的出租房屋内休息，由于礼拜六加了一天一夜班，所以昨天他睡到晚上才醒，然后就一直上网看新闻，并没有离开家门。至于他们分手的原因，高野倒是讲得颇为坦诚。他说他和傅欣欣确实存在价值观不同的问题。傅欣欣比较理想化，总觉得自己是小资，生活要有情调、有质量；而高野比较务实，比较重视柴米油盐。所以两个人在工作后就像两条仅仅交叉过一次的直线一样，越离越远。但基本上两人也算是和平分手。因为二人毕竟交往过很多年，都熟悉彼此的秉性，而且也都不小了，不再是那种气血冲头的年纪了；所以在确定无法结婚的情况下，很快料理了彼此之间的事情，各自开展新生活，井水不犯河水。

“可是据你所说，你和傅欣欣之间并没有把事情料理干净啊。你们之间还有六万元欠款呢。”我说。

“对，可是我有借条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现在并没有到她答应还钱的期限，即使到了她不还我，我也可以去法院起诉她啊。她有那么体面的工作和收入，我还怕她一直拖欠着不还？”

好像理论上说得通。宋琦又问：“傅欣欣跟你分手后，又交新男朋友了吗？”他摇摇头：“这个我完全不知道。也不过问，没意思。”“她这个人，社交面复杂吗？”

高野昂着头想了想，说：“你要说复杂吧，也不复杂。因为她毕竟是个编辑，在出版界还是很循规蹈矩的。撑死了认识一些小说作者、杂志写手、网络作家啊，都是足不出户的宅男宅女，原先听她说过跟这些人打交道挺没意思的。”

“那她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爱好……这你得容我想想。”

这当儿薛队把我叫了出来，问情况怎么样。我说还没什么收获呢，薛队一脸官司地挠着头：“唉，傅欣欣的父母一个犯了心脏病住院了，一个在我那屋哭得晕过去两回，我脑袋都大了！”

“问出什么来没有？”

“她妈——就是在我屋那个，就说昨天中午她还跟傅欣欣通过电话。是因为头两天傅欣欣问她手头上有没有钱，先凑两三万，她想把高野的钱还上。于是她就打电话告诉闺女说钱已经凑够了，什么时候给她打过去。”

我说：“看来高野倒是没说瞎话。”

我想了想，又说：“傅欣欣的尸体是在晚上 8点被邻居发现的。这样说来，傅欣欣肯定是死于当天下午或者晚上之间，这点倒比法医给出的结论更准确。”

薛队看着我，笑道：“是吗？你确定当时接电话的就是傅欣欣？虽然她母亲说听声音是，但毕竟讲了不到半分钟就挂断了。”

我感到后背一阵发冷，问：“问出是因为什么挂断了吗？”

薛队耸着肩膀：“你可以进去再问问。”

正说着，他那屋又传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哭声。

薛队说：“我还是赶紧进去再安抚安抚吧，别又晕过去。你们好好盯盯高野，一定要找出有价值的线索！”

我回了询问室，听见高野正在跟宋琦讲情况，两人正说什么网上购物。据高野说，傅欣欣在家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网购，瘾很大，几乎每天都要上购物网站，有时一个礼拜就要买好几百的东西。这也是她为什么一直攒不住钱还要管他借的原因。

宋琦问：“她平常都爱买什么？”

高野答：“一般都是女装和化妆品。有一家网站她是常客，原先恋爱时，她挑好了东西还经常让我付款，所以我也有她的账号和密码。”

宋琦说：“那你现在能登录那家网站，看看她最近有没有下单吗？”

高野说：“可以啊，如果她没改密码的话。”

我们找了台有外网的电脑，看着高野上了那家购物网站，用傅欣欣的账号登录，果然成功。然后交易记录显示，傅欣欣在前天中午购买了一款爽肤水。卖爽肤水的店家就在本市，已经发货，但还没有确认收货。

“看物流！”宋琦用手指头敲着桌面。物流信息显示，那款产品已经运送到本市一家快递公司。派件员叫李守言。

“联系这个李守言，看看他昨天去没去过傅欣欣家！”宋琦如获至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