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之中秋二命疑案

松川奈々

本文转载自公安部主管惟一大型法制文学期刊《啄木鸟》作者东方明
特别注明故事的大致走向是按照老案卷来写的，其中人物对话特别是心理描写和对话什么的属于脑补，所以说可以当小说来看待，他的正式说法是纪实文学。
一、刑释当日夫妇双亡


　　1955年9月30日，农历乙未年中秋节。
　　位于北站区的北火车站，是当时上海市唯一的一个铁路客运车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昼夜喧嚣不停。这天是中秋，正好与国庆双节相连，北站的旅客比往日更多，公安也加派了警力，若干支由民警和公安部队战士（相当于后来的武警）组成的巡逻小组频繁穿梭于车站内外。这一幕，对于提着旅行包走出车站检票口的韦焕第来说，不禁觉得颇有些稀奇。这是因为他是上海解放四个多月的时候被捕的，刚从苏北劳改农场刑满释放，他印象中的上海北站还是旧时的样子。
　　走出人头济济的站前广场，韦焕第对并肩而行的妻子韩少珍说：“上海这些年的变化可真大啊！”
　　韩少珍说：“别说北站，就是咱们家那一带你可能也认不出了。
　　“那我下午先到咱家附近转转。”
　　当天下午，韦焕第真的出门转转去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他这一转，竟然把自己转进了阎王殿！
　　距韦焕第家所在的公平路约一公里开外的唐山路上，有一家浴室——“逍遥池”。这是一个名叫高复生的老板开的。高是宁波人氏，很会经营，二十五年前开设“逍遥池”时，打的是高中低三档通吃的算盘，要把附近的各类消费者都吸引过来。所以，开场就是先声夺人，建造了一个独立的院落，内用花墙隔成三个小院，三个方向开了三个门面，都悬挂着“逍遥池”的金字招牌。
　　朝西的是面对大众的低档浴室，只向男性浴客开放。内里设施与寻常大众“混堂”（沪上对低档大众浴室的称谓）无异，水泥砌就的特大浴池，其面积比Ⅱ型游泳池（25米×10米）还大，早到的浴客可以在里面游泳；大统间更衣，卧榻是通铺，茶房伙计都是五大三粗的壮汉，接待浴客时一开口震人耳鼓——这是沪上“混堂”的经营诀窍，专门对付那些想把“混堂”当旅馆的浴客，让你一次次惊醒，睡不成觉只好离开，腾出位置接待新浴客。
　　朝南的门面是中档浴室，男女不拘，只要买票，均可享受一应服务。当然，内里的更衣间、浴池都是分开的，进得门去各分东西，装有隔音设备，鸡犬之声不闻，充分保护隐私；备有中型浴池、集体淋浴房两种，供浴客自行选择；另设男女擦背、修脚师，提供收费服务；更衣间装有热水汀、电扇供冬夏取暖或降温之用，每位浴客单设伸缩式躺椅，而且不限时间，男女茶房都面容端正，吴侬软语，轻声细气。
　　门面朝东的便是高档洗浴场所了，进得门去，宛若入了苏州园林，鲜花草坪，小桥流水，鸟语啁啾。浴客沿着绿藤婆娑的葡萄架曲曲弯弯行至一排飞檐翘角的古典式平房前，有迎宾小姐殷勤相迎，浴资是浴后结算的，浴客只消说想进几号间洗浴便可；穿过大堂一侧的圆形门洞，眼前是三条走廊，左侧是男浴区，右侧是女浴区，中间则是鸳鸯浴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提倡新道德新风尚，鸳鸯浴已经取消，改为“敬老爱小浴区”，专供成年父母携年幼子女使用。
　　高档区是清一色的单间浴室，进门是更衣休憩小间，可任意调节坐姿的弹簧躺椅、真皮搁脚凳、茶几、茶具、电话一应俱全，茶几一角有电铃，浴客有什么需求，只消按铃，大堂服务台就会指派专人前来伺候。里间就是浴室了，英国进口的白色珐琅铸铁浴缸、淋浴设备和台盆、镜子等，应有尽有。
　　凡是来过“逍遥池”高档区的浴客，都对“有钱就是有尊严”这句话有真真切切的体会。不过，有一个人对此可能会有异议，那就是刚从苏北劳改农场刑满释放回沪的韦焕第，他是“逍遥池”开张二十五年来死于此间的唯一一个浴客。
　　上海解放后，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消费观念逐年发生变化，提倡勤俭节约已经成为大部分市民的共识，加上诸多原先对工人生活不予关心过问的私营厂家都自造了“混堂”，所以，“逍遥池”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到本案发生的建国六周年国庆节前夕，“逍遥池”资方已经数次向政府递呈请求准予公私合营的报告，区、市工商联也三次派员前来了解经营情况。据资方出示的经营台账显示，“逍遥池”这时已经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要不是政府规定私营企业不能自行歇业，“逍遥池”肯定早已关门了。资方不敢违规行事，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经营，而且还得高中低三档浴区照常营业。可想而知，“逍遥池”早不是以往那样天天浴客盈门的景象了，低档区中午开门后（旧时沪上浴室营业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到次日早晨六点）倒还有一些浴客，高中两档则通常到天黑后才有少量浴客光顾。
　　不过，这天有些例外。中午十二点“逍遥池”刚开门，就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跑过来，递上钞票说预订一间高档浴区的男性浴间，指明要21号，下午两点左右来洗浴。“逍遥池”的规矩是先洗浴后付费，但预订浴间却须事先付款。当下，服务台收了钱钞，出具一纸单据给对方。下午两点多，果然有一男性浴客持单据前来洗浴，这人就是韦焕第。侍者老丁看他那落魄样子，料想是第一次来，当下将其引领进21号浴间，正要说明室内一应设施的操作方法，韦焕第却一挥手说他以前来过，不必费心。
　　半小时后，老丁来送开水。他习惯性地看了看21号浴间门框上方的红灯，没亮，那说明并非“请勿打扰”，于是就轻轻叩门，里面没有反应，再叩重些，仍没动静。这种情况平时也经常出现，比如有的浴客人浴前先小憩片刻，自然听不到敲门声。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下，老丁通常会过一会儿再来。但他被先前韦焕第的那番生硬态度惹得有些不爽，解放六年多了，劳动人民早就翻身了，再牛的资本家来“逍遥池”，对服务员也是客客气气的，一口一个“师傅”，不像从前那样凶声霸气地大呼“茶房”，你一个落魄主儿算什么东西！现在，既然“请勿打扰”的信号没亮，那打扰你一下也不算违规。
　　老丁就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出乎意料的是，外间躺椅上并无那浴客，里间的水龙头却是“哗哗”有声。老丁寻思别发生了什么意外，当即敲响里间的房门。敲了几下没反应，他便推门而入，结果惊骇地发现浴缸中泡着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具尸体。
　　上海市公安局提篮桥分局的刑警赶到现场时，里间那口放满了热水的特大号浴缸里，水龙头尚未关闭，还在“哗哗”流水，散发的热气笼罩了整间浴室，粉红色地砖铺就的地面、白色瓷砖贴成的墙面以及浴缸边沿等所有可能会遗留脚印、指纹的地方，到处都是水汽凝结的水珠，可想而知什么痕迹也没提取到。好在里间的门是关闭着的，外间并未受到影响，不过刑警只提取到了一个人的指纹和脚印，后经鉴定证实，系死者本人所留。外间还有死者入浴前脱下的衣服，口袋里有一些零钱，以及一张竖体印刷的释放证明书。
　　市局派来的法医赶到了，随即对尸体进行解剖。死者全身无任何外伤，皮下也未见淤青痕迹，颈部无勒痕，气管内有少量积水，但肺内并无积水。法医推断，死者的心脏应是猝然停止跳动的。当时他泡在浴缸里，心脏骤停后失去知觉，身体歪倒致使口鼻进水。这时死者已经失去了呼吸功能，所以水并未进入肺内。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心跳骤停的呢？法医排除‘了心肌梗死，但以当时的医学水平，不能确认是否有其他心脏隐疾，因此，最后的结论是：不能排除某种心脏隐疾在闷热、潮湿的条件下被诱发导致心脏骤停的可能。
　　市局法医有了上述鉴定结论，提篮桥分局的刑警就退出了这项调查，剩下的收尾工作交给派出所去做了。由于死者口袋里遗留了那份释放证明书，所以警方无须费时费神识别死者身份或寻找其家属。按照当时上海市的治安工作规定，刑满释放返沪者之前所在的服刑单位应于该犯释放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其住所的管段派出所，因此，协助封锁现场的唐山路派出所民警当然知道韦焕第其人及其家属的情况。当下，民警就把联系殡仪馆接收尸体之事交由“逍遥池”去做。
　　“逍遥池”开张二十五年以来还是头一回撞上这等倒霉事儿，自是想早点儿了结，刚把民警送出门，就立刻给西宝兴路殡仪馆打电话让派殡葬车把尸体运去。民警呢，按照当时办此类事儿的惯例，也不必亲自出马去通知家属或者让居委会转告（居委会没电话），而是根据户口底卡上的信息，给死者妻子韩少珍供职的“宝隆汽车修理厂”打电话，委托厂方转告噩耗，让家属前往西宝兴路殡仪馆联系火化事宜。
　　“宝隆汽车修理厂”是一家私营企业，倒不像“逍遥池”那样径直走下坡路，新中国成立后，业务反倒蒸蒸日上。当时中国还不能自造汽车，使用的都是外国车。这些车使用时间长了，发生故障或零部件磨损，就得送厂维修，所以该厂的活儿多得不得了，客户常常要提前一段时间预约才能排上号。户籍警的电话打到厂里，接听电话的庶务科长彭正明大吃一惊，说别弄错了吧，老韦上午才回家，午后我受钱厂长委派还去他家看了看，当时蛮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
　　警察当然不会跟他开玩笑，彭正明便去向董事长兼厂长钱复毅报告。钱外出了，联系不上，于是彭正明就决定直接通知韩少珍。韩少珍在“宝隆厂”食堂工作，这天上午请了半天假去北站接丈夫，午后就上班了。可彭正明去食堂一问，食堂的大师傅却说她已经回家了。彭一怔，难道她已经知晓噩耗了？大师傅说，膳食科长知道她丈夫今天回来，就让她提前下班了。
　　这样，彭正明只好跑一趟了。好在路不远，而且“宝隆厂”有的是修理好后需要试车的汽车、摩托车，他是有驾照的，就开了辆摩托车直奔公平路。途中，秋雨又浙浙沥沥下了起来，彭正明没穿雨衣，顶风骑着摩托，身上弄得透湿。他寻思，这报丧的活儿本是派出所的职责范围，警察图省事叫厂里办，我何不如法炮制，让居委会通知韩少珍，也省得面对韩少珍那番哭哭啼啼的场面。打定主意，他就去了居委会。居委会干部倒是乐意干这事儿的，听彭正明如此这般一说，治保委员刘嫂立刻叫上居民组长沈大妈，两人赶到韦家门口，却吃了闭门羹——门上挂着一把铜锁，韩少珍不在家。问了邻居，邻居说先前看到韦师母回家的，还说了几句话，她说要去菜场买菜，晚上包馄饨吃呢。
　　刘、沈便去了菜场，转了一圈，也没看见韩少珍。两人只得重返韦家。韦家还是锁着门，两人有点儿着急了——报丧这事，既然已经答应了，就要尽快通知本主，总不成拖到明天再说吧？这时，住在附近的黄婶过来了。四十多岁的黄婶面慈心善，六年前韦焕第折进局子后，许多人听说会被判死刑，便对韩少珍冷眼看待，有的是为“划清界限”，有的是因为迷信，担心沾上晦气一辈子倒霉。只有黄婶念着韦焕第以前经常热心帮邻居干一些诸如修电灯、修自行车一类的杂活，认为现在人家遭了难，她应当帮一把。所以，当韩少珍接到“宝隆厂”的招工通知，却为一对双胞胎子女上托儿所的接送问题发愁时，黄婶主动把这事承担下来。六年来，两个孩子一直由她接送，直到今年上了小学。
　　六十年前的上海街头，车辆远不如现今多，如同吃了兴奋剂一样横冲直闯的司机也比较少见，人贩子更是基本绝迹，所以小学生上学放学都是自己步行前往的。不过，黄婶还是继续提供帮助。那时学生学业轻松，放学早，回家的时候家长多半还没下班。黄婶担心孩子贪玩误了家庭作业，就让这对双胞胎放学后先到她家做功课，下午五点多韩少珍下班后，顺路再把孩子接回家。
　　可是，今天却有点儿反常。此刻已经六点了，韩少珍还没出现。再说韦焕第这当儿也该回家了，夫妻俩却都没露面。黄婶觉得纳闷，便来一探究竟。
　　三个女人打着雨伞站在韦家门口议论，其他的邻居也围拢过来。七嘴八舌正说着，对面弄堂的胡嫂经过这里，她说大约三点半时亲眼看见韩少珍提了一篮子菜开锁进门的，两人还聊了几句。韩少珍说准备晚上包馄饨，再烧几个菜给老韦接风洗尘。这会儿她应该在家烧菜包馄饨呢，怎么门又锁上了？胡嫂这么一说，一千邻居更觉得奇怪，隐隐怀疑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儿。当时还没有《物权法》，也没有110，发现邻家情况有异不必找派出所，况且还有居委会的治保委员在场，众人干脆破门而入。
　　女主人韩少珍果然在家，不过，她已经是个死人了！

松川奈々

二、电击杀人


　　韦家住的是平房，进门一间是客堂，客堂右侧是里外两个卧室，大人小孩儿各居一间；客堂的里间亦即卧室的隔壁是厨房，厨房后面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院子，沪上称为“天井”。韩少珍就死在这里，她是触电身亡的。菜篮子原本是拎在她手里的，触电时被甩飞出去，撞在墙上再弹落到地上，墙上的石灰都被磕掉了一大片，可见其触电时身体受到的电流冲击是何等强烈，菜篮子里的猪肉、豆腐干、河鲫鱼、香葱以及馄饨皮等，散落一地。
　　分局刑警接到报案迅速赶来，市局法医再次出动。法医听了一干邻居提供的情况后推断，女主人买菜回来，收起雨伞脱下套鞋（即胶鞋），拎着菜篮子去厨房。她收雨伞时，手上肯定沾到了雨水，湿手触及厨房门的一瞬间，发生了触电事故。
　　推厨房门怎么会触电呢？这里先要说一下韦家的门窗。韦焕第入狱前是汽车修理厂的技工，整天经手的就是各种型号的金属薄板，即汽车的“车皮”，破损的拆下来，新的换上去。拆下来的旧“车皮”和换新“车皮”时裁剪下来的边角料，就是废金属。不过，这种废金属跟一般意义上的破铜烂铁有区别，不但不锈不烂，而且颜色各异，放在一起五颜六色煞是好看。韦焕第是“外国铜匠”（旧时沪上对钳工的称谓），入住伊始就向厂里买了些换下的各色“车皮”，拿回家裁剪后钉在门窗表面，既结实又美观。
　　他怕是没料到，韩少珍的触电就是由此引发的——有人从厨房电灯的灯头部位接出一截电线，裸露的那一头系在一枚铁钉上，铁钉的前半段砸进了厨房里侧的门板，后半段连同缠绕在上面的导线横砸在紧贴门板表面的“车皮”上。这样一来，整扇厨房门就通上了电。当天下着雨，地面本来就是湿的，韩少珍的手上又沾了水，触电的几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刑警估计，凶手做了这番手脚后并没离开，就藏在韦家屋里。待确认韩少珍死亡，这才离开现场，而且把门锁上了。
　　韦家的地面是泥地上铺了一层青砖，由于家人每天多次走进走出，鞋底的灰土甚至油污就会附着在砖地上，形成一层黑色油泥，沪上将其称为“脚泥”。1958年“大跃进”时，政府号召城市居民为郊区农民提供肥料，家家户户都用菜刀铲下脚泥，集中到一起，统一运往近郊农村。正因为这种地面对脚印比较“留恋”，刑警现场提取到了数枚跑鞋鞋印，当下就有人怀疑，这可能是死者的丈夫留下的。
　　先前法医在“逍遥池”就地解剖韦焕第的尸体后，按照当时的惯常做法，不可能把从尸体上脱下的衣衫鞋子再给穿上，而是白布一卷就由殡葬车拉走了。待到死者家属确认尸体后，自会置办寿衣鞋帽请殡仪馆给死者穿戴齐整。韦焕第遗留在“逍遥池”现场的衣衫鞋子，则由民警带回派出所了，回头再通知家属去取。刑警到派出所看了韦焕第的衣物，其中有一双崭新的皮鞋。量了量，尺码倒是跟韦家现场提取的鞋印接近，不过，这双皮鞋的鞋底几乎未沾尘土，应该是刚买的。
　　当天晚上，提篮桥分局决定对韩少珍被害案立案侦查，当即抽调了四名刑警加上派出所的一名民警组建了一个专案组。专案组长袁辉友系分局刑侦队副队长，山东淄博人，初中文化．1946年参加革命，从事情报工作，1948年3月淄博全境解放后，调往淄博特区公安局担任侦讯组长，上海解放后来沪，先在市局刑侦处，两年后调提篮桥分局刑侦队。袁辉友接到任务后，随即召集专案组成员开了首次案情分析会。
　　专案组五名成员都参加了“逍遥池”和公平路韦家两处现场的勘查，组长袁辉友是两次勘查的主持者，因此众人对案发情况已经了然。大伙儿先讨论的是之前在勘查韦家现场时就已产生的怀疑：会不会是韦焕第在家设置了杀妻陷阱并看到她确已触电身亡后，再去“逍遥池”洗澡，不料心脏隐疾突然发作而猝死于浴缸内？
　　这种猜测并非没有可能，不过须找到韦焕第的作案动机，这就需要了解韦焕第的人生经历。专案组成员张博是韦家管段派出所的民警，系留用旧警察。上海初解放时，公安系统留用了一些旧警察，后来随着新政权自己培养的警察业务不断精熟，逐步将留用人员淘汰，到1953年已经所剩无几了。那时候不讲人情，只讲原则，落实上级指示积极迅速，所以可想而知，留下的旧警察要么以前为革命出过力，要么业务精通且向无劣迹。张博属于后一种。他年岁不算大，才三十六岁，却是一个已经干了二十年侦探活儿的老刑警，公共租界巡捕房、国民党、日伪警察局都待过，参与调查的是清一色的刑事案件。这人很聪明，言语不多，观察细致，勤于琢磨。他在唐山路派出所干的是治安警，但对应属户籍警才掌握的管段内的方方面面情况也都知晓。此刻，他便详细介绍了韦焕第的情况——
　　韦焕第，1918年出生于江苏东台一个富农家庭，幼年时家乡遭遇水灾，时疫肆虐，全家三代八口人死得只剩他一人，在家乡无法生存，他就跟着乡里的大人一路行乞来到沪上。从八岁到十二岁，他讨了整整四年饭，偶然遇到了一个机会。那天，他饿着肚子在公共租界二马路（九江路）上行乞时，一辆黄包车从身旁一闪而过，车上的乘客往路旁垃圾箱里扔了一件东西。韦焕第眼尖，捡出来一看，竟是一个钱包，里面分文全无，只有一张印着洋文的铜版道林纸和一页信纸大小的旧纸。韦焕第上过两年私塾，识得若干汉字，却不谙洋文。不过他认得上面的阿拉伯数字，寻思这可能是外国银行的支票；再看那旧纸上的文字，勉强能够分辨出这是一份借款契约。四年行乞生涯，使得这个十二岁的小叫花的阅历远比同龄少年丰富得多，他猜测刚才那个坐在黄包车上的家伙大概是个扒手，窃得了某个富人的钱包，把里面的现钞拿走后扔掉了钱包。韦焕第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按照借据上的地址找上门去。
　　韦焕第的判断是准确的。那个失主是租界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老板，姓钱名复毅，那借据是他出借给朋友的一笔五千大洋款项的凭据，而那朋友却抵赖拒还。这天，他带着这份证据去跟律师见面，那张花旗银行的支票则是支付给律师的诉讼代理费，不料在电车上钱包失窃，此刻正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更没想到的是，一个小叫花竟然把钱包还给了他。钱老板大喜过望，拿来一百元钱硬要塞给韦焕第。这当儿，韦焕第显出了他的少年老成，提出不要分文酬谢，最好是给他一个饭碗。钱老板当场拍板，让他进自己经营的“宝隆汽车修理厂”当了一名徒工。
　　不仅如此，钱老板还安排韦焕第拜全厂金工技术最好的一位“外国铜匠”王师傅为师。韦焕第脑子机灵，但动手能力有点儿差劲，学了三年满师的时候技术平平。不过，他凭着那份察言观色的本领，结识了一个一度在上海滩鼎鼎有名的朋友，那就是抗战时被称为“七十六号魔王”的吴四宝。
　　吴四宝早年是公共租界跑马厅的马夫，后来改行当汽车司机，最初给“丽都舞厅”的老板、青帮名人高鑫宝开车，并拜高鑫宝为“先生”，后又转投另一青帮“通”字辈大佬季云卿门下。吴四宝跟钱老板是南通同乡，由于钱的汽车修理厂有机床设备，所以季云卿私藏的武器一旦发生了故障，就由吴四宝拿到钱老板的修理厂修整，需要更换零部件的则用机床设备自制。枪支修好之后，由吴四宝带往郊外试枪。吴四宝每次试枪，都会叫上韦焕第。时间长了，两人就成了一对忘年好友。
　　1939年，吴四宝带了一批弟兄投靠汉奸李士群，组建了“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行动大队，他被任命为大队长兼“警卫总队副总队长”。吴四宝带去加入汪伪特工的弟兄中，有一个就是韦焕第。1942年，因策划抢劫日本人的黄金，吴四宝被日本宪兵队勾结李士群毒毙。吴四宝死后，韦焕第随即离开“七十六号”，改行当了出租车司机。三年后，抗战胜利，“军统”奉命追缉汉奸。韦焕第只是吴四宝手下的一个跟班，说是行动特工，不过是替人家望望风而已。但是，“军统”还是将其列入缉拿名单。惊恐之下，韦焕第逃返苏北老家，以机修谋生，还娶了长相俏丽的老婆韩少珍。1949年1月，韦焕第接到钱老板的信函，说王师傅病逝，修理厂需要技工，希望他回沪——当然并非指望韦焕第的金工技术，而是想借“名匠王师傅弟子”的名义为工厂扬名，在竞争中增添一枚砝码；钱老板信中还说，追缉汉奸的事儿早就不了了之了，让韦焕第不必担心。
　　这年春节后，韦焕第带着老婆和一对双胞胎子女返回上海滩，重操修车旧业。王师傅早年是英国海轮上的轮机工，跟英国佬学得一手维修技术。后来上岸另谋生计，一报履历，乃是名副其实的“外国铜匠”，自是人人争着要聘他。他先后在船厂、发电厂、纺织厂、机修厂以及租界工务处干过，最后钱老板以入干股的形式作为拴马桩，才把他留在汽车修理厂。王师傅的金工技术的确属于行业翘楚，而且由于频频跳槽，人头也熟，跟钱老板合作之后为工厂创收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人既肯钻研，必认死理，深信“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乃是至理名言，因此一直不肯收徒弟。后来发生契约失而复得之事，须知汽车修理厂王9币傅是占股份的，一旦损失他也有份，所以他也很感激韦焕第，在钱老板的劝说下，破例收这个十二岁的少年为徒。
　　王师傅病逝后，工厂业务受到影响，钱老板就想到了韦焕第。其实，“宝隆厂”的其他老师傅足能对付得了所有汽车故障，让他们同心协力技术攻关造一辆汽车也不在话下（后来制造中国首辆“上海牌”轿车的技术队伍中，就有二位骨干是当初“宝隆厂”的技工）。因此，尽管韦焕第的技术水平一般，但靠着王师傅高徒这块招牌，为厂子拉回了不少流失的客户。可想而知，钱老板自然要像当初拴住王师傅那样牢牢地控制韦焕第，不但薪水加份倍，还把公平路上的一座老式平房送给他作为住所。
　　不过，好景不长。也就几个月工夫，上海解放了。不久，市军管会贴出布告，勒令凡是参加过伪党政军警宪特以及反动会道门的人员，都须限期前往公安局登记。韦焕第生性胆小，不敢迟缓，立刻奔公安分局登记。分局接待人员也没说什么，让他回家该干啥还干啥。韦焕第以为没事了，不料三个多月后的一天深夜，警察忽然上门将韦焕第铐上**捉拿归案，罪名是汉奸。
　　消息传出，汽车修理厂的工友和公平路街坊邻居间顿时议论纷纷，说韦焕第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行动特务，“七十六号”人称“魔窟”，其罪责肯定首当其冲，况且韦焕第和“魔王”吴四宝的关系不一般。如此看来，韦焕第这回折进局子，人民政府纵然不把他枪毙，也得判他无期徒刑，让他老死在提篮桥。韦焕第的老婆韩少珍早已乱了方寸，整日哭哭啼啼，却求助无门。多数熟人避之唯恐不及，只有钱老板上门安抚，让韩少珍不要过于焦虑，要相信人民政府会实事求是处置韦焕第的，甚至断言说韦焕第的刑期最多不超过七年。韦焕第出事后，韩少珍断了收入，钱老板就把她安排进汽车修理厂食堂，还联系一家熟识的纺织厂收托了韩少珍年幼的子女。
　　1950年6月中旬，羁押于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的韦焕第收到了上海市军管会的刑事判决书，以汉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这个判决结果使韦焕第的亲朋好友、同事邻居都大大出乎意料，又是一番热烈的议论。有些天天阅读报纸、收听广播，对时事新闻颇为了解的人认为，比照那些业已处理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行动特务不是死刑就是无期徒刑的案例来看，韦焕第肯定具有“立功表现”。于是，几个朋友相约，以看望韩少珍及孩子为名前往韦家，打出关心的旗号让韩少珍拿出判决书来看，结果却并非如此，判决书上面根本没有“立功”二字，只不过说韦焕第“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认罪态度尚好”。
　　至于韦焕第本人，他不懂法律，也不看报不听广播，在看守所跟同监房的人犯聊起案由，大都预测他前景不妙，凶多吉少。所以，他对只判其六年大出意料之余，剩下的只有对人民政府的感激。不久，韦焕第被押解至苏北劳改农场服刑，由于他一直深怀感激之情，所以表现很好。与其他服刑犯人相比，韦焕第觉得自己并未吃多大苦头，因为他有金工技术，在劳改农场不用开荒下田。其他犯人冒着烈日酷暑风霜雨雪天天出工，他却在室内指导别人维修农具。有时总场部或者地方政府、驻军的汽车发生故障，那就非得请他出场不可，届时，他所受到的优待甚至超过押其前往的管教。
　　1955年9月28日，韦焕第六年刑期服满。劳改农场正好有辆卡车去南京运货，破例允许韦焕第搭车。韦焕第到南京后，没买上返沪的火车票，管教跟农场驻宁办事处说了说，又允许其免费住了一夜。29日，韦焕第买到了夜班火车票，当天午夜离开南京。那时的火车跑得慢，用了七个多小时方才抵达上海北站。
　　韩少珍接到丈夫的电报后，向厂里请了半天假，赶到北站迎接出狱回家的丈夫。到家后，便有亲朋和邻居来看望。午后，韦焕第说他要到附近去转转，韩少珍也要回厂里上班。当时邻居们是看到这对夫妻一起出门的，谁也没想到几小时后竟然同赴阴曹地府！
　　
三、二勘“逍遥池”



　　张博介绍了韦焕第的情况，众人还没开始讨论，袁辉友接到市局法医室打来的电话。案情分析会前，他给市局法医室打电话要求了解两名死者胃内食物残留情况，以判断两人的死亡时间。现在，人家给他回话了：韦焕第的死亡时间早于韩少珍大约两个小时。
　　如此，韦焕第杀害韩少珍之后去“逍遥池”洗浴的估测就站不住脚了。而且，法医室还通知专案组，说主持韦焕第、韩少珍解剖检验的老法医顾祖轸怀疑韦焕第并非死于心脏隐疾，而是和韩少珍一样，也是触电身亡。因此，建议重新勘查“逍遥池”现场。
　　顾祖轸是留用人员，此时已年届六旬。他早年留学法国学医，回国后却进了法租界警务处做了一名法医，此后，又继续在日伪和国民党警察局做法医，在检验尸体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下午，顾祖轸连续解剖了两具尸体，死者系夫妻，这倒还不算稀奇，使他感到奇怪的是这对夫妇的致死原因。解剖韦焕第的尸体时，他给出的结论是“不能排除心脏隐疾骤发的可能”，对此，他自己也不是很满意。顾祖轸一向认为，对于一个称职的法医来说，作出“不能排除什么什么”的结论应该属于苍白无力一类，于刑侦部门接下来的破案工作毫无用处。解剖韩少珍的尸体确定其系触电身亡后，顾法医重新思考韦焕第的死因，怀疑其也是死于电击，所以，才提出了重新勘查现场的建议。
　　在“逍遥泡”跟专案组长袁辉友见了面，顾祖轸说：“你们把21号浴间的天花板拆开看看。”
　　之前现场勘查时，由于里间又是水又是雾的，料想无痕迹可供勘检，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死者身上，根本没想到密封得好好的白铜天花板是否有问题。现在，刑警撬开天花板一看，顿时真相大白！
　　浴间的天花板与屋顶之间有一段距离，由于房顶斜坡的原因，其高度在五十至一百五十厘米之间，这个密封的空间里布放着水管和电线。刑警发现，其中一段备用电线外侧的胶皮已被人割开，上面有曾连接过导线的痕迹。而电线下方四块正方形天花板内侧的交界位置，有一个可供电线穿过的小孔，从孔壁的光泽判断，可以认定是刚刚被钻透的，估计使用的是街头皮匠修鞋的钻子之类。至此，刑警可以认定韦焕第死于他杀，凶手从隔壁钻入天花板，行至21号浴间上方，剖开电线外皮，另接上一截导线。这截导线的另一头自天花板的小孔中穿出，借助挂在墙壁上的浴巾的掩护伸入浴缸。
　　“逍遥池”的男浴区共有二十二个浴间，但实际投入使用的只有二十一间，留下的一间作为堆放杂物器材的库房。21号浴间是男浴区尽头的最后一间，走廊到此为止，与库房是用墙壁隔开的。库房没有安装天花板，靠墙一侧装有木梯子，上去之后可以弯腰走遍整个高档区所有浴间天花板与屋顶之间的空间，以便维修、更换冷热水管、电源线路。凶手通过上述通道进入该空间，在21号浴间上方做了手脚，把导线引入浴缸，当时未通电。韦焕第进入浴间时，凶手就在隔壁库房守着，待到韦入浴后，凶手推上闸刀，韦焕第触电身亡。接着，凶手拆开几块天花板下到浴间。确认韦焕第已死，他从韦焕第脱下的衣服口袋里取走了韦家的大门钥匙，并穿上了韦焕第的那双旧跑鞋，重上天花板收起电线，装好被拆开的天花板，从库房门退出。然后，凶手前往韦家布置了另一个杀局。
　　刑警仔细勘查了天花板上部的空间，发现凶手是戴了手套作案的，而其低头弯腰行进时留下的脚印，也在离开现场时擦拭掉了。库房靠墙的那架木梯以及地面上，未能提取到脚印痕迹。不过，刑警发现库房的司必灵锁已被撬坏，此刻是虚掩着的。
　　“逍遥池”的这间库房，位于高中档浴区共享的那个面积数百平方米的花园里侧，位置隐蔽，门口有一株两人合抱的大银杏树，根深枝茂，绿叶婆娑，即使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库房门前也是一片阴暗，更别说当天下午还下着小雨。所以，凶手潜入库房时，料想无人注意到。
　　尽管如此，袁辉友还是命令经理速将当班员工召来，由刑警分头谈话；已经下班回家的员工，也都派人用摩托车接来接受调查。调查内容一是当天是否看见有人进入或者靠近那间库房；二是被询问人自中午十二时到下午五时这个时段在干什么，何人可以证明。这是第一轮调查。往下还有第二、第三轮，是找证明人谈话。“逍遥池”的员工基本都在中年以上，文盲居多，按摩、修脚、甩毛巾、倒茶等活儿倒是很纯熟，其中的拔尖绝活放到现在能上春晚娱乐大众，可是要让他们理解刑警的话，并且互作证明，那就费劲儿了。中间，刑警还对大堂女服务员进行了重点询问，但她从没见过那个替韦焕第预订浴间的少年。
　　结束调查的时候，外面天色已呈鱼肚白，外滩海关大钟正好敲响了五下。可是，刑警通宵的辛劳却毫无收获，“逍遥池”内部人员没有一个有涉案嫌疑，也没人注意银杏树下是否有可疑人员出现过。
　　这等结果自然使人沮丧，而且熬了一宿，专案组成员个个又困又饿，袁辉友说弄点儿东西填肚子吧。那时已经统购统销，于是各人自掏钞票粮票，向“逍遥池”借了个锅，交侦查员石素根出门去买了五副大饼油条、五份豆浆回来。正吃着，张博突然站起来，嘴里嘟哝了一句“我去看看”就疾步出门。袁辉友等四人还没反应过来，张博又疾步返回，手里多了一样东西——一个长方形的硬纸盒，一脸兴奋地说：“垃圾还没运走，总算找到了！”
　　刚才张博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昨天勘查“逍遥池”现场后，韦焕第的遗物是由他带回派出所的，其中有一双崭新的皮鞋，底部甚至找不出曾经踩过路面的痕迹。当时，大家都以为是韦焕第到“逍遥池”洗浴前在皮鞋店购买的，却忽视了一个细节——鞋底未见踩踏过路面的痕迹，说明这双皮鞋并未穿过，即使韦焕第是准备洗浴后换上的，可他毕竟是穿了旧鞋来的，那么，那双旧鞋到哪里去了？之后，发现韩少珍被电死于家里，在现场提取到了旧跑鞋的鞋印。刑警推断是凶手在杀害韦焕第后，穿了那双旧跑鞋前往韦家设套杀害韩少珍。于是，新的问题由此产生。一般说来，那双新皮鞋不可能就这么提在韦焕第手里，应该有包装，要么是厂家原配的硬纸盒，要么是提兜或者报纸之类。可是，“逍遥池”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外包装。那么，外包装哪里去了？只有一个答案——凶手离开现场时带走了。
　　张博倾向于认为这双皮鞋是当天韦焕第出门后从某家皮鞋店购买的，外包装应该是厂家原配的硬纸盒。凶手逃离现场时，手里拿着一个硬纸盒容易引人注目，所以，通常来说他应该立刻处理掉。扔到什么地方呢？张博想起花园一侧的那个垃圾箱，出去一看，里面果然有一个跟韦焕第的鞋尺码相配的硬纸盒！
　　这是一个男式皮鞋的原配纸盒，已经给雨水淋湿了，上面还沾着其他垃圾的污垢，提取指纹什么的是别想了。不过，纸盒里面还是干的，而且有一张发票。发票表明，这双由上海私营“康开皮鞋厂”生产的40码黑色牛皮鞋是昨天（即9月30日）出售的，出售商店是四川中路上的“宏康鞋帽店”。
　　袁辉友随即作了安排，他和张博待“宏康”开门后前往调查该店出售这双皮鞋的情况，其他三位同志早餐后抓紧时间睡觉，下午全组开会分析案情。
　　上午八点半，“宏康”准时开门营业。这是一家两开间门面的商店，原是单一出售男女老幼皮鞋的专卖店，后来学着同行的经验，增添了卖帽子的专柜，店名便由“皮鞋店”改成了“鞋帽店”。老板姓张，是个年近六旬的瘦小老头儿，具有老一辈上海生意人耐心、细致、和气的特点，还有点儿怕事，接待刑警时神情间流露出些许惶恐。
　　他告诉侦查员，昨天下午一点多，“宏康”门前停了一辆小吉普车，车里下来两个男子，一个是不到四十岁的瘦高个子，穿着藏青色卡其布中山装和灰色细帆布裤子，脚上是一双已经洗得近乎发白的蓝色跑鞋；另一个是年约六十的胖老头儿，身穿银灰色西装，足蹬黑色皮鞋，头戴希腊渔夫帽，手持一根两端镶着白铜的紫檀木“斯的克”（即手杖），一看那副气派就知道是个安然度过“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成功商人。
　　两人进了店堂，那胖老头儿对迎上前招呼的张老板说：“麻烦给他挑选一双皮鞋，式样大众化些的，价格不必顾虑。”说着，又亲热地拍了拍瘦高个子的肩膀，叫着对方的名字，不过店方不论老板还是伙计都没听清，但下面的话倒是听清楚了，“你回家来了，我要送你一样礼物。常言说，‘穿新鞋，走新路’，我倒是希望你‘走老路’——还是到我那里去吧！”
　　那瘦高个儿脸上露出感激的神色，频频点头，却没吭声，张老板就给他挑选了一双中档皮鞋。旧时经销皮鞋的生意人眼睛里都藏着一把尺子，顾客进门看店员的脸，他们却盯着人家的脚，每每都能估测得准确无误，使人叹服。所以，拿出的皮鞋一穿就觉得很跟脚。那胖老板就掏出钱包爽快地付了款，瘦高个儿则连说“谢谢”。
　　顾客出门时，张老板和伙计送至店堂门口，看着两人上了那辆小吉普，目送吉普驶离。他们留意到，开车的司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他没有进店堂，一直坐在车内；不过，当胖老板两人走出“宏康”时，司机迅即下车为他们拉开车门——由此判断这小伙子是胖老板的专职司机。张老板还留意到，那辆小吉普挂的是军方牌照
　　听到这里，张博立刻作出判断，那胖老板就是韦焕第原供职的“宝隆汽车修理厂”厂长钱复毅；那辆挂军用牌照的小吉普，显然是“宝隆厂”为部队修理后正在试车的车辆。
　　当天午后，专案组改变了召开案情分析会的打算，改为传讯钱复毅和他的司机，同时派员赴“宝隆厂”，对钱复毅是否涉韦焕第、韩少珍夫妇被害案进行调查。

松川奈々

四、绯闻

根据分工，传讯钱复毅及司机由专案组长袁辉友和张博负责，另外三个刑警石索根、周铁盾、祖兴为则去“宝隆厂”调查。

不过，袁辉友和张博的那桩活儿一时却没法进行下去。这天上午，钱复毅就上了司机开着的那辆军用吉普出去了。去了哪里？厂里那班高管谁也不清楚。平时钱复毅也经常是不打招呼就出门，他们早习惯了。那年代又没有手机，钱复毅这一出去，就好似断线风筝，袁辉友、张博只好给庶务科长留话，一旦钱复毅和司机回厂，立刻让他们来分局。

回到局里，袁辉友、张博无事可做，就沏了杯茶边喝边聊案情。袁辉友说：“这个钱复毅似乎不是凡品，试想，这人跟汪伪‘七十六号的‘魔王吴四宝走得那么近，‘宝隆厂经常为青帮修理枪械，按说属于助纣为虐，后来政府怎么没找他算账？以‘镇反时的那股势头，像他这种人应该是逃不了审查的。老张，你当时已经调派出所了吧，知道为什么没动他吗？”

张博说当时派出所内部开会研究敌情时，有人提到过钱复毅，说应该对其进行审查，所领导也以为然，就把他的名字列入关押审查的名单送分局了，可分局却把他的名字划掉了。后来又报送过一次，分局打电话到所里，说钱复毅这个人分局知道，以后你们就不要报上来了。

袁辉友寻思，这个钱老板应该是具有另一种身份。所谓“另一种身份”，指的是当初中共地下党为收集情报、营救同志、购买控制物资，往往需要跟三教九流各式人等打交道。这类对象中的一部分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还继续发挥作用，受命跟国民党潜伏特务联系，甚至参加特务组织且担任一定职务，成为“内情”人员，为我方提供情报。不过，这种具有“另一种身份”的对象，在“镇反”运动中也不是个个都能逃过这一劫。比如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国民党末任监狱长王慕曾，系“保密局”特务，在上海解放前夕受中共地下党感召，幡然悔悟，营救了五十多个被捕且已被“保密局”大特务、上海警察局长毛森下令处决的中共地下党员，按说应该属于“重大立功行动”，但在“镇反”时同样被追究历史罪行，予以处决（后获平反）。

袁辉友估计钱复毅可能属于这种对象，跟张博一说，张也有同感。于是，袁辉友就想了解一下，哪知电话打到社会科（当时已改称“政保”，这是沿袭以前的说法），遭到断然拒绝——这等于认可了袁辉友的猜测。这一来，张博就有顾虑了，担心以自己的留用警察身份讯问钱复毅是否欠妥。袁辉友则说：“我们只问案子不问其他，怕什么？”

两人正说着，分局门卫室来电说“宝隆厂”厂长钱复毅在门口，要求跟袁队长通电话。钱复毅在电话里说他上午去外面办事了，饭后才回厂，听了庶务科长转达的刑警留言，便让司机小孔开车一起前来分局，打电话是问一声：两人是一起进来呢，还是他先进来。袁辉友说两人一起进来吧。那时还没有讯问必须两人以上的规定，两个刑警正好一人问一个。

其实，袁辉友对钱复毅的“另一种身份”也是有顾忌的，所以他单问钱复毅两点：一、昨天下午是否去过四川中路的“宏康鞋帽店”？去干什么？二、昨天一整天的活动行踪以及证明人。

钱复毅是否有“另一种身份”，一直到“文革”期间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袁辉友才弄清楚。当时，公私合营后早已退休赋闲在家的钱复毅作为“三开分子”（“文革”中对国民党时期、日伪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都“吃得开”的角色的简称）被“群众专政”，关押于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派为主体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之前也吃了些苦头刚获解脱的袁辉友被军管会派驻“清队办公室”打杂，他去的第二天，传来了钱复毅急病猝死的消息，其关押时所写的材料上交“清队办公室”，正好由袁辉友装订封存。袁辉友得以阅读了钱复毅的“自传”，终于确认自己当初对钱复毅身份的判断是准确的。钱复毅确实为中共地下党做过一些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还利用其跟敌伪潜伏特务的关系为公安机关提供情报。不但钱复毅，就是韦焕第也曾接受钱的指令为中共秘密工作出过力——这就是钱复毅预言韦焕第“最多判七年徒刑”的底气。

这样一个角色，此刻面对着刑警的讯问，当然毫不惊慌。钱复毅神色平静地把自己昨天一天的活动向袁辉友一一作了陈述，其中包括他下午从厂里坐车前往市工商联开会途中，在四川中路看见出来溜达的韦焕第，他正准备请韦焕第回厂效力，因此决定送一件礼物给对方，便邀韦焕第上车，前往“宏康”选购了一双皮鞋。钱复毅原准备把韦焕第捎到外滩逛逛，但韦焕第随车过了一条横马路就下来了，说还是先在附近转转，熟悉一下环境。

与此同时，另一间屋子里，张博也跟钱复毅的专职司机小孔作了相同内容的谈话，小孔的回答和钱复毅一致。

两人的回答表明，他们并无作案时间。不过，在刑警想来，以他们俩的关系，如果钱复毅指使小孔作案，后者可能不会拒绝。小孔不仅是钱复毅的证明人，他自己同时也是涉案嫌疑人。所以，还得另外寻找可以为他们作证的对象。这层意思，小孔不一定懂，但老狐狸级别的钱复毅自然是懂的，他之前在对袁辉友的陈述中已经貌似漫不经心地随口说了若干个证明人，比如“宝隆厂”的门卫（可以证明其进出厂的时间）、市工商联一起参加会议的人（可以证明他昨天下午两点到五点一直在工商联）、散会后他和哪几个平时走得比较近的资本家在南京路国际饭店七楼聚餐，等等，都一五一十说得清清楚楚。小孔则根本不知刑警为何找他谈话，没有预作说明，还是在张博的提示下，才一边回忆一边说了几个除钱复毅以外的证明人，自然都是其他资本家的司机，以及“宝隆厂”、工商联的门卫、清洁工之类。

讯问结束，刑警让钱复毅、小孔回去。袁辉友开了刑侦队的摩托车，载上张博前往市工商联、国际饭店和被钱复毅作为证明人的那几个资本家所在的厂家一一核实。“宝隆厂”没有去，而是给正在该厂进行调查的刑警打了电话，让他们顺便向门卫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当天傍晚，两路刑警在分局汇总情况，袁辉友、张博那一路的调查结果是：钱复毅、小孔确实没有作案时间。

不过，另三名刑警石索根、周铁盾、祖兴为在“宝隆厂”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却似乎对钱复毅不利——钱复毅跟韦焕第的妻子、本厂食堂女工韩少珍之间竟然有一段绯闻。

前面说过，1949年9月底韦焕第被捕之后，家里留下韩少珍带着一对年方两岁的双胞胎，不但失去顶梁柱，家中诸般大小事务从此就得由韩少珍主持，更要紧的是断了经济来源，今后怎么过日子？幸亏“宝隆厂”老板钱复毅及时相帮解决了困难，联系托儿所让双胞胎入托，把韩少珍安排到厂里食堂上班，拿一份薪水，让这个困难家庭得以维持下去。韩少珍进“宝隆厂”食堂工作后，钱复毅又关照膳食科长，食堂卖剩的荤素菜肴、馒头米饭什么的，可以允许韩少珍带些回家。韦焕第被判刑后，韩少珍每隔半年去苏北农场看望丈夫时，钱复毅不但允许请假，还通知食堂为其准备路上的干粮以及带给韦焕第的卤肉、熏鱼之类，每年还给韦焕第捎去工作服一套和若干钱钞。

这种优待，别说韩少珍、韦焕第了，就连厂里的其他工友也都说钱老板是菩萨心肠。当然，由于韩少珍年轻美貌，而且天生一副轻佻风骚相——沪上说法谓之“轻骨头”，所以也有人猜测钱复毅跟韩少珍之间可能有桃色事儿。在这件事情上，钱复毅完全是被动的。他之所以如此优待这对夫妇，主要是感念韦焕第十二岁那年的拾金不昧之举以及后来在本厂经营中所起的作用，还藏着待韦焕第刑释回沪后邀其继续为本厂效力的伏笔。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钱复毅的如意盘算经不住韩少珍的粉色攻势。韩少珍出身贫农家庭，能嫁给韦焕第，在老家人眼里是祖坟冒了青烟，她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尤其是跟着丈夫来到上海市，根据国民党政权的规定六个月后顺利报上了户口，从此就是上海市民了，而且靠着韦焕第那份收入就能过上不错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也就不过半年多时间她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如果不是钱老板菩萨心肠伸手相助，只怕没法在上海待下去，说不好还得带着一对双胞胎返回苏北老家去吃糠咽菜，甚至改嫁。韩少珍虽没有文化，但她智商正常，受了人家的莫大好处，自己却拿不出什么东西回报，想来想去，就决定以身相许。

1950年仲秋的一天，韩少珍知晓钱复毅当晚留厂值班，特地把双胞胎央托在邻居家过夜，跟同事换了夜班，午夜时分，溜进了厂部办公室。没等钱复毅反应过来，她已经扑到了对方怀里。钱复毅虽已年近六旬，但也禁不住这种诱惑，从此，两人就勾搭上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厂里人多眼杂，他们的这种关系不久就传得全厂皆知。当然，没人敢在钱复毅面前提起。没想到，有个青年工人却捅开了这层窗户纸——

“宝隆厂”的技工把客户的汽车、摩托车修好后，都要进行试车。当时国家对试车标准没有规定，“宝隆厂”是按照行业内约定俗成的做法，先试空车，即开动引擎空转若干时间，再把车开上路行驶。1951年前，上述后一种试车是由修理技工直接进行的，谁维修谁试车。当然，试车的技工能够修理车辆，也会驾驶，却不一定有驾驶执照。反正通常就在工厂附近方圆二三平方公里范围内行驶，车前挂上由租界巡捕房（抗战后则是国民党警察局）发的试车牌照就行了，交警知道是“宝隆厂”试车，从来不刁难试车技工。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又持续了一年多，公安局出台了新规定：所有试车人员，只要把车辆开出厂门驶上马路的，驾驶员必须持有相应的机动车驾照，否则就是无证驾驶，将据情处罚。

如此，钱老板就犯愁了。全厂有一百多个技工，总不见得都由厂方出资去让他们考驾照。即使厂方肯掏这笔钱，公安局也不肯——驾照发放是有额度的。

松川奈々

钱复毅虽已年近六旬，但也禁不住这种诱惑，从此，两人就勾搭上了

好在事儿是死的，人却是活的。钱老板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抽调十来个工人组建一个试车组，所有修复的车辆都交由该组试车。这样，厂方可以省下不少考驾照的费用，一次性发放十几本驾照，公安局那边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钱复毅派庶务科长出面跟公安局一说，人家当即同意了。问题得到解决，效果也很好，不久，上海市公安局还让“宝隆厂”写了份材料作为经验在行业间推广。

“宝隆厂”的试车组有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工，名叫徐五福。这人祖上是书香门第，不过到其父辈就已败落，其老爸在十六铺谋了一份水产经纪人的活儿。这份职业的收入还算不错，老徐就花钱让三个儿子读书，想靠知识出人头地，重振家族雄风。徐五福的两个哥哥都读出道了，一个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改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进了广慈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生;另一个更是了得，远涉重洋去美国攻读机械专业，被美国佬高薪留在了纽约。只有老三徐五福不争气，书读不好，勉强初中毕业，进了二战后美国救济总署在上海开的汽车司机培训班，免费学了半年，考出了一纸驾照，专为救济总署运送物资。运了两年，物资运光了，救济总署也解散了，正好“宝隆厂”招工，徐五福被录用。从此，他就在“宝隆厂”效力，那年不过二十挂零。

徐五福读书平常，动手能力却甚强，不但车开得好，而且早在救济总署车队开车时就已跟着修车工学得了一些修理技术。进了“宝隆厂”，跟在老师傅后面转悠，看也看会了。所以，也不过一年半载，他竟掌握了全面的机动车维修技术，成为厂里青年工人中的佼佼者。前年试车组一位老师傅中风去世，厂里就把徐五福调到试车组。不但在“宝隆厂”，就是在当时沪上汽车维修行业中，这也是一种荣誉。因为试车组的技工不但要擅长开车，还要具备迅速发现故障并处理故障的能力，另外，还须掌握车、钳、刨、铣、焊、电、仪表、热处理等多般技能，甚至在紧急状况下立马就地取材，制造出某个市场上购不到的零配件，以便使车辆能够继续行驶。徐五福是“宝隆厂”乃至沪上该行业试车工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位。其时其老爸已经病逝，如果老徐泉下有知，也该欣慰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儿子也算是出人头地了。

那么，钱复毅与韩少珍之间的奸情怎么会被徐五福捅出来呢？这要从韦焕第出狱前半年即1955年春天的一次事故说起。当时，“宝隆厂”接受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即后来的海军东海舰队）的一桩活儿，大修一辆“水星”轿车，据说是准备用于接待不久之后访沪的苏联海军将军的。“水星”系1935年由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开发的品牌，用于填补福特公司生产的大众化的福特产品和比较高档的林肯产品间的市场空缺。海军送来大修的这辆轿车，还是1949年解放上海时的战利品，但破损严重，不能使用，一直存放于仓库中。这次翻出来大修，技术难度很大，军方选了又选，最后决定交“宝隆厂”。“宝隆厂”自是重视，专门组建了技术攻关小组，整整鼓捣了两个多月，许多零部件是专门派人去香港买的，还有些零件香港市场也没有，就只好由高级技工手工制造了。

这辆车修好后，交由试车组试车。这种试车就不能是厂门口兜兜圈子那样简单了。须知这辆“水星”车在必要时会载着将领前往野外东奔西驰，而且车过之处可能是坑坑洼洼的道路。因此，要求试车组抽调骨干把车开到浙东、皖南山区去折腾，折腾得越厉害越好。技术好且年轻力壮的徐五福自然被选中，成为这个特殊试车小组的成员之一，而事故恰恰也出在这主儿身上。

说是“恰恰”，其实并非偶然，或者说是偶然中隐藏着必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徐五福酒驾！酒驾，在现今是要负刑责的，但在以前根本不能算事儿。就说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街头吧，不单是美国军人一手拿着酒瓶边喝边开车，由“飞虎队”改组的“陈纳德航空公司”的美国飞行员更是耸人听闻地竟然酒后驾机，不是玩耍兜风，而是执行空勤任务！所以，徐五福等人在浙皖山区试车，途中打尖时喝几杯老酒也属“情理之中”。问题是，徐五福在浙江杭州城外酒驾时把车开进了钱塘江！

幸好车上的技工都精通水性，包括徐五福自己在内都逃出来了。不过，这次事故对于这辆“水星”以及钱老板来说，损伤确实蛮大的。别的不说，单是打捞费就花了不少，更别说把“水星”重新开膛破肚检查修理了。据说“宝隆厂”这单业务不但没赚到什么利润，贴进去的钞票也足够组装一辆新车了。另外，由于返工，差点儿误了交货时间，钱复毅挨了军方经办人的骂，人家声称海军的车辆以后再也不敢交“宝隆厂”维修了。

钱复毅是生意人，不是慈善家，可想而知，肯定要追究一干试车技工的责任。几个随车技工都被扣了薪水，徐五福是直接责任人，干脆开革！

徐五福看到张贴在食堂里的布告，大怒，冲到厂长室跟钱复毅大吵一场，当众将钱老板与韩少珍的奸情抖搂出来，扬言要到苏北劳改农场向韦焕第面告此事，等韦焕第回来，看他怎么惩罚万恶的黑心资本家！
五、两封被扣信函

专案组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不能排除钱复毅为防韦焕第报复而对其动杀心，而韦焕第被杀后，其妻韩少珍可能会作出对钱复毅不利的反应，因此索性一并干掉。鉴于调查结果已经证明钱复毅和小孔没有作案时间，所以应该考虑雇凶杀人的可能性。

当然，这得需要证据支持。刑警认为在这件事上，先得查清那个酒驾闯祸被开除出厂的徐五福是否真的去了一趟苏北劳改农场，面告韦焕第关于钱老板给其戴绿帽子的消息。当时的劳改系统隶属于公安局，是市局下面的一个处，这于专案组核实此事比较方便。专案组当即动用市局的电台，向苏北劳改农场发了一份外调电报，要求立刻予以核实。

当晚八时，苏北方面回电称，韦焕第服刑期间，除其妻韩少珍之外，并无其他人来农场见过韦，亦无他人信件、邮包寄达农场。后面还有一句附言，说犯人函件须经所在中队检查，告知此类消息显然不利于韦的改造，如果有，肯定会被扣下的。

一句话，韦焕第在劳改农场服刑期间不可能得知有关“奸情”的消息。但是，徐五福在厂长办公室公然揭露钱、韩两人的奸情，钱复毅应该清楚此事肯定包不住，韦焕第刑释回沪后不管是否回厂工作，迟早总会知晓。因此，钱复毅的嫌疑依然无法排除。刑警回忆下午对司机小孔的调查，发现孔所说的一个情况似乎对钱复毅不利。

9月30日午后，钱复毅让小孔出车前往市工商联开会时，汽车出门比平时早了半个多小时，路上，钱老板让他开得慢些，还三次停车说要到路旁商店里去看看。小孔当时就觉得钱老板今天似乎有些心神不定，这是平时从来不曾有过的。直到后来在四川中路巧遇正在溜达的韦焕第，钱复毅赠送给韦一双皮鞋后，仿佛才安稳了一些，途中竟然打起了瞌睡。这一情节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其他的内容呢（后来知道，韦焕第午后要去四川中路热闹地段转悠的打算是其亲口告知前往看望他的庶务科长彭正明的，彭回厂后向钱回复时顺口说了说）？

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对钱复毅的社会关系悄然进行调查。如果是钱复毅雇凶杀人的话，那他肯定要跟外界联系，联系时如果留下什么蛛丝马迹给查摸到的话，这个案子差不多就到告破的时候了。

第三天，10月2日，专案组启动了对钱复毅的外围调查。可是，甫一接触一个抗战时曾在“宝隆厂”做过会计，后因暴露身份撤往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重返上海滩担任区税务局领导的原地下党员，刑警就头痛了。对方说你们要调查钱复毅啊？他的社会关系相当复杂，不说上海解放后逃往海外的熟人朋友，就是还留在上海滩的估计就不下千人。对方给刑警开了一份他所知晓的社会关系名单，一边回忆一边写，竟花了一个小时，一数，有三百多人，大部分人还没有住址。刑警拿着这份名单，寻思先得到市局户政处查阅户口底卡，弄清楚这些人的住址或者供职单位，然后才好按图索骥登门调查。

那时没有电脑，上海人口又密集，姓名重复率高，这得查到几时？大伙儿寻思这样做既累也不科学，就聚在一起讨论，试图寻找捷径。几个人集思广益，很快就想出了办法。专案组分析，如果钱复毅果真雇凶杀害了韦焕第、韩少珍夫妇，那受其雇佣的凶手必须具备以下特点——

首先，对“逍遥池”很熟悉，这种熟不仅仅是老浴客对这家公共浴室的熟悉，而且对“逍遥池”的内部设施、管理、班次等都了如指掌;其次，凶手本人跟韦焕第是相识而且比较熟稔的，因为只有这样韦焕第才会接受对方请客洗浴;第三，对两处谋杀现场的勘查表明，杀害韦焕第、韩少珍夫妇的是同一个凶手，其对韦家的情况应该比较熟悉，很有可能以前去过韦家甚至是常客，结合其对电路知识的了解，估计此人以前甚至至今仍在从事与电有关的工作。

根据上述特征，专案组认为凶手应该是既跟钱复毅熟悉，又与韦焕第有过较多交往的人，有可能是行业中的技工。据此进行调查，必将大大减少工作量，还能提高准确率。专案组长袁辉友当即下令，把这份名单上的人据职业梳理一遍，符合特征的抄下来，全体出动，分头调查。

下午五时，五名刑警在分局碰头。主持会议的专案组长袁辉友还没开口，就被领导一个电话叫去了。余下的四个刑警正嘀咕是不是分局领导催促抓紧破案，哪知，袁辉友片刻返回后却宣布了一项决定：停止对钱复毅的调查！

“文革”中袁辉友在区“清队办公室”打杂时，有机会接触到被隔离审查的“三开分子”钱复毅所写的“自传”后才知道，侦查本案时的1955年10月，钱复毅正奉市局政保一处的密令在收集一个台湾派遣特务的信息。不过，钱复毅本人可能至死也不知道的是，当时警方对钱复毅这种具有复杂历史的“内情”并不充分信任，况且之前已经有了扬帆、潘汉年被捕事件（其中一项重要指控是“滥用内情，导致失控”），所以市局政保领导在批准动用钱复毅为“内情”的同时，还指示须对其及周围人（如司机小孔）予以秘密监视，谨防失控。因此，专案组刑警刚刚启动对钱复毅的调查，市局政保就知道了。而政保侦查员是对钱复毅进行秘密监视的，知道钱复毅并不涉案。如果专案组对钱复毅的调查惊动了敌特分子，那对于政保一处正在进行的反特工作无疑是一个严重干扰，弄得不好甚至会前功尽弃。于是，上面立刻下令停止对钱复毅的调查。其中的原因，不但当时袁辉友不可能知晓，就是向他传达指令的分局长也不清楚。

可以想象，这下专案组刑警都有了一种“傻了”的感觉，有的侦查员甚至怀疑是否某个领导蓄意包庇钱复毅。石索根、周铁盾、祖兴为、张博四个都盯着袁辉友，他是头儿，看他往下怎么安排新的调查。袁辉友呢，其实跟他们一样的心思：往下怎么查？

看大伙儿脸上的神情，显然是有抵触情绪的。这也可以理解。之前大伙儿又是熬夜分析案情，又是放弃国庆假期义务加班，好不容易找出一个嫌疑对象钱复毅，正待摩拳擦掌上阵，哪知领导一句话就停止了调查。使他们难以理解的是，领导根本不作任何解释，大伙儿的心情可想而知。

没办法，袁辉友只好做思想工作。当时已经实行薪给制了，袁辉友是分局刑侦队副队长，结合其参加革命的时间综合评议，享受行政十六级待遇，每月的薪金可拿一百元出头。当时他还没结婚，每月领了薪金给老家父母寄些，自己尚有一些积存。山东人豪爽，便经常请客，当然不是大吃大喝，不过是面条、饺子、馄饨之类（不过粮票得各自掏），有时喝点儿小酒，最多也就是弄点儿卤肉、豆腐干、花生米当下酒菜。以前他主持的案子侦破了，每每要自掏腰包犒劳大家。现在要想鼓士气，只好提前犒劳了。

不过，这回倒是注定不需要袁辉友搞物质刺激的。他还没说出请客的意思，忽然接到市局劳改处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接到下辖苏北劳改农场的电报，称昨天给专案组回电说明相关情况后，又找到两封韦焕第服刑期间被管教扣压的上海来函，已经交由今晨动身离场回沪述职的一位领导带来。这位领导是有专车的，估计今晚可以抵沪，如果专案组对那两封信函感兴趣，请于明天上午去取。袁辉友自是喜出望外，寻思那两封被压下的信函可能就是侦破本案的线索。

次日上午，专案组刑警传阅了袁辉友去市局取来的那两封信函以及韦焕第服刑所在的分场管教股出具的情况说明。

第一封信函出自韦焕第服刑前的老东家钱复毅之手，他说的竟是自己与韦焕第之妻韩少珍通奸之事。刑警看后感到三个意外：一是写信的时间是1951年春节前，从专案组之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当时“宝隆厂”的工人尚未发现钱复毅与韩少珍的苟且之事;二是钱复毅承担了通奸的全部责任，并未提及韩少珍如何勾引自己;三是他向韦焕第表示忏悔和歉意，保证从今以后绝不再染指韩少珍，韦焕第刑满释放之后，他还要给予物质以及工作方面的补偿，事实上，他眼下已经在做了（即照顾韦焕第的子女等）。

第二封信是一个叫殷源浈的人写的。这人在已被专案组掌握的钱复毅那三百多个社会关系名单中并无显示，他在信中也未提到过“钱复毅”或“宝隆厂”，估计不一定跟钱复毅相识，也并非“宝隆厂”工友，应该是韦焕第的社会朋友。这封信是1955年6月寄到苏北劳改农场的，由于信封上只写了“劳改农场领导收转服刑犯人韦焕第”，而无韦焕第服刑的分场、中队，所以这封信在总场管教科放了个把月才转到韦焕第所在的中队。信函中说，以前承蒙韦焕第照顾，时常感念，韦焕第被捕前数日借给他的那笔款子，原说三天之内必定归还，但因发生意外，他无法守约;待到后来有能力归还时，却听说韦焕第已经入狱了。于是，他把那笔应该归还的款子存进了银行，从未动用过。屈指算来，韦焕第的刑期即将服满，届时他将登门赔罪，并把那笔款子连同银行利息一并归还。他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想问清韦焕第刑满释放的确切时间。

劳改农场有规定，凡是寄给犯人的信函，都须经过管教的检查，没有问题的，方可转交犯人。如果管教认为犯人阅读后会产生不良后果，比如诱发越狱、自杀等，那就会将该信函扣下。在实际操作中，管教一般会采取变通方式，如发现来信有可能会引起犯人思想波动的内容，但还不至于诱发恶性事故，仍会把信函给犯人，不过，会用墨水把信中的敏感内容涂掉，或者结合信函内容跟犯人作一次个别交谈，对其进行安抚和提醒，引导其正确对待信中所提及的内容。

分场管教股出具的那份情况说明中说，这两封信，管教认为不适宜交给韦焕第，当时就被中队扣下来了，所以直到刑满释放，韦焕第也不知道钱复毅和殷源浈曾给他写过信。扣压钱复毅的那封信，是因为钱虽然能够悬崖勒马，可是钱的忏悔会使韦焕第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波动，这个谁也说不准，所以，管教认为还是扣下为好。至于殷源浈的那封信，是因为管教对信函中所说的那笔债务的性质不了解，不知是否属于合法借贷。如果那笔借款是赌债或准备用于某种非法活动，冒冒失失把信给了韦焕第，韦焕第出狱后就有可能由此引发矛盾。

当时还没有什么“综合治理”，劳改农场虽说跟刑警、治安警、交警等诸警种同属公安系统，但没有上级领导的指示，是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思路中加入其他警种的工作内容的。管教们对殷源浈是何许人、那笔借款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基本职责就是关押犯人、敦促犯人劳动改造，只要做好这几项，就算履行好了职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两封信扣下，在他们看来，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那么，这两封信中是否隐藏着破案线索呢？
六、嫌疑人逃跑

两封信函中的一封是钱复毅所写，尽管领导已有指示让停止对钱的调查，但专案组还是对该函与本案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调查可以停止，这是奉命行事，但领导并未指示连案情分析时涉及钱复毅的内容也一律忽略不计，所以还是可以议一议的。

分析下来的结果，是有利于钱复毅的。如果钱复毅有涉案嫌疑，其动机应是担心奸情败露遭到韦的疯狂报复，干脆抢先下手一了百了把韦焕第、韩少珍夫妇结果掉。这样做之后于己有什么不利后果，他不会考虑得太复杂。因为对他这个汽车修理厂老板来说，刑事侦查乃是外行，就像把一辆破车交给刑警去修理一样，隔行如隔山，刑警也不知道修到最后会是怎么一个结果。尽管如此，他还是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臆想。那么，这个案子里，什么情况对钱复毅有利呢？应该是韦焕第的社会关系复杂，估计刑警没法查清。从刑事犯罪心理学角度来说，一半以上预谋犯罪的案犯事先都是这样考虑的。而现在劳改农场传递过来的信息是，早在四年前，钱复毅就把实情向韦焕第和盘托出了，并且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这样做，显然已经考虑过后果。

钱复毅不熟悉劳改农场的监管情况，不知道他写给韦焕第的那封忏悔信其实根本到不了韦焕第手中。而在这稍后，韩少珍去苏北探监回来，告诉他韦焕第得知自己的家人得到钱复毅的照顾，非常感动，表示要好好改造，以便尽快重回社会。钱复毅大概误以为韦焕第已经收到了他的忏悔信，而且原谅了他。

钱复毅的这种误解并非刑警的主观臆想，而是有事实依据的——9月30日上午韦焕第获释回家后，钱复毅立刻派庶务科长前往探视;午后，钱复毅、韦焕第在四川中路相遇，钱复毅给韦焕第买了一双皮鞋，表示欢迎韦回厂上班。据此可以判断，韦焕第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曾被钱复毅戴过绿帽子，他对钱复毅只有感激不尽。而钱复毅呢，误以为韦焕第早已收到他的忏悔信，原谅了他，更没必要去杀人了。

至此，专案组终于排除了对钱复毅的怀疑，也不再费神琢磨领导为何要停止对钱老板的调查了。

对于第二封被扣信函，刑警初时并未特别关注，因为那个写信人殷源浈说的是跟韦焕第的一笔债务问题。同样，他也没有收到韦焕第的回复。殷源浈对劳改农场的情况应该并不了解，他又没有写收信人的具体服刑分场及所在中队，对于这封信是否能寄到韦焕第手里，估计他也没有把握。这样看来，殷源浈应该不会有杀害韦焕第的犯罪动机。

如果这时有另外的线索冒出来，专案组对殷源浈的兴趣肯定到此为止了。可是，这当儿运气似乎不佳，并无其他线索可查，那就查查这个殷源浈吧，或许，他能说出点儿什么使刑警感兴趣的内容。

专案组决定兵分两路，石索根、周铁盾前往殷源浈函件中所留的地址——普陀区曹家渡裕德坊19号的管段派出所了解殷源浈的基本情况，然后再找此人当面询问跟韦焕第的关系以及他所知晓的韦焕第的社会关系;袁辉友、祖兴为、张博三人则去韦家所在的公平路，向邻居、路人了解9月30日案发当天及前后数日围绕韦家是否出现过可疑情况。

第一路石、周二刑警赶到曹家渡的派出所打听殷源浈的情况，原以为可能会有周折，比如民警不熟悉其情况，那就只好找居委会了解了;还有一种情况刑警在外调时也没少遇到过，就是要找的人户口在那里，但人却不居住在该处——只要殷源浈不是警方需要控制的对象，他住哪里都可以，只要不出本市范围，并不需要报临时户口。不过，刑警多虑了，他们跟派出所接待民警一说，那民警马上说：“你们来得正好，这人昨晚被群众扭送来了，此刻正在羁押室待着呢。要把他开出来吗？”

刑警寻思还真是巧了，便问殷源浈犯了什么事儿。对方并非承办人，说好像是轧姘头吧，是被女方家属和邻居扭送来的。对于刑警来说，这倒是“好事儿”。轧姘头虽然不算犯法，但属于“道德品质败坏”，按当时的规矩，公安机关可以留置羁押三个月，此后还可以收容教养（当时尚未颁布《劳动教养条例》，称“收容教养”，具体执行方式跟后来的劳教是一样的），当然，也可以网开一面训诫一番释放回家，这中间的尺度，就可以作为让殷源浈提供韦焕第情况的谈判筹码。

跟殷源浈见面前，石索根、周铁盾要求了解一下殷源浈的基本情况。管段民警此刻下里弄向扭送殷源浈进来的群众了解情况去了，派出所副所长老杜是前任户籍警，于是就请他来跟刑警介绍，说得很简单——

殷源浈，三十四岁，供职于铁路局上海机务段，听说是个能工巧匠，凡是“外国铜匠”会干的活儿，他都拿得起来。政治历史似无问题，从未参加过任何党团帮会组织，也没干过伪警察、保安团之类，并非上海解放后市军管会张贴布告勒令前往公安局登记的对象。平时表现一般，在昨晚被扭送进来之前，也没听说过他跟邻居有什么矛盾，倒是因为他掌握的技能，裕德坊的居民家里有啥物件损坏了，都向殷求助，他则是来者不拒，热心帮人家解决，不收分文，而且还经常倒贴零配件啥的——当然，那肯定是从铁路局机务段拿的。至于殷源浈是否认识韦焕第其人，杜副所长就不清楚了。

往下，刑警该跟殷源浈谈谈了。殷源浈见来人不是派出所民警，眼里露出紧张的神色，这在二刑警想来，大约是担心其轧姘头的事升级处理的反应，正好借此吓唬吓唬这家伙。如此这般说了几句开场白，便提及跟韦焕第的关系。殷源浈听说轧姘头之事的处置可大可小，马上表示请求从宽发落，很痛快地交代了他跟韦焕第的关系。

殷源浈跟韦焕第的相识，竟然源于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地址是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抗战前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公馆。殷源浈家原住在马路对面的81号，1939年5月“特工总部”成立后便成了“七十六号”的邻居。这个邻居做得既恐惧又窝囊，半夜三更经常被受刑者的惨叫、特务驱车进出的警报声惊醒。而且，一干亲朋好友从此不敢登门，因为“七十六号”登记了附近数十家居民的家庭成员资料，特务不分昼夜登门核查，发现有未登记的人员，盘查是小事，带走那就是摊上了“穷祸”（沪上方言，意即无穷大的祸），不花钱财消灾，那就等着收尸吧。

不过，对于当时年方十八的殷源浈来说，跟“七十六号”处久了也有一点儿好处。其时他学徒已经满师，铁路局属于“国企”，没有学徒三年满师后还要“学三年，帮三年”的苛刻条件，满师就是师傅，尽管薪水有级差。殷源浈有了钱钞就跟人赌博、喝酒，赌输了想赖账或者赌赢了别人赖账时喜欢拔拳头。他学过武术，以一敌三不成问题。不过，打了人家，对方肯定要找人登门报复。以前没跟“七十六号”做邻居时，曾有对手纠集一批地痞砸过殷源浈的家，向警察署报警也没用。自从有了“七十六号”这个“高邻”，殷源浈只要自报家门，对方必定买账——谁敢到“七十六号”门前去撒野？

殷源浈跟韦焕第的结识，是在1940年12月的一个雪夜。他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国际饭店跟人喝酒，出门后叫了辆黄包车让往家拉。哪知，车夫拉到距“七十六号”一箭之地时，再也不肯往前了。那年月，深夜经过“七十六号”的黄包车、三轮车或者路人，被警卫特务拦下盘问、拘留、殴打甚至开枪打死打伤的事情并不少见，所以车夫都躲着那里走。当下，韦焕第无奈，只好下车步行。其时他已是脚下踉跄，走一步歪三步。就是这种走法，他也没走多远，脚下一滑跌倒在雪地上，竟然没觉得冷，还以为已经到家躺床上了，倒头便睡。如果不是行动特务韦焕第正好开车路过，次日殷家就得办丧事了。

韦焕第之所以救了殷源浈，是因为他平时上下班经常路过殷家，跟殷源浈见面多了，虽然不说话不打招呼，但总算是“认得”。这时候看见他喝醉了躺在雪地上，就唤醒了对方，送其回家。次日，殷家置办了一份厚礼，却不敢登特工总部的门，殷源浈便候在家门口，待韦焕第路过时奉上。从此，他跟韦焕第就成了朋友。吴四宝被毒死、韦焕第离开“七十六号”后，两人还是频繁来往。由于都是“外国铜匠”，所以聊起来很是投机。抗战胜利后，韦焕第为躲避“军统”的追捕逃亡苏北，离沪前就是殷源浈送其到码头上的轮船。

那么，那笔账目又是怎么回事呢？殷源浈说那是韦焕第借他的钱钞，听说是去炒黄金的，说好三天后归还，没想到之后就没了信息。打听下来得知韦焕第已折进局子，他寻思这下三个月的生活（沪语，即工作之意）白做了——这笔款子的数额是人民币两百万元（旧版人民币，合新版人民币两百元），相当于殷源浈三个月的薪水。以韦焕第“七十六号”行动特务的身份，不枪毙也得无期，这笔钞票恐怕是拿不回来了。后来，殷源浈看见街头张贴的市军管会判决名单中有韦焕第的名字，得知他只被判了六年徒刑，沮丧情绪这才得到缓解。

今年6月，殷源浈屈指算算韦焕第的刑期差不多了，寻思得打个招呼，让他出来后别忘记还债，便动笔写了那封信。不过，写信的时候他多了个心眼，他担心如果在信里实话实说，催韦焕第还钱，只怕劳改农场会怀疑他以前跟韦焕第有什么瓜葛，再给派出所发封公函，那就不妙了——平白无故让派出所传去谈话，别人知道了会怎么想？于是，灵机一动，决定反过来说，就说是他借了韦焕第的钱，现在听说他即将出狱，特地问一下具体时间，以便把钞票还给对方。相信韦焕第收到这封信后，必定心知肚明。总之，亲兄弟明算账，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殷源浈说到这里，要求上厕所。刑警没来过曹家渡派出所，不知所里的厕所在哪儿，问了民警，知道就在后院。二刑警寻思正好借这机会交换意见，研究往下该怎么讯问，也就没存防范之心，让所里的民警带着他去厕所。

没想到就因这一疏忽，竟然发生了变故——殷源浈扭开厕所后窗的铁栅栏逃跑了！

松川奈々

七、被“军统”通缉的“技术汉奸”

这下，石索根、周铁盾着急了。尽管从责任方面来说似乎追究不到他们头上，因为殷源浈是派出所收押的，也是派出所民警带出去上厕所的，可是，刚刚问到殷源浈和韦焕第的那笔债务上，他所陈述的情况正好跟寄往劳改农场的那封函件相反，原债务人变成了债权人，他跟本案就可能有关系。况且，刚好问到这儿，殷源浈竟逃掉了，这不可疑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以派出所居多）、看守所、劳改农场、劳教单位关押对象脱逃现象比较多，押解途中甚至刑场上脱逃的也有，作为基层派出所的民警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此刻在他们看来，殷源浈是因轧姘头被群众扭送进来的，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儿，逃了就逃了，回头还怕不回家？一回家还不是再次被群众扭送？因此，派出所那几位，包括所长、副所长在内，甚至都懒得出门去看一看，问问路人殷源浈往哪个方向逃了。石索根、周铁盾却是有查案的责任，见人家不动弹，只好自己起身出去，指望能追上。出了派出所大门，自然是踪迹皆无。随即去殷源浈住处所在的裕德里，在居委会遇见了正在了解情况的户籍警老金。老金告诉刑警：“殷源浈的情况很严重，他有杀人嫌疑啊！”

刑警一听顿时一个激灵！杀人？难道这小子正是“9·30”二命疑案的凶手？想想也对，他是能工巧匠，跟韦焕第的关系密切，是能够把韦焕第忽悠到“逍遥池”去的，他也去过公平路韦家……正朝疑点上想的时候，老金说了自己的判断。听下来，这小子杀的不是韦焕第、韩少珍夫妇，而是他的姘头花巧芳。殷源浈与花巧芳通奸，曾被人抓住过三次，这次花已失踪四天，四天前曾有人看见花与殷源浈在西郊公园（即上海动物园）出现过。刑警听着，寻思失踪四天，那就是9月30日离家的，就问殷源浈是9月30日上午还是下午去的西郊公园。老金说他已给两位目击者的单位打了电话，让他们提早下班回家，现在正等着他们呢。

说话间，那二位回来了。这是一对正在谈恋爱的邻居小李和小程，同在医疗器械厂上班。9月30日上午，两人相约去西郊公园游玩，玩到下午一点多想回来时却下雨了，下得还不小。那时候的西郊公园没有商店，即便有商店而且出售雨伞，他们也舍不得买，只好找地方躲雨。就在躲雨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看见殷源浈和花巧芳肩并肩走过，这对野鸳鸯倒是打着一把油纸伞——由此判断，两人应该是午后出门的。

可以想象，石索根、周铁盾听着小李、小程的这番证词，自是暗叹“没戏了”;而老金呢，则是眉飞色舞，笔走龙蛇地记录着。石索根、周铁盾交换了一个眼色——殷源浈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人，这家伙跟“9·30”二命疑案无涉。不过，小李和小程的证言他们也需要一份，所以等老金完成笔录后，刑警也抄了一份，让小李和小程签了名，拿回分局交差。

当晚，两路刑警汇总了各自调查所获，另一路去公平路向韦家邻居和路人查摸情况的刑警只了解到一个信息：昨天（10月3日），曾有一个自称姓郑、操一口苏北话的男子来访。韦家男女主人双双遇害后，由于上海没有亲戚，已由区民政局发函韦焕第、韩少珍原籍地东台县民政局，要求证询韦、韩两人老家的直系亲戚，是否有愿意领养那对双胞胎的，如果没有，将把双胞胎送往福利院由国家抚养。在等待苏北的消息期间，双胞胎暂由就读小学和居委会共同照顾，生活费用由民政局补助。学校和居委会协商后，决定让双胞胎寄住于从小就一直很关心他们的邻居黄婶家，韦家的住房钥匙则由居委会掌管，如需进屋取双胞胎的生活用品，就由居委会干部陪同黄婶入内。

昨天中午郑某来时，居委会治保委员和黄婶正好在韦家翻箱倒柜寻找双胞胎的换季衣服。来人听说韦焕第、韩少珍夫妇双双遇害的消息大吃一惊，嘴里一迭声说“这怎么可能”。治保委员问对方跟韦焕第或者韩少珍是什么关系，他说是苏北老乡，不过他并非从苏北来，而是早在上海解放前就已经在沪工作了，现在就职于静安区粮食局下面的粮管所，还掏出工作证让对方过目。

专案组民警对这条信息产生了兴趣，议论说这个郑某不知是否知道一些韦焕第夫妇的情况，看来有必要去走访一趟。

10月5日，刑警前往静安区粮食局打听郑某其人。据粮食局人事干部介绍，此人名叫郑莫庸，江苏省东台县人，雇农出身，上海解放前夕来沪，经人介绍在粮食仓库谋得一份打杂的工作。上海解放后，粮食仓库收归国有，他就成了粮管所职工。此人历史清白，表现一般，至于郑莫庸跟韦焕第、韩少珍夫妇的关系和交往，那就不清楚了。

于是，刑警直接去找郑莫庸了解，得知他跟韦焕第是同乡同村人，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哥们儿。他来上海打工就是韦焕第介绍的，当时韦焕第刚被“宝隆厂”的钱老板召回上海。临走时，两人在村口相遇，郑莫庸知道韦在上海人头熟，就托其帮着留意一下有什么工作，不管干什么，总比窝在乡下强。韦焕第漫不经心地答应了，郑当时也没抱多大希望。哪知，两个月后，韦焕第来信说已经替他找到了一份粮库打杂的工作，随信还寄来了赴沪路费。从此，郑莫庸就跟韦焕第夫妇有了经常性的来往。韦焕第判刑入狱后，郑莫庸念着那份情谊，每年春节总会携一份礼物看望韩少珍和孩子。

刑警问对方10月3日那天为什么要去韦家。郑莫庸说：“我特地来看韦焕第的，他不是刚从劳改农场放出来吗？”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韩少珍跟我说过韦焕第的刑期是六年，今年春节我去看她时她念叨过，说老韦10月份可以回家了，我就记着了。不过，我当时并没有问老韦释放的确切日期，要不是9月30日我正好在北站看见他，10月3日我是不会去公平路的。”

郑莫庸所在粮管所的副所长老朱是一位山东籍的转业军人，他在解放上海时负了伤，一条腿留下残疾，走路有些不便;胳膊的骨头里嵌有弹片，不能用劲。老朱参军前已经在山东老家结婚，根据规定，每年享受一次探亲假。今年他选定9月30日离沪返乡，自然要带一些礼物，单位一天前就安排郑莫庸送老朱去北站上车。那天，郑莫庸用单位的“黄鱼车”（沪上对脚踏三轮车的称谓）载了老朱和行李前往北站。赶到站前广场，由于人多，只好下车推着走。由于有荣誉军人证，火车站破例允许他们走边门直接去站台。

就在这个过程中，郑莫庸无意间看见韦焕第、韩少珍夫妻俩在对面站台上跟一个中年男子说话。那男子套一件咖啡色夹克衫，没系扣，露出里面的白色衬衫，腋下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脚边放着一个旅行包、一个藤条箱。三人有说有笑，看样子很亲热。郑莫庸顿时想起春节前韩少珍说起过10月份韦焕第就可以回家了。由于中间隔着两条铁轨，再说他必须赶紧把老朱送上火车，否则检票口一旦打开，旅客们蜂拥而入，就抢不到行李架了，所以没来得及打招呼。待他把“黄鱼车”推到车厢门口，取下行李，无意间回头看了看对面站台，韦焕第、韩少珍夫妇和行李已经不见了，只有那个男子还站在那里。

专案组正面临着查摸不到线索的窘境，刑警自然对那个“夹克男”产生了兴趣，问了身高、体形，认为那人的鞋码应该跟韦焕第差不多，符合凶手在“逍遥池”杀害韦焕第后穿上韦的跑鞋前往公平路杀害韩少珍的条件。再分析“夹克男”在站台上的状况，认为他应该不是专门为接刑满释放的韦焕第而去北站的，而是去站台送客或者候车，正好遇到韦焕第下车;从他们说说笑笑的情况判断，这人跟韦焕第可能并非泛泛之交。

不过，调查这个“夹克男”的难度比较大。当时火车票实名制的说法尚未问世，也别考虑什么监控录像之类。那么，刑警们应该怎样查摸呢？专案组认为，结合之前所掌握的相关情况来看，如果“夹克男”跟凶手有关或者就是凶手，那么他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对“逍遥池”相当熟悉。结合凶手的电路知识，众刑警认为这人可能参与过“逍遥池”电气设施的安装或者维修。如此，专案组终于找到了追查的切入口。

10月5日上午，“逍遥池”老板高复生接到通知让去分局接受询问。专案组长袁辉友和刑警石索根、祖兴为与其谈了不到十分钟，就锁定了一个名叫任俊秋的家伙。

高复生当初创办“逍遥池”时，请了一个名叫竹内真王的日本电气专家负责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竹内在日本没有多大名气，但在上海电气界的名声却不小。早在1892年从被称为“德国的麻省理工”的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电气系毕业后，他就来到上海，先后供职于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一些技术机构。到1930年“逍遥池”请其负责电气施工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高复生回忆，竹内的健康状况不佳，患有肺结核和肝炎，但他还是很认真地主持设计工作。不过进入施工阶段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住进了医院，只得从他担任客座教授的同济大学中挑了三个学生代其进行施工监理。“逍遥池”开张时，竹内已经病故一个多月了。高复生所说的那三个代师监理的学生中，有一个的体态特征跟“夹克男”吻合。这人就是任俊秋。

刑警问高老板：“这个任俊秋在‘逍遥池开张后来洗过浴吗？”

高复生说：“经常来，不仅仅是洗浴，有时我们还请他过来指导维修。抗战爆发前两个月，‘逍遥池停业大修时也把他请来了，是他主持制订的大修方案。上海沦陷后，任俊秋有时也来洗浴，还曾带来过几个日本人，说是竹内老师的朋友。不过我们一个曾被日本宪兵队抓进去过的会计马先生说，那几个日本人里，有两个是宪兵队的军官，曾讯问过他。”

“抗战胜利后任俊秋来过吗？”

“没有。1946年‘逍遥池再次大修，四处打听也没找到任俊秋，有人说他去香港了。”

“那么，任俊秋在抗战期间干的是什么工作呢？”

“他名片上印的是一家电气器材经销公司，好像叫‘辉煌公司，我没去过，听说是在天津路上的。”

刑警在工商局并未查到这家公司。好在高复生还保存着那张名片，上面有电话号码，尽管电话局早已更改过线路，但技术资料档案里还能查到这个老号码。查下来的结果是，确实有这家公司，是任俊秋开的，但在抗战胜利后半个月即1945年8月底，该号码就停机了，估计公司也关闭了。

10月6日，专案组开会讨论调查到的情况。留用刑警张博昨天感冒发烧没来上班，医生给开了三天病假，但今天他感觉好点儿了，就主动来了。听袁辉友一介绍情况，他的脸色有点儿异样。袁辉友以为他不舒服，说老张吃得消吗？不行的话还是回去休息。张博说不是身体原因，是任俊秋这个名字，我怎么觉得有点儿熟？袁辉友等四刑警闻听之下又惊又喜，一齐盯着他。片刻后，张博说我想起来了，这个名字我在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联合通缉令中见到过，说此人是“技术汉奸”，跟日本宪兵队、汪伪“七十六号”关系密切，参与研制、维修与电气相关的器材和刑具，领取数额不菲的津贴。这份通缉令应该还保存在分局档案室。

袁辉友宣布马上休会，和张博去档案室找通缉令。果然，从接管的国民党警务档案中找到了那份通缉令，上面不但有张博所说的那些内容，而且还有任俊秋的照片。张博说，抗战时日本宪兵队和“七十六号”逮捕过大量国民党“军统”、“中统”的特工人员，许多被捕者都遭受过包括电刑在内的残酷刑罚;而抗战后负责追捕汉奸的是“军统”，他们对任俊秋恨之入骨，曾专门组建过以警务人员为主、由“军统”特务督导的专案组追缉此人。有关追捕情况的卷宗可能保存在市局档案室，上海解放前夕，警察局长毛森逃离前虽然销毁了许多档案，但估计这方面的档案应该不会销毁。

另两名刑警石索根、祖兴为奉命前往市局档案室查阅，果然找到了该卷宗。据卷宗显示，当时确实组建过专案组对任俊秋进行追缉，全组七人从1945年10月11日开始到次年8月22日专案组解散，整整调查了十个月，却一无所获，最后的结论是：任俊秋可能已经自杀，但也不能排除改名换姓潜逃海外的可能。

该卷宗中有任俊秋的多张照片，以及当时的专案人员与任俊秋的数十名亲朋好友的谈话笔录。袁辉友认为这些内容中可能会有调查任俊秋其人的线索，不过，先得确认任俊秋到底是不是郑莫庸在北站站台上看到的那个“夹克男”。

10月7日，专案组挑选了两张任俊秋的照片，和其他七张相似年龄、体形男子的照片混在一起，请郑莫庸辨认，郑莫庸准确无误地认出了任俊秋的那两张照片。又把这些照片拿到“逍遥池”让高老板以及认识任俊秋的老职工辨认，也都证实无误。当天下午，专案组决定正式调查任俊秋的下落。

刑警分析，任俊秋那天出现在站台上，腋下夹着公文包，他可能是来接人，也有可能是候车，甚至是刚从外埠来沪的火车上下车。因此，有必要向北站查一下9月30日上午那个时段（八点至九点）该站台的使用情况。查下来的结果是，该站台那个时段有南京开来的两趟列车、杭州开来的一趟列车抵达，上海开往南京、杭州、蚌埠、济南方向的七趟列车出发。

专案组刑警齐往市局，再次调出那份卷宗，在阅卷室闭门不出仔细阅读相关内容，发现据当时国民党专案组的调查，任俊秋在南京有挚友，曾怀疑任俊秋逃亡南京。当时的专案人员曾三次前往南京调查，但未发现其踪迹。这个情况引起了袁辉友等刑警的重视，认为任俊秋可能藏匿于南京，当然其身份肯定已经洗白。所以，有必要把调查触角伸向南京。

10月11日，专案组五名刑警悉数出动，前往南京调查。国民党旧档案中所显示的那个任俊秋的挚友早在南京解放前夕就携家眷前往台湾，这条线是断了。刑警从任俊秋的技术特长这一点上分析，认为不论逃亡何处，他都要谋生，而电气技术是其唯一的特长，做生不如做熟，他应该还在这一行干。于是，专案组决定对南京当地的电气行业进行调查。经与南京市公安局协调，南京警方派了三名刑警配合上海同行开展工作。

七天后，专案组终于在私营企业“捷跃无线电器材厂”发现有一个名叫宋紫煌的电气工程师与任俊秋的外形相似，当即带往附近派出所讯问。从当天傍晚七时至次日清晨五时，较量了十余个小时，宋紫煌终于承认其“技术汉奸”的身份并供认了杀害韦焕第、韩少珍夫妇的罪行——

宋紫煌，原名任俊秋，祖籍浙江宁波，1908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富商家庭，1930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电气专业。毕业前的实习阶段，他受日本教授竹内之邀参加“逍遥池”的电气设计，并代替竹内负责施工监理。完成“逍遥池”的工作后，他进入江南造船所（新中国成立后改称江南造船厂）工作。五年后，宋紫煌离开江南造船所，在天津路开了一家“辉煌电气器材公司”。工商登记时提供的材料说是由其独资，其实一半资金由已故世的竹内教授之子、日本商人竹内清空提供，算是“中外合资”。

通过竹内清空的关系，宋紫煌结识了日本军方设在上海的秘密特务机关的特务，为该机关以及日本上海领事馆、通讯社提供电气技术有偿服务。上海沦陷后，这种服务延伸到日本上海宪兵队以及汪伪“七十六号”，宋紫煌参与研制电刑、通讯、触电器等特务器材。不过，宋紫煌的公开身份仍是“辉煌”的老板，为日方提供这种服务是在秘密状态中进行的。他与“七十六号”发生联系时，“七十六号”头目李士群指定吴四宝与其接触。韦焕第有时被吴四宝叫去开车接送宋紫煌，两人由此相识，不过并无深交。

抗战胜利后，“辉煌公司”关门，竹内清空离沪回国。随之宋紫煌被“军统”通缉，他立刻逃往南京，通过朋友关系，买通警察局落了全家户口，并对姓名、年龄、籍贯等基本资料都作了篡改，落户时间也提前了十年。诚如专案组分析的，宋紫煌的谋生手段还是电气技术。以宋紫煌当时的技术水平，堪称专家，所以他很快就进了“捷跃无线电器材厂”，被任命为技术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宋紫煌仍然埋头技术，被认为是个“书呆子式的知识分子”。从1953年开始，他甚至还在国内的专业刊物上发表了若干篇文章，在华东电气行业小有名气，数次被邀请参加技术研讨会。

这次，宋紫煌就是应邀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研讨会后返宁候车时在北站站台上与韦焕第夫妇相遇的。韦焕第知道宋紫煌被通缉之事，稍后他也被通缉，在他看来，两人是有“共同语言”的，所以开口就问宋紫煌在抗战胜利后的遭遇，现在在何处高就。对于宋紫煌来说，这都是“死穴”，当下敷衍几句就转移话题，问了韦焕第的住址、家庭成员等情况。韩少珍善于跟人交往，也插了几句话，对自己的情况作了介绍，还说是请了半天假特地来接站的。

宋紫煌应付完正想开溜，哪知，韦焕第看见了那个公文包上印着的“南京捷跃无线电器材厂”的字样，嘴上没说，眼里却显出疑色，说自己刚为以前在“七十六号”的事儿吃了六年官司，待休息几天后再前往南京拜访老兄。宋紫煌一听就知道摊上大事了——这家伙想敲诈！宋紫煌明白，自己这段“技术汉奸”的历史如若被公安局知晓，逮捕是必然的。“七十六号”当年迫害过许多中共地下党、民主救亡人士和无辜群众，他参与研制特务器材应属于“严重罪行”，弄不好枪毙也有可能。如果让韦焕第讹上自己，以后定是麻烦不断，于是，就动了灭口之念。

宋紫煌的脑筋动得极快，就在这短促的时间内，他已经想出了行动方案，当下便说：“你我兄弟多年不见，自应好好一聚，下午一点半到两点，我在你家附近的下海庙门口等你，咱俩找个地方消遣消遣，好好聊聊。”

韦焕第自是一口答应。分手后，宋紫煌离开北站。不一会儿下雨了，他买了把雨伞，寻思正好可以借机潜入“逍遥池”布置杀人现场。他先去北京东路五金商店买了老虎钳、螺丝刀、电工刀等作案工具，然后悄然赶到“逍遥池”，打着雨伞进入花园。见四下空无一人，便撬开了与21号浴间一墙之隔的库房门，发现设施依旧，心里一松。他是熟门熟路，当下上到浴间上方的空间，拆开了天花板，布置好杀局离开。临走时，把库房门锁伪装成未被撬坏的样子，扣上保险，把门带上。然后，宋紫煌去了唐山路上的一家茶馆，其时茶客甚少，他在角落里选了副座头，喝茶时唤住了一个提着篮子叫卖花生米、五香豆、瓜子等炒货的少年，买下了全部炒货，条件是让对方去“逍遥池”预订包房。

下午，宋、韦两人在下海庙门口见面后，宋紫煌把预订单给了韦焕第，让他先去“逍遥池”洗浴，说那里的高档区设施不错，你刚从监狱出来，正好把晦气泡掉。他自己则谎称要去办点儿急事，办完后也去“逍遥池”，洗完浴再找家馆子喝酒。韦焕第哪知对方要灭口，乐呵呵地连连点头。就在韦焕第离开下海庙步行前往“逍遥池”时，宋紫煌招了辆出租车，赶在韦之前来到“逍遥池”，再次潜入花园。因为打着雨伞，又是营业清淡时段，根本没人注意，他得以顺利进入库房，上到天花板内守株待兔。

接下来韦焕第触电身亡及之后宋紫煌对现场的处理等情况，跟刑警分析的完全相符。宋紫煌随后前往公平路韦家，布置了另一个杀局。他料想韩少珍已从丈夫口中知晓了自己的历史身份，所以一直在韦家藏着，亲眼看到韩少珍触电身亡后才连夜逃回南京。

1956年1月，宋紫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