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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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

楔 子

鹿本是一种性情极为平和的动物，平日里只吃青草和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兽类。然而，动物界向来便是残酷的，你若不吃别人，别人便要吃你，因此当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的时候，这性情温顺的小东西也只能拼命逃跑，倘若逃不掉，便只有给人家吃掉了。

正因为如此，但凡有点雄心抑或野心的豪杰枭雄，便都爱猎杀这种动物，太史公在《史记•淮阴侯列传》里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天下英雄在这里追逐的不是肥鹿，而是国之神器，他们以天下为标的，逐鹿天下，问鼎中原，一逞平生抱负，不问苍生几何。

当然，倘若国有圣君，天下太平，这大大小小的雄心家或野心家们也就无处托生，无才者辗转反侧、死于沟壑；有才者或苦读经书，以求金榜题名，将此身卖给帝王家；或隐逸山林，纵情山水，做个逍遥野民，倒也无枉虚度一生。所以说，这治世有治世的好处，乱世却有乱世的精彩。

光绪三十二年（西历1906年）的10月，正值秋高气爽的好季节，在河南彰德府的古中原大地上，突然间人喊马嘶，狼烟四起，数万人分成两拨在那里奋力厮杀，知道的人晓得那是军事演习，假戏真做；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又逢乱世，干戈又起。

彰德府便是如今的河南安阳，据说商朝都城曾建在这里，且算是龙兴之地，可惜这里地处中原，历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数千年来，不知道有多少战事曾在此爆发，也不知道有多少前朝将士的骸骨在此掩埋。这岁月沧桑，不过一抹黄土，见多也就不怪。

清末光绪年间，京汉铁路修到了彰德府境内，老百姓北上南下也就方便了许多。就在数天前，几列火车轰隆隆的从北边开来，拉来了大批的兵士、火炮和枪械；随后，打南边也来了数列军车，同样拉来了众多的士兵和轻重武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彰德秋操”，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早在一年前，北洋军为检验练兵的成果，特在河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野战演习，史称 “河间秋操”。“河间秋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军事演习，清廷还特别邀请了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往观操，当时场面十分精彩。中外人士在观看完演习后，都对袁世凯编练的这支新军给予了高度评价，就连海外军事界的专家也由此对中国的军力作了重新评估---倘若八国联军此时再犯中原，想必会灰头土脸、铩羽而归。

“彰德秋操”的规模比“河间秋操”还要宏大，而且这次搞的是南北军对抗：南军调派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练就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外加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这支演习部队着蓝色军服，由武举出身的第八镇统制张彪任总统官，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任南军统制；北军仍旧是北洋军的原班人马，由张怀芝统制的第五镇及曹锟统领的第一混成协组成，他们着黄色军服，段祺瑞充当北军总统官。

这次秋操分别由练兵大臣袁世凯和铁良担任检阅大臣，王士珍为演习总参议兼中央裁判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各省阅操大员均为审判员。参加这次演习的两军官兵共计三万三千多人，两军分拨对垒，依次操练冲锋战、遭遇战、防守战三种战法。演习开始后，南北军各兵种如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也纷纷上阵，各显神通，阵地上只听得炮声隆隆，杀声震天，两军鏖战竟然难解难分，假打几乎就要变成真打。这时，担任阅兵大臣的袁世凯和铁良赶紧喊停，使得原本一周的秋操在演习三天后便告结束。最后，南北两军举行了联合阅兵式，在赢得中外的交相赞誉后，演习成功，皆大欢喜。

《孙子兵法》中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古圣贤又说：“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这两种几乎对立的说法说明，军事力量的强大乃是难以操控的双刃剑，治国者不可不慎。但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的惨败后，清廷终于认识到满汉八旗、绿营练军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要想在内外交困中继续生存，就必须要编练新军，实行军事现代化，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由此，练兵也就成为清末十年最重要的任务，清廷财政收入的大头都被用在编练新军上，而一代枭雄袁世凯也就此脱颖而出，成为清末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在晚清的最后十年中，袁世凯划出的光芒甚至让清廷都为之黯然失色。

可惜的是，等到这北洋军练得兵强马壮的时候，清廷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大清朝耗尽财力物力练就的新军，原本是希望用来抵御外侮，但到头来却反戈一击，清廷等于是给自己掘下坟墓。乱世出英雄，竖子亦成名，北洋军便是袁世凯最大的政治资本，试问这名列“彰德秋操”上的各路英雄，哪个不是清末民初的大人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历史的残酷，本就是如此的真实与荒唐。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区区不过百年前，清室式微失权柄，中原大地烽烟再起，可叹民国多少风流豪杰，不过转瞬即逝，化为如烟往事。

历史并不遥远，小子不才，姑且带着诸位到百年前的民国一游罢！

《民国往事》：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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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出山

彰德秋操的数年后，隆隆的炮声早已烟消云散，人喊马嘶的练兵场也在乡民们的记忆中日渐淡忘。当年被数万大兵们践踏过的山川旷野，如今也就恢复了昔日的宁静，好似那太行默默，依旧春花秋实；洹水依依，曾经万古长流。

某日，位于太行山下、洹水河边一座高宅大院里，陡然又响起了本地罕有的喧闹，只见院中戏台高筑，锣鼓喧天，虽然宴席上早已是高朋满座，但宅前大道上的来往宾客们却仍旧络绎不绝，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这一天，也好似当年秋操的天气，尽管阳光高照但已略带寒意，所幸主人待客有道，各方宾客在杯觥交错、相互致意间，其气度显然非一般的地主老财家所能相提并论。

正当园子里排开酒席、戏班鸣锣开唱大戏时，突然一匹快马从远处大道上疾驰而来---看来，这位骑士不像是来赴宴，而是要报告一件急如星火、了不得的大事而来。在众人停杯错愕间，报信人已经勒住缰绳，飞身下马，只见他拨开人群，三步并作两步的赶上前，从怀里掏出一封电报呈给其中的一位矮胖老者---也就是这家的主人，整个事件中被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

这时，戏台上也识相的停止了吹拉弹唱，诸宾客都屏住呼吸，试图从当事人的脸上看出些许端倪。矮胖老者倒还算遇惊不乱，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接过电报，但当他看完电文后却突然脸色大变，在杯子跌落脚下的瞬间，他失声道：“大事不好！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

此矮胖老者，便是当时赋闲在家、大名鼎鼎的袁世凯。

这一年，是辛亥年；这一天，是1911年10月11日，也是袁世凯的五十二岁生日。

一、从落第秀才到朝鲜监国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要说起他的这一生，还真是极不简单。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古代常以籍贯代替人名，因此袁世凯也常被人称为“项城”），在数百年间，老袁家原本也是默默无闻，不过家道还算殷实，在免于饥馑之忧的同时尚有余力，数代人都以耕读传家。后来也不知是他家祖坟的篙子翘了，还是文曲星偶然路过他家，这袁家突然间便忽喇喇的发了---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乖乖，了不得啊，于是项城袁家也便成了当地望族。

父子进士，弟兄举人，这和袁世凯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的“父子进士”，指的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袁甲三的长子），这对父子分别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比曾国藩早一届）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比李鸿章晚一届）中了进士；所谓的“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袁树三的次子，袁甲三的侄子）分别中了举人。

古代人常说，科举乃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也就是说，要想科举得中，一要靠命，二要靠运，三要靠祖坟的风水，四要靠先辈积得阴功，这第五才轮到读书。您要是不信，看看那些考到白了少年头的老童生便知。

大家想，当年这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十五关斩十六将、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的大牛人？那时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多如繁星，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那才叫稀罕。你想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真是了不得、不得了啊。

不过，老天爷又是公平的，这袁家虽然显赫，但家里做官的却大都命不长。比如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当年也和曾国藩一样文官将兵，并在疆场上与太平军、捻军以命相搏，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最终靠着无数颗人头才染红了头上的顶子---大概杀气太重，袁甲三只活了57岁便见了阎王。袁甲三的两个儿子，袁保恒和袁保龄，这两位的寿命更浅，分别在52岁和48岁便告离世。

说完了袁甲三家，再来说说袁世凯家。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是袁甲三的长兄，他老人家和弟弟袁甲三相比，文才差得太远，不过混了个秀才（而且还是捐的）。袁树三的儿子袁保庆还算争气，好歹中了个举人，算是给袁树三挣回了点面子。不过，袁保庆有一遗憾，那就是他年近四十却依旧膝下无子，于是便在与父亲商议后，从兄长袁保中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袁甲三的大儿子袁保中也是个秀才，他在功名上虽然不如弟弟袁保庆，但他比弟弟会生，而且一口气就生了六个儿子，这过继给袁保庆的就是其中的老四。

这老四是谁呢，不说大家也猜到了，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袁世凯啊。

袁老四的运气着实不赖，他七岁的时候便离开老家跟着嗣父袁保庆在外地的大城市生活，见过不少世面。在家族的荫护下，袁保庆虽然只是个举人，但官运不错，他曾经在济南和南京等地为官，还放过盐法道这样的肥差。可惜的是，袁家的魔咒对这个举人大老爷更加残酷，袁保庆比叔叔袁甲三和两位堂兄弟更要短命，他活到44岁便抛妻弃子，离开了人世。无奈之下，袁保庆的遗孀牛氏只好带着十四岁的嗣子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但就在第二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因病去世，他离六十岁那道门槛还差得远了。

袁家当时乃官宦之家，吃穿固然不愁，但此时的袁世凯母子毕竟是孤儿寡母，也颇为可怜。这时，袁世凯的运气又来了，他的堂叔袁保恒，这位在翰林院做编修的进士大老爷，他在回乡省亲的时候见他们母子可怜，袁世凯年纪虽小，但看上去天资聪颖，似乎人才可造，于是便将这个侄子接到北京，打算让袁世凯跟随他读书，日后走科举之道。于是，十五岁的袁世凯便跟着堂叔袁保恒去了北京。

可惜的是，虽然袁保恒自己是个饱学的翰林，但袁世凯其严格教导之下仍在乡试的时候两试不中，就连当时另一位在京为官的堂叔袁保龄也说他在学问上天分不高、前途不大。据说，袁世凯在羞愤之下将以前所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

袁世凯的话颇有意思，当年洪秀全因考不上秀才而撕了圣贤书并大骂：“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于是洪天王就另立门户，造反了。不过话说回来，那时考不中举人真是太正常了，比袁世凯年长一岁的康有为算是有才华吧，可他老人家考举人的时候照样五试不中，足足虚掷十六年的光阴！如此看来，科举顺利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多为守成之臣，而科举之路坎坷者如康有为、袁世凯则多有叛逆之心，或者说更有改革的需求和愿望，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自然还没到要去造反那一步。但也许是定数，袁家的那个魔咒随后找上门来，袁保恒于1878年因感染时疫而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只好再次返回了项城老家，当时他刚满20岁。所幸的是，四世同堂的袁家正好在这一年分家，袁世凯以袁保庆唯一的嗣子身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

《民国往事》：连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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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袁世凯过惯了大都市的生活，因此他在老家呆的时间并不长。在分家之后，他很快便搬到陈州居住，由于家中的长辈大都离世，年轻的袁世凯无人看管，他当时最爱好的活动便是饮酒交友，一醉方休；或者郊原驰马狂奔，放荡不羁。陈州府的太守吴重熹是袁家的世交，他见袁世凯不肯读书应试，也常常加以劝戒，但袁世凯并不醒悟。

袁世凯不喜读书是有原因的，他学习科举制艺但又不守绳墨，不愿受此束缚。譬如他喜读周犊山的文章，但仅限于摘取文中豪迈不羁的语句而从来不肯卒读，也不求甚解。有一次，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命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交卷后，王雁臣发现其所作之文有模仿周文皮毛之痕迹，但文章却逻辑蛮横无理，野性难驯，而且前后多不通顺。其中有一段最为可笑，曰：“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王老师看完这篇文章，立刻昏了过去。

袁世凯曾有一个老师名叫曲沼，此人颇擅武艺，曾教袁世凯练过拳术，后来袁世凯喜欢驰马试剑，估计与此有关。年轻时的袁世凯喜欢骑马，而且善骑悍马，他在归里守制时最爱读兵书，虽不能通晓其中的含意，却喜欢在客人面前侃侃而言，大加卖弄。当时在他的书房中，曾摆满了六韬三略之类兵书，各种版本都有，当时人送绰号“袁书呆”。对于这个绰号，袁世凯很不以为然，他曾经对人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敌万人之书，才知道好勇斗狠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要是我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据传，陈州府城隍庙前有一位很出名的相命先生名叫“瞿然惊神算”，有一次袁世凯请他看相，这位瞿然先生在对袁端详很久之后，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公子天庭广阔，来自富贵之家，少年英发，出人头地，中年位跻公卿，五十微有挫折，但正是以退为进，祸为福倚，此后有七年大运，贵不可言。”袁世凯走后，瞿然先生望着他的背影，又补了一句：“此子不同凡人，如宿命论定，必为乱世之枭雄。”当时陈州还有一位名叫段晴川的翰林学士号称知人论世，颇有独见之明，凡经他品题过的人，无不名声噪起。袁世凯也曾慕名前往谒见，段翰林也认为袁世凯将来的功业极可能凌驾于其叔祖袁甲三之上，但才气有余而制艺不足。

分家后的袁世凯尽管已经自立门户，但家里人仍旧希望他走父辈的科举之路，不过袁世凯倒还头脑清醒，他知道自己不是科举这块料，于是他在考虑再三后决定放弃功名，另寻出路。1881年5月，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投奔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吴长庆。

吴长庆和袁保庆是生死之交，当年袁保庆突然病逝的时候，便是吴长庆亲自料理的丧事。当时的吴长庆是淮系的重要成员，他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深受李鸿章的信任和重用。袁世凯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嗣子，吴长庆自然是格外关照，袁世凯去后便在庆军营务处任会办一差。

在军营的日子里，袁世凯受吴长庆之命拜在他的幕府、后来的状元郎张謇门下学习，但袁世凯的文章“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让张謇无从删改，深以为苦。颇具讽刺的是，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处理起军务来却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
历史证明，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当年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袁世凯的祖、父辈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乃至吴长庆等，都是如此。在局势变幻不定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1882年8月，朝鲜突发“壬午兵变”，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廷派庆军入朝弹压。袁世凯也随同进入朝鲜。在朝鲜期间，袁世凯崭露头角，他在帮办军务的时候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器重重，并获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据《容庵弟子记》中记载，在到达朝鲜后，袁世凯在随同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下船探查士兵登陆处，中途因潮退而舟陷于滩，丁汝昌与袁世凯只好赤足而行，在砂石滩上走了数里远。等到登岸时，袁世凯的两足都已破裂，丁汝昌当时半是取笑半是夸赞的对小袁说：“绔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清军进入朝鲜后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便将整顿军纪的事情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在得到吴长庆的全权后，一有犯令者便立刻痛下杀手，树立自己的威信。有一次当地缙绅控诉清军士兵奸戕韩妇，袁世凯得报后立刻徒步往查，并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抓获元凶并亲手刃之。对于清兵吸食鸦片的，袁世凯最为痛恨，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武弁，也有被袁世凯所杀的。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也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制局势并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为受挫。

袁世凯在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现，给李鸿章等朝廷大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机缘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且为之倚重，这对袁世凯的帮助很大。但凡国内有点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侄子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的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袁世凯敲敲边鼓，并在适当的机会为之美言几句。在吴长庆去世后不久，袁世凯便在李鸿章的保荐下，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清廷在朝鲜的“监国”大员，此时的袁世凯不过二十六岁。

由布衣一跃为朝廷的三品大员，这离袁世凯投军不过区区四年时间，这在当时的官场可谓为奇迹，也是袁世凯的老友、在科举上一帆风顺的徐世昌所望尘莫及的。在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而苦苦挣扎时，袁世凯早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谁说成功的道路只有科举这个独木桥呢？看来，选对了路，跟对了人，对一个人的发展实在太重要了，而袁家的三个人（袁保庆、袁保恒、袁保龄）对袁世凯成长道路上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

不过，袁世凯这个位子也不好做，当时的朝鲜内外交困，内有亲中、亲日各派势力矛盾重重，外有俄日英美各方列强的不断窥渗，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袁世凯在朝鲜洋务军事一把抓，倒也从容应对，游刃有余，比一般的举人进士要强得多了。正因为袁世凯的优异表现，朝鲜国王还特赐了他四个朝鲜美女，其中一个还是贵族女子。

不过，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东北亚的局势风云变幻，袁世凯能力虽强，但帝国主义的力量更大，特别是蓄意扩张的日本更是对朝鲜势在必得。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袁世凯被升为浙江温处道（挂名官衔），但仍留在朝鲜。第二年，朝鲜东学党起事，日军在清军应邀进入朝鲜后也大举进入，由于清廷在朝鲜问题上决策屡屡失误，局势终于不可挽回。

袁世凯还算是个聪明人，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他见势不妙，最终想方设法找了个“治病”的借口落荒而逃，回到天津。

《民国往事》：连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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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枪杆子里出官衔

甲午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被李鸿章派赴东北前线，仍旧以浙江温处道的名义协办前敌营务处，负责筹拨粮饷并联络各军。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朝野人士在战后交章上奏，争相向朝廷献言练军之法。

说到练军，那些士大夫基本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和袁世凯比起来就差得远了。以袁世凯当年在朝鲜练就新兵的经验，李鸿章让他做个前敌营务处会办，实在是有点屈才。报国心切的袁老四对此也不甘心，他利用朝廷急于编练新军的心理，组织了一批人帮他翻译外国军事教材，包括训练方法、编制、营中制度等，然后他又结合当年的练兵经验，草拟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通稿》等材料在朝廷大员们中间广为散发，为自己赢得了知兵治事的赞誉。当时很多朝廷大员，如恭亲王、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还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都对袁世凯交口称赞，一致推荐。

这真是奇了。要说上面的那些大员，那可都是当时朝廷最显赫的权臣，怎么会对这不过三十六岁的袁老四如此看重呢？要说起来，这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袁老四的确是有两下子，譬如他那《练兵要则十三条》写得着实头头是道，无论是军律、军饷，还是枪械管理、募兵标准等，样样都说得了点子上，让那些不知新军为何物的朝廷大员们大开眼界，称赞有加。

袁世凯的运气也实在是好，恰好这时编练定武军的胡燏棻被调去督办津芦铁路，袁世凯乘机上下活动了一番，督办军务处的领导恭亲王、庆亲王奕劻、翁同龢和荣禄等人随后便联名保荐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前往小站练兵。有了这些朝中大佬的保荐，事情当然好办。由此，袁世凯便屁颠屁颠的跑到天津小站练兵去了，这也成为他一生事业的发迹之始。

1895年12月，袁世凯到小站正式接管了已初具规模的定武军，在将原定武军的兵额招足到7300人后，袁世凯将之改名为新建陆军。为了把新建陆军建成一支模范军，袁世凯重金聘请了包括退役军官沙尔在内的十几位德国教习，并规定全军使用统一的新式步枪、马枪和快炮，其中大都为德制或奥制的标准化枪械，这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袁世凯治军相当严厉，他亲自制定了新建陆军《斩律十八条》，要求士兵严格遵守，其中如：“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预压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黑夜惊叫疾走乱伍者斩”，等等，犯者定斩不饶。新建陆军的军制也很严密，包括募兵、行军、操典、驻扎等，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袁世凯对军队管理极严，日则督操，夜则巡营，从不懈怠。有一晚袁世凯巡营，偶然发现一士兵偷食鸦片，袁世凯当场拔出佩刀将之手刃，全营为之震惊，自此营中再无人敢食鸦片。

此时的袁世凯，所有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在这支军队上，几乎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在军营中，袁世凯以身作则，他和普通士兵一样，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一副赳赳武夫的样子。在平时的训练中，袁世凯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某次阅兵时突然下起大雨，手下的军官要给他打伞，他一把推开说：“士兵都在雨中，我怎么就不能淋雨？”在建军之初，袁世凯也刻意制造亲善士兵的形象，每次发饷时，他都亲自监督，以杜绝军官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劣习。不仅如此，袁世凯还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甚至连棚头这样的小头目都能叫出名字，很不简单。

袁世凯的努力没有白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新建陆军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在军队的兵营里，到处都是认真负责的洋教习、朝气蓬勃的新进军官、精神饱满的士兵、崭新的枪械大炮，操场上战马嘶腾，果然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模范军！

当然，也不是没有隐患。据说，袁世凯曾在军中明目张胆地树立个人权势，当时各军营都供有袁的长生禄位牌，灌输“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思想。有人说，每天上下操集合时，官长都要问士兵：“咱们吃谁的饭?”士兵们齐声回答：“咱们吃袁宫保的饭！”官长又问：“咱们给谁出力?”士兵们齐声答：“咱们替袁宫保出力！”如此一来，这支新建陆军便成了袁家军，怪不得后来其它人根本无法调遣这支部队。

袁世凯用人还是有一套的，后来北洋军阀的这批风云人物大都是在袁世凯的提拔任用下才脱颖而出的，譬如“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原定武军的各级军官如曹锟、卢永祥、段芝贵等人，就连那些被朝廷革职的甲午败将如张勋、姜桂题、田中玉等人，他们也都纷纷投靠到袁世凯的麾下，为之卖命。

袁世凯练就的这支新建陆军，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支现代化陆军。乱世抓枪杆，枪杆子里出官衔，袁世凯有了这个资本，从此便声誉鹊起，一飞冲天了。但是，凡事有好也有坏，袁世凯是有成绩，但因此招来很多人特别是满清贵族的妒忌，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袁世凯要反清叛逆云云。

当时袁世凯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荣禄也一度听信谣言，他后来亲自到小站去查看，若发现袁世凯有谋反迹象，就立刻加以剪除。不料荣禄去了小站后，发现这新建陆军还真是军容整齐、器械鲜明¬、壁垒一新---完完全全的一支英武之师，当时就给荣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回去后他非但没有对袁世凯痛下杀手，反将之引为心腹，大加重用。由此，袁世凯也就投到了荣禄的门下。

众所皆知，袁世凯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之初表现积极，还为强学会捐过一大笔钱，维新派也将之引为知己，并向光绪皇帝大力推荐。只可惜后来风云突变，袁世凯为了自保，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向荣禄全盘托出，导致六君子喋血街头，光绪皇帝也被软禁瀛台。

乱世出英雄，竖子亦成名。袁世凯靠出卖维新志士而染红了自己头上的顶戴，在戊戌政变后，袁世凯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充分信任，机会也就接踵而至。1899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率武卫右军七千人前往弹压义和团运动。在庚子年中，袁世凯不仅按兵不动，而且在“保境安民”的借口下将原有的山东旧军20营扩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如此以来，袁世凯在保住一方平安的同时，又赢得了中外人士的交口称赞。庚子年后，朝廷重臣李鸿章在临死前特地向朝廷举荐了袁世凯。由此，袁世凯很快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俨然已是年富力强、权势显赫的袁宰相了！要知道，当时的袁世凯不过四十刚出头，他的前途不但远胜于他家的那几个进士、举人大老爷，恐怕老领导李鸿章都不在话下呢。

由于清廷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中惨败，扩大新军的规模也就成为朝野中的共识，这对袁世凯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机遇。1903年11月，经过一番努力后，慈禧太后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由此，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北洋陆军六镇也在两年之后大体编练完成，这也是后来北洋军阀的发轫期。

当时的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不能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袁世凯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个个都是小站出身：第一镇统制先为凤山、后为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为王英楷，后为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是段祺瑞，后为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为吴长纯，后改为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是王士珍，后改为赵国贤。下面担任协统、标统的中上层军官也都是袁世凯的人，比如雷震春、陈光远、李纯、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等。

袁世凯不仅兵练得好，他在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其他方面如开矿办厂、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吏治及兴办新式学堂等事务也搞得有声有色。在袁世凯的领导下，直隶在清末新政中一直走在各省的前列。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还在1905年联名上奏清廷，将沿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废除；而在后来的立宪中，袁世凯也力主改革管制，实行责任内阁，方方面面都显得才干突出，咄咄逼人。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看到日益成长的新军和权势日渐加重的袁世凯，那些满族亲贵不免有些养虎为患的不寒而栗了。的确，袁世凯是很能干，但他又太能干了，而且是个汉人哪。袁世凯那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已经渐渐如脱缰之马，清廷的缰绳似乎有点套不住他了。特别是军队方面，清廷虽然计划编练三十六镇，但除了袁世凯的北洋六镇练成外，其它各省大都没有练成；即使练成的，战斗力也远不如北洋陆军六镇。

袁世凯毕竟不是曾国藩那样忠君爱国、科举出身的读书人，这万一他……哼哼，后果不堪设想哪。

《民国往事》：连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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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载沣要杀袁世凯

时间如同流水，日子总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一转眼便到了1908年。在这一年的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两人一前一后，相隔不到一天。

两宫驾崩后，光绪的弟弟载沣被推上了摄政王的位置。载沣出生于1883年，他在老醇亲王奕譞去世后承袭了醇亲王的爵位，当时年仅9岁。在和光绪闹翻之后，慈禧太后开始有意培养载沣：1900年，载沣被任命为宫廷行走，后来又派往德国代表清廷谢罪；1901年被委派为阅兵大臣；不久，慈禧太后又让他前往军机处学习行走；1908年，载沣成为军机大臣，当时他年仅26岁。光绪龙驭光归天后，慈禧太后安排由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年号“宣统”，载沣则以摄政王监国。

曾有人说，光绪在临终之前，载沣去见过他最后一面。在这次会见中，光绪嘱托弟弟一定要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恨。有人说，光绪在被囚禁期间，每天在纸上画大头长身的各式鬼形，写上“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又经常画一乌龟，龟背写有“袁世凯”三个字，然后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射烂之后还不解气，还要再取下来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飞”。更玄乎的是，还有人说光绪临死前一言不发，唯用手在空中写了“斩袁”两字。

这些传闻流传颇广，听起来也颇象那么回事。毕竟，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干下了出卖友人以图自保的勾当，光绪也因此被囚禁瀛台，“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凯致之”。慈禧太后死后，就连“乱党”康有为和梁启超给载沣写信，说袁世凯是光绪爷被困的罪魁祸首，要求载沣“诛杀贼臣”。看来，在保护伞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的日子是不好过了。

究竟有没有这场传说中的“杀袁”兄弟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载沣上台后第一个要对付的，确实就是袁世凯。在庚子年后，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风光无限，也的确办了不少大事、实事，但问题是，他的势力扩展太厉害了，不管是编练军队还是官制改革，还有预备立宪，他样样都要积极参与。袁世凯不仅朝中有人，门生故旧也是遍布天下，特别是北洋新军里的那些将领，哪个不是袁世凯铁杆心腹、惟其马首是瞻？

　　皇族亲贵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大清王朝本是马上打来的天下，可没想到的是，经过这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后，曾经让满人引以为豪的的八旗劲旅竟然已经不能打仗，重金豢养的绿营也是遇战即溃，毫无用处。在太平军、捻军被镇压下去后，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的势力异军突起，各省督抚多由汉人出任，地方权力过大，结果是尾大不掉，清廷也就开始出现软政权化的趋势。特别在庚子年中，南方的汉人督抚们拒不执行朝廷命令，而且还宣布“东南互保”，这隐约间，清廷实际上已经是失去了半壁江山。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皇族亲贵看着汉人的势力在不但壮大，特别是这几年突然崛起的政治新星袁世凯，他年富力强又党羽甚众，怎能不让那些亲贵们忧心忡忡、夜不能寐。果不其然，载沣刚刚上台主政，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如今朝廷的内外军政，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从前他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善耆等人建议，目前之计，非得痛下决心，快刀斩乱麻，对袁世凯速作处置；不然等袁世凯的势力养成，届时非但不能削除，反有祸在旦夕之虞。

载沣何尝不担心袁世凯。当年在官制改革会议上，袁世凯坚持要设立责任内阁，载沣至今都对袁世凯当时的猖狂劲而记忆犹新。虽然慈禧太后在前两年已早做先手，将袁世凯所辖的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收归陆军部，去年又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表面上看，袁世凯由地方督抚升为军机大臣（位极人臣），但实际上却是要解除他在地方上的军政实权；为防止袁世凯在军机处独大专行，同时又将老资格的张之洞同时调入，目的是对袁加以牵制。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短短的一两年间，岂能轻易动摇袁世凯的势力？更何况，军机处在朝廷中至关重要，要想处置袁世凯这样的军机重臣，必须经过其他军机大臣们的同意，满族亲贵要诛杀袁世凯，谈何容易。

正因为如此，载沣才不敢贸然而行。在再三的思虑之后，载沣和隆裕太后把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来商议如何处理。不料老庆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作恐慌状。在隆裕太后的厉声质问下，奕劻才嗫嗫嚅嚅的说，这事关系重大，得和张之洞商量下。

载沣没办法，只好又召见张之洞。张之洞是汉人大臣，而且已是暮年，他听后不免长叹一声，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在沉吟半响后，张之洞说：“国家新遭大丧，主上又年幼，当前须以稳定大局最为重要，此时诛杀大臣，先例一开，恐怕后患无穷”。他见载沣仍迟疑不定，便又说：“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

应该说，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但这次他说的话却的确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张之洞是为了大局着想还是其它，他的表态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

《民国往事》：连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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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它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和世续，他们都是袁世凯的私党，世续还暗地为袁通风报信。而在地方督抚中，两江总督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是不好对付，但在皇权体制下，袁世凯何尝不慌张？当他从庆王府听到“将对袁不利”的消息后，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1909年1月2日，在严办袁世凯的流言声中，袁世凯迎着冰冷彻骨的寒风，象往常一样前往内廷（载沣主政后，每日都要召集军机大臣商议朝政）。当他走到殿廷的时候，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将其拦住，偷偷的说：“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还是早筹自全之策为妙。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听后，犹如被打了一闷棍，他在脑海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失魂落魄的走回了自己家中。待到稍微清醒，袁世凯急忙把自己的幕僚亲信召来商议对策。属下张怀芝说，情势危急，不如立刻前往火车站乘三等车前往天津，毕竟直隶总督杨士骧是自己人。袁世凯听后立刻起身收拾行装，并在张怀芝等人的保护下前往天津。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本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让张怀芝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

杨士骧倒还镇定，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督署，也不能让人看见他的行踪。正当袁世凯气恼之时，杨士骧的亲信很快登上火车。他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说袁世凯“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随后立刻回京，预备明晨入朝谢恩，不然将会引起更大的麻烦与风波。

此时的袁府早已是陷入了慌乱当中，袁世凯失踪的消息在北京城中不胫而走，一时间谣言纷纷，有人说袁世凯被秘密处死的，也有人说袁世凯畏罪自尽的，一时纷纷扰扰，闹得是鸡犬不宁。直到后来，主持军机大政、负责找寻袁世凯的张之洞听说老袁已经回来的确切消息后，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事后，老张忍不住对左右调侃道：“人家都说我是‘有学无术’，袁世凯是‘不学无术’，我看哪，他不但有术，而且是多术，你看他这次仓皇出走，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谁能知道他躲在哪里？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术’了。”

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三天之后，袁世凯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孤独而凄茫的离开了北京。谁说袁世凯位高权重、不可一世？慈禧太后在死前将他从北洋大臣调入军机，他不也只能乖乖地交出兵权？如今摄政王载沣命他“回籍养疴”，他不也只能磕头谢恩、跌跌撞撞、抱头鼠窜而去，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在皇权专制制度下，能保住一条性命已属万幸，足见专制之毒，不言而喻。

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其私党一个个清除，清末的政坛也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杨士骧于当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隶总督；张之洞去世；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等等。随后，载沣又派自己的弟弟载洵做了海军大臣，另一个弟弟载涛做了军咨处大臣掌管陆军。载沣的这些措施，其实都是那次出访时德国皇帝教导的，那就是：军权一定要掌握在皇族手中！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载沣三兄弟看似掌握了军政大权，但袁世凯的势力实际上远未拔除。事实上，载沣并不是主政的合适人选，在他的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后导致的的威信真空进一步加剧，而清廷软政权化的趋势也变得更加的严峻。载沣的性格天生就比较软弱，口才也不好，在公开场合话不多，也没有什么热情。他这个人从小就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据说他的房中悬有一联：“有书大富贵，无事小神仙”；团扇则录有白居易的一首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

最要命的是，载沣当时只有二十六岁，他太年轻了，也缺少政治经验。想和袁世凯斗，他恐怕还嫩了点。

《民国往事》：连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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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野老胸中负兵甲

再说袁世凯被赶出朝廷后，心里是既羞又愤，但当时的形势已容不得多想，他也只能含怨带屈的带着一家老小，凄凄惶惶的离开了北京城。

按理，袁世凯该回老家河南项城，但这时他还回不去了。原来，袁世凯在庚子年就任山东巡抚时曾严厉剿杀义和团，由于下手比较狠，当时那些支持“义民”反洋的朝廷当权派对袁世凯大为不满，结果是群起弹劾。为平息众怒，袁世凯只得将他时任营官的长兄袁世敦拿出来顶罪，说他“纵勇扰民、残害百姓”，最后予以革职并驱逐回籍。如此一来，原本已是补用知府的袁世敦，其大好仕途便被弟弟毁于一旦。

在这件事上，袁世凯做得有点过分。明眼人一看就是知道，这其实是袁世敦代弟受过而袁世凯弃兄自保，袁世敦做了袁世凯的替罪羊。袁世敦在灰头土脸的回了项城老家后，也就不免含恨在心。数年后，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去世，他希望将其葬入祖茔正穴（刘氏虽然是侧室，但已扶正多年）。当时袁世凯在朝廷中正红得发紫，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他的这个要求却被身为族长的袁世敦（原配所出）坚决拒绝，理由是庶母不得葬入正穴。袁世敦之所以不给弟弟面子，表面上看起来是维护族规、嫡庶之别，但真正原因恐怕还是当年旧事，袁世敦明摆着就是要让这个坏他前途的弟弟难堪，以出出自己胸中的一口恶气。由此，兄弟两人彻底闹翻，袁世凯在气愤之下，发誓再也不回项城老家。

从高位上跌落的袁世凯此时可谓是失落到了极点，北京容不下他，项城老家又不好意思回，后来他只好在河南彰德的洹水北岸买了一座宅院，姑且在此安身隐居。洹水又名安阳河，据说两千多年前，那位纵纵横捭阖的辩士苏秦便曾经提出“令天下之将相，相会于洹水之上”，说的便是此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今洹水依旧万古长流，而昔日的英雄将相却早已化为一抹黄土。

袁世凯之所以选中这里，倒不是因为苏秦的预言，而是这里“前临洹水，左拥太行”，风景极为开阔。袁世凯买下的这座宅院原本是天津盐商何炳莹所修建，后来他觉得过于小气，于是加以大规模的扩充改建。一年之后，这里便成为“洹上村”的巨宅。与周围低矮房屋不同的是，袁世凯的这座宅院四周都筑有高大的围墙，并建有几座威严的炮台。另外，还有两营全副武装的护卫马队时刻保护，更使得这座奇特的建筑不像隐居之所，反象是旷野上突兀的中世纪城堡。

袁世凯的宅院外虽然威严，但围墙内的风情却大不相同。经过精心的修整后，宅内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颇有园林之景象；另外，袁世凯又特意命人在院外凿了一条小渠将洹水引入，由此院内小桥流水，到处泉水叮咚，倒也颇显情趣非凡。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园内还挖了一个大水池，每到春天的时候，池边桃李芬芳，争鲜斗艳；而夏天的时候则荷花飘香，鱼虾成群，每到这时，袁世凯和亲友便前去垂钓，悠哉乐哉。

这座精心打造的花园，袁世凯给它起了个名叫“养寿园”，意思是在此归隐，颐养天年（此时的袁世凯刚刚五十出头）。在彰德隐居期间，袁世凯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清早出去散散步，随后与亲戚朋友下下棋；要不就是和一些来访的文人墨客诗酒吟唱，打发落寞的时光。

文笔一向不佳的袁世凯，这时倒写了几首颇有意思的诗，姑且撷取数句一赏：“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多少有点自嘲之意；“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似乎又有不甘之心；“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勃勃雄心毕竟难掩；最逗的是这句，“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为此，袁世凯还特意将自己那副著名的“披蓑垂钓图”公布于《东方杂志》，以表示自己归隐山林的意思。不过，从那副图上看，袁世凯虽然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看似闭目养神，似有决裂于仕途之象；但其凝望沉思，又隐隐作姜太公钓鱼之状。

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既然要钓，那就钓大鱼，反正是愿者上钩，我自巍然不动。在袁世凯居室的不远处，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这便是这座宅院中最现代、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地方：电报处。在离开京城时，袁世凯特意带回来了一个小电台，其用意不言而喻。

“退隐”后的袁世凯貌似与世无争，流连于山水之间，但实际上却时刻注视着北京的动向。通过电报处，袁世凯的亲朋故旧、北洋军的部属将领、还有他从前安插在政要部门的心腹爪牙，都能及时的与他保持紧密联系，并向他报告外间的一切巨细信息。通过这个渠道，袁世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尽在掌握。

据说，袁世凯也曾一度耐不住寂寞，请了当地一个有名的瞎子给他算命，瞎子告诉他说，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等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后，机会真的来了。

《民国往事》：连载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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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毕竟是练兵出身，眼光老道，他深知此次举事非同小可，绝非洪秀全那样的农民起义和孙中山那些革命党人的会党冲击可以比拟---新军配备的都是火力强大的现代化武装，完全具备了断送大清王朝的能力，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果不其然，武昌义旗一起，山西湖南等省便纷纷响应，其他各省督抚的警报也如同雪花般直飞朝廷，要求增派军队，以防不测。摄政王载沣接到那些警报后，一下子就变得手足无措，只得慌忙召集内阁的一班大臣前来商议。

皇族内阁的这些人，老的老，少的少，没事的时候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要动真格了，这下倒好，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看到这般景象，摄政王载沣气得是手脚冰冷，几乎要掉下泪来。

庆亲王奕劻资格最老，不得不出来打破这尴尬的沉默。老庆说，要保荐一个人，一定可以把革命党搞定。老庆不说则罢，一说便说到了载沣的痛脚上：你说他保的这人是谁？岂不正是那位被赶回老家的袁世凯？

载沣在听了老庆的话后，沉默良久，嘿然不答。

老庆在一边着急了，说：“要不用袁世凯的话，就怕大清要完了。”

听到“完了”二字，载沣不免一个激灵。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只得厚着脸皮派人去请袁世凯。

三天后，奕劻的亲笔信便送到了洹上村，开出的价码请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对于出山的问题，袁世凯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何时出山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袁世凯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先不动声色，试探下清廷的底线再说。

于是，袁世凯摆足了架子，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并以最近“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开价。

袁世凯的借口可谓是冠冕堂皇：当年你载沣不就是以“足疾”为名将我赶出京城的吗？好，现在就给你来个“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先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再说。

说句实话，湖广总督这条小鱼对袁世凯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要知道，袁世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这小小的湖广总督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按袁世凯的要价，至少也应该是数年前他应得的内阁总理大臣位置。

皇帝不急太监急，现在情况不同了，袁世凯有的是资本和时间慢慢等下去。但清廷这边就不行了，摄政王载沣环顾左右，军咨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自己的两个弟弟都是少年亲贵，哪有能力收拾当前的局面。至于受命前去平叛的陆军大臣荫昌，他虽然曾经留学德国，好歹算是懂得一点军事，但他却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更别说打过仗了。

据说荫昌领旨率军前往湖北时，身穿长袍马褂，脚上却蹬着军用长靴，简直就是个“三不像”。这时，旁边有人向他恭贺大任，荫昌眉头一皱：“嗐，我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朝廷让我去湖北督师作战，您说我这倒是用拳打啊，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还算有先见之明，北洋军大都是袁世凯的旧部：统领冯国璋就不用说了，下辖第六镇的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第八协协统陈光远，一个个都不肯用命，荫昌这光杆司令哪里指挥得动。

在军情急如星火的情况下，载沣也只好派出袁世凯的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自去洹上村，看看袁世凯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既然是熟人，袁世凯也没太多废话，当下提出了六点要求：1. 明年即开国会；2. 组织责任内阁；3. 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4. 解除党禁；5. 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 须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袁世凯还特别强调，这六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

徐世昌回到北京把消息一公布，朝中的那些亲贵们一个个跳脚大骂，骂袁世凯漫天要价，骂袁世凯趁火打劫，无耻之尤。但是，这班人在朝廷大骂，袁世凯既听不见也无所谓，反正他的条件一个字都不能改，爱办不办，他可不在乎。

当北洋大将冯国璋路过彰德请求面授机宜时，袁世凯要他暂作壁上观，“慢慢走，等等看”。清廷眼看着武昌火种不熄、各地群起响应，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时候，清廷只得按照袁世凯的奏请将荫昌召回，改派冯国璋为前线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随后，清廷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授予前线的一切军事指挥大权。

兵权到手后，袁世凯才勉勉强强的从河南彰德出发，前往湖北督师。

《民国往事》：连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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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路运动

要说起这武昌起义，还得从四川的保路运动说起。“要想富，先修路”，国人在甲午战争之后民智渐开，渐渐明白这火车原来也有很多好处，而清廷则意识到铁路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随后，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清廷最开始的铁路政策是“合股官办”，但由于当时民间资本和官方资金一时难以募集，因而最初修建的数条铁路主要都是外国投资，由此也引发了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和购料权等方面的问题。

由于担心路权丧失，清廷后来便也倾向于鼓励民间集资、由国人独立建造铁路的方式。1904年，随着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了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变成了国民的自觉运动。

由此，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国人自建铁路也有弊端，因为铁路建设的周期较长，投资浩大，商办铁路往往修筑多年仍未见成效，有的甚至出现“后路未修、前路已坏”的情况。在这些问题中，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困难，譬如当时的粤汉铁路，广东段只筹集所需资金的一半；湖南段筹集了五百万两，不到预算的五分之一；再如川汉铁路，四川虽然筹集一千六百万两，但也只相当于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资的六分之一。

另外，这几个省为了集股修路，又设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片）股，小户、贫农也在所难免，这给当地老百姓增加了不小的负担。更让人心寒的是，铁路公司职员的侵蚀挪用，更是常事。其中最为讽刺的，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铁路，几年下来却已支出一千多万两，账目堆积如山，无法算清。如此商办，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四川在建国前都未曾通火车）。

与此相对应的，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也快，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这和那些办理多年却毫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纠葛下，清廷的决策就陷入了两难境界：继续商办政策，则于铁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要实行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政策，虽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铁路建设，但却必然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触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道理很简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铁路干线国有化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来垄断投资建设，但清廷也没有钱，其措施必然是举借外债，路权流失。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新官上任伊始，便在“皇族内阁”成立后的次日，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推出了一个过于激进的政策。按照这个国务院第一号令，宣统三年（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办的干线，必须由国家收回投资建设。

从道理上来说，铁路乃国民经济之命脉，民间修建和管理确有不妥之处。盛宣怀是搞经济的能手，又曾经营铁路建设多年，他的想法不能说不对，但做法未免着急了点。本来“皇族内阁”就令国内士绅人心汹汹，有气没地撒，而盛部长在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不到半个月，便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巨额借款修路合同，对民意完全无视。

消息传出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士绅民众纷纷要求朝廷收回上谕，并声称“如有外人强事修筑，则立即集全力抵抗，酿成巨祸亦在所不顾”，这和如今招引外资投资内地的热情度对比，国人观念在百年间已如两个世界。

在湖南巡抚杨文鼎和湖广总督瑞澂或软或硬的手段下，两湖的保路运动渐趋消沉，广东的保路会虽然得以开展活动，但也未掀起大的波澜。但四川却风云突变，掀起了更为猛烈的保路风潮。1911年5月16日，川省铁路公司紧急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决定向四川总督王人文请愿。王总督见群情汹涌，只得答应代为上奏，请求暂缓接收，但没想奏章上去后，反遭到朝廷的斥责，说川路公司“亏倒巨款，殃民误国”，连王人文也被申饬。

四川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等人当时控制了川省铁路董事会，他们对于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极为不满与愤慨，因为按当时邮传部的办法，湖南湖北已经募集的路股仍旧照本发还，广东路股发六成、其余四成给无利股票，而四川路股则认为亏空太多，只退还现存的七百余万两，其余责任自负。

对此办法，川路股东坚决不同意。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谘议局议员和各界代表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将股本照数发还。对此，盛宣怀声称朝廷不能代为弥补民办铁路公司因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如果要将已用之款和亏损之数照数发还，就必须要以川省财产为抵押再借外债，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民国往事》：连载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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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拒绝由政府支付川路公司原先亏空的部分股资，虽说有一定道理，但政治决策不能斤斤计较于经济利益，他当时的表现更象一个商人。而川路股东认为，如果让他们继续修建铁路（虽然不知道哪一年才能修好），一旦建成自然可以还本获利，但不让他们继续修建，那已经亏损的损失便永远无法挽回。

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工程在8月中旬被强行接收。消息传开后，川民怒不可遏。在保路同志会的组织下，成都开始罢课罢市，百业停闭，交易全无。为了保证斗争的合法性，成都街头出现一道奇景，市民、商人和绅士们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旁边则用大字写着光绪皇帝曾经颁布的上谕“川路仍归商办”，众人走上街头，据理力争（借用已故皇帝的牌位和圣旨，足见前人极有策略，后人当自叹弗如）。

成都的罢课罢市之风传开后，很快发展成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捣毁巡警局的事件，局势一步步走向失控。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将四川总督王人文罢免，调素有“屠夫”之名的赵尔丰入川。面对朝廷“严厉弹压、毋任嚣张”的朝旨和先帝亡灵的牌位，赵尔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在一片茫然失措中，四川局势并无丝毫的好转，而此时的朝廷也已经失去耐心，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被命带兵前往四川。

严令之下，赵尔丰为保自己前程，他于9月7日设法诱拘了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蒲殿俊、罗伦、张澜等十余人，同时又查封了保路同志会和川路公司及相关的报刊，试图平息事态。随后，赵尔丰又贴出告示，命令成都商民“即速开市，守分营生，如若聚众入署，格杀勿论”。

但是，赵尔丰的恐吓并没有生效。就在告示贴出的当天，便有上千人手捧光绪皇帝的灵牌，将总督衙门团团围住，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群情汹涌之下，总督衙门已成风口浪尖，民众激越的呼喊声和人群的阵阵涌动，令荷枪实弹的总督卫队都为之冒汗（这种局面，十有八九要失控）。

此时的赵尔丰正在后堂，焦虑万分又束手无策。在掂量了许久之后，赵尔丰断然下令：开枪！一时间，督署门口枪声大作，请愿民众一片惊慌，顿时陷入混乱和血泊之中。随后，赵尔丰又令马队出击，彻底驱散人群，当时被践踏者不计其数。

在这场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中，共有五十多名无辜百姓被枪杀或践踏而死，其中年纪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5岁。事后，这些死难者被诬为“乱党”。血案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裁取木板上百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等字，包上油纸后分投江中，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水电报”将消息传遍四川，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闻讯后纷纷展开行动，成都附近的同志军（以哥老会为主）甚至在次日便进攻成都。七、八天后，各地逼近成都的起义军达一、二十万之众，将成都围了个水泄不通。赵尔丰既要防内，又要攻外，顾此失彼，狼狈不堪，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面对四川的危局，清廷随后饬令鄂、湘等６省援军赴川镇压。同时，清廷还催令端方迅速起程西上，并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速入四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但是，受命的官员们对控制四川危局毫无信心，被责令入川的端方和岑春煊都延宕不前，不愿去蹚四川这趟浑水。赵尔丰无奈之下，将蒲殿俊等人全部释放，但也不足以挽回危局。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等人夺取荣县宣布独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由此，辛亥革命的大幕缓缓拉开，而大清王朝已经步入了倒计时。

《民国往事》：连载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