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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一切都得从那个被旗人称为龙兴之地的满洲(东北)说起。

    日俄战后,日本从俄国手里那里拿到了南满铁路和旅大(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这就是所谓“满洲权益”的由来。

  刚开始,日本人脑子还算清醒。一手策划甲午战争的伊藤博文就说过这样的话:“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国领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伊藤并没好心到要做清国的发言人。只是当时稍有见识的东瀛政治家都知道,日本要想独吞东北尚无把握。

  但是日本已经取得的“满洲权益”必须有人维护。换言之,他们需要在中国找一个自己的利益代理人。

  于是,列出了海选名单。其中有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叫做张作霖。

  该介绍一下老张的简历。

  老张是当土匪(东北叫胡子)打家劫舍起家的,即使在民国那些大小军阀中,这出身也实在有些说不出口。比起他的老对手直系老大吴佩孚,那就更相形见拙了,人家那是秀才水平,《春秋》读得如数家珍,抗战后的诗词更有点岳武穆的意韵,一句“叹江山如故"就不是寻常丘八大老粗能吟得出来的。

  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

  张作霖的祖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山东,一种说是河北,反正不管是哪里,有一个事实很清楚:从他爷爷辈起,就是闯关东的,到了他这一代,仍然在闯关东。

  那几代人的命运,在李幼斌版的《闯关东》中可以窥见一鳞半爪。

  其实一开始,关东并不需要“闯”。它是主动招生的。

  满清入关后,东北地多人少,一片荒芜。清政府为了吸引汉民去开荒,什么优惠政策都用上了。

  当时有明文规定,你只要到了东北,就可以把自己当成是在外地开会住宾馆,什么也不用带,连毛巾牙刷都不要。政府会无偿供给你粮食、土地和耕牛,条件是必须加入当地户口,在东北落地生根。

  要知道,这种政策就是到了现代也属于优惠的没边了。

  既不要文凭,也不要资历,转眼间,房子票子车子就都有了,这种好事,到哪里去找?

  可愣是没什么人去。

  估计跟宣传不够有点关系,因为那会交通不发达,不太可能专门组一个考察团,开着车把大家先送到东北去看看,亲眼见识一下当地的美丽富饶。

  至于拍风光宣传片,就是有那资金设备,也不一定有那意识。

  加上中国农民的乡土观念根深蒂固,轻易都不肯抛乡别土,离开祖辈生息之地,这就造成了政策很优惠,但群众并不踊跃的奇怪局面。

  为了完成招生指标,有关方面对勤奋工作于招生第一线的同志也出台了相应激励政策,规定谁能招募到农民来东北的,连科举都不用考就可以给个官做做。

  所谓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到了康熙年间,经过十多年的推广,这条好政策逐渐为大家所熟知,往东北去的农民越来越多。

  这回轮到政府着急了,因为满族人是从东北发家的,这里是他们的龙脉。人少了固然种不成粮食,但太多了,扰了地方清静,这“脉”还能不能延续得下去就成了问题。

  于是清廷赶紧废止招民开垦的政策,并严禁汉人迁入关外,来了个前后两重天。

  但是到了嘉庆初年,老天不给面子,这里闹旱灾,那里发大水,连白莲教也跟着凑热闹,结果河北、山东等地弄得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难民重新开始流向关东,政府也无法禁止,这就是一直延续到近代的“闯关东”。

  事实证明,在闯关东方面,老张同志是有着光荣历史传统和坚强革命意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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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他的奋斗生涯,始终贯穿三个字,一曰赌,二曰混,三曰搏。

  赌是有遗传基因的。张爸爸从前就喜欢在赌场跟人切蹉技术,结果一个不留神,欠下赌债丧了命。由于长期受到这样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老张自己对赌一把也是情有所钟的。从小到大,他从事过的岗位不少,计有小贩、木匠、兽医、相马师、士兵等多种,最后却掷了把骰子,选了胡子这个好说不好听的行当。

  但是老张这一把证明是赌对了。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他所在的辽西地区乱得不成样子,正是胡子这一行大展拳脚的时候,而且老张很快用他的行动证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胡子做得好,也可以争当先进模范。

  不久以后,张作霖“辖区”内的百姓不仅自觉自愿来交保护费,而且对他的人马称赞有加,说他们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比官府都强。

  身处兵荒马乱之中,老百姓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领会,那就是甭管官军土匪,谁拿了保护费就能保你全家平安无事的,谁就是好同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老张是只要一份子钱,如果来了别的什么官军或者胡子,不仅要钱,还可能烧房子杀人。两相比较,人人都觉得老张算得上是个厚道人。

  不过俗话说得好,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很快,张作霖就挨了仇家的刀,被打得落荒而逃。万般无奈之下,老张只好去投奔一个绿林朋友。没想到,走到一个叫做八角台的地方,就有人跑出来截道了。

  当胡子这么久,截别人的道很正常,被别人截还是第一次。老张着实吃了一惊。

  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截道的人是希望他们这帮人马能留下来,给当地商会当团练(相当于现在的保安)。原因是各地盗贼横行,保安早就成了稀缺资源,而且商会招保安,还有个说不出口的忌讳:这保安要是居心不良,一转身变成抢劫犯可就太方便了。商会是土财主的组织,白花花的钱堆在那里,简直就是在诱人犯罪,普通保安要没点定力还真不行。

  张作霖虽是胡子,但盗亦有道,“仁义”之名早已远播,人家做土匪都做得这么成功,做保安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商会早就派人在路边恭候多时了。

  正愁没地方去呢,没想到还能换个有油水的保安做做。这一下可把老张给乐坏了,当即就答应留下来做团练副职,也就是保安队的副队长。

  老张这个人,年纪大了看着不怎样(有元帅照为证),年轻时倒还是个帅小伙。所谓北人南相,长得蛮秀气的,在周围一群膀大腰圆的东北壮汉中很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加上他还念过一段时间私塾,“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类套话说得一溜一溜的。这把他的领导人魅力指数无形中又提升了不少,一来二去,名声太大,以致于原先的八角台团练长(保安队长)都索性让贤,自己做副,把初来乍到的张作霖扶了正。

  看来有时候人长得好看,除了找老婆容易,其它方面也讨巧得很。

  好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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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后,社会上乱了几年,又开始逐步稳定下来了。这对胡子和保安来说,可都不是什么利好消息,两者都面临着下岗危机。眼看饭碗又没了,这时候商会这棵大树起到了其他业主很难起到的作用。

  他们联合起来,向知府(相对于市长)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说此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务必予以重用。历来钱能通神,别人的面子可以不给,商会的面子一定得卖。增市长也想看看这是个什么人,便传令接见。

  一见面,你猜怎么着?“人不可貌相”这句话又失灵了,老张那极具欺骗性的外表和谈吐再次打动了增市长。

  机会赶得巧,正好盛京将军(相当于军区司令)增祺发了个文件,要求下面“化盗为良”,对地方民团进行收编招安。根据文件精神,增市长向增司令打了个报告,把老张带的这支保安队列入了收编名单,并即日进城接受点编(也就是查验人马数量)。

  在与增市长的谈话过程中,为了抬高自家身价,老张免不了要胡吹一把,说自己的保安队有一个营的人(其实只有百来号人)。眼看过几天就要点编了,老张赶忙跑回八角台,四处张贴招贤榜,七拼八凑总算把一个营的人招齐了,他自己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帮办(副营长)。

  这之后,张副营长的主要工作,就是和增市长、增司令这些人搞好关系。然后,他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一步步升迁,逐渐从副营长做到了营长,又做到团长、旅长、师长,直至掌握了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

  在这过程中,他与上司周旋,与同僚斗争,从一个底层的保安队长一直混到了封疆大吏。

  光是善赌,会混,再怎么着也只是一个普通混混的水平,离一代枭雄的标准还差得很远。事实上,老张还能搏。

  能搏并不是说张作霖只会单枪匹马地耍横。他是豁得出去,什么都敢干,但是干的时候又能做到有勇有谋。主要例证是他的剿匪故事。

  老张剿匪?没听错吧,他自己可就是土匪窝里跑出来的。

  没错。老张剿匪了,还剿得很有成就。

  事物的发展逻辑就是这样的:正因为做过匪,所以才要剿匪,也才能剿好匪。

  先收拾地产货。其他人都望风披靡,有一个人偏不卖帐。此胡子姓杜名立三,一向牛气冲天,把地方上搅得乌烟瘴气。偏偏他还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硬骨头,其人双手握枪,弹无虚发。他防守的地盘山寨坚固,易守难攻,官军无可奈何,成为省里挂号的头牌督办大案。时任团长的老张来了以后,想了好些办法,封官许愿,诱捕围追,但都不成功。最后他玩了一招绝的,就是在他的义父身上打主意。

  老张的义父黑山秀才杜泮林,是杜立三的同族叔叔。杜秀才是个书呆子,被老张一骗一哄,就给自己的侄子写了封亲笔信,把杜立三骗了出来,结果一举拿下。

  杜立三是当时辽西最难搞的匪,此匪一除,剩下的小匪自然只能作鸟兽散。老张也因功从团长升到了旅长。

  次剿外地胡子。这是一股主要活动于辽西北一带的蒙古叛匪。辽西北到处都是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环境恶劣,蚊虫乱飞,饿狼纵横,加之蒙古人个个都是轻骑兵,出来作乱时多用奇袭的方式,一人带两匹马,一匹骑乘,一匹备用,来去如风,行踪飘忽,杀了人,掠了货,然后拨马便走,让你追都追不上。

  几百年前,草原部落就用这种方式侵袭汉族边境。几百年后,这招依然管用。骑兵不灵的汉军往往拿这些蒙军骑手仍然毫无办法,政府称之为“巨寇”。老张年轻时当过相马师,后来当兵时,又“精骑击”,历史上是个不错的骑兵,自然训练骑兵也是很有一套的。但一开始也打不着蒙古人,不过他很快找到了办法。

  这个办法就叫做:无间道。

  张旅长派出“杨子荣”一样的角色打入蒙匪内部,取得情报,慢慢地就揪住了这帮叛匪的狐狸尾巴。最后不仅把这帮人打得够呛,还狂追八百里,一直将他们赶出了国境。

  维护东北边境安宁,老张不可没。对蒙匪穷追猛打,则体现了他关键时刻能搏、敢搏、善搏一把的勇气和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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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想说明一点:老张身上那“张大帅”、“东北王”的名号绝非浪得虚名。这是一个集狐狸的狡黠与狮虎的勇猛于一身的人。

  人才啊。要跟他斗,玩阴的、玩狠的你都没辙。作为对手而言,老的老点,嫩的嫩点,总之是找错了人,看错了对象。

  其实日本人当初在东北找代理,一开始对张作霖这样的人也不是很上心。他们中意的是所谓宗社党。

  宗社党并不是一个党派,只是一个团体。

  说起来,这个团体的两个核心人物都与抗战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个大汉奸、大间谋有关。

  这个人就是川岛芳子。两个核心,一个是川岛芳子的老爸肃亲王,一个是川岛芳子的养父、日本浪人川岛浪速。这两人合在一起,变着法地想搞“满蒙独立运动”。如此一来,便合了日本政客的胃口。

  不过,想法是好的,要变成现实就不那么容易了。肃亲王不是老张,赌博既无技术,又欠运气,所以第一把就输了,而且输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老人家冒着千辛万苦,借巨资买来一大批军火,准备通过走私的方式运到内蒙古去,结果被张作霖的拜把兄弟截获了,近五十辆大车的军火白送给了人家,自然“独立运动”就无从谈起了。

  外援接济不上,只能靠草原上自己的人了。宗社党接着又拉拢上了蒙古叛匪头目巴布扎布。巴布扎布也毫不含糊,很有点给人当枪使也幸福的劲头,立即在内蒙聚众起事,并亲率五千骑兵向奉天(沈阳)杀来。

  如前所述,老张在打蒙古骑兵方面已经很有些心得了,几个勾拳下去,就把叛匪给撂倒了。巴布扎布本人虽然骑姿英武,但架不住奉军的炮火凶猛,最终也光荣的“死逑”了。

  日本人眼睁睁地看着宗社党从意气风发走向溃不成军,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阿斗型的选手终究是不能成器的。

  张作霖不失时机地向沮丧的日本政客们伸出了橄榄枝。

  这时的老张又升官了。清帝退位后,袁大头任总统,全国陆军部队进行整编,张作霖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从地方军事职务上,这算到头了。

  可是老张认为这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还需要继续壮大自己的实力,拉起一支足以争霸天下的私人武装,而以老张摸爬滚打多年的经历,深知若无列强作靠山,这永远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日俄战争后,列强中真正在东北能玩得转的就是日本。虽然它没能如愿以偿地从战败国沙俄身上捞到什么战争赔款(白俄是有名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但却继承了南满铁路和旅大的租借权,并且驻有一定数量的军队。

  他们不帮忙不点头,老张就没法真正发达。所以,这边“老日”还没来得及忽悠老张,老张就已经开始准备忽悠“老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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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当上师长,张作霖就向日本关东都督(关东军司令前身)打招呼,说了一大通好话。无非表明两层意思,一层是自己对日本有好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另一层意思是“我办事”,“你放心”,一副惟命是从的样子。

  忽悠完军人,马上又忽悠政客。老张随后又主动了拜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表达的意思也差不多,只是更加声情并茂一点。

  不过,老张的热情起初并没有打动这些日本军政要员的心。道理很简单,那时候上门来拍马屁搞投机的人太多了,都排着队拎着烟酒来的,比张作霖更大的官也没少见。

  老张走后,他们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又一个投巧取巧的。随后便把老张的名片顺手扔进了废纸篓。

  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等到发现宗社党也不行了,日本人终于意识到张作霖还是有几把刷子的,于是逐渐达成了共识:要扶就得扶这样的实力派。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老日”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很为从前漠视这位主动送上门来的“亲日派”感到悔恨,一咬后槽牙,便开始下血本了。

  先是把储存在海参崴的价值百万元的武器拿了出来,卖给奉军,然后是把放在天津的压箱底货倒腾出来:一万支步枪,十二门大炮,都如数交到了老张手里。此时,第一次直奉战争刚刚结束,奉军在关内吃了败仗,损兵折将,狼狈退回。这批军火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又一年,奉军“整军经武”(整训部队),又一下子给运来近四百万的军械。

  就连奉军的兵工厂也是由日本派专家帮助量身设计并建造的。那时除了清末张之洞搞的汉阳兵工厂,整个中国还没几座像样的兵工厂。就靠着这个兵工厂,奉军在军械弹药上已经能做到自给自足。

  除了给东西,还派人。

  日本对内发出了要打工就给奉军打工的号召,前前后后介绍了一大帮子人去给老张做军事顾问。当然这些家伙也都居心叵测,业余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奉军中剌探军情,物色和培养亲日军官。

  不过,就军事素质而论,日本顾问们倒也不是白给的,后来赫赫有名的“关东群雄”,比如本庄繁(后任关东军司令)、板垣征四郎(后任关东军参谋长)都曾在奉军中担任顾问。

  这些人大多是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人人在军事指挥上都不是吃闲饭的,遇到紧急情况时,控制不住表现欲,经常想上去表现一下。遇到这种情况,本着“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的原则,老张也乐得让这些“高级打工仔”上去卖点力气,替他挡上一把。

  比如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被直军追得无路可逃,眼看连家都回不去了。本庄繁跑出来,请求代为指挥。这位未来的关东军司令还真不是盖的,一下子就把直军挡住了,奉军残部才得以顺利撤出关内。

  甚至有时看到作为“自己人”的老张在打架时吃了亏,“老日”连板凳都坐不住,不顾观众不得进入场内的规定,捋起袖子就上阵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愣是把老张的十一人足球队变成了十二人。

  典型事件是阻止郭松龄“叛乱”。

  郭松龄,长得人高马大,人称“郭鬼子”,其部向来为奉军中之精锐。小郭为人恃才傲物,既看不起老派(跟老张出生入死、两肋插刀混出来的那些哥们儿),也瞧不上同为新派的“士官系”(大多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就连对自己的老板张作霖,也经常当面耍态度,给脸子。

  他对老张的看法,除了认为他偏袒老派和“士官系”外,还不满意他“热心内战、对日本妥协退让”。

  面对这样一个愤青,老张也不胜其烦,索性让他出国考察去了。

  考察回来,小郭汇报学习成果,第一项就是要把老张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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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先,他和老愤青冯玉祥约好,老少愤青准备一道手拉手找“卖国贼”老张算帐。没想到老冯没几下就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小郭牙一咬,脚一跺,直接点起三军人马,奔老张在奉天的窝就来了。

  当时奉天空虚,拱卫部队猝不及防,被小郭揍得鼻青脸肿。老张精明一辈子,这回栽在了自己人手上,急得差点儿精神失常,慌乱中,连下野电文都预先起草好了。亏得张作相、吴俊升这帮老弟兄拼死护主,加上郭军自己内部开始闹不团结,才最终得以转危为安。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曾指派关东军赴援,并调动重炮部队阻止郭军进攻,算是在关键时候救了老张一命。

  正是有了日本这个后台老板的“大力援助”,原本并不占有绝对优势的奉系很快就在旧军阀体系中独占鳌头了。

  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日本军政要人们作为“幕后英雄”很是欣慰,接下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收获的季节要到了。张兄应该有所表示了。

  但是他们等啊等啊,等到花儿也谢了,实质性的利好消息却没有多少。莫非张大元帅生病或是突然脑子透逗了,没法理这一茬?

  派人去看了,老张健康着呢,气定神闲,面色红润,比谁都精神,也比谁都精明。人家只是来了个闷声大发财,拿到好处后跟个没事人一样,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日本人明白了,老张没病没傻,只是耍起了无赖。

  这就意味以前在他身上的所有投资都无一例外要打水漂了。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日本人再能装孙子,也没法不被激怒。

  从事前事后的种种迹像上看,如果说耍手腕,很多日本政客都还不是老张的对手,即使是久经宦场考验的老牌官僚。

  这不,老张又伸出了热情的手。谈嘛谈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老张虽出身草莽,却不是那等不讲义气的人。

  事实证明,老张就是这样不讲义气的人。

  他一再伸手,明里是要跟日本人谈判,暗里却是要通过忽悠,再弄点军火和好处过来。

  曾经的山大王经历留给了老张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付日本人,他也是用的从前屡试不爽的三斧头:赌,混,搏。

  他知道日本人想要他做什么。从内心来说,是一万个不情愿。但他心里拎得清,这就是个饵,而且是个百试不爽的饵。有个这个饵,就可以让你想吃吃不下,想吐吐不出。

  因此,他赌日本人再怎么恼羞成怒,也没法明着跟他翻脸。因为还指望着这个饵呢。

  混,则是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不传秘诀。

  其实,通过以往的一次次谈判,日本在表面得到的实惠不少,比如放宽移民限制,取得东北的土地商租权和内地居住权,又比如在东北增设日本领事馆。日本人也曾为之狂喜一阵,晚上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

  第二天醒来,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原先想得挺美,要通过扩大移民的办法,今天二十万,明天五十万,后天一百万,最后使东北的汉人变成少数民族,日本人则成为社会主流,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东北变成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没曾想,你快,人家更快。人老张就是闯关东的后代,搞移民?谁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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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暗中支持和鼓励下,华人闯关东的速度和人数顿时以N倍增长,从内地省份一车皮一车皮地涌入关内的汉民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而且,个个跑得飞快,愣是把拖着木屐走得慢慢腾腾的日本人给甩在了后面。

  更惨的是,等他们好不容易移了过来,竟然发现无房可住。原因是奉天政府发了一条非正式命令,禁止中国人租房给日本人。所谓非正式命令,是相对于正式命令而言的,说穿了就是当事人心领神会,不干不行,却又让旁人抓不到任何把柄的东西。

  依我看,这招最损。

  南方人体会不深,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能听到牙缝里冒冷气。

  上个世纪早期的全球温室效应还没现在这么严重,不用说,东北的那个气候……

  日本人并非个个都是传说中的忍者神龟。于是,十分不堪。

  这时候,老张躲在屋里嘿嘿地笑了起来:小样,还治不了你了。

  想把咱老张当枪使,咱老张就把他当枪使。想忽悠咱老张,咱老张就把拐做成轮椅再卖给他。

  东北二人传的智慧原来是有历史渊源的。

  作为跟张作霖打交道无数的日籍顾问,土肥原贤二对此深有体会。

  提起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的所谓“关东军三杰”之一。

  当时日本培养高级军官是有一个固定套路的,“三杰”基本遵循了这一套路:先上仙台地方幼年学校(相当于军事小学),再到东京上中央幼年学校,然后再进陆军士官学校,最后择优考入陆军大学校。

  能从陆军大学混出来的,那就是标准牛人了。因为这个学校一年总共也就出那么几十个毕业生,碰到打仗还断档,所以一毕业就被哄抢。

  陆大有一个说法,叫做“十年人事”,意思是毕业后十年肯定能升到大佐。土肥原因为有自己的业余爱好,精力分散,所以不得不比别人多花了五年时间才拿到大佐的牌牌。

  这个业余爱好就是特工。这也是作为军人的土肥原与其他“两杰”不同的地方之一。

  东瀛小国虽然自然矿产并不丰富,但两样资源向来不缺——一个叫特工,一个叫浪人。一般而言,这两种职业还是可以互换的,有时特工就是浪人,有时浪人就是特工。

  从土肥原爷爷辈开始,日本就开始研究特工技术了,因此算得上是祖传手艺。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就出了一个最有名的特工明石元二郎。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这明石是谁也替换不了的张屠户,没了他,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就可能要吃带毛猪了。

  明石的公开身份是驻俄武官,业余任务是散银子。日俄战争期间,陆军统共耗用军费三百万(单位:日洋),而这哥们一个人就花掉了一百多万,足足用去了快一半。但是日本人都认为这钱花得值。因为人家搞的那叫隐性战争:给革命党加油,送托洛茨基经费,找士兵玩哗变,反正就是不让沙皇有好日子过。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眼看着前方都快顶不住了,为了给自个看家护院,沙皇老人家始终不敢把欧洲的精锐调到远东来作战。

  明石大佐一个人就等于十个师团。战后日本人如是说。

  不过明石君再能耐,潜伏再有水平,终究是单枪匹马闯天下。有组织有机构的搞特务工作的,还得从青木宣纯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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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木被称为日本“第一个中国通”,此人曾一度混迹于广州和北京,除了会说汉语外,还会说一口广东话。在做浪人兼特工期间,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这类脏事一件都没少干过。

  他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是在日俄战争前后搭上了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并被后者称为“唯一可靠的日本人”。靠着袁大头的帮忙,清木组建了“特别任务班”,下面拉了一帮马贼,打着“满洲义军”的旗号,整天躲在白俄后面捣乱,为日本斗败俄国佬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了后期,日本内阁准备援助孙大炮(孙中山)。清木立即背叛了自己的“老朋友”袁大头,为讨袁运动出谋划策,直到大头称帝不成,一命呜呼。

  青木在北京搞特工时,就像模像样地建了特务机关:青木公馆,还带了一个徒弟——辅佐官坂西利八郎。老青木退休后,坂西拍马上阵,成了日本特工的“第二颗巨星”。

  坂西出道时,也是经青木引荐,走的袁大头这条路。袁大头见他对中国问题谈得头头是道,很是欣赏,便聘他为北洋新军的练兵顾问。

  从老袁开始,北洋政府头头换了一个又一个,前后车马灯似地更迭了七任总统,坂西都是幕前幕后雷打不动的师爷角色,可谓“流水的总统,铁打的坂西”,故日本人又称其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就在坂西也快老朽的时候,他向师父学习,如法炮制地在北京王府井建了一个特务机关:坂西公馆,也带了一个辅佐官徒弟,这就是土肥原。

  纵观这祖孙三代,出身竟然一样,就像是一个流水线上下来的——都是武士之家,都是集军人、特工、浪人于一体,而且都是“中国通”,最妙的是连风格都基本差不多:表面儒雅,内心狠毒,笑里藏刀,老奸巨滑。

  看来,日本在克隆人水平上还真不是一点点牛。

  土肥原算得上是“三杰”中最早出来亮相的。

  相较于清末的青木和北洋政府时代的坂西,土肥原又进一步,相当于前二者的加强版,在善于伪装和阴险毒辣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土肥原平时的标准装束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博古通今的“文化人”,且是“中日友好人士”。他爱说笑,平时大大咧咧,看上去一点心计没有,其实一肚子坏水。北方老百姓送给他一个光荣的称号:土匪源。土匪源,土匪的源头是也,意思是这个小矮子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准保会出点什么乱子,不是政治骚乱就是武装冲突。

  我怀疑以后抗日影片上穿着和服、整天猫在房间里动歪念头的什么佐藤之类家伙,八成都是以他为原型的。

  和关东军其它官佐一样,土肥原开始也把培养奴才的想法寄托在老张手上,后来发现不对了,老张压根就不是什么纯正的奴才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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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闻有两件事对土肥原的触动很大。

  一件事。后期奉军由于屡次入关作战,内部矛盾意见此起彼伏。经常有像郭鬼子这样犟头犟脑的家伙出来给他捣乱,前面打仗,后院起火,一来二去,老张的那点兵力就不够用了,不得不一再向关东军“伸手”。

  关东军乘势狮子大开口,一面答应借兵,一面索要特权。老张满口答应。

  由于以前上张作霖的当着实太多,关东军这次长了心眼,口头的不行,非要老张签约才作数。

  老张眉头都不皱一下,答应下来了。

  关东军这下高兴了。平叛以后,土肥原兴冲冲地来找张作霖,意思是咱们可以践约了。没想到,老张压根就不打算践约,还文皱皱地讲了几句文言文,其中最要紧的就是下面这段话。

  “我以君言而有信,故以私事托之,非公事也。今南满为东三省父老乡亲所有,乃公事也。吾以私事之故卖公众之南满,此非国法所容。是不可听悉尊便!”

  翻译出来就是:我知道你们日本人最讲诚信了(请列位看客千万注意这句,因为下面是有伏笔的),所以就把当初那件私事托付给你们,这可不是公事呵。不过现在事情难办了。我本人虽然答应你们的条件,可老百姓就不见得肯答应了,因为东北是属于老百姓的,这是公事。如果我循私枉法,以私事干涉公事,我就触犯法律了(弄不好枪毙都有可能)。所以呢,只好请你们原谅我,这事没法办成了。

  之后又虚情假意地说了几句好话,无非是这个人情算是我欠兄弟们的,下次请吃饭,我买单(当然这句也不一定是实话)。

  土肥原虽然职业是特务,搞阴谋、说谎话一向是他的专长,但此时也被“忽悠大师”张大帅“无耻者无畏”的水平给摆划得一愣一愣的。

  什么时候签约变成了关东军与老张个人之间的私事了?

  要不是名义上一个是老板,一个是雇员,土肥原简直就要跳起来,揪住老张的衣领大声质问了。

  看着土肥原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的表情,老张面不改色,说不急不急,顾问阁下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那份协议,将会有更多心得。

  土肥原气冲冲地跑回去,翻出协议一看,差点没晕过去。

  白纸黑字的协议上一条条倒是写得很清楚,只是最后老张竟然没签名——可以想见,当时要求签名的时候,老张肯定推托了,说自己文化水平低,明星签名又没练好,字写得不好看云云。

  没对方签名的协议顶个屁用,有点法律常识好不好。见此情景,土大佐恨不得把当时负责签约的文书找出来扇两大嘴巴。

  但是,文书是懂法律的,他知道一份法律协约,如果没有当事人亲自签名(一般是在当事人目不识丁的情况下),盖章也是有效的,所以他果断要求老张盖章了。

  问题就出在这个章上面。原来老张盖的竟然是私章!而不是公章。老张所说的私事,缘出自于此。因为在老张看来,部下作乱,那是家里面孩子自个闹腾,自然是私事。为了摆平这件私事,所以私下跟你们日本人商量,帮点小忙。

  这也是我个人欠你们的情,理所当然也是私事。

  现在那枚张作霖的私章明明白白地就盖在协约上面,咧着嘴朝土肥原笑呢。

  其实日本人不是傻瓜,一向又以做事认真细致著称。如果说一份协议不签名,盖的又是私章,而他们又都看不出来,只有鬼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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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忙是白帮了,算是给老张家义务打工吧,至于那份曾经让人很动感情的协议,如果说还能派上点什么用场的话,就是拿去当手纸用了。

  作为一个以善于与中国人打交道自命的“中国通”,土肥原大佐此时恐怕连死了的心都有。

  土肥原君,你妈在喊你回家吃饭了。

  另一件传闻也与老张的签名有关,而且更是传得有鼻子有眼,可以说朝野上下,老少妇孺无人不知。

  说土肥原这厮自从上了当以后,总想在老张身上找点茬。一次他又主动邀请老张参加酒会。部下怕日本人放暗箭,劝他谨慎从事。老张一想,枪林弹雨老子都不怕,还怕喝酒。

  咱东北人个个都是好酒量,拍拍肚子就去了。

  酒席宴前,老张放胆豪饮,酒没少喝,话没少说,可是滴字不漏,说到有关“铁路”啊,“移民”啊,“驻军”啊这些敏感话题,就“今天天气哈哈哈”地绕了过去。

  见斗酒占不到什么便宜,土肥原便捉摸开了,都说老张胡子出身,文化不高(连初小都没毕业),签协议时又没见他亲笔写过字,不如趁机将老张一军。于是便提出来让张大帅给赏个字。

  本意是想让老张当众出丑,没想到老张不假思索,拿过纸来挥毫就写,一个“虎”字刚健遒劲,尽得文采之风流。

  土肥原暗暗吃惊,心说老张土得掉渣的一个人,斗大的字识不得一箩筐,怎么写两字这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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